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岑春煊在奉旨启程赴任途中，突然转道北京入觐。由于事出意外，庆、袁不及阻挡，乃得顺利面圣。按袁世凯的说法，岑氏此来，“有某枢暗许引进”，其自指瞿鸿禨。派系对立愈明，而战云密布。
据岑春煊自述，彼到京后，共入对四次，每次均痛诋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导致政治腐败的种种劣迹，并自陈“意欲留在都中，为皇太后、皇上作一看家恶犬”，[65]语甚深切，两宫不能不有感，随令岑春煊留京补授邮传部尚书。尤有进者，岑氏才刚受命，马上面参该部侍郎朱宝奎，且竟只因面参之语，而非具体罪状，慈禧便准革了。无怪乎“都人士群相惊告，诧为异事”了。更重要的是，朱宝奎乃袁世凯派下人马，岑春煊此举，形同向袁氏下战帖，且展示慈圣之优宠。
然而，就在瞿岑联机看似风向益顺之际，四月中事态却发生急遽翻转，政潮也者，此时方见浪高。四月十七日，朝命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虽经彼称病请收回成命，不准，仍饬着即赴任，连请赏假，都毋庸议，只能黯然就道。
其事何以如此，庆、袁以何可令慈禧帘眷一夕而变的手法对付岑春煊，就不难看清。平心而论，几位亲庆邸的满汉大臣如何向慈圣缓颊，还在其次，重点是庆王十六日独对时，显然以慈禧最忌讳的戊戌前事为打击点。清代笔记资料中有此一段，合理地串联了庆邸独对时对其“下药”的药引：
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66]
我们很难判断，其时服阕复起，急欲有所表现的岑春煊，是为了理念相通而加入保国会，抑或是视变法时尚为晋身之阶，但岑氏积极的表现，确乎在当时有不错的结果。只是当日所赖以简放者，今日却成为更上层楼之绊马索。加上岑氏所推举者，如郑、张等人，不能不让慈禧联想到昔日的翁系南派，乃至康、梁一党，加上盛宣怀又与袁世凯对头，于是“推翻大老，排斥北洋”的文章便很好作了，一旦再延伸至“为归政计”，即谋翻案戊戌，归政光绪，那就触及慈禧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了。如此，即令眷顾如岑春煊，也承受不起此讦浪的冲击。若还有人以诈术加之，再深厚的君臣恩义，怕也难挡祸厄。
岑春煊既经驱离，瞿鸿禨置身权力核心的时光，遂亦进入倒数。瞿鸿禨宦途跌踬，约在半月后。其事之曲折，不亚于岑事，先看事情基本样貌：
善化得君最专，一意孤行。适内阁官制成，力排项城援引之某某等，一律退出军机；嗣以枢廷乏人，复召桂抚林赞虞中丞为助。项城暨某某等为之哗然，思有以报复。善化恃慈眷优隆，复拟将首辅庆邸一并排去。两宫意尚犹疑，讵讹言已传到英国，伦敦官报公然载中国政变，某邸被黜之说。适值慈圣宴各国公使夫人于颐和园，某使夫人突以相询，慈圣愕然。嗣以此事仅于善化独对曾经说过，并无他人得知，何以载在伦敦新闻纸中？必系善化有意泄漏。天颜震怒，项城探知原委，利嗾言官奏劾。善化薄有清名，言路不屑为北洋作鹰犬，一概谢绝。重贿讲官某，上疏指参，善化竟不安其位而去。[67]
关于此事之相关说法不少，最常被提及的说法，当为瞿鸿禨在当日独对后，将消息透给了在京办《京报》，以为瞿派喉舌的学生兼姻亲汪康年，汪氏转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高某，结果该报揭露此一讯息。[68]但也有论者以为，在丁未春夏之交，庆王眷已稍衰，是各方都能感见的，而预测政局将变，未必需要有瞿鸿禨透露情事。[69]重点是，这提供给庆、袁一派借以攻击瞿鸿禨的话头，纯粹是政治上的操弄；而前引文中，接受重贿，出头告发的某讲官，即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
善化既倒，岑春煊滞留上海，亦已乏援而无观望之机，但贿恽出手的人，显然欲求除恶务尽，遂令恽氏以今日看来都嫌夸张之情节，配上煌煌之理，必令瞿岑联机全溃，且亦真达目的。三天后，朝旨令岑春煊开缺养病，以示体恤。尤有进者，军机大臣中原受瞿鸿禨支持的林绍年，同日也一并外放河南巡抚。枢垣之内，再无反庆、袁的积极力量。丁未政潮，到此定局。不过，今日当我人检视恽氏日记时，赫见上述两日记事之前，都有断漏，且未补录。劾瞿的五月六日条之前，由四月十二日以降至当天均失记；而劾岑的七月初一日前，则溯自五月初九日以下，亦皆失记。衡以通篇，极属特例。若此非意外或力不可及之疏失而致，那就使丁未政潮期间，派系操作之深刻，因此一配角，更添斧凿了。
丁未政潮以瞿岑联机兴波，却反由庆、袁一派获得最终优势，此于领枢的庆亲王奕劻而言，自是得利最多者。综观慈禧三度听政，手握权柄四十余年来，大抵历经三位满洲亲贵重臣辅政的时代，分别为恭亲王奕、醇亲王奕，与此时的庆亲王奕劻。其中，恭王虽与慈禧始终存在权力矛盾，彼此拉锯逾二十年，但其辅国才具与识见，毕竟堪称亲贵中第一等，也协助创造了同光中兴之局。醇亲王奕一般认为才不及乃兄，而庸懦则远过之，注定受制慈禧，但至少不是断送天下的类型。及至庆亲王奕劻，干才能否与前二王相比，更见疑问，但贪婪好货的性格，只会使政治运作更趋堕落。衡此三王之数组，也真不能不说此亦气运所系了。不过，由慈禧用人之流变，尤其经庚子大祸后而以庆王领枢，一定程度反映历经庚子、辛丑一番磨难的慈禧，更在意权力的稳固掌控，与臣工的绝对忠诚。以此观察丁未政潮的起伏与结局，对慈禧而言，贪庸无能但于慈禧几无威胁的庆邸，似乎比臣节清明、谨饬干练，却存在某种“为归政计”之可能心思的瞿岑联机，要相对安全。心态若此，亦毋怪西后柄政以来，权力格局愈趋狭隘了。
相对于庆邸安度危机，袁世凯与北洋系在这场政潮前后的处境，就要更审慎地看了。先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中央官制改革，袁世凯与北洋系原本主推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方针，不意前者仍存，而后者不立，反而在新设各部中，多了些形同削弱北洋系实力的单位，其中，由满洲少壮亲贵铁良出任大臣的陆军部，将依规制统率北洋六镇，此等于削夺了袁氏倚为根本的军权。更重要的是，丁未政潮后，因着瞿鸿禨与林绍年的开缺及罢直，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日被内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袁氏且接任外务部尚书。看似高升枢垣，进入权力核心，实亦令袁世凯与北洋切割了。无法稳控此依恃，对袁氏之影响，很快就浮现了。
汉人益孤，抑满人益孤？——由抑制北洋到“皇族内阁”的晚清派系终曲
据说就在奕劻的举荐下，丁未政潮之后，袁世凯入军机行走，但以慈禧有意制衡袁氏，乃令汉臣大老张之洞同直。此外，也为了防奕劻与乃子载振他日声势，醇亲王载沣也受命行走军机。[70]慈禧此虑，本不可不谓周延，但历经近半世纪的风光与跌宕，慈禧毕竟以老病力衰，很多事无法如早期一般细审独断了。于是，充满不确定感的晚清政坛，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自将趋于激烈。
先由北洋系与袁世凯观之。自袁氏入直军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袁世凯保荐的杨士骧接任。杨家兄弟三人，相较乃兄士燮与士琦，士骧才具被认最庸，但官至最高。[71]但有士骧掌门，袁氏尚可调度北洋资源，维持彼所擅长的人脉经营。此反映于各部卿贰与巡抚之任，就有14人之多；其余部丞与监司守令，尚多有之。[72]看似北洋系不衰反盛，实此一强势，也造成亟欲用事的少壮满洲亲贵，对北洋系的疑忌与敌意。
此际朝中派系，袁世凯的北洋系几乎已是汉官僚主导的唯一流派，且一定程度倚结庆亲王奕劻，方能内外通透。张之洞虽是大老，毕竟几近孤立，只能以个人资望撑持晚景。于是迈向落日时分的派系折冲，但存袁系北洋，与自原汉官僚派系结构崩坏后，峥嵘纷出的满洲少壮亲贵在小格局中困斗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在至今仍争论不已的两宫相续上宾后，因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而成监国的载沣，立刻展开意图瓦解北洋系势力的动作。首当其冲的自是袁世凯。后人有谓载沣掌政后之动作，乃为报其兄德宗因戊戌项城密告，而至晚期形同废帝之仇怨，或彼入直军机期间，每遭袁氏以其少不更事，而不假辞色地见轻，等等；但若由满汉势力自戊戌解构后的斗争，平心观照，显然将成朝局核心的监国，图以彻底瓦解北洋系，巩固复古式“满主汉从”格局的积极用心，毋宁更切实际。于此，眼界与谋略有限的载沣，初时想杀袁世凯，以收彼等所视镇服朝野之疾效，也就不甚意外。时论云当下奕劻等辈“不敢置一词”，但因张之洞的争取，才让项城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73]然而，若由传统派系“恩庇侍从”体系的惯性思考，袁氏留此不绝如缕，只要沉住气，自有契机现于他日。
闲废了袁世凯之后，新掌大权的监国意图瓦解北洋系的作为，仍未收手。自宣统元年（1909）初起，砍刀转向袁氏以下的派系成员，检视当年清代职官年表，包括陈璧被革去邮传部尚书，永不叙用；学部左侍郎严修被迫休致；原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此时倒是调回北京接陈璧的遗缺，但广大的东三省区域治理权，由锡良接手，而且锡良一到任，便以贪污罪名革去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展开对北洋系人马的整肃行动；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亦告休致，彼所经营的北京警察体系，也一并交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在当年六月病故，朝命端方接任。转至宣统二年，刚由候补侍郎接任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称病休致；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撤职；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也获照准。上述人等，自袁世凯建构北洋系以来，多属腹心之辈，受袁氏去位影响也最直接。
不仅如此，逐退袁世凯之后，载沣立即另编了两协近卫军，由良弼出任训练大臣并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任军咨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任海军大臣，管理海军，监国则制高掌握中央军权，满洲亲贵掌握军事实权的用心甚切。此外，为有效松弛北洋各军中间领导干部结构，载沣尝试以留日学习军事的非北洋系精英，逐步取代北洋人马。[74]凡此激进之手段，当然有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但也考验这批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亲贵的政治实力。如若实力与企图不相比肩，在操切中自暴其绌，则他日受抑者反扑力道将更强势。
宣统三年四月，历经漫长的等待及“预备”，清廷终于裁撤自清初以来形同权力机制运作核心的内阁及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内阁以总理大臣为首，协理大臣两席，以下由外务部至理藩部共十部，各设大臣领部。不意首届内阁名单一经公布，舆论大哗，因为十三席大臣之中，由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以降，加上两协理大臣与十部大臣，满洲籍官员即占了九席，当中甚且有六席是宗室亲贵，令原本因预备立宪期过长而备感失望的舆论，更是跌落谷底。时人以“皇族内阁”相讥，恐怕已经是非常表象而自制的反应了。
事实上，由当时内阁名单发表之初，一些当事人第一时间的动作，便可提供我人观察刻下清廷各种政治势力间暗潮涌动的迹象。先是新内阁成立当天，总理大臣奕劻与两位协揆那桐及徐世昌，均上折奏请辞职，后经上谕慰勉，才接受任命。[75]根据监国载沣的胞弟载涛其后回忆，请辞协理大臣的那桐与徐世昌两人，竟皆表示自己才绌，而已经罢退两年多的袁世凯，其能力十倍于彼二人，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际艰难等。徐世昌本即北洋系要角，如此说法尚可理解；但那桐是满洲籍重臣，竟然也这么掺和，这便耐人寻味了。[76]
局势演变至此，原支持立宪人士多认为清廷坦然面对时局的诚意不够；更鉴于自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到立宪变革，都只是在清政权原有体制内包袱重重地原地踏步，无法满足救亡图存的迫切期望，遂开始转而支持从体制外彻底除旧立新的革命运动，终于造就宣统三年武昌起事后，以十四省谘议局人士为中心之独立观变形势，最终迫使清室黯然交出政权，创造了走向共和政体的全新格局。
当然，武昌之事，有如压垮载沣监国政权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宣统三年九月，由总理大臣奕劻与那、徐两协揆联名上的《自请罢斥另简贤能组阁折》，形同与载沣摊牌，逼迫摄政王让路，请袁世凯出山，其中“退避贤路”一语，与其目为自陈，毋宁乃明示要载沣站到一边。北洋系在袁氏跌踬后，依然在监国解权压力下，运用原有人脉与资源的持续暗抗，配合满洲亲贵间三年来的权力矛盾，终于造就袁世凯的再出掌权，出任总理大臣，改组内阁；当年十月，隆裕皇太后颁下懿旨，让载沣引咎退居藩邸，责归总理大臣与内阁承担，袁系北洋最终以实力与时势辐辏，成为晚清政治派系升沉变异的总结者，也为有清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画下句点。这个句点所以巨大，不止在它代表一个王朝的终结，更在北洋系的本质，与晚清以来派系政治运作的逻辑，将为民国政局带来的各种影响。
* * *
[1] 本章由林文仁撰写。
[2] 王闿运《独行谣》即有“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之句，以名此例。参见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9，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3，第363页。
[3] 相关析论，可参见董守义《恭亲王奕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宝成关《奕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等等。
[4] 《清史稿校注》卷394，“国史馆”，1988，总9912页。
[5] 吴相湘编著《晚清宫廷实纪》，正中书局，1988年重排版，第51页。
[6] 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Jr.）在其所著《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一书中，对此有多处论及。尤其该书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内“北人与南人”一节，述之最详。
[7] 清史研究先行者孟森，对各案俱曾有文章考述，见其《明清史论著集刊》，南天书局，1987，第391—452页。
[8] 赵中孚编辑《翁同龢日记排印本附索引》（以下简称《翁日记》）第1册，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出版，成文出版社发行，1970，同治四年乙丑二月廿二日条，总269页。
[9] 《晚清宫廷实纪》，第87页。
[10] 《翁日记》第1册，同治四年乙丑四月十五日条，总273页。
[11] 见王闿运《祺祥故事》，黄濬著，许晏骈、苏同炳合编《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联经出版公司，1979，第463页。
[12] 王为浙江仁和人，咸丰元年（1851），沈桂芬放浙江乡试副主考时取中举人，并于次年与李鸿藻、景廉同成进士。沈、王间师生之谊，早有其来。这也难怪王之入枢，议论纷纭。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第554页。
[13] 《晚清宫廷实纪》，第109页。
[14] 有关“四谏”之说法，不同著作中往往各有记载之差异处，此处则依《清史稿》之说。参见《清史稿校注》卷451，总10487页。
[1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第199页。
[16] 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288页。
[17] 《越缦堂日记》第12册，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条，总6998页。
[18] 参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总421页。
[1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南天书局，1994，第212页。
[20] 《翁日记》第3册，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五日条，总1038页。
[21] 《翁日记》第3册，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十日条，总1039页。
[22]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310—320页。
[23] 《越缦堂日记》第11册，光绪六年五月十三日条，总6382页。
[24] 《三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光绪八年十月廿七日），《涧于集·奏议》卷2，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总343页。
[25]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第310页。
[26] 《请罢斥枢臣王文韶折》（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涧于集·奏议》卷2，总326—328页。
[27] 《翁日记》第3册，光绪八年壬午十月廿二、廿四日条，总1195页。
[28] 《法越之事请严备北圻折》，《涧于集·奏议》卷3，总469页。
[29] 《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上册，总392页。
[30] 《清史稿校注》卷443，总10417页。
[31]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第503页。
[3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光绪十年三月己丑日条，中华书局，1958，总1677页。
[33] 《清史稿校注》卷443，总10418页。
[3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十九年十二月辛亥日条，总3291页。
[35] 《清史稿校注》卷472，总10707页。
[36]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57，中华书局，1987，总4495页。
[37] 参见恽毓鼎等《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第90页。
[38] 恽毓鼎等：《清光绪帝外传（外八种）》，第90页。
[39] 翁出任户尚在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廿九日，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光绪十一年十一月癸亥日条，总2045页。同日接其工尚遗缺者，为潘祖荫。
[40]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光绪十年十月壬午日条，总1844页。
[41] 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3，第58页。
[4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二十年五月戊寅日条，总3407—3408页。
[4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光绪二十年六月丁巳日条，总3426—3427页。
[44] 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第26页。
[45]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上册，卷13，大通书局，1997，第256页。
[46]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上册，卷14，第273页。
[47] 《翁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二日条，总1891页。事实上，李鸿章似非全无战意，只是过于偏重外力，而显得处处被动，其婿张佩纶曾记：“是日，俄使来，合议无成，合肥甚愤，始决用兵意。然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见张佩纶《涧于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年六月七日条，总2332页。
[4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上册，卷14，第275页。
[49] 《翁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条，总1899页。
[50]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第974页。
[51] 《翁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条，总2128页。
[52] 相关分析，参见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405—408页。
[53] 参见濮兰德、白克好司著，张宪春整理《慈禧外记》，陈冷汰、陈诒先译，珠海出版社，1995，第102页。
[54]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杨肃献译，联经出版公司，1983，第109页。
[5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甲辰日条，总4093页。
[56] 许晏骈：《翁同龢传》，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第389页。
[57] 《翁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三日条，总2178页。
[58] 孙孝恩、丁琪：《光绪传》，人民出版社，1997，第349—350页；许晏骈：《翁同龢传》，第398—400页；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第540—543页。另，在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118页，对时人及后世学者持此说者，亦做了一番整理，可供参考。不过，萧氏个人对此种见解并不同意。
[59] 孔祥吉：《翁同龢与百日维新》，氏著《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第192—194页。
[60] 有关荣禄力阻后党中人拱着慈禧搞废立之情形，自以王照所述最详，也最为人所熟悉。参见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附吟草四种）》，文海出版社，1966，第542—546页。另，王闿运后日曾有《荣文忠故宅诗》云：“丞相新居近御垣，当年枥马夜常喧。宫衣一品二朝贡，门客长裾四海尊。调护无惭狄仁杰，池亭今似奉诚园。只应遣恨持节使，重对茶瓜感梦痕”，其中亦及谏止废立事。参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民国三年闰五月十日条，总3316页。
[61] 《清史列传》卷57，总4499页。
[62] 学者曾分析袁氏善于治军的几个层面，包括“采用现代化的军队编制”“开始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实行厚饷制度”“充分满足官兵们对于升迁的愿望”“建立铁的纪律”，印证袁氏以实力崛起，诚非侥幸。参见苗长青《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198—202页。
[63] 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第27页。
[64] 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册，四季出版公司，1979，第226—227页。
[65] 岑氏入对的相关忆述，见岑春煊《乐斋漫笔》，第29—31页。
[66]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15页。
[67] 《梦蕉亭杂记》卷2，第99—100页。
[68]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总579—580页。
[69]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总1872页。
[70]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1页。
[71]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72页。
[72] 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册，第177页。
[73]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总406—407页。
[74]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9，第157—158页。
[75]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总688页。
[76] 相关讨论，可参见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总296—2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