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开新篇的第一章。众所周知，洋务运动虽然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某些条件，但它本质上是属于中国传统体制范围内的自强自救运动，虽然因为技术和经济的新因素而撬动了某些管理体制的创新或变动，但基本上还局限于地方的层面。戊戌变法就不同了。它是由国家政权的顶层发动的，它的目标是要变更整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传统体制，是要朝着现代国家体制的方向迈进的，它的推动者不仅具有国际的视野和标准，而且具有历史、现实、未来三者贯通思考的理论体系，尽管其体系的内涵并不成熟，但向现代国家迈进的努力基本上是自觉的。不过，无论是变法推动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变法需要的客观条件，当时都存在多方面的局限，使实际上所展现出来的变法的面貌与现代国家体制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异。开创中国近代新历史的戊戌变法大致可从四个部分来认识，即甲午战争的深度刺激、变法诉求的步步升级、变法举措与阻力的较量、政变发生的内外因由和结局。
一 甲午战争及其深度影响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另一方面，随着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和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掀起的改革和革命也在快速酝酿之中。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之战
日本自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将对外侵略扩张立为基本国策。其近期直接侵犯的目标就是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由于这些地区藩属或直属中国，中日之间的外交纠纷从此接连不断。187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在朝鲜租地、沿海测量和领事裁判权等多项特权；1882年，又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日本可在汉城驻兵。1884年日本趁中法交战，清廷无暇东顾之机，策动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清军协助朝鲜国王平息政变。日本派伊藤博文来中国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规定朝鲜如发生变乱，中日两国若派兵进入朝鲜，应先互行文知照。日本深知，欲侵占朝鲜，必须战胜中国，甚至灭亡中国。日本军内提出的总目标首先是击败北洋舰队。于是日本加快建设海军，明治天皇下令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建造舰艇。为造舰，天皇谕令节省宫廷费用，文武官员缴纳薪俸十分之一。而中国则相逆而行，截取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使海军建设处于停顿状态。至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种舰只30余艘，计6万余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出动2500人。日本见挑战清军的机会到了，派入朝鲜的陆军增至7600人，大大超过清军数量；而且有8艘军舰到达朝鲜海面。如此架势使朝鲜政府深感不安，要求中日同时撤军，中方同意，日方拒绝。清政府想让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军，但无结果。日方提出中日共同参与改革朝鲜内政，清政府反对干涉朝鲜内政。日本政府指示驻朝日军进攻朝鲜王宫，国王李熙被禁，大院君李罡应被迫命外务衙门废除与中国的通商条约，并委日军以驱逐清军之权。中日冲突如箭在弦。7月25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向中国北洋舰队实行海盗式袭击，掳走中国运输舰“操江”上官兵83人、饷银20万两、大炮20门、步枪3000支和大量弹药，击沉中国租借英国的运兵船“高升”号，致使船上1116名官兵中871名葬身大海。8月1日，中日宣战。战争分别在陆路和海上展开。陆路的首次大规模战斗是平壤之战，清军1.3万人，日军1.6万人。清军将领马玉昆、卫汝贵率部在城南英勇抗击，从凌晨战至下午2时，日军死伤400余人，被迫后撤。城北日军集中7000多人，分两路向清军堡垒发起攻击。清军将领左宝贵率1500人迎敌，时左宝贵突患右偏中风，仍力疾视事。以往临敌，他总是衣士卒衣，此次他特服朝服，誓与守城共存亡，两次受伤，仍坚持在炮台指挥，复被炮弹击中胸前阵亡。[2]日军伤亡近300人，最终攻占了玄武门。在日军疲惫已极的情况下，清军统领叶志超下令趁黑夜弃城北逃，遭遇日军伏击，伤亡和被俘2000余人，价值上千万的军用物资落入敌手。清军元气大伤。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攻入中国本土，一路渡过鸭绿江，清军3万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抵挡不住。日军为夺取奉天（今沈阳），向北袭占连山关，但在摩天岭被清军灵活机动的战斗所困，转而西占海城。清军多次发起规复海城的战斗，与日军在辽阳东路相持不下。日军第二路从花园口登岸，攻占金州和大连湾，向旅顺推进。11月下旬，日军进攻旅顺。清军虽奋力抵抗，终被日军攻陷。日军发出命令：“凡穿着平民服装，疑为清兵的青壮年者一律诛杀。”日军屠城4天，“户内户外到处是尸体，横积在路中央，通行无法落足，必须踩在尸体上面才可以通过。船坞广场向东西方向辐射的东街、中街、西街，每条街道皆尸体满地，尸体总数少说有两千具之多。沿海湾向西逃亡者遭到路上的射击，海中漂浮许多被射杀者的尸体”。[3]日军侵占旅顺后，第一师团北犯以解辽阳东路之困。1895年3月上旬，日军3个师团会师田庄台，结束了辽阳南路的战斗。陆路战场，日军虽消耗极大，但胜多败少，处于优势地位。
海上战场，黄海海战是中日海军实力的一次决战。1894年9月17日，战斗在鸭绿江口以西的大东沟附近海面打响。日本舰队12艘舰只投入战斗，吨位40849吨、平均航速每小时16.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为每小时19.4海里）、各种口径速射炮97门。北洋舰队10艘舰只投入战斗，吨位31366吨，航速每小时15.5海里，没有一门速射炮。双方相持不久，日舰即从右翼绕攻我弱舰“超勇”“扬威”，我“定远”“镇远”冲上前去将日本舰队拦腰截断，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赤城”舰舰长毙命，三舰逃逸。日舰转而前后夹击北洋舰队，我督舰信号装置被击毁，提督丁汝昌受重伤，在指挥失灵的危急之中，诸舰各自为战，“定远”中炮起火，“镇远”“致远”急驶上前掩护，使“定远”得以灭火突围。“致远”身中多炮，全速直冲日舰“吉野”，被敌舰击沉，邓世昌、陈金揆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随后“经远”亦沉没，“济远”“广甲”驶离战场。战斗历时4小时又40分，我“镇远”“定远”在敌舰的围攻中沉着应战，配合默契，坚韧顽强，以寡敌众，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4]黄海海战，中国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其余各舰受伤程度轻重不一；阵亡官兵90余人、溺毙官兵600余人、受伤200余人，合计890余人。日本方面虽无军舰沉没，但各舰亦无不受伤，“赤城”“比睿”“西京丸”损伤尤重，“松岛”差点沉没，不得不将旗舰改换为“桥立”；其阵亡官兵90人，受伤208人，总体伤亡只及中国方面的三分之一。[5]如此结局，实在发人深省。
陆路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别是旅顺口失陷，更使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开始欲对困守威海卫基地的北洋舰队施以诱降，为丁汝昌所拒，日军遂从荣成登陆，分两路对威海卫实行抄袭。增援的清军刚入山东，又以京畿吃紧调头北上。1895年1月底，日军开始向威海炮台发起攻击，炮台守军在港内“定远”舰的配合下，击毙日军指挥官大寺安纯少将，在顽强坚守中全部战死。威海陆地沦入敌手后，日军得以水陆夹击刘公岛守军和港内舰只。炮火连天之中，陷入绝境的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饮药自尽。北洋舰队的覆灭使中日战争转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关条约》与卫台战争
自中日冲突之起，清廷内部主战主和，意见不一。日军突破鸭绿江防之后，慈禧更倾向于求和，先派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和李鸿章私函东渡，但日本政府不予接待。清廷又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日本政府对中国代表虽予接待，但以全权不足为由，拒绝开议。北洋舰队覆没后，日本政府认为近期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战争进展已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战争的巨大消耗已导致国内矛盾加剧。“社会宛如被一种政治恐怖所袭，惊愕至极陷于沉郁，忧心忡忡，我国要处似有随时有受三国炮轰之虞，无人高谈匡救目下大难之大策。”[6]因此亦愿尽速结束战事，开展和谈。日本要求中方派出能办大事有名之员，并给予十足全权责任。1895年3月19日，以全权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中国议和代表团抵日，于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停战条件是要占领山海关、大沽和天津，而且停战期间中国须负担日军军费。中方对此不能接受，将之搁置。当李鸿章返回寓所途中，有暴徒朝他开枪，击伤面颊。日本怕中方中止谈判，更怕列强干涉，允诺停战三周，随即签订《中日停战协定》，但停战区域不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3月底，日方拿出《和约底稿》，提出：中国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在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再开放七处为通商口岸。李鸿章一面竭力辩驳，一面密电清廷请示。日方掌握了李与清廷往返密电的内情，依据内外形势，将条件稍作调整，踩住底线不再松口，且态度极为傲慢强硬。直至第七次谈判，清廷亦无计可施，只好指示李鸿章与之订约。
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于马关之春帆楼正式签约，条约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另约规定：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7]
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丧权辱国无以复加，激起强烈反响。国际上俄、法、德三国怀抱各自的目的，也应中国的请求，联手干涉日本割让中国辽东半岛，最终促成中国以银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中国国内相当多的官员和士子上书呼吁，要求拒和备战。
台湾官民获知台湾将被割让，群情激奋，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见台民强烈反对割台，两月之中20余次致电清廷，恳请保台；在籍工部主事、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刺血上书，表示誓死保卫台湾：“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8]台湾官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迫不得已临时采取应变措施，成立“民主国”，公推唐景崧为“总统”，年号“永清”，“遥作屏障，气脉相通，无异中土”。[9]“民主国”政府任命新的官员，建立起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体制，在反割台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6月初，日军攻陷基隆，台北告急，唐景崧内渡。日占台北，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成立。台湾府义军统领吴汤兴于苗栗县誓师北上抗敌；丘逢甲派所部四营参战；日军虽在炮火掩护下占据了新竹城，但被义军包围。义军胡嘉猷部以安平镇为据点，不断袭击日军，使之难以向南进兵。淡水的义军也给日军造成很大伤亡。在义军抗敌壮举的影响下，新楚军统领杨载云率四营北上，与吴汤兴义军共同向新竹城日军三次发动攻击，终因火力不济而失败。在随后的战斗中，杨载云和吴汤兴先后阵亡。日军占领彰化后，以陆军4万人的强势兵力向台南逼进，刘永福、杨泗洪、徐骧义、柏正林等众多爱国将领率部坚持抵抗，直至弹尽粮绝。台南被日本侵略者占据。
甲午战争的深度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包括大片领土的丧失，巨额财富被掠夺，[10]以及由列强的干涉和因赔款须借款而引起的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接踵而至的就是俄、法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约合库平银1亿两，年息4%，折扣94.125%，期限36年。英、德两国不甘落后，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贷款合同，向清政府贷款1600万英镑，合库平银9762.2万两，除去折扣后清政府实收库平银只有9142.5万两。后来英、德又迫使清政府续借1600万英镑，年息4.5%，折扣83%，限期45年。通过这些利息高、折扣大、期限长的巨额贷款，列强不仅可以干预中国内政，而且可以操控中国的经济财政。
甲午战后，列强不仅强迫中国贷款，还在中国掀起了抢夺铁路权益的狂潮。1896年，法国率先取得了从越南到中国龙州的铁路修筑权，同年，俄国更获得了修筑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通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权益。1897年，清政府决定向比利时借款修筑南北干线卢汉铁路，因比利时与俄、法关系密切，引起英、德两国的不满，英、德出动军舰向清政府耀武扬威，结果，不仅英、德获取了津浦路修筑权，德国还获得了山东境内其余铁路的修筑权益，英国更把借款筑路的巨手伸向了山西、河南、长江下游、珠江流域，甚至山海关外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在这股争夺筑路权益的狂潮中，美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与英国的妥协，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贯通华中、华南的粤汉铁路的借款合同。
列强对某一铁路修筑权的获得是独占性的，即近期内别国不能，中国自己也不能投资修筑。债权国一般还要垄断铁路材料的供应，从中进一步获取利益。争夺铁路修筑权与争夺矿产资源紧密相连。因此，铁路经过和到达的地方，重要的矿产资源，如煤、铁矿等，大多亦为列强所控制。争夺铁路权益和矿藏资源，势必导致势力范围的划分。从1895年至1899年，列强在中国所占势力范围的大致情况是：俄国租借旅顺、大连25年，以此为基点，将长城以北视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占据香港、租借九龙半岛99年，以此为基点，将西藏、云南一部分、广东和长江流域视为它的势力范围；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以此为基点，将山东视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以广西和临近越南的云南、广东两省部分地区视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侵占台湾、澎湖列岛后，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没有来得及把中国某一地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使美国享有均等权益和机会。“门户开放”政策陆续为列强所接受，这样就使中国既处瓜分危机之中，又在列强共同奴役之下。
列强侵入中国的势力，金融占有突出的地位，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以及俄、法合资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它们建立的金融网络，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而且直接或间接渗透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之中。比如，中国关税收入存放汇丰银行，银行向清政府支付年息4%，而同样是这笔钱，银行拿来贷给清政府的年息则要10%。这一出一进之中，清政府就损失6%。外国金融资本向中国工矿、运输、电信等行业渗透，1896年到1900年，外资工矿企业资本10万元以上者开设20余家，资本总额达2400多万元。外企利润汇出数额成倍增加。
由于《马关条约》开放了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运，英、美、法、日等国的轮船，甚至军用船只就可从上海、汉口上达重庆。轮船与中国旧式木船相比处绝对优势地位，致使一些华商行栈转而为洋行服务，洋行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快速增长。
甲午战争后，列强不仅把中国作为商品倾销之地，更把剩余资本向中国竞相投放。中国自主发展经济的条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也促使一些仁人志士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要求准许民间设厂的呼声日渐增强。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1895年7月，光绪皇帝在上谕中明确提到要恤商惠工。1896年初，清廷批准了各省设立商务局的建议。之后，清廷渐渐放宽了对民间创办实业的限制，允许民间招商集股开矿、开放内河航运等，并制定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民族资本中一股比较强的力量是轻纺工业，上海的裕晋、大纯，无锡的业勤，宁波的通久源，南通的大生等10家纱厂，有纱锭19.5万枚、资本500.7万元。其中尤以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具代表性，大生纱厂采用股份制向社会集资，然后逐渐扩大产业规模，发展到农垦、面粉、榨油、制盐、机械、贸易、航运、码头、金融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领域，走的是一条以农村为基地、以工业为中心、农工商协调的乡土经济发展之路，形成大生企业集团。更多的民族资本选择了缫丝工业。1895年至1911年，全国创办了140多家资本万元以上的丝厂。民族资本还创办了一批面粉厂、火柴厂、船舶修造厂和轮船运输企业。
甲午战后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局势，从不同方向催促清朝政府进行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二 变法诉求步步升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势力对中国侵入的逐渐加深，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中西之间的差异与社会进步上的差距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认识，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自身体制的缺陷和弊端一次又一次暴露出来，并且留下惨痛的教训。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正是伴随这种危机感的产生和加剧，要求学习西方、变更旧制、重新定位中华文明发展目标的改革意识逐渐明朗、强烈起来。变法诉求步步升级。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思想分散表达；甲午战后，变法形成思潮和群体集合型诉求；后来又发展到以《时务报》为代表阵地的全国性舆论和以湖南维新运动为先驱的实施层面；最终促成统治集团内部比较明确、比较强势的变法意向。百日维新既是甲午以后的时局逼出来的，也是在漫长的心理、思想累积之上发生的。
要求变法的先驱者
容闳，号纯甫，广东香山人，1847年赴美国留学，1850年入耶鲁大学学习，获学士学位。1855年回国。1860年与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等商谈富强大计，提出七点计划：（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洪仁玕对容闳的建议甚有兴趣，十分重视，但因战争条件，无法实施。
冯桂芬，字林一，江苏吴县人，进士，翰林院编修。1853年奉旨办团练，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冯桂芬著作很多，但集中反映其变法思想且对后来的变法运动影响较大的是《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认为，中国在天时、地利、物产三个方面均甲于地球各国，而今然屈于俄、英、法、美四国之下者，主要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只要皇帝反省自问，振刷纪纲，一转移间即可解决，无待于求诸夷人。至于军事方面，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只要改革科举，设立特科，不仅能师夷长技，而且能驾而上之。他还提出，要在自强的基础上，学会利用欧洲诸强国在中国的均势，采取坚定一贯的外交政策。1876年《校邠庐抗议》正式刊行，1889年光绪帝命将其中与时政关联密切的《汰冗员》《许自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驭夷》等篇抄录成册。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又命将该书新印1000部，颁发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及各省督抚将军，要求仔细阅读并发表意见。
王韬，字仲弢，号紫铨，江苏长洲人。曾在上海、香港和英国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交往，协助其将中国典籍五经等译成英文。1871年开始经营出版事业，出版自著《普法战记》14卷，创办《循环日报》，发文纵论变法图强之道。1883年撰《论变法》上、中、下三篇，认为，中国取士之法宜变，练兵之法宜变，学校之虚文宜变，律例之繁文宜变，且皆宜亟变。参用西法，移风易俗，权操之自上，转移于不觉。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非徒恃乎西法。[11]后来百日维新时期所进行之科举考试改革、教育改革、律法改革、军事训练改革，在王韬的变法设计中几乎皆已论及。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1876年赴法，回国后在天津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和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等。1877年夏，他从欧洲写信给李鸿章说：
欧洲各国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2]
1890年马建忠提出“富民说”，强调对外商贸体制须改革，要把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作为国家富强的关键：欲使出口货增多，关键“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欲使进口货减少，则须“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同时应开采矿山，以保证财富常聚而不散。
何启与胡礼垣。何启，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1872年赴英攻读医学和法律，1882年回香港当律师，1890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曾协助孙中山筹划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胡礼垣，字荣懋，号翼南，广东三水人，早年毕业于香港大书院并留院任教，后创办《粤报》。1894年冬至次年春，何启与胡礼垣合著《新政论议》，建议以复古为革新，进行七项改革。
（1）中国应仿照西方国家责任内阁制或总统制，“下令国中，自今以往，诸臣中有以改为是者，准其留职；有仍以不改为是者，著令辞官。如此则凡有宜改之处，诸臣只可将其事斟酌尽美，行之尽善而已，不能梗阻也”。
（2）大幅提高官员待遇。待遇提高后，“文员武员有受及民间一钱一物，或擅支国库一毫一厘者，立行革职，永不再用，恩俸尽削。如此，则贿赂之风未有不绝”。
（3）立即停止捐官旧例，“以真法取才，真才出，而伪才去；以伪法取才，伪才进，而真才亡。今当改革之初，事之从真，必自官场始，而官之从真，必自废捐始”。
（4）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设一学政大臣，负责全省学校事务。学校教育除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应分设外国语文、万国公法、中外律例、中外医道、地图数学、步天测海、格物化学、机器工务、建造工务、轮船建造、轮船驾驶、铁路建造、铁路管理、电器制用、开矿、农务树畜、陆军、水师、电线传递等专门学科，考试合格者分别发给某科秀才、举人、进士执照，国家有公事，则选这些获得专利执照的人去办理。
（5）凡欲专攻帖括者，听其参加考试，考试内容加万国公法及律学大同二门，合格者发给文学秀才、举人、进士头衔，可担任翰林院翰林或参加议员选举。
（6）除省、府、县行政长官仍由天子任命、以三年为任期外，每省、府、县各由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公举60名议员，分别负责本县、府、省的议政工作。兴革大事、度支转饷，均谋之议员。官与议员意合，方得施行。
（7）各省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议院事，以宰辅为主席，议毕，各议员将其本省来岁应行之事，如公项出入、选取人员等件，记明画押公奏，主上御笔书名，以为奉行之据。如有未咨，则再议再奏，务期尽善而止。[13]
陈炽，字克昌，号次亮，江西瑞金人，长期任职户部。曾游历山东、江浙、闽粤等沿海地区及香港、澳门，感念时变，著成《庸书》，1895年初由翁同龢进呈光绪帝。《庸书》分内、外篇，其外篇如西书、洋务、游历、议院、育才、艺科、商部、税则、考工、商务、铁政、利源、铁路、赛会（博览会）、公司、巡捕、轮船、西法、编审、善堂、报馆、民兵、炮台、公法、使才、驿传、刑法、海国、天文、电学、格致、西臣、妇学、合纵、养民等，这几乎囊括了甲午以前中国人所了解的西学的各个层面，书中不乏卓识远见。在《报馆》一篇中他认为，应该“晓谕民间，准其自设”，一转移间，“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集思益广，四民之智识宏开，殚见博闻，万里之形声不隔，高掌远跖，明目达聪”。他高度评价欧美国家的议院制度，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中国也应仿照欧、美的议院制度。
这一时期还有郑观应、汤震、陈虬、宋恕、宋育仁等思想家，分别撰有《盛世危言》（1893）、《危言》（1890）、《治平通议》（1890年前后）、《卑议》（1891）、《时务论》（1890年前后）等探讨变法问题的著作。
在这个时期显露出来的改革思想者中，康有为应当引起更多的注意，他不是生活在中外交往的第一线，也无参与行政的实践经验，但他的思想更具历史深度、哲学高度和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是富于文化内涵和信念关怀的体系性改革思想。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曾从岭南大儒朱次琦学，构筑了中国传统学问的深厚基础。他喜冥想，好佛理，救世拯民之念甚坚。1879年冬，康有为游香港，耳目一新：“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之夷狄视之。”[14]
1882年，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道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猎，甚至乐律、韵学、地图学也未放过。
1885年，康有为自认学已“大定”，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从他此时期的著作《康子内外篇》《教学通义》《民功篇》《实理公法全书》等来看，确乎非同凡响。
《康子内外篇》论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人性和人生的态度，统治思想的精意和作用，文明与文化的发生、比较、趋向，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出路等。《实理公法全书》中心观念是崇尚“平等”，即“人有自主之权”。《教学通义》对秦汉以来政治教化的内容、体制及效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变革现实的主张。
1888年康有为再次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他意气高昂，倜傥自喜。虽榜上无名，豪情依然万丈。他想与当朝达官名流直接联络，表达自己的变法诉求。翁同龢拒绝他的求见。三访徐桐，皆被挡驾。工部尚书潘祖荫虽给了面子，但热情不高。康未气馁，再次上书潘祖荫，力劝潘氏“与二三公忠同志大臣”，涕泣上书君上，要求变法。康有为仍觉不够，干脆直接上书皇帝，写了约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提出三点：“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翁同龢拒绝代递，都察院代递也遭阻。
1889年康有为离京南下，直至1895年，六七年中他讲学著书，颇有成就：一是以万木草堂为基地聚集了一批青年学子，形成了“康门”或称“康党”的基干力量；一是借公羊今文经学的形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复原孔教”的理论框架。之后他陆续撰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大同书》。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1891年，该书立意非常简单，其大量的考辨证明，只为得出一个结论：古文经典及传注（《周礼》，《春秋》左传，《诗》毛传，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古文《论语》等）都是刘歆为王莽新朝编造出来的，所以是“新学”“伪经”。其论证过程多有牵强附会、鲁莽灭裂之处，如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1894年8月，《新学伪经考》遭人参劾，被禁毁。
《孔子改制考》始于1892年，由万木草堂高才弟子陈千秋、曹泰等协助编辑，因“体裁博大”，直至戊戌年方才面世。这部被梁启超喻为“火山大喷火”的著作，其基本思想是：上古三代“文教之盛”和三皇、五帝、尧、舜等的事迹，都是周朝末年孔子及其他诸子为创教、改制所假借、编造而成的；儒教为孔子所创立，中国的义理制度也皆由孔子所创立，孔子是创教和改制立法的教主圣王；孔子创教改制的精义是拨乱世致太平；孔子以布衣之身立法改制，“事大骇人”，故假借古代先王名义。
甲午战后变法诉求日趋强劲
首先是博通中西的严复在天津连续发文，从中西文化差异和中外局势的深邃眼光呼吁变法刻不容缓。严复，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1867年入福州船政局求是堂。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研读西方经济、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著作，旁听法庭审案，观察英国社会政教风情。1879年学成归国，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会办、总办。甲午战败，引发严复深沉的思索和激锐的呐喊。自此他开始登上思想启蒙领袖的高台。1895年2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认为中西之间的理道本来是相同的，但西方国家行之则常通，中国行之则常病，究其原因，则在于西方有自由，而中国无自由。3月上旬，又发表《原强》，提出标本兼治的变法图强方案：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本是民智、民力、民德。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3月中旬，发表《辟韩》，对唐代思想家韩愈的《原道》提出尖锐批评，提出与韩愈论点针锋相对的观点：民迫不得已而立君与臣的初衷，是欲君臣担当“卫民”的职责，而非只是收税征粮，作威作福。5月，《直报》连载严复的长文《救亡决论》，提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变法应首先从变八股始。他批判科举制度具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害。有一害即可使国家由弱而亡，中国三害兼有，国家焉得不弱亡！严复这些连珠炮似的战斗檄文，以其文化内涵和思想犀利的巨大冲击力，像春雷一样震荡着中国知识界，呼唤着变法思潮的来临。
1895年4月15日，即李鸿章在马关签约的前两天，康有为令梁启超鼓动广东籍举人上折请拒和议。梁启超迅速联络了一百多名同乡举人。湖南举人也分头联络。两省举人达成协议，同时递折。4月22日，粤、楚举人数百名到都察院呈请代奏。各省举子亦相继跟进。台湾举人莫不哀之。大规模的上书活动甚至得到某些政府官员的鼓动和支持。康有为奋笔草成的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在众多举子中传观议论。这就是震惊内外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请求皇帝独断圣衷，翻然变计，采取四大措施：（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变哪些法呢？
（1）富国之法，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修建铁路、兴办机器厂、轮船公司、开办铁矿、统一银币、设立邮政等措施，实现国家富强。
（2）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四个方面，国家应广译西方农学著作，在各地城镇遍设农林牧渔茶学会，改良农业，以开农业利源；令各州县咸设考工院，广译西方制造之书，选学童研习工艺制造，奖励发明创造，允许民间设厂制造枪炮；设通商院，选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营其事，同时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业学堂，比较厂（即展览会），以商务大臣统一领导，上下通气，通同商办，以夺外商之利，以扩商务；对穷困无业、游散无赖之贫民，国家宜设法收恤，或帮助其移民于边远地区或外国，或设立警惰院，收容贫民，强迫教以工艺技术，使之参加大型工程建设，以工代赈，或劝筹巨款，设立专院，收养鳏寡孤独、疲癃残疾、盲聋喑哑等，以固结民心。
（3）教民之法，武科考试废弓刀步石，改设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考试合格后国家分别授予秀才、举人、进士等头衔，并分别给予不同的职务。同时，开设报馆，传播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
（4）改官制去壅塞，官制太冗，俸禄太薄，外之则使才未养，内之则民情不达，若不变通，无以为教养之本。中国大病，首在壅塞。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莫达。同样的事，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只因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
康有为饱蘸爱国激情写成的这份请愿书，实际上是一份完整的变法纲领。4月30日和5月1日两天，18省举人1200多人纷纷从各会馆云集于松筠庵。清政府中的主和派对此极为恐慌，使人“妄造飞言恐吓”。有些人畏祸退缩。康有为、梁启超和数百名各省举子仍坚持将请愿书向都察院递进，但未能如愿。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虽未直接实现其目标，但使久已郁积的变法诉求公开化、群体化、强劲化了。政府中的某些要人如翁同龢等也更关注康、梁等人的变法活动。5月底，已中进士的康有为，将原上书稿修改，撰成上清帝第三书，呈请都察院代奏。康有为的奏折很快就递到了光绪帝手中。皇帝览而喜之，命呈太后、发各省督抚将军议。
要求变法的气氛日益浓厚。朝廷内外闻风而动者颇不乏人。6月3日，甘肃新疆巡抚陶模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提出13点变法建议：（1）整饬国子监；（2）汰减科举考试和录取名额；（3）重视小学启蒙教育，年未及冠者不得提前参加科举考试；（4）停止捐官，大力汰减冗官、宦官；（5）中央各部院堂司各官练习政事，熟悉业务，防止书吏把持欺蒙；（6）八旗兵宜破除积习；（7）文武大员革除嗜好，勤于政务戎务，政戎之余，应涉猎地理政书及新译西籍有关兵法者；（8）士大夫禁食洋烟；（9）分设算学及艺学科目，以培养专科人才；（10）停止旧例武科科举考试，从新式的水、陆师学堂中选拔具有航海、驾驶、天文、测绘、机械制造、阵法等新学问的文武兼通之才，分别授以海、陆军秀才、举人、进士等称号；（11）各省驻军变通操法，改习西式水陆操；（12）考求工艺兵法，学习算学、重学、化学、汽学等专门学艺，优秀者选送出洋深造，务期各精一艺，以立富强之基；（13）总理衙门翻译各国政书，呈皇帝御览，并刊发各衙门、各书院，俾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以便人人知耻、知难、发愤，从而易危为安，转弱为强。[15]
被人称作“老顽固”的大学士徐桐也上奏，说“外省厘差盐务关务闲员甚多，内地腹省并无军务，借口弹压多招勇营，安置私人，岁糜巨款”，请皇帝下令“痛加删汰”。
康有为得知皇帝非常重视自己的上书，又撰写了长达万言的第四次上书，专谈变法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建议皇帝采取五大变法措施：
（1）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
（2）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十万户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3）辟馆顾问，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许亲临，顾问之员轮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
（4）设报达聪，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使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俾百僚咸通悉外情，皇上可周知四海。
（5）开府辟士。宰相之职，在于进贤，可令其自开幕府，略置官级，听其聘士，督抚县令，均可仿此自制设立相应的幕府。
康有为的这个第四次上书没有第三书那么幸运，被阻未能上达。
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建议光绪帝采取九条变法措施：（1）亟练陆军，一年之内，于海疆各省练得力陆军三万人，军制学德国，聘用洋将训练，同时遣将弁出洋学习，并自设学堂，延西师教练；（2）亟治海军，国家无论如何艰难，即使借款，也要复建南北洋和闽、粤四支海军；（3）亟造铁路，允许西方小国商人借款承包修筑；（4）分设枪炮厂，精制兵器；（5）广开学堂，培养专门人才；（6）速讲商务，国家采取措施护商，各省设商局、办公司，以兴商务；（7）讲求工政，讲求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各省设工政局、招商局，加工精造货物，或出口，或内销，以富国养民；（8）多派游历人员出国考察，增加阅历，增长才识，将来任以洋务等事；（9）预备巡幸之所，择腹省远水之地，如山西、陕西等处，建设行宫，一旦外敌入侵，可临时巡幸，不必迁都，又可免受敌人牵制。
闰五月间，御史胡燏棻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1）开铁路以利转输；（2）筹钞币银币以裕财源，设立官家银行，统一货币；（3）开民厂以造机器；（4）开矿产以资利用；（5）折南漕以节经费；（6）减兵额以归实际，对各省绿营无用之兵，裁其老弱，年裁二成，五年裁竣，所省之款，用以按西法招募创练新军，同时仿西方巡捕之制在各城乡市镇设立巡捕；（7）创邮政以删驿递；（8）创练陆兵以资控驭，通饬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设武备学堂，聘洋员教习，学生毕业后分派入营充当哨、营各官，武科乡试改试枪炮，提高营哨各官之薪水及兵勇之饷项；（9）重整海军以图恢复，购舰而外改定章程，选求将帅，直听枢府号令，战时可便宜行事；（10）设立学堂以储人才，改书院，设农、工、商、矿、医、格致、水陆师、女子、聋哑等专门学堂，许民间集资设立，以开民智，国家设大书院以考试之。
七月间，道员伍廷芳上书，提出九条变法建议：（1）讲求洋务以御外侮，请皇帝明降谕旨，令内外臣工留心洋务，竭力考究外国情形及交涉各事，并饬各省将军督抚，悉心搜罗深知洋务、熟谙交涉、确有实学之员，立即奏明召见；（2）整顿武备以固疆圉；（3）牵制强邻以资控驭，易干戈为玉帛，厚结英、德、美诸国，密订盟约，以牵制俄、法、日，一面简派智谋兼备之员游说各国，用夷间夷，以夷制夷，一面饬水陆各师将领朝夕训练，以成劲旅，使敌不遑谋我，不敢谋我；（4）速绘舆图以便布置；（5）酌改税则以增国课；（6）创设银行以塞漏卮；（7）创兴邮政以裕利源；（8）推广铁路以利转输；（9）仿行印花纸税以收利益。[16]
同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联名上折，条陈时务，提出六项自强之法。军事方面，着重整顿陆、海军。驻防各省之绿营、勇营、水师须汰弱留强，大事整编。凡兵多之营，无论水陆，均酌减一半或裁三成。整编后之水陆军无事则操练，有事则征调，循序渐进并严格训练及娴习各类新式枪炮，使成精锐之师。实业方面，偏重交通与矿业之发展，且二者须相辅为用。国内各种矿产资源丰富，应尽量开采，以供应冶炼钢铁、造船、修筑铁路及有关发展民用工业等方面所需之原料及燃料。教育方面，以培养中西兼通之人才为基本，尤以洋务人才为重，不以八股、试帖、辞赋取士。大量翻译各种西学书籍，分发各省书院。各省增聘西方饱学之士或长于西学之华人为教师，侧重以西学之成绩为取舍学生之标准，习西学优异者，经各省书院保送入“同文馆”深造，俟机随使臣出洋，以广见闻。[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