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着即行革职。[49]
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举朝震骇”。被革职的官僚四处活动，寻找时机，组织反扑。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礼部堂官一被革职，第二天，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就同往天津谒见荣禄去了。
3.用新人
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为了使具有新学识、新思想的通达之才进入中枢机构，参与谋划新政，康有为等四处奔波，反复上奏，从提议开制度局、设议政处，到奏请开南书房、懋勤殿，最终都因守旧大臣的拖延阻挠和西太后的冷漠拒斥而化为泡影。但是光绪帝并未完全退让，他知道，如果不破格使用新的人才，新政措施既无法产生，也难以贯彻落实。因此，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令各督抚举荐人才，然后加以挑选使用。在光绪帝挑选使用的俊才新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谭嗣同、林旭、刘光第和杨锐。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1896年春，谭嗣同北游访学，在京城结识梁启超，谒见翁同龢。在南京，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奋臂著述，成《仁学》一书，以新的政治、伦理标准阐发君民关系。他在书中呐喊，要冲决网罗，涤荡旧俗。他往返于南京上海间，与梁启超等商量学术，纵论天下事。1898年2月谭嗣同回家乡湖南协办新政，在南学会讲《论中国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论学者不当骄人》《论全体学》等，呼吁联合众力，官民上下，通为一气，相维相系，以图国事。《湘报》创刊，他负责编务，撰《湘报后叙》，倡导立学堂、设学会，办报刊。同时，他又与唐才常等设湖南不缠足会，与熊希龄等组延年会，在浏阳倡建群萌学会。特别是南学会，在湖南维新事业中影响甚大，而谭嗣同“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谭嗣同应诏于8月21日抵京，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写道：“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50]
林旭，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人。少负才名，乡试冠全省，长老名宿皆折节为忘年交。1893年入都，结交名士，1895年入为候补内阁中书。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在康、梁等人的号召倡导之下，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相继出现。林旭成为倡导建立学会的重要骨干，他遍访福建在京的名流先达，从中鼓动，实际上成为闽学会中的领袖人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林旭在其中提倡最力，成为董事。在组建学会的斗争实践中，林旭对康有为所论政教宗旨，大为倾服，拜康为师，追随问学。康有为编《春秋董氏学》，阐发春秋公羊之理、孔子改制之说，林旭为之作跋，末署弟子侯官林旭。
林旭不仅与康有为联系深密，还曾受到朝廷大员荣禄的赏识。荣禄见林旭才学出众，又是沈葆桢的孙女婿，荣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想将其引入自己的幕府。林亦决定就荣之聘。8月29日，署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上奏保荐通达时务人才，在奏折中推举林旭“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51]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家贫不废读，卓荦不与世伍。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性端重敦笃，治事精严，志节崭然。自中法越南战争至甲午中日之战，他一直为时局危急而忧患思索，希图变革。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刘光第忧国之心如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以一候补主事的小臣地位向皇帝递呈自己的政见书。政见书虽然没有呈上，但衙门中已公然传之。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发起组织学会，搞得风风火火时，刘光第与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也参与保国会的活动。刘光第被保荐，实际是张之洞在起作用。刘光第与杨锐是好友，杨锐是张之洞驻京的亲信。张之洞与陈三立谈起刘光第，陈把张的用意告知父亲陈宝箴。陈宝箴于8月5日上“密保”折，共保举17人，其中就有杨锐和刘光第。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赏其才，爱其谨密，收为弟子。1889年，杨锐考授内阁中书，参与修纂《大清会典》，书成，晋侍读。杨锐每月都有一两封密函递送张之洞，向张之洞通报宫闱禁事、朝政动态、官吏黜陟等各方面情况。康有为与诸志士倡设强学会，杨锐起而和之甚力。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行，杨锐在京代派，热心宣传。1898年初，他在四川会馆组织蜀学会，后列名保国会，又与四川同乡京官公同商酌，就北京观善堂旧址创设蜀学堂。
杨锐心仪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一方面他也参与康有为等人倡设学会团体的活动，承认康有为的言行对挽救国家危亡确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康多谬妄，不能把救国变法的希望放在康有为身上。
8月29日，光绪帝就陈宝箴保荐人才折发出谕旨，着各衙门、各督抚传知杨锐、刘光第等预备召见。9月1日，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见杨锐。9月5日，光绪帝正式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四军机章京上任之后，每日要协助光绪帝批阅大量关于维新变法的奏章，起草上谕。据不完全统计，仅起草上谕一项，从9月6日至20日，就有56条，最多的9月12日，多达10条，其紧张勤勉是可想而知的。四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使光绪帝有了较得力的助手，维新变法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加快的结果，自然会激起守旧势力更加强烈的抗拒，同时也暴露出四军机章京中部分人躁进骄浮的毛病。康有为觉得徐莹甫、徐毅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入军机更合适。因此，极力推动光绪帝开懋勤殿。
从鼓动设制度局到急欲开懋勤殿
先变法律、官制，在皇帝的身边新设制度局，是康有为一派主张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在向朝廷口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旋即呈递全面阐述自己变革方案的政见书，即上清帝第六书，题名《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康有为明确提出：“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52]
康有为的本意，一是要采西方三权分立的精神来指导中国的维新变法，尝试先将立法权与行政权分别开来；二是试图转移或至少是分解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权力，在皇帝周围另行设立议政机构；三是为具备新学知识但地位卑微的人才，找到直接进入宫内决策新政的合法途径和舞台。
在康有为的设计中，包括两层权力关系，即朝廷内部制度局与其他十二专局的关系；制度局与地方新政局、民政局的关系。内之专局其名称与功能如下。
（1）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
（2）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籍、关税之法、采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3）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劝焉。
（4）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
（5）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6）矿政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
（7）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事。
（8）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通信、电报之事。
（9）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试其轻重。
（10）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焉。
（11）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学会、律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等，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12）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战。
康有为说：“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这种关系是议政与行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意味着在朝廷内部不是光设立制度局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与制度局相配套的整个执行系统。新的执行系统的建立，将对原有六部存在的必要性构成实际的挑战。
除朝廷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之外，制度局还要关涉朝廷与地方各级的权力结构。在道、县两级分别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在地方贯彻落实新政的权力机构。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新政局、民政局与制度局的关系，仍是议政与行政的关系，行政者有责任将有关情况上达制度局，但议政与行政不是统属关系。
康有为向总理衙门递交开制度局的条陈之后，紧接着就在维新派中做起宣传鼓动工作来。他把所递条陈的副本拿出去互相传阅，获得认同，又分别为之起草奏折，以图造成声势，引起光绪帝的重视，同时也可迫使总理衙门速将条陈递进，不能故意拖延。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借此良机，向光绪帝口头表达了开制度局的设想。康说：“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53]
康有为见光绪帝对他的变法思路和开制度局的要求，表示认同的态度，便于召见的第二天，又代宋伯鲁拟折。折中以“三权鼎立”之义为依据，追溯中国政治传统，明确提出开立法院于内廷、酌定宪法的主张，使开制度局的设想更加明朗、更具现代意识的色彩。宋折上奏之后两天，6月19日，康有为又上一折，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康有为代他人草拟奏章时，一般不提制度局，而提议政处、立法院等。但康自己的上书，或面见光绪帝时的答对，总是提制度局。康有为这次上奏，也是直接提出开制度局的问题。他始终强调开制度局是整个变法大局中的提纲立本之事，希望皇上从此处下手。
康有为步步逼进，光绪帝也有些情意冲动。总署动作迟缓，光绪帝很不满意，甚至动怒，责令他们拿出意见。总署王大臣在为难之中想找靠山来应付皇帝。庆亲王奕劻暗中将康有为、光绪帝的方案和态度陈报于西太后，并加进他自己的反对理由。西太后的反应是谕以“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7月2日，奕劻等在上奏中对康有为开制度局及变法的整体方案逐段反驳，否定了开制度局的必要性。光绪帝让总理衙门“另行妥议具奏”。奕劻接旨后，拖了十天，7月13日才上奏，又找出一个推脱的办法，他说康有为所上条陈主要不是外交方面的事，而是内政改革的重大问题，总理衙门不能单独对此做出议断，应由军机处等王大臣会同议奏，再由皇帝圣裁。光绪帝无可奈何，只得批示：“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并特意加上一句：“毋得空言搪塞。”8月2日，以军机大臣世铎领衔上奏，提出开制度局应变通为：“皇上延见廷臣，于部院卿贰中，如有灼知其才识，深信其忠诚者，宜予随时召对，参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就轮派讲读、编检八人、中赞二人、科道四人，随同到班，听候随时召见，考以政治，借可觇其人之学识气度，以备任使。”[54]如此一变通，制度局这一常设机构就没有必要了。康有为的本意是要使议政与行政分开，要设立立法议政的常设机构；是要转移军机处、总理衙门的权力。世铎等人的变通，仍是保持原来君臣召对的老套。
在世铎等军机大臣上奏否定康有为开制度局于内廷的设想之前，康有为即已与梁启超等人开始策划在内廷开懋勤殿。懋勤殿在紫禁城内，清代已有开懋勤殿议政的先例。康、梁等人最直接的目标是要进到皇帝身边，参与议政。他们认为，制度局既是外来名字，又目标太大，易遭阻遏，也许开懋勤殿更实际可行。
孙家鼐与奕劻声气相通。在他们看来，康有为等人是品学不纯、心术不正、乡评不佳的。他们表面上不反对开南书房、懋勤殿，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康有为等人进入内廷，日值皇帝左右。他们要从品学、心术上做文章，使光绪帝心存疑忌，不敢擢用。
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均无下落。又一个多月过去了，康有为等仍在继续奔走努力。9月5日，康有为代徐致靖草拟的《冗官既裁请置散卿以广登进折》递到了光绪帝的手里。同日奉上谕“著孙家鼐妥速议奏”。9月9日，孙家鼐议复徐致靖请设散卿折递上。从孙折中可知，康有为、徐致靖所谓置散卿不过是开制度局、懋勤殿的另一种提法，目的仍然是区别行政之官与议政之官，使康有为等人有机会进入议政机构。军机大臣仿照惯例，将“孙家鼐等封奏恭呈慈览”，结果是徐折“应无庸议”。
开制度局、懋勤殿，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是关系政治大权的重新分配和清朝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亦涉及很大一部分官员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同时还牵及对康有为等人人品学术的评论等。慈禧太后是个老辣的政治家，从她的政治眼光角度看，对此二事决不能轻易让步。当光绪帝决意要开懋勤殿时，慈禧却冷漠置之。有记载说：“皇上赴颐和园请安。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从康请也。蓄心多日，未敢发端，恐太后不允。至是决意举办，令谭嗣同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谕旨拟诏……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55]康有为等焦急地盼望着从光绪帝那里能传出好的消息，谁知等来的却是令人惶恐不安的密诏。9月15日，光绪沮丧地回到大内，召见杨锐，令其带出密诏速筹对策。
四 阴影下的困局与悲剧
当变法进入高潮之后，原本存在的各种矛盾逐渐尖锐化。满、汉之间，帝、后之间，新、旧之间，联英日与联俄之间，满族大臣之间，汉族大臣如翁同龢、张荫桓、张之洞、李鸿章等之间，维新派内部康党与其他人士之间等多层次、多方位的种种摩擦对峙也都因甲午战后外部压力的增大、国家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日益加剧。康、梁等维新人士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问题，总以奔竞躁进的姿态，试图鼓动年轻无政治经验、无真实权力的光绪帝，以发号施令、急赏急罚的方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不顾各种矛盾的客观实际，而取得变法的成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百日维新，西太后表面放手，实际无时不在关注控制，光绪帝在康有为等人的鼓动下，情绪越来越不冷静。礼部六堂官的罢黜和冗署冗员的裁撤，由于过急过猛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动荡和心理不安，这些都预示着慈禧出而执政的时机即将来临。维新变法的失败当然是由于守旧势力的绝对强大造成的，但也与光绪帝及康、梁等人政略上的失误紧密相关。
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特殊青睐，显然会引起荣禄和其他握有兵权的人的惊疑和警惕，但对西太后，与其说是疑惧，不如说是光绪帝愚蠢地授之以柄，使西太后毫不犹豫地亮起了“红灯”。“红灯”一亮，光绪帝和康、梁等人更加乱了阵脚，企图孤注一掷，把转危为安的一线希望全部押到袁世凯一人身上。袁世凯后来的活动，并不是政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但袁世凯之被光绪帝召见擢升，的确是引发政变紧要的一环。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1882年随吴长庆军入朝鲜，表现出干练的作风和勇敢的精神。1884年11月，朝鲜发生“甲申事变”，袁临机应变，败日军，救韩王，干得非常出色，深得李鸿章的信赖。1890年升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继续留驻朝鲜。1892年以海关道存记擢用。1893年实授浙江温处道，实缺实职，本应赴任，经李鸿章奏留，仍驻朝鲜，处理一切事务。
1895年袁奉旨督练“新建陆军”。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督练的新建陆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袁世凯是政治上嗅觉灵敏度很高的人，他长驻朝鲜，从事军事、商务、外交等活动，了解外洋情形，产生了变法图强的要求。1895年8月2日，光绪帝召见他，命他条陈变法事宜，他即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三千余言的条陈，分为储材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阐述了他的改革意见。
从袁世凯的经历和甲午战后的表现可以看出，袁氏是有经验、有思想、知大局、欲变法救国的人，且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能与朝廷重臣直接交往。他与康有为都忧患时局，急欲实现自己报国之志，但两人变法思路、人生经历、活动的政治背景都大不相同。
当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急进的变法路线遭遇巨大的阻力时，他们已惶惶不安，担心将发生剥夺皇帝改革大权的军事政变。为防备不测，康有为从戊戌年六月起开始谋划争取军队控制权的行动。他首先想到有可能被争取过来的人就是袁世凯。康有为派徐仁禄到袁世凯幕府中去摸底，主要目的是离间袁与荣禄的关系。通过光绪帝对袁的召见和提升，使袁脱离荣禄的辖制，效忠光绪帝，进而谋杀荣禄，控制军权，挟制太后，震慑群臣，强行变法。
主意打定之后，冒险计划一步一步开始实行。9月11日，康有为将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的保荐袁世凯的奏折递上。不冷静的康有为的自作聪明，加之年轻的光绪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形势猛然恶化。徐致靖折递上的当天，光绪帝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将徐折“恭呈慈鉴”。[56]荣禄与慈禧都是政治上极机警的人，他们绝不会无动于衷，相反，只会从容布局，以待康有为等自投罗网。
慈禧知道光绪帝要召见袁世凯的消息后做出的反应是“神色迥异寻常”。光绪帝给杨锐带出密诏：“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稍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57]
光绪帝想召见袁世凯，授以特殊权力，公开与慈禧争夺军事力量的控制权。慈禧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荣禄的行动又如何呢？9月15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见此信者言信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58]一封四五十页的信，已经是非同寻常了，当是有很重要的事要予以说明和商讨；这么一封长信，应非一日可就；从乘早车密派张翼进京、呈密信、禀要事等紧急情况看，似非许多天以前的事，很可能就是光绪帝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入京陛见之后，荣禄要与庆亲王奕劻密商对策，故而派专人持密信急赴京师。荣禄此举正是袁世凯已到北京，正预备召见之时。
荣禄农历七月间致董福祥函曰：“贵部迩来分扎各处，闻与地方绅民均能联络，约束严明，良深敬佩。秋高气爽，天色畅晴，正好督饬各军，勤加训练。三秦劲旅，移卫畿疆，壮我军容，隐维大局，长城之望，知非公莫属。”[59]函稿中值得注意的是“隐维大局，长城之望，知非公莫属”。这应视为“召袁入京”之事发生后，荣禄向董福祥做出的重要暗示，让董部做好准备，随时听从调遣。
西太后、荣禄对“召袁入京陛见”尚且如此看重，对陛见后事态的发展，自不能不予以严密监视。
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袁世凯。见后发出上谕：“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60]当天晚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知此上谕，喜出望外，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他们在庆贺荐袁计划成功的同时，正筹谋着军事政变的行动方案。[61]
袁世凯由于被召见而极不自安，深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就利用在京城停留时间，尽可能多地去疏通达官贵人，求得他们的谅解和信任，以免不测之祸。当天午后，袁去拜谒礼邸，不遇，拜谒刚相国和王、裕两尚书，均晤，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尚书，拟上疏辞。王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9月17日早，袁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帝反而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当然明白，这是让他脱离荣禄的节制，以后直接听从皇帝的调遣。这使袁心里更感沉重。退下，在宫门外候见庆邸，匆匆数语，即回寓。[62]
9月18日晨，袁世凯赶紧去拜谒李鸿章，与他“久谈兵事”。午饭后，又去拜见庆亲王奕劻。可以说，除张荫桓之外，当时朝廷掌权的重臣，袁都一一拜访，以此联络感情，以防后患；同时，也证明自己在京城没有进行别的活动。
因光绪帝有旨令八月初五日请训，而荣禄催他速回营，袁需拟折禀明缘由，申请提前请训。正在内室秉烛拟稿时（也就是初三日夜），谭嗣同有要公来见。谭是军机章京，又是新贵近臣，突然来访，袁只得搁笔出迎。谭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袁“屏去仆丁，心甚讶之”。果然，谭要求袁请旨赴津诛荣禄，然后率兵围颐和园。袁大惊失色。
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心神无法安定，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本准备初四请训回津，因折稿没有拟就，也因如何应付谭嗣同提出的要求而颇费心思，故初四一天，可能是在寓所闭门未出，徘徊审思，最后决定，利用递折请训的机会，向光绪帝暗示：要慎重用人，以防酿生大变。
9月20日，袁世凯请训上奏，折中说：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如此上奏，应当说是很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态的。袁世凯退下，因急欲回津，即赴车站。到车站，等候达佑文一同返津。达佑文是荣禄主管陆军的幕僚。袁与达同来同往，使自己的行踪有人做证，亦可避免因皇帝的特殊召见而使荣禄对自己起疑心。这正是袁世凯成熟周密的表现。袁、达乘坐的是11点40分的火车。下午3点钟到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袁下车后即往总督府，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见到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当荣禄详知原委后，惊恐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袁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63]
当9月21日荣禄与袁世凯正在天津造膝筹商，苦无良策以弥合两宫之时，朝廷已赫然颁发慈禧训政的上谕。上谕内容丝毫未涉及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之事。可知慈禧训政与袁告密与否并无直接关系。
伊藤博文来华
伊藤博文是在戊戌政变将发未发的紧要时刻来到北京的。他的到来，既有复杂的背景，又有隐秘的目的。他身份显赫，易招各方面注目，亦易为各方面所利用。维新变法者欲借以为助，稳健守旧者欲借以发难，而伊藤自己显然另有打算。毫无疑问，伊藤的到来是与政变的发生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伊藤博文，日本著名政治家，1898年6月，第三次伊藤内阁总辞职。伊藤辞职不久，就酝酿来中国“游历”。与此同时，维新派的联日活动，特别是在上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伊藤博文8月3日由日本启程，启程前，多次与明治天皇秘密会谈。[64]启程时，“各大臣均至伊藤住宅送行”，“闻其中尚有密议”。9月12日早9点钟，伊藤拜谒直隶总督荣禄，交谈一小时。9月14日午前11时，伊藤一行乘火车抵达北京。9月15日，伊藤拜见总署王大臣，访问李鸿章。伊藤谈话的主要精神：（1）对光绪帝锐意图新表示赞赏；（2）主张用人要老成练达者与盛壮气锐者相配合；（3）变法图新必须循序以进，详加规划，理其端绪，细细考虑，切忌轻躁，不可猝然急激；（4）军队改革的当务之急在办士官学校，培养人才；（5）经济方面的改革应着眼于置产兴业，而非专注于关税一途。
9月17日《国闻报》报道，外间传言有初五日（9月20日）伊藤入觐皇上之说，“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9月17日，“庆邸、端邸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且言伊藤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65]
9月18日，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姻亲关系的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向西太后上了一个可以置康有为于死地的密折，此折将维新派的联日战略与孙中山的反清活动联系起来，使西太后不能不提起十二分的警惕。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梁启超早已崇拜并且交往甚密的英国传教士。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建议聘请这位传教士当中国维新改革的顾问。当伊藤一行到达北京时，李提摩太与容闳、袁昶一道也来到了北京。李提摩太与伊藤同住一个旅馆，又与伊藤的秘书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从《国闻报》的报道到杨崇伊的密奏，再参考李提摩太的记述可知，9月17日、18日，京城已有舆论认为，皇帝于9月20日要召见伊藤，伊藤有可能被聘为顾问。同时，暗中极力阻止聘用伊藤的图谋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一方面，伊藤作为两国交往的重要一环，西太后等人不可能不给他一点面子，不可能突然改变原定的计划。他们既要光绪帝召见伊藤，但又不能让光绪聘用伊藤。另一方面，康有为等维新派已知事成败局，但仍对光绪帝召见伊藤寄托希望。此时光绪帝已密谕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但康没有遵旨速行。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大概康、梁这时尚未估计到政变会来得如此迅疾。他们想先发制人，国内力量方面，他们不惜孤注一掷，拉袁世凯搞武装冒险；国际力量方面，他们想全力争取英、日的支持。据李提摩太的秘书程淯所记，9月18日午后，康有为去找李，“言新政施行甚难，吾顷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至可惜也”。李说：“竟不能调和两宫乎？”康说：“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罢黜，哭诉太后，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66]
康有为从袁世凯那里未能获得明确的答复，到李提摩太这里也是无可奈何。他只能把全部希望放在伊藤身上了。9月19日，午后3时，康有为去找伊藤，告知伊藤光绪帝的困境，请求他从国际局势的危急角度说服西太后赞成变革。两人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连谈了三个多小时，夜幕降临方别。
伊、康私晤，充分表露出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幼稚可笑。其实，在康有为来找伊藤之时，慈禧出而训政的大局已定。伊藤对康的请求，不过应付而已。伊藤来华的主要目标是联华制俄，以求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权利获得更大发展，所以，他决不会为支持政治上不成熟的康有为急进的变革思路而妨碍自己与清廷决策者的交往。
9月20日午前11时，伊藤博文谒见光绪帝。从召见过程看有几点值得思考。第一，召见的时间安排在午前11时，这显然是没有准备长谈。第二，正当光绪帝将话题转到赞佩伊藤擘画日本维新事业，取得显著成效这一实质问题上来时，庆亲王与光绪帝耳语移时。之后，光绪帝只接着说了一句，而这一句的真正含义是要伊藤将对中国维新变法的建议和看法告诉总署王大臣。这即是说，接收伊藤建议的权力是由总署王大臣掌握的。第三，整个召见过程只有约两刻钟，中间还穿插了庆亲王好一会儿的耳语，更使召见短暂简略。这样的安排和结果，既远没有达到康有为所希望的效果，也与光绪帝自受康有为的影响之后，对日本维新成就的热切向往心情很不相符。
光绪召见伊藤第二天，9月21日，执政权完全转移到慈禧手里。康有为等维新派试图使光绪帝召见伊藤成为朝廷权力结构发生新变动的一个契机。他们想通过渲染国际局势的万分危急，来证明建立中、日、英、美联盟的必要，又因建立联盟而需要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这百人不能无主脑，所以请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李鸿章这样的人，去同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商酌，再请康有为当参赞。这实际上是要成立一个以光绪帝为首，以李鸿章、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康有为为辅，以百名维新人士为骨干的新政府。这个计划，当慈禧训政的上谕一颁发，就立刻化为泡影了。
扑朔迷离的政变过程
面对西太后的满脸怒气，光绪帝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康有为等维新派要全力推动光绪帝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改革计划；另一方面，西太后因袁世凯入京之事而向光绪帝亮出了“黄牌”。9月15日，光绪帝赐杨锐密诏说：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堂官革职的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赵柏岩集》29页为“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早（《赵柏岩集》为“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赵柏岩集》为“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赵柏岩集》为“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赵柏岩集》为“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赵柏岩集》无“审处”二字），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67]
9月16日，光绪发出上谕，袁世凯“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赵柏岩记：“御史杨崇伊善总管太监李莲英，内事纤悉报知之。崇伊亦去天津诣荣禄，告曰：‘上之用慰亭，欲收兵权也。上得权必先图公，公其危哉？且康有为乱法，臣工怨之，事宜早图也’…… 荣禄谓崇伊曰：‘尔言官也，可约台垣请太后训政，试归与庆邸谋之。’遂为书与崇伊还京。”[68]杨崇伊去天津找荣禄之前，找过王文韶和廖寿恒，但这两位汉族大臣不敢做主。杨已拟好请太后训政的折稿。他说服荣禄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皇帝擢用袁世凯，是要收兵权，兵权一旦由皇帝掌握，首先要杀的就是荣禄。其实这个道理用不着杨崇伊来给荣禄讲，荣禄自己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两人一拍即合。荣禄要杨崇伊回京与庆亲王奕劻商量，并写了亲笔信托杨交庆亲王，表示自己赞成和支持政变。
从上述情况看，政变发生的直接源头起于光绪帝召袁入京陛见，引起西太后的惊疑和发怒。怀塔布等被罢免的高级官员正伺机反扑，阻止光绪帝的改革。因杨崇伊与李莲英的关系，得知太后的真实心态，遂乘机联络荣禄与庆王，策划拥太后再训政。
杨崇伊回到北京是16日的晚上或17日的上午。他奉荣禄之意，先找庆王等人谋划，再向太后上奏。赵柏岩记：“崇伊与庆王、端王、徐桐、怀塔布、立山等日夜谋，因约仲炘（张仲炘）联名上书太后，请训政以慰天下之望。至颐和园门外，不得达（时皇上在乾清宫，奏事官皆随皇上。太后归政久，颐和园未设奏事官），遇端王载漪弟镇国公载澜，告以故，载澜遂持折递太后。”[69]从档案文献看，杨崇伊请太后训政的奏折是以他单独一人的名义，向太后密陈的，宫中档案原件标明时间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
杨崇伊此折是政变发生最为关键的一步。杨在折中，只字未提皇帝擢拔袁世凯之事，而是从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来说服西太后。杨崇伊的后台是李鸿章，李鸿章的目的不光是阻止光绪帝任用袁世凯，他更要防备翁同龢之复起，与张荫桓组成新的权力中心。因此杨崇伊在密奏中追溯甲午主战之事，特意指名文廷式由主战而招致割地偿款，又创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而且得到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箴等人的支持。康有为既与大同学会有关，又“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更招引伊藤博文来华，将专政柄，使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折从文廷式说到康有为，又从黄遵宪说到伊藤博文，目的是要告诉慈禧，翁同龢、张荫桓所信任和接近的人，有背叛朝廷的重大嫌疑，他们招引伊藤博文来华，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皇帝受这些人的蒙蔽，将危及国家社稷。在看到杨崇伊密折之前，慈禧大概不会从如此严重的角度来考虑光绪帝所推行的变法，她所关注的无非是光绪权力的范围、用人是否合适、进退大臣是否妥当。但杨崇伊密折一上，使慈禧对变法的看法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只要慈禧听信杨崇伊之言，维新派顷刻就会被摧毁；光绪帝以长江流域几大重臣为支撑点的联英日战略就会立即搁浅；翁同龢复起与张荫桓组织新的权力中心的打算就会落空；而李鸿章集团自甲午战争以来的被动局面，将会有所改变。
慈禧即刻做出了决断。首先，必须在光绪帝会见伊藤博文之前，警告光绪帝，不能聘用伊藤当什么顾问；其次，立即拿办康有为等人，以消除祸患。
由杨崇伊的密奏而促使西太后做出政变的决策，与由光绪的密诏而导致康有为等人做出防止政变而采取行动的决定，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即都发生在9月18日（八月初三日）这一天。
很有可能，在慈禧回宫之前，光绪帝于乾清宫已与庆亲王等王大臣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吵。“皇上于是日谓枢臣曰：‘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70]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在大臣面前怒气冲冲地讲到要死，如果不是王大臣们毫无畏惧地围攻皇帝，迫其下诏废除新政，拿捕维新派，这几句话是不会脱口的。大臣们之所以能如此放肆，说明他们对政变已是成竹在胸了。
西太后回宫后怒斥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短短数语，慈禧发动政变的根本原因就包含在这里面，即认定光绪已有谋制她的意图，她已看透康有为等维新派不仅是要离间太后与皇帝，而且对光绪也不过是一时的利用而已。
慈禧怒斥光绪之后，光绪实际上已失去执政权。但为了减少外交上的压力，在已预先安排好20日会见伊藤博文这一活动没有过去之前，慈禧没有发出训政的懿旨。宫中的变局进行得平稳而隐秘。20日一早，袁世凯照常请训。光绪帝看了袁的请训折，“动容，无答谕”。9月21日，上谕宣布慈禧训政。同日又谕：
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有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71]
从上谕内容来看，政变主旨首先是剥夺光绪帝的执政权；其次是要除掉康有为，其罪行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未提谋杀荣禄及围颐和园等事。
一伙顽固守旧的大臣，在康有为急进改革的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造谣、构陷，不遗余力。光绪帝十分赏识康有为。顽固派要除掉康有为，必须剥夺光绪帝的执政权；要禁制光绪帝，必须抬出西太后；要抬出西太后，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实力稳健大臣的参预，二是要有能激起太后愤怒的事实，这些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政变最先裸露出来的原形，是剥夺皇帝的执政权，革去康有为的职务并予治罪。
康、梁脱难与“六君子”就义
康有为在9月18日得知光绪帝催他迅速出京的明谕和杨锐、林旭带出的密诏后，当天下午“欲乞友邦进忠告”，而英国驻华公使已去北戴河；去找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而李的态度并不热情；深夜派谭嗣同劝说袁世凯，袁又借词推托；第二天下午赴日本公使馆，求伊藤向太后进言，伊藤佯诺之态，使康亦不能寄予希望，奔波两天一夜，知大势已无可挽回，遂决意离京。
康有为9月20日天未明出京。9月21日，康广仁、程式穀等被捕。米市胡同口，车骑塞途，观者如山。康广仁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程说：“外国变法，前者死，后者继。中国新党寡弱，恐我等一死，后无继也。”康说：“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
梁启超躲进日本公使馆。谭嗣同亦到。谭劝梁东游日本，并且把谭自己所著的书及诗文稿本数册、家书一箧都托付给梁。谭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抱而别。9月22日，梁启超断发洋装，在日本人的掩护下潜赴天津。康有为亦已逃脱上海官吏的魔掌，转乘驶往香港的轮船。康、梁师徒经历整整一月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在英、日军舰的保护下，脱离险境，逃避了大难，在日本重新相聚，继续着他们的救国之业。
然而，仍留京城的维新志士，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之中。9月24日，上谕宣布：“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