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人的算法，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个新世纪或许都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年无疑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最为糟糕的年份，一场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几乎将中国逼至崩溃边缘。
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国际国内背景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的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一定成就，恢复了往昔的一些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但中国在1890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甲午年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这就是稍后维新运动之所从来。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维新运动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的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为基本特征之维新运动进展顺利，缓慢的政治变革其实在有序进行。
然而，由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输出已经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没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许多矿产资源开采了，一些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由此衍生出许多问题。
经济的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之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休整维修，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繁难问题，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清政府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了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的完整性，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干预中国事务，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清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的法律因素，清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德国政府遂接受一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清政府与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到嘴的肥肉被德国、俄国和法国给搅黄了，也就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能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2]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的基地，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的基地。[3]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清政府原本寄望于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自己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但俄国人一面爽快地答应了清政府的请求，实际上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湾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提出租借港口的要求，严重困扰着当时的中国人，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真正感到空前的民族危机。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的时候，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只不过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而已。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被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4]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的开始。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维新运动在一场政变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说是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5]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件事情的打击，产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竟然突然出了问题。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6]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给中国，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攻击诋毁天朝上国，最可恶的是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一变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和康有为推动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使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7]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自五口通商以来，自从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以来，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战后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感受到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中国城乡遍设教堂，把中国传统神祇、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祇、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那些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尤其是非将那些洋教士以及追随那些洋教士为非作歹的汉奸教士即所谓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省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谣言，这些谣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康梁等海外流亡人士故意夸张的成分。康梁等人清楚，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有扬眉吐气、重出江湖的一天，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那时当权者的一个重大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违背民意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谣传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至于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承受她多年养育之恩，正如光绪帝自己所辩白的那样，他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的资料，即便是在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8]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理解。所以皇太后如果真的像康梁等人所宣传的那样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太过于夸大了帝后之间的冲突，也太过于戏剧化。
康梁等人因新政失败流亡国外，虽然吃尽了苦头，但获得了许多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的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专制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话语弱势一方。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康梁系，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戊戌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1899）一整年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迹象。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9]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二 从拳到团：清廷对民间结社的利用
“己亥建储”确乎为光绪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其本质应该与光绪帝的病情恶化，以及清代权力传承有关。
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政治权力父死子继的大原则。如果没有子嗣，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传承的小原则是兄终弟及。假如兄终弟及也无法实现，比如皇帝没有亲兄弟，那也没有问题，按照血缘关系，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皇位继承人。这种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皇族内部的权力冲突，是一种自然顺位。然而由于清廷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所以自第一个皇帝开始，直至最后一个皇帝，始终面临着皇位继承问题的困扰，始终不知究竟怎样解决。
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主要是因为光绪帝的身体经过1898年的折腾可能实在顶不住了，而且光绪帝大婚已经十几年了，看来已经很难有自己的龙子龙孙了，因为在过去两年中，也曾有外国公使馆的医生为皇上看过病，已经证明皇上的肾病相当严重。为了大清王朝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光绪帝万一发生什么不虞，特别是因为皇上需要静养，而清廷烦琐的日常典礼实在太多，所以如果有一个大阿哥代劳，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务重回正常状态。这是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完全是为光绪帝的身体着想，而且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绪帝本人的主意。
从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储”是对的，清廷官方文书也都是这样解释的。然而由于此时离1898年政治变动太近了，许多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出于政治原因，在清廷为正常的政治运作，而在被流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试图更换皇帝的做法，为了保护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皇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挚诚，通电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呼吁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庆亲王、荣禄等公忠体国，奏请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10]将一个正常的人事调整视为影响中外关系的大事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只在上层，而下层民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是到了后来，当上层政治变化引发中外关系紧张和冲突时，政治高层非常不恰当地利用了民粹主义情绪，遂使问题复杂化。
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痛苦，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当然也没有能力就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甲午战败对下层民众来说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就此灭亡。于是，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自发地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根本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像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灭亡并不感到特别可怕，他们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于是有义和拳在山东悄然兴起。
正如人们久已知道的那样，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在此之前数月间，义和拳一直在鲁西北慢慢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拳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蒙古。[11]所以经久不衰的民谣称“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大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随着《马关条约》的落实，外国资本潮水般进入中国，外国传教士也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形成新的文化冲突，于是民间秘密结社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意于“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开始放弃先前两百年“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转而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清朝中期，种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外国资本无节制地进入中国，外国商品无限制地涌入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愈发艰难，许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较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在将责任归罪于朝廷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中国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的，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做了许多有益的慈善工作和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大幅增加，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在增加，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传教，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其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12]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战后，中外冲突最剧烈的地方无疑是山东。山东人不仅在战争中遭受直接痛苦，而且在战后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山东成了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德国人修铁路，开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破坏坟茔，山东境内铁路沿线、矿山周围的百姓没有得到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因经济开发而受到了无端伤害。
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实际上，那些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全怪罪于德国人。按照中德约定，德国铁路、矿山所需要的土地当然由中国政府征收整理后提供，德国方面不介入与中国百姓的直接关系，德国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提供，因此这些征用补偿的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至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德国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的嫌疑，于是久而久之，德国人根本不再顾忌中德原先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德国人往往绕开中国地方当局，迅速直接派兵强行镇压，从而增加了中外之间的仇视和中国人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过建议，希望由总理衙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13]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在山东开发投资的不只是德国人，日本、英国在山东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战后，威海卫曾被日本作为抵押占领三年之久，后被英国顺手租借。这些租借、开发，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殖民，但无疑使中外发生冲突的概率上升。这是义和拳兴起的一个外部原因。
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经济转型有关。甲午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价、规模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渠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通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店、旅馆等都受到极大影响，从业者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除了外部原因，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那几年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到了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的影响，怒火中烧。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就是大刀会，就是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慰。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后来，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仍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之外，可能有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的原因，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茌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民众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财富的积聚对其更为迫切，因而与山东地方的冲突也比较多，所以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他们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毓贤在任时，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很多从外地赶来的流民也加入其中。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对于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这些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14]
很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15]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16]他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觉得既然这些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个意思向朝廷做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这些义和拳、大刀会，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其实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三 义和团转战京津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成为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地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17]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18]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无效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19]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只是不巧得很，这种情绪不幸遇到了后来涉及国家层面的大事变，外交上的雕虫小技成为主导，义和团竟然成为政府的调控工具，终于衍生出后来一系列重大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弄成像是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清廷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这里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难说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其实是一点一点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着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也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认为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比如庆王，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者方面去塑造，但是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真的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没有说这位端王爷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清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做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清政府的威望，清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清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前述心态，义和团、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的发展，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底的时候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团、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这些义和团、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20]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阿哥事件发生，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职，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团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团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21]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个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S.M.Brooks）是英国传教士，是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流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流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以为与其放掉卜克斯准备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22]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位传教士。但是卜克斯死得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也没有人顾及卜克斯事件。
清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Stephen Pichon）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清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团、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会议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了一个惊人决定，宣布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23]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其实，清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表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尽快镇压义和团、大刀会。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
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个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清政府自动恢复了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上，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团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团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清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个体制根本转不动。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了，但是这个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而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个好转又以义和团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和义和团。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清政府能够变化，能够在义和团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复杂了，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还有一点，即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起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是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表示，卜克斯的案子尚未处理，清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也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急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那些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清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M.N. de Giers）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清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清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