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的忠告也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这个时候其实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25]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这些义和团“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26]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团民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团、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27]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清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28]这大约是列强第一次提出出兵代剿方案。
列强的不满容或确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载漪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29]然而，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地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30]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31]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这些在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32]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33]义和团民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34]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团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35]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36]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37]
四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事实上，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其实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其实，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挥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他们的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38]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民，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也都知道，总是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做出丝毫让步，不愿做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团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清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措施，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以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摇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清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然而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B.J.de Cologan）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的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北京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团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团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39]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8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的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地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清廷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清廷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团不仅是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清廷的敌人。[40]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从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41]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是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团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团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团民，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团民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另一方面，使馆卫队进京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团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团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42]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可能并不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紧张形势，在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43]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团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和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44]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其实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45]
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引起了新的形势变化，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有团民开始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46]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团声势之所以一拨高过一拨，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董福祥的甘军从南苑进驻城里。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对义和团由镇压正式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这些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团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
根据这种认知，列强很快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规模并不大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E.H.Seymour）率领，于6月10日浩浩荡荡开往北京，他们的目标如前所说只是保卫使馆，拯救传教士、侨民和教民，但这个举动无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惧，以为列强是不宣而战。6月11日，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馆，请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宣布各国公使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47]
经过艰难交涉，几天时间过去了，各国公使都不愿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议，然而出乎各国公使意料的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国民众竟然主动在京津线上拦截联军，使西摩联军用了17天时间竟然无法抵达北京，反而于6月26日狼狈逃回天津。[48]
西摩联军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对于中国方面，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前门商业区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连烧三天，损失惨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对策，鉴于联军继续向北京挺进的事实，决心招抚义和团民众，用他们和清军配合作战，以防范列强突然或持久攻击。
另一方面，由于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并不顺利，这也引起各国公使、海军将领的思考，他们经过反复研探，以为联军之所以在进京路上如此艰难，主要是联军的后路被清军遏制，后援部队无法提供及时支援，这是西摩联军行进困难的主因。为此，各国将领认为，要履行保护公使、侨民、传教士的责任，就只有确保天津通往北京的路畅通，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将大沽炮台控制在联军手里。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来重点经营的北方要塞。当时，驻扎大沽炮台的清军有三千人，总兵罗荣光为最高指挥官。此外，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的旗舰及鱼雷艇也都在周边巡弋，与大沽守军遥相呼应。
6月16日，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与西摩联军失去联系快一个星期了，他们为此做出占领大沽炮台的决定。在联军司令官看来，他们向北京挺进只是为了营救公使、传教士和教民，并非与中国政府为敌，因为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安全也是清政府的责任，他们更不是要与清军决战，联军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帮助清军。所以，联军司令官在当天会议上签发一份通牒，限中国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让出大沽炮台。[49]
联军司令官会议是16日上午11点结束的，最后通牒也应该在此后不久送给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将大沽炮台移交给联军。他在拒绝联军要求的同时，立即向海军统帅叶祖珪及直隶总督裕禄做了通报，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罗荣光不愿将炮台和平移交，而联军又坚定认为大沽炮台是他们向北京、向华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于是一场恶战无法避免。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时，争夺大沽炮台的战斗终于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至清晨5时许，大沽炮台陷落，中国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之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经很吃紧，无暇他顾，更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大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的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经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本月17日他接到法国总领事送来的照会，以各国水师提督的名义“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50]
裕禄的报告送到朝廷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离大沽炮台失守已经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虽然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做了许多发言，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团，还是要以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的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皇太后、光绪帝和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51]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19日下午5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52]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清政府的强硬姿态而已。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清政府的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天晚上，十一国公使聚集在首席公使官邸召开会议，争论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建议天亮之后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会晤，至少要表达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的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外面的局势或许真的很混乱，其他公使竟然全部反对克林德的建议，不敢集体前往总理衙门。
别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克林德单独行动，何况他与总理衙门原本第二天中午有个约会，所以他第二天（6月20日）上午还是带着秘书乘坐轿子离开了公使馆，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就被清军神机营的枪手一枪毙命。[53]
克林德之死是1900年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先前勉强还能维持的外交窗口至此全部中断，各国公使退守使馆区组织卫队严密防守，并将散在各处的传教士、教民尽量接到使馆区。从这一天开始，使馆区与外界几乎隔绝。
在使馆区外面，确实有一支清军，清军外面有中国民众，这些民众被统称为义和团，其实也不尽然。使馆外面的清军，按照过去流行的说法是在围攻公使馆，但按照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荣禄等人的解释，其实是为了防止中国民众冲击公使馆而实施的保护措施，当然在此后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这些清军也与公使馆的守军发生过一些冲突和战斗，只是从总体上说，清方的解释更合乎情理。
公使馆不仅和清政府失去了联络，与天津、与他们各自的政府也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形使各国政府非常焦虑，各国驻天津的领事和海军将领只好抓紧时间组织联军往北京进发，准备用武力去解救被包围的公使、侨民，还有聚集在西什库教堂的传教士和教民。
各国海军将领对中国方面的力量估计过高，他们一定要等到各国援军到来方才准备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在一天一天消逝，北京的僵局没有办法打破。直至8月初，各国后援部队方才完成向天津的集结。8月4日下午，两万名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直扑北京。清军虽然在津京一线集结了十万军队，然而总体上说，清军并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8月14日上午，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顺利进入使馆区，被困两个多月的使馆终于解围。[54]
五 《辛丑条约》：中国的低谷与起点
当八国联军即将侵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片慌乱，联军虽然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与公使馆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沟通管道，并没有使中外关系完全中断，联军当局也一再传信清廷，不要让两宫离开北京，就留在宫中好了。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做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在枪炮轰鸣声中出西华门，奔德胜门，经颐和园稍事休息，然后经居庸关，向太原方向行进。[55]
两宫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筹备过程。大约在总理衙门改组、克林德被杀，中外沟通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两宫就对后来的政治发展有所安排，留有后手。
6月9日，总理衙门改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十天后，6月20日，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枪杀。当天，朝廷向各省督抚发布了一道密旨：
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统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护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56]
这道上谕的词句非常奇怪，许多阅读者认为这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发布的遗命。不过，这个密旨赋予各省督抚便宜行事权力，希望各省督抚发挥能动性切实保护各自管辖的省份，尽量对北京危急局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天（6月21日），两广总督李鸿章又收到荣禄发来的密信，忠告李鸿章不必再对北京的御旨继续给予重视。这个消息在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外交官中很快传开，大家一个比较共同的看法，是端王载漪可能已经篡夺了清廷的政策主导权，因而此后来自朝廷的指示，他们都可以视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不合乎需要或者说不利于地方稳定的可以视为“伪诏”。[57]这就为稍后发生的“东南互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6月22日，在轮船招商局担当重要角色的郑观应致信盛宣怀，以为联军在北方的战事持续下去必将对南方发生重大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人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随着局势持续恶化，英国人一定担心南方也会像北方一样混乱，因此英国人一定会与列强一道向南方用兵，在上海登陆，进而向整个长江流域派兵，稳定局势。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郑观应建议盛宣怀不妨抓紧将一些中国公司转换到外国名下，或许有利于保护。[58]
郑观应的提醒无疑启发了盛宣怀，三天后即6月24日，盛宣怀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从权”与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将上海租界交给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便在目前复杂局势下保全各国及本国商民财产及生命安全。[59]
盛宣怀的提议获得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等的首肯，其实在这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有类似考虑，以为在目前困难局势中只能尽量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刘坤一、张之洞等又邀集东南各省督抚共同讨论，终于达成与各国合作，共同维护东南半壁相对稳定的局面。他们相信这个办法并不违背朝廷密电“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精神。[60]
根据这些共识，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东南互保章程》共九条，东南各省在没有丧失主权、治权的前提下，与各国友好合作共保东南、长江流域各省的和平与稳定，严格禁止义和团以任何方式南下，各国也承诺不在上海、不在长江流域登陆、用兵。[61]
东南互保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廷那份神秘诏书的启示，还值得研究。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在总理衙门改组特别是克林德被杀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准备，不仅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刻意与列强保持沟通，营造一些友好气氛，而且很早就通过各种管道向列强求和。
总理衙门的改组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几天后，慈禧皇太后于6月16日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北上，争取早点开始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善于外交的人，他与各国公使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在接到通知后虽说并没有及时北上，但他确实迅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进行接触。他通过驻外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和解，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准备了条件。
由于北方战局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后既没有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也没有拿出精神与列强真的开战，北方战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着，而各国司令官在军事力量没有达到预想状态时也不愿冒险向北京进发，北京局势的僵持使李鸿章无法顺利北上，直至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个月之后，李鸿章方才有机会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间的正式谈判方才有可能开始。
在李鸿章抵达北京前，联军当局其实已经与中国方面进行过接触。清廷在离开北京时任命有留京办事大臣，这些大臣通过私人关系很快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然后再通过赫德与联军当局建立沟通管道。在赫德帮助下，跟随两宫播迁的庆亲王也很快被追了回来，这都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做了充分的铺垫。
应中国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中国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中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为中国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团的错误，必须就义和团围攻公使馆和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62]
大致说，清政府主导力量应该能够接受赫德的这些建议，此后的交涉也大致按照赫德的提示进行。只是清政府对各国要求追究煽动义和团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馆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有点出乎预料。
知道列强真实心迹的俄国人很早就向中国方面做过类似建议，希望清政府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应该主动惩办一批可以牺牲的“肇乱大臣”，以此换取列强的信任，为后续谈判铺路。[63]
由清政府自行惩处所谓肇乱大臣或许是缓和时局的一个办法，在俄国政府提出这一动议前后，法国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表明类似立场。法国人认为，推动善后议和的前提有四：一是清政府务必确保各位公使的行动自由与安全；二是清政府应先行将端王载漪等“肇祸大臣”革职查办；三是将各处军队撤回，不得再与外国军队接战；四是清政府务必彻底剿灭义和团。[64]
其实，惩处所谓“肇祸大臣”的想法在李鸿章等一批稍具国际视野大臣那里早就想到了，只是碍于同朝为官，碍于这些“肇祸大臣”许多人都是皇亲国戚。而这些皇亲国戚依然盘踞在皇太后周围，不仅掌握着清廷大权，而且似乎依然受到皇太后信任，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向皇太后提出。文献表明，至少在7月中旬前后，李鸿章准备奉旨北上时，就已意识到清政府自行惩处那些煽动排外的愚昧大臣可能是缓解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是怎样实现，李鸿章就没有把握了。
李鸿章不敢贸然弹劾那些宫中实权大臣，但对那些不在宫中的“肇祸大臣”，李鸿章当然一点也不客气。9月2日，他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奏请将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罢斥治罪，以为寿山、晋昌二人纵容义和团毁路构衅，一意主战，致使许多地方失陷，殃害人民，贻国家无穷之累。[65]
清廷很快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但仅仅将寿山、晋昌两人作为替罪羊远远无法平息列强的愤怒。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肇祸大臣”绝对不是这样几个人，即便不追溯到慈禧太后这样的最高层，也必须追溯到在混乱时期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端王载漪，以及庄亲王载勋等。
对于这些皇亲国戚，李鸿章等汉大臣当然不敢向朝廷提出，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皇上、皇太后的至亲。
9月5日，德国政府正式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严惩”罪魁祸首。[66]
在德国政府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俄国人也正式提出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惩办那些所谓“叛乱首犯”，包括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67]
德国人要求惩处那些“罪魁祸首”，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名单。列强很快就哪些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展开讨论。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和讨价还价，列强与清廷终于在1901年2月6日就惩处“肇祸大臣”达成共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由中方判处其死刑，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赦免，流放新疆，永远监禁；尽快剥夺董福祥的兵权，然后予以严惩；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等，处死；对于已死亡的李秉衡、刚毅、徐桐，由清廷宣布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与此同时，清廷与各国还达成一个共识，为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立山等大臣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他们在义和团战争期间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作战而被清廷下令处死。[68]
此外，各国公使还在4月4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一个上自藩王督抚、下至知县士绅的142名必须惩处的名单，[69]后经反复交涉，清廷于4月29日发布上谕，以义和团战争期间奉行不力、致酿事端，焚烧教堂，伤害教民、教士等“罪名”，分别轻重，将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等56人予以严惩。[70]
6月3日，清廷再发上谕，将盛京副都统晋昌等11人发往极边充当苦差。[71]8月19日，清廷三发上谕，又惩处地方官员士绅58人。[72]至此，列强要求的所谓惩办“肇祸大臣”交涉大致结束。
惩凶之外是就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个谈判比较简单，清政府同意以皇帝名义致信德、日两国元首道歉，并派遣高级代表分赴两国当面“认罪”。清政府还同意在克林德遇难处修建一座纪念物，至于支付必要的抚恤金更是无须讨论。[73]
至于战争赔款的谈判确实比较艰难，列强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德国人、俄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确实希望利用这场战争大发一笔横财，确实有竭泽而渔的味道，[74]但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特别是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并不认同德、俄两国的看法，谈判的结果就是既要中国就战争军费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75]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后来成为各国谈判的基础。
根据各国公使建议，赫德于1901年3月5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中国究竟能够支付多少赔款，最适合的偿付方式是什么，中国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以及列强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控制权四个问题提出了方案。赫德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总管，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各国公使后来又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赔款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和讨论，以为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76]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
善后谈判还涉及使馆区的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以及在中国驻军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上述内容为基本构架的《辛丑条约》其实只是一项共识。[77]1901年的这个条约，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也是中国重新起步、从头开始的起点。这一年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个因素，几年之后开始的预备立宪，实际上也是其逻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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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由马勇撰写。
[2] 《再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465页。
[3]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谭嗣同等湖南人士格外恐慌，他们计划以湖南独立获取未来中国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于是他们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推广地方自治，增强人民的政治能力，“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90，第138页。
[4] 《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第210页。
[5] 清廷官方文件指责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4，第4206页。
[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172页。
[7]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99年5月1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8] 上谕第22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92页。
[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454页。
[10] 《上总署转奏电禀》（1900年1月27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309页。
[11]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15页。
[12]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第154页。
[13] 《高密县民与铁路口角拔去路标并围公司肇衅致动德兵议结案内电底禀底》，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3页。
[14] 《教务教案档》第6辑，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74，第15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42页。
[15] 《筹笔偶存》，第45页。
[16] 《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41页。
[17] 《筹笔偶存》，第45页。
[18] 《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第84页。
[19] 给事中胡孚辰说：“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参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84页。
[20]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第4页。
[21]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辑，第19页。
[22]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6页。
[23]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1页。
[24]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第215页。
[2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00页。
[26] 《御史李擢英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1页。
[27]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第3册，第471页。
[28] 《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3册，第169页。
[29] 《直隶总督裕禄片》（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2—73页。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第90页。
[31] 《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9页。
[3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直隶总督裕禄电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9页。
[33]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辑，第9页。
[34] 《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11页。
[35]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98页。
[36] 《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辑，第15页。
[37]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页。
[38] 《告白》，《义和团》第4册，第149页。
[39] 《樊国梁神甫致毕盛先生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73页。
[4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02页。
[41] 第一批进京的使馆卫队人数说法不一，窦纳乐在1900年6月10日致索尔兹伯理（H.E.Salisbury）的信中说总计337人，其中英国特遣部队由75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参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81页。而裕禄在当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根据铁路局查点“洋兵上车”的实在数目为：英国兵72名，军官3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士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各国军官22名，士兵334名。参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1页。
[42] 《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0页。
[43] 《张美翊致盛宣怀函》（1900年5月29日），《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5—17页。
[44]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