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会请愿运动受挫时，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士业已萌生革命的念头。据徐佛苏回忆，第三次请愿运动后，清廷发布了解散请愿代表团的谕旨，“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122]随后，“皇族内阁”推出，全国舆论哗然，“一般稍有智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123]立宪派尤为失望，他们本来就对清政府拒绝速开国会的举措极为不满，现在又弄出一个集权皇族亲贵的内阁来，其失望可想而知。然而，在愤怒之余，大多数立宪派人士仍然理智地试图再以请愿的方式予以挽回。
1911年5月12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届会议正式召开，这届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推翻皇族内阁。6月10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了一份反对皇族内阁的公呈，请求代奏清廷，公呈明确地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要求在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24]公呈递上之后，清廷不予理睬。7月4日，由奉天谘议局议长袁金铠领衔，19省40余名谘议局议长与议员联衔再次上书都察院，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认为现在以皇族组织内阁，“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违反”，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次日，此书由都察院代奏之后，却遭到清廷谕旨的严词申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125]立宪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
随即，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一通《宣告全国书》，揭露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126]稍后又发表了一通《通告各团体书》，认为：“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127]立宪派对于清廷的宪政改革几近绝望。虽然他们表示要为“内阁制案”继续请愿，但是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迅即演成燎原之势，立宪派最终投入到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立宪运动陷于绝境之时就是大清王朝穷途末路之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不进一步做出一些让步。如颁布《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明确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128]并任命由资政院公举的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由袁氏组织完全责任内阁。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使心灰意冷的立宪派回心转意，更不能阻止奔涌勃发的革命潮流，民心尽失的清王朝大势已去，终归走上无可挽回的覆亡之路。
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最终走向合流。值得探讨的是导致双方合流的原因：第一，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流的推动力。预备立宪曾经一度为清政府与立宪派的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当清政府不能满足立宪派的要求时，当立宪派逐渐对清政府的立宪诚意失去信心时，事物走向了反面。在清政府不可救药的时候，立宪派终于弃清廷而加入革命的行列。清廷推出“皇族内阁”使亲贵揽权，“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廷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129]当保路运动遭到清政府压制时，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130]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131]清政府没有笼络住具有强烈参政欲望的立宪派，而使立宪派转向了革命。可见，事实上是清政府把立宪派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第二，两派为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治目标基本一致，这是双方合流的思想基础。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分野在于他们各自设计的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政治方案不同，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其中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待皇权的态度。“革命党与立宪党宗旨之差异，全在破坏君主政体与巩固君主政体之一点。”[132]立宪派本来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向皇权争民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与此同时，皇权又在革命的撞击下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派转向用暴力摧毁皇权而实现民主的道路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流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是革命派长期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但立宪派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派或自己领导宣布独立，或协助革命党人建立军政府，或促使旧官僚反正，为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虽然在此前后也发生了不少立宪派与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当时的立宪派对革命还是支持拥护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清末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股政治势力之间，当革命派与清政府双峰对峙时，立宪派的倾向就显得颇为举足轻重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立宪派转向与革命派合流，不仅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步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民初政局的演变。
* * *
[1] 本章由李细珠撰写。
[2] 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4页。
[3]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东方杂志》第1年第3期，1904年。
[4] 《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中外日报》1904年4月4日。
[5] 《中国立宪之起原》，《宪政初纲·立宪纪闻》，《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商务印书馆，1906，第1页。
[6]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8，第20页。
[7] 《论日胜为宪政之兆》，《中外日报》1905年5月21日。
[8]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45—946页。
[9] 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3—4页。
[10] 有人查证，立宪派这一称谓最早见于1903年9月出版的《浙江潮》第7期所载《四政客论》。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第39页。
[11] 梁启超：《立宪法议》，《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
[12] 康有为：《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9、8页。
[13]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第138页。
[14] 《日记》《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528—529、865—866页。
[1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56页。
[16]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306—307页。
[17]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83页。
[18]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6页。
[19] 《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5年。
[20] 《癸卯十二月初三日云南丁制台、林抚台来电》，《张之洞存来往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档号：甲182-436。
[21] 《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1904年。
[22] 魏元旷：《魏氏全书·坚冰志》，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313页。
[23] 伧父：《立宪运动之进行》，《辛亥革命》第4册，第4页。
[24] 熊范舆：《立宪国民之精神》，《中国新报》第1年第4号，1907年。
[25]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1—98页。
[26] 《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210—222页。
[27]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9—370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121—123页。
[28] 《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行庆改会简要章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98，第597—606页。
[29]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69、374页。
[30] 《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09页。
[31] 康有为：《致各埠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68页。
[32] 梁启超：《致蒋观云书》《与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1、409页。
[33] 《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370页。
[34]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
[35]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4页。
[36] 《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713页。
[37] 《东京中国宪政讲习会总章》，《时报》1907年8月11日。
[38] 《东京宪政讲习会意见书》，《时报》1907年8月12日。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63页。
[40] 《布告宪政公会文》，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511—512页。
[41] 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64页。
[42] 《自治会移民政司吉林省地方自治沿革录》《吉林地方自治会监督、会长、参议、职员衔名一览表》《总督徐世昌、巡抚陈昭常为吉林自治会归并谘议局筹办处收小规模改为吉林府自治局布告》，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内部发行本，1981，第106—108、122—123、132—133页。
[43] 以上关于粤商自治会的情况，主要参见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第373—400页。
[44] 参见张恒平、陈世和《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第447—462页。
[45] 《贵州发起宪政预备会大会纪详》，《申报》1909年12月30日。
[46] 《湖北宪政筹备会选举职员纪事》，《时报》1909年5月21日。
[47] 《闽省设立政与会之宗旨》，《申报》1909年12月25日。
[48] 《各省谘议局议案记略》，《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49] 《各省谘议局议案记略》，《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50] 《浙江巡抚增韫奏浙江谘议局开会始末并议案大略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705页。
[51] 《奉省谘议局开会闭会暨会议情形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第1043页。
[52] 〔英〕乔·厄·莫理循：《致瓦·姬乐尔》，〔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641—643页。
[53]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第6册，第437页。
[54] 《四川谘议局宣统二年九月常年会纪略》，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152页。
[55]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辛亥革命》第6册，第437—438页。
[56] 问天：《宣统二年九月中国大事记》《续记各省谘议局与行政官争执事》《三记各省谘议局与行政官争执事》，《东方杂志》第7年第10、11、12期，1910年。
[57] 《议员无参观之权利》，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第191页。
[58] 《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辞职书》《江苏谘议局复预算维持会函》，《张謇全集》第1卷，第160—161、173页。
[59] 心史：《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60]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章程》《直省谘议局联合会临时办事处规则》《直省谘议局联合会议事规则》，《时报》1910年8月19日。
[61]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案的详细内容见《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报告书·议决案汇录》，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295—296页。
[62] 《中国纪事·谘议局联合会对于各省督抚不交预算案之准备》，《国风报》第1年第25期，1910年。
[63] 《本馆同人献言》，《申报》1910年10月3日。
[64] 《敬祝资政院之前途》，《盛京时报》1910年10月4日。
[65]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七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
[66]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九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
[67]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68]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十四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
[69] 《资政院开院后续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70]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9，中华书局，1986，第10—11页。
[71] 《第二十五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7号，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72] 《第二十七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9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3] 《第二十八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30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74] 《第三十一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33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75] 《第二十四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6号，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76] 《第二十六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28号，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77]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三日。
[78] 《第三十九次会议记事》，《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事录》第41号，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79]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九号议场速记录》，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
[80] 心史：《宪政篇》，《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1909年。
[81] 《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625页。
[82] 《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张謇全集》第1卷，第135页。
[83] 《都察院代递孙洪伊等吁恳速开国会呈》，《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
[84] 问天：《宣统元年十二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
[85] 《记国会请愿代表进行之状况》，《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1910年。
[86] 问天：《宣统二年五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10份请愿书的具体内容见《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刊本。
[87] 《各团体国会请愿代表上监国摄政王书》，《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第49—50页。
[88] 《请愿国会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绅民代表李长生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旗籍代表文耀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会代表姚文枏商会代表沈懋昭上海苏州商会代表杭祖良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南洋暨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等公上政府书》，《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第42—48页。
[89] 《国会请愿近情种种》，《时报》1910年6月26日。
[90] 《专电》，《时报》1910年6月28日。
[91] 《仍俟九年预备完全再定期召集议院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5页。
[92] 《奉天谘议局致乔郭两代表电》，《大公报》1910年8月10日。
[93] 《国会请愿之近状》，《东方杂志》第7年第7期，1910年。
[94] 问天：《宣统二年五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
[95] 《呜呼血泪青年》，《民立报》1910年10月14日。
[96]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97]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311页。
[98]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99]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8，第2页。
[100]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8，第2页。
[101] 问天：《宣统二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1910年。
[102]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29，第17页。
[103] 《联合进行》，《大公报》1910年12月22日。
[104]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30，第1页。
[105] 金毓黻辑《宣统政纪》卷30，第8页。
[106] 《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拟呈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折附清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88—92页。
[107] 《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会奏拟定内阁官制并办事暂行章程折附清单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1—565页。
[108] 《授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谕》《任命各部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6页。
[109] 《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230页。
[110] 关于蓝票党与白票党，论者多有混淆，详细考证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95—496页。
[111] 《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第238页；〔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
[112] 谢彬：《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4，第30页。
[113] 《汪荣宝日记》，宣统二年九月初五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3辑，文海出版社，第649页。
[114]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494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429—430页。
[115] 梁启超：《致佛苏足下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29页。
[116] 康有为：《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15页。
[117] 《宪友会章程》，《时报》1911年6月10、11日。
[118] 徐佛苏：《致任公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49—550页。
[119] 《中国政党小史》，《时报》1911年6月12日。
[120] 〔日〕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70—72页；谢彬：《民国政党史》，第32页。
[121] 《辛亥俱乐部之初组织》，《时报》1911年6月20日。
[122] 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4页。
[123] 《新内阁史·发表后之舆论》，《时报》1911年5月18日。
[124] 《中国大事记·都察院代递谘议局联合会呈请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折》，《东方杂志》第8年第5号，1911年。
[125] 《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袁金铠等为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呈》《各省谘议局议员请另组内阁议近嚣张当遵宪法大纲不得干请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7—579页。
[126] 《谘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国风报》第2年第14期，1911年。
[127] 《直省谘议局联合会为阁制案续行请愿通告各团体书》，《国风报》第2年第16期，1911年。
[128] 《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03页。
[129]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第184页。
[130] 粟戡时：《湘路案》，《辛亥革命》第4册，第551页。
[13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99页。
[132] 《直省咨议局联合会为阁制案续行请愿通告各团体书》，《国风报》第2年第16期，19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