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2]过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革命党”方面。近些年研究倾向已有所改变，不过整体上仍更多注意朝野的“对立”，且多出以批判性的论述（如新政改革是朝廷“欺骗”人民，就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论题）；对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举措则研究偏少，考察政府试图以变革来维持既存体制的努力和作用的更少，而对既存体制内的朝野共同行动，关注尤少。其实当时朝野是否也有共识，有哪些共识，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非常需要厘清。
回溯革命爆发的前十年，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清廷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教科书常说的“土地兼并急剧”和“阶级矛盾激化”一类现象，此时并不多见。作为新经济因素的工商业尽管迅速上升，对社会造成不小的冲击，但似也未曾引起类似的激变。在朝廷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清朝何以那样快就崩溃（或革命何以能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进而言之，辛亥革命爆发于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而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则改革与革命的互动，究竟是一种怎样紧张和冲突的竞争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那场革命本身。关于辛亥革命，周荫棠曾提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除体制内的“篡位”、地方割据者的坐大和异族入主外，多是起于草野的“民变”；而“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铤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起事的革命党人多是“白面书生”。简言之，同样是造成政权更替，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与前不同的特色，即为“士变而非民变”。[3]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见解。过去对革命的研究，多循“有压迫就有反抗”的揭竿而起思路，相对侧重被动的一面；而所谓“士变”式的革命，则可能是一种思想领先、主动而非被动的革命（对革命者来说，如果革命本是“应当”进行的，便无须受到多深重的“压迫”）。[4]当然，这不必是全局的解释，或许仅是那次革命的特色之一。然既有此特色，士人的心态，他们对朝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就都是认识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而且，清末的新政改革，同样具有思想领先、主动大于被动的特色，多少也可看作一场“士变”。
进而言之，革命和改革可能是为了一个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目标，即通过根本性的政治转型来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改革与革命演成对立的态势，并最终被革命取代，或不必是由于目标的歧异，转可能是由于对达成目标的方式，甚或更多是达成目标之速度的歧异。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因为改革不成功（过去更爱说是朝廷以假改革欺骗人民），所以不能不革命。持这一说法者，在潜意识中恰以为两者的目标相近或相同，提示这一思路早已存在，甚可参考。
清季“士变”的发生，有着更为根本的因缘：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以及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造成权势结构的巨变，是一个必须思考的关键因素。最具根本性的是，在从所谓大一统到列国并立的世局下，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与之伴随的政治伦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代中国因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朝野均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对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终造成旧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仅存于纸面的现象，逐渐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更由于政治伦理的真正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对于这样重要的历史大转变，改革和革命的因缘又如此复杂，应有更深一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5]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本章即侧重考察革命前改革的制度困境，并论及相应的伦理转换之成败，借此增进对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巨变的理解。
一 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中国“近代”与历代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权势结构的巨变（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这些众多因素的合力所促成）。外国在华存在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也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而外国在华势力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到。庚子年间清政府援引义和团以对抗外国，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1905年袁世凯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举的奏折明言，废除推行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也是要对外国人有所交代，希望借此取信于外人，改变外人对中国的观听，以换得其“推诚相与”。[6]这一对外取向与庚子年间截然相反，却同样提示出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压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办学纲要所注意到的：中外“交通既久，几于无事不与外人为缘”。[7]芮玛丽（Mary Wright）后来有类似的认知，她表述外国在华存在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the 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8]
恰因其无所不在，外国权势的影响力，有时体现在直接干预之上，有时体现在间接的进言之上，有时甚至不必有什么主动的作为——外国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发挥影响。“列国并立”与“大一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了作为参照系的“他人”（the other）因素之存在。外人的“观听”固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外国政教模式的存在，尤其是日益成为“正确”或成功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影响着中国朝野的走向。
从郭嵩焘在英伦看见“三代之治”开始，外国参照系就已成为“证明”中国成败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读书人被西方改变思想方式进程的发展，西方越来越具有可以取代“三代”的地位，[9]而俄国和日本则扮演着学习胡服骑射而称霸的赵国的角色。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不断扩充、不断加速，但是只要可资对比的“他人”发展突飞猛进，同样可以使本土的变化相形见绌；由于希望太美好，实际变化虽大，而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大，结果仍然导致强烈的失望。换言之，由于西方的“优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灌输的或憧憬出来的，清季那种“中不如外”甚或“今不如昔”的感觉本身也可以是构建出来的。
黄遵宪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了中外对比的严重性。他说，欧洲近代革命，是因其中古“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所未见”，再加上“赋敛之重，刑罚之毒”，而又“教化大行，民智已开；故压力愈甚，专制力愈甚，其反动力亦愈甚”。中国的专制，其实没有中古欧洲那样厉害。假如“时非今日，地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焉忘”。然而现实恰是：时在今日，地有他国，出现了立宪共和之比较，出现了国民、民权、“民约”（特指卢梭所言）、类族（即后所谓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甚至输入了国家本“为国民、由国民”（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的新义。[10]
这是极有洞察力的睿见，没有西潮的入侵，清季很多问题或不会发生，或不被发现（很多现象，不想去看就会视而不见，有中外对比然后得以凸显）。同时，中外的对应也使很多原本可以分别思考和处理的具体事物整体化，助长了整体解决的思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开始就说：在“万国交通，争雄竞长”的时代，“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11]万国争雄的成败，隐喻着中外竞争的未来。在这样一种“不存则亡”的二元对立思维之下，为了制胜，更不得不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
1905年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世界对黄种人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局外中立”，更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特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即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的胜负，以实例向中国人“证明”了立宪优于专制，也就结束了以俄国还是日本为学习典范的长期争议。
对于学日本还是学俄国，中国朝野一直有争议。盖中日同文，而中俄同大；日本毕竟是岛国，似不甚可效仿。然而到日俄战争后，《申报》即说，“日俄之胜负分，而立宪专制之胜负亦自此定”。中国人因而醒悟，“朝廷上始有立宪之议，于是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举”。[12]类似看法较为流行，林白水后来说：“朝廷推求俄、日胜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也，因是遂有立宪之议。”[13]他所说的“国虽大无当”，既指俄国，也可以是自况。既然政治体制的重要超过了国土面积，俄国也就淡出了中国的学习典范之列。[14]《申报》的即时观察，仅联系到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宪政；林白水的事后分析，则明言其与立宪的关联。两皆由外及内，最能体现“外事”与“内务”的关联已进入一个纠结难分的层次。
如前所述，权势结构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在的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同样重要。康有为当时观察到，庚子后“人心大变”，实“二百年所未有”。关键在于，“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以前士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15]盖外国不仅提供了改变的榜样，还始终在努力参与并试图指引改变的方向。读书人的思想方式在西方引导下发生转换，遂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剧变。
王国维后来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16]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过去即使在改朝换代之时，也很少有士人对基本的纲常礼教产生怀疑。由于出现了中外的对比，形成了道出于二的语境，因此中西之道都成为可能的选项。更因黄遵宪所引述的新观念大都被树立为“正确”的标准，中国“专制”的可恶和可怖更得以凸显。所以黄氏认为，当时的“坏劫”和“厄运”，乃“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来，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但比较起来，“今日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17]
很多时候，西方也并不掩盖直接以掠夺方式摄取利益的野心。故其不仅提供了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以其行为证明着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提示了对抗西方的思想武器。从19世纪后期开始，凡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地方督抚大体都得到列强的支持。基本上，中国士人对西方观念和行为的接受每进一步，他们对西方的不满也增进一层：中国人因接受西方观念而重视主权，而主权的重要性一旦凸显，此前一些可能是主动“丧失”的东西就变得重要，遂不能不“排外”。对外国司法观念的逐步接受，也就意味着对治外法权的不满。报刊和电报、铁路等既增进了全国意识，也较前更迅速地传播着任何一种中外不平等的事例。走向富强的西式改革需要大幅增加支出，被外人掌控的海关收入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参与程度极深，而其影响也特别广泛。这样一种与前相当不同的历史局面，既是辛亥鼎革的语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发生的原因。充分认识到这样一种权势结构的转移，有助于理解清朝的颠覆。
日俄战争后仅一年，朝廷新设的政务处就“议饬各部院衙门均在本署内添设仕学馆一区，谕令各司员娴习应办公事，并研究西学政治外交等事，以广造就”。[18]所有政府机构都要“研究西学政治外交”，鲜明地体现出外国无处不在早已是多么具体。推行新政的政府如此，要推翻政府的革命者亦然。当辛亥年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革命的消息时，这位革命家不是疾速返国，而是转往英国以寻求可能抑制日本的外交帮助。[19]詹森（Marius B. Jansen）教授曾敏锐地指出，这表明在中国领袖人物的认知中，外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20]
武昌的革命政府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10月12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就照会各国领事，承诺保护租界和各国人民财产以及“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声明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但以后缔结的条约、借款则不能承认。[21]军政府随即对内发布告示，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22]并在白话布告中说：“各人要守本分。第一不要扰害各国租界，不要害外国人生命财产，不要烧领事署及教堂。因外国人没有害我们，害我们的是满人。若是害了外人，各国都来与我们为敌，那就不得了呢。”[23]
并非仅武昌如此，芮玛丽曾注意到，辛亥革命期间，南北军队都非常小心地不损伤外国产业。英国领事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军对外国权利的默认：在沪宁之战时，革命军沿着沪宁铁路旁的崎岖小路徒步跋涉，目送火车从身旁飞速驶过。他们当然有能力夺取火车快速前进，这不仅舒适很多，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战役的先机，然而他们却不曾尝试这样做。[24]
革命一方的作为很快得到了列强的认可，10月18日，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正式颁发布告，援引国际公法关于“政府与其国民开战”的规则，宣告严守中立，等于间接承认武昌革命政府为代表中国“国民”的交战团体。[25]在外国影响无所不在的权势格局之下，列强的迅速表态，是个至关紧要的转折点。此前，主张支持立宪而反对革命的人有一种基本论调，即中国若革命即会内乱，列强必因此出兵干预，进而瓜分中国。领事团的反向表态，彻底粉碎了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至少从操作层面证明了“革命”的可行性。[26]
尽管稍后长江上的英国海军确有借中立以掩护清政府军的举措，曾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27]但列强的表态整体上显然对革命一方更为有利，实际鼓励了革命在他省的蔓延。几天以后，就出现了湖南军政府，此后各地军政府遂陆续成立。时在内阁掌文字的许宝蘅看到“各路蜂起”，便知“大局危殆”，只能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28]至此，对清廷而言，已难了局除非取得全面彻底的军事胜利。
其实，即使没有革命的爆发，清廷先已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状态之中。这仍与外国在华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前为对抗外国势力的干预，清政府史无前例地援引了义和拳这一民间的异端力量。在读书人眼中，这是一个明显的“失道”象征，直接导致了士人与朝廷的疏离。[29]避难到西安的光绪帝在1901年初发布谕旨，要求“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30]后者针对的是刚落幕的中外武装冲突，前者却揭示出一种更加危险的状态——新旧对立的背后实隐伏着“拳乱”后士人与朝廷间的紧张。
二 庚子后清廷的失道形象和士人心态
上引谕旨里新与外、旧与中的潜在逻辑关联，总体虽可说是近代的通相，却也因朝野的一度共同趋新，本已淡出时人的言说。从曾国藩时代开始，朝廷逐渐成为新派的后盾。尽管向竞争对手学习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若非外国势力的直接介入过深，朝野趋新的主流或会延续，而不致排外。故义和团兴起时最高层和底层历来少见的朝野一致，反暴露出朝局的分裂和朝野的疏离：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公然对抗中央政策，暗中实得到不少士人的认可。不过朝廷与士人之间这样曲曲折折的合离，却也渊源已久。
清廷与士人的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嘉道以后，满汉隔阂虽渐为人所淡忘，传统的“上下之隔”却又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31]这样一种朝野之间的疏离，因西潮的入侵而加剧。后之所谓开风气者，越来越多地出自非京师的地方。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时期已注意到新型媒体的影响，其《劝学篇》曾专辟一节以论“阅报”。他说：“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32]就像《申报》曾经是一切报纸的代名词一样，“沪上”也不仅仅就指上海一地，却不啻一种新型的“山中”。重要的是，不仅内政、外事，就连学术方面的新观念也“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提示出当时风气之开源自何处。且这或许已是封疆大吏晚来的承认，类似的倾向早已形成多时了。
近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人员和思想的新流通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朝廷的“舆论”，却又能影响朝廷的决策。由于社会及社会观念的部分西化，开始出现一些愿意说话甚或“出来干”的人（新旧皆有，以新为甚）。梁启超曾观察到：
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倡教育改革之人，非即倡实业改革之人乎？倡实业改革之人，非即倡社会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它工商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亦此辈人也。以政治论，则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其它百端，大率类是。[33]
这一观察非常重要，即一段时间以来，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大致都出于同一群被认为是了解新事物的人。关键是这样的“舆论”能够影响朝廷的决策。很多原处边缘的趋新者，逐渐形成“舆论”，造成压力，使处于权势中央（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掌控者接受这样的思路，进而转化为当权者的想法和政治策略（且这些人并无太明确的朝野之分，新政时期的规划，相当一部分奏折、章程等甚或出自一些逃亡在外、在国内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人）。尽管从曾国藩时代起朝廷就已渐趋新，然而边缘处还有思虑更激进的，后来又逐渐转向中心，成为新的开风气者。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央的新旧转换，已形成一种倾向性的发展趋势，在20世纪很长的时间里还在延续。
19世纪最后十年，中国舆论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在“退虏”“送穷”等具体的“富强”层面，既存中国学术已基本“无用”，应该束之高阁，转而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艺之学。被迫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的选择，也带来深层次的心态紧张，进而促生一种集焦虑和激情于一体的急迫情绪，总想完全彻底地一次性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不惜借助非常规的方式。其间还有一股潜流，即甲午海战的失败，似乎提示着办海军这一学习西艺方向的无效。此前对“制造”的重视已趋淡化，如今可能受到进一步的怀疑。既然这一趋“新”路向的效应不佳，强调中外差异在器物为主的“富强”方面的主张，也减弱了说服力，有些士人或会寻找其他可能应对中外冲突的方式。
这两种一显一隐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对华北义和团这一“神拳”的借重，提示着主政者基本接受了中学之上层正统已不足以救亡图存的观念，而又不欲进一步仿效西方模式，故走向基层，启用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实即往异端方面寻求力量和支持。尽管如此，这或许是近代国人最后一次从中国传统里寻找思想资源。在那之后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寻求思想资源的眼光再次向外发展，所有中国的思想都不再重要也无人想要了。
义和团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于，那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怪力乱神”的事放到最高的中央政务会议上来讨论，并将之作为决策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的国策。这意味着“中国”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复是以前那个“礼仪之邦”了。而此前朝野的共同趋新也是逼出义和团行为的一个潜在远因。素负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徐桐公然为“神拳”背书，以为能收“以毒攻毒”之效，[34]这便最能体现那种隐忍已久、不得不发的心态；而在久抑之后一举释放而出时，显然已急不择术了。
这样看来，义和团的失败不仅是一次作战的失败，而是朝廷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站到了整个价值体系的对立面上。对许多士人而言，文野之辨胜过中西之分。当年曾国藩等读书人要起来打太平天国，就是觉得那一边崇奉的是异端的耶稣教；这一次则是朝廷援引了内部的异端，同样引起了大量读书人的强烈不满。
当清廷也像当年洪、杨一样提倡怪力乱神时，表明其在社会层面已不一定依靠士人，在思想层面既不能维持中国“正学”，又不能接受外来的新学，实不足以救亡，更不能振兴中国。从这时起，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不再寄希望于这个政权来改变中国的现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当数量的封疆大吏也有类似的看法。“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实则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中立”是近代引入的西方新概念，从传统观念看，就是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至少也是抗命不遵朝旨。这样的局面是西潮入侵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传统意义上几乎等于叛国的“东南互保”，反因朝廷的“失道”而具有了较充分的正当性。[35]当时便少见人说“东南互保”是卖国，清廷事后也未曾对此追究。后来的研究者固可说这是所谓地方权力上升的表现，更不能排除朝廷自觉此前作为已属“失道”，故不宜纠缠，免得提示曾经存在的倒行逆施。但这些因素彼此都有暗中的因应，久已淡化的满汉意识很快再度受到关注，朝廷中出现亲贵内阁，而不少地方督抚也在加强相互联络（以及其中某些人与外国领事的联系加强），多少都与“东南互保”有些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为次年的《辛丑条约》所固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确立了外倾的国家走向；而全面的武器禁运则从此断绝了此前以购买方式强军的途径，并辅以各国可长期驻军的独立使馆区以及削平京师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一个不得不走向世界的国家，防务上却门户洞开，且已几乎无法实现今日所谓“军事现代化”，怪不得此后“瓜分”就成了舆论的持续主题。而巨额的赔款，不仅使全民直接感受到了朝廷倒行逆施的代价，也为此后一系列内政改革的艰困埋下了伏笔。在越来越重视纸面条文的时代，这等于将朝廷钉死在失道的耻辱柱上了。
因此，庚子年是清末的一个转折点，局面已很难逆转（却也不是没有可能）。陈三立在庚子当年即几乎明言朝中已有“暴君虐相”，足以促“民权之说”兴起。他说，泰西“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而中国“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呆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如此，“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他的推测是“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36]
戊戌时与陈三立同在湖南推动维新的黄遵宪也想到了“民权”，他原以为，庚子后联翩下诏“设政务处，改科举，兴学校”，或可以达到“尊王权以导民权”之平生希望。然而新政的实际举措令他非常不满，“今回銮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37]黄遵宪敏锐地观察到清廷变法那不得已的一面，即避祸全生，以媚外人；而这个寄望于改革之人的沉痛绝望，暗示着与陈三立相近的分析，即王权和民权难以两全。稍后陈天华正式提出“改创民主政体”的主张，理由即为“现政府之不足与有为也，殆已成铁据”。[38]
又两年后，山西举人刘大鹏总结说：“世道大变，自庚子年始。人心于是大坏，风俗于是大乖，至学界风潮于是大涨。凡出洋游学，即在学堂之人，多入无父无君之境。诚有不堪设想者。”[39]革命者的经历很能支持这个看法，孙中山在庚子年趁北方之乱而发动惠州起义，虽仍失败，但他发现当时“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此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庚子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40]
鲁迅后来回忆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41]这里的“群”当然是指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一度有“合作”。鲁迅和陈天华都曾在日本留学，也都倾向于革命一方；然而他们的表述无意中提示了一个重要的潜在共识，即后来走向激进方式以“掊击”政府的革命党人也曾有与政府合作以“图治”的愿望，前提是政府能够“有为”。
或可以说，当时已形成一股内外夹攻的强大政治变革压力，使政府终于认识到全面改革已刻不容缓。然而，晚清新政有一致命的弱点，即大量过去维护朝廷的士人已开始对政府失去信任。前引黄遵宪在短期内即对新政由希望到绝望的进程，当然不是孤立的。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当年朝廷已经注意到士人心态的转变，并有因应的举措——政府主动推行了自上而下的一系列越来越急迫、越来越全面彻底的改革措施。
在士人心态与清廷政策颇有距离的情形下，朝廷的举措也不得不步步紧逼、层层加码。以科举制改革为例，庚子后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折中所提出的办法，就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原拟用十年的时间逐步以学堂代科举，而不过一年，便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在1905年就把实施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很能体现政府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42]
立宪亦然。就在1905年当年，报纸已观察到“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43]至1907年，孙宝瑄感慨道：“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数年前这还是“所梦想不及”的事，[44]现在已有付诸实践的希望了。最初朝廷正式确立的预备立宪年限为九年，仅两年后的1910年，颇类当初改废科举的模式，朝廷又将预备立宪期从九年缩减为五年，而朝野已在讨论进一步缩减为三年甚或立即施行的可能。
类似废科举、试行立宪这样的改革，都是千年未有之巨变，因此不能说朝廷没有决心、没有诚意。不论朝廷的举措在多大程度上是被逼无奈，这样的步步深入都的确体现了改革的诚意。改革的不断加速进行，表明朝廷的确希望可以借此挽回士人的支持。当然，在士人对朝廷的不信任相对普遍之时，很多人还是对立宪持观望的态度；然而这正是黄遵宪曾经梦想的“尊王权以导民权”，朝野中不少人对此也曾寄予厚望。盖一旦实行立宪，皇帝就真成虚君了。这样举足轻重的大事，仍有进一步考察分析的必要。
三 自上而下的立宪
若向前追溯，清末立宪也曾经历了一个民间走在前面的阶段，但很快就出现在官员的奏折之中。[45]日俄战争结束后，由于袁世凯和端方的努力，立宪主张“渐达天听”。[46]先是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上奏说，立宪方可使“皇位永固”，且能解决满汉矛盾等各种问题。[47]不久，“立宪足以安帝室”的主张渐为朝野所接受。[48]大概从1905年起，立宪已成朝野共识，遂出现前引立宪二字成为“士夫之口头禅”的现象。
与此同时，立宪越来越被看作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端方的奏折就一再强调，日俄战争表明，“立宪与否”就是“兵强国富与否之原因”。据他在外国考察，“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于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若“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如“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49]稍后仿行立宪的上谕也明确肯定：“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50]到1909年4月，学部奏折再次肯定“立宪之效，必以富强为归”。[51]
晚清的富强国策本来就是被动推出的，即黄遵宪所谓“避祸全生”。立宪亦然，常被不少人视为一种摆脱危机、解救危局的脱困举措，带有不得不推行的被动意味。《东方杂志》的署名文章当时就指出：“立宪之谋，乃剥肤于敌国外患，被动所生，而非主动，此无可讳饰者也。”[52]尽管如此，这样一种以立宪致富强的取向，仍体现出一种积极正面的努力精神。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立宪究竟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实有很大的差异。时人已感觉到这一点，以为有必要弄清“将以立宪为兴国之目的乎？抑以立宪为救亡之手段乎”？前者近于“好事喜功之发动”而“欲大有为”，后者则是出于“天时人事之交迫”而“不可不为”。[53]从清廷的整体作为看，在立宪国策的确立方面，显然有些踌躇；而在政策确定之后，却推进得雷厉风行（至少中央政府非常急迫，已使多数地方疆吏难以接受），大体表现出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倾向。
随着革命的主张开始流行，清廷不得不以革政的方式与之竞争，以避免革命的发生。杜亚泉稍后即说：“吾国立宪之主因，发生于外界者，为日俄战争；其发生于内部者，则革命论之流行，亦其有力者也。”[54]在某种程度上，立宪与革命之争已成为中国两种出路的竞争。以立宪消弭革命，基本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但以革政的方式与革命竞争，仍表现出一种被动中的主动倾向。
立宪这一朝野共识的形成，用朱执信的话说，“其倡者一二无赖，而和者乃遍中国；相与鼓吹张皇之，使深入于士民之心”。[55]胡思敬更清楚地看到，只有朝廷先做出决策，然后“二三浮薄希宠之徒”才可以“相与鼓煽其间”。[56]若结合二人的话共观之，则立宪先由“一二无赖”提倡，继经“二三浮薄希宠之徒”附和。当时最保守者和最激进者的概括，实相当接近。
这一共性揭示出，尽管从历时性的视角看，立宪已是石破天惊的根本性巨变，但在共时性的语境中，立宪却还是一个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同时面临双方抨击的举措。不过，革命党方面的攻击更多在海外，而守成者的反对也仅部分公开（由于已是既定的国策，很多心存不满的官员不能不取自我禁抑的态度，甚或以表面支持求实际的延缓，详后）。大体上，立宪已成大势所趋。
就其发生和发展的途径看，立宪无疑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不过几年，起自民间的思路渐具朝野共识。或可以说，朝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时，即已基本倾向于立宪，出洋考察不过是为一项半公开的既定政策寻求支持，以增强其正当性。当年报纸就注意到，自考察大臣归国到下诏宣布立宪，历时仅一个月。[57]可知立宪之意先已预定。而民间也读懂了上意。自五大臣出洋，“薄海人民，咸知朝廷实有与民更始之意，而希望立宪之情乃益切”。驻外使节和枢臣疆吏，“亦纷纷奏请立宪”。[58]到其正式被确定为国策后，立宪就基本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态势。这是宪政能够风靡的主要基础，也是一个不可忽视且值得进一步考察的倾向。
立宪的自上而下特征
鲁迅后来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59]但清季朝野则皆感外国立宪必流血，而中国不仅不流血，还是上比下积极。当出洋考察五大臣被行刺时，夏曾佑就提出：“天下各国民人要求朝廷立宪，朝廷不许，致有种种凶险之举，此为国家之常事。而惟我国，则朝廷深欲立宪，而民人抛炸弹以止之，亦何其可怪之甚哉？”[60]夏氏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差异，即中国立宪本是模仿外国，其进程却与外国颇不相同——外国立宪多自下而上，中国立宪却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
这一特征，其实当年政治立场不同的各方面人都已共同注意到了。革命党人汪精卫首先就指出：“立宪事业，满洲政府实司其柄，自定宪法，以规律大权之行动。”他更明言，这是满洲政府“自率己意，以定宪法，于国民何与焉”？[61]汤寿潜私下说：“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62]《东方杂志》则公开说，立宪诏书和改官制的上谕中都表述了“民格不及、程度不足”、“民智不足”之意；“质而言之，即谓下之自谋，不若上为之谋也”。[63]此虽可见婉转的指责，但仍指出了实质，即立宪本非“下之自谋”，而更多是“上为之谋”。
所有这些人都看到并指出了一个共同点，即此时的立宪是自上而下的。且正因是自上而下的，似乎还来得太容易。邓实在1904年还慨叹“革命难矣，而革政抑亦不易”。他很担心立宪的希望可能会“望之终古而已”。[64]到立宪上谕颁布后，夏曾佑转而感叹“自古立宪之迟，莫如中国；自古立宪之易，亦莫如中国”。[65]
换言之，这次是朝廷主动要立宪，而不是被要求立宪。且后来朝廷表现得似乎越来越“主动”，不论其是否情愿，开设国会的期限确实越缩越短。1910年11月4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将开设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诏书指出：由于时势危迫，“日甚一日”，且“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朝廷“宵旰焦思，亟图挽救，惟有促成宪政，俾日起而有功。不待臣庶请求，亦已计及于此”。[66]
这一上谕明确了立宪开国会是为了应付危迫的时势，承认了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的现实，并强调了朝廷“不待臣庶请求”已在筹划此事。这大体应非虚言，而系实述。盖对朝廷在立宪方面的主动，就连政府中人也有疑虑。稍早在大臣讨论立宪的会议上，据说铁良就提出：
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也。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67]
而袁世凯解释说，过去欧洲人民是因“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中国则朝廷崇尚宽大，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故“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吾辈之责任，在“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
袁的回答道出了立宪的一项要素，即开民智而使之有权利义务观念。一般宪政研究似较少述及教育，其实宪政乃新政之一部分，其间教育始终得到强调，被置于首要的位置。[68]朝廷的具体预备立宪次序，也是先普及教育，以推行地方自治。这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以教育培养“国民”（对应于“臣民”）努力的延续，本是在野的趋新读书人向所提倡者，为朝廷所采纳。时人认知中的“国民”，是要“与国家之兴衰有关系”，[69]即不仅要有自治的能力和权利，更要知爱国；而爱国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多缴税还愉悦，同时也愿意当兵。张荫棠就明言，“立宪政体之善”，就在于“使民知国家者，君与己共之，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然后肯牺牲财产以供租税，牺牲身命以为兵役”。[70]
提到“开民智”，有些人或许连带想到的是“兴民权”，朝廷则显然更看重使其“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的一面。当时以教育培养国民爱国心的直接目的，大都在于“肯牺牲财产以供租税，牺牲身命以为兵役”。那时被视为袁世凯主要权力竞争者的瞿鸿禨，这方面看法与袁相类，他也说：“宪法之利于国者，在人人知当兵、纳税之义务，而可致富强；其利于民者，在人人可享法律之自由，人人有与闻国政之荣利，不啻上下互为报施。”如此，则必“民智大开，民德日厚，夫然后下知当兵、纳税，而皆有急公好义之诚。”[71]这些人之所言，大体仍是咸同以来官文书中最常见的筹饷、练兵二事。但不同的是，西来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官员中已相当普及，并成为其论事的学理依据。
而铁良的疑问，显然代表了较普遍的看法。于式枚也说：
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所以行者曰权。权之所归，即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72]
于式枚不仅道出了中国立宪与各国的不同，更指出了一个可能的反向结果：外国是因争权而致乱，中国则可能因授权而致乱。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进而提出，“欧洲各国立宪，皆因昏君暴相，肆行掊克，民不堪命，乃起而与政府相抗，几经流血而成”。中国则反是，民间未见什么抗争，朝廷则“持太阿之柄以示人，坐使国势纷攘而不安”。[73]刘廷琛的见解有和于式枚相近处，然更直截了当，明言立宪已导致“国势纷攘”。不过，使臣张荫棠有相反的看法，他以为，各国由专制政体变为立宪政体，“俱不免有官民上下权限之相争”。而中国则“全赖朝廷预制机先，明决断行”，遂能“融洽党见，消弥隐患”。[74]
在革命党方面，从预备立宪之诏初下时起，“有识之士即号于众曰：各国立宪无不由国民流血以购之，今我政府竟如是慷慨，而分权让利于吾民也，乌可得哉”？[75]其态度虽是负面的，却也点出了立宪自上而下的特征。当年倾向于革命者反对立宪的一个代表性说法，即天下没有平白而至的好事，若出现，不是假的，就是欺骗和阴谋。
雷昭性就分析说，宪法的实际功用，即“杀政府之权，而与人民以参政权”。通常政府都不愿意分其权力，故“各国立宪，其原动力皆发自人民。政府于百端抗拒阻挠之后，至于势不能支、力不能拒而后许焉”。而“吾国则政府为原动力，无须逼迫，而泰然分其权与人民，何其文明程度高于各国若是也”！和于式枚相近，他也视立宪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竞争，而政府显然是强势一方，故各国人民“于不得已之时而不免用激烈之冲突”。由此可知，宪法者，“大都由激烈时代人民逼迫而成，非可由平和时代政府酝酿而成”。[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