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是指运用现代科技于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2]现代科技则指自伽利略、牛顿、门德尔（G.J.Mendel）等科学家以通则解释自然现象以来有系统之科技发展。在现代经济展开以前的经济称为“传统经济”。
中国之采用现代科技从事生产活动，始自19世纪中叶之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及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诚属不幸；但就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开放较多的口岸与外国贸易，也使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借此与西方接触的增加，也使西方的现代科技得以传入，而用之于中国工矿交通各方面的发展。清末70年的经济也因而得以较快速地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尽管此一时期的一切活动距“现代经济”的目标仍然甚远，[3]但毕竟已跨出了一步。此一起步之方向与成效如何？其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之继续由传统经济转化为现代经济，究竟奠定了多少基础？在此传统经济首次较为快速地往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当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有何相生与相克的关系？是为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因为此项起步导源于贸易，且以贸易发展之影响最大，故先论述贸易，再依次论及发展较少的工业、农业，最后再论及此时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双元经济问题。其他如金融、货币、财政、交通以及经济思想的转变等，则附论于前述各项之中。
一 贸易发展及其影响
贸易发展的大势
1.贸易量与值的变化
有关清季贸易数量及其变化，由承载贸易物资的船只吨位，可以间接看出贸易发展的大略。1860年进出中国口岸船只的吨位为6635485吨，至1905年达73755547吨，增加约10倍。[4]在贸易值方面，1840—1911年的资料虽然并不完整，但仍可借以看出对外贸易发展之大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为524198英镑，至1856年，约增为1840年的3倍。[5]1857—1869年，尽管资料缺乏，但知贸易仍继续增长。[6]1870年贸易总值为12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见表14-1）。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与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两者加速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7]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由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3倍（见表14-1），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的铁路。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均修筑于此一时期。这些铁路将中国更广大的地区纳入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这也是贸易快速增加的原因。[8]而在晚清最后十年当中，朝野在观念上对工商业的重视，并设立工商方面的专门机构加以推动，也有所影响。清末之贸易收支如表14-1所示，1887年以前为顺差，1887年以后为逆差。
表14-1 中国的国际贸易值（1870—1911）
续表
2.贸易内容与贸易国家（地区）
（1）出口品与出口地区。晚清出口以茶、丝为大宗（见表14-2）。1886年以前，茶居首位，1887年以后，丝居首位。茶分红茶、绿茶及茶砖三项。大体而言，红茶输英，绿茶输美，茶砖输俄。丝出口以生丝为主，以法国为主要输出地区。中西贸易开放初期，生丝输法由英商转售。1842—1870年，在中国出口贸易中，英国占中国总出口值一半以上（见表14-3）。但欧洲商人于1881年前后，开始直接向中国购买生丝，中国输英红茶又逐渐为印度阿萨姆及锡兰的红茶所取代，中国对英的出口值占总出口值的比例，在1882—1892年，已降为18%。[9]1880年代后，中国在美国的绿茶市场亦逐渐为日本所取代。美国在1880年以前，原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国，1880年以后，其在中国输出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降低。由于日本、印度、锡兰茶的输出，华茶在世界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亦逐渐降低，1873年为92%，1883年为88%，1893年为49%。[10]唯生丝虽自1860年起已有日本的竞争，但直到1910年，其执世界生丝出口牛耳的地位方为日丝所夺。在华茶受日本、印度、锡兰竞争之后，输俄茶砖因俄国东方奥得塞港开放而增加，而华丝市场以欧陆为主，故1880年代以后，欧陆与俄国在中国贸易中的地位提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尤其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东北开放贸易后，日本积极推动其在东北的贸易，故东北在中国贸易国中的地位也日趋重要。[11]而当时东北大豆贸易的展开亦在1929年以后，大豆取代丝、茶成为中国最主要出口货。
表14-2 十二项主要出口货物所占出口总值的百分比（1871—1911）
表14-3 出口贸易价值中各国（地区）所占的百分比（1871—1911）
（2）进口品与进口地区。清末，中国主要进口货一直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大宗。1880年以前，鸦片进口值占总进口值40%以上。因洋货仍未受人民普遍欢迎，1887年以前，中国多为出超，外商乃借鸦片进口以资平衡。1880年以后，棉货及其他洋货如糖、谷物、煤油等进口渐多，鸦片所占比例方见减少（见表14-4）。因为棉货与鸦片主要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因而英国（包括香港）在中国进口贸易中一直居于领先的地位（见表14-5）。日本在1895年以后因有棉货输华，1905年以后日货大量输入东北，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与此同时，美俄两国因大量煤油输华，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12]
表14-4 中国主要进口货占进口总值的百分比（1870—1910）
表14-5 进口贸易价值中各国（地区）所占的比重（1871—1911，各期各国总计=100）
3.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清末贸易持续扩张，但1914—1918年贸易总值也仅占中国国民所得之9.2%。[13]而国际联盟曾估计，1913年中国每人平均贸易额为1.61美元，为同时期83个国家中最低者。[14]清末对外贸易发展幅度之所以不大，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开放贸易的地区以口岸及其腹地为主，[15]其他次要因素则为交通不发达、度量衡与货币不统一、中国传统的国际经济态度较为消极等。
贸易发展的影响
以这种幅度与形态发展的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可从商业、工业、农业三方面加以讨论。
1.商业
国外贸易是国内商业的延伸。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拓展之后，国内商业所受的冲击最为直接。因为对外贸易受外力压迫而扩张，国内商业随之所发生的演变最为显著，成为近代经济发展的重点。[16]近代国内商业随着国外贸易发展而产生的演变，又可自市镇、商业组织、金融、货币、交通等方面加以说明。
（1）市镇。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展，市镇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景观，即口岸都市的形成。在口岸都市里有电灯、电报、煤气、自来水、下水道、洋行、洋楼、教会、面粉工厂、船舶修理厂等新的设施。此一景象与以官衙、书院、庙宇以及售卖南北杂货的传统市镇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由于通商口岸是中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据点，因此国际市场的范围远比传统市镇的市场圈广大，加上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由口岸延伸到内地，原来分别辖属于各传统市镇的零散的市场体系，在口岸开放以后，转而并属于对外通商口岸，如在通商口岸开放以前的台湾、鹿港、后龙、旧港（新竹外港）、乌石港（在今宜兰）、北港等古港口各形成其分殊的市场体系。迨淡水与打狗（今高雄）开放对外通商以后，以上诸港口腹地的大多数产品，皆改由淡水或打狗出口，如原为北港腹地的嘉义地区所产赤糖即由北港转赴打狗。[17]分殊的市场体系的统合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起步。此外，随着贸易与工业的发展，清末城市人口也有略微增加的趋势，这亦为传统经济往现代经济迈进的一项表征。根据施坚雅（W.Skinner）的统计，1843—1893年，城居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就全中国而言，由5.1%增为6%，长江下游地区则由7.4%增为10.6%，岭南由7%增为8.7%，东南沿海由5.8%增为6.4%，东北由4.9%增为5.4%，西北由4.9%增为5.4%，长江中游由4.5%增为5.2%，华北由4.2%增为4.8%，长江上游由4.1%增为4.7%，云贵由4%增为4.5%。[18]此外，乡村的市集活动也更为频繁。传统中国乡村往往在十天之内赶集数次，将农村产品外送，将外地产品向农村内送。随着国际贸易的拓展，农村与外地之间输出输入的商品增加，数日一集的定期市场不再能满足所需，乃有更多的每日开市的固定商店产生。[19]
这些发展有很多是依存于传统之上的，如通商口岸必然要设置在较为发达的传统市镇的外围；以台湾的通商口岸为例，淡水港开在艋舺的外围，安平港开在台南城外围，打狗港开在埤头外围，艋舺、台南、埤头均为开港以前即很发达的传统市镇。传统市镇与其腹地之间有一些现成的市场网络，通商口岸正可借这些市场网络，使商品流通。[20]
（2）商业组织。行会是传统中国一种重要的商业组织，在中西贸易拓展之后，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更为扩张。根据伊懋可（Mark Elvin）统计，上海行会数目，1842—1911年增为4倍。行会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商业组织。墨菲（Rhoads Murphey）指出：在中西接触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对外贸易扩展之后，商业活动增加了，但商人们在找寻一起经商的伙伴时，经常是找族亲、姻亲，或是同乡，这是近代以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行会得以扩张的理由。[21]
除了旧式的商业组织之外，由于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另有买办商人崛起。买办的工作为替外商居间进行贸易，由于他们与外国人接触机会较多，故很多中外交涉也常由他们居间进行。不过他们遇到外国人时常过度卑躬屈膝。而且若干买办也常与外商勾结，剥削人民，故买办人物常常受到批评。但买办，由于较早接触现代观念也有其正面作用。在与外商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熟悉贸易行情，有若干人亦不愿利权为外商所夺，起而自己兴办新式企业；买办亦由薪水、佣金及操纵出入口货品价格累积不少财富，力足以投资新式企业，因此买办常是中国许多现代企业的介绍者与投资者，[22]如英国怡和洋行和上海事业公司的买办祝大椿，宝顺洋行买办徐润，鸿源纱厂买办荣瑞馨，汇理银行买办朱志龙，分别创有缫丝厂、面粉厂、船公司、造纸厂等现代企业。故早期现代企业之中，买办资本举足轻重。而清政府为兴办现代工矿业而招收商股时，首先投资的也往往是买办，甚而有些买办还实际经手办理这些企业，如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之经营上海织布局，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之经营招商局等。[23]故买办事实上也是中国现代经济起步的一股动力。
（3）金融组织。中西贸易拓展以前，中国就已有钱庄及山西票号等金融组织。钱庄、票号虽然都经营存、放款，但钱庄以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而票号则以汇兑为主要业务。中西贸易扩张之后，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组织都随着贸易扩张而发展。
就票号来说，贸易拓展之后，中国商人需要将购置外货的款项由内地汇到口岸，也需要由口岸将变卖商品所得的款项汇回内地，两者都需要利用票号的汇兑网，票号因而更加繁荣。鸦片战争以前，山西有票号17家，总资本350万两，19世纪末增为33家，分号扩充为414家，总资本为3300万两，增加8倍多。而其所控制存款包括政府存款1.5亿两、小额钞票2000万两，共计2亿两。在清末钱庄、票号、外国银行鼎足而立的三大银行势力之中，山西票号尚居首位。[24]
就钱庄来说，随着汇兑需要的增加，其功能就由银钱兑换为主，扩充而负担起部分短距离的汇兑功能。钱庄的存、放款业务亦更为扩张。从事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需要资金融通；这些资金如向当铺借贷，则觉利息过高，如向银行借贷，则必须抵押品。而钱庄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金融组织，往来的客户不是族亲、姻亲，就是同乡，故可以信用借贷，利息也较低，乃很自然地成为进出口贸易商人融通资金的去处。[25]出口商人可向钱庄借贷一种为期一两日的短期贷款，称为拆款。进口商人则可以向钱庄取得庄票支付给外国商人，这张庄票有外国银行的买办保证出票钱庄的信用，凭此外国商人将可兑到现款。而后，中国进口商人再将借款连同利息交给钱庄，钱庄再交给外国银行。此外，钱庄也从事票据贴现、买卖金银等业务。由于这些业务的扩张，钱庄也更加具有现代银行的特征。[26]
1897年以后，中国另有纯粹的现代银行设立，如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27]这些银行都是政府银行，是清政府为了资助工业发展、统一货币发行、改善财政而设立的，除了若干资金来自买办，而与贸易有间接关联之外，其与贸易的关联直到1920年代以前尚很微弱。[28]
外国在华设立的现代银行则与贸易息息相关，因为对外贸易发展之后，外商需要买卖外汇，也需要贸易资金。[29]清末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计有1857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1867年的英国汇丰银行，1890年以前设立的法国东方银行与汇理银行、英国的有利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1890—1912年设立的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荷兰的荷兰银行、日本的台湾银行，共12家。[30]以往学者常常认为外国银行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根据近人琼斯（S.M.Jones）研究，清末整个上海的票据市场与汇兑市场都为钱庄的钱业公会所控制，而非由外国银行所控制。外国银行如想在中国的金融界获取利润，必须在属于钱业公会的某家钱庄开户，才能接近上海金融及汇兑市场。[31]可见，即使是外来的势力，也是要依附在传统的势力之上，才能够伸张。
（4）货币。为了配合贸易扩张后的货币需求，中国产生了银锭、铜钱以外的新货币。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一文指出，在1880年代至1910年间，中国曾增加使用价值约48.29亿银元的银币、纸币及有货币功能的鸦片，以满足贸易扩张后的货币需求。银币包括中国官铸银元、中国民间盗铸外国银元、外国银辅币等项，纸币来自钱庄及外国银行，鸦片有外国进口鸦片及本国鸦片两种，[32]也因此中国的货币在近代以后更为多元化。清末中国使用货币之中，外国银元占39.38%，中国银元占7.16%，中国银角占10.74%，中国铜元占10.74%，中国铜钱占11.7%，中国钞票占11.4%，外国钞票占14.32%。[33]由于杂多的货币来自外国及民间，因此全国的货币供给量无法统一规划。
（5）交通。为了配合贸易与国防的发展，铁路、电报、现代帆船与轮船等新式交通设施相继出现，如自1876年铺设铁路起，至1912年共有9618公里。[34]国内的电报线自1874年开始架设，至1911年全国约有10万公里，平均为每千平方公里设8.8公里。[35]中国现代帆船与轮船从事国际贸易的吨位，1864年为64588吨，占各国往返船只总吨位之1%，1905年为16407352吨，占各国往返船只总吨位之1/4。[36]现代邮政在鸦片战争以前即有外国商人在口岸地区创办，洋海关成立后海关亦代办邮政。1898年正式成立邮政局，总理全国邮务，到1908年共传递邮件12938.2万件。[37]而传统的驿递制度，除1888年刘铭传在台湾一度力求整顿之外，大抵因成本太高而日衰，至1914年而完全裁废。但民间的信局在清末反趋兴盛，1882—1891年全国有信局175家，1892—1901年则有422家，更有资料指出，在清朝覆亡以前，信局已多达数千家。[38]信局之兴盛，一则因为商业之拓展，二则因为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后，送信的交通成本降低，服务也更为便捷。
2.工业
清末以鸦片、棉货等消费品为主要进口大宗，生产材料如煤、金属矿物、机器、铁路材料、车辆等在1870年只占总进口值的6%，至1910年不过占总进口值的11.4%。[39]贸易的结果并未导致大量生产工具的进口，故带动国内工业发展的幅度不大。反之，鸦片的大量进口耗损了中国本可以用于工业生产的资金。1869—1911年平均每年进口外国鸦片6万担，以一担400元计算，其进口值平均每年约为1800万两，而1890年代清政府平均每年用于建造铁路、架设电报、设船政局、建炮舰、设大学堂、买煤与石油、发放相关官员薪水的全部支出不过726869两。[40]如果将这些年内进口鸦片的用度用于现代化设施，每年可以有1890年代现代化设施25倍规模的建设。此外，清末的贸易条件（出口单价/进口单价）虽尚属有利，但因1887年以后贸易收支由出超转为入超，透过贸易所累积的资金数额可能不大。但在贸易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课的关税、厘金，却是近代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41]
3.农业
（1）促成农业商业化。清末以农产品为出口大宗。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出口在1870—1890年分别增加26%和28%，1890—1905年分别增为原来的3倍和6倍。[42]随着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农业也更加商业化了。台湾的茶、糖、樟脑，福建的茶叶、甘蔗、烟草，浙江的蚕丝、棉花，江苏、湖南、湖北的棉花，四川的蚕丝、甘蔗、茶业，山东的烟草、芝麻，均为各省纯为市场生产的经济作物。[43]但农业商品化之后，因为人民缺乏主动开拓市场的习性，只是被动地因应市场需要而生产，在国际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国内农业难免遭受打击。
（2）贸易与地权的变化。对外贸易连同新工业在口岸地区拓展之后，很多学者认为越接近口岸的地区，地权越集中，因为城市里所赚取的财富可以在附近的乡村买地。但波特（J.M.Potter）引卜凯（J.L.Buck）的统计指出，华中、华南地区口岸附近的地权固然较为集中，但华北的口岸如天津、青岛附近的地权并未特别集中，而且由卜凯的统计也可以看出全国租佃制度最盛行之处并不必然是华中、华南口岸附近，而是全中国农业最富庶的地区，卜凯认为租佃制度盛行可能是在通商口岸形成以前即有的现象。[44]
（3）贸易与乡土工业。中国的农村经济一向以农作及纺织为支柱，宋、元以降棉纺更在纺织业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中国土布在鸦片战争以前曾为仅次于丝、茶的出口大宗，中西开放通商以后，中国反而越来越多地输入棉货。在1870年代中国棉货进口值尚不及丝、茶个别的出口值，1880年代则已超过丝之出口值，1890年代更超过丝、茶之出口值总和。[45]
棉货的大量进口对中国农村纺织业有何影响，至今学者仍争论不定。民国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乡村工业普遍受到破坏。[46]晚近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更具体地阐明此一论点，他发现中国土纱因洋纱进口而产量锐减，1871—1910年，中国土纱年产量减少50%；反之，棉织则仍持续发展，但棉织也已由农家副业转为城市工厂之附庸。以进口的洋纱来织布，不免威胁到棉农及以纺纱为副业的农民的生计。就全部传统手工业而言，侯继明根据巫宝三的估计，指出包括棉纺织业在内的中国传统制造业一直到1930年代仍占制造业总产值的72%，因此认为传统手工业在与西方贸易之后，所受破坏不大。[47]波特更进一步指出：传统手工业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大。他引述卜凯的统计指出：中国农家从事家庭手工业者，不过占全部农家的20%，这些农家收入来自手工业者不过占其总收入的14%，如此全国取自传统手工业的收入不过占农民总收入的3%。中西贸易拓展以后，在一些传统手工业较重要而受国际竞争较激烈的地方，如费孝通所调查的1930年代的村庄——开弦弓村，固然所受破坏很大，但在很多其他地方，工商机会的拓展，反而为地少人多的中国提供了许多额外的就业机会，如波特本人所调查的1890—1930年的香港即如此。[48]可见在中西贸易扩张之后，虽然有些传统手工业受到打击，但是大多数手工业仍与外国进口的货品并存，农民的生活因此所受的破坏也不如想象中的大。
二 工业发展及其影响
中国之有自办的现代工业，肇始于1860年代清政府所办的军事工业。1870年代以后进而有官督商办以及纯粹民营的轻重工业。1840年代，虽然原则上外人并不得在中国设立工厂，但因为外人从事贸易及在口岸地区居住的需要，已有一些轻便的现代工业开始萌芽。1895年《马关条约》许可外商在华设厂之后，外人更在中国纷纷设立规模庞大的现代工厂，兹依序论其发展。
中国自营工业
1.官办的军事工业
中国官办的军事工业是以1861年曾国藩于安庆内军械所试造炸弹为其滥觞。继而李鸿章到上海，于1863年设立炸弹三局，制造军火；1865年又设立江南制造总局。[49]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兵工厂，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火药，也修造轮船并兼营炼钢。厂房分有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木工厂、火箭厂、铸钢铁厂，面积达四十余亩。到甲午战争时，共有十几座内部有优良机器的大厂房，一座中型的船坞，雇佣工人达2000多人，创办经费约54万两，以后以海关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30万—60万两。江南制造局成立的次年，左宗棠又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局，从事轮船制造。自初创到1874年，该局共用银536万两，造成大船10艘、小船5艘。1866—1877年，又有金陵、天津、西安、云南、福建、广州、四川等设立机器局，至1895年全国有兵工厂十几个。[50]
传统中国的军事工业及与军器原料有关的工业，如铜、铁、硝磺等均为国营。1840年代初期，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即因战争的刺激，而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一面与行商潘仕成等仿制外国船炮，一面请清廷开设兵工厂、造船厂。但与潘仕成合作的民营军工业为清廷所禁，清廷自设的建议也由于《南京条约》的订立而使清廷怀苟安之心，故亦未实行。到1860年代初期，一则因英法联军清廷与地方若干大员，目睹西方现代武器的威力，加以攻灭太平天国颇赖西方武器，于是方有各种现代军事工业的创办。[51]关于清廷这次兴办现代军事工业的动机，若干日本、美国学者如市古宙三、费维恺都认为是在于削平内乱，或是拓展封疆大吏的地方势力。但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的研究指出，李鸿章的根本动机仍在于抵抗日本侵略朝鲜，是为抵抗外侮，而非为削平内乱。吕实强则用奏折与函件等资料指出，中央与地方实是同心协力，文祥等人更志在救国，刘广京亦指出李鸿章并无扩张地方势力的迹象。[52]
这些军事工业因为其设立目的不在利润，而在国防，故组织不够企业化，主管人员多为官吏，没有专门知识，所需技术多仰赖外人，如苏州机器局的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福州船政局的德克碑（Paul Alexandre Neveue d’Aigwebelle）、日意格（P.M.Giguel），天津机器局的密妥士（J.A.T. Meadows）。这些洋人对机器多为外行，如马格里在1875年所造两个大炮爆炸，当场炸死士兵7人。其他外人也少真心任事，专精工程原理的教授更少。所用器材多为外国旧货，如马尾船政局所制15艘船皆由法国买入旧船机件装成，以致清朝官吏深深有“随人作计终后人”及受人摆布之感。以是中法之役、中日甲午之役、八国联军之役，中国连连挫败，可知军事工业成效并不理想。但是这些工厂之设立毕竟使中国的现代工业有了起步。其所训练的人才，如在兴办军事工业期间派往外国或在国内如天津水师学堂等受训的军事工业人才，均为日后中国工业发展的生力军。[53]
2.官督商办企业
在英法联军以后，外人取得长江航行权，并到处开矿、架电线、造铁路，如在湖广大军山开石采矿，在罗星塔、吴淞江间架电线，私自敷设吴淞铁路等。外人的企业经营一则影响中国利权，一则表示新式企业有利可图。再者，中国新兴的军工厂也需要矿、电线等业配合。因而，李鸿章认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制，权自我操，亦可裕军需。[54]但若由政府亲自兴办，既多所不便，资金亦有所不足，而通商口岸开放以后买办等商人累积的资本正可利用，但若由人民完全自营，则外国在华企业受到很多条约保护，民营企业恐怕难以与之竞争。因而有“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出现。[55]官督商办的含义系为：由政府出部分资金，以发商生息方式贷出，政府派员监督经营，执行政府交代的任务，并负责对外和对政府各部门的公共关系，使企业在政府保护下成长。关于技术性的工作，则征召商人担任，工厂名义上是民厂，股份也是民股。[56]
一般被认为是官督商办的企业，有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成立的开平煤矿，1878年成立的上海织布局（华盛纺织厂），1881年成立的电报局，1887年成立的漠河金矿，1896年成立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成立的萍乡煤矿。[57]除此之外，尚有许多企业，如基隆煤矿、安徽池州煤矿、贵州青溪铁厂、天津铁路公司、北洋官铁路局、台湾的铁路、湖北纱布局等。[58]
这些企业的民间投资者很多系为买办，如唐廷枢之于轮船招商局，严信厚之于中国通商银行等。
这些企业以电报业、绵纺织业、矿业、铁路业为主。其中以电报业的发展最为顺利，因为电报成本低，利润大，军事效果显著。当时在中国从事电报业投资的多为小国，对中国自办电报业的政治阻力不大。[59]而纺织业因可以抵制洋布，除早期经营不善，亏损较多以外，后期利润转高。轮船业则饱受外国竞争，成效不佳。[60]矿业方面，就煤矿而言，因系中外船只及企业所需，引起很多外交、国防纠纷，而铁矿、金矿等亦屡受外人觊觎，[61]故清末矿业方面，只有开平煤矿发展较为顺利。开平煤矿煤产量由1881年之500—600吨增为1894年之1500吨，资本达230万两，所产之煤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使用之外，还可以供民间使用，并可抵制天津之洋煤进口，是甲午战前中国所开十几个煤矿中唯一成功的一个。反之，汉阳铁厂则是官督商办企业之中极为失败的一例。铁路方面，由于耗用人力、物力太大，又恐外人可以借铁路了解中国内情，便利侵略，以及人民素有风水的迷信，在1895年以前，只完成400公里。[62]故整个官督商办企业大抵不如理想。除前述个别企业的因素之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本身也有其缺点。
由于官督商办企业是由官方监督，官方干涉便随之而来，并常有勒索，而商人地位是股东、经理还是官吏，亦含混不清，影响其职能的发挥。商人资本来源以及用人多只限于与其家族、本籍有关的人，不足以与外商竞争。官督商办企业与官办军事工业一样有主办者不重视专门知识，借重不称职的外国人等弊病。[63]唯官督商办就企业性质而言，对于利润的追求已视为重要的目标，与官营军事工业仅着重政府军事的需要，迥然有别。其产品亦为供应市场需要而生产。[64]但因官方干涉，其仍不能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运作。
3.民营工业
中国最早的民营现代工业创办人为广东南海人陈启沅，他于1872年由南洋引进机器缫丝业于其故乡。此后又有自创的手摇缫丝小机流行于广州地区。中国第一个机器轧棉花厂则是1887年于宁波诞生。1875年上海的建昌钢铁机器厂是最早的民营机器制造厂。火柴制造业则于1887年创办于厦门，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创办面粉厂，祝大椿于1888年建源昌碾米厂，开始用机器碾米，1882年徐润在上海办同文书局，其他如采矿、豆饼、制茶、制糖、制冰、制药、轧钢、翻砂、制玻璃、锯木、制煤饼、制汽水等行业亦相继出现。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65]
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根据1872—1895年之资料约略估计，后者占民族工业总资本之64.56%，前者占33.01%，另有中外合办企业占2.43%。但到1896—1911年，民营占57.88%，官办或官商合办只占21.44%，中外合办则增为20.68%。[66]而就整个民营工业之总资本言，1872—1895年共有约853万元，而1896—1911年则有7312万元，约增7.5倍（参见表14-6）。可见民营工业在1895年以后较1895年以前发展迅速。
表14-6 清末中国民族工业厂矿数及资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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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以后民营工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乃外人大量设厂所激起之经济民族主义使然。外人大量设厂之后，一面有民间提倡挽回利权，一面有清廷倡导于上。1898年，清廷颁布奖励新学新法章程。规定凡发明制造船械枪炮等器新法者，颁特奖，专利50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给工部郎中实职，专利30年；仿造西器之制法，未流传中土者，给工部主事职，专利10年。[67]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清廷更感到仅仅发展军事工业之不足，而益加奖励工商，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奏定商律及公司注册章程。1905年，商部在京师设劝工陈列所，及奏设各省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商部奏定奖给商勋章程，鼓励制造新器，学部考验游学生设工商科进士学位。1907年，农工商部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办1000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2000万元以上者赏子爵。此前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不过为侯爵，李鸿章不过为伯爵，子爵、男爵为很多百战功高之将士所不可企及，此时创办工商实业者竟可获得子爵、男爵，可见清廷对工商奖励之积极。[68]
在朝野同心振兴实业的过程中，中国几种最大的新式工业——棉织、面粉、缫丝等，于此期间确立。毛织、火柴、水泥、制纸、印刷、电器、烟草、造船、玻璃、榨油、制糖、精米以及民生日用凡可引用机器者，亦于此时略具规模。[69]此外，此时期中更有矿权收回运动的展开。1907—1911年中国共付出900余万元赎回英国福公司在山西的大部分矿权，山东的5处矿场、安徽铜官山以及湖北炭山山湾煤矿等处，这些赎金，一部分是由政府的税收项下开支，另一部分则由民间筹集。[70]而费维恺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书统计，1895—1913年中国之工业就其创办资本额论，以水、电等公用事业为最多，占17.96%，煤矿次之，占12.06%，缫丝再次之，占9.63%，棉纺、面粉、金属矿冶及冶炼等再次之，分别占8.69%、7.17%及6.29%。[71]
外人在华兴办工业
1.口岸开放初期的外人企业
1840年以后，外人在租界地区设立的现代工业包括缫丝、食品、药品、印刷、锯木、船舶修理及公共设施如电话、电报、瓦斯、水厂等产业，其目的在于促进贸易与便利口岸地区之外人使用；这些工业虽然规模很小，但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工业。这些工业对中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发挥了一种示范效果，1870年之后自办的很多现代工业，如制茶、印刷、船舶修理等，都是模仿外人在华企业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这些产业也使中国籍工人吸收了某些现代工业的知识与技术。[72]
2.1895年前后设立的外人企业
自1840年代至1894年，外人在中国设立的现代工业企业约有103家，但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所及，仅为88家。就资本言，以造船厂、茶叶加工厂、机器缫丝厂居多；就数目言，以出入口产业及轻型机制业居多；就规模言，均为小规模工厂。[73]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人得依合法途径在通商口岸设厂，像英国怡和与老公茂、美国鸿源、德国瑞记等大纱厂，英国增裕、俄国满洲等大面粉厂，德国的德华矿业公司、英国的福公司等大规模矿业公司，英国太古洋行之新式制油业等纷纷设立。[74]1895年到1913年间，至少有94家外国工厂、35家中外合资工厂，以10万元以上的资本在中国兴办。但就中外合办工厂及外国工厂合计之136家而言，其平均资本为75.8万元。盖因在1895年以前在华外国企业以便利贸易为主旨，1895年以后以便利外国之资本输出为主旨，故外国在华厂商之资本显著增加。[75]这些工业就产业类别言，以矿业最多，占48.44%；食品次之，占16.62%；纺织再次之，占12.13%；电力和自来水又次之，占11.16%。就国别言，以英商最多，占外商投资总额之48.16%；日商次之，占25.53%（日商在华企业多半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在东北发展的）；德、俄、法、美各占约3%—7%。[76]
清末工业发展的成果及其影响
1.工业发展的成果
（1）幅度小。1915年的中国与同年的美国及1917年的日本，三者工业发展情形如表14-7所示。由此可以窥知清季工业发展之幅度。
由表14-7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约为日本的8倍，为美国的4倍多，中国的面积为日本的28倍多，为美国的1.4倍，但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为日本的一半左右（57%），美国的五十分之一（2%）。根据表14-7，工业人口占全人口之比例不及2.5%。可见清末的现代工业虽已起步，但发展的幅度仍然很小。
表14-7 中、日、美工业之比较
（2）工厂规模小。就清末现代工业的规模而言，据表14-7计算，中国每家工厂的工人平均不过6人，另据费维恺计算，1912年中国20749家工厂中，工人在7-9人的占88%，30-49人的占4.8%，50-500人的占6.1%，其余占1.1%。[77]此外，由资本看工厂的规模大小，1895—1913年的549家企业中，创办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只占3.1%，10万—100万的占41.71%，5万—10万的占16.21%，5万元以下的占38.98%，[78]以小资本居多。至于工厂组织，就1913年的情形看来，以股份公司居多，在565家中占261家，合资有限公司占82家，合资公司占60家。[79]但据费维恺指出，此等股份公司多半是为了求得政府公司法的保障而挂名的，[80]其规模事实上很小。可见清末自营现代工业之中，大规模工业仍居少数，而小规模工业居多。[81]
（3）自给率低。煤矿业与棉纱业是清末发展较多的两项工业。煤矿业1913年的自给率为39.41%，棉纱1903年的自给率为11.31%，1908年的自给率为23.93%，可见清末现代工业发展之后自给率仍然很低。[82]
2.工业未显著发展的原因
综合各家学者看法，清末中国工业未显著发展的原因约有下列几项。
（1）关税不能自主，外商在中国拥有许多特权，使中国工业难以大幅发展。[83]
（2）外商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对中国工业发展在提供外部经济，如电报、银行之兴设，及训练人才方面固然有所贡献，但因其所获利润多汇回本国，故其发展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助力不大。[84]
（3）因金融组织不够健全，一般人仍以土地、高利贷为主要投资对象，这导致工业发展的资金不易筹集。[85]
（4）清末农业的不发达，以致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都市人口增加之后所需的粮食，以及销售的工业产品市场，均不充裕，[86]这是工业未能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5）工业本身管理的不健全，如官方干涉、没有企业精神、滥用外籍人士或多用族亲本籍等。
3.清末工业发展成效不大的影响
清末工业未显著发展，与清末工业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都使得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非常脆弱。
但清末的工业发展毕竟也为民国时期储备了若干发展工业的人才，以及与工业互相配合的设施，如铁路、银行、电报等。此外，清末的工业发展也与贸易的发展一样带动了些微的城市化与农业商业化。
三 农业发展及其影响
农业发展
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在往前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发展实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因为落后国家的人民多半以农为生，他们在学习现代农业新知识与新技术时，远较现代工业者为胜任和愉快。且落后国家常有人口粮食供需不平衡的困境，农业发展之后，粮食之增产可以缓和人口问题，也可以出口以赚取外汇；所赚取的外汇则可进而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其所增产的经济作物可以提供工业生产的原料。农民在增加生产之后所得的收入也可以用来购买工业产品，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一个可观市场；再者，农民于发展现代农业中的创新经验，也将有助于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故现代农业的发展实乃落后国家往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87]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差别在于：传统农业技术停滞，即使偶有创新，主要是由经验得来；现代农业的技术则由农学实验成功之后再传授给农民采用，[88]故现代农业又称科学农业。
清末中国与西方接触以后，农业的发展偏重于农业商业化、科学农业的发展，仅止于知识分子的提倡与若干农业机构的设置。虽然发展幅度甚小，但已能对发展科学农业有若干体认，并从事若干农政改革，亦为中国经济往现代化发展途中的重要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