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农业知识的提倡
科学农业在西方至19世纪上半叶始具规模。中国对于这门学问，先有郑观应、陈炽、张之洞、孙逸仙等知识分子加以倡导。他们所引介的现代农业，以肥料学、土壤学、植物学、化学为主。至于病虫害防治、农业机器的使用，则因成本较高而未提及。此种西学的选择方式也受传统的影响，因为中国传统农业一直是以最少的资本，使狭小的农田获取最大收成为主要目标。[89]
在1894年以前，清季科学农业的推展大抵仅是少数几个知识分子的个别行动。到1894年以后，则有地方报纸，如《闽报》、《苏报》、《沪报》、《国闻报》、《大公报》、《知新报》、《申报》、《汉报》、《农学报》（月刊）、《维新报》（月刊）等刊登欧、美、日的农业新知。虽然如此，对现代农学的提倡仍止于理论的介绍而已，直到1898—1911年，才有官方协同地方士绅推动种种农业改革，使清季现代农业的推动由理论层面转移到实务的层面。[90]此种农政改革可由农政机构之设置及农业教育之推广两方面加以检讨。
2.农政改革
（1）设置农政机构。1898年，清廷设立农工商总局，[91]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内设农务司，专理全国农政。此外，各省也设有劝业道掌理农政。[92]除政府中的农政机构外，1904年以后各省又有农会之成立。农会是半官方的组织，由地方政府倡导，由地方绅民出而组织，经费则由地方政府补助。
（2）推广农业教育。除了农会实际教导农民农业新知外，清季另有农业讲习所、农业试验场、农学堂、大学农科之设立，以传播现代农学。讲习所规模小、成本低，但终清之世只有三个地区设立；农业试验场初创于1902年，至1906年而遍布全国，有官办，也有绅办；1903年更有农学堂之设立，一般地区均有初等、中等农学堂，直隶、浙江、湖北等人文荟萃之区尚有高等农学堂之设；至1910年，更设有大学农科。[93]
农业发展的成果及其影响
清季农业发展的成果，可就珀金斯（D.H.Perkins）的统计（见表14-8）得知。由表14-8可以看出，19世纪下半叶的单位农产量每况愈下，清末40年更为严重。
表14-8 清季单位面积农产量指数
因为清季现代农业未能有效发展，粮食生产并不足以充分供养庞大的人口。清季人口在1850年为4.1亿，到民初的1913年略升，仅为4.3亿。[94]就1850—1911年而言，人口增加极其有限，然粮食生产仍不足供应所需。
由此期间蒙受天灾人祸之州县数目的增加（见表14-9）也可以看出清季人口扶养力的薄弱。农业既无法充分扶养人口，自无法发展工业。
表14-9 清季遭受天灾人祸的州县数目
与日本相较，根据大川一司（Kazushi Ohkawa）及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g）的研究，1878—1918年，日本农业快速发展。1878—1882年、1913—1917年，日本农田单位面积生产力增加8%，单位劳力生产力年增加2.6%，所增加的农产一面可以使日本粮食约可自给，人口也以0.8%至1.3%不等的年成长率成长，并有绿茶大量出口，以获得外汇，购买机械供日本工业化之用。[95]
农业发展失败的原因
（1）现代农业的提倡太晚且不积极。虽然现代农业在西方至19世纪上半叶始具规模，但日本于1870年代即展开一连串的农政改革，如成立农业学校、聘请欧美农业技术人员赴日参加美国农业博览会、购置新式农器、开办农业试验场、派遣留学生赴美研究农学、开始调查全国水利分布情形、研究改进桑茶棉等经济作物的栽培方法、各地陆续举办“物产会”“农谈会”等。[96]之后，日本政府又透过地主引导农民实施品种改良。[97]
类似日本的农政改革，在中国一直到1898年农工商总局成立后才着手进行，而透过地主实施的品种改良从未大规模推展。何况，清末开始推展现代农政之后，农业仍不如工商之受朝野重视，如1898年颁订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农学列为25种课程中之第20种。知识分子方面，郑观应、陈炽、张之洞、孙逸仙等虽能体察农业发展的重要，但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则均未论及现代农学的价值。
（2）农民一向惯于蹈习故常，一时不愿有太大的改变。[98]
（3）知识分子实践的热忱不够：清末少数学习现代农学的知识分子，囿于传统的士大夫观念，愿意亲自下田实习的为数甚少。
（4）荒歉时起，提倡现代农学的经费筹措不易。
在以上诸因素中，以对现代农业未予适当重视，最为关键。而未予适当重视，则与清末中国经济思想的一大转变有关，此一转变，即由传统的重农轻商或农商并重，转为重商轻农，深深影响了清末经济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商业虽然发达，但以农商两者相较，农业仍较受政府及一般知识分子所重视。在与西方接触之后，朝野均有转重工商而忽农业的趋势。促成此一转变的因素之一为政治考虑，国防与财政是政治最为关注的两大事项。西方侵入及诸多内乱产生之后，国防备受威胁，亟须发展军事工业，此为清政府重视工业之由来。再者，中西贸易拓展之后，财富之缔造以商业及民生工业较为快速，政府收入亦由以往之以田赋为主转为以工商税收为主。[99]根据王业键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田赋收入占清政府总税收之73.5%，至1908年则减到35.1%。1908年，全国税收除田赋以外，盐税占15.4%，常关税占2.3%，关税占11.3%，厘金占13.6%，杂税占22.3%，[100]可资证明。
清末户部郎中陈炽以财税说明中国重商之必要：“夫中国旧制，崇本抑末，重农而轻商。今日厘税两宗，数与地丁相捋。京协各饷，挹注所资。假使无商，何能有税。”郑观应建议：“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101]此处所言之商业包括工业在内。由于重商，中国士大夫乃逐渐扬弃讳言牟利的传统。[102]此一观念转变，实亦中国往现代经济发展之一重要起步。
此种重工商而忽略农业的思想转变，乃是落后经济与西方经济接触之后常有的现象。《发展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哈根（E.E.Hagen）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消除因本国工业不振而产生的不如人的心理而造成的。此外，工业较农业不仅能产生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如铁路、电报等基本设施，从而也能训练出许多可为他业援用的技术人才，而且可以透过连锁作用带动很多产业的发展；工业之中每个工人的产值大于农业每个工作者的产值。[103]上述工商业的好处常引起落后国家的憧憬，而使其忽略了本身是否有发展工业的能力。事实上，工业发展有其条件，即需要有农业发展的配合，否则一味发展工业，不是像清末一样因为基础不稳固而不成功，就是像苏俄一样要使老百姓付出极大的代价。
清末重工商轻农思想的产生，除了政治考虑、消除自卑及急于经济发展等因素外，也与下文所述双元经济之形成有关。
四 双元经济问题
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曾根据很多研究指出，意大利、巴西、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法国等，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经济发展初期，都有区域不均衡发展的现象，到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才有所改善。赫希曼（A.O.Hirschman）认为促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人才、资金都会流向经济较为发展的精华地区。因为精华区有较完善的金融与交通设施，也有较大的市场，投资环境较落后地区为佳，人才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地区也较能发挥所长并得到较好的报酬。因此精力充沛而有企业心的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有一技之长的人，以及壮年人纷纷集中到经济精华区来。就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及早获致经济发展的成果，也着重在精华区投资；相对的，其他落后地区也较无人才表达本地的需要。加上在经济发展初期，技术传播与社会变迁的幅度较小，交通仍不完善，所得的乘数效果可能运作的范围也较为狭窄，致使精华区与落后地区的连锁较为欠缺，两者之间遂有脱节的现象，此即双元经济（dual economy）之所以形成。如果这个国家幅员广大，或是精华区本身有相当多的农产供应，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更严重，直到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两区之间的交通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较为健全了，人才、资金才会回流到落后地区，政府也转而注意落后地区，两区经济的悬殊与脱节才得以缓和。[104]
就中国而言，自19世纪中叶现代经济开始发展以来，也有明显的双元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早在1920年代雷默（C.F.Remer）已经指出，他把距离铁路、大河两天行程以内，而便于对外贸易的地区称为外层中国（Exterior China），把该范围以外的地区称为内层中国（Interior China），他认为两个中国宛如两个经济单元。[105]如此界定的内层中国（即中国境内的落后地区），可能在中国西北内地各省，也可能是沿江沿海各省交通较为不便的地区。如交通便利的江苏南部是全国精华区所在，交通不便的苏北则为落后地区。这种界定比一般讨论此一问题的学者以沿江沿海地区与内地相对称来得准确。但因外层中国基本上仍以沿江沿海地区为主，所以很多有关此一问题的资料亦以此种方式对分，故本节仍沿用沿江沿海与内地的对分法，只是本节所指的内地则是指内地及沿海距离铁路两天行程以上的地区。
中国此一双元经济的形成，原因有四。
其一，中国经济重心自宋以后南移。中国主流文化源起于晋陕豫黄土高原东南角，直到东汉迁都洛阳以前，中国经济重心仍在西北，至东汉以后始迁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经三国魏晋南北朝之经营，南方虽已急起直追，但直至唐代，经济重心仍然在北方。经唐末藩镇、五代之乱，北方残破，加上宋、辽、金、元、清历代北方外患不息，而适合南方气候的水稻、桑棉等大量种植，南方经济自宋以后遂超前于北方。而南方经济之重心，魏晋时犹在两湖，南宋以后已在江南。[106]
其二，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主要分布于沿江沿海，而中国幅员广大，现代经济不易扩散。由于自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沿江沿海地区原为中国的经济精华区所在，因此19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开放贸易以后，列强很自然地要求在最有生意可做的沿江沿海地区设立租界。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地点计有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107]这些租界的所在地一方面是列强侵华的据点，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技术在中国散播的一个中心，而中国幅员辽阔，由这些中心辐射而出的现代经济并不能普及中国各个角落，而以沿江沿海地区为限。以工业资金为例，上海一港之金属冶炼、棉纺织、缫丝、面粉制造、榨油、印刷、蜡烛、肥皂等企业均居全国首位。1895—1913年，中国所发展的现代工业，其创办资本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的即占52.06%，而就全部通商口岸的创办资本言，则占全国创办资本之66.24%，内地企业仅占33.76%。[108]此一相对比例似仍差距不大，但内地的面积远较沿江沿海地区广大，而由贸易影响一节论及此时城市人口约占全人口6%，更可见现代经济影响的范围很小。
其三，中国沿江沿海地区对内地的农业依存度较低。如威廉姆森指出，如果精华区的农业自给能力较高的话，现代经济发展初期双元经济的问题将较严重，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开放通商之前，此等精华区与落后地区尚有经济上的有无相通关系。精华地区供应落后地区资本、手工业产品、技术知识和财政援助，落后地区则供应精华区粮食与原料。[109]其后中西贸易开放，两区间经济上的有无相通虽然还持续着，但是精华区所需的粮食、原料还可以由外国进口。由于外国的原料、粮食是由海运进口，因此往往较由交通落后的内地购买反来得便捷、稳当，而外国进口的粮食、原料质量也较划一。如果内地发生战乱、灾荒，其原有的依存关系可能式微。[110]如墨菲指出，1870年代到1930年代往往有华北地区闹饥荒而天津贸易依然繁盛的情况。[111]
其四，由于沿江沿海地区现代经济的超前发展，现代人才亦多出身于此。根据汪一驹统计，1909年全国大学生的分布，河北占24%，江苏占16%，广东占8%，湖南占7%，湖北、福建、浙江各占5%，四川占2%，其他占29%。[112]1903—1911年，中国留美学生的籍贯分布，广东占46%，江苏占19%，浙江占10%，安徽占7%，江西占6%，湖北占5%，福建占4%，其他各省均在0—1%。[113]这对中国广大农村的建设，以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都有很不利的影响；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极为致力的沈宗瀚即指出这一问题，他引用潘光旦的调查说：传统中国的领袖人物来自城市与来自农村者各半，读较多书的人，即使在年轻力壮时，也有很多留在农村。但到近代以后，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多半携家带眷移居城市。[114]除此之外，较为了解现代经济的买办人物主要也是住在城市。这些主要住在城市的现代领袖人物，必然较为侧重城市的发展。而现代教育的学费很贵，即使是农业教育也多半是城里的人才能负担。但城里的人受过现代农业教育之后，由于自小对农村普遍缺乏了解，也较缺乏感情，愿意下田率领农民改进农耕技术的人较少。[115]而中国传统经济既以农村经济为主，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将农村经济加以转型自为最关键的一环。
中国自从清末形成双元经济之后，由于内战不断发生，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使双元经济的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更为恶化。到了抗战时期，全国精华地区的沦陷使政府更难承载战时的财政负担，战时及战后通货膨胀随之爆发。
故清末形成的双元经济问题实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
综上所述，清末70年间，中国已有若干现代经济的发展。如国际贸易的拓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国内零星市场的统合、乡村市集活动的日趋频繁、传统金融组织的现代化、现代金融机构的设置、现代机械工业与交通的创设及发展、现代农业教育的推广、现代农政机构的建立、经济思想上悟解到发展工商致富的重要等。这些成就自为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这些基础是薄弱的，如现代农学迟至1898年才由理论的倡导转移到实务的推行，推行又不积极，整个农业并未因之而显著改善。而现代工业，即使就发展较多的工业部门而言，其在1911年前后的自给率也仍不到1/3，全国之中也只有不到2.5%的人加入现代工业的行列，中国有日本8倍的人口、28倍多的面积，而工业产值才有日本的57%，城市人口只占全人口的6%，国际贸易总值不过占国民所得的9.2%。再以1912年中印两国铁路比较，中国版图为印度之2.2倍，人口为印度之1.3倍，但该年印度铁路里长为中国之109倍，载运旅客数目为中国之147倍。[116]在现代经济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仍以传统经济为主。
而另一方面，清末的经济发展也为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担。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唐宋以来原较富庶的沿江沿海地区的经济更加快速发展，遂与内地的经济对比更为强烈；又因口岸地区另可由外国进口取得所需，所以在动乱发生时，口岸与内地之间，甚而彼此脱节，而有双元经济的产生。双元经济形成之后，人才、资金大量流向口岸地区，口岸地区的经济以工商为主，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也因而偏重工商而忽略农业。然农业现代化乃是所有没有大量外资投入、大量外贸机会的低度开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农业未能大幅发展，非但使工业无法顺利扩张，也使清初以后迅速大量增加的人口，在清末无法得到妥善扶养。这项人口压力由清末推向民国，是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负担之一。除此之外，清末国际贸易的拓展，固然是一种现代经济的表征，但国际贸易拓展之后，人民并未改变以往消极的国际经济态度，而去主动开拓国际市场。结果在只知被动因应市场波动的情况之下，国际经济一不景气，国内经济反而较已往易受打击。如丝、茶出口不顺以后，丝农、茶农的生计立即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随着国际贸易的拓展，货币发行量也增加了，但这些增加发行的货币很多来自外国或是民间，这对民国时期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也形成障碍。
在此由传统蜕变为现代的过程当中，原有的传统对于现代究竟有何阻碍作用？又有何助长作用？
就清末而言，传统的确是很大的包袱。清初以后所滋生的众多人口是负担之一；中国历代为了维系大一统政权所孕育的官僚作风是负担之二，清末的军事工业与官督商办工业证明，此种作风之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较为侧重血亲与同乡关系是负担之三，它使清末新兴工业不能大量引用专才而引用很多私人；在传统农业经济下，土地投资与高利贷投资的观念是负担之四，它减少了工业发展可以筹集的资金；传统的士大夫措心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甚少亲操耒耜，是负担之五，他们使清末接受现代农学的知识分子一时未能习惯于下田实际操作。这些由传统农业经济所衍生的传统，必在现代工商经济取代传统农业经济之后才能被根除。而现代工商经济如何在传统经济里建立起来？
就近代而言，很多现代经济都立基于传统之上，如贸易拓展之后，进出口商品主要还是循着传统的商业网络在输进输出，出口商品很多也是以传统的卖青方式卖出，中国的行会制度在清末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抗拒外商，钱庄、信局之所以随着贸易的扩张而发展，正因为整个社会仍是传统社会，仍植基于血缘、地缘关系之上，而这些商业组织也正建立在这些关系之上。中国最早的几种现代工业——如缫丝、纺织、采煤都是在传统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最早有机器缫丝的广东海南，原是传统缫丝业极为发达的一个地区。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轧花厂开办于宁波，是由旧式轧花厂转变而成的；这家工厂，先是由手工操作，转而使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再用蒸汽发动机，最后用由英国买入的新型发动机和锅炉，全厂工人人数随之增加，规模也随之扩大；在宁波一地，如此转化的工厂还有很多。很多采矿工厂也是在“旧瓶之内装上新酒”，如山东峄县、直隶临城、徐州利国驿，都是以土法开井，机器汲水。[117]现代农学引入时，土化植物之学所以较受重视，也是因为土化植物之学与传统着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发展方向较为吻合。[118]
研究过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经济史家格申克龙（A.Gerschenchron）曾经指出：“在由传统转变为现代的过程中，要认识传统的存在，并试图在传统之中找到力量，才不会遭遇很多悲剧。”[119]就清末70年而言，正是中国由传统经济要过渡到现代经济的时期。其是否认识传统的存在，以及是否能在传统之中找到力量，乃是决定其是否顺利通过此一过渡时期的关键所在。
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除非像印度那样接受外国统治而付出很大代价，否则光凭外汇收入，必不足以使其在短时间内有很多的现代经济建设。[120]这种国家显然要在传统之中找到可以与现代经济配合的力量来除去传统的包袱。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更需如此。如前所述，清末中国这些植基于传统之上的发展显然不够。而由农业之未能快速现代化更可以看出，整个传统可能发挥的力量在清末70年并未被充分掌握。所以，清末现代经济发展的幅度及其为民国经济所奠定的基础也因而相当有限。
* * *
[1] 本章由林满红撰写。
[2]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定义参考〔美〕罗斯托《经济发展史观》，饶余庆译，今日世界社，1968，第20页；S.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and Sprea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ch. 1；Anthony M. Tang，“China’s Agricultural Leg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8：1（Oct. 1979）.
[3] 传统经济转化为现代经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究竟一个国家采用现代化科技于生产之后，何时才算步入现代经济的范畴？经济学者曾指出很多指标，其中之一为经济结构之由农业为主转而以工业及服务业为主。如就各业产值而言，中国一直到1962年农业才不复占国民所得的最大比重，而只占35.5%，工业、服务业则分别占41.7%和21.1%，1951—1953年，台湾农、工、服务各业产值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分别为33.2%、26.2%和40.6%，可见即使就各业产值比重的转变这一指标而言，中国之转化为现代经济亦是1950至1960年代以后之事。中国大陆与台湾各业产值占国民所得比例参见D. H. Perkins，“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Economy，” D. H.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 117；W. Galenson，ed.，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台湾双叶书局翻印本，table 1.10。
[4] H. B. 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6），p. 285.
[5] 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ch. 11，pp.160-161.
[6] 参见林满红《银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66、67、87—89页。
[7] T. 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in Inspector-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ed.，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Shanghai：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931），p. 730.
[8]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153-157.
[9]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29，148.
[10]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162页。
[11] 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148，154.
[12]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林载爵译，华世出版社，1978，第58—59页。
[13] K. C. Yeh，“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77），p. 107，table 4.
[14]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59页。
[15] R. F. Dernberger，“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19-47.
[16] 参见翁之镛《中国经济问题探原》，正中书局，1952。
[17] 参见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联经出版公司，2006，第135—136页。
[18] G. W.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G. Willi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table 4.此数据由刘石吉先生提供。
[19] G. W.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I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2（Feb. 1965）：195-228.
[20] 参见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第170—174页。
[21] 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p.180-196.
[22] Yeng-ping 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99-105.
[23]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98页；Yeng-ping Hao，The Comprador in Nineteeth Century China，pp.99-105.
[24] 王业键：《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旧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1），稻乡出版社，2003，第275—286页；参见大島重雄『支那新式銀行の現勢と其の将来（一）』『満鉄調査月報』第16巻第10号、1936年。
[25]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1），第236—249页；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p.181-182.
[2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第652页。
[27]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66页。
[28]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氏著《清代经济史论文集》（1），第236—249页。
[29]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2页。
[30]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第105页。
[31] Rhoads Murphey，The Outsider，pp.181-182.
[32] 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第225—240页。
[3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95页。
[34] 〔美〕费惟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124页。
[35] Shu-hwai Wang，“China’s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cations，1860-1916：A Regional Comparison，” 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 340.
[36] H. B. 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p. 285.
[37] Shu-hwai Wang，“China’s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cations，1860-1916：A Regional Comparison，” p. 348.
[38] Ying-wan Cheng，Post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1860-1896（Cambridg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0），pp.38-39，190.
[39]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57页。
[40] George Jamieson，“Report on th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Chinese Empire，” Foreign Office，Miscellaneous Series，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Embassy and Consular Commercial Reports，China（Shannon：Irish University Press，Area Studies Series，1971），vol. 19，pp.595-656.
[41] 参见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华世出版社，1978，第23页。
[42] Ramon H. Myers，“The Agrarian System，”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Republican China，1912-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art 2，pp.250-251.
[43] 参考张玉法《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改良（1901—1916）》，《史学评论》第1期，成文出版社，1979，第119—159页。
[44] J. M. Potter，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 Hong Kong Vill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Ch. VIII “Western Treaty Port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pp.174-212.
[4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63页。
[46]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47] 此段参考Feng-hwa Mah，“External Influence and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Re-examinatio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an Yu，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p.273-298.
[48] J. M. Potter，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Ch.VIII.
[49]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50]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07、210页。又参考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1863年冬，李鸿章收复苏州后，将炸弹二局之一移苏州，成立苏州机器局，1866年迁金陵，改为金陵机器局。又，西安机器局旋迁兰州，是为兰州机器局。
[51] 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05—206页。
[52] Ting-yee Kuo and Kwang-Ching Liu，“Self-strengthening：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I，pp.491-542.
[53]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09、210页；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龙门书店，1968，第220页。
[54]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13页。
[55]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25页；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 17.
[56] 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食货出版社，1972，第39—88页。
[57] 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 9.
[58]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13—233页；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25—46页。
[59] 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第39—88页。
[60]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25—229、218页。
[61]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页。
[62]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15、218、225页；吴章铨：《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李恩涵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自强运动》，第39—88页。
[63] 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21页；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45页。
[64]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29页。
[6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29—241页。
[66]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43—244页。
[67]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61页。
[68] 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21页。
[69]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65页。
[70]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65页。
[71]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144页。
[72]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33页。
[73]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35—36页。
[74] 龚俊：《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50—56页。
[75]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61页。
[76]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11页。
[77] 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 5.
[78] 〔美〕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第46页。
[79] 梁启超等编《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1872—1921）》，第227页。
[80] A.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p. 3.
[81]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2页。
[82]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0页。
[83]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272页。
[84] J. K. Fairbank，A. Eckstein，L. S. Yang，“Economic Change in Early Modern China：An Analytic Frame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9：1（Oct. 1960），pp.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