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221、212页。
[3] 《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计划》，《云南杂志》第4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第480页。
[4]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第2、4页。
[5]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论说”，第1—2页。
[6]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3，第983页。
[7]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33页。
[8] 陈颐寿：《华商联合报序目》，《华商联合报》第1期，1909年。
[9]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785—786页。
[10] 《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1905年，“商务”，第154页。
[1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总3631页。
[12] 《矿务档》第1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60，第42页。
[1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第3、39页。
[1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013—5014页。
[1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4762—4763页。
[1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4803页。
[1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4941页。
[1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5415页。
[19] 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续第1号），《四川》第3号，1908年，第32—34页。
[20] 《为津镇铁路敬告山东父老文》，《大公报》1905年10月30日，第2版。
[21] 《山西留学日本学生为同蒲铁路敬告全晋父老书》，《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1906年，“交通”，第7页。
[22]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123页。
[23]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227页。
[24]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12、216—217页。
[25]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第93、205—206页。
[26]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38页。
[27] 谢放：《“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8] 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9] 邱捷：《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0] 侯宜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第245页。
[31]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第215页。
[32] 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3] 李宗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34]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5页。
[3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89页。
[36]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13、225页。不过，也有个别学者指出对收回利权运动中“普通民众的参与程度不容高估，光绪三十三年王廷扬致函沈瓞民称：‘如此大风潮，不知者尚多，即知者亦莫名其妙，毫无感觉。以不知他办（指英帝国主义者办路）之害，并未知铁路之利故也’”（沈瓞民：《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群众斗争及其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第29页）。参见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37] 尹铁：《晚清商办铁路公司的集资问题》，《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38]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页。
[39] 详见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213页。
[40] 《湘路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548页。
[41] 参见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494、498页。
[42] 川省工商业不发达，川路公司不得不采取独特的招股办法，股本来源有四种，即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以租股为大宗，涉及广大的自耕农与佃农。因此，川汉铁路集股社会面广，成效也较为可观。
[43]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362页。
[44]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4、16期，转引自鲜于浩《试论川路租股》，《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
[45] 详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第257页。
[46] 详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255—256页。
[47] 凡将：《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交通篇》，《东方杂志》第9年第7期（纪念增刊），1913年，第94页。
[48]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第69—70页。
[49] 李庆芳编《山西矿务档案》，晋新书社，1907，第85页。
[50] 《记皖绅力争铜官山矿案事》，《东方杂志》第6卷第5期，1909年，第109—110页。
[5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第755页。
[52]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291—292页。
[5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759页。
[5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758页。
[55]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494页。
[56] 《长沙日报》1909年11月28日，转引自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2页。
[57] 粟戡时：《湖南反正追纪》，湖南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2辑，上海书店，1996年影印本，第31页。
[58] 林增平：《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16页。
[5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06页。
[60] 廖伟章：《广东人民参与收回粤汉路权斗争的经过及其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61]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67页。
[62]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69—770页。
[6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44页。
[64] 《清德宗实录》卷579，中华书局，1987，第15页。
[65] 关于清末的借款修筑铁路问题，近十年来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其后果具有两面性：除了为帝国主义扩大对华经济侵略创造了便利条件之外，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另外，在当时民间集资严重不足、政府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借债筑路不失为可行的方式之一。参见张九洲《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孔永松《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华腾《晚清借债筑路活动的再评价》（《殷都学刊》2005年第2期）。
[66]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拒款函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第7页。
[67]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两省拒款函电”，第31页。
[68]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99页。
[69]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两省开会纪事”，第5页。
[70]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85—786页。
[71]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册，“开会认股汇记”，第31页。
[72] 《政艺通报》卷5，1907年，第4页。
[73]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2册，“廷寄奏章”，第3页。
[7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66页。
[75] 《建立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建议书》，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473页。
[76] 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借款筑路者一直不乏其人，有的甚至还强调借债筑路是“救亡之要著”。例如1910年9月锡良与瑞澂联名上密奏曰：“我国将亡于不借债，即今图之犹可及也，失今不图，濡迟其时，更数年后，恐欲借而人将不我许矣。臣等所谓借债造路乃我国救亡第一策者，此也。”见《锡良遗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第1204—1205页。
[77]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21期，1911年。
[78] 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对“铁路国有”政策的评价也有一些新观点，认为这一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简单地一味予以否定。有的指出：该政策是在商办铁路普遍存在严重的困难，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推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快铁路的建设。参见陈晓东《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还有学者认为，铁路“收归国有有它的正当性，但时机选错了”。参见马勇《辛亥百年温情回望：一个王朝的隐退》，《文史参考》2011年第14期。当年奏请清廷实施“干路国有”的给事中石长信阐述其理由时，也曾说明商办铁路的弊端，包括资金不足、枝节为之、管理不善、租股扰民、妨碍国防等。参见《奏为遵议给事中石长信奏铁路宜明定干枝路办法事》，《宣统政纪》卷52。
[79] 详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608—609页。
[80]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第244页。
[81] 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77页。
[82] 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7—138页。
[83]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82页。
[84]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第223页。
[85] 匀士：《论中国近日权利思想之发达》，《东方杂志》第3年第9期，1906年。
[86]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第367—368页。
[87] 《皖矿始末通告书》，第2页，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第483页。
[88]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149—1150页。
[89] 刘世龙：《略论收回利权运动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90] 〔日〕根岸佶：《收回利权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37—738页。
[91] 有论者指出：时人即已对赎回利权的代价与效果表示怀疑，并进而“开始有人对赎路中的文明排外的手段也产生怀疑”。参见马陵合《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另还有学者认为：“在今天看来，不计代价的利权回收运动并不可取，学界一味对之颂肯，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参见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历史教学》2008年第6期。
[92]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72页。
[93]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97页
[94] 详见耿云志《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95] 闵杰：《清末两大社会运动的同步与合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96] 《论我国推广邮政之所有事》，《盛京时报》1909年6月18日。
[97] 《徐尚书预备收回邮政》，《申报》1909年10月3日。
[98]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第329—330页。
[99] 《外交报》第194期，“交涉录要”，第13页，转引自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3页。
[100] 《邮部限制日邮》，《中国日报》1907年11月22日，第2页。
[101] 《外交报》第283期，“外交大事记”，第15页，转引自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4页。
[102] 参见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第335—343页。
[103] 参见李国华《近代列强攫取在华沿海和内河航行权的经过》，《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104] 赵祖康：《从利权得失观划分中国近世交通史之时期》（收回交通权刍议之四），《南洋季刊》（经济号）第1卷第3期，1926年。
[105] 顾骏昂：《中国宜振兴土货以挽利权》，《钱业月报》第7卷第7期，1927年。
[106] 《振兴国外贸易以挽利权案》，《全国经济会议专刊》，1928年，第462—463页。
[107] 王洸：《航权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设》第1卷第1期，1943年。
[108] 《船业呈请收回引水权》，《海事》第4卷第11期，1931年。
[109] 陈柏青：《关于航权收回之商榷》，《航业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
[110] 《航权收回运动应有之认识》，《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0年。
[111] 《出价收回内河航权》，《海事》第4卷第8期，1931年。
[112] 《海交两部积极准备收回引水权》，《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16期，1931年。
[113] 王洸：《航权收回之前后》，《交通建设》第1卷第1期，19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