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由兴而盛二百年，直至鸦片战争被挟坚船利炮越洋而来的英国所打败，求和签约，割地赔款，开口通商，西洋各国势力进入中国，原来的“一统天下”格局被打破。这一变故对清朝统治者而言，是丧权辱国，在臣民面前大失威信，帝制根基开始动摇，进而引起统治秩序、政治格局与社会制度等一系列变动，皇权统治日趋末路；对广大民众而言，则是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源结构发生巨变，进而引起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正因为如此，晚清与西方世界相遇而遭逢的变故，对于社会上下，皆可谓“数千年一大变局”。变局之下，是死是生，或亡或兴，皆取决于社会上下如何对应。
西洋人跨海挟带而来的不仅仅有坚船利炮，还有他们的洋货、洋教、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这些乘着近代工商业大潮汹涌而来的西洋文明，倚仗枪炮与血腥、强权与强势，以势不可当之力冲击着中国社会，由通商口岸波及内地，从城镇传至乡村，从社会结构、统治秩序延伸至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由此，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面貌大变，中国人千百年来沿袭传承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改换，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随之而扭转。
那么，在晚清70年社会大变局之下，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首先从民众生活世界的基层——衣食日用消费领域来略作观察即可发现，贯穿这半个多世纪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就是“洋货流行”，由此而引发了广大民众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的一系列变化，对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下面我们对此做一回顾与考察。[2]
一 洋货初销、流行与普及
“洋货”作为一个名词，一般指由外国商船运来的海外物品，多为欧洲商品。明末清初以后，欧洲商船往来开始频繁，运进中国的“洋货”也渐增多。起初主要是钟表、八音盒、晴雨表、玻璃器皿、呢羽、骨角皮革等工艺制品，因其制作奇巧，为中国所无，一般称为“西洋奇器”或“西洋奇货”。又因数量有限，价格昂贵，多为供人观赏而少实用性的“玩好之物”，即所谓“玩货”，故被视为域外方物、珍稀奢侈品，或为豪商富宦购买珍藏，或贡献于皇帝供其赏玩与赏赐，一般百姓难得见到，更无力购买。
鸦片战争后开口通商，西方各国商船开始自由往来各口，各类洋货也随之源源不断成批量地输入中国，并运往各地市场销售，“洋货”遂逐渐成为在街头商铺里也可以看到的货品。1842年开口通商至1912年清朝灭亡的70年间，洋货从开始批量输入销售，到日渐推广行销而流行开来，最后普及至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经过了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洋货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随之变化。
洋货初销时期（1840—1860年代）：作为奢侈品与高档品
鸦片战争前，仅有广州一口允许海外商船来往，且只能通过“公行”进行有限贸易。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开放通商，且允许外国商人上岸居住、自由贸易，中西通商首先从东南沿海豁然洞开，英、法为首的欧美各国商人，持开拓东方市场的梦想与热望纷纷涌入中国，开始大批向中国输出商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沿海和长江流域又增开多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渠道大幅拓宽，形成了覆盖中国东部和中部广大地区的洋货输入主渠道。在此二三十年间，进出口贸易逐年增长，洋货输入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加。据统计，仅从主要对华出口国英国每年输入中国的商品量来看，1845年时输入总值为240万镑，1860年增至436万镑，到1869年增至800万镑，20多年间增加两倍多。[3]
但是，千百年来，在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日用物品，基本上自产自用、自给自足，少量不能自产自制的物品，通过本地集市交换补充也基本可以满足，因而对外来生活日用品需求甚少。又由于人们普遍不富裕，对超出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十分有限，所以外来洋货进入中国市场起初并不顺利，销售只有小幅增长。通商初期进口的洋货，如此前即有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等非实用的“玩货”，仍然只是少数人问津的“奢侈品”，输入量增加不多。鸦片由于具独占性而没有土货的市场竞争，吸食人数不断增多，因而通商初期一直是进口洋货的大宗，占一半左右。后来，输入日用杂货种类增多，特别是棉织品及其他一些低端日用杂货批量输入，市场逐渐扩大，销量日增。如价廉物美的洋布手帕，1859年由上海口岸进口约9万打，1869年时增至10万打。[4]另如价低实用的洋针，1867年时由上海进口2100万枚，两年后增至8900万枚。[5]
在通商城市里出现了专门售卖洋货的洋货行和洋杂货店，在一些旧式商铺里的货架上，也开始有日用“洋货”与旧式“土货”并列摆放售卖。如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中外商行店铺里摆放着各种奇巧洋货。1850年代一位上海居民记述道：“阛阓间所陈西洋奇器……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6]这些还属于观赏性的“玩好之物”，属奢侈品。而在一些日用杂货零售店铺里，则可以看到某些实用性的日用洋杂货。如1862年《上海新报》上刊登一家商行售卖“外国杂货”的广告，开列有“新到什锦饼干、酸果、洋醋、吕宋烟、罢（白）兰地、小面镜仔、东洋竹篮仔等”。[7]
但是，在开埠初期的一二十年间，像洋布、洋皂、玻璃制品等日用洋货，虽多制作精致，外观漂亮，有的也比土货更好用，但由于售价贵，普通人家还很少购用，人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有钱人为好奇炫新才会买的奢侈品、高档品。所以，这一时期洋货大多销售不旺。例如作为洋货中比较普通的洋布，直至开埠七八年后，上海才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卖洋布的清洋布店。[8]再如洋袜最初也不受人们欢迎，由于洋袜袜口紧，穿着不如土布袜方便，价格又比土布袜高，因而只是少数富户子弟穿着以学时髦。[9]到了1850年代末，特别是1860年代以后，洋货的销售才开始大幅增长。
洋货流行时期（1870—1890年代中期）：作为高档品与时尚品
进入1870年代以后，一方面洋货市场不断开拓，一方面洋货制造和运输成本降低，使零售价普遍下降，洋货销售进入了畅销期，洋货的输入量呈激增态势。据一项统计，1870年进口洋货总值6400万海关两，比6年前增长了近38%；1880年增至7900万海关两，1890年更增至12700万海关两，比1870年增加近一倍。货物品种的比例也有变化，初期一直占进口货物大宗的鸦片比例有所下降，棉织品及其他杂货的比例上升。[10]
这一时期洋货畅销表现在销售量增大且种类增多。一些适用而又廉价的日用洋货，因销售量增大而进口量大幅增加。前述洋布手帕进口量为1879年猛增至35万打，10年内增加了2.5倍，到1889年又增至40万打；[11]洋针进口量1869年激增至8900万枚，1874年更增至13300万枚，短短7年间，就增加了约6倍。[12]日用小洋货日见畅销，随之而来的是经销洋货的商家店铺越来越多。如1870年代仅上海一地专门经营进口货的洋广杂货店就不下百十家。[13]人们在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日用洋杂货花色品种也日益丰富。如从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号，刊登的“衡隆洋货号”的广告上可以看到，这个洋货号所售的有镜子、洋纺织品等日用洋货，洋纺织品的品种即有哈唎大呢、哆啰彩呢、羽毛、哔叽、花素羽纱、羽茧、羽绉、羽绫、新式五彩花布、各样牌子原布、粗细斜纹、洋标布等十多种。长期在上海经商的郑观应于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历数当时常见的各色日用洋杂货，一口气列举了日用、衣物、食物、器物、玩好等洋杂货57种。其中食物类如洋酒、洋糖、洋盐、洋药、洋烟、洋肉脯、洋饼干、咖啡等，用物类如洋布、洋绸、洋呢、洋被、洋毯、洋手巾、洋花边、洋火、洋油、洋灯、洋针、洋线、洋纽扣、洋皂、洋钉、洋伞、洋牙刷、洋牙粉、洋颜料、洋纸、洋笔、洋墨水等，玩好类如洋钟表、寒暑表、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眼镜片、五金制品等，此外“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14]这些“洋货”不仅制作精致，美观适用，而且价格随着技术工艺的改进和运输的便利而不断降低，堪称物美价廉，因而人们争相购用，销量日广。如郑观应所说，这些洋货“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15]洋货开始在城乡居民中流行开来。
洋货的流行从地域上来说，是沿着商贸运输销售路线，由沿海沿江通商城市向内地、由城市向乡村层层扩展。首先是通商城市，居民因地缘的便利及消费能力较高而购用洋货日多，呈现洋货日益流行之势。上海是通商首埠，领洋货流行风气之先自不待言，其他通商城市也随之而起，成为洋货流行的地域中心。如武汉于1860年开埠后，杂货行号也广泛经销日用五金、钟表、眼镜、火柴、肥皂、假珠宝、化妆品、玩具、针织袜等日用洋货。[16]通商城市的周围地区，因商贾贩运之便和受城市风气的影响而随之出现洋货流行之风。有记上海周边地区洋货流行情况，如松江府：“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财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17]1880年代中期，有人记邻近天津的玉田，人们日常所需洋货“至不可胜数”，甚至说一般居民“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18]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用洋货流行之风也及至内地村镇。在深居腹地的四川，就有从武汉沿长江运来的洋货销往各地。1870年代后期，在邻近四川的偏僻地区云南昭通，一位外来游客看到商店里陈列着不少洋货，有洋布、钟表、纽扣、玻璃、洋铁器等。[19]某些物美价廉、经济适用的日用洋货，这一时期已渐有取代土货而主导市场之势。如进口机织洋布，由于比土布细密平滑、色彩鲜艳，且售价渐低甚至低于土布，因而广受人们欢迎，在各地城乡市场畅销。1889年有大臣上奏说到洋布大销取代土布之势：“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本无须取给于外洋，乃洋人以机器织成，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20]同时期郑观应也说到洋布流行的情形：“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1]
但这一时期，多数洋货还被视为时尚物品和中高档用品，在城市和乡镇中上层社会流行。在内地特别是乡村社会，由于民众购买力有限，一般生活日用品还大多沿用成本极低的土货旧物，购用洋货仍被人们视为赶时髦、追时尚的过度消费。
洋货普及时期（1890年代中期至1911年）：作为物美价廉的生活实用品
甲午中日战争后直至清王朝灭亡，又增开了数十处通商口岸，全国通商口岸达到百余个，遍布南北，洋货通过这些口岸源源输入，数量持续增长，销售地域也更广。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出现办实业热潮，本土商人设厂仿造一些低端日用机制品——后称“国货”，如火柴、洋布、纸烟等。这些本土“仿造洋货”成本比输入品低，因而价格更低廉，虽然往往质量比输入品差，但功能仍优于旧式手工制土货，因而受到消费能力较低的下层民众欢迎。这一时期民间习称的“洋火”（火柴）、“洋布”等一些日用机制品，其中已有国产品，这些名称已经成为某种物品的类称。一般老百姓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生活日用品，大多只认物品而并不辨其产自何处。但多数生活日用品，进口洋货仍然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而占据大部分市场到1890年代后已日渐普及广大城乡，有的基本取代了土货而成为人们的日用必需品。
这一时期日用洋货的普及，首先体现在无论城乡上下各个阶层民众，普遍购用洋货作为生活日用品。如1904年某报有文论道：
自通商以来，洋货之灌入中国者，几不可以数计，大约外自各城巨镇，内至穷乡僻壤，上自豪商巨贾，下自穷户小民，惟一日三餐或犹守其旧俗，不尽喜食西人之物，其余则身之所衣，手之所用，殆无一不于洋货是赖……窃谓近人喜用洋货之习业已滔滔皆是，不可复挽，而洋货亦实有可以畅销之理，更非人力所能禁遏。[22]
洋货普及的另一表现就是，进入人们生活的洋货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多样，几乎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在北京的日本人1905—1906年调查，北京市场上的日用杂货只有少部分土产品，多数是来自上海、广东、天津等通商口岸的进口机制品，即俗称的“洋货”。其种类繁多，常见的生活日用品有火柴、洋灯、钟表、棉布、衣服、帽子、毛巾、手帕、纽扣、洋针、颜料、纸烟、蜡烛、香皂、香水、玻璃镜、洋伞、纸类、文具、机械类、皮包等。[23]除了这些生活日用品之外，其他涉及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洋货物品也日渐流行。1911年《东方杂志》的一篇文章列举当时人们普遍日常购用的洋货，除洋面、洋布、煤油等日用必需品之外，还有生活享受品，“若洋酒、纸烟等，虽属嗜好之品，然近年销行之趋势，亦有日盛一日之观”；教育用品如石板、石笔、铅笔、垩笔等；化妆用品如香粉、香水、牙粉、牙刷之类，“所销甚多”；还有一些原来主要是土制品的市场，也开始出现洋货，如洋瓷、洋伞、洋纸等。“其余大宗零星之洋货，受我国人欢迎者，尚属不胜枚举，更仆难终也”。这篇文章还述及一些低端生活日用洋货在社会各阶层普及的情形。
洋布：“吾国人无论男女用此制夏衣者，几有普及上中下三流社会之势。盖吾国原有之丝纱及葛布，非质粗，即价贵，反不若洋纱布之价廉物美，故大受国人之欢迎。”
煤油灯：“自煤油盛行以来，而洋灯之用，亦遂普及于各级社会之间矣。试观店肆人家，其不用洋灯者，殆十无其一，流行之盛，于此可见。”
肥皂：“我国往昔洗濯器物，用以荡涤污浊者，惟天然碱而已。自洋皂盛行以来，坚净洁白，大受国人之欢迎……此物销路亦颇繁盛，我国现在虽有仿制者，然多属普通之品，且出货不多，行销亦未大盛，亟宜推广经营。至精良肥皂即所谓香皂者，现亦遍用于各流社会之间。”[24]
城镇居民由于缺乏自产自制条件，生活日用品大多需购自市场，因而购用洋货最为普遍。特别是通商城市居民，由于是洋货集散地，销售点多，衣食起居生活日用更是普遍购用洋货，有的品种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人有记云：“家居都会商埠者，则起居、衣服、饮食及一切日用品、奢侈品，更无一而非洋货，其心目中，固以为非舶来之品，无一适用也。”[25]
日用洋货的普及由城市日渐扩展到乡村。有人记上海附近的嘉定县自光绪中叶以后洋货逐渐普及的情形：“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光绪乙未（1895）、丙申（1896）之际，始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用皂荚者……窗格旧用蛎壳，亦有以纸糊者，光绪中叶以后，则多用玻璃矣。”[26]一些低档细小、花费不多的生活日用品已经广为普及，即使是穷乡僻壤也可见到。清末时人记云：“晚近以来……洋货进口日增月盛，人之起居衣食，无论富贵贫贱，几无一人不用洋货。”文中列举火柴、洋布、食糖三种外洋输入的日常用品，谓“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27]另有人记道：“洋货盛行于中国，凡乡僻之地吾人苟能涉足者，如香烟、洋灯、珠绒、面巾等类皆能具之。”[28]清末时洋布已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穿用的主流布料，包括一些边远地区。如广西贵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光绪季年，衣料浸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29]
清末虽然洋货在全国各地日益普及，但城乡之间、大城市与边远乡村之间还有差别。一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内地乡村，购用洋货种类既少，数量也有限，特别是生活贫困的下层乡民，维持基本的衣食生存之需尚且困难，更无力有其他消费。由此沿海沿江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消费方式及生活方式拉开了距离。
洋货的运输销售，以沿海沿江通商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及内地城镇乡村辐射展开，形成以城市为中心、以分层市场为范围的“多层市场圈”，并伴随洋货的输入量持续增长、售价逐步下降，而从初销到流行又至普及，逐步推进。洋货逐步流行的过程，是机制品大市场开拓与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接受洋货、引入日常生活，最终成为日用必需品的过程。在洋货逐步流行的不同阶段中，作为消费者的中国人也形成了一些消费风气，体现了人们消费方式的演变。
二 洋货流行对消费方式的影响
千百年来，中国广大民众过着小农生活，日常生活消费品大多自产自给、自制自用，并有本地集市贸易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向外市场需求很小。城镇居民虽对市场依赖较多，但也多在本地域内即可基本满足，且人数有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外向型市场需求。“洋货”作为一种通过市场行销的外来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国人世代相沿的自产自用的消费屏障，取代人们祖辈相传的自制自用物品，成为城乡千家万户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换？人们沿袭已久的消费规则和消费观念是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沿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所体现的消费原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去寻求答案。
人们的生活消费可分为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必需消费”和超出生存所需的“剩余消费”两个领域。千百年来，中国广大民众依农而生，且大多物质资源紧缺，衣食难得温饱，因而其消费往往是仅能维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用等最低程度的“必需消费”。与这种“生存型”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即是“经济实用原则”，即以有限资源应付基本生存需求，由此形成崇尚“节俭”的消费伦理。一些富裕人家如还有消费余力，则会寻求享受及增加社会价值等消费需求，可称之为“剩余消费”。与“剩余消费”相对应的消费原则是“增值原则”，即能够增加心理需求的满足。“必需消费”基于满足人维持生存的生理需求，在一定物质条件和一般平均消费水平的基础上有一定的限度；而“剩余消费”则是基于人追求享乐和占有欲的心理欲求，因而是无止境的。人如果过度追求“剩余消费”的扩张，追求奢侈，便会损害“必需消费”以至危及人们的基本生存之需。正因为如此，对于“剩余消费”，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提倡“适度”与“戒奢”，与“必需消费”领域的“尚俭”相对应。由于等级制度和礼制的存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般有“剩余消费”能力的人是有一定社会身份和资财的中上阶层，他们往往依自己的身份和财力而适度消费，以使这种“剩余消费”既有“增值”效果，又无危及“必需消费”的弊害。最初作为外来奢侈品的“洋货”，正是首先从“剩余消费”领域，在“增值原则”的驱动下，由上层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消费生活之中的。而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最终取代原有“土货”而成为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又是凭借“经济实用”的传统消费原则而走进“必需消费”领域的结果。这一过程表现为洋货消费风气的几度变化，反映了人们消费方式的转换。
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
洋货被中国人接受，首先是作为奢侈品进入“剩余消费”领域，与富贵人群“炫耀性消费”需求相契合。
在通商以后洋货初销时期，进口洋货因量少价高，被人们视为奢侈品，普通人无力购买。最初热衷购用洋货的是通商城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办商人，他们往往出身低微，由于从事贸易而快速致富，并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富有、成功与能力，以及所掌握的“发洋财”这一新资源。作为奢侈品的洋货，制作奇巧精致、光怪陆离，又新鲜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不易拥有，他们遂不惜高价购用洋货，并乐于向外界炫耀，用以摆设、展示、穿着、佩戴、赠送等，希图以此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分量，获得社会增值效果，这些人中率先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的风气。有人批评买办商人流行使用洋货，不仅购买高档奢侈品，而且日常生活中也不惜金钱而购用洋货，谓：“甚至与西人往来者，虽平居亦复如此，以示其多财。”[30]起初这些买办、商人喜用洋货的风气，往往被主流社会视为“崇洋媚洋”“弃土从洋”“忘本”，甚至被骂为“洋奴”“汉奸”，但他们购用洋货所显示的财富、成功等意味又引起人们的羡慕，因而一些家资富有的绅宦商贾也开始购用洋货以为炫耀。1890年代有人追溯通商初期买办商人首先兴起炫耀性消费风气的情形道：“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31]
随着富商绅宦竞购洋货以炫耀形成风气，通商城市文人、商贾及一般市民中也开始追逐此风。商人富绅购用洋货，主要是作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一般市民、文人财力有限，大多出于社交需要，购买一些低端小洋货作为馈赠、招待亲友的礼品。如在上海通商初期来沪在西人书馆助西人译书的文士王韬，1860年记往某友人家做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为饷，味极甘淳可口”。[32]可见洋酒成为当时上海文人雅聚的时尚饮品。王韬喜欢交游，他虽收入不多，但也购买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赠送亲朋好友。如他由上海返乡应试，去访友时即赠以玻璃杯、洋皂。[33]他携友人访妓，“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34]在洋货还被视为奢侈品之时，购买这些日用洋货作为馈赠亲朋的礼品，成为当时的时尚。
随着洋货销售地域的扩展，这种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也由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18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消费风气的扩展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只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35]
在洋货初销时期，洋货由于数量种类较少、售价较高而被视为奢侈品和高档品，首先在通商城市买办商人中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风气，然后向有一定“剩余消费”能力的中上阶层及内地扩展。这一风气后来在奢侈品和高档品洋货消费领域一直持续存在，并且随着洋货品类日多、售价日降，越来越多的洋货逐渐退去奢侈品光环，进入普通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炫耀性消费风气，形成更大规模而成为流行时尚。
时尚性消费洋货之风
进入1870年代以后，洋货日渐流行，购买使用洋货者从原来买办、商人、富人扩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及内地乡镇中上层社会，人群日益扩大，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所谓流行时尚消费，即在较短时间内，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形成对某种商品种类或式样等群起崇尚、竞相仿效、争趋购用的群体消费效应，时尚品往往是人们可普遍购用并有一定观赏性的物品。
1880年代以后，洋货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带，流行到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在广大内地城镇乡村也受到广泛欢迎，销路日广。日用洋货被人们视为高、中档品，受到人们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渐流行，购用洋货成为时尚，一些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流行开来。这种风气还日渐扩展到乡镇，人们皆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如上海附近的嘉定县真如人所说：“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彩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36]这一记述反映了由城市到乡村洋货时尚风气蔓延的景象。
这一时期人们竞相购买而形成流行时尚的洋货，往往是一些美观且兼实用的日用品。如1850年代还只是通商城市少数富人作为奢侈品购买使用的钟表，由于其计时功能在城市生活里有实用价值，所以到1870年代以后，已成为通商城市一般市民中流行的时尚品。在这时期上海中等以上烟馆、酒楼、妓馆等大众化娱乐场所，墙上都挂有钟表。同时中流社会以上还流行佩戴怀表，来往于街头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挂一块怀表，既是一种时尚装饰，也是一种实用工具。1870年代初有人记上海人流行以挂怀表为时尚：“时辰表挂于襟头，俗式也。”[37]还有人以竹枝词描述这一时尚情景道：“腰悬小表轮金轮，巧比铜壶刻漏真。相约只凭钟几点，不劳子午标时辰。”[38]后来在上海妇女中还流行女子专用的精致小型“金钱表”，有记道：“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39]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人们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竞相仿效，流行成风。如1872年有人记述在街头看到的上海人的时髦装束：“撑洋伞于路上，挂时表于身旁。”[40]有人记光绪中叶妇女时兴戴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41]又有记洋纸烟的流行：“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42]有人记这时期时髦的上海人一身流行打扮：“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43]到了1890年代，人们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仍不稍减，《申报》刊文讽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货而赶时髦趋时尚的风气道：“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指西式台球、保龄球——引者注）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纸烟——引者注）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44]1880年代初，有人描述天津街道上可见的有洋式装饰的时髦打扮：“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45]武汉也是华夷杂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装饰之风也颇为盛行。有竹枝词咏当时流行洋式装饰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华洋，愈出愈奇时样妆。花露满身过土垱，一塘臭水也生香。”[46]
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后渐延及内地乡镇。如湖南兴宁县光绪初年有记衣饰时尚变化过程，以往乡民皆穿用自家织的土布，但此时却以穿洋布为时尚，“哔叽、哆啰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人尤甚”。[47]时人有记内地人也以用洋货相尚的情形道：“如羢布、羽呢、钟表、物玩、铜铁煤斤、机器制作，无不取之于泰西，更有不惮其远而往购者。”[48]还有记北京市郊的顺义1900年后衣饰时尚化、市场化，并弃土布而用机织布的情形道：“自庚子变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货或爱国布。”[49]
以洋货为时尚的流行消费风气，反映了洋货通过市场流通影响了更多人们的生活。以往土货流通市场，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而形成自然的地域限制。一种土货制品，大多只是在本地域内小范围流通，即使某种物品受到消费者喜爱而流行，也往往以流通地域小范围为限。洋货的市场流通则形成跨越地域、全国连通的大市场，机制洋货商品的类型化、批量化，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成千上万的人们，购用一模一样的商品，由此而形成在各地一致流行的消费时尚。这种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模式，只有在大机器生产和大市场流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而在中国，这种全国性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就始于洋货流行。正是这种大市场，把全国各地、不同身份的消费者连为一体，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也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形成同一的消费爱好和同一的消费方式。
在洋货消费时尚风气之下，洋货成为万千民众群趋追逐、竞相仿效的流行时尚，洋货代表着精致、奇巧、美观、舒适，又代表着流行、时尚和享受，这种消费大众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意味着由市场联结起来的万千民众对洋货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消费心理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具有深远影响。而是否追随这种洋货时尚，也成为一种新的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准，据此可将人们区分为“洋气”与“土气”，“新潮”与“守旧”，或“城里人”与“乡下人”等。新的消费方式，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动。
实用性洋货消费
到清末，洋货由流行而日渐普及，许多低端小洋货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进入“必需消费”领域。这时期市场流通的机制商品数量、种类已相当多，人们有较多的比较和选择余地，购买这类日用洋货，人们也已经不再注重其新奇、时尚、高档等非实用性价值，而更多地依据“经济实用”原则做选择。在这种延续传统的消费原则下，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商品产自何处、洋货还是土货已不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其价格与实用性，及与同类商品的“性价比”。
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消费领域，一般民众要到市场去选购日用必需品，这就要回归市场理性态度，按经济实用原则，对洋货与土货做比较与选择。许多日用洋货与土货相比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因而人们自然选择洋货而放弃土货，洋货替代土货成为必然之势。如清末时人所述：“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势。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又不悦目，一旦光怪陆离之物杂陈市肆，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矣，甚至零星杂物，亦惟洋货是用。”[50]
一部分作为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既适于用，价格又低廉，符合人们“经济实用”的消费传统，人们自然乐于购买使用。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居家生活离不开取火，中国的传统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称火镰），用铁片敲击出火星，引燃纸媒而取火。火石虽经久耐用，但取火时需要反复敲击，不易引燃。而自西洋输入的机制火柴则以小小木棍，一头粘上少许硫黄，在药纸板上轻轻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点用，远比传统火石轻巧方便，故人称“自来火”，因来自西洋，故又俗称“洋火”。火柴成本低、价钱便宜，所以颇受人们的欢迎，很快便广为使用，日益取代旧火石而成为普及开来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宁波海关的一份商务报告说：“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51]据其所说，这时每盒火柴仅批售一文，价格确实十分低廉，一般下层人也买得起，这样实用经济的东西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而其输入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关商务报告说：“中国输入的外国制造品中，任何东西都不及火柴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据其观察，由于洋货销售市场所限，“使用火柴的中国人几乎还只限于住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一部分人口；虽然火柴还没有成为广大人民的家用必需品，但它却是一年比一年地更为普及了，它正缓慢地但却肯定地代替着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52]1882年在北方辽宁通商口岸牛庄也有报告说：“火柴贸易情况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的地位。”[53]据统计，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进口量为8万罗，1870年增长1倍，为16万罗，1880年为142万罗，1890年达415万罗，1894年时是662万罗。[54]当时火柴包装，每一罗为144盒，到1894年一年进口662万罗，则总计约9.5亿盒，如按当时4亿人计算，则年平均每人两盒多，足见这时火柴销售量之大。火柴输入的增多表明市场扩大，由于火柴原料丰富，投资少，技术要求低，制造简单，1880年代以后，在国内也开始有华洋商人设厂制造火柴。至1900年前，在上海、天津、重庆、太原、广东南海、长沙、汉口、福州等地，相继有火柴厂开办，仅华商在各地开办的火柴厂就有十余家。[55]国内创办的火柴厂所制火柴比远洋输入的火柴成本更低，价格也更便宜，虽然质量稍逊，但不影响使用，因而也易于销售。
洋针的流行与普及也是如此。针是家家户户妇女缝补衣物的必备日用品，旧式土针是手工制作的，把铁丝磨细、锉尖，再一个个地钻针眼，这样的土针针杆粗，针尖钝，而且柔软易曲，不耐磨损。而西洋输入的机制洋针，针杆细，光滑而坚硬，针尖锐利，缝制起衣物来远比土针好用。洋针的价格刚输入时比土针高，因而销售不广，但后来大幅降价，每100枚仅售大洋二分五厘，这个价格比土针还要低廉许多，[56]人们当然乐于放弃粗笨而又价高的土针而购用洋针，因此洋针很快畅销起来。1860年代以后洋针的进口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867年时是2.07亿枚，两年后即增加了三倍多。187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量为8.57亿枚，1880年代升至19.58亿枚，增加了一倍多。1890—1894年的年均进口量为26.94亿枚。[57]1879年的一份报告也说：“由于价钱便宜品质优越，洋针已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并且似乎已经大量地代替了土货了。”[58]到了1880年代，在通商城市里洋针已经普遍取代了土针，成为人们的日用品。汉口1887年的一份商务报告说：“针的进口数量也有大量的增加。我听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英国针、美国针、德国针一齐出现在市场上。”[59]江苏镇江1887年的一份报告说：“洋针稳步地代替了中国人用铁丝造的土针。”洋针在这些城市销售开来后，也扩及周边乡村。镇江曾有报告说：洋针“进口数量似乎还要增加，因为大商业中心附近的各个村镇都有肩挑小贩去串街零星售卖”。[60]到了19世纪末，随着洋针进口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其销售日渐推广，在广大城市及许多乡村已开始普及。
火柴和洋针的流行与普及，是由于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适应“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因而被中国人接受为必需日用品，从而进入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这只是两个典型例子，其他还有一些日用洋货的流行，也都有着类似的过程。稍后有人述及上海开埠后数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用洋货取代土货的情形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61]日用洋货就是凭借着其物美价廉的市场优势，在市场的作用下而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人们的日用生活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
日用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领域后，人们延续“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接受了大工业制品和大市场经济的消费制度。人们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与市场相连接，通过了解市场，比较品类，理性选择，由机制品和大市场而联结为社会整体消费群体，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趋近并连为一体，从而有了对市场和产品的相同要求，产生了共同的消费愿望和经济要求，成为推动市场发展，进而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生活消费动力。
“经济实用”消费原则是市场理性消费方式，也是与近代机器大生产和大市场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从“必需消费”领域适用“经济实用”原则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近代”的消费方式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的原则是相通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商品本身和市场形式。商品由数量少而品类各异的手工土货，变为大批量生产、同一样式的机器制品，市场则由封闭狭小而变为开放与大流通。人们面对这样的市场，形成理性实用的消费方式，那些经济实用的日用机制洋货，便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亿万民众衣食日用不可离的必需品。这就是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所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巨大改变，也由此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作为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必需消费”领域，从而使洋货所代表的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民众生活基础。机制洋货从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到逐渐流行直至普及，日渐替代旧式土货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改变了万千民众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观念乃至文化观念。
三 洋货符号意义的演变
自明中叶以后欧洲商船开始往来中国，运来西洋货品，人们遂用“洋货”这个词来指称这些来自外洋的“舶来品”。洋货并不仅仅是这些域外物品本身，它还是西洋文明的承载物，并随着此后洋货输入增多，对中国社会及人们的生活逐渐发生影响。因而“洋货”一词除了其字面实指的意思之外，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还赋予其一定的社会意义内涵与意指，形成一定的“符号”意义。人们对于洋货及其社会意义的认知，既有普通民众的感性体验，也有文化精英的理性思考，其内涵意指由洋货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及作用而定，又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认知方式所左右，还受社会风气、社会思潮乃至政治情势等影响。在一定时期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社会舆论及文化精英话语中，洋货具有某种特定的“符号”意义，成为某种文化观念的象征，从而对社会舆论及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从开口通商前后洋货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到后来洋货日益流行而影响扩大，直至清末洋货普及而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成分，在晚清70年间，洋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发生着变化，社会舆论及精英话语中洋货的“符号”意义也发生着变化，大致经历了前后三个既有交织又有不同的变化阶段，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人对于洋货及其社会意义的认知，这些“符号”意义的变化对社会舆论、社会思潮及人们的观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奇技淫巧”说
1.开口通商前的洋货观：“西洋奇器”与“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以前，从广州口岸输入的洋货数量还有限，主要是一些制作精巧的“玩货”、奢侈品。虽然当时一般人还不易见到，但凡见闻过洋货的人，对于这些“舶来品”已形成了一些初步印象。这些多为机械制作的洋货，其技术工艺往往超出中国人的经验与想象，如自鸣钟、八音盒能自行转动并发出悦耳音乐，玻璃制作的寒暑表、杯盘瓶盏等如水晶般晶莹剔透，这种种奇巧之制，往往令初闻乍见的中国人倍感神奇，感到不可思议。因此，洋货在中国人心目中，除了其来自外洋的域外色彩之外，还往往与“奇巧”“机巧”“奇妙”“神奇”等种种新奇感受相连，“奇巧洋货”成为人们对洋货形成的初步观感。同时，稀少、昂贵而奇巧的洋货，也成为富商官宦争相购买的高档奢侈品，或用来炫耀把玩，或作为交际礼品，渐至成为富贵阶层中的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