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时尚这一新社会现象，引起一些有心人士注意，开始思考“洋货”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鸦片战争前在江浙一带颇有文名的管同，曾在安徽巡抚衙门游幕，素有经世之志，关心国计民生，他注意到这时出现以洋货为时尚的现象，并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将给中国带来危害。他对此深感忧虑，撰写了《禁用洋货议》一文，对洋货的危害及应采取的对策做了阐述。他指出：“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虽然他说的“至贫者”也争购洋货的情形可能仅限于局部地区，且未免夸张，但“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可能在一些地区已初现风气。他指出，洋货虽然制作“奇巧”，但皆属“无用”之物，洋人将这些无用的东西运来我国贩卖，是居心叵测。他说：“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在这里，他用“奇技淫巧”来指称洋货，并认为洋人向我国贩卖洋货，一是“坏我人心”，二是掠取我国之财，因而对我国有阴险的“谋国”之心。所以他提议，我国的应对之策是断绝与西国通商，禁止一切洋货输入：“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甚至对已流入的洋货也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全部销毁：“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亦即与西洋完全断绝通商，将这些只是“奇技淫巧”的洋货彻底阻挡在国门之外。在这时的管同看来，外洋输入的洋货都是些“奇巧而无用”、供人赏玩的“玩货”，有害人心世道，因而应当禁绝。“奇技淫巧”这个词，就是开口通商前管同给予“洋货”的一个文化符号。[62]
“奇技淫巧”这一名词古已有之，意指过分追求新奇机巧、徒饰外观而无裨实用的技艺与器物。古来人们谈到“奇技淫巧”，往往与“卖弄机巧”“玩物丧志”“奢侈靡费”等恶德相联系，若天下人竞相追逐“奇技淫巧”，则往往被视为世风衰坏、由富趋贫、天下将乱的末世之象，这类言论在历代史书上常可见到。管同将这时期输入的西洋“玩货”视同于“奇技淫巧”，即为此意。而这种祸乱天下的“奇技淫巧”——洋货，又是来自外洋人，在管同看来，则更增添了外洋人欲通过此一手段而“坏我人心”、掠我资财、夺取我天下的“谋国”之意，对如此险恶用心，我国朝廷当然应当高度警惕并严厉禁绝之。管同将西洋“玩货”视为“奇技淫巧”的这一认识，是依循传统经世理论的思路所做的分析与判断。但是，这位熟读经史、颇具文名、堪称文化精英之士，却不知道如今洋货这种“奇技淫巧”，已经与中国以往所指全然不同了。这些“奇巧洋货”已经不再是单纯徒耗心机而追求“机巧”的手工艺制品，而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制品，洋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在中国的命运不会按照管同依传统经世思路所设想的路径而终结。
就在管同提出洋货皆为有害无用的“奇技淫巧”而应当禁绝的言论后不久，英国以扩大贸易为主旨而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并且用西洋“机巧”制造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中国的弓箭刀矛，中国人这才尝到了西洋“奇技”的用处及厉害，人们对于西洋器物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时曾在两江总督幕府参与抗英战事的经世派士人魏源，受主持禁烟抗英而遭贬黜的林则徐嘱托，编撰介绍西国情况的《海国图志》。他在《筹海篇》中阐述了对于西洋“奇技”的看法，与前人“奇技淫巧”之说有所不同。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书报资料，因而对西方情况有所了解。他反省并批评以往我国对于西洋“舶来品”的态度，指出：“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在这里他也用“奇技淫巧”来指称以往人们所喜爱购买的洋货——主要是“玩货”，而且认为这是“受其害”。但他在亲历战事后感受到“坚船利炮”的威力，因而深知“技巧”也有巨大的功用，他还了解到“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而且西国的“奇技”不仅能制造用以强兵的“战舰”和“火器”，还能制造“有益民用”的器具，他举出“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所以，他不再认同把西洋器物一概视为“奇技淫巧”的通行说法，而是以其对富国强兵是否有用为标准，对“奇技”与“淫巧”做了区分，由此断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因此他主张“师夷长技”“习其技巧”，设局仿造这些有益富国强兵的船炮器械。[63]
与管同将西洋器物全然称为“奇技淫巧”相比，魏源对西洋器物则根据其是否有益于富国强兵而做了区分，船炮火器等有益强兵的军械，及“有益民用”的工农业机器，都是“有用之物”，因而是“奇技而非淫巧”，只有除这些之外无益“富国强兵”的西洋器物，才属于“奇技淫巧”，为中国所不需之物。这种将“奇技”与“淫巧”区别看待的认识，是近代中国人开始认识和肯定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机器制造的先声。由于当时输入的洋货，主要是鸦片及“玩货”，并非人们生活日用所需，因此魏源将其归于无用的“奇技淫巧”一类，也属合理，这也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般通见。
2.开口通商初期的洋货观：“以洋为尚”与“奇技淫巧”
开口通商以后，洋货开始大批量输入中国，并出现在通商口岸日益增多的洋行、商铺的货架上，甚至运往周边及内地的其他地区。洋货不再只是少数富商官宦才能见到的稀有之物，而成了面向社会大众的市场销售品，一般百姓也开始看到这些来自外洋的五光十色的“奇巧洋货”了。但是，在通商初期的一二十年间，洋货中输入和销量最多的是鸦片，这种戕害人身、败人家产的毒品流布日广，使人们对于洋人洋货抱以相当的恶感。除此之外的一般洋货仍价格较高，普通人视之为高档物品而不会轻易购买，因此人们对洋货还普遍抱有新奇之感，购用洋货也成了令人羡慕而可炫耀的时尚。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摆满洋货的洋行商铺，是市民及外地游客常来游览观赏的地方，种种新奇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往往令人目眩心摇。有记人们对上海满街洋货的观感：“上海番舶所聚，洋货充斥，民易炫惑。”[64]上海开埠后不久就来这里的文士王韬，就经常与朋友一起去洋行“纵观奇器”，还经常购买一些“晶杯”“洋皂”、洋布等赠送亲友。[65]1874年一位来游上海的文士，记述他在这里洋行所见种种洋货的观感：“洋行所陈货物，百怪千奇，真有目所未见，耳所未闻，如入波斯之国者。”[66]新奇之下，人们购买一些洋货用以炫耀或作为馈赠礼品，洋货遂开始成为流行时尚。在这种风气之下，洋货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高档时尚品，以至于由洋货而引申出人们把“洋”字作为对时尚、新潮、高档、贵重、美观、精致等含义的指称。清末时有人记述自道光年间兴起的这种风气道：“道光年间，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名为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67]“以洋为尚”的流行风气，反映了人们接受洋货、崇尚洋货的心态及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洋”字成为时尚、新潮、高档生活的标志，也成为社会的流行语，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口耳相传，将“洋货”“洋风”的气息扩展得更为广远，渗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沉入人们的潜意识里。伴随着社会生活中洋货流行之风，“洋”这个“大众语”也一直流行不衰，直至百年之后仍然活在街头巷尾男女老少的口语里。
在民间伴随洋货流行而出现“以洋为尚”的普遍心态，并出现以“洋”字作为时尚、高贵生活象征的流行语之时，文化精英对这种新社会现象又是如何看待，对于洋货又有什么认识呢？
在人们目睹那些奇巧精致、五光十色的西洋奇器惊叹连声而欣羡不已之时，一些有心之士开始注意思考这些西器洋货流行之风对于中国的意义，探究其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何种影响。在那些固守圣贤说教、沿袭传统思维的人们看来，崇尚洋货而竞相购用以为时尚，是“崇洋弃土”“喜新好异”、奢侈靡费的恶劣风习，势将导致人心败坏、道德沦丧，有害世道人心。在那些禀承经世思维的人们看来，洋货流行势必造成中国财富外流，将致民困国穷，后果堪忧。还有一些已经对西国情况了解较多、思想比较开通活跃的人士，也开始从一些新的视角思考西洋器物对于我国的意义，提出了一些与上述陈旧思维不尽相同的新认识。
王韬在上海居住十余年间，日与西人相处共事，阅读有关西方书刊，见西人日常所用洋货及印书机、缝纫机等奇巧之器，又常常到洋行“纵观奇器”，购买洋货赠送亲友，在当时人看来，是一个熟知西方、喜好洋货的新潮人物。他还素怀经世之志，喜欢交游，好发议论，常与友人诗酒纵谈天下之事，所以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他在1859年的日记中，就有多处记述与友人、西人谈论对西洋器物的看法。他在这年写给一位在两江总督幕府的友人的一封长信中，就对此做了集中阐述。他充分肯定西洋机器技术的先进，但对是否适合引进中国则态度谨慎。他指出，西洋火炮、轮船可以强兵，故应当引进，而其他火车、工农业机器等，虽然有裨生产实用，但不适用于中国。他说：这类西洋“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但如果引入我国则会侵害工农生产，夺小民生计，因而“我中国决不能行”。至于其他供生活日用的洋货，他认为多不适用于中国，如“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但由于价格昂贵，“贫者力不能购”，因而是“玩物丧志”的无用之物。至于那些零星日用洋杂货，他则仍沿用“奇技淫巧”这一说法，谓：“至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68]可见他仍然沿着传统经世思路，从传统民生的角度来看待西洋器物，因而认为生活日用洋货纯属消费，无益国计民生，用机制代替手工、洋货取代土货则会夺小民之业，所以这些日用洋货是不适用于中国的“无用之物”，因而是“奇技淫巧”。在王韬这年的日记中，还有多处记述了他与友人、西士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反复申论上述观点。[69]可见，即使这位西学名家，在现实生活中又喜爱洋货的开明之士，仍然是从传统经世、民生的思路来看待洋货，而并没有对追逐洋货成为流行时尚这一新社会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做更深入的探究，因而得出了日用洋货无益民生，是无用的“奇技淫巧”这一结论，这种认识与开口通商前的管同、魏源等的认识并无本质不同。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又挟坚船利炮打入京城，咸丰帝出逃热河，国基震动，朝野惊骇，敌强我弱之势已昭然天下，同时太平天国直接威胁清廷统治，内忧外患之下朝野人士急谋自强自救之道。朝中有洋务官僚开始引进西方技术，设厂仿造西洋船炮以为强兵之策。也有在野人士思考引进西方技术问题，如在上海的退职翰林冯桂芬，在此期间撰写了《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两篇论说，对于引进西洋技术器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除了船舰枪炮应当仿造，西洋工农业生产机器如水利机器及“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认为这些都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所以中国也应当学习仿行。这与王韬强调中国国情与西国不同而拒绝仿行西洋农机具的看法不同，但他与王韬相同的是，他也提出“奇技淫巧不与焉”，[70]即不应当引进无用的“奇技淫巧”。什么是无用的“奇技淫巧”呢？他在文中并未指明，但在另一处说：“五州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71]所谓“日用百须”，也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由此可知，他所说的“奇技淫巧”，就是指那些船舰枪炮、工农制造机器之外，我国自足而无须外求的“日用百须”之物，亦即作为日用生活消费品的洋货。在这点上，他与王韬的认识相同。
可见，即使是在已开口通商二十年，洋货满街，流行的洋货中心上海，王韬、冯桂芬等思想开通的有识之士，仍然是从传统经世理论来看待日用洋货，只将其看作供百姓生活“日用百须”的消费品，并从传统民生观念出发而判定这些洋货无益国计民生，是不应引进的“奇技淫巧”。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崇尚洋货之风，而文士笔下、主流舆论却将洋货一致贬斥为“奇技淫巧”，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虽然洋货日增，出现以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但一般洋货价格高于土货，仍被视为高档品，属有钱人“奢侈靡费”的“剩余消费”对象，还未进入普通人的“必需消费”领域。正是洋货的这种市场定位，决定了其被视作无益民生的“奇技淫巧”。直至1895年维新运动兴起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一千多应试举人签名的“公车上书”中，还对洋货流行现象做了评论，并仍以“奇技淫巧”指称洋货，认为它是导致国民困穷的一大原因，文中说：“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民日穷匮，乞丐遍地。”文中还仿效郑观应《盛世危言》，也列举了各种日用洋货，如洋布、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灯、牙刷、牙粉、肥皂、火油、纸烟、钟表、玻璃镜、照相等共计50余种，指出这些“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即洋货流行现象，是损耗我国财力的一大弊端。[72]可见，直至这时，把日用洋货称为“奇技淫巧”，在一般文人学士、文化精英中仍是一种通说，并含有西洋侵略、掠我资财、引人靡费、坏我人心等负面意义，而人们争购洋货而形成洋货流行之风，也相应地被视为喜新厌旧、为之眩惑、人心衰坏、世风日下的征象。
“漏卮”“利权”说
1.对洋货消费市场的认识：“漏卮”与“利源”
1870年代以后，随着南北沿海及沿江多口开放通商，洋货输入大幅增加，畅行各地，洋货流行之风已由沿海延及内地。人们对于洋货已不再新奇，有些洋货虽然价格仍高于土货，也不如土货耐用，但喜好时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还是竞相购用。1890年代初《申报》载文评论道：“洋货之价较土货倍之，且数倍之。外观虽五色迷离，用之实易于窳败。”但人们仍然争相购用，“厌故喜新，人情大抵如此也”。文中还提到保守的老年一代与喜欢追求时尚的年轻一代对于洋货的不同态度：“在老成拘谨者，谓我堂堂中国，自有朴而耐久之物，足供人之取求，何必忘其本原，转以银钱易此瑰奇之货。而少年喜事者，往往侈耳目之新奇。”[73]除此之外，一些物美价廉的低端日用品如洋火（火柴）、洋布、洋油、洋针、洋钉等，则已开始成为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洋货流行之风愈演愈烈的趋势，另有一文也以无奈的口吻说：“西人以其所有易我中国之所无，中国之人喜新厌故，无不趋之如鹜。”[74]这些民间议论中对于人们争购洋货所反映的“喜新厌故”、追逐时尚的心理，虽然有从道德上否定的意味，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出于“人情”，无法阻止。这种贴近民众生活的民间舆论，比那些高谈道德伦理的学究之论要客观得多。
实则人们所无奈承认的造成洋货流行的所谓“喜新厌故”的“人情”，是市场交换中人们依实用需求和心理需求而产生的自然消费心理，也是市场流通的自然规则，非人主观所能阻止。伴随着洋货流行范围的扩展，人们对于这一点也日益明了。所以，面对洋货流行的社会风气，已经认识到无论是从物美价廉的实用角度，还是从人们喜新厌故的本性，洋货受到人们欢迎而日益流行已是不可阻挡之势，如有人所言：“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75]洋货流行的实际后果，就是造成了日益扩展的洋货消费市场，销售洋货成了商家的一大财路。
洋货流行所造成的洋货消费市场，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洋商赚走了中国人的钱财，造成中国财富外流，这是人们早就意识到的危害，如管同所言是“吾之财输于异域”，这也是洋货一直被人们贬斥为“奇技淫巧”且于中国有害无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财富外流状况伴随着洋货的日渐流行而日益严重，有心人士对此的忧虑也随之加深。因此自1870年代开始，有人从市场角度看待洋货流行现象，把造成财富外流的洋货销售市场称为“漏卮”。早先在上海洋行做买办，后来又经营官办洋务企业的商人郑观应，熟悉中外市场及商情商道，他批评国人对西洋器物引入种类失当，无奈地说：“今行于中国者，轮船、枪炮之外，如钟表、音盒、玩好等物皆有损无益者，而华人爱之购之；如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皆有益无损者，而华人恶之诋之。以故振作难期，漏卮莫塞，识者伤之。”[76]他认为人们出于新奇而喜爱购用“有损无益”的玩好洋货，致使国人钱财流入洋商口袋，成为我国财富外流的“漏卮”，而我国官民上下对此却浑然不觉，不知抵御与设法阻止，致使“漏卮莫塞”，因而有识者认为如此任由财富外流，我国势将日趋贫穷衰弱，前途堪忧。
“漏卮”即漏洞，指我国财富外流的漏洞和通道，显然是一种负面的评价语汇。此后社会舆论中便多以“漏卮”来指称洋货流行现象。1888年《申报》载文《论西货近日消流甚广》，评价通商以来我国所受洋货之损害的情况道：
自泰西诸国东来，西国之物日见其消流，而于中土之所生产，中国之所制造，日形其雍滞，此亦足以损民而病国……购用西国之物日益多，则钱财之流于外者日益广，而上日益损，下日益穷，几何不如漏卮之难塞也，岂独一鸦片而已哉！[77]
直至1890年代，洋货流行以致“漏卮”难塞，仍然是人们常常议论而深感忧虑的一大社会问题。1892年《申报》一文论道：洋货流行“以至漏卮难塞，银钱之流出良多……似此年复一年，将何底止？岂不令中国有限之膏血，渐至衰败不堪耶？”[78]郑观应也撰文痛论洋货广为流行的情形及其危害道：“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79]洋货流行造成财富外流，势必引起民穷国困，这种忧虑成为盘绕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病灶，“漏卮”这个词也成为洋货流行的一个标志语。
已经懂得了一些市场规律的人们也认识到，洋货流行造成的日益庞大的洋货消费市场，从洋商赚钱一面来看，是中国财富源源流入洋人口袋的“漏卮”，但从另外一面来看，也是一个蕴藏着丰厚商业利润可以掘取的“利源”。因而这一时期在社会舆论中还出现了“利源”一词来指称有丰厚利润的洋货消费市场。如1890年《申报》有文所说：西人制造洋货运来我国销售，“以其所有易我中国之所无，中国之人喜新厌故，无不趋之如鹜，是不啻以中国之利源，悉听西人之取携，而我亦莫之抗也。”[80]洋货的流行，使人们发现了中国存在的“利源”——洋货消费市场。这就意味着，我国商人亦可设法从洋商手中夺回这一“利源”，使我国财富流入我国人之手，以成为富民强国的资源。
这一时期这些有了市场意识的人士，已经认识到洋货流行形成了难以阻遏且利润丰厚的新消费市场，他们用“漏卮”“利源”来指称。“漏卮”即财富外溢的漏洞，“利源”则是指洋货流行所形成的有丰厚利润的消费市场。这两个词虽然一反一正，但都反映了人们从市场角度对洋货流行的认识，与以往从道德角度称洋货为“奇技淫巧”相比，更加客观，也更切近实际。人们明白占有了市场，就占有了“利源”，就可以获取丰厚的市场之利，这就是中外通商洋货流行造成的市场法则。西人就是用物美价廉的洋货来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因而获取大利，将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攫取而去。由此推导，既然洋货市场已经形成，无法阻止人们争购洋货，我国的对应之策就应当是用自制产品来占领这一新市场，从而夺回被洋商攫取的“利源”。由此，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呼吁仿制洋货、大兴工商，以自制洋货取代外来洋货而夺回“利源”的呼声。
2.洋货市场竞争意识：“利权”与“商战”
中国的“利源”被外人所攫取，中国的消费市场被外来商品所占领，以致形成中国财富外流的“漏卮”。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人们不禁追问，“诚何故欤？岂己国之物不足于用欤？而必取资于外欤？抑岂我国之所产远不及泰西欤？”而事实正是“我国之所产远不及泰西”，土货确实比不上洋货的物美价廉、精巧适用，所以洋货才取代了原有土货而受到人们欢迎，因此，论者愤而疾呼：“苟以为不及，则何不亟行仿而效之，何乃甘以钱财输之于外域也？”[81]人们由此自然得出进一步结论，中国人应当起而仿行西法，自造洋货，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以自己的优势去与西人争夺市场，争夺“利源”，以夺回“利权”。所以，这时期“深通时务者多创为以彼之矛刺彼之盾之法”。[82]如有人所说：“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则莫如中国自行筹资，逐一仿造，庶几将中国之货易中国之钱，富者可便于购求，贫者更开无数谋生之路。按之和约亦所准行。而来华之洋货日稀，即银钱流出日少矣。”[83]另有报刊文章论道：“夫中国之出产并不逊于泰西，泰西之贸易未必工于华人……中国自安苟且，而利权不能自主，反为西人所夺，此其故盖可知矣。”[84]文中明确提出“利权不能自主”，可谓抓住了洋货流行造成危害的根本。由“漏卮”到“利源”，直至“分洋人之利”，争取“利权自主”，人们对于洋货市场的认识逐步加深，并开始走向思考如何依循已有的市场规则，反其道而用之，与西人展开市场竞争，争取“利权自主”这一新的富强之路。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舆论已开始出现积极呼吁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洋货制造业，仿造洋货去占领市场，从与洋人“分利”，直至要求“利权自主”，这才是阻止财富外流、挽救国家贫弱的富强之道。比如，洋布到70年代以后已日渐流行，成为洋人大赚中国人钱财的一大利源。这一时期舆论出现了呼吁中国仿行机器织布，以与洋人争利。1876年《申报》就中国是否应仿行机器织布进行了一场讨论，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加倡导。该报主笔在一文中说，他早在数年前就提出：“中国之人既皆喜用洋布，何不于上海附近之地集一公司，盖造机房，购齐西国织造各布机器，延请西国织匠来沪，以教授华人织造之法，仿织洋布，定易销售，此实生财之大道也，其获利也必能过于西人。”但在当时他的这一看法却遭到别人嘲笑，有人讽刺他是“但欲为西国出售机器，不顾有害于中国女工”。现在他又与友人谈到这一看法，则受到友人的支持，友人也认为：“广购机器仿织洋布者，非夺中国之利，实分西人之利也。有此大利之事，竟置之无人肯办，又何怪钱财之日流出于外洋乎？”论者对于中国至今没有人致力于这一“生财之大道”而深为痛惜。[85]正是在民间舆论的呼吁下，1878年官方开始在上海招集商股筹办机器织布局，买办商人郑观应被委任襄办。在筹办织布局期间，《申报》又发表多篇评论大力支持，一文中写道：“海外洋布之贩入内地者，华人莫不争购之，西人获利而去，财源即流入外洋，今若在中国织成，则中国之财仍留于中国。”[86]中国人自操“利权”，则中国之“利源”将会成为富国之源。
身为商人、熟悉中外商情、深知市场情势的郑观应，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增补撰写《盛世危言》，其中多篇专论商务，他直接以《商战》为题，提出“商战”口号。他认为，当今之世，西洋各国皆“以商立国”，“以商为战”，举国上下全力支持机器制造和发展商务，向外开拓市场。他说：“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泰西各国，举凡利之所在，趋之如狂。”[87]他指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88]他认为“商战”已经成为各国之间竞争的主要形式。“商战”就是市场竞争，就是向他国推销商品，占领他国市场，以攫取他国的资源财富。郑观应指出，洋商向我国倾销洋货，造成我国洋货流行，使我国财富源源流入西国，这就证明“彼族善于商战之效”。我国要“夺回利益”，也必须学会“商战”，即自行设厂仿造西洋物品，用自制新货取代进口洋货，占领现今被洋货霸占的国内外市场，以自掌“利源”，挽回“利权”。他大声疾呼政府要放弃过时的“以农立国”国策，而仿效西国“以商立国”，大力鼓励商民设厂仿造洋货，变进口洋货为自造之货。他指出：“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89]他还针对洋货在我国畅销的市场情况，提出相应仿造各种机器制品，与洋货竞争，展开各类“商战”。他列举了十类商品之战，包括：自种鸦片烟的“鸦片战”；广购机器自织各色布匹的“洋布战”；购机器织绒、呢纱、洋袜、洋伞，仿造钟表和玻璃器皿等“用物战”；机器制造纸、卷烟和酿酒、制糖等“食物战”；制造香水、洋胰等“零星货物战”；开矿、五金、煤等矿物战；广制煤油、自造火柴等日用品之战；制造瓷器运销欧洲的“玩好珍奇”战；仿织外国绉绸运往各国的“零星杂货”战；铸金、银钱的“洋钱”战等。[90]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各国都“以商为战”即世界市场竞争的情势下，“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我国的对策“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91]
郑观应以其在上海从事中外商务活动二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体认，指明在当时各国通商、形成世界市场的状况下，“商战”已是比“兵战”更为重要、更为长远的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自行仿造洋货、抢占洋货市场，才是堵塞“漏卮”、自掌“利源”、夺回“利权”而使民富国强，最终能够抵御外国侵略的必由之路。郑观应以商人身份，以市场观念和市场分析的新思路，从不同于文人思想家以书本为依据的新角度，立足市场而深入分析中外情势，思考富强之道，发出了发展商务与西国进行“商战”即进行市场竞争的时代先声。他阐述“商战”等改革主张的《盛世危言》一书，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刊行问世，后被上呈光绪帝，饬令总署刷印两千部分发内外官员阅看，书中提出的争夺“利源”、进行“商战”等主张，在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1870—1890年代洋货流行日益加剧时期，一些与洋货流行相伴的标志性名词，由“漏卮”到“利源”，由争取“利权自主”到进行“商战”，作为“洋货市场”的文化符号，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使人们对于日渐走入千家万户日常消费生活的洋货，对于洋货流行所反映的市场变动逐渐形成理性认识，并开始依“市场观念”来思考走向富强之路，寻求以“市场竞争”这一近代经济方式来抵御西国侵略的道路。这正是促使此后不久维新运动及清廷新政，皆标举发展工商为改革自强主导的社会基础。在此后一二十年间，“利权”成为社会言论中的流行语，其含义也由早期的市场占有权而扩展至“路权”“矿权”等资产所有权，至清末甚至形成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收回利权”运动。
“洋货”与“国货”
1.义和团“灭洋”与销毁“洋货”
甲午一役，大清朝被效法西方变法维新而迅速崛起的东邻小国日本一举打败，屈辱签约，割地赔款，增开口岸，同意设厂。由此，清廷君臣的昏聩无能及国家的贫弱衰坏昭然于世，内外共知。随之西洋各国如蚁附膻，争先恐后，纷纷加紧对我国争抢掠夺，瓜分之声甚嚣尘上，划分势力范围，大肆倾销商品，争夺中国市场。由此洋货输入愈增，洋货销售益广，渐普及于城乡上下，有些甚至成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如火柴、洋布、洋油、洋面、纸烟等，几乎人置家备，日不可无之。
洋货普及给社会生活带来多面影响。一方面，人们因洋货而得以享受更加便利舒适、丰富多彩的生活，因而洋货受到人们喜爱并广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洋货取代了土货，机器挤掉了手工，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旧有工商体系遭破坏，成千上万原本依此为生的人口失去生计，而民众生活成本增高，财富外流不止，民生日益困厄。因而，洋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既是带来舒适方便生活的可爱之物，又是民生困苦之源；既是人们向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标志，又是外国掠夺我国财富的工具。又由于洋货来自正争先恐后侵夺欺侮中国的外国列强，人们对于洋货爱恨交织的感受，更凝结成民族屈辱的象征。洋货的这些多重属性，使它对于不同人群、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伴随着洋货对人们生活影响日益广泛，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日益突显。特别是在清末社会动荡、社会矛盾激化之时，洋货这一嵌入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也就成了人们表达某种意向或诉求的象征物及文化符号。
首先把洋货作为一种“外国罪恶”的负面文化符号而突显于社会的是义和团运动。自1898年秋冬起首先在山东、河北等地由民教冲突而激起的义和团运动，以“灭洋”为宗旨，以反洋教、驱洋人为号召，到处烧教堂、杀洋人、打教民，触发了民间长期以来受外国势力欺压而积聚的反洋仇洋情绪，并迅速蔓延开来。山东、河北、山西，义和团遍地蜂起，由乡村到城镇，规模不断扩大，行动日趋激烈，到1900年春夏，蔓延至天津、北京。义和团民由烧教堂到烧一切洋房，由杀洋人到杀中国教民，由“仇洋”“灭洋”而扩展到毁坏一切洋人之物，扒铁路、拔电杆、烧洋房，城镇里商家店铺及住户人家随处可见的各种洋货，也成了义和团民仇视及毁灭的对象。
义和团民进入天津后，在这个北方通商大埠看到洋房排列、洋货充斥，自然甚感刺眼，遂大加毁坏。时人记道：义和团民所到之处，“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92]义和团民进入北京以后也是如此，有的见到洋货及售卖洋货的商铺即加捣毁，有当时人记道：“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于是人们纷纷将家里的洋货自行销毁，以免被义和团民查出而惹祸。各家所用的洋油灯成了最招人眼的洋物，于是“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贻祸患”。有的团民责令商铺撤换洋货招牌，去掉“洋”字，时人记述道：“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93]
义和团在京城毁灭洋货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烧毁前门外西药房。前门外大栅栏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各类商铺林立，华洋各货杂陈，如时人所说：“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有老德记西药房是京城最大、最著名的西药房，义和团民遂认为其售卖西药，应遭神灵诛灭，欲将其焚毁，并警告周围市民不许扑救，谓团民会施法术不使延烧他处。据时人记，点火烧起来以后，“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甚猛”，遂向周围商铺延烧，因团民不许扑救，致使大火延烧开来，由大栅栏周边街巷，至前门箭楼、东交民巷，大火持续一天一夜，延烧几十条街巷，后据地面保甲统计，“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京城商铺最集中的繁华之区，中外货物屯集之地，化为一片灰烬。时人谓为“真从来未有之奇灾”，并痛惜：“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94]在此期间，义和团在北京各处焚烧洋货商铺，据时人记载：“义和团焚烧西单牌楼钟表铺，连及四邻铺户被烧一百八家。”一些洋货店铺被捣毁抢掠，如：“骡马市大街广升店因其代卖洋货，团民将欲焚烧，被土匪乘间抢劫一空。”后来不仅商铺，连住家也因有洋货而遭抢掠：“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95]
在义和团运动中，“洋货”被视为外国势力——洋人罪恶的替代物，在仇洋、灭洋的风暴之下，在义和团民夹杂着民族义愤与愚昧无知的暴烈排外行动中，遭到义和团的扫荡与捣毁。但是，毕竟洋货已经普及于民间，嵌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日用之中，难以剔除净尽，也不可能与人们的正常生活相剥离。因此，义和团焚毁洋房，可能一般百姓还没感到与自己有多大关系，而到大肆搜掠捣毁洋货洋物，则人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损害与威胁，因而对义和团的过火与愚昧，自然产生了抵触与恶感。洋货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连为一体，难以剥离。这种一味捣毁、禁绝洋货的态度，已经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这也是一般民众对于义和团产生恶感，视之为愚昧、野蛮的一个重要原因。
2.“抵制美货”与“文明拒外”运动
义和团的暴力排外及清廷的应对失据，最终招致八国联军侵华而酿成巨祸。朝野上下痛定思痛，清廷开始仿行西法实行新政，民间也兴起学习西方以自强救亡的社会运动。在这种社会上下一齐转向学习西方的社会氛围里，社会风气也为之大变，“西洋”成了众所向往的“富强”“文明”“先进”的榜样，洋货则成为“文明生活”的标志，更加受到人们崇尚。即使一直风气保守的北京，也出现了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有记云：“庚子巨创以后，都人心理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妇女出门必衔一香烟以为时髦美观。”[96]消费趋洋成了文明、趋新的标志，受到人们特别是时髦青年的追逐。而一些低端洋货也更为普及，深入广大城乡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上至脑筋保守的老夫子，下及穷乡僻壤的乡村小民，生活中几乎都离不开洋货了。
但是，洋货来自正掠夺欺侮中国的外国列强这一“原罪”性质，又使这一已经深深嵌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外来物，同时也是外国侵略欺侮的象征，人们对于洋货所纠结的这种矛盾情感在义和团运动后并未消解。就在短短五年之后，这种矛盾又以另一种形式，以更为突显的方式再次爆发。这就是1905年由美国华工续约问题而引发的波及全国、轰动中外的“抵制美货”运动。在这场规模更加宏大，但面貌已完全不同的民众抵制外侮运动中，一个特定外国的洋货——美国货，成为运动的核心，受到举国上下万众瞩目。
这一运动的起因，本来与美货，甚至与国内民众都没有直接关系，乃是由于十年前美国与中国订立限制华工条约，后美国据此对来美华工乃至华人采取种种歧视、迫害政策。到了1904年此约十年期满，美国又试图续订。消息传到国内，首先在上海，以华工人数最多的福建、广东两省商人为主导发起抵制运动，试图阻止续订条约，遂掀起了一场以“不用美货”为口号、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抵制美货运动。
以不买外货来对抗外国这一市场抵制方式，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过。1894年9月，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提倡“商战”的郑观应就曾致书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的盛宣怀，提出抗击日本的《管见十条》，其中有一条：“不买东洋货，绝其来货不与通商。”[97]这是郑观应以市场为武器进行“商战”思想的具体实施手段。但在当时，一是战事紧迫，二是政府对外贸易不能自主、民间社会力量不发达，因而“抵制日货”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难以实施，这只是郑观应的构想而已。
时隔十年，迭经甲午战败、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实行新政等一系列剧变，天地已然变色，社会风气、文化氛围、人心所向也已全然改观。在此背景之下，这次自下而上从民间商界、学界勃然而兴的“抵制美货”运动，已经是一场一呼百应、蔓延全国、声势浩大的民众和平抵抗运动，而“美货”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外来琐屑之物，则骤然成了这场浩大运动的标志物，作为美国乃至列强欺侮中国人的象征而成为举国民众一致排拒的对象。
“抵制美货”运动最早起于上海。1905年5月间，首先是上海商务总会发起倡议，以美国迫害华工，实为歧视欺侮华人，号召商民以“不用美货”进行抵制。上海发行而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申报》，于1905年5月10日刊登上海商务总会发布的《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揭露美国排斥、迫害华人的种种行径，指出华工条约“违害国家之尊荣”“玷辱国民之人格”，号召全国民众起而抵制：“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后议定以两月为期，至7月20日（华历六月十八日）前敦促美国废除禁约，否则将号召国民“不用美货”，以为抵制。随后上海商会将此决议电告全国各埠商会，并登报呼吁各界响应。此后，上海以及全国各城镇商、绅、学、女各界纷纷起而响应，召集会议、议定办法、宣传演说、组织团体、印发传单、互致电函等各种活动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一致以“不用美货”为口号，一时声势大起，形成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
此后至7月20日的两个多月为抵制运动的发起动员阶段。首先是上海商界、学界、女界等人士纷纷召集会议，号召定期实行“不用美货”以抵制美约。如5月21日沪南商学会集议抵制美约，议定如期实行“不用美货”。[98]7月9日，上海务本女塾师生等女界发起集会，多位女士发表演说，提议一致“不用美货”。[99]其他商埠城镇商、学界等也纷纷起而响应。如广州商会在6月初集议“不用美货，抵制华工条约”。[100]《香港日报》1905年7月8日报道：“广州大街小巷尽是大幅黄色标牌，上面印有运动领导者的图像和讲话，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拒绝使用美货。”苏州女界也在兰陵女塾召开集会，号召女界响应抵制运动，“不用美货”。[101]甚至在皇帝脚下、官僚充斥、风气保守的京师重地，也出现了民众响应抵制美货的活动。天津《大公报》6月中旬报道：“各埠商人于美国禁华工一事迭次开会，提议以不用美货为抵制之一端……惟北京官场对此事淡然处之，若与己无甚关系。而学堂之学生及有志之绅商大为愤激，近日宣武门内一带地方忽贴有白纸匿名揭帖，用双钩法大书‘大清国民公认不买美国货物’十二字，围观者颇多。”[102]在各地商界、学界、女界倡导下，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开来。
“不用美货”对于人们意味着什么？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当时在中国最为畅销、人们消费最为普遍的美货是面粉、洋油、洋布、纸烟、肥皂五种商品，其中机磨面粉是城镇居民日常主食，煤油是夜晚照明煤油灯的燃料，洋布是人们衣物的普遍用料，纸烟已是城镇烟民的必需品，肥皂也是家居日用之物，这些涉及人们吃穿日用的生活物品皆以美货为佳，因而销售甚广，普及城乡，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男女老少皆用。如无锡商民所言：“美货中如洋油、洋布、肥皂等均家常日用之物，即纸烟亦行销甚广。”[103]所谓“不用美货”，对于民众来说，自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对于商家而言，即不订、不售美货，当然是断了这条财路，甚至蒙受损失。但是，无论商民，在这场运动中都甘愿接受这些不便和损失，以牺牲私利益，而成就公利益，内含的意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小小美货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