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见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28页。
[64] 张寿镛等辑《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53《保甲》。
[65] 李有芬：《武郡保甲事宜摘要》卷3，第1—2页。
[66]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7页。
[67] 《论粤省经济界之迫及竞争之必要》，《粤西杂志》第4号，1908年。
[68]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223页。
[69]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40.
[70] 张德胜：《社会原理》，巨流图书公司，1998，第282页。
[71] 据同治刊本《道光甲辰直省同年录》统计。
[72] 据《直省同年全录咸丰辛亥恩科》统计。
[73]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305页。
[74]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5—16页。
[75]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46—47页。
[76]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p.47-50.
[77] 张仲礼：《中国绅士》，第116—117页。
[78] 沈同芳编《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下），商务印书馆，1906，第84页。
[79]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第135页。
[80] 明朝称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为买办。
[81] 李鸿章：《机器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7，第56页。
[8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第565—566页。
[83]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1166—1173页。
[84]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编写组编《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民出版社，1977，第24页。
[85] 《论整顿茶市》，《申报》1880年5月6日。
[86] 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商务印书馆，1917，第1672页。
[87] 《张文襄公全集》卷45《奏议》，北平文华斋，1928，第18页。
[88] 瞿秋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第4页。
[89] 参见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90]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4《杂志·风俗》，第4329页。
[91] 悲时客稿：《贵州贱业说》，《大公报》1902年11月20日。
[92] 民国《定海县志》第2册，1924年铅印本，第551页。
[93]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第142页。
[94]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1901，第66页。
[95] 见光绪《束鹿县志》卷5“户口表”。
[9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03页。
[97] 内阁编《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525页。
[98]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525页。
[99] 李守礼：《清末谘议局》，《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6），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0]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269页。
[10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78页。
[102] 《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4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75页。
[103]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第400页。
[104]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76页。
[10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49页。
[106] 《臬辕批示》，《湘报》第3号，1898。
[107] 《湖南保卫局章程》，《湘报》第7号，1898。
[108] 《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湘报》第25号，1898，第97页。
[10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97页。
[110]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67页。
[111]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8页。
[11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13]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49页。
[114] 详见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15] 仇远廷等纂《蓟县志》卷3《乡镇志》，1944，第1页。相关研究可参见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第50—53页；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439页；邱捷《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46—58页。
[116]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53、72页。
[117]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356、79—80页。
[118]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中华书局，1982，第111、357页。
[119] 茗荪：《地方自治博议》，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0，第413页。
[120] 《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时评），《东方杂志》第1卷第11号，1904年，第78页。
[121] 《广东省农民协会重要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578页。
[122]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缮具清单》将地方自治范围规定为：“一、本城镇乡之学务：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学务之事；二、本城镇乡之卫生：清洁道路、蠲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卫生之事；三、本城镇乡之道路工程：改正道路、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路灯，其他关于本城镇乡道路工程之事；四、本城镇乡之农工商务：改良种植牧畜及渔业、工艺厂、工业学堂、劝工厂、改良工艺、整理商业、开设市场、防护青苗、筹办水利、整理田地，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农工商务之事；五、本城镇乡之善举：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六、本城镇乡之公共营业：电车、电灯、自来水，其他关于本城镇乡公共营业之事；七、因办理本条各款筹集款项等事；八、其他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28—729页。
[123] 《山东巡抚臣袁树勋跪奏，为遵章筹办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开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41—742页。
[124] 任传藻：《东明县新志》卷9“佐治表”，1933。
[125] 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118、136页。
[126]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686页。
[127] 《毁学果竟成为风气耶》，《东方杂志》第1卷第11号，1904年，第78页。
[128] 马鸿谟编《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188页。
[129]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38、139—141页。
[130] 已有的研究认为，士绅管理的地方性活动的范围，从未很清楚地与官方统治范围划分开来。所以官方的软弱必然导致名流的越权，反之则处于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明确划分“地方人士管理地方事务”的范围，有可能使地方名流的积极参与和官方的压制都不至过分。参见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h Contury（Cambr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31—33.关于山东和江苏自治机构的详细情况，见张玉法和王树槐的论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辑，1977年6月，第159—184、313—3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