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私塾名目一律改称公私立学堂案》，激烈辩论后表决通过。而学部拟订的《义务教育章程（草案）》规定：学龄儿童在家塾或私塾就学者不得视为已受义务教育，但该家塾或私塾经府州县视学员察核，确系遵照部定初等小学课程，用部颁或审定之教科书教授，毕业时由视学员或劝学员考验及格，发给文凭者，亦可认为已受义务教育。
主张改良私塾者首先是认定中学无用，读经不能育有用之才，所以主张改习西学。
纳科举于学堂的用意之一，是将学校与科举分别掌管的培才与抡才合于一途。由于戊戌期间停止殿试之后朝考的谕令于新政时继续有效，抡才不仅取士，还要试官，学堂教育毕业与就职成为一而二之事。
科举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以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形式。纳科举于学堂，便要学校同时具备育才和取士的功能，考试自然是重要形式。《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即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则模仿科举岁科试。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毕业考试中西学并重，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全为笔试，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分其高下，以定去取。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明确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实命题，观其根基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一起计入总分。
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1905年7月，学务处主持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的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两科，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引荐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学部成立后，加强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1906年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作一题为完卷。游学生考试卷由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12]
科举立停后的各种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成为取士选才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的考试。立停科举后，各种考试章程与奖励措施相互激励，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学堂考试的频繁程度和受试人数远过于科举时代，加上为旧学士子宽筹出路而新设的各类专业资格考试，科举取士的功能不但基本延续，而且有过度膨胀之势。如果毕业与就职合二为一，势必进一步造成学界的混乱和官场的冗滥。学部后来反省了这一设计的失误，意识到培才与抡才确应分为两途。1906年10月，学部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正式提出区分“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学部组织的考试属于“学成试验”，用人部门负责“入官试验”。随后文官考试与任用章程相继出台，意味着培才与抡才正式分离。
培才与抡才难以合为一途，育才取士的标准也大成问题。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反省此前学堂的弊端之一，便是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由于中西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东、西各国学校，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即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两学互相诟病，水火不容。学堂育才，必须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缺一不可。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取士则须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不得偏废。
中西各有体用，分别学习，也不易掌握，所谓学贯中西，绝无可能。即使普通学常识，要想做到会通中西，也是难上加难。科举时代，自童蒙时便诵读经书，以致皓首穷经，仍然不得一当，况且学堂课程繁多，不能兼顾，实际上还是以西学为主。而科举取士重通人与学堂教育重专才的理念取向相互抵牾，中西新旧的体用与专通相互纠结，成为确定取士标准的一大难题。1906年10月，孙家鼐提出甄别用人的新方案，学堂毕业生考试时，将学生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应另设职务，不给予“治民之权”；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13]新方案以西学专才办事，而以中学通才治民。如此一来，从中西会通的新途又回到各行其是的旧轨。
孙家鼐的办法看似中西兼顾，其实偏于中学。因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中国为伦理社会，又少纯粹宗教信仰，必须以道德维系，所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而礼制名教是具体体现。明清科举制度具有取士、教育、举业、教化、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新式学堂注重培养做事能力，与科举读书明理的取向明显有别。科举停罢，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缺少相应的补救措施。
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元素。学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且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有科举文体，只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又具有垄断性影响，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削弱了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晚清改科举，从形式到内容力图压缩经义阐释的分量，增加西学比重，促使学以致用，科举制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功用进一步被削弱。西式学堂仍然难以接续这方面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但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但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然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但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对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大概很难令人信服。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废科举的义正词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变法时期，即有人怀疑学堂教育难以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行设制。为了在兴学的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王照提议分设教、学二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学政改名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于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另设学部，以重实用。这样，卫道与兴学可以并行不悖。[14]
纳科举于学堂后，西学之“用”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得到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的西学逐渐取代时，礼的作用地位亦被动摇，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裁撤问题被提上日程。
停罢科举留给中国两个世纪性难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准则的重建。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自律。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尽力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不忘与本民族文化相辅相成，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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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由桑兵撰写。
[2] 开始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1896年一律改课方言，分立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1898年，增课东文。
[3]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册，1885，广仁堂刻本，第67—70页。
[4] 《盛世危言》卷1《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99—300页。
[5] 以上叙述参见《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分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第32册。各表数字不能完全重合。
[6] 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439页。
[7] 《沈文肃公政书》卷4《奏折》，光绪四年（1878）刻本。
[8] 《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第285页。
[9] 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甓公牍》卷1《示谕》，安徽书局，宣统三年（1911），第1—2页。
[10] 《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第250页。
[11] 《宣统元年京师及各省小学堂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第273页。
[12] 《学部官报》第6期，1906年，本部章奏栏。
[13] 《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63，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第5158—5159页。
[1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54—355页。
[15] 本章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此外，还有安东强、霍红伟、左松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