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古老中国的门户为西洋坚船利炮所洞开，自是而后，一连串外来的冲击，使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近代化道路。百余年来历史的进程就是这种外患的日迫与严重及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变法图强运动两股势力在作平行的发展。中西海上接触，开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东南海疆所受一连串外人的威胁，逼使清廷不得不措意于“洋务”，尤其是讲求海防之术，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使中国自存于世界列强之中。清季的海防议论与海防政策，就是在这种中外会通、开空前未有之巨变的情况下产生的。[2]
然而清季政局之动荡与社会经济之失序，固为外力所促成，但中国国内所隐藏的潜在危机更具决定因素。[3]内乱与外患频仍，终清之世，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的态势，两者互为影响，使清廷颠沛困窘，支绌乏力。咸同年间，太平天国、捻军、西南与西北的回民起事，几乎都是与外力侵逼同时产生的大规模内部动荡。
咸同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内有太平天国、捻军与回民起事，外有英法两次联军之役，俄人亦在北方蠢动；内政与洋务之措置均极棘手。太平天国之战使得地方督抚势力坐大，更严重损害清廷固有财源，使得国家财政解体，渐次走上仰赖外债之途。[4]财政困难使清廷无力从事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加以内乱未靖，劳师远征，所费不赀，终有同光年间塞防与海防的争议。
同治十三年（1874）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与意义。此争论之起，实由彼时两派政治人物对拯救中国所抱持的方策不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强调安定西北的必要，并警觉到俄人在西北边陲的野心；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则注意到列强在东南沿海的威胁，并敏锐觉察到日本侵略的危险性。彼时朝野上下正掀起自强运动的浪潮，特着重于洋务之讲求，海防措施自为其中之要项，是为改革派津津乐道；然西北未靖，俄人虎视边陲，清廷自不能不会意及此。此二事同为急迫，其决定亦关乎清廷日后命运。在国家有限的财源下，何者应为优先考虑，乃引发一大争辩，此争辩之结果，影响到日后对日本、俄国的外交取向，亦将决定中国之为海权国或陆权国的地位。[5]
终清季之世，海防与塞防之争论一直存在着。本章仅集中就同光之际各地方督抚有关海防与塞防的议论，以及至今中外学者相关的研究与评论综要分析，并尝试探讨此种议论产生的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一 海防与塞防之争产生的背景
海防与塞防之争可说是一种“攘外”与“安内”孰为优先之争，亦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争。左宗棠之观点，可说充分反映出传统中国一向对中亚草原部族之入侵的戒惧心理；李鸿章的议论却显示其对新崛起的日本之严重威胁，及中国在国际社会新处境中之敏锐觉醒。塞防论者首重西北之肃清，海防论者重在东南海疆之外患；在本质上，一为内乱，一为外患，所强调者不同，然其重要性则一。
先是，同治三年太平军肃清后，捻军、回民相继起事，波及西北各省，几成燎原之势。捻军底定后，回势更炽，陕西、甘肃动乱不安，新疆全境几乎陷于阿古柏之手。同治十年，俄国更趁势占领伊犁河流域。清廷于同治五年任命时在东南筹办海防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致力于西北的平定。直到同治十二年，左氏廓清陕、甘全境，完成初步使命，准备率领大军向新疆推进，继续扫荡。[6]正当此时，日本侵入台湾，东南沿海警报再起，清廷的海防措施再度面临挑战。
东南沿海，自西方新重商主义盛行，列强东来以后，屡次掀起战火。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均洞察到海防的迫切需要，而开始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再经过两次英法联军之役，清廷传统水师的缺陷益为暴露；海防的讲求，新式海军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自强运动就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同治中兴时代的自强运动，固然功亏一篑，成效不大，但却使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更进一步，而西人所提供的“合作政策”也在中国带来短期的和平，使清廷得以全力应付国内乱事，以从事初步的改革运动。[7]
但这种消极的改革运动，在同治十三年日本侵扰台湾事件中充分显出其弱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向外扩张势力，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均是它侵略的目标。这一年中，日本以惩罚台湾南部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水手为借口，派兵入侵台湾。清廷无力保护台湾，不愿冒战争的风险，却在该年与日本签订的专约中承认日本行为正当，并赔款50万两。[8]此事件虽得以解决，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以后日本对华长期侵略的开端，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一个警号，它也显示出清廷不完备的海防措施的危险性。对此，恭亲王奕指出：
日本兵据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溯自庚申之衅（指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9]
他更以为，“日本小国，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频见而未见者也”，主张致力于海防建设，以预防来自东南海疆的侵略。
虽然恭亲王的言论颇能刺激彼时洋务派官员的心理，使之全力倡议海防，但清廷却始终不忘情于“圣祖菑之、世宗畲之、高宗获之”的“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10]盖此地区在清代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清廷自不能随意弃守，何况左宗棠的西征军事已奏捷，正全力向回疆推进呢？在此种府库空虚，财用极绌，又不可能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情况下，清廷之决策实属为难；其可说是夹在“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亦即“传统”与“现代”的困局之中，而难以取舍。[11]
海防与塞防之争议就是在同治十三年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这时已是“同治中兴”的末期），此两者不能兼顾，是清朝国力衰微的征兆；而改革派人物之重视近代化的海防设施，企图使清廷苟存于强权的世局之中，亦可见这个古老帝国覆灭前“回光返照”的一面。[12]另一方面，海防与塞防之争，可说是在西方帝国主义从陆上与海上两面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有所感触而发出的爱国言论；此种言论之分歧，其所持之观点，颇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些救国方策，表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时，所做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模式。
二 海防论者所持观点之分析
日本袭台事件发生后，同治十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中，极力强调“能守然后能战，能战然后能和”，主张讲求备御海防之策，以防西洋各国之挑衅；并详拟练兵、造船、简器、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发下各省督抚复议，这段时期的塞防与海防之争议于焉开始。[13]
主张海防最力者在中央为恭亲王奕与大学士文祥，在地方则为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江苏巡抚丁日昌、山西巡抚鲍源深、署山东巡抚漕运总督文彬、盛京将军都兴阿、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浙江巡抚杨昌濬、福建巡抚王凯泰、闽浙总督李鹤年、两江总督李宗羲、江西巡抚刘坤一等人。尤以李鸿章的言论最能代表时人的见解，他的眼光敏锐，最能洞识变局，了解时代潮流的归趋。在同治十三年所上《筹议海防折》中，他痛切分析当时的局势，以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讬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14]
中国处于此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其国策自应经过一番检讨，必须变成法以应付新局势。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以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变通之道，即在于整顿海防；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两者外别无下手之方。可见李鸿章等海防论者是充分将变法的观念与海防观念合而为一，即将洋务自强运动的中心思想赋之于海防的争论上。海防论者的中心观点即是此种变通“成法”扭转国策的主张。
海防论者之思想言论正合于同光新政运动之时代潮流，其主张毋宁说是必然的。但若全盘分析彼时海防论者所持之理由，或可对此言论之产生有进一步的了解。以下试综合分析海防论者的主要观点。
其一，以为洋人异于内地起事，两者性质不同。
李鸿章指出，“发、捻、苗、回……皆内地百姓，虽有勇锐坚韧之气，而器械不及官军之精备，可以剿抚兼施；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15]故洋人较难对付，必须全力整顿海防，以抵抗新的外敌，这亦是海防论者主张变更旧制的理由。
其二，以为塞防不若海防重要，海防密迩京师，关系密切；新疆则路途悬远，鞭长莫及。
此种主张，当与李鸿章个人处境有关：他手下的淮军于沿海防务上担任重要角色，他本人亦于同治九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海防及海军大权于一身，靠着朝廷的支持，以推动其海防计划。他十分重视京畿安危的“固本”政策。[16]他认为新疆悬远，去之不为不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时山西巡抚鲍源深亦有类似之主张，反对耗费于边陲而竭财于内地。[17]盖关外西征不若海防之重要，此亦李鸿章主撤关外之饷，均移为海防之用的原因。
其三，论者更强调东南沿海为财赋之区，此与“天下根本”的京师同等重要，尤以吴淞一带更扼长江门户，必须屯重兵以守。[18]
东南沿海一带，自唐宋以来，渐成全国经济重心，亦为全国财赋要区，所谓“辇东南以供西北”是也；[19]尤以苏松一带更为江南财富之核心，国家倚之为外府。元、明、清以来，苏州、松江、常州一带，重税浮粮，累世不变。[20]太平天国战争后，东南财源破坏，故国家财赋亦大受影响，陷入极端困难。李鸿章强调东南为心腹之区，累有财赋之利；西北则荒僻无用，徒增漏卮而已。
其四，海防论者导因于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之觉醒，故亦特别强调日本的威胁，及其他西方列强的野心。
浙江巡抚杨昌濬的言论很能表达这种心理，他指出：
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包藏祸心，莫不有耽耽虎视之势。日本东隅一小国耳，国朝二百年来相安无事，今亦依附西人，狡焉思逞，无故兴兵屯居番社，现在事虽议结，而履霜坚冰，难保不日后借端生衅。且闻该国尚在购器练兵，窥其意纵不公然内犯，而旁扰琉球、高丽，与我朝属国为难，则亦有不容坐视之理。故为将来御侮计，非预筹战守不可；即为保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21]
他已经预见日本对琉球、高丽的侵略野心，并提出西洋各国“包藏祸心”的警语。
大学士文祥亦认为防日本为尤亟，因为“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即无中变，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或唆通西洋各国，别滋事端，虽欲委曲将就，亦恐不能”。[22]
他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正宜乘此无事之时，认真办理，不容稍懈，否则一味迁就，后患无穷：“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两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李鸿章亦以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之患”，故极力讲究海防，而以日本为其假想敌人。海防论者此种论调，对日后“联俄抗日”的外交政策，实具深远的影响。[23]
其五，财政困难，军事没法把握胜利，关外实难底定。
山西巡抚鲍源深对此点争论最痛切，他认为：
自古立国之经，必先足用；足用之道，必先充实内地而后以余力控制边陲，未有竭内地之藏，供边陲之用，而能善其后也……今之内地空虚亟矣，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殚竭财赋以佐饷需者，为数已不可胜计；迨发捻既平，滇黔胥靖，而各省犹协拨频仍，不遗余力。以内地甘陇未清，不得不竭力图维勉资军食，其实百计搜括，已极艰难；乃自肃州告捷，因出关师行紧要，征饷益繁……盖关外用兵，骡驼之费，转运之资，较之关内且增数倍。然其事果有把握，计期可以告蒇，各省即设法筹措，尚冀有日息肩；无如边地荒遐，回情狡谲，恐非克日成功之举。设迁延岁月，边外之征需未已，内地之罗掘先穷；万一贻误戎机，悔将何及。[24]
关外用兵既有重重困难，且正当国家新创之后，即使勉强支持，亦是剜肉补疮，其无能勉应者，则早逞捉襟见肘之势。若果孤注一掷，而令内地空虚，则中原一旦有水旱刀兵之事，其奈之何？此种论调亦充分显示出海防论者着眼于京畿安危的“固本”主张。
事实上，西北远征军除财政上的困难外，所遭遇之阻碍亦很大。此时西方帝国主义浪潮扩张至亚洲各地，国际风云险恶，日本、英国固纷寻衅于东南，而西北阿古柏势力已成，并与英、俄、土耳其等国勾结，此时进兵不独无胜利把握，反可能招致阻挠，牵动全局。且西征军事之兵力编配、军费筹措、粮食供给、交通运输等困难正多，而气候酷寒，强敌当前，孤军奋战，尚在其次。[25]综合这些理由，又值举国上下讲求海防的时候，新疆军事之值得进一步检讨，可说是必然的。
其六，以为新疆荒僻，恢复无用；而又强邻环伺，即使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此为海防论者反对西征军事的重要论点。李鸿章的议论最为理直气壮：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巵，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者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他更警觉到新疆问题与英、俄、土耳其等之纠葛交集，以为“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故以中国此时之国力，实不能专顾西域，否则迁延日久，所费不赀，“师老财痛，尤虑别生他变”。他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并设法将塞防之饷匀移为海防之用：
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葛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猺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两存之则两利；英、俄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26]
由此可看出李鸿章的胆识，他是此时海防论者中唯一明白主张停撤关外之饷匀移为海防之用的人。他主张西征军屯田耕战，以节军饷，又主裁军，此实为一个明显的退缨政策。他又将西北新疆与西南土司及沿边藩属一体看待，意在维持传统朝贡制度下“存祀主义”的精神，而不主武力征剿。然此实以清初诸帝艰辛得来之土地委之于不顾，盖所谓奉中国之正朔，亦不过欺人之谈。此为李鸿章蒙受后人诋毁及其政策之终于失效，不被清廷采纳的原因。[27]
其七，以为缓复新疆，只是一权宜办法而已。
此点可由上引鲍源深的奏折充分表现出来：
（或谓）新疆为高宗开拓之地，正当乘此兵威，力图收复。第事有宜审时量力，参酌于万全者……天下事有先本计而后末图，舍空名而求实益者，亦唯于轻重缓急间一权衡之耳。夫古之圣人曰善继善述，于前人未竟之志事乘时而亟图之，固为继述之善；于前人难竟之志事审时而徐图之，亦未尝非继述之善。善者，因时变通之谓也。
所以他主张于“边陲小丑”则暂示羁縻，于内地封疆则先培元气，而采取一种固守不战的政策。他建议：
可否请敕下西征各军，未出关者暂缓出关，已出关者暂缓前进；挑选精锐数千，驻扎安西、敦煌、玉门一带，防守关塞；北则于河套要隘，相地布扎，扼贼东趋。其业经西进之师，可退者退，不可退者会合其他防兵，固守城池，勿轻远击，并仿赵充国屯田之议，令各处驻扎之兵，且耕且守。[28]
可见鲍氏的见解与李鸿章多有相同者，他们同样认为只有如此消极地削弱塞防力量，才有助于海防建设。即令如此，亦是一时权宜之计，旨在养精蓄锐，以海防建设而培国本，以待将来之进取恢复西北。
以上为海防论者所持主要观点。此外亦有认为海防之利，除拱卫京师外，尚可扬威海面，使内地奸匪敛迹，而免除外夷之要挟；且外洋水师，无事则分防洋汛，兵船捕盗，商船载货；有事则通力合作，联为一气，兵船备战，商船转运；如此则海上屹然重镇，可战可守，甚是大用。[29]
至于海防论者所提出之解决方策亦甚复杂。其最基本者，当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事实上，亦即整个自强运动中“兵工文化”的内容。海防论者有鉴于西洋各国之船坚炮利，故均主张仿求西法，例如李鸿章即力主将沿海各省之艇船舢板裁并，以专养轮船。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成立，这是李鸿章主持之“官督商办”企业之一要项，亦是他发展海防事业的具体表征。[30]他以为制造轮船未可裁撤，为谋持久，可造商船。同治十三年，他上奏估计开办海防计购船、练兵与简器三项，约需1000万两，主张停内府不急之需以供应海防费用，即在各省无款可存留借抵之情况下，必不得已，应提部存及各海关四成洋税之款，以为开办之需，其有不敷，则拟暂借洋款抵用。此外他又主张开矿，以为养船练兵之资；并要求沿海各省整顿货厘与盐税，每省每年限定酌拨数万两以协济海防。李鸿章亦重视到彼时外国鸦片入口骤增，流毒中土的问题。他主张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进口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在没有厚利可图的情况下根绝，然后妥立规条，严格限制，以为戒除，如此则“民财可杜外耗之源，国饷并有日增之势”，庶几可筹饷而议海防。[31]
李鸿章主张的筹饷方法，除上举“开源”措施外，又主“节流”，他认为裁艇船以养轮船，裁边防冗军以养海防战士，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事而成远谋都是节流的大要，必须在这方面上下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以为全力讲求自强之策。他又主张变通科举，以洋务取士；并派公使驻外，“外托邻邦报聘之礼，内答华民望泽之诚”，如此则有裨于中外通商交往云。[32]
此外，其他海防论者亦有极具体的主张。江苏巡抚吴元炳认为，“御外之道，莫切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将领不得其人，有兵如无兵；形势不扼其要，有险如无险”，极力强调整顿水师的重要。[33]浙江巡抚杨昌濬亦认为海上宜设重兵，即使所费甚巨，亦不得不如此，因为“日本以贫小之国，方且不惜重资，力师西法，岂堂堂中夏，当此外患方殷之际，顾犹不发愤为雄，因循坐误，以受制于人哉？”[34]故他主张南、北、中三洋宜设水陆军三大支，分屯于闽广、江浙与直奉山东，听命于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无事则分防洋汛，有事则联为一气。丁日昌所提出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文彬与王凯泰所拟定的防海策略与部署，均有如是之主张。[35]此外亦多有提出设立制造局，以造轮船枪炮；裁汰老弱兵员，精练水师；切实整顿财政，设立官局，加收盐厘以为海防之用；并有主张注重江防，以守为战者；亦有重视东南海防，主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扼海疆门户者。[36]
虽然主张海防者之言论正合于时代要求，海防之重要性亦无可置疑，然来自塞防论者的压力仍大，彼辈主张重视西北及俄人之威胁，反对将西征军饷匀移为海防之用。从两派的争论中，可见187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扩张的情形，与彼时中国有识之士的觉醒及其提出的救国方案。
三 塞防论者所持观点之分析
同治末年塞防论者最著名的是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巡抚王文韶与山东巡抚丁宝桢。其中以左宗棠的言论最为激切，亦较能代表当时多数中国人的看法；他对新疆军事的认识与贡献，使他在历史上享有一定地位，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19世纪中叶整个中国真是动荡不已，内有珠江流域的天地会，长江流域的太平军，黄淮流域的捻与教，西南地区的苗与回，以及西北陕甘、新疆的骚动；加以彼时西法模仿只得皮毛，保守精神浓厚，“清议”逐渐得势，士大夫虚骄腐化，致使改革人物处境艰难。且要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此时英法二次联军，北京、天津相继失守；俄势东侵，东北领土丧失不少；日人蠢动于沿海，而英、俄更分由南北进入中亚，益令新疆情势趋于复杂。同时法国已在越南构衅，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面临严重挑战，结果是无处不失败，除了西北方面，其余的失败均不堪言状。[37]塞防论者重视西北之肃清总算收到一定程度之效果，至少在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情况下，为西北边陲保持了一片净土。
反对关外西征之论调，虽然为有力者如李鸿章等所倡，但结果终不能阻止清廷及左宗棠等恢复失地之注重塞防政策，这当与西北边陲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相关。自汉以降两千年，历代严防“胡人南下牧马”之一贯边防政策。可知在传统的骑射时代中，中原王朝之命运实与西部、北部边陲之控制与否息息相关。故新疆地区在各朝代国防决策上有其重要性，而中央与西域之关系实为各朝代兴衰命运之指标。[38]清人崛起关外，其国防政策自亦重视北部边陲，历代帝王亦是“宵旰筹边，不遗余力”，[39]即使在中西海道会通以后，此种传统国防政策亦难以轻易变更。由此可见彼时塞防论者之议论自有其深远历史背景，其终得清廷之同情与接纳，毋宁是意料中事。
但左宗棠等人的议论亦非全是本诸传统，在某些方面，吾人似可看出其新颖超人的眼光。左氏的经验使他对中外局势有进一步的了解，而发为识见远大、理由充足的议论。他并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也不反对海防措施；但当沿海承平无事，外人不启衅端时，西北动乱，此实不得不重视，此亦左氏塞防主张的重要背景。[40]
综合分析之，塞防论者所持观点如下。
其一，俄人狡焉思逞，威胁渐形，非西洋诸国可比，故必先注重西陲军务。
此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之言论最为明切，他比较海防与塞防说：
江海两防，亟宜筹备，当务之急，诚无逾此。然窃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西洋各国俄为大，去中国又最近……而其狡焉思逞之心，则固别有深谋远虑，更非英、法、美诸国可比也。比年以来，新疆之事，邸钞所不尽宣，人言亦不足信；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馈运，深入为难。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彼英、法、美诸国固乘机而动者，万一俄患日滋，则海疆之变相逼而来；备御之方，顾此失彼，中外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
可见他重视西北俄国势力甚于东南沿海列强，颇能洞察俄人之野心，故主张全力西征，支持左宗棠的远征军，俄患既除，东南威胁自免。他的看法是：“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此事势之可指而易见者。非谓海防可缓，正以亟于海防，而深恐西事日棘；将欲其历久坚持，而力有所不逮，势有所不及也”。[41]
由于清廷饷绌，自不得不要求西征军速战速决，否则夜长梦多，贻误戎机。可见王文韶重视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更甚于英、法与美国；此种辩论，在不反对海防的情况下是很巧妙的。左宗棠则不太同意王氏对俄人的看法，他以为俄人未必对回疆有领土野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停撤西征军事，盖即就守局而论，亦必须先恢复乌鲁木齐后，再察看定议。[42]
伊犁将军荣全指出俄人占领伊犁，渐生异志，不但有久借不归之态，且欺凌强暴之事层见叠出，故必须大军之镇抚，先发制人，否则伊犁终不得催讨。[43]办理西征粮台的礼部侍郎袁保恒更上疏痛陈西征军事的急切，他说：
肃州未复以先，外夷迟回观望而不敢遽肆者，恐我内地既平，移师西迈，不能不存顾忌耳。若内地无事，而迁延日久，外人窥我无进取之心，无恢复之力，势必益肆恣陵。自肃州蒇事，我军即声言出关，而以粮运艰阻，已误一年，戎心之启，本在意中。近闻俄患不靖，势渐东侵，倘白彦虎为所牢笼，安集延被其勾引，大局更难措手矣。况倭夷寻衅台湾，海防紧要，沿海各省相继奏停协饷；西事日艰，征饷日绌，如不早思变计，窃恐一误再误，边患棘于西北，财力敝于东南，将非徒新疆一隅忧也。[44]
新疆军事迁延日久，则内乱外患相逼而至，何况靡费东南海疆，正使西事更难措手，影响所及，实非浅鲜。袁氏的议论也不忘怀于沿海防务，亦了解到中国历史上边境叛乱，则必有外力乘机勾结入侵的事实，故有如是安内攘外之主张，此种言论可说是极为合理的。
其二，西方各国志在通商贸易，不愿启衅，初无切急之险可言。
左宗棠很明白指出：
窃维泰西诸国之所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壹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45]
他很明白地看清了列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面，而不认为其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自不会轻易开战，此当然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湖广总督李瀚章也认为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但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以为新疆在尚未平定以前，实难遽议撤兵。[46]
山东巡抚丁宝桢更明白指出俄国之威胁大于日本；前者为心腹之疾，泰西诸国则只是四肢之病。俄人心存狡黠，意图窥伺，乘机观变，不得不预为防患，因为：
外洋各国与中国水路虽通而陆路不通，且均远在数万里外，日本洋面虽近而陆路尚阻，唯有俄罗斯则水陆皆通中国，而水路较各国为近，陆路则东北、西北直与黑龙江、新疆各处连环，形势在在可虞。况该国……每遇各国与我口舌等事，彼往往两利俱存，务为见好，此即意存窥伺，乘机观变之大较也。臣窃谓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现在东南海防渐次筹办，而北面为京畿重地，以东北形胜而论，俄则拊我之背，后路之防，实尤紧切。臣犹虑将来时势稍变，各该国互相勾结，日本窥我之东南，俄夷扰我之西北，尤难彼此兼顾。[47]
比较丁宝桢与李鸿章的见解，吾人可见明显对比：李氏以为海疆为中国心腹之区，丁氏则以俄人为中国心腹之患；李氏是对沿海新式外敌的猛省，丁氏则具传统心理取向，秉承历代重视北方国防前线的策略。
其三，新疆为北方屏障，亦为西北国防第一线。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
此点由左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六月十六日所上《统筹关外全局疏》中可清楚看出：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筹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晏然；盖先朝削平准部，并勘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外患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48]
可见左氏充分发挥新疆在国史上重要性的观念，他也强调保卫京师安全的必要，但他的“固本”政策与李鸿章不同：李氏注意到19世纪来自沿海的新式外敌，左氏则着眼于来自塞外草原的传统外患。清人崛起塞外，具有一种大陆取向式的战略思想，[49]加以中国历代均置国家重心于北方的事实，使左宗棠的激切言论颇能震动人心，而得到清廷的接纳。此种思想，有其深远历史背景；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魏光焘在他的《戡定新疆记》里仍然有类似的主张，他说：“朝廷得新疆以屏蔽西陲，关陇数千里屹然自成要区；海氛虽恶，一旦率三秦之众，卷甲东趋，直有建瓴莫御之势，匪仅聊固吾圉，以之鞭挞四夷称雄五大洲不难矣”。[50]这段话很可反映出清代一般士大夫阶级的战略思想仍然有很浓厚的传统色彩。
其四，我有利器，则各国必不致启衅，海疆可晏然。
左宗棠认为沿海西人不敢辄发战端以毁商约，因西人固无领土之野心，我则缮固以守，西人亦不无顾忌。他说：“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51]可见这是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心理反应，这在对西方的认识方面，可说仍然有其局限，这也是同光新政运动功败垂成的症结所在。
其五，以为海防无须借塞防之饷；塞防之饷奇绌，不得匀移为海防之用。
这是左宗棠争议塞防最重要的基点，也是西征军事最感困难的地方。正如魏光焘所说，“塞外用师，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路阻以远，劳费倍千，百筹转运更难于筹饷筹粮”，[52]关外用兵可说十倍艰难于内地。且新疆一向是“协饷”省份，其平时经费即需内地各省接济，行军作战，所需更多；即是后方之甘肃亦不能自给，而各省及各海关应解交左氏之款银，积欠甚巨；东南各省关以办理海防为名，亦不肯照数实拨，平均每年仍差二百多万两。[53]在此情形下，西征军事之艰难可想而知，故左宗棠于此言之最为痛切。他认为，“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但事实并非如此，西征军饷可谓极度匮乏，每年甚至只发三个月之满饷﹔至同治十二年底，欠常年饷达820万两，而各省关积欠之军饷则更达3000多万。[54]在此种财政支绌，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的情况下，左氏尚坚持塞饷不可削减，西军不可裁撤：
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画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
此外，他又认为海防建设已能自立更生，需饷有限，不必挪借塞防之饷。他的理由是：
海防应筹之饷……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潮、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颍、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较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止此。[55]
陇军饷缺，海防则尚可自立维持，自无匀移塞饷以充海防经费之理。何况东南为财赋之区，饷筹较易；西北则荒瘠困窘，无饷可筹，无兵可招，故必须相互通融挹注，局面方可维持。[56]
其六，以为险要未扼，不能撤兵；而规复新疆，不特无糜饷之虞，且有节饷之实。
左宗棠于光绪元年三月《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很详细地分析天山南北两路的形势：
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谷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后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繇费实亦不少。
故主张先收复乌桓以驻守，在巴里坤、塔尔巴哈台等路屯重兵以为犄角，再兴办屯田，招徕人民以实边塞，而后始可议停饷撤军。否则必自撤藩篱，“我退寸则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57]如此，则停兵节饷固有损于塞防，亦未必有益于海防。
海防论者主新疆荒僻，恢复无用，徒增漏卮而已；塞防论者则反对此说，事实上，以后历史发展证明新疆边陲非但不虚靡军饷，反倒有利于清廷财政。魏源在道、咸年间就已指出新疆不惟未尝靡饷，而且可节国帑。[58]光绪四年左宗棠所上《复陈新疆宜改行省疏》中，亦以为新疆利源可开、饷银可省，何况新疆、甘肃每岁所需饷银400多万两，本是承平时预拨估拨常例，即于全陇澄清，西域收复之时照常拨发，于部章亦无不合，况经理得宜亦可节省，于国家经出之费实不无小补。[59]
其七，以为前代帝王经营所得之地，不应轻易放弃。
此点实为清廷始终坚持收复失地最主要的动机。这是一种孝顺观念在作祟，认为只有全力注重西北军事，收复固有土地，才能安慰祖先在天之灵。[60]左宗棠的塞防言论固然目光远大，颇能洞烛机先，但仍然是发挥这种孝顺祖先与历史教训的观念，而为一种理性与温情之微妙糅合。[61]他的塞防主张固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但仍然念念不忘先帝的绩业：
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扩地两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62]
西北边陲在清代传统上有其重要性，康熙帝经营蒙部，乾隆帝亦先后招抚准噶尔（1757）、喀什噶尔（1759），从而奠定其“十全武功”与西北百年和平安定的基础；故左宗棠的论调，可说是对清廷传统战略政策的一个强力肯定。[63]事实上，清朝祖先成法的约束极严，后代帝王禀承祖制遗训，似不可能无视历史传统而放弃前代帝王经营的成果。
其八，以为为谋一劳永逸之计，必尽先肃清西北。
左宗棠以为西北动乱，甲于天下，是为法所必诛，时不可缓者，为使其永久臣服计，必须全力剿讨，使其不致波及内地，一味招抚，反招后患。[64]盖西北动乱本质上是一种内乱性质，在中国传统朝代中，吾人极少看见王师与叛贼妥协的。中国的正统观念，以为叛贼必稽天讨，此可谓名正言顺；何况安内所以攘外，清廷必欲先肃清西北动乱，重视边陲军务，良有其因。
西征军事终得到朝廷之正式批准，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着手筹办西征事宜。新疆军事困艰重重，特别是在清廷财政困绌，军事颓敝与政治腐败的时候，更是显然。正如左宗棠所说，这是“自周秦以来，实亦罕见之鸿烈”。[65]其成功得利于中原十一省之协饷，户部大量的拨款与通过他的幕僚胡光墉（雪岩）的借举外债，以购置战备，而得以成。[66]左氏亦采用屯田政策，且战且耕，以利军民，他的方法是：
于师行地方且战且耕，随地招徕难民复业，杂居耕种，比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民归旧业，各安陇亩，非兵屯，亦非民屯……官军开荒，于军食有裨，于哈民故业无损；而哈民复业，得免开荒之劳，尤所心愿。所办屯务，于关内外无殊，是视哈密如关内外也。[67]
但此亦缓不济急，故仍多以采购为主，如此则需解决后勤补给与交通运输问题，左氏乃设后路粮台，由袁保恒和刘典负责筹划粮运。经过几年的艰苦征讨，乃先后镇压了北疆的准噶尔（1876），平定阿古柏建立的喀什噶尔国（1877），同时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均先后归顺。光绪四年，西北边陲除伊犁一隅为俄势所据外，大清帝国在西域全境之统治再度建立。[68]
四 对塞防与海防论争之评议
本章前已指出：塞防与海防之提议，表示清季两派政治领袖对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野心的觉醒，而发为不同方式的救国言论。可见他们的出发点正确，其公忠体国之心不可抹杀，不必以个人野心，意气之争，一己私见来解释。事实上，即使主张塞防最有力的左宗棠也认为当时“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必须两者并重，盖所有论海防与塞防者，“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私见自封者也”。[69]以后的历史已经可以证明：日本与俄国确实对中国海疆与北部边陲构成严重威胁，两国长期对华所做鲸吞蚕食式的侵略，实已构成19世纪以来东亚历史发展的基调，其对日后世界政局发展的影响亦极深远。就此意义而言，1870年代的中国海防与塞防论者是时代的先觉者；他们正视日、俄侵略野心的危险性而适时提出警语，并能拟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们可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先驱人物。[70]
李鸿章与左宗棠救国方案固暂有分歧，然两人同为同治时代的中兴人物。吾人检讨中兴人才盛衰及其功业之成败，宜注意到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背景。李、左两人都是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背景直接关系同治中兴的成败，也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文化挑战时，所做的各种抉择。李、左二人均深染理学色彩，此种理学思想，在清季由于今文学的兴起，外患的刺激，逐渐具有经世致用的特色；此时的学术思想，亦由“为学问而学问”而导向于“为经世而学问”，自龚自珍、魏源以来，经世学风，一时称盛。[71]道咸以后，中兴人才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均推崇理学思想，而本知行合一之精神，扶济一时之危难，遭逢际会，乘时而兴。尤以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此时代已由早年崇尚义理之学转为容纳宋学、汉学于一家的礼学，由性理而达于经世，可说继承了清初经世之学的余绪，这种经世思想，在湖南有其渊源，亦有其影响。[72]湖南学风自王船山以降，经历诸儒之阐扬，经世之风，益多弥漫。[73]左宗棠受此学风熏陶，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此种经世思想之蕴积，又适时局动乱，蒿目时艰，自易发为爱国言论与行动。塞防海防之议各殊，然其源于彼时经世致用之学术思想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