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建设是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优势文化冲击下所遭遇的一项极端重大而严肃的课题。终清季之世，海防议论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所讲自强论与洋务论的主要内容，[74]亦为近代中国对西方挑战的主要反应模式。李鸿章的海防言论本质上可说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产物，他极为强调变通“成法”以应付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他不但洞察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也了解到东南沿海一带在中国国防与经济上的重要性；他的救国方略是为保卫京畿与沿海各省而设计的。他具有正确超然的眼光，并能做一种客观、冷静与实际的推算；[75]他所发出的警语固然有点危言耸听，但事实证明这不是杞人忧天，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势力范围与几乎沦为次殖民地之祸已不幸言中。他的议论虽然是低调，但比较合理。[76]他是一个不为传统所囿，而能面对现实的人。
李鸿章撤边防之议固不足称道，他对新疆经济利益之低估亦颇可商榷，但这是清朝国势微弱与此时国人一般世界知识所限使然，原不足独责李鸿章。近人多有批评李鸿章，以为他的海防议论是基于个人自身权位与利益之考虑，甚至认为他忽视塞防的主张具有一种“投降主义”的意味，企图避免与俄国开战以保存其淮军，巩固其权势地位。[77]这种批评实无甚根据，只是囿于晚清“地方主义”的成见，而发为不正确的议论而已。[78]李鸿章自同治九年接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总揽海防与海军大权，一身系国家安危；其权力之演变与坐大均来自朝廷，并非地方官以及地方政府自身权力的扩张；即使李氏权力之执行，亦在符合中央之愿望，而非与中央对立与抗拮。他以忠诚之心而承担国家利害大计与清室政权之命运，他所代表的是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权势。[79]事实上，同光时代的自强新政固为各省主政者所推动，但通常得到中央有力的支持；只有如此，才是实现新政计划的主要关键。[80]
同治十三年以后，清代的海防措施渐趋积极与主动，而迈向一个新的阶段。海防与塞防之争结果固然塞防主张卒被清廷采纳，但海防计划与建设并非全然停顿；相反的，在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之前，却是清代海防论最为高潮的时期，海防建设亦最有成绩，终在光绪十四年成立北洋舰队，[81]海防建设可说是同光新政的中枢。由于塞防与海防的争议，使朝野上下更重视沿海防务，积极从事海军建设，使中国近代化运动更向前迈进。
论者或以为同治十三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西征军事得以优先考虑，此举严重削弱了海防用饷而影响海军建设，亦即认为中国新建海军之贫弱与西北长期用兵有关，盖如匀移塞饷充海防之用以建立新式舰队，加以严密组织，则甲午海战中国或可不败云。[82]此论亦可商榷。本章不拟讨论近代中国之海军经费问题，罗林森（J.Rawlinson）研究指出：19世纪后半期中国未能成功组织一支强大统一的近代海军之原因，财政与经济、训练与装备的问题尚属其次，最重要的乃是制度与观念的问题。此结论很可供我们参考，从而可用以解释中国近代化迟缓落后的症结所在。[83]
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思想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从上文所列的各种议论，不难看出西、北部边陲在清朝传统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塞防议论的背景本章前已申论，此处不拟赘述。唯左宗棠主西征之言论，固然本之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他本人并不是保守主义者，他极具备现代眼光与知识。他的塞防言论对守旧的士大夫来说是极动听的高调，[84]但他并不反对海防。同治五年他在闽浙总督任内奏请设立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用以捍卫东南海疆；同治十一年三月在《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中，他极力主张：
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85]。
可见他的思想亦不是过时的，他并没有误用传统“骑射时代”的观念于新式的“炮舰时代”。[86]他的塞防政策奠基于传统，正视中国国内的动乱，但更强调俄帝侵略的危险性与卫护西北门户的重要性；他在危机重重的时代里，一片粉饰升平而讲求洋务的风气中，独能洞烛机微，预为防患，而主张一种稳健的政策，实在是很高明的。
中西海道会通以后，中国逐渐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中，知识分子（包括在朝与在野者）实扮演极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出身背景，思想教育与对时局的感触不同，以至所揭示的救国言论与方策亦颇不一致。即如在内忧外患、危亡无日的情况下，亦颇能刺激全国有志之士，纷纷从各种角度去探讨当前面临的危机，从不同方向去为国家寻找生存的途径。如此不同的言论与方策，常能蔚为一大争论，以供朝野之采择，例如：道光十五、十六年鸦片弛禁与严禁之争议，同治十三年海防与塞防之争议，光绪十五年津通铁路之争议，以及光绪末年宣统初年革命与君宪两派的论战。此均可反映彼时思潮，并影响日后政局发展。
同治十三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有其重要意义，此种言论之出现正显示出西方帝国主义在华扩张之危机，及知识分子所发出之警语。1870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巩固其强权，并肆志向外扩张其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时代。此时俄国亦致力改革内部，并向中亚与近东扩张其势力；日本也放弃锁国政策，开始从事维新运动，渐次向外扩张。中国受制于内乱外患，元气未复，正勉力从事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运动，以图抗拒来自列强的欺凌。此时代海防与塞防的议论可说是一个防止帝国主义威胁的蓝图。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所做的警语，使中国朝野上下逐渐体会到列强的侵略本质，亦使得日后全国人心逐渐觉醒，民族主义得以昂扬。清廷西北边陲地区已招致外来帝国主义的威胁，这表示在“传统”的领域里已经遭受外来新文化的冲击。同时，东南海疆的财赋之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但这个新工业的发源地带，亦将蒙受西方列强的侵逼。潮流的归趋，时局的体认，均使清廷必须变法自强，从事近代化改革，以苟存于强权的世局之中。
塞防与海防论者代表清季一批公忠体国并富有新思想的封疆大吏，他们言论激昂，爱国心切，颇能切中时弊，鼓动风潮，其意义深长而影响久远。但他们的认识亦有不足者，这是时代的限制使然；这种限制，加上清廷所受传统的约束，尤其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其影响所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也注定清廷覆亡的命运。此种历史际遇，对知识分子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来说，都是悲剧。[87]
* * *
[1] 本章由刘石吉撰写。
[2] 关于清季海防论兴起之背景，可参看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台大文史丛刊（9）］，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清季的海防论》，《师大学报》第12期，1967年。
[3] Kuang-ching Liu（刘广京），“Nineteenth Century China：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 in Ping-ti Ho（何炳棣）& Tang Tsou（邹谠）eds. China in Crisis，vol.1，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book 1，（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93-178.
[4] 太平天国战争后，各省督抚权力增大，政权与财权、军权集于地方大吏，各省厘金平均只有20%解部，1861年开始举借外债以应付军需，终清之世，直到民国初年，外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极重要地位。关于中国近代之外债，可参看王树槐《中国近代的外债》，《思与言》第5卷第6期，1968年；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Chi-ming Hou（侯继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23-49.
[5] Immanuel C.Y.Hsü（徐中约），“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章（徐中约撰）。
[6] Arthur W. 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1944）II，pp.762-767；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大陆杂志社，1960，第156—174页。
[7] Mary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p.21-42.
[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第156—158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正中书局，1963，第582—593页。
[9]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以下简称《始末》）卷98，国风出版社，1962年影印本，第19—20页。
[10] 魏源：《圣武记》卷3，世界书局，1962年影印本。
[11] 海防与塞防之争对清廷来说是一种“两难式”。此处用“历史”与“价值”冲突的观念，借自 Joseph R. Levenson，参见氏著“History & Value：The Tension of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 in Arthur F. Wright ed.，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46-194.
[12] “同治中兴”代表清廷覆灭之前回光返照的一面。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同治中兴”，它的结果是失败的。参见Mary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13] 《始末》卷98，第19—20页，详细条文可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第1册，世界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26—30页；另可参考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第80—107、124—131页。
[14] 《始末》卷99，第14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页。
[15] 《始末》卷99，第15页。
[16] 1870年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由于局势演变与外力的入侵，逐渐总揽海防和海军大权，重视沿海防务，实行一种保卫京师的固本政策。参见王尔敏《淮军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第384—385页；Kuang-ching Liu，“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 in Albert Feuerwerker，Rhoads Murphey，Mary Wright，eds.，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68-104.
[17] 朱寿明编《光绪朝东华录》，1963年影印本，第5—7页；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包遵彭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正中书局，1959。
[18] 李鸿章以为“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参见《始末》卷99，第20页。
[1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3，广文书局，1967年影印本，第3页。
[20]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552—563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第675—678页；吴缉华《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上册，学生书局，1970，第17—32、33—73页。李鸿章所主持的淮军自始即以长江下游的东南财赋之区为主要饷源，即使淮军北上担负直隶海防任务后仍然如此。参见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p.142-151，195-233，esp. pp.208-213；王尔敏：《淮军志》，第239—293页。
[21] 《始末》卷99，第34—41页。
[22] 本段及下段，均见《始末》卷98，第40—41页。
[23] 《始末》卷99，第32页；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24] 《光绪朝东华录》，第5页。
[25]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
[26] 以上所引李鸿章的议论，参见《始末》卷99，第23—24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8—19页。
[27] 山西巡抚鲍源深更具体地主张西征军屯田以守，他以为有六利：计口授粮，饷少易给；转输便而省费多；易战兵为防兵，可安边保境；息劳养锐，奋兴士气；以逸待劳，可制贼之命；所费者暂，所省者长。如此则内足以固守关塞，外足以慑服羌戎云。参见《光绪朝东华录》，第6页；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包遵彭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
[28] 《光绪朝东华录》，第5—6页。
[29] 此为浙江巡抚杨昌濬的看法，参见《始末》卷99，第37—38页。
[30] 关于李鸿章奏设轮船招商局的经过，可参见Albert 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96-188；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第225—265页。李氏所创办的新式企业甚多，此处不拟赘述。
[31] 参见《始末》卷99，第24—28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22页。
[32] 《始末》卷99，第24—34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24页。
[33] 《始末》卷100，第43页。
[34] 《始末》卷99，第36页。
[35] 参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第1册，第30—33、35—38、61—62、77—78页。《始末》卷98，第23—27、31页；卷99，第37、44—46页。尤以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后，议海防者较从前尚实际而少空谈；此种“三洋水师”乃一崭新观念，以后议论“分洋设防”者大抵以此为根本。参见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第151—168页。
[36] 此时所有设立制造局、精练水师、整顿财政、注重海防的主张具散见于《始末》卷98、99、100；亦可参见《洋务运动文献汇编》第1册。又沈葆桢更以为“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故主张福建巡抚移驻台湾。这是以后台湾建立行省的张本。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以下简称《四朝奏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影印本，第2640—2643页；David Pong，“Shen Pao-chen and the Great Policy Debate of 1874-1875，”《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第189—225页。
[37]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37—138页；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章（刘广京撰）。
[38]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39]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影印本，“自序”。
[40] 参看Wen-djang Chu（朱文长），“Tso Tsung-tang’s Role in the Recovery of Sinkiang，”《清华学报》新1卷第3期，1958年。
[41] 《始末》卷99，第60—61页。
[4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文海出版社，1964年影印本，第37页。
[43] 《始末》卷99，第42页。
[44] 《西征兵事饷事宜专责成疏》，《四朝奏议》，第2607—2609页。
[4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2—33页。
[46] 《始末》卷100，第12—13页。
[47] 《始末》卷100，第41页。
[48]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第75—76页；《四朝奏议》，第3276—3277页。
[49] 此种战略思想可说是由于受历史上中国和西域之密切关系，以及传统旧式军事技艺与作战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50]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自序”。
[51]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3页。
[52] 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5，第1页。
[53]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
[54]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4页；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
[55]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3、35页。
[56] 参见魏光焘《戡定新疆记》卷5《粮饷篇》。左宗棠在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请敕各省匀济饷需片》，认为海疆经费随时随地可立办，而塞饷则需预为筹措；盖海疆皆富饶之区，为通商利源厘税之所在，且东南为泽国秫稻之乡，筹饷较易，而粮与饷可合为一。西北则荒瘠落后，民不聊生，且交通运输欠便，故其粮价脚价非由官方另筹津贴不可，必须仰赖东南各省之协饷。（《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7，第33—34页）又西北招兵亦难。伊犁将军荣全曾指出新招的边兵，“颠沛流离，技艺生疏，一时尚难成劲旅”，且各地人众良莠不齐，殊难处置。（见《始末》卷99，第43页）左宗棠的远征军主要是以老湘军为班底的。
[57]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5—36页。
[58] 参见魏源《圣武记》卷4。他指出：“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渊，牛羊麦面蔬瓜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阡陌内地。”
[59] 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3，第35—39页；《四朝奏议》，第3537—3544页。
[60] 参见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61]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姚欣安以为左宗棠的观点全是注意新疆本身重要地位，不是基于孝顺祖先观念，亦非确实。
[62]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5页。
[63]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64] 左宗棠：《敬陈进兵事宜疏》（同治十年），《四朝奏议》，第2308—2310页。
[65]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0，第30页。
[66]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See also John K. Fairbank，Edwin O. Reischauer & Albert M. Craig，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1965），pp.368-370.西征军饷从光绪元年至三年总数为2674万余两；光绪四年至六年之经费亦达2562万余两。（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2—70、卷59，第21—33页）左宗棠之西征军饷亦多赖外债，此系由其幕僚胡光墉筹措。参见C.John 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12-18.
[67] 左宗棠：《敬筹移设粮台采运事宜疏》，《四朝奏议》，第2625—2629页。
[68] 郭廷以：《从张骞到左宗棠》，《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1辑第7册，第156—174页；《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623—641页；Wen-djang Chu，“Tso Tsung-tang’s Role in the Recovery of Sinkiang，”《清华学报》新1卷第3期。
[69]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2页。
[70]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参见李恩涵《论清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与言》第5卷第6期，1968年。中国近代形式的民族主义是西方入侵后的产物，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只发展出一种超民族主义式的文化主义，参见John K.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23-24.
[71]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1741—2004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页。
[72] 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732—738页；骆雪伦：《从曾国藩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看同光新政》，《大陆杂志》第36卷第1期，1968年。
[73] 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为明末清初大理学家，具有浓厚经世思想与民族思想，对日后湖南学风的影响很大。有清一代，湖南大儒如魏源、贺长龄（邵阳），陶澍（安化），贺长龄、唐鉴（善化），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湘乡），胡林翼（益阳）等均以研习理学而富经世思想。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732—734页。
[74] 参见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合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第61—78页。
[75]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76] 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启明书局，1959，第78—80页。
[77]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78] 以“地方主义”来解释晚清地方政局是国外学者的一种偏见，其最典型的譬如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8（1949）：466-483；“Reg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troduction to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79] 参见王尔敏《淮军志》，第384—385页。
[80] 参见Kwang-ching Liu，“Li Hung-chang in Chihli：The Emergence of a Policy，1870-1875，” 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68-104.
[81] 参见王家俭《清季的海防论》；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合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第65—74页。其间重要的西法模仿事业有：筹办铁甲兵船（光绪元年）；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路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出洋学习（光绪二年，是年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购买铁甲兵舰，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光绪六年）；设开平矿务局，创设公司船赴商贸易（光绪七年）；筑旅顺军港船埠，又设商办织局于上海（光绪八年）；设武备学堂于天津（光绪十一年）等，此皆为李鸿章所经办的事业。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129—131。
[82] 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83] 参见John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China’s Failure to Coordinate Her Modern Fleets”，i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105-132.
[84]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80页。
[85] 《四朝奏议》，第2354—2359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31—34页。
[86] 徐中约批评左宗棠误用骑射时代的军事观念于现代的炮舰时代，即使左氏的主张是出之于理直气壮，但本质上可说是过时的。参见Immanuel C. Y. Hsü，“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5（1965），pp.212-228.
[87] 或有认为左宗棠西征军事的顺利，使中国误以为传统文化具有应付近代世界强权的有效性；加以后来曾纪泽伊犁交涉的成功，使清廷信心越增，保守势力越大，更为抗拒西方文明，故直到1880年代，清廷仍未能从事近代化工作云。（参见J. K. Fairbank，et al.，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pp.324，368-370）这种批评并不正确。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认识固然有其限制，但他们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先驱者，其言论思想与事业影响近代中国极大。1880年前，清廷已经从事改革运动，其成就亦颇可观；如果说中国近代化运动比较欧美与日本迟缓许多，则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制应该是一大原因。清廷重视塞防，得以挽回新疆利权，固然加强清廷的信心，但毋宁说使中国更认清西方文明（帝国主义亦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因而刺激清廷从事进一步的改革运动，虽然这种改革是被动与消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