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过渡时代的急剧动荡，社会重心开始动摇，中国社会出现了权势转移与社会空间的重整。在这一进程中，作为传统社会四民之首的“士”所受到的冲击最大。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一方面切断了传统士人的上升渠道，使他们开始成为社会中自由流动的社群，而不再是四民之首，这也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因此解体；另一方面，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阶层的崛起，导致传统士人在中国社会中日益边缘化。传统士绅阶层的消失和新兴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151]
四民社会的解体将传统士绅抛掷到了社会边缘，而一部分士大夫则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蜕变为新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的边缘化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在此时几乎是同时展开并彼此交织。在过渡时代，传统士绅与早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一方面，在晚清主导国内变革的正是新政之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广大士绅和官僚，他们共同关切的是社会经济及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他们所组成的诸如赈灾、慈善等公共空间，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组织，而是基于地方士绅公益精神的“国家权威的政治性设置”。[152]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民初众多报刊、新式学堂、社团（商会、学会）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依托这些新式的社会建制而活跃。他们不像地方士绅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这群知识分子的身份多元，在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153]
在普世王权解纽的时代里，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也逐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晚清以来，超越的天理宇宙观被科学的公理、公例渗透，普世王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逐渐被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民主观念取代。帝国的“臣民”开始向民国的“国民”转型。[154]这些具体的议题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变革密切相关，也因此形成了晚清中国强有力的公共舆论。不同的知识分子社群与职业军人、工商业者等新兴阶层一道，逐渐成为推动和参与晚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的主力和新的社会重心，并且共同引发了1911年的革命。观察晚清过渡时代的复杂演变，会发现它清晰地指向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辛亥革命带来了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巨变，然而在此之前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地理观、宇宙观、历史观、社会观，以及政治合法性之基础的变化，已为辛亥之后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 * *
[1] 本章由黄克武、段炼撰写。
[2] 关于晚清中国由盛转衰的宏观描述，见Susan Mann Jones，“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John K. 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07-162.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第78页。
[4] “理势合一”之说，清初王夫之即有阐述，但限于历史环境，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如王所言“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得其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等，即与后来论理势者的看法若合符节。引文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9，《船山全书》（6），岳麓书社，1991，第992页。
[5] 贺广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传统经典的诠说为讨论中心》，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第229页。
[6] 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第89页。
[7] 黄克武：《理学与经世：清初〈切问斋文钞〉学术立场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37—56页。
[8] 孙春在：《清末的公羊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47页。
[9] 《江子屏所著书序》《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193、6页。
[10]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第432页。
[11] 《书古微·甫刑篇发微》，《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5，第354页。
[12] 李泽厚：《经世观念随笔》，氏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283页。
[13] 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第308页。
[14]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6页。
[15] 汪荣祖：《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氏著《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联经出版公司，1983，第53页；熊秉真：《从唐甄看个人经验对经世思想衍生之影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
[16] 李细珠：《曾国藩与倭仁关系论略》，王继平、李大剑主编《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岳麓书社，2007，第387页。
[17] 萧一山：《曾国藩传》，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37页；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78，第419页。
[18] 《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182页。
[19] 杨国强：《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82页。
[20] 《易言·论公法》，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66页。
[21] 王韬：《洋务上》，氏著《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第49页。
[22] 王尔敏：《中国近代之自强与求富》，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
[23]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朱维铮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第402页。
[24] 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华世出版社，1977，第14页。
[25] 王尔敏：《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38页。
[26] 郑观应：《商战》，氏著《盛世危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第238页。
[27] 关于近代以来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及其思想特征，参见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联经出版公司，2007。
[28] 王韬：《杞忧生易言跋》，氏著《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8，第323页。
[29] 薛福成：《代李相伯答彭孝廉书》，氏著《庸盦文编》卷2，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第39页。
[30] 柯文（Paul A.Cohen）认为，在这些人当中，王韬可能是个例外。在他那里，“道”并不特指中国文明的本体，而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同时，柯文也指出，王韬将“道”普遍化的结果，并未导致儒学传统的终结。见Paul A. 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52-153.
[31] Joseph R.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s：A 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p.77-78.
[32] Max Ko-wu Huang，The Meaning of Freedom：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48-249.
[33] 李国祁：《满清的认同与否定——中国近代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认同与国家》，1994，第91—130页。
[34] 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3页；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
[35] 关于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成果颇多，如James Reeve Pusey，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第19卷第2期，2008年。
[36] 除了严复从西方文本的直接翻译之外，晚清进化论思潮的兴起与日本也有关联。进化论在传入中国之前已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现代思想观念的一部分。清末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到日本之后，也有意识地通过日本这一渠道，间接学习西方思想文化。进化论传播中的日本中介作用，参见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第二章。
[37] 〔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378—379页。
[38]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64页。
[39] 〔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第57—58页。
[40] 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595页。
[41] 王天根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易学与西学之学理”、“易理与天演”、“易学与人之性理进化”以及“易学与社会兴亡盛衰论”的关联。参见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第29—38页。
[42] 《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481页。
[43] 《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263页。
[44] 佚名：《与同志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第403页。
[45] 《〈游学译编〉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73页。
[4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第24—25页。
[47]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167—168页。
[4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55页。
[49]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82页。
[50] 佚名：《中国之改造》，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18页。
[51] 社区社会（Gemeinschaft）与结社社会（Gesellschaft）两者之区分，由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强调。一般而言，前者指传统社会中重视感情与道德，以农业为本的小村生活，后者指因都市化进程而日趋复杂化的市民社会。相对社区社会而言，在结社社会中，道德与人情更加淡漠，组织关系、思想状况也更加多元。参见〔美〕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联经出版公司，1992，第130页。
[52] 君平：《天演大同辨》，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873页。
[53] 《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10页。
[54] 《记斯宾塞论日本宪法语》，《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36页。
[55]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第100页，转引自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第63页。
[56] 《自由书·文明三界之别》，《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340页。
[57] 佚名：《与同志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94页。
[58] 张继煦：《湖北学生界·叙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439页。
[59] 〔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95页。
[60] 《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663页。
[61] 张鹤龄：《彼我篇》，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
[62] 《〈游学译编〉叙》，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73页。
[63] 佚名：《权利篇》，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83页。
[64] 佚名：《教育泛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01页。
[65] 《癸壬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2—13页。
[66] 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1页。
[67]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 94.本章以下阐述，参见此书关于谭嗣同的章节，以及氏著《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新星出版社，2006。
[68] 刘纪蕙：《丰其蔀，日终见斗：重探谭嗣同的心力观》，《“现代主义与翻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第17页；李泽厚：《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氏著《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69]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 77.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第257页。
[70] 谭嗣同思想中的佛教与基督教背景，参见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p.78-79.
[71] 《上欧阳中鹄》之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第461页。
[72] 龚自珍本人也信奉天台宗。天台宗的业感缘起学说，强调业力是一切有情众生乃至佛及其所在世界产生的根源。而所谓业力，就是指众生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这一重视心力与唯意志论的思想脉络中可知，相当多的人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第12—13页。
[73] 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第467页。
[74] 〔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第232页。
[75] 《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291页。
[76] 《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7页。
[7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763页。
[78] Hao Chang，“Intellectual Change and Reform，1890-8，”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282.
[79] 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氏著《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0页。
[80] 杨贞德：《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
[81] 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转化”思想之形成，参见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第157—194页。
[82] 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40—154页。所谓“回归原典”之风，其实发轫于明末清初，入清后方有“悬崖转石，翻腾一度”之势。关于此一问题，参见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及《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氏著《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87—120、121—156页。
[8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3、60页。诸子学之复兴，参见黄克武《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第41—90页。
[84]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第139页。
[8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页。
[86] 陈少明、单世联、张永义：《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36页。
[87] 杨国强：《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迁》，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80页。
[88]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111页。
[8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第642—652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3页。
[90]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61页。
[91]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第95页。
[9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4—65页。
[93]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第243页。
[94] Hao Chang，“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0-8，” in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1，p.290；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53.
[95]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第237页。
[96]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第234页。
[97] 根据萧公权之论，康有为的思想历程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80年代到1920年代初为第一期，在这一时期，儒学和大乘佛学仍为其主要灵感来源；第二期包含康氏晚年，从较超越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106—107页。
[98]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945页。
[9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页。
[100] 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第308页。
[10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736页。
[102]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344页。
[103] 身处新旧交替的时代，康有为的思想来源及心路历程非常复杂。关于康有为的思想背景，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105页；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52.
[104] 如梁启超就指出：“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950页。
[105]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p.53.
[10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7页。
[107] 汪荣祖：《康章合论》，联经出版公司，1988，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