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乾隆时代之“士林儒学”的基本状况，参见陆宝千《清代思想史》，第五章。
[10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1页。魏源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即反映出他受到乾隆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该书收录罗有高的《书力命说辩后》，肯定“福善祸淫”，鼓励“中下为善”。参见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第219—227页。
[110] 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第476—477页。
[111] 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氏著《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12页。
[112] 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力危机与宗教兴趣》，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211页。
[113]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联经出版公司，2010，第28—29页。
[114] 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氏著《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第112页。
[115]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 64.
[116] 杨贞德：《从“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刘师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台大历史学报》第44期，2009年。
[117]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129.
[118] Hao Ch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p.137.
[119] 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文殊出版社，1987，第183页。
[120] 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第250页。
[121]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于团体》，《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22页；Xun Liu，Daoist Modern：Innovation，Lay Practice，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pp.40-76.
[122]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于团体》，《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31、234页。据葛兆光的研究，晚清以来宗教兴趣升温的直接原因，来自西洋新知识的冲击和理解西洋新知识的需要。宗教话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比附与格义的重要作用。参见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力危机与宗教兴趣》，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222—228页。
[123]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于团体》，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30页；Xun Liu，Daoist Modern：Innovation，Lay Practice，and the Community of Inner Alchemy in Republican Shanghai，pp.273-276.
[124] 〔美〕康豹（Paul Katz）：《一个著名上海商人与慈善家：王一亭》，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76页。
[125] 〔美〕康豹（Paul Katz）：《一个著名上海商人与慈善家：王一亭》，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93页。
[126] 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第249、253、256页。
[127]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第197页。
[128]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40页。
[129] 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学海》2007年第7期。
[130] 〔美〕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第88页。
[131] 《民报》第3号号外，转引自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第152—153页。
[132] 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论述，“人民主权”是现代性社会想象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就国家政治正当性而言，古老的观念转化为人民主权，首要的是“切断与神秘的古老时代之间的联系”，将人民主权的建立变成“一种可以在当代的纯然的世俗时间里，透过集体行动完成的事务”。参见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李尚远译，商周出版社，2008，第175页。
[133] 对立宪派人士的信仰及其成因的分析，参见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1993年；《立宪派与清季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34] 以下分析参阅并转引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第220—221页；黄克武《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传记文学》第98卷第5期，2011年，第52—64页。
[135] 梁启超对于民权与君宪之间关系的看法因时而变，在此无法细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政治上之道德”的重视，甚至认为这是“立宪的必要乃至最要条件”。梁氏借鉴欧洲，以为其政治进步之原因，非徒在其人民之“智识”，而实在人民之“品性”。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第813页。
[136]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第789页。
[137] 〔美〕杨格（Ernest P.Young）：《廿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改革和共和革命》，李国祁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第67页。
[138] 邹容：《革命军》，《革命的火种：邹容、陈天华选集》，文景书局，2012，第 4页。
[139] 朱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28页。
[140]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193页。
[141] 萧一山：《清代通史》（4），第2262页，转引自亓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第9页。
[142] 重新理解立宪派在晚清政治实践中的历史角色，有赖于近三四十年来张朋园、汪荣祖、张玉法等一批台湾学者对于清末社会复杂场景的深度诠释。同时，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也与周锡瑞、玛丽·兰金等海外学者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进展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晚清的政治变革直至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是汇集了各种社会力量之后共同形成的，而并非如传统“革命史观”所论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完全垄断性的政治力量。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参见黄克武《改革与革命——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传记文学》第98卷第5期，2011年。
[143]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226—230页。
[144]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110页。
[145] “国性”问题是民初政治正当性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参见许纪霖《个人、良知和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1期。
[146] 《过渡时代论》，《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465页。
[147] 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478页。
[148] 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点出此种关系：“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参见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218页。
[149] 章氏的“俱分进化论”甚至还影响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改革的看法。墨子刻指出，“新左派”一方面同意乌托邦主义行不通，另一方面则以章炳麟的佛教精神为基础，强调中国在现在的改革过程中有办法避免传统儒家乌托邦的缺失。参见〔美〕墨子刻《乌托邦主义与孔子思想的精神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9页。
[150] 有关“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讨论，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第23—45页。
[151] 罗志田：《知识分子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93页。
[152]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131—134页。
[153]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143—144页；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二十一世纪》第2期，2001年。
[154] 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3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