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是国家观念的变化。国家观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外在性关系的变化，即传统“天下观”的破灭，二是内在性关系的变化，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国家观念的根本性变化，自然要导致价值体系的重构。
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新的社会知识、社会观念的引入、滋生、发展过程，都不是一种纯逻辑、纯观念、纯知识的发展演进，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变动、变革、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此种思想、观念史，不能仅做纯文本分析、解说、阐释，而应将思想、观念、知识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分析考察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文本（text）只有在脉络（context）中才能显示其意义，否则洋洋洒洒，宏论迭出，实则游谈无根，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
一 “天下”的破灭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
《尚书·禹贡》把天下分为五个同心而具有阶级性的地区，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蛮夷属于要服，他们需要中国的控制管理，每三个月贡赋一次，而戎狄则属于荒服，相对于蛮夷离中国更远，因此他们只需一年贡赋一次。顾颉刚先生在《禹贡注释》中认为，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绥服”，这是介于中原和外族间的地区，应当给它安抚和羁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里推广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顿武备来保护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唤作要服，要服以外四面五百里唤作“荒服”。荒服、要服都是外族所居，同时也是中国流放罪人的地方。“照这般说来，那时的天下（甸、侯、绥、要、荒）共计方五千里，中央政府势力所及的地方（甸、侯、绥）所谓‘中国’也者，是方三千里，而直属于中央的王畿（甸）则只有方一千里。”[2]对历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规规整整的区划，史学界一直有争论，但重要的是，它说明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就是如此。
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严夷夏之辨却是在春秋时期。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甚至被赋予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蛮”为蛇种，从虫；“貉”为豸种，从豸；“狄”本为犬种，从犬；“羌”为西戎，羊种，从羊。《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人救邢。”《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主“和戎”，但也是将戎作为“禽兽”看待。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语·周语》：“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
在现实中“华夏”不能不与“狄夷”接触，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虽然孔子及后来的孟子主要是从文化意义上歧视“狄夷”，而不是从种族意义上歧视“狄夷”，但这种文化歧视是严重的。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扬、高度评价“尊王攘夷”，经过“尊王攘夷”，华夏与狄夷的地理边界与文化边界已清晰划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华夏衣俗不同的“被发左衽”，成为野蛮的同义词。对此，《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应该被惩罚。
而先秦已有的将狄夷看作“禽兽”“豺狼”的种族歧视论，依然影响深远。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云：“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
先秦到两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时代，也正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华夏对其以外的世界或做了“妖魔化”处理；或认为他们是“禽兽”“人面兽心”，种族低劣；或认为其文明、文化低劣，以此妖魔化的“他者”为镜像，塑造、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优越、优秀、高等的形象。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华夷二元对立世界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直到1930年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称谓多有“犭”旁或“豸”旁。人类学研究表明，宋元以来东北、西北少数民族已少有用虫兽作偏旁命名者，但西南少数民族仍用虫兽作偏旁，如猺、猫（今苗）、獞、犵狫、犵獠、犵狑等等。而明清时加“犭”者更多，如猓猡、猓黑、猡缅等近百种。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才下令废除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带有严重歧视性称谓，改正原则大体是将此类偏旁改从“人”旁，或改用同音假借字。[3]这种歧视，从官员的奏稿用词中也可反映出来。2007年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凡例”的第十条写道：“原稿中有少量污蔑少数民族的用词用字，如猺、等，整理时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作了必要改动。”[4]亦从一侧面说明此点。
这种居高临下地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处于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到明清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其主要内容是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即颁发敕文（诏敕）承认其地位。
就在清人1644年入关、开始进入“华夏”、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不久，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于1648年在欧洲形成。1618—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10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选任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
不能忽视的是，在此条约诞生之前，对欧洲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早已在意大利发生，新大陆、新航线已经被“发现”，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开始，欧洲已经开始其全球性扩张……这些，都预示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迟早会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华夷秩序”发生冲突。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中英两国间的礼仪之争就是这种冲突的先声和预兆。
这一年，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极欲扩大商品市场，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使，率领有700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企图打开中国市场。这位大英帝国的特使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时处盛世的大清王朝，上上下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吾皇”天威远被，使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主动成为中国属国。中国地方官在翻译英方有关信函时，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话语系统将其格式、用词译成下对上的禀帖，来华经商的英国商人被译成“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十全老人”乾隆帝阅后大喜，批示：“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5]马氏一路受到中方热情款待，但其船队被插上“英吉利贡使”的长幡，他们礼品清单上的“礼物”被改为“贡物”，马氏“贡单”上原来的官称“钦差”被清朝官员认为有违天朝体制改为“敬差”或“贡差”……其认知系统决定了“天朝”从皇上到臣民只能从狄夷“向化”、主动要成为中国藩属的角度理解此事。
然而，双方最后终因晋见皇上的礼节而发生激烈的礼仪之争。中国认为，既然是“贡使”来“进贡”，晋见皇帝时当然要像其他属国的贡使一样，按“天朝”体制，代表本国君主向“万国之主”的中国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对此，马氏坚决不同意。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双方一直为是否下跪争论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权倾一时的和珅专门为此会见马氏，亦无结果。
最终，乾隆帝知道此“夷”并非要来成为属国，至为不快，命其离开中国。同时，乾隆帝仍以“上”对“下”颁发“敕谕”，对英方派驻使节的要求，乾隆断然拒绝，对英国提出的通商要求，他也断然拒绝。马氏一行最终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公元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时隔23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W. P. Amherst）为特使来华，根本目的仍是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然而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仍拒不跪拜，嘉庆帝大怒，也像乾隆帝一样，给英国国王颁发“敕谕”一封，拒绝了通商要求。
此时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20余年，嘉庆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仍满是“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来朝”“向化”等华夏中心论观念，对一个“新世界”的来临一无所知、一无所感。
若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出发，乾嘉之际这两次英国使臣来华要求通商、互派使节，本为中国稍敞大门、与外部世界广泛接触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历史机遇丧失。这种礼仪之争背后潜藏着两种不同世界体系的碰撞冲突。最后，英国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朝贡体系一点点屈服，中国终于在血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现代世界体系。
中国不“中”
“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而且，这种观念不仅是地理的，更是伦理的，中国位居中央，以“华夏”对“四方之夷”。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天圆地方、中国居中的传统观念也随着现代地理学的传入开始一点点坍塌。
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已将“地圆”的现代地理学介绍进来。1602年，利玛窦（M.Ricci）绘成的《坤舆万国全图》刊行。在这一地图中，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有关五大洲的知识，第一次将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到了中国，介绍了“地圆说”。但他知道“中国中心观”根深蒂固，因此对图做了某种修改：“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他把地图上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转移，在地图左右两端各留下一条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图的中央。”[6]尽管如此，地圆说仍受到激烈批判，被目为邪说惑众，清初魏濬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严厉指责利玛窦介绍的地圆说：“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图，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7]当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73年向乾隆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时，大儒阮元严批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8]在此压力下，现代地理学的传播非常有限。
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少数先进之士“睁眼看世界”，从“悉夷”的角度了解、介绍世界。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839年4月，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曾拟就给英国国王的照会一件，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贩卖鸦片，照会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允许外贸是“天朝”对英国的恩惠。1839年9月初，虎门销烟已近三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给道光帝上折，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9]近一年后，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10]
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之所以会有“英夷”腿不能屈竟至“一仆不能复起”之说，乃源于乾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不愿向乾隆帝行跪拜之礼，中国官员对不向皇帝下跪确实难以理解。于是有传言说这些“英夷”不是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而是因为他们膝盖压根就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下跪。此说流传甚广，林则徐亦明显受此影响。在同代人尤其是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人，尚不能不受此影响，适足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所致。
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所以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齿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至幕中，确难为世人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17日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禆治文（E.C.Bridgman），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所编《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林则徐从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以探悉夷情，着重了解鸦片生产、销售以及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起，对外部世界的更广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曾任东印度公司长驻广州的“大班”德庇时（J.F.Davis）所著《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中国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国际法》（Law of Nations）的选译，定名为《各国律例》。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的开始，意义委实重大。
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1842）出版。一些有关外夷的书，也在这一阶段出版，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纪行》（1846）、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分图共75幅，界划非常清晰。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足见其历史意义之深远。但或是囿于成说，或是惧怕这种介绍的颠覆性后果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魏源在《海国图志》附加的《国地总论》中自己又撰写了《释五大洲》和《释昆仑》两篇文章，强以坟典为依据，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中心”。他认为五大洲就是坟典所说的四大洲，美洲是“西牛货洲”，而西洋人所说的亚、欧、非三洲应为一洲，即坟典所说“南赡部洲”，另有“东神胜洲”和“北具庐洲”因阻于南冰海和北冰海而未被发现。他又论证亚洲所处的“南赡部洲”为四洲之冠，然后又论证中国在亚洲居优越地位。其理由是坟典说赡部洲有四主，东方人主，南方象主，北方马主，西方宝主；中国在东方，所以是“东方人主”，“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1]
《瀛寰志略》为福建巡抚徐继畬所著，共10卷，约14.5万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是大胆的非法之举。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到“亚细亚以中国为主”，在定稿时却有所顾忌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主”。[12]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不得已的苦衷，可从中略窥一斑。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而“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13]“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14]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不屈从。而徐的友人刘鸿翱为此书作序时仍强调：“夫中国者，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肢。”[15]
这些书出版后，引起极大的非议和激烈的批判、指责。徐继畬被指“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听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16]魏源也受到激烈指责。结果，这类书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的耻辱，是中国的危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一次机会。但是，清朝从上到下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愿正视现实，最多从传统狄夷边患的角度理解此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无根本性变化。在鸦片战争时，自古就有的华夏与狄夷人种的生理构造不同论仍大有市场。有人认为是这种生理构造不同导致“立教不同”；有人认为夷人眼睛不能夜视，清军可以夜袭获胜；有人认为夷人膝盖不能弯曲，无法平衡，可以用长竿将其捅倒；甚至林则徐都认为夷人无中国大黄、茶叶即肠塞不通，可以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作为制敌手段……本来，战后以魏、徐之作为代表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书应能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华夏中心论，但巨大的保守氛围使他们的心血之作作用有限，结果，在10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许多官员奏章中的御敌之策竟与10年前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白缴了鸦片战争的“学费”，浪费了一次失败、一次危机和一次机遇。
当18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魏、徐之作才受到重视，被大量刊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了“华夏中心论”的樊篱。
1875年，郑观应发表《论公法》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应抛弃华夷观念，加入到国际公法体系：现在“各国之借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根据：“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17]
郑观应为中国早期启蒙者之一，有此启蒙思想者当是少数，但能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毕竟说明了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当然，此时距鸦片战争的爆发已30余年，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
体制屈从近代国际体系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体现。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
但鸦片战争开始后，这种状况不得不渐渐改变。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自视天朝上国的观念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建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
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这样清政府仍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同时，还表明清政府认为与西方列强的交涉只是临时性的，拒不建立统一的常设外交机构。但这毕竟表明清政府还是被迫承认自己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在1858年6月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列强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通商口岸由原来的5个增设为13个，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俄国早就与中国有来往，以前一直由礼部、理藩院分管俄国事务，但1858年的中俄《天津条约》在俄国要求下，规定今后俄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再由礼部、理藩院掌管，而由俄方与清军机大臣或特派大学士往来照会。与俄国的这种改变，使其他列强也提出类似要求。这样，清廷不能不建立一个中央级的专门对外机构。
对《天津条约》，咸丰帝一直非常不满，想以免除全部关税换取《天津条约》各项条款的废除，使中外关系恢复到五口通商的水平，但清廷最怕的还是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公使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热河，指定恭亲王奕留京与英法联军谈判。10月下旬，奕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由于各国公使要常驻北京，再加列强要求中国成立一个中央级对外交涉机构，于是清政府在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向现代体系又跨近一步。为了表示对外的轻视，它成立时的规制一切因陋就简，暗寓不能与原来各衙门相比，以示中外仍有高低之别。所以，总理衙门的衙址也选定一民宅，由于其大门仍是民宅式样而非官宅，怕外国人抗议，于是仅将大门草草改成官衙式样。更重要的是，由于是临时机构，所以从总理衙门大臣到章京、郎中，全都是兼职。
总理衙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1901年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
有外交有关系的国家互派外交使节是现代国际关系惯例，然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时，清政府迟迟不愿派中国使节驻外。对外国提出的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的要求、建议，总理衙门的回答总是否定。因为千百年来中华一直是“万方来朝”，只有其他蛮夷之邦派贡使来中国朝拜之理，绝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但此时环境大变，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非常被动地派驻驻外使节。
1875年初，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驻华公使派马嘉理（A.R. Margary）到中缅边境探路，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1876年9月中旬，清政府与英国在烟台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答应英国种种要求，结束此案。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大都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可见“华夏中心论”是有深厚民众——至少是士绅——基础的，亦说明观念改变之艰难。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前往英伦，一方面“谢罪”，一方面出任驻英公使。几乎同时，清政府任命了已在美国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陈兰彬、容闳为出使美国正副使臣。中国对外派驻常驻使节，以此开端。
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派遣了常驻使节，但总理衙门本不是专门外交机构，而是一个类似内阁的机构，因此办理外交并不专业。总理衙门官员至后来仍是多为兼差，办事自然迁延拖沓。事实说明有成立外务部的需要，外国人也一再提此要求建议，但清政府并不考虑。虽然总理衙门已存在几十年，权限越来越大，但从建立时就被规定是临时机构，一旦外国人全部离开中国就立即裁撤，以符旧制。如果一旦设立外务部，而外务部不可能是临时机构，就意味着再不可能符旧制。因此几十年后清廷仍无意也无人敢设立外务部。
直到1901年7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急于向列强求和时，才颁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班列六部之前，并于9月7日将其写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但相对于总理衙门，外务部在清中央机构中的地位（至少是名义上）更高，职能更加专门化，是中国外交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从自古以来的理藩最终转向外交的标志，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实现接轨的标志。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总共70余年时间，而从华夷秩序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轨这一步就走了60余年。而且，每一步都非常被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礼仪”屈从近代国际体系
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引发了觐见皇帝“礼仪”问题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在鸦片战争之后更加激烈，完全无法回避。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廷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不过几经英法武力威胁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并且中英《天津条约》专有一款对礼仪做了承诺，承认英国是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英国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可不行有碍于国体之礼，而行与英国派到西方各国使臣拜见该国国主时同样之礼。该条约强迫中国实行现代国际体系之礼仪规范。
虽然签订条约，但清政府并不准备履约，不许外国公使驻京。后来不得不允许外国公使驻京，但仍不准备履行有关礼仪的条款。咸丰帝以逃避热河严拒接见西方使节后，不久就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递交国书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但这一条款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觐见皇帝之礼迟早会提出来。对此，朝廷自然一直担心不已。
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为清政府一直认为，外国使节驻京本就是对几千年“天朝”体制的破坏；而且，“万邦来朝”不需“天朝”对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驻外，更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然而，这几年中外交涉越来越多，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大臣真切地感到，在与外国交涉、谈判中，外国对中国情况非常熟悉，而中国对外国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国在中国驻有使节，而中国没有驻外使节。承认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而且，随着《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对列强是否会趁机“索要多端”担心不已。修约关系礼仪，各路大臣纷纷发表意见，虽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持开明态度，但反对意见更加强烈、更有力量。
此时朝廷急欲事先遣使各国了解对修约的态度，但又根本没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识和国际礼仪官员，找不到能担此任者。而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驻华使节晋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行礼，而中国是“天朝上国”，中国使节觐见外国元首、皇帝绝不能行下跪礼，况且外国也不要求中国使节行下跪礼；不过，问题接着就来了，本就不愿对中国皇帝行跪礼的“化外之邦”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中国使节不对外国元首行跪礼，外国使节同样也不必对中国皇帝行跪礼。
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对外派使了解情况，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礼”又使中国不能对外派使。正在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两难之际，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5年任期届满卸任，来到总理衙门向恭亲王奕辞行。本来一桩例行公事的外交应酬，却非常意外地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蒲安臣于1862年7月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他驻华期间，注意与中方沟通，因此奕等对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欢送蒲安臣卸任的宴会上，听到他表示今后中国如与各国有“不平之事”，自己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使节这番客套话时，奕灵机一动，认为如真能请他为中国外交使臣，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体制问题和中外礼仪的纠葛。因为他毕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所以他不向外国国家元首行跪礼，不能成为外国驻华使节见中国皇帝时不行跪礼的理由。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首先阐明了中国派使的重要性，然后大大赞扬蒲安臣一番，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18]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既不失中国体统又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所以立即批复同意。清廷决定委派蒲安臣作为中国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使团出访。使团随行人员有30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充任翻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
由于蒲安臣毕竟是外国人，又是中国首次派使到外国访问，清政府对其权限、注意事项都做了一系列规定，但清政府最担心的仍是礼仪问题，所以对礼仪问题的指示最为详细，要求中国使团不必见外国元首，“或偶尔相遇，亦望贵大臣转达，彼此概免行礼。候将来彼此议定，再行照办”。每到一国，国书并不直接交给该国元首，而是由该国官员转达，并且要说明将来有约之国给中国皇帝的国书“亦照此而行，庶乎礼节不致参差”。“如有欲照泰西礼优待者，贵大臣不能固却”，但必须“向各国预为言明，此系泰西之礼，与中国体制不同，因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不必援照办理，不得不预为声明”。[19]
中国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从无国旗之说，但外交使团出访则不能没有国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间设计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方向上，中国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于4月初抵美国旧金山，6月初，使团来到华盛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来到白宫，他并未遵从总理衙门的训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礼仪谒见美国总统，呈递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国书。以后在访问其他国家递交国书时，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礼节。9月，蒲安臣使团来到英国。1869年1月初，使团到达巴黎，后又到德、俄等国。1870年2月2日，使团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在俄期间蒲安臣突然发烧，病势有加无减，终至不起，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国教堂内为蒲安臣举行了丧礼。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有意思的是，志刚在觐见三国国君时，也亲递国书，采纳国际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礼节。最后，使团在志刚的率领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