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特拉教“剽窃”在罗马世界盛行的各种宗教的教义，有意将自己和其他宗教混同起来。比如，密特拉教将密特拉神和太阳神索尔相联系，称密特拉为“不可战胜的太阳神”。同时在自己的神庙里，供奉当时流行的各种神祗。加入密特拉教，不必放弃自己本身的信仰，所以信徒的数量迅速增加。
宏伟的埃及神庙
密特拉教的神秘礼仪以及对灵魂拯救的许诺，无疑对于士兵和奴隶阶级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使必须依赖于军队和被释奴隶来统治帝国的皇帝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崇奉密特拉教，而骑士元老们为了获得皇帝的赏识也大量加入密特拉教。与此同时，密特拉教对上层百般讨好，最高教阶基本由元老垄断，皇帝则被说成是密特拉的助手或化身，也赢得了统治阶层的赏识。同时，密特拉教崇尚罗马传统的占星术，也起到了吸引信众的作用。
然而，这种为了传教不惜代价，甚至放弃教义的严肃性的做法终究是太过于急功近利的，因此当在教义纯洁性、教团严密性、教规严格性各方面远远胜过密特拉教的基督教后来居上，并开始向军队和贵族扩张的时候，一盘散沙、依赖于统治者垂青的密特拉教便难以招架了。4世纪时，基督教会的地位逐步提高，先是获得合法地位，尽管后来一度遭到迫害，但终于在帝国时代末期成为国教。失去统治者庇护的密特拉教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狂热的基督教徒狂暴地破坏密特拉教神庙、驱逐甚至杀害密特拉教教徒。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这个罗马帝国中人数众多、教中不乏地位显赫教徒的宗教毫无还手之力。很快，密特拉教便在帝国之中销声匿迹，但是人们依旧在二百多年后的乡村中，发现下层基督徒们总是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向太阳鞠躬，向它祈祷。
然而，密特拉教虽然被基督教所毁灭，却在基督教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圣诞节：密特拉的生日是儒略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是274年由罗马皇帝奥勒良指定的，这一天正好是圣诞节。而关于耶稣的生日，除了《新约》教会早期文献几乎没有记载，而现代学者研究推断《新约》里耶稣的生日具体不详，但绝不会是冬季。把圣诞节固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之时，已经是奥勒良的命令发布百年之后的事情了。圣诞节是基督教“剽窃”密特拉教，这一点显而易见。
圣水：据出土的祭坛显示，密特拉坐在大石头上，用手指着放在地上的大罐子。罐子里的水正慢慢地涌出来。而站在图下方右手边的人用手杖指着大罐子，左手边的人则打算用手中的容器去接水。这个场景和基督教中的上帝神迹非常相似。《出埃及记》中，众人向摩西讨水，摩西求助于上帝。上帝令他用手杖敲击巨石，巨石就流出水来。
埃及神庙的壁画
圣餐：密特拉教的圣餐使用面包和酒。教徒认为他们通过面包和酒得以重生。这与基督教完全相似。
修道：为了把教徒和救世主联系起来，密特拉教发展出一整套考验措施。为了阻扰一般大众，这些考验是很严苛的，以至于它们的名字就叫做惩罚。比如斋戒50天、长时间游泳、触摸火焰、在雪地里躺20天、被鞭打两天、在沙漠中绝食等等。这些可怕的折磨要了很多教徒的命。而基督教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
《出埃及记》中的圣水
早期道教的汉末秘密战
作者：明月吹箫
今人所作《梦游天姥吟留别》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这行诗句出自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抒发了诗人对成仙梦幻破灭后的怅然若失与对修真得道的热切向往。几千年来，道教总是与绮丽的神仙传说、神秘的符咒丹药、高迈的仙风道骨、优美的丝竹书画乃至于高道、女冠们的风流韵事联系在一起。浓厚的浪漫色彩与旖旎的美丽光环笼罩着这个已有近两千年历史、拥有千百万信徒的庞大教会，以至于让世人有意无意地忘却了道教早年数个世纪的时光里曾有过的梦想、血腥、阴谋与悲壮。
早期道教是指东汉发轫期的道教。三国之后的道教，依旧有着张天师家族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坠的千年传承，有着孙恩、卢循重创东晋王朝的巨大震撼力；有着寇谦之、葛洪、陶弘景的神话色彩；有着王重阳、丘处机的传奇经历与全真道的极盛一时；有着张三丰的神话般传说与武当的异军突起；有着宋徽宗、明世宗这样对道教痴迷的皇帝；有着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但匍匐在帝国体制下，以长生不老的诱惑和对民众的教化之功来求得朝廷恩宠有加的道教领袖们，早已忘却了他们的先祖曾有过的对清平世界的追求与不惧强权的舍死忘生，而热衷于邀宠献媚，以博得权位名利。道士们几乎完全纳入朝廷的掌控之中，他们拥有和世俗官员一样的品级与俸禄，早期道教那种在历史烟云中时隐时现却能倾覆一个四百年王朝的神秘势力也不复存在。
一 《太平清领书》的秘密
关于道教的创始者，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生活于东汉中叶的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张陵）。据天师家族第42代传人、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张正常所作《汉天师世家》记载，张陵为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八世孙，沛国丰邑（即刘邦的故乡）人。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出生于天目山，7岁时便能领悟老子道德经的奥秘，通晓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而后进入东汉的最高学府——太学，成为一名太学生。25岁时被举荐给朝廷，任命为江州县令（今重庆），后来辞官归隐于洛阳北邙山。北邙山历来便因“风水”尤佳而成为洛阳显贵们的墓葬之所。相传老子正是在北邙山上用太极八卦炉修炼成仙丹，乘青牛飘然西去的。张陵来到这里后，潜心修习黄老长生之道。他研读了《道德经》、《河图》、《洛书》以及谶纬之学。3年后，据说得到了《黄帝九鼎丹法》，相传神兽白虎曾口衔符咒赠与他。在信奉谶纬神学的东汉朝廷看来，张陵是难得的人才，所以两代皇帝都曾派人召他回朝为官，甚至不惜以太傅的高位和县侯的封地来诱惑他。然而，这天大的诱惑也没有动摇张陵的修道之心。56岁时，他和弟子王长沿江淮南下，渡过鄱阳湖，来到江西云锦山，在那里修炼成了九天神丹。炼成之日，有青龙白虎出现，所以云锦山就被命名为龙虎山。年已花甲的张陵服食神丹后返老还童，便回到中原，在嵩山石室里得到了三皇五帝时代的道经。
99岁时，张陵携弟子来到巴蜀之地，定居于鹤鸣山，依据《太平清领书》继续研修道术。108岁时，张陵自称太上老君于正月十五日降临，亲手授给他《正一盟威秘箓》、法印（三五都功玉印）、法剑（雌雄斩邪剑），封他为“天师”，要他推行“正一盟威之道”（即天师道）。于是，张陵尊奉老子为教祖，《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创立道教组织，制定教规仪式，设立二十四治（即二十四个教区）。因凡入道者都必须交纳五斗米，所以也被称作五斗米道。由于张陵得道而创立道教，所以就被信徒们称作“张道陵”。张道陵于119岁时“羽化升仙”，其子张衡继任，而张衡的儿子则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张鲁。
天师道传说中的道教祖庭四川鹤鸣山
道教始祖张道陵的故事固然传奇动人，但明显带有神话色彩及虚构痕迹。这样的表述使得道教的诞生史笼罩着层层迷雾。而真正的道教诞生史虽没有如此浪漫玄幻，却因其风云激荡而更加震撼人心。
道教的诞生，始自一部传奇经书《太平清领书》。该书据说是于吉所得神书，由其弟子宫崇献给朝廷。整本书写在白色的丝帛上，每篇的题目都用朱色写成，写在上面的文字则是青色的，故名。它是一部多达一百七十卷的鸿篇巨制，内容庞杂，显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被认为是道教的开创性经典。《太平清领书》虽然思想复杂，但主体却是谶纬神学与巫术鬼道。这正是东汉朝廷一直尊崇的，而其作者的意图也在于挽救汉家危亡。然而，它不但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反而被认为是“妖妄不经”，被束之高阁。几年后，上书陈奏推荐此书的方士襄楷则被加以“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的罪名，囚禁两年之久。
究其原因，是《太平清领书》中有着对大汉帝国致命的威胁：“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治太平均”、“无复不平”乃是高于一切的真理，皇帝虽尊也不过是天子，而“太平”是天道，自然比皇帝的权威更高。而一句更激烈的话语更是直指天地间的不公：“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灭食，此太仓之粟，并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恶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太仓”、“小内”乃是指的皇家的仓库，其中的巨万财富来自“万户”的“均输”，原本应该由“万户”来“衣食”之，然而却被“独鼠”、“一人”所吞噬，“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如此残暴不仁的君主，自然失去道统上的权威了。而“人无贵贱，皆天所生”这句两千年前的“人权宣言”更是穿越时空，震撼人心。
然而，这部对朝廷具有莫大威胁因而被封存于宫廷中的“禁书”，却莫名其妙地落入了一位名叫张角的人手中。汉朝时印刷术尚未出现，不存在后世的出版事业，而藏于朝廷之中的“禁书”更不可能公开发行，一位民间术士是如何得到的，千年后想来依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不是张角有着不平凡的出身经历，便是朝廷中有位位高权重者故意为之。
二 张角与黄巾起义
张角出身于钜鹿张氏，钜鹿张氏是一个著名的方术世家。燕赵之地原本便是方术、阴阳家众多的地区，秦始皇、汉武帝时代的著名方士中就有多位来自此地。而道教的诞生无疑深受阴阳家方术的影响，后世道教中的神仙谱系和炼丹修真多源自阴阳家。
张角得到这部书后，自称“大贤良师”，创立了太平道。“太平道”一词源于《太平清领书》中所云“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太平道”当然不可能向信徒宣扬长达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甚至除了教会高层外也许信徒大多不识字。真正让这个小小教派几年间便成为拥有数十万信徒的庞大组织的原因，其实来自于一场规模及危害都十分巨大的传染病。
东汉末年，中原不断发生瘟疫，仅在灵帝时代，就有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共五次之多。“建安七子”中有四人死于瘟疫，张仲景家族二百口死亡约三分之二。据估测，东汉年间共有两千多万人因瘟疫而死亡，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场可怕的瘟疫被称作“伤寒”，但并非今日所说的伤寒病，其中也许包含了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疾病，甚至可能有匈奴人当年为了抵御汉军而播撒下的出血热病毒。瘟疫令许多家族灭绝，“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出自曹植《说疫气》）。曹操曾在名作《嵩里行》中沉痛的描绘了当时的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惨烈的瘟疫却给了太平道成长壮大的机会。《后汉书·皇甫嵩传》描述，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称太平道“为符祝，教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此人不信道”。面对瘟疫，张角的方法是让患者忏悔自己的过失来赎罪，并让患者服下“符水”治病。这种治疗方法虽然看似荒诞，但从其能发展到数十万信众的效果来看，如果没有明显的疗效是做不到的。太平道一定使用了中药、气功治疗、心理疗法等方法，只为这些治疗方法蒙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而已。治疗瘟疫为张角和太平道赢取了巨大的社会声望。据史书记载，太平道几年间便拥有了几十万信徒，势力发展到青、符、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当时汉朝一共有十三个州）。为了投奔张角，大批的信徒变卖家产、千里奔走，上万人在路上得病而死。太平道的崛起也曾引起统治阶层中部分官员的警惕，他们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加以镇压剿灭。然而，此时的朝廷高官包括皇帝本人都信奉黄老道，在他们眼中，张角也是在传播教化人心的“善道”，所以并未理睬。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即产生于汉末大瘟疫的背景下，但这位医中圣手自己的族人也大半死于瘟疫
就算张角在创教之初只想着扶危济困、救治百姓，但随后接踵而至的巨大成功，无疑激发了他的梦想（或是野心）——创建一个“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的“太平世界”。无论这是一个追逐清平世界的伟大梦想，还是一份违逆自然的狂妄野心，他确实义无反顾地去做了。而此时的天下大势也让他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自汉章帝之后，东汉朝廷便陷入外戚当政和宦官专权的血腥循环之中。有汉一代，朝政被七个庞大的世家大族所把持，而皇帝则只能依赖于宦官集团以暴易暴。再加之两次党锢之祸后，正直士大夫遭到残酷的摧残，朝政失去制衡，日益走向腐败与黑暗。而东汉中后期恰恰是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连绵不断的瘟疫、灾荒与边境战争，使因长期内讧而变得虚弱的朝廷应接不暇。虚弱的帝国中央政权，已失去对世家豪门兼并困苦的控制力，也无力再对百姓加以赈济扶助。绝望中的民众发出了“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的呐喊，而张角这样一个救世主的出现，正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希望。救治万民的疾患固然让他们感恩戴德，传说中无忧无虑的太平世界，更是让苦难中的民众憧憬向往。
张角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梦想。他将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又在天下各郡国派出八名使节，联络呼应。“三十六方”正来自《太平清领书》：“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太平道不但在民间拥有数量庞大的信徒，其势力也渗透到了朝廷内部，连身居高位的大宦官中常侍封谞、徐奉都信奉了太平道，甚至皇宫中很多卫士也是太平道信徒。为了动员信众，张角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现在多认为是太平道借用了“五行循环学说”，想以尚黄的土德来取代火德的汉朝，之所以说“岁在甲子”，一则是因为起义的日期预定在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年），更因为《太平清领书》中有“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的说法。六十年的轮回之中，甲子年正是“元气初生，万象更始”，旧世界将死去，而新世界即将诞生的年头。而值得玩味的是，《太平清领书》在汉朝时曾三次被献给朝廷，又三次被朝廷所“封杀”，每次之间正好隔着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这或许仅仅是巧合，抑或是有种我们不得而知的力量在暗中操纵。
在2月初，各方首领及信徒便已着手准备。他们用石灰在洛阳的市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书写“甲子”等标语口号。一大方的渠帅马元义首先通知荆州、扬州的信徒数万人，到邺（河北临漳）城集中，准备起义。而之所以在邺城集中，也是因为“邺”与“业”同音，有创立基业之意。马元义还多次到京城洛阳与内应宦官中常侍封、徐奉约定，在3月5日[1]里应外合，一道起义。可见，整个黄巾起事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而所有的依据都是那部神秘的《太平清领书》。
油画《黄巾起义》
然而在关键时刻，太平道内部出现了叛徒。济南人唐周上书告密，得知密报的汉灵帝大惊失色，他实在想不到自己也信奉的黄老道里居然有想要倾覆汉帝国的庞大阴谋组织。他连忙告知朝廷三公与负责京城治安的司隶校尉，派遣钩盾令周斌率领官吏，去捉拿潜藏在皇宫卫士、宦官与洛阳市民中的太平道徒。结果捕杀了一千多人，马元义车裂而死。接着，朝廷派人去冀州捉拿张角，张角只得提前起事，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梁和张宝分别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天地人三将军的称谓来自于《太平清领书》：“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歧行万物治也。”起事者皆以黄巾裹头，以示“黄天当立”之意。黄巾军一时间遍及七州二十四郡，帝国四分之一的地区被卷入了这场巨大的漩涡之中。
三星堆遗址青铜人像
三 五斗米道的创立
在太平道揭竿而起的同时，巴蜀一带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教派——五斗米道。然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并不是张鲁的祖父张道陵，而是一位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人物——张修。
张修是巴郡人，与张角的传道时间大致相当。《后汉书》中记载：“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其修业，遂增饰之”。五斗米道只是习惯称法，其正式名称应该是“正一教”，崇拜的主神应该和太平道一样都是“黄天正一”，即俗称的“玉皇大帝”。五斗米道已有一套初步的教阶系统，除了信徒外，已有神职人员和简单的教制，分管不同的教务。神职人员中有奸令、祭酒、鬼吏，入道较久者称奸令和祭酒，管理一般的鬼吏。祭酒主讲《老子五千文》，鬼吏施行符水疗病的法术。而信徒所捐纳的五斗米则成为教会的经费来源。
较之太平道，张修所创立的五斗米道有自己的特征，普及的教义以较简短的《老子五千文》为范本。而“三官手书”则是借用了秦汉社会中对天、地、水三神的崇拜心理：天官赐与福运，地官宽恕罪恶，水官消解灾难。做法时，将病人的姓名写在符咒上，注明赎罪之意，然后一份放到高山之上，一份埋在地下，一份则沉入水中。还有一种办法：先让病人在静室中忏悔自己一生所犯下的罪恶，以求得神灵的宽恕。五斗米道在巴蜀汉中的盛行，自然与此地上千年的巫鬼传统有关。早在三星堆文明时代，我们就可以在那些造型独特、气度诡秘的青铜面具身上看到这种对鬼神的崇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张修的五斗米道与张角的太平道之间其实有着很深的渊源。
《太平清领书》在论述以“一师四辅”为核心的神仙谱系结构之后说：“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隶方诸上相，不可具说。”这说明张修所创立的二十四治和张角所创立的三十六方同样都来自《太平清领书》。在东西两大道派势力之上，似乎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决定者，只是由于原始道教在两大地域分别发展，本来共同的教理逐渐在当地演变，故有太平道（“蛾贼”）、五斗米道（“米贼”）之分。而不同地域的所谓创教活动，事实上就是把最初共同的经典和教理，根据各自所处社会和文化条件而进行调整的过程。吕思勉先生论曰：“案张角之起也，杀人以祠天，此为东夷之俗，修法略与角同，其原当亦出于东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平道起事的口号是“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太平经》曾三次献给朝廷，而三次被拒绝，每次之间正好相隔一个甲子。而“三十六方”之数与“二十四治”之数不但来自同一篇文章，而且加起来正好是六十——一个甲子之数！而且，三十六方不含西部之地，二十四治不含东方之地。太平道的势力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甚至远及交州（今两广、海南、北越），但却不进入益州这一发展道教的风水宝地。原始道教的这两大地域分布似乎是某个更高意志的安排，而这种更高势力的显现正是那本神秘莫测的《太平清领书》。
张角在东方起事之时，张修也在巴蜀汉中起而响应[2]，东西方两大教会历经十几年的传播壮大，终于一齐爆发出积聚多时的力量。而那个历经二百多年而始终不悔的梦想，也终于无法再忍耐朝廷的无动于衷而铤而走险。然而，对千年清平世界的伟大梦想，终究抵不过尘俗世界中的权谋与利害。衰老的汉帝国虽然已经日暮西山，但是其政权体系和军事力量毕竟还是强大的，而对太平世界的狂热与不惧死亡的勇气，终究无法弥补军事素养和武器装备的不足，尤其是缺乏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更是无法补救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在宦官和军队中有自己的信徒，但却无法渗透进实际掌控帝国政府的士族门阀之中去。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服膺儒家学说的士大夫们很难接受带有浓厚道家和阴阳家色彩的太平道，更在于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权力模式：即由于汉帝国尊崇儒学，所以高级官职大多归属于精通儒学者，而当时的儒学学术正是被几十个大家族所垄断的，所以儒学的正统地位不但是个人信仰问题，而是关系到士族门阀们权力、财富、地位的命根子。
黄巾军不过9个月时间便被汉军消灭，而张修也被迫投降，已经死去的张角甚至被开棺戳尸。看似经营多年、轰轰烈烈的一场追逐太平世界的梦想便这样灰飞烟灭了。然而，与此同时，东汉帝国经此一役，也彻底走向毁灭。在战争中兴起的军阀们尾大不掉，开始陷入长期的割据混战之中，而在黄巾军被消灭短短36年后，延续四百年的大汉帝国也走向了末日。而历史证明，被血腥镇压的教派依旧拥有着巨大的势力，不时从历史黑幕的深处冒出来搅乱着天下的运程。
发生在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选自《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中平五年，张角死后的第4年，各地黄巾军卷土重来，声势浩大。
二月，郭太率领十余万黄巾军在西河白波谷重举义旗，攻克河东郡，向太原进军。
四月，汝南黄巾军万余人攻城略地。
六月，凉州黄巾军马相等人聚众于绵竹，杀死县令李升，一两天内发展了数千人，派兵进贡雒城，杀死刺史，并攻下蜀郡、犍为，十天的时间便连陷三郡，马相自称天子，拥兵数万，又攻下巴郡，杀太守赵部。
十月，青州、徐州三十万黄巾军起事，人数与张角时不相上下。
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徐黄巾军北渡黄河，进入冀州，企图和太行山周边人数多达百万的黑山军会师，可惜没能成功。
初平三年四月，百万青州黄巾军南下作战，杀死任城国相任遂、兖州刺史刘岱，势力遍及青徐兖豫四州，自中平元年黄巾金大起义以来太平道再次达到了势力的顶峰。
同年冬天，在寿张之战中，青州黄巾军因拖家带口，在饥荒遍地的乱世中无以为生，集体放下武器投降曹操。曹操接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收编成大名鼎鼎的“青州军”。建安元年二月，汝南、颍川的数万黄巾军被曹操消灭。
与此同时，西方的五斗米道的起事也以失败而告终。教主张修在张角死后，被迫于次年离开汉中逃亡异地。
四 董扶和于吉
东西两大教派的先后失败，使一直深藏于幕后的大人物们失去了耐性，直接走上了前台。
中平五年，一位名字叫做董扶的大人物出现在漩涡的中心。据《后汉书》记载，他是广汉绵竹人，一位精通儒学和谶纬之学的大才子，因为才华横溢、名满天下，朝廷十分器重。“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先后多次邀请他出仕为官，都被他以身患重病的名义推却。直到灵帝时，才在大将军何进的推荐下，担任了侍中的显要官职（侍中是皇帝的近臣，可出入内宫，跟随皇帝左右）。董扶与中常侍封谞、徐奉、张让等人一样，均属灵帝时名臣刘陶上疏中所谓“鸟声兽心，私共鸣呼”的一类人物，他们深处帝国政治漩涡的最中心，最早知道了大汉帝国的覆灭已是不可避免，因此也最早开始寻找历史的出路。
董扶与出身皇族的太常[3]刘焉交好，告诉刘焉：“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对董扶信服备至的刘焉便向朝廷上书请求外放。正在此时，汉灵帝为了稳固对各郡国的统治，把原本的州刺史改名为“州牧”，给予统帅军队之权。刘焉既是汉室宗亲，自然被任命为益州牧，而董扶也被任命为蜀郡属国都尉，负责管理巴蜀的少数民族事务。联系到他本身就是蜀人，他劝刘焉赴益州出任州牧（太常的品级在州牧之上），实劝其尽快离开朝廷，谋求自立。诡异的是，短短一年后汉灵帝便驾崩。他虽然昏庸，但毕竟是大汉朝野最后一位享有权威的皇帝，灵帝的死揭开了汉末三国长达97年的天下大乱的序幕。
达到自己的目的后，董扶便辞官归隐，可见其本来目的并不在官位，而是使刘焉与各地道教起义势力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与朝廷对峙的格局，在事实上使道教在偏远的益州拥有地方势力。更进一步说，是刘焉亦有可能信道。《资治通鉴·卷六〇·汉纪五十二》：“初平二年（191年），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鲁母以鬼道常往来焉家，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与合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阁，杀害汉使。”可见曾在朝廷任太常的刘焉，出任益州牧后，对已经与皇帝形成敌对关系的道教不但没有任何抵制态度，反而与其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建安五年，在遥远的东吴出现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于吉，传说中的《太平清领书》作者。建安五年距顺帝时于吉的弟子献《太平清领书》近七十年，此时的于吉至少也在一百岁以上，是否是同一个人已经难以追索。但是在江东出现的于吉显然是位仙风道骨的高道，他来到吴地后，“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备受万民爱戴。有一天，孙策在城门楼上宴请诸将宾客。于吉知道了这个消息，便穿着华丽的服饰，乘坐着仙人铧来到城门下，参加宴会的诸将宾客有三分之二不顾礼节下楼跪拜相迎，主持宴会的官员大声呵斥都不能阻止。面对着这位神秘大人物的公然示威，愤怒的孙策下令捉拿于吉。信徒们连忙派妇女去找孙策的母亲求情。策母对孙策说道：“于先生曾经在军队中做善事，救护受伤的将士，不能杀。”然而，母亲的求情却坚定了孙策的决心，回答道：“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前半句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半句才是真心话：将领们居然不顾君臣之礼，把于吉看得比自己还重要，自然容不得了。将领们连忙联名上书，为于吉求情。但他们也许想不到自己的求情书却成了于吉的催命符。孙策亲自监斩，杀死于吉后，将他的头颅挂在街市上示众。然而，他的信徒并不相信他已经死去，都说他是“尸解”升天了，依旧对他顶礼膜拜。而诡异的是孙策也在不久后被刺杀而死，英年早逝。太平道在政治舞台上的显性势力从此消失。
《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形象
然而，太平道却在帝国的最边缘——交州，这一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得以生存下来。交州是离帝国心脏最遥远的地区。据高僧牟子的《理惑论》记载，灵帝死后不久，有来自北方的“异人”带来“神书百七十卷”，即《太平清领书》，两任交州刺史朱符、张津都因为信奉太平道而死。
五 张鲁的“太平世界”
而在巴蜀地区，一个名字叫做张鲁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祖父是张陵，父亲是张衡，但他的发迹却与其母亲有关。传说其母卢氏人到中年依旧貌美如花，并且精通巫术，因而经常出入益州牧刘焉的府邸。这固然证明了张鲁是依赖于裙带关系才获得重用，也证明了刘焉也可能信奉道教。刘焉对道教的庇护态度，必然导致其和朝廷之间产生激烈矛盾。而忠于朝廷的汉中太守苏固正控制着进入巴蜀的通道。为了封闭朝廷大军进入巴蜀，刘焉启用了两位五斗米道中的高层人物：一位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张鲁，任其为督义司马；另一位是起事失败而逃亡在外的张修。任用朝廷严厉镇压的“魔教”领袖，其中一位还曾因起兵叛乱而被通缉，显然犯谋逆之罪，由此也坐实了五斗米道在上层中的庞大关系网络。
接下来，张修和张鲁合力杀死汉中太守苏固，封闭了通往关中的斜谷通道，杀死了汉朝廷派来的使节。五斗米道再次公然与朝廷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然而因天下大乱，自顾不暇的帝都已无力讨伐，不得不默认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不久，五斗米道内部发生火并，张鲁杀死了张修，吞并了张修的部众。为了巩固自己在五斗米道中的正统地位，张鲁编造了一个关于他祖父张陵以及父亲张衡的政治神话。多少年后，随着张天师家族在道教中正统地位的确立，这个神话也被当做道教的真正来源而广为人知，而那位天师道真正的开创者却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刘焉死后，出于复杂的目的，刘焉的儿子、新任益州牧刘璋杀死了张鲁的母亲卢氏等一家三十余口，本就存在的政治矛盾在家族仇恨的冲击下走向了决裂。此后三十年间张鲁在汉中割据自立，成为我国古代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在抹煞了张修的历史贡献后，却接受了张修的教义，并将其发扬光大。
董卓死后群雄割据形势
第一，他接受了东汉朝廷（其实就是曹操）加封的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的官职，并连年进贡。当民众在地底挖出玉印，想拥戴他称“汉宁王”，却被拒绝。在对外保持着恭顺的同时，对内却公然按照《太平清领书》的教义建造自己的人间“太平世界”。他自称“师君”，没有按照汉制设置各种官职，而是以五斗米道中的鬼吏-祭酒-治头大祭酒教阶体系代行政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体系。
第二，以教义感化民众，对于犯罪的民众第一次宽恕，第二次加以告诫，第三次才动用刑罚。对于犯有小错的，则罚他们整修道路以代替刑罚。为了保护万物生长，禁止在春夏两季屠杀生灵，禁止酗酒。
第三，推行善化，在道路上设立义舍，置义米义肉供教徒、饥民和行路者往来之用。让人自由取食。其目的是招引外地流民，让这些流民加入五斗米道，达到扩大宗教组织的目的。义舍的经济来源大概是托名于“供道”的租米制度，即由道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米肉诸物，对义米义肉实行限量供应，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
由此看来，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生灵涂炭的汉末，张鲁治下的汉中无疑是人间天堂，一方净土。虽然张鲁自己也无法实现《太平清领书》里那个理想的“太平世界”，但毕竟给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一线光明。
只是，这光明也只存在了三十年。
建安二十年，曹操的军队攻破了汉中。张鲁为免生灵涂炭，率众投降，部众被曹操分别迁徙到关陇、渤海、洛邺等地，五斗米道的教派组织也随之风流云散。激荡了近三百年的一场“太平梦”似乎随之落下了沉重的帷幕。
六 曹操与道教的瓜葛
然而，历史远比史书上的白纸黑字复杂千万倍。在汉中五斗米道“小太平世界”覆灭，三百年“太平梦”被粉碎的落日余晖中，一个既熟悉无比又有些陌生的影子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曹操。因镇压黄巾军且消灭张鲁政权，曹操曾被视作早期道教的死敌，然而上世纪70年代，在曹操先辈的墓葬中却发现了赫然刻有“祭酒”、“苍天已死”字样的遗物；而太平道的确在宦官中传播过，他们当中不但有因暗中准备呼应张角而被捕的中常侍封谞、徐奉，还有一个连汉灵帝本人都不敢抓的人——被灵帝当做父亲一样尊重的张让，而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恰恰是当时的中常侍，而且因为富于政治抱负、不满朝廷腐败而知名，因此，曹氏家族也同样信奉太平道。
由此，曹操一生中的很多谜团就得以解开。为什么他在济南国相任期内“禁断淫祀”的举动让太平道徒有知音之感，因为这正符合他们对“中黄太乙”的信仰。由此他们劝说曹操：“汉行将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也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另一种说法。正打着兴复汉室旗号（也许是真心的）的曹操对此自然大骂不止，但又多次向黄巾军表示愿意接受他们归降。如果说这是个人信仰屈从于政治理想与权谋需要的话，他和“青州兵”之间的神秘关系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建安元年，黄巾军战败投降，三十余万青州黄巾军降卒被曹操接收，大部分成为屯田兵（相当于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又有一定的军事职责），精锐则被编组成“青州兵”。青州兵是曹操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战斗力比较差劲，而且军纪不好，却受到优厚待遇。《三国志·于禁传》中记载，曹操在一次交战中战败而退，于禁追赶曹操的途中，遇到十几个人受伤逃命，连身上的衣服都被脱光了。于禁惊讶的问询，对方回答：“被青州兵打劫了。”面对这种残害战友、目无军纪的行为，于禁勃然大怒道：“青州军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青州兵既然已经投靠主公，为什么又做贼了？便率兵征讨，惩罚他们的罪行。青州兵连忙跑到曹操那里“恶人先告状”。虽然由于曹操有识人之明，对于禁多有封赏，但也没有见到他对犯罪的青州军有何惩罚。曹操一向军纪严明，曾经因为坐骑受惊践踏麦田而“割发代首”，却在对待青州军问题上多方包容，可见这支战斗力低下的部队受到他如何的荣宠。
又据记载，曹操开始屯田是在青州兵降服两年之后，这段时间正闹灾荒。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葚充饥，袁术的部队在淮南吃河蚌为生，而青州兵一直以抢掠为生，自己也没有粮食。曹操如何能保证这几十万降兵不集体叛乱，恐怕得靠精神上的号召力。而青州兵在曹操麾下近三十年时间一直没有与其他队伍混编，而当曹操死去，其他部队依旧忠于曹魏政权，而青州军团却自行溃散。可见，他们忠诚的正是曹操这个“张角第二”。
而曹操似乎也与五斗米道有着某种关联。建安二十年，曹军自散关出兵武都，到达阳平关下，张鲁便准备投降，只是因为张卫的阻挠才发生了战斗。而后来一度逃跑时，也拒绝了部下焚烧府库、令曹操得不到给养的要求，理由是“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此时的汉廷已完全是曹家之天下，对国家的忠诚正是对曹操的忠诚。张鲁称霸一方，又曾与苏固、刘璋这样的大势力多次交战，自然并非不堪一击之徒，之所以如此，绝非贪生怕死、贪图富贵之类可以解释。作为旁证的是，当有人劝他入蜀避难时，他大怒道：“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对曹操可谓赤胆忠心。曹操也投桃报李，不等张鲁的代表来洽降，就先派使者迎接张鲁。张鲁也就率领全家妻子儿女，出来叩头。使者奉了曹操的命令，以汉献帝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这是仅次于最高军阶大将军、骠骑将军的高级官职），封为阆中侯，食邑一万户。这可是大大的优待，因为当时曹操统治区的在籍民户也就五六十万。张鲁的五个儿子与主要谋臣阎圃、李林也都被封为列侯。列侯是那个时代异姓臣子的最高封爵，张鲁不但本人位高爵尊，加上儿子与部属，居然有八人封侯，可谓荣宠备至。而张鲁的女儿则被嫁给曹操的儿子曹彭祖为妻子，曹操和张鲁成了男女亲家。由此张鲁这位汉中一隅之地的小小太守居然“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成为曹魏王朝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族。联系到曹操对黄巾军余部的厚待，五斗米道教首张氏家族与曹操家族之间的暧昧关系便不言自明了。
可能的太平道新天师曹操
汉朝终结者曹丕，他的第一个年号就是黄初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称帝，大汉帝国走到了尽头，而建立曹魏王朝的曹丕所建的第一个年号便是“黄初”，意为黄德之初，而曹魏正是尚土德，服色尚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预言在四十多年后成为了事实，历史以奇妙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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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日期内含“三”、“五”两个数字，分别代表“三才”（“天”、“地”、“人”）和“五行”（“金”、“木”、“水”、“火”、“土”）。
[2]由此也证明这两个庞大的教派组织至少存在盟友关系，甚至就是一个更庞大组织的分支。
[3]九卿之一，掌管礼仪祭祀文史音乐等。
孙策之死的暗杀与阴谋
作者：王春翔
既然，我们已经提到过，曹魏政权具有相当秘密结社与阴谋暗战的背景，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三国时代的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秘密战阴影了。
一 大战在即，奸雄之忧
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一带展开大战，争夺华北的最高统治权。此战最终以曹操的全面胜利告终。此战之后，曹操逐渐成为全天下最有势力的军阀。官渡之战，曹操取胜的因素很多，而最具阴谋色彩的孙策刺杀战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
官渡之战前夕的形势，实对曹操较为不利。袁绍所集结兵力约为十余万，而曹操的军力仅有两万。按当时双方占据的地盘来看，袁绍据冀、青、并、幽四州，曹操则据兖、豫、司、徐四州，地盘大致相当，何以兵力相差悬殊至此？盖袁绍之所据的大本营冀州，自张角之乱平定之后，就基本没有经受过巨大的战争洗礼。就连袁绍夺取冀州时，也是不费一兵一卒，靠着自己家族的声望，和原来的冀州刺史韩馥和平交割权力的。袁绍所据其他州，也只有幽州是最近打败公孙瓒才刚刚占据的，故而袁绍辖区内的民力未受大损，能供应较多的兵力和军粮。而曹操所据的兖州数经黄巾之祸、吕布之袭，境内残破；徐州则几易其主，更曾被曹操无情屠城，民力衰微且对曹操有宿怨；豫州地处要冲，战乱一直未曾有歇，境内大户多迁徙外地；司州则在董卓以及西凉余孽的动乱以后，化为废墟，多年以来，没有恢复元气。所以曹操的实力要弱于袁绍。
官渡之战，选自《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不过，曹操担心的还不止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于后方的威胁，而正是这些威胁才使得曹操不得不将大量兵力分派出去，以致于自己只能率领两万兵马开赴官渡前线。司州方面，关中一带以马腾、韩遂为代表的十几股凉州籍军阀拥有着精锐的西凉骑兵，从西面给曹操带来威胁。豫州方面，盘踞在穰城（今河南邓县）的董卓余部张绣，多年以来一直是曹操的心腹之患，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均是在和张绣的作战中战死的。虽然张绣兵力不足万人，但他的背后站着的是雄踞荆襄九郡、占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刘表。张绣和刘表从南面给曹操带来威胁。徐州方面，枭雄刘备素有异志，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且自己本来就曾是徐州之主，在徐州一带有着极高的影响力，若刘备起兵响应袁绍，曹操的东面阵线必会岌岌可危。再加上北面直接与袁绍大军交锋，此时的曹操真可谓是四面楚歌。
官渡之战前割据形势
曹操真不愧“超世之英杰”，即使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也能从容化解。针对西面的威胁，曹操派出得力谋臣钟繇镇抚。曹操借朝廷的名义，任命钟繇以侍中的身份领司隶校尉，持节督察关中各路人马，将关中的大小事务都委托给他，特别授予他不受制度拘束的权力。钟繇到达长安后，致信马腾、韩遂等人，向他们陈述利弊祸福，马腾、韩遂都送一子到朝廷为人质。钟繇不但做到了使关中军阀们不趁机对抗曹操，更在官渡之战危急关头，筹措到了两千匹战马送到前线。曹操在给钟繇的信中感谢说：“得到送来的马匹，很是应部队的急需。关右地区平定，朝廷没有西顾之忧，都是足下的功勋。当年萧何镇守关中，粮草充足，以至大军获胜，也不过与您的功劳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