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孙晟的离间计
隋、唐与突厥的冲突由来已久。而突厥对这两个中原王朝所擅长的秘密战刻骨铭心，以至于将其刻于石碑之上。
1889年，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在漠北鄂尔浑河右岸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毗伽可汗之弟阙特勤的墓碑。这块建于公元732年的“阙特勤碑”上，有这样一段话：“……因訇及民众间不和，因唐家从中施用诈术及阴谋，因兄弟自相龃龉而使訇及民众间水火，遂至突厥帝国崩溃……”这至少表明，唐对突厥进行过秘密战。
其实，唐朝之前，隋朝与突厥之间已然争斗许久，双方都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手段欲致对方于死地。
最初，突厥只是草原上的一个小角色。而此时的草原狼是两个强大的部落——蠕蠕和嚈哒。蠕蠕之前被称为“柔然”，北魏太武因其无知而起名为蠕蠕；而嚈哒此前被称为滑国。在这两只“草原狼”分庭抗礼时，突厥只是古代居漠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的游牧民族，北魏时期兴起于金山，是依附于柔然的小部落，柔然在历史上“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而突厥并不满足于拾人牙慧，他们不断摸索着柔然强大的原因，摒弃缺点吸收长处。随着突厥由原始民主制向奴隶制过渡，突厥贵族不断南下掠夺中原王朝的人口和财富，财富积累，到了5世纪中叶后突厥逐渐强大，于公元552年建立突厥汗国。
强大后的突厥渴望与柔然搭成联姻的关系，被拒绝后突厥很愤怒，不久就把柔然消灭，又转而向北魏求婚，北魏皇帝将长乐公主下嫁给突厥。此外，突厥与当时的北齐、北周政权时战时和，中原各封建王朝也用和亲政策笼络突厥，突厥则与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我们都知道，以游牧生活为主的突厥虽然放养着大量的牛羊等牲畜，但一遇到自然灾害，他们就一无所有了。而且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也十分松散，仅仅依靠简单粗暴的军事征服和对外扩张扩大疆域。据史料记载，突厥汗国地域辽阔，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为了便于管理，全国划分为东西两个大区，东部为突利区，西部为达头区，各区的长官称作“设”。按照《新唐书》突厥传记载：“其别部垫兵者曰设。”因此，设首先是汗国大区的军事长官，监管行政赋税事务只是其次，设或可汗甚至将这些杂务交给其他胡人办理。从设这一官衔的设置也可看出，突厥汗国的军事体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可汗自己直接控制的本部落军队，可视为“中央军”；另一部分为其他联盟部落（别部）的军队，由可汗任命的设统率，战时随从可汗出征，可视为“地方军”。部落的大小强弱直接决定了各自在汗国的地位，而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塞外游牧社会，部落的强弱或曰其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部落所拥有人口的多寡，而中原固定的农耕收入则填补了他们的空缺。可这种小资生活到隋朝建立就一去不复返了。
隋朝于公元581年建国，而此时的突厥因为生活的优越已经壮大到五个部落——摄图称沙钵略可汗，毗罗称第二可汗，大逻便称阿波可汗，玷厥称达头可汗，此外还有步离可汗。各汗无所统辖，分居四面，而以沙钵略可汗最为强大。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以后，待遇突厥礼数渐薄。以游牧为生的突厥因为缺少了固定的生产来源，各个部落与隋朝的积怨渐深。加之北周嫁给摄图叔父佗钵可汗的千金公主屡次劝沙钵略可汗出兵为周室复仇，双方就像干柴遇到烈火一样，熊熊的战火燃烧了广阔的边疆。
开皇元年（581年），突厥沙钵略可汗联合中原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刺史高宝宁合兵入侵隋朝。隋文帝命令边境修筑堡障，加高长城，并派上柱国阴寿率兵屯驻幽州（今北京市），京兆尹虞庆则率兵屯驻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太子杨勇兵驻咸阳，防备突厥。隋初，突厥与隋朝的战事进行了两年多。公元583年4月，隋朝分八道出塞，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了突厥，突厥内部发生分裂，之后东突厥归附隋朝。隋朝采取得当的策略，如利用东突厥“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分化瓦解之，用和亲、册封等柔和方式维持与东突厥各部的安定关系。
而隋朝是怎样将强大的突厥战胜的呢？为攘外安内对付突厥，隋文帝盯住了一个小部落——奚族。奚族只是草原上的小角色，常常被突厥统领发动对隋的掠夺。开皇元年（581年），沙钵略可汗“约诸面部落谋共南侵”，奚族也随之前往。但因为他们的兵器很差，打仗也是“人肉战”，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
隋朝在修筑长城和军事回击的同时，积极联络奚族部落的首领。其实各个小部落都不是真正忠于突厥，只是为利益和生存才虚与委蛇。隋朝遣长孙晟到黄龙，随身携带数以百计的资币、帛，向奚族等部落示好。长孙晟的到来受到奚族部落热烈欢迎，首领决定归附隋朝。于是长孙晟又拜访了霄、契丹等部落，这些部落为了摆脱突厥，也纷纷倒戈。他们和隋朝约定——以奚等族作为向导达突厥处罗侯所，诱导其内附。就这样，隋朝借奚、霄、契丹等族之力，使处罗侯与沙钵略可汗产生矛盾，从内部分化和瓦解了突厥势力。
隋朝的离间政策之所以见效，源于包括奚族在内的突厥联盟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突厥在依靠武力征服北方诸民族之后，又对其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统治，正如隋文帝下讨突厥诏所言：“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侍其便……部落之后，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扮心，衔悲积恨。”所以，面对隋朝的利益诱惑，各个部落争相转而助隋，这就大大削减了突厥的综合势力，并逐步脱离了突厥的役属。开皇三年（583年），“突厥犯塞，崇辄破之。奚、雷、契丹等慑其威略，争来内附。”
唐三彩釉陶马
此外，隋朝早就知悉突厥的内部纷争，也曾派间谍到突厥部落调查，从而发现了可汗之间的微妙矛盾。后来，阿波可汗联合西部的达头可汗公开对抗大可汗沙钵略，就是隋朝一手策划的结果。
突厥部落虽然庞大，但政权的政治结构十分松散。况且，可汗们对大可汗的位子虎视眈眈。在佗钵可汗时，突厥汗国又分封了一些小可汗，所有小可汗均听命于大可汗；自木杆可汗继承起，传统的“子承父业”继承模式被打破，采取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大可汗位置先是由乙息记可汗传于他的弟弟木杆可汗，再由木杆可汗传给他的弟弟佗钵可汗。三位可汗中，木杆可汗在位时间最长，功劳最大，完全可以将汗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他却依照惯例将汗位传给自己的弟弟佗钵可汗。佗钵可汗对木杆可汗舍子立弟的做法一直非常感激。临死前教导儿子庵罗，要其将汗位让与木杆可汗的儿子大罗便。但在佗钵可汗去世后，他的遗嘱受到乙息记可汗的儿子摄图为首的国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大罗便的母亲出身卑贱，没有资格出任大可汗，而庵罗的母亲出身高贵，故主张由庵罗继任突厥可汗。摄图在土门诸孙中年龄最大，势力也最强，所以他的主张占了上风。史载“大罗便不得立，心不服庵罗，每遣人辱骂之。”而成为突厥可汗的庵罗，不能制约大罗便，不堪其苦，便将汗位让于有功于己的摄图。摄图继汗位，“号伊利俱卢莫何沙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作为回报，摄图以庵罗为第二可汗，驻牧于独洛水流域。大罗便对摄图的继位更加不满，公开就沙钵略大可汗位置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后沙钵略以其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
这场争夺大可汗位置的斗争，最终以摄图的胜利而结束，但突厥汗国内部大小可汗之间的矛盾由此愈演愈烈。其结果，双方间的信任已不复存在，突厥大可汗对小可汗的控制能力，也随着大小可汗间矛盾的表面化而大大降低了。突厥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在隋朝的挑唆下，两个势力公开对抗，最终分裂为东西突厥两部分，分别为鄂尔浑的东突厥，伊塞克湖与怛逻斯的西突厥。
东西突厥即统治着从中国东北部到呼罗珊的半个亚洲，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在公元552年基础上的统一，即东突厥居首，取帝王的可汗称号；西突厥统治者居次，取叶护称号，寓意着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但事与愿违。东突厥的佗钵可汗，即木杆可汗的兄弟和继承者，是该家族中得到西突厥承认的最后一位可汗。西突厥叶护达头是一个极端残暴的人，在582年至584年间，他摆脱了东方的新君主，自己称汗。此时，隋朝已经恢复了汉朝在中亚的全部政治活动，便鼓动达头叛乱，结果，历经浩劫，突厥人的势力一分为二。此后，东、西突厥再未重新统一，且长时间处于敌对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为彻底解决突厥这一心腹大患，斩草除根，隋朝再次使用离间计。
隋朝派出谍报人员获悉，由于东突厥新可汗沙钵略（581年-587年在位）被其堂兄庵罗和大罗便觊觎权位，同时受西突厥“新可汗”达头的攻击，而契丹人也来凑热闹，致使沙钵略雪上加霜。如果沙钵略领导的东突厥被打倒，势必使西突厥达头一家独大，或可致使突厥的统一，而这是隋朝不愿见到的。为此，隋文帝迅速改变联盟对象，转而支持东突厥可汗沙钵略共同对付达头（585年），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可汗率东突厥部众南迁，寄居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受隋管辖。
此后，沙钵略的兄弟、继位者莫何杀死了大罗便（587年），但不久他就去世了，其后都蓝（587年-600年在位）继位可汗。但由于突利反对自己，都蓝于599年驱逐了突利。而突利正是隋朝的支持者。于是，隋文帝将突利及其部众作为盟邦安置在鄂尔多斯，为其提供生活必备品，以便为己所用。
都蓝死后，西突厥达头可汗欲趁机降服东突厥人，以便建立起他对蒙古地区和突厥斯坦的统治，实现突厥重新统一。为防止隋文帝干涉，达头于公元601年威胁隋朝都城长安；602年进攻驻在鄂尔多斯的、受隋朝保护的突利可汗。可达头万没料到，由于隋文帝早已在突厥内部利用间谍进行了分化活动，公元603年，突厥西部的一个主要部落公开反叛达头，达头被击败，逃往青海避难，从此销声匿迹。就这样，这个曾令波斯和拜占庭颤栗的西突厥强国瞬间瓦解。达头之孙射匮只获得了他应该继承领土的极西部分和塔什干，而反可汗的处罗成了伊犁地区的君主。处罗计划继续达头的事业，但隋文帝派大臣暗中支持处罗的敌人射匮，及时扼杀了他的野心。射匮把他的胜利归于隋朝，与其和睦相处。与此同时，东突厥政权一直掌握在被隋朝保护的突利手中，后来权力又传其子始毕。
二 李世民“反间计”大败突厥
唐太宗即位不满二十天，东突厥颉利可汗趁着唐皇室内乱余波未平，准备南侵。颉利可汗命一偏师佯攻牵制住唐军主力，自己则同其弟突利可汗以及铁勒首领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一直打到离长安城只有四十里的渭水北岸。
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刚刚登基，政局不稳，必不敢领兵对抗，于是派使者进到长安城见唐太宗，气势嚣张地扬言突厥的士兵多达百万，兵锋将至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并不在意颉利可汗的虚张声势，还将使者扣押了起来。太宗精于兵法，大设疑兵之计，他先将长安城的唐军布置开来，令其展开阵势。然后率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段志玄、侯君集、独孤彦云等6名将领来到长安城外的渭水便桥南岸，指名要与颉利相见。
唐代版图
颉利可汗听说派去的使者被扣押，大吃一惊，后来看到唐太宗率众将领亲自上阵，而长安城的唐军军容整齐，大唐旗帜随风飘展，心中渐有怯意。唐太宗隔岸痛斥东突厥的过失：“我们双方之前早已订立盟约，这几年来未曾少给你们金帛财物，你们为何背信弃义带兵进犯？”而这时有消息传来，说突厥的左翼军被唐朝猛将尉迟敬德率领的军队在泾阳战役中击溃，突厥的名将阿史那乌默啜也被生俘。颉利可汗预感大事不妙，自知理亏，又因自己的侧翼遭袭、大将被俘，于是表示愿意讲和。两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在渭水便桥斩白马为盟誓，订立盟约，之后颉利可汗就退兵撤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自经此事变，李世民也深深感到突厥对唐王朝的巨大威胁，加紧训练将士，下定决心要将突厥消灭掉。
然而，这并不是唐朝与东突厥的第一次冲突。早在公元624年夏天，东突厥就利用唐军忙于与各地军阀征战的空隙，入侵大唐。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同其弟突利可汗进入中原后，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兵锋直指北方重镇幽州。李世民奉命带兵出战，但由于天公不作美，全军的粮道被连日暴雨阻断，军队补给出现危机。李世民和众将领一时缺乏良策。这时，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又趁机率一万多名骑兵攻占了幽州城西高地，居高临下围困李世民军营，以至唐军人心惶惶。
在这紧要关头，李世民又想出了一招反间计，用来破坏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的关系。他先率领了百名骑兵出阵，对颉利可汗说：“大唐与可汗曾立誓相互不相负，如今你为何入侵我中原？我李世民特地前来与你等决一死战，如果你只身前来，我便一人同你独战，如果你是率领大军来，我便只用这一百名骑兵来与你等作战，你意下如何？”颉利可汗不知道李世民葫芦里卖什么药，笑而不语。李世民转而又派人向突利可汗说道：“你曾经和我结为盟约，说好在危难时刻要互相帮助。眼下你带兵袭来，难道不顾当年的兄弟情义了么？希望你能早出，决出胜负。”突利可汗也沉默不语。生性多疑的颉利可汗此时已经起了疑心，李世民对自己的态度强硬，对突利却叙怀“兄弟情义”，还让突利“早出”，莫非是暗示突利早点帮助唐军吗？而且李世民居然敢以百人兵力公然来到突厥阵前挑衅，如此胆大妄为之举，不排除他早已与突利私下勾结，准备里应外合的可能。
颉利为了验证自己猜忌的虚实，便下令全军暂退。李世民看颉利已经起疑，便趁热打铁，派间谍向突利送上丰厚礼物，并令其转述了自己的问候之意和封官之言。突利见到这些厚礼就已经欣然欢喜，答应不再出战并表示愿与李世民结盟为兄弟。颉利可汗听说了突利不打算出战，而自己顿时势单力孤，如果强行发起进攻，有被李世民与突利夹击的可能，于是他只能通过突利对李世民送上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这正中李世民下怀。于是突厥两位可汗纷纷退兵，唐王朝的第一次严重边患危机就此解除。
在渭水之盟后，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在经济上鼓励生产，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军队，准备讨伐突厥，永绝后患。
当时的突厥已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常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东突厥大量的马、羊被活活冻死、饿死，人民生活困苦，大漠以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颉利可汗不与民休养生息，却加紧对其他部族的压迫征伐，引起了各部族的强烈反抗。颉利派其兄弟突利带兵前去镇压，然而突利却大败而归，颉利怒发冲冠，将他不留情面地痛斥一顿。突利感到深受侮辱，极为不满，又因为长期在政治上受颉利可汗的压制排挤，遂暗中与大唐联络，声称愿意归顺大唐。而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回屹、拔也古、同罗等部落也纷纷起兵反抗，并另立薛延陀为可汗，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此时的政局稳定，国力繁荣昌盛，与之对应，则是东突厥天灾人祸不断。此消彼长之际，一切迹象都表明了唐朝反击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6-8世纪的突厥骑兵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以东突厥进扰河西一带为借口，于23日下诏派遣李靖、李道宗、柴绍等等十余员大将统领十余万兵马，在李靖的总指挥下分六路进攻东突厥。唐灭东突厥的大战就此开始了。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李靖亲自率领三千名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进入恶阳岭，趁颉利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东突厥的营地，袭占了定襄城南的重要战略要地——恶阳岭。颉利可汗没料到唐军会突然袭击，以为李靖之所以敢孤军深入，一定后面尾随着唐军的主力部队，将士们也都纷纷慌张了起来，皆认为：“兵不倾国来，靖敢请孤军至此？”（出自《新唐书·李靖传》）。
唐军还未发起攻击，突厥人就自乱了方寸。李靖利用突厥人恐慌的心理，派间谍到定襄城中散布谣言，离间各个将领，并说服了东突厥颉利可汗的心腹将领康苏密归降唐王朝。紧接着，李靖又趁夜攻下了定襄城，而颉利可汗见到心腹大将康苏密公开投敌，军队士气低落，不敢再多停留，仓促率余部北撤阴山。他的部队在浑河与柴绍的金河军遭遇，后又在白道受徐世绩军队的伏击，连续大败。颉利可汗只能率领逃脱出来的余众数万退驻铁山。突厥可汗知道如今自己已经不是唐军的对手，怕唐军继续赶尽杀绝，于是派使者到长安城中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求和，表示愿意归降大唐王朝。但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他心中的计划依然是准备卧薪尝胆，伺机东山再起。
2月，唐太宗一方面派唐俭、安修仁等以使节的身份前往东突厥进行抚慰，另一方面又令李靖率兵前去查看颉利的虚实动静，并与唐俭、安修仁等人相接应。
卫国公李靖画像
李靖率兵在白道与徐世绩的军队会师，两人一同商量对策。李靖认为颉利虽然已战败，但手下的兵马还是不少，如果放任他逃到漠北，以后再歼灭他的军队就会有一定难度了；而且唐俭等使臣正在突厥，颉利的防备想必会松懈一些，只要挑选一万名精锐骑兵跟踪偷袭他，必能事半功倍。徐世绩赞同这个想法。于是他们各率精兵一万，自备20天的干粮，两支军队连夜出发向铁山前进。颉利可汗看到唐俭等人的到来，以为唐太宗中了他的缓兵之计，自鸣得意之余也就未加强戒备。当天夜里，李靖和徐世绩的军队便到达了铁山，李靖派手下苏定方率两百骑兵作为前锋，利用夜雾的掩护疾行进军。突厥哨兵发现唐军时，为时已晚，唐军离颉利营地只有七里的距离了。颉利仓促应战，力战不支，连忙骑上他的千里马逃走。李靖号令唐军继续追杀，突厥军队因为群龙无首而大乱阵脚，唐军歼灭突厥军队超过一万，并俘获了大量人丁与牲畜。唐俭、安修仁等人也趁乱脱险回归。颉利可汗在铁山被击败后东奔西逃，不久竟又与李道宗的大同军狭路相逢，身边只有数十骑兵的颉利可汗被生擒押送往长安。
自此，曾经一度强大的东突厥汗国灭亡了。唐太宗没有杀死颉利可汗，将他封为了归义王，让其在长安了度终生。其他的俘虏也大体得到了善待，某些突厥大将还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唐朝将东突厥的领地划入到国家的版图中，并在东突厥原地设立了都督府，由他们的贵族担任都督对东突厥各部进行管理。
三 独孤怀恩“卧底”失败
其实，唐朝的秘密战不仅仅施用于突厥，在内部战争等方面也是如此。由于唐代宗室出自北周关陇集团[1]，且多与鲜卑贵族通婚（如李渊之妻、李世民之妻皆为鲜卑拓跋部贵族后裔），与传统华夏军事谋略相比，唐初将领在用间、谍报方面，显得更加大开大合，不落窠臼，涌现出不少经典战例。
隋炀帝杨广
武德二年（619年），距离李渊迫使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刚过去一年，根基并不稳固，天下还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当时刘武周在马邑拥兵自重，并与北方的突厥汗国相勾结，自立为帝，是唐王朝的心腹之患。是年9月，刘武周挥师南下，向危机四伏的唐朝发动全面进攻，直击其龙兴之地太原。刘武周出身富贵之家，原是隋朝的鹰扬府校尉，在隋末民变的混乱中趁机杀死了太守王仁恭，招兵买马，广结豪侠，称霸一方。与普通诸侯不同，刘武周熟悉边事，具有“国际眼光”，率先向隋朝长期的外患突厥示好，甚至将隋炀帝的宫女进献突厥可汗，自己则被封为“定杨可汗”。由于得到了突厥战马，刘武周的部队战力强悍，声势浩大。唐高祖李渊的三儿子李元吉本应受命在太原留守，抵御刘武周大军，但李元吉见刘军来势凶猛，竟擅离职守亡命于长安。刘武周不战而胜，轻易地夺得了太原，全军士气高涨，继续南进。新生的唐王朝势如危卵，大臣吕崇茂也趁机反唐。裴寂受命率军抵御刘武周、吕崇茂，却连战连败，不得不撤往南方。千钧一发之际，11月，唐高祖李渊派李世民出兵应战刘军，与刘军大将宋金刚率领的精锐部队相持在柏壁；工部尚书、亦是唐高祖表兄弟的独孤怀恩与礼部尚书唐俭也临危受命上阵杀敌。后者加入了永安王李孝基的部队，参与围攻夏县的吕崇茂叛军。吕崇茂很快不支，便向宋金刚求援。宋金刚遂派勇猛善战的部下尉迟敬德率部前往支援。尉迟敬德擅于骑射，惯于身先士卒，其带领的部队骁勇异常。他的援军风驰电掣般向李孝基部的后背发动袭击，与吕崇茂里应外合，唐军不堪重负最终全军覆没。永安王李孝基被刘军斩首示众，而其他主要将领则被俘虏，其中就包括了独孤怀恩与唐俭。
独孤怀恩被俘之后，长期隐藏的反唐之心再也按捺不住。他本人野心勃勃并自命不凡，不甘心仅仅是一名外戚。他的家族一直盛产皇后，隋唐时期的杨广、李渊的母亲都出自独孤氏，然而独孤怀恩却不满道：“我家岂女独贵乎？”而李渊听说后却调侃他：“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指杨广及李渊），次应至舅之子乎？”独孤怀恩听后愈发对李渊不满，暗地里开始筹备叛乱。这次战败是天赐良机，独孤怀恩秘密向刘武周提出结盟反唐的想法。这令刘武周大为欣喜。他们商量好计谋：刘武周故意放独孤怀恩从军中逃脱，返回唐朝的独孤怀恩则作为间谍，向刘武周提供情报，并伺机刺杀李渊。
唐高祖李渊
独孤怀恩成功“越狱”后，觐见了唐高祖并讲述其身陷敌营却心怀旧主的辛酸经历。唐高祖深受感动，对他反更加信任，让他官复原职并重新带兵与叛军作战。于是这只鼹鼠便成功在唐军核心中潜伏下来。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唐俭并不消沉，他利用一切机会仔细观察刘武周军营的一切动向，尤其关心其人才情况。《唐俭墓志》曾这样记载，“（唐俭）乃察诸贼帅，皆是庸流，惟尉迟敬德识量宏远。”他发现尉迟敬德乃不世将才，便制造各种机会接近之，准备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策反他。《旧唐书》中这样记载：“唐俭在贼中，说贼将尉迟敬德，请使让还，连和罢兵。”尉迟敬德名恭，字敬德，有鲜卑族血统，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据《尉迟敬德墓志铭》记述，他的曾祖父、祖父分别为北魏和北齐的大将，尉迟敬德可谓是出自军事世家。虽然是鲜卑后裔，但鲜卑入主中原已数百年，尉迟敬德早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因此也不满突厥侵犯中原的举动，对刘武周和突厥狼狈为奸颇有微词。
唐彩陶俑
唐俭的出现给了他一个重新思考前程的机会。唐俭分析了现世的利弊关系，劝他应另择明君，归顺大唐。尉迟敬德也深知刘武周不是成大事之人，在前者的再三游说下，他开始动摇。而唐俭不仅是一位口灿莲花的说客，还是一名城府颇深的“间谍”。在被囚禁期间，与他同屋的还有一个叫元君实的独孤怀恩手下。这对难友在平日攀谈中，元君实无意向唐俭透露，说独孤怀恩其实并自行逃脱，而是被刘武周特意放走的——他已与刘武周结盟，准备去刺杀唐高祖李渊。
唐俭听完大为震惊，但仍强作镇定，他深谙此事至关重要，独孤怀恩是名朝廷大员，贵为皇亲，深得李渊器重，镇守一方且拥有兵权，一旦此人作乱而李渊毫无防备，后果则不堪设想。稳住元君实后，唐俭立即去面见“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尉迟敬德，请求他悄悄释放自己的一个手下，让其回去向李渊报信。尉迟敬德已经决定踏上李渊这条大船，当即应允。
当唐俭的手下马不停蹄地赶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唐高祖李渊正准备乘船过河到独孤怀恩镇守的蒲州视察，独孤怀恩则在黄河对岸埋伏兵马准备了一场“鸿门宴”。李渊得到唐俭密报，惊愕失色，他当机立断，趁独孤怀恩生疑前单独召见，并派亲兵将他擒拿，怀恩及其余党对谋逆一事供认不讳。一场惊天的阴谋就这样被唐高祖无心插柳的间谍唐俭消弭于无形之中。
尉迟敬德
莒公唐俭，清刘源绘
《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唐高祖）乃使召怀恩，怀恩不知事已泄，轻舟来赴。及中流而执之，收其党按验，遂诛之。”事后，因唐俭的奇功，他官拜礼部尚书，授天策府长史，封莒国公，还被特赐免死罪一次，与后来弃暗投明的尉迟敬德一同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旧唐书》如此写道唐高祖对其的嘉奖：“（唐俭）复旧官，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并赐独孤怀恩田宅资财等。”
武德三年（620年）4月，在与李世民的相持对战中，宋金刚终于支撑不住，仓皇撤退。但李世民紧追不舍，两军决战终日，刘军大败，刘武周和宋金刚不得不向突厥逃奔。尉迟敬德收集残兵在附近的一座城池里落脚，后来唐军围城，李世民因爱惜尉迟敬德的才能，不愿玉石俱焚，特派任城王李道宗和宇文士及（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之弟，后投奔李渊帐下）两名地位显赫的官员进城劝降。尉迟敬德早就被唐俭说动，就此归顺大唐，从此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而丧失了利用价值的刘武周，最终被突厥可汗杀死，身败名裂。
四 间谍毁掉窦建德
除了刘武周的进犯以外，另一豪强王世充率领的叛军也对唐王朝虎视眈眈。王世充，字行满，是西域的胡人，自小喜爱学习研究兵法，隋朝年间因军功得以升职，他善于谄媚奉承，对隋炀帝杨广的喜好了如指掌，深受杨广宠信。但随着隋炀帝倒行逆施的变本加厉，王世充预料到隋朝的政局终有一日将会全面崩溃，就未雨绸缪地暗地里结交各路英雄豪杰，广泛地收买人心，甚至给一些囚犯设法减刑，以结私恩，使其成为自己的亲信，为日后飞黄腾达做铺垫。
如他所料，这一天很快来临了。公元618年3月，宇文化及发动叛乱，隋炀帝被弑。王世充拥护越王杨侗为帝，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郑国公。公元619年，王世充将杨侗废掉，自立为帝，国号郑，年号开明，是年5月，为了问鼎中原，王世充开始与北方另一诸侯夏王窦建德兵戎相见，由于窦建德拥有地利人和，王世充大败。王世充统治颇为严苛，加之军事失利，他的根据地洛阳因此衰败，粮食短缺，民不聊生，人民纷纷投奔唐王朝以求自保。通过难民之口了解到郑国的虚弱后，第二年7月，唐朝借机派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军出关讨伐王世充。李世民率领军队直向洛阳进军，将该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王世充在听闻刘武周覆灭时就已经预料到会成为李渊的下一个目标，并做好了准备工作，派遣亲信坚守洛阳外围的各处军事要地。为了防止城里士兵叛逃并向城外的唐军提供情报，他还企图用严刑峻法加以遏制，规定若家中有一人外逃，则全家会被连坐问斩。然而尽管处死的人越来越多，城里百姓叛逃的念头却愈发强烈。
郑国的军队在本土作战，有城郭之利，本应占据优势，王世充估计双方应该会长期对峙，出现旷日持久的拉锯场面，难分高下。现实却恰恰相反。战争才一开始，王世充的局面犹如雪崩一般，变得极为被动。一个重要原因是王世充疑心太重，对部将总是百般掣肘，不能完全信任，于是他的将领便选择不战而败的方式，纷纷向唐军投降。7月，张公谨宣降；8月，邓州宣降；9月，田瓒以所部二十五州宣降；10月，大将张镇周、王要汉宣降，郭庆以则献出管州。短短3个月的时间，李世民势如破竹，兵不刃血，轻而易举地攻下洛阳外围多座城池。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已率领大军兵临城下，向洛阳发动最后的总攻。眼看战事急转直下，王世充亲自出面与李世民和谈，两队人马隔着洛水在洛阳城外会商，但唐王朝的目的是统一天下，而王世充却希望保住帝位，双方的谈判以破裂告终。唐军斗志昂扬，声势浩大，洛阳城内却是一片悲鸿。末日降临，王世充别无他法，只好派出使者向曾经的敌人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当时据有黄河以北大部地区，重用隋朝官员裴矩，定朝仪、制律令、兴文教，颇受部下爱戴。他也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便同意发兵援助王世充。窦建德亲自率军十余万向中原挺进，在虎牢关与唐军相持不下，战况十分紧张。
当下，窦建德有一位名叫凌敬的谋臣为其出谋划策。他对窦建德提议说：“我军应该全员横渡黄河，攻克怀州、河阳，进入汾晋，一举夺下关中，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唐军，令李世民腹背受敌。实施这个计谋有以下益处，一是能保全我军的实力，不至于在双方的混战中损失大批人马；二是既补充了兵源又得以扩展土地，一举两得；三是洛阳之围则因此顺势不救自解。”窦建德认为这个意见很有见地，便准备着手实施。而潜伏在窦建德军营里的唐军细作在探知这一消息后火速禀报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
作为一员优秀的将领，李世民立刻领会了这一方略的分量。如果分兵抵御，而王世充实力尚存，洛阳围城战势必功败垂成；如果坐视不管，则关中大唐的根据地将面临无兵可守的窘境。为了挫败这个计谋，早日攻取洛阳，李世民决定用间。
早在唐军围攻洛阳城的初始，王世充派出的使者内史令长孙安世见郑国亡国在即，便见风使舵地在暗中归降了大唐，听命于李世民。李世民此时派遣他以王世充使者的身份，带着大量钱财进入窦建德的军营，在其营中开展间谍活动。长孙安世以重金收买窦建德的将领，同时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在其挑拨离间之下，军官们纷纷在窦建德面前说凌敬的坏话，批驳凌敬的计谋不切实际。他们向窦建德进谏道：“凌敬不过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他能晓得什么军事上的谋略呢，只是胡言乱语罢了。”窦建德见手下将士们都这么说，慢慢也失去了主见。他找来凌敬，解释说：“目前军心稳定，这是天助我也。凭借我军的军威与李世民决战，必将大获全胜！”凌敬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只能竭力劝谏。可是窦建德听不进去，最后甚至勃然大怒，痛斥凌敬。
窦建德听信众将领的意见，决定在虎牢关与李世民的唐军决一死战。至此，他的命运已定。窦建德将队伍列阵20里，擂鼓前进，看似势不可挡。然而李世民早已了解了他的计划，设下罗网，只待请君入瓮。双方展开了激战，窦建德在战场上中箭，负伤坠马，斗志全无，本想趁着混乱突围而出，不料却被唐军生擒。
武德四年3月，李世民将在虎牢关生俘的窦建德及其党羽，带至洛阳城外示众，并派长孙安世进入城内向王世充禀告窦建德军队战败的噩耗。王世充知道大势已去，作为一代枭雄，原本他还计划突出重围，南下襄阳，以图东山再起，但手下的将领们均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王世充明白军心业已溃散，只好决定开城投降。同年5月11日，他统领朝中文武百官出城前往李世民的军营，正式投诚，唐军顺利拿下洛阳。武德四年7月9日，李世民率军凯旋，回到大唐都城长安，将王世充、窦建德交给唐高祖李渊。李渊历数王世充的罪行，由于秦王李世民特许饶他不死，最终将其废为庶人，并把王世充的家族流放川蜀之地。后来王世充在押送途中被仇家独孤修德刺杀身亡。
五 “双面卧底”助李世民登基
经过两场大战，中原地区尽归唐土。唐高祖建立唐朝后，原本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但三兄弟中，李世民所立的军功最大，当年太原起兵反隋本是他提出的谋略，据说李渊也答应事成后将立他为太子，但最终因群臣反对和李建成的活动而作罢。天下渐渐稳定后，李世民在民间的威望渐渐盖过了兄长，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将他视作心腹之患，联起手来排挤李世民，甚至千方百计地想要除掉他。武德八年（625年），李建成召李世民到东宫饮酒，散席后李世民却“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怀疑是太子下毒，至此兄弟关系彻底破裂。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再次犯边。太子李建成向唐高祖李渊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做统帅，领兵北征突厥。李渊同意后，李建成又请求将李世民的手下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名大将以及秦王府的精英将士划归李元吉指挥。他俩计划将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调离身边，而后施计将李世民根除。但他们不知道，太子李建成东宫的率更丞（主管计时的官员）王晊，已被秦王李世民收买成为安插在太子身边的眼线。他悄悄地找到李世民，将这个秘密计划向他汇报：“李建成想借此控制秦王的兵马，并准备在昆明池设伏兵谋害秦王。”李世民感到事态严重，急忙找到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等人商量对策。他们均建议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击垮太子的势力。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决，担心背上弑兄的骂名。最后还是尉迟敬德促成秦王下了决心，《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有如下记录：
隋炀帝时，改州为郡。设有九个监察州，共有190个郡
李世民说：“寡人虽深被猜忌，祸在须臾，然同气之情，终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后以义讨之，公意以为何如？”
尉迟敬德答：“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王若不从敬德言，请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敬德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王纵不从敬德言，请自决计，其如家国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
李世民原觉得兄弟间自相残杀将留污名于青史，想先等李建成和李元吉动手之后，再加以反击，届时自然师出有名。但尉迟敬德说这是天意所为，甚至表示若不当机立断，他和长孙无忌宁愿挂印而去，同时又表示本方准备充分，击败李建成十拿九稳，终于让李世民定下了决策。
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展现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情景
当天夜里，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李渊告状说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尹德妃、张婕妤私通乱伦，并预谋加害自己，高祖答应第二天召集他们兄弟三人进宫对质，由他亲自盘查事情的原委虚实。玄武门之变的序幕就此被揭开了。
这场政变中，李建成贵为太子，并得齐王李元吉、宰相裴寂、谋士王珪、魏徵、东宫卫士将领薛万彻等人追随，实力本不容小觑。秦王李世民能够力挽狂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成功安插了重要间谍深入对方的阵营内部——此人就是防守玄武门的御林军将领常何。常何原本是李世民的部下，曾经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之后李建成在魏徵的授意下极力与其结交并收买成为亲信，但他在李世民的多次暗访劝诱中又秘密回归于李世民阵营里，成为一位双面间谍。
玄武门事变前夕，李世民在与尉迟敬德等人谋划好对策后，夜访常何，向其安排玄武门伏兵之事，除此之外，还交予其一个特殊的任务。李世民自幼与李元吉一起长大，他深知李元吉擅长弓箭，武艺高强。为了练习箭术，李元吉甚至从小就常以射杀移动中的俘虏为乐，弓箭是他身上形影不离的武器。李世民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打算从李元吉随身携带的弓箭上动手脚，而这项任务的最佳执行者就是身为太子心腹的常何，他所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偷换掉李元吉的弓箭。弓箭不同于佩剑佩刀，通常没有固定专用的配备，且常何熟知李元吉的习惯，李元吉出门一般都是随手拿一把弓箭，并没有留意过细节。事变前夕，常何潜进齐王府和太子府的武器库，将武器架上的弓箭偷偷调换成了经过伪装的大膂力弓。由于伪装得惟妙惟肖，表面上根本无法将它与普通弓箭相区别。常何利用自己的地位，在王府中进出自如，没有任何人起疑，过程十分顺利。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即公元626年7月2日，李世民发起了“玄武门之变”。是日清晨，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埋伏在帝都长安城皇宫北面的玄武门，这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的必经之路。当两人与少数随从骑着马进入了玄武门后，察觉情况异常，空气中弥漫一股危险诡异的气息，两人心中开始起疑，准备调头返回。就在这时，常何立马命人将玄武门的大门关闭，将他们的手下隔绝在外，李世民则从玄武门里骑着马带领一群亲兵蜂拥而至，李世民向他们喊道：“殿下，勿走！”李元吉知道事情有异，连忙转身过来拿起弓箭准备开弓射杀李世民，然而平日驾轻就熟的弓箭此刻无论使多大劲儿都拉不开。利用这机会，李世民却用箭射向了太子李建成，将其射死坠马。紧接着尉迟敬德就率了一支70名骑兵组成的队伍冲进混战中，将李元吉也射下马。可在此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他窜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他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来不及起身。负伤的李元吉目睹此景准备孤注一掷，他冲上前去，夺过李世民的弓，准备用弓弦勒死秦王，为太子报仇。但尉迟敬德及时跃马奔来大声喝斥他。元吉自忖不是对手（元吉曾与其比武，大败而回），仓促放开世民，准备遁入武德殿寻求父皇李渊庇护，但尉迟敬德快马追上，毫不留情的放箭将他射死。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将士们听到玄武门里发出喊杀声，猜想到必定出了变故，倾巢出动前往救援，而常何手下的御林军此先不但不干涉政变，还与前来救援的太子部队展开厮杀。李世民一边指挥将士们抵抗太子势力，一边派大将尉迟敬德进宫向唐高祖禀报。高祖正悠闲地在宫内的海池上划船，并等着兄弟三人前来觐见，却不料见到尉迟敬德全身甲胄，手执利器，气喘吁吁地闯入禁宫。《资治通鉴》对这段史事有着详细记载，唐高祖问尉迟敬德：“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唐高祖于是才知晓外面出了大事，不免心神不宁，愁肠百结。宰相萧瑀等大臣见状进言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本就没有立过任何汗马功劳，反而因此仇恨功名显著的秦王李世民，欲加害于秦王，这下秦王将他们都铲除了，这是好事啊，把国事交付给战功赫赫的秦王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唐高祖见目前已成定局，只好采纳大臣们的意见，说：“善！此吾之夙心也。”很快，李渊宣布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罪状”，并将军政大权交予秦王李世民。3天后，即武德九年六月初七癸亥日（公元626年7月5日），唐高祖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下诏曰：“今日起军国事务，不分大小皆由太子处决，然后奏报皇上。”
过了两个月，也就是武德九年八月初九甲子日（公元626年9月4日），唐高祖李渊禅位给李世民，自己退位做太上皇。李世民登基，做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即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常何也因功升职为中郎将。
唐朝从建国伊始就经历了大小不计其数的战役，无论是对待隋末各地割据的群雄，还是塞外彪悍的突厥，唐代的帝王将相们大都能熟练掌握谍战技艺，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情报信息的来源更是多种多样，举重若轻。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此前历朝历代的帝王们都十分重视间谍的培养，但像唐朝这样，上至皇帝亲王，下至文臣武将，均能将秘密战的艺术运用得如此娴熟圆滑，依然称得上前无古人。无论是对内巩固政权，还是对外开疆拓土，唐代的统治阶级充分意识到了间谍的作用，情报活动无论规模还是深度在有唐一代都上升至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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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为北周的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封陇西郡公。
阴谋和政斗下的女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