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最重要的节日庇麻节，为纪念摩尼被囚禁和被杀害（吐鲁番出土）
然而，这种靠瞒天过海求得承认的诡计终究无法长期得逞。武则天死后，崇信道教的李唐皇室复辟，对摩尼教的态度大变。开元七年，吐火罗（今阿富汗）国王遣使朝贡，上书推荐了一名摩尼教最高等级的僧侣——慕闍（光明使者），说他通晓天文，请求能加以重用。摩尼教团的再一次试探，却引起了唐玄宗更大的怀疑。为了弄清摩尼教的真相，以便于作出决策，他命令拂多诞书面交待摩尼教的真实情况。也许是想摆脱依附于佛教的地位，让皇帝信从摩尼教，拂多诞写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全面扼要地讲述了摩尼教的创教经过、基本教义、教团组织、主要典籍等。唐玄宗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异域宗教与佛教的不同，并可能对唐朝统治产生威胁，故断定摩尼教“妄称佛教”，于开元二十年七月下达敕令，指责摩尼教冒充佛教、蛊惑百姓，禁止在中原传播，但允许西域人继续信奉。
敦煌莫高窟中的塑像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
摩尼教的传播在中原受到沉重打击，却在漠北的回鹘汗国获得巨大成功。回鹘汗国消灭突厥后成为漠北大国，原本信奉的萨满教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此时回鹘控制了丝绸之路，贸易成为回鹘汗廷财富之本，而往来于这条丝路的主要是粟特人，他们大多是摩尼教徒，通过贸易将西域的摩尼教传播到了回鹘民间。
敦煌莫高窟中发现大量摩尼教的古迹
但是，真正改变摩尼教命运的是一场大规模叛乱——安史之乱。为了镇压叛军，唐朝向回鹘求救，牟羽可汗率领回鹘军队进入中原。763年，牟羽可汗在洛阳遇到了睿息等4位摩尼教高僧，双方辩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牟羽可汗决定信奉摩尼教，他恭敬地跪倒在众僧面前，忏悔罪过，其目的也许只是为了得到信奉摩尼教的粟特商人的支持，但这对处于低落时期的摩尼教来说无异于天大惊喜。远在巴比伦的摩尼教法王派遣了最高等级的僧侣——光明使者来到回鹘传教。
牟羽可汗信仰了摩尼教之后，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所有大臣、贵妇人、名人、头人及大小全体黎民都抵达城门狂欢。那里，天王进了城，头上戴着王冠，身穿深红色（长袍），坐在黄金宝座之上，并向官员和平民传佳令，这样（说道），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前面的光明 …… 你们欢喜吧。”
隆重的仪式明显是为了扩大摩尼教的影响力，接着牟羽可汗还下令每十名男子中必须有一人负责监督众人的摩尼教信仰真诚与否。摩尼教被立为回鹘国教，经历了与本土萨满教长期的惨烈斗争，获得了回鹘朝野的真心信奉，摩尼师经常充当回鹘大汗的使节和顾问追随左右。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覆灭后，摩尼教的信仰依旧在高昌回鹘王国盛行，并传播到西域各国。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侵入这一地区，才结束了摩尼教在这里的历史。然而，作为秘密教派的摩尼教在西域少数人之中一直存在到19世纪。今天，我们在中国所发现的摩尼教典籍、绘画、宗教场所遗址也基本出现在这里。
高昌出土的摩尼教教士图
会昌灭佛给各外来宗教带来的灾难
摩尼教传播（公元300年～500年）
回鹘汗国助唐平叛有功，唐朝对此十分感激，每年高价用丝绸交换回鹘的马匹，和亲时派真正的公主出嫁（对其他政权的和亲一般都是用宗室女子甚至非皇族女子冒充公主），对于来到中原贸易的回鹘商人也极尽优待。粟特商人中的摩尼教团趁机在中原各处建立寺院，发展信徒，大批摩尼师来到中原传教，为此唐朝解除了开元年间的禁令。短短半个世纪里，摩尼教从长安发展到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成为仅次于佛教和道教的第三大宗教，摩尼教在中国历史上迎来最辉煌的时刻。然而，唐朝统治者从内心里是厌恶摩尼教的，之所以允许它的存在和扩张，只不过是出于与回鹘结盟、保持北疆安定的需要。
摩尼教旗幡，为纪念资助摩尼教的男女贵族（吐鲁番出土）
因此，当840年，回鹘汗国被黠嘎斯所摧毁，而黠嘎斯政权因为和唐朝有历史渊源（据说黠嘎斯曾是李陵的封地，而李陵所在的陇西李氏正是唐朝自认的祖先），而对唐朝保持友好态度。唐朝已经没有必要对以回鹘为后台的摩尼教虚与委蛇。842年，唐封闭荆、扬、洪、越等州的摩尼寺；843年又将长安、洛阳、太原的摩尼寺产全部没收，摩尼教经书、画像都被焚毁；京城的72名女摩尼僧侣全部被处死；摩尼教徒被迫还俗，外国信徒发配管制。从此摩尼教转入地下，逐渐以明教的名义活动。此外，由于武宗年间对外国摩尼教徒的驱逐与回鹘摩尼教团远迁西域，中原的明教逐渐丧失了与国外明教的联系，开始完全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之中。
三 “大明”——明教的胜利与失败
唐武宗时期回鹘汗国的覆灭和唐朝廷对摩尼教的毁灭政策，迫使摩尼教徒逃亡到唐朝统治薄弱的东南沿海地区，并转入地下。这其间最著名的摩尼师是呼禄法师，他来到福建，“授侣三山，游方泉郡”，渐渐重建起了教团，此时的摩尼教已经完全汉化，被称作明教。到了宋代，闽浙一带“事魔之俗”已经十分昌盛。此时的明教分化成两部分，少数上层僧侣依托于佛道而生存，宋朝信奉道教，而道教《老子化胡经》中有摩尼是老子学生的说法，这就使得摩尼教能以道教附庸的身份得到宋朝廷的包容。而蒙元朝廷由于自身没有高级宗教，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开放宽容政策，摩尼教僧侣得以独立传播。
然而，更多的明教徒却融入民间，并逐渐与下层民众的反抗活动结合在一起。明教为了能在民间传教，将摩尼教教义要旨简单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为了迎合民间需要，更加发挥其追求光明、善良、俭朴、友爱的道德观念，更保留了教义中对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光明将永远存在的坚定信念。在传播的过程中，明教吸收了弥勒信仰，称摩尼为弥勒佛化身，弥勒所在充满光明、幸福的兜率净土与摩尼所宣扬的光明王国合二为一，从而对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除了在教义上的变化外，明教传播者们还扎根民间，关心民生疾苦，扶危济困，从而赢得了民众的衷心信从。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江浙山民，平时食肉之日有限，所以易于食菜”，“事魔者，每村有一二桀黠之徒，谓之魔头，各录其村人姓名，相与咀盟为党。凡事魔者，例不食肉，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钱以相振恤，而事易济。”除了在信徒中进行经济互助之外，他们还“建祠庙、修桥梁”，在信众遇到官司纠纷时提供帮助，“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乃已。”明教的种种善行，为它在民间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南宋陆游向朝廷奏报说，“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二襘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这些都是明教传播中的各种地方分支，可见其传播地域之广泛。明教信仰还向精英阶层渗透，“士人宗子辈”及“名族士大夫家”都有信仰明教者，甚至连理学大师朱熹也被怀疑与明教有染。而明教的组织和仪式虽然不似摩尼教团时代那般等级森严，却已经初具规模。《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庙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等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煽愚民，男女夜聚晓散。”
丝绸之路将佛教传播到西域各国，又将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带到中国，成为很多人的信仰
此时的明教在教义上已经不如摩尼教那般悲观、激进，并基本本土化。在偶像崇拜、祭品、葬礼等方面都尽力向佛道靠拢。而且明教徒律己极严，“其法不茹荤、饮洒，昼寝夜兴，以香为信，阴相交结，称为善友”，“以不杀、不饮，不荤辛为至严”。这种真诚的精神即便连批评者也为之赞叹，但是这种善举由朝廷而为便是“王道”，由民间所为就是叛逆。
虽然对主流社会百般忍耐、屈从，明教依旧因其崇尚光明的教义和在民间的巨大声望而为统治者和士大夫、僧道所不容。他们污蔑明教为“魔教”、“吃菜事魔”，加以严酷的镇压。在朝廷的压迫下，部分明教徒走向激进化，他们开始四方联络，彼此呼应，共同对抗朝廷。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人们所熟知的方腊大起义。史书明文记载，方腊“托左道以惑众”、“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訹”，甚至直言他“事魔”，其本人属于明教领袖则无疑。令人惊异的是方腊起义的巨大规模：聚众上百万，攻占六州五十二县，响应者遍及浙东、浙西、苏南，迫使北宋动用了禁军精锐和秦晋番汉兵马（即所谓的西军，北宋后期唯一的生力军）十五万人，花费四百五十日的时间才镇压下去。就连四年后北宋的覆灭也与此直接相关。
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众多的人马，如此强悍的战斗力，如果没有庞大的秘密组织网络，没有长期的物资和人力储备，没有多年的联络呼应和训练策划是不可能达到的。很难想象，这仅仅是出自一位世居偏远乡村的农民所为。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个潜伏地下的明教网络有何等的庞大与强大！
方腊事件之后，宋朝廷一改对明教不闻不问的政策，开始加以取缔和迫害。结果激起了更多的反抗。据史书记载，明教遍及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乃至河南信阳、河北沧州、青州，南到两广、福建，南宋时期，接连发生王念经起事，严州余五婆起事，东阳县“魔贼”起事，贵溪“魔贼”起事，陈三枪、张魔王起事等，都属“吃菜事魔”的明教信徒发动。
进入元朝后，由于蒙元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长期遭到压制的明教得以公开活动，迅速发展开来，与弥勒教、白莲教互相融合，相互激荡，成为民间社会的巨大潜流。元朝末年，灾荒不断，蒙古-色目统治集团对汉人、南人极尽压榨，以致造成“穷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明教、弥勒教、白莲教互相联络、互相呼应，共同促成了红巾军大起义的爆发。红巾军以“白莲花开，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口号，韩林儿就自命为小明王，更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谣：“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上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魔”暗指“魔教”（统治者对明教的蔑称），“日月双平照”则明确说出了明教。而红巾军所用来做标识的红巾正是二百多年前方腊起事时所用过的。甚至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的姓氏也有可能是因崇信明教而改的姓。
元代的摩尼教壁画，上天在顶部，左侧是月亮，右边是太阳
朱元璋的发迹便是从在濠州参加红巾军开始，作为韩林儿名义的下属，他也曾经是一位明教徒，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山河奄有中华地，大宋重开日月天”。后来红巾军在与元军的征战和自相残杀中逐渐覆灭，原本不起眼的朱元璋部成为南方的一大势力，但名义上他依旧是小明王韩林儿的臣属。为了争取到江南地区士绅的支持，朱元璋背叛了自己曾经的信仰和忠诚，在对张士诚的檄文上明确抛弃了白莲和明教。但是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大多是红巾军出身，明教徒甚多，小明王韩林儿对他们依旧有着很强的影响，对朱元璋来说，韩林儿已经成为他称帝建国的巨大障碍。但是，朱元璋碍于舆论，又不能对韩林儿公然杀害，便派遣廖永忠以迎接韩林儿来应天为借口，在途经瓜州渡时，暗中把船凿沉，韩林儿沉江而死。
福建晋江曹安寺是中国唯一现存的摩尼教寺庙
虽然杀害了韩林儿，自立为帝，但是因为部属大多数是红巾军旧部、明教中人，为了笼络韩宋旧部、天完降将，迎合民众对“明王出世”的殷切盼望，朱元璋不得不将“大明”定为国号。一方面表示自己继承了小明王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则表示明王已经出世，以防止后来者利用明教来反对明朝。
明教徒经过在中土数百年的前赴后继、浴血拼杀，终于等来了一个“大明”王朝的建立。然而，这并非他们的胜利，反而使他们彻底失败的开始。朱元璋建国后，尊奉儒释道三教，深恶明教逼迫他使用大明国号，因此，除了“大明”国号外，关于明教的一切都被禁止。明朝律令很严，凡传播明教者皆被处以绞刑，从犯也要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这样的惩罚在以前的朝代里从未见到。如此，明教成功制造了一个明朝，却被这个明朝彻底禁绝，甚至在后来的官方文献里已经找不到明朝与明教之间的蛛丝马迹。
明教被明朝严令禁止后，在正史和野史中都不见诸于文字，以至于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明教已经在明朝不复存在，或者彻底融入其他宗教之中，直到后来在晋江余店苏内村万山峰发现了摩尼教草庵遗址，在那里发现了刻于正统十年的“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等字样，并发现了世界唯一现存的完整的摩尼塑像，正是这尊酷似佛陀的塑像，使这座摩尼教寺院得以死里逃生。175年后的万历年间（1620年），两位泉州诗人在这里留下了题诗，然而他们却将这里当做道观，并说这里已经十分荒凉。当年传遍亚欧非许多个国家，经历了多少次的辉煌与悲壮，千万明尊信徒为了光明王国的到来，曾生死不渝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在一座小小的破败寺庙里画上了句号。
其时，离摩尼创立摩尼教已经近一千四百年了。
铸于明朝的太和门雄狮
1368年1月23日，平民出身的元末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同年9月14日，徐达攻克元大都，元朝覆亡，由此正式开启了明朝276年的历史。
明太祖衮龙袍像
朱元璋早年曾沦为乞丐，跟历朝的皇帝相比，可以说身世寒微，故饱尝世态炎凉，加之曾经历亲侄子朱文正的背叛，对人心之险恶有着一套独到认知，再加上其起事之初的秘密结社背景，因此朱元璋自称帝拥有天下以来，为皇权稳固、天下归心可以说是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最终打造了一套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情报系统，并深刻改变了有明一代的社会政治生活。
一 检校鹰目
朱元璋曾派专人负责明察暗访，并安插亲信在大臣府邸，随时上报，成为定制。他的情报帝国和他的天下一样，不断“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其特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在战争岁月，他们不光要终日奔波于获取军事方面的机密情报，还要监视达官显贵的日常生活。
学士宋濂喜欢结交朋友，一天在家里宴请宾客，不想第二天朱元璋遇到他时，不经意间问起昨天有没有喝酒？来家中的客人都有谁？饭菜吃的是什么？宋濂惊讶之余，都如实回答。听后，朱元璋笑道：“确实如此，你没有欺骗我。”
在《朱元璋传》中，作者吴晗也提到，国子祭酒宋讷因门生打碎茶具，十分生气，怒容满面。上朝觐见时朱元璋就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照实回禀了个中缘由。此时朱元璋命宦臣把他“危坐，面有怒色”的画像拿给宋讷，他如梦初醒，为自己未隐藏分毫而暗自庆幸。负责这些监察事宜的特工人员，朱元璋在开国初期就开始启用，名为“检校”，遍布朝廷内外，充当耳目，负责侦察汇报京城之中官吏的所有事情，事无巨细。
刘基像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因“伙同谋反”而诛灭九族的案子告一段落后，朱元璋阅读到《孟子》中的“草芥寇仇”之类的句子时触及要害，感触良多，称“非臣子所宜言。”决定除去孟子封号，废除其“配享”，并且下令说，如果有臣子敢进谏反对，就以不敬之罪论处，由御前武士射杀。刑部尚书钱塘却不惧生死，抬棺材进谏，“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被钱宰的诚恳态度感动，觉得此举确有不妥，便撤回圣旨，转而下令编写《孟子节文》，删除《孟子》中“谏不听则易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其君如寇仇”这种有碍皇权的字句段落，此事由当时的儒臣负责，其中自然包括这位冒死进谏的忠臣钱宰。
《黄明资治通纪》中就记载了一件与此相关的“窃听”轶事。钱宰同其他儒臣一道入京，共同修改编写《尚书会选》、《孟子节文》。一天无事，便作闲诗一首以抒发心中情绪：“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蒸饭时。”特工听闻此诗便向朱元璋禀报，第二天，朱元璋在文华殿宴请儒臣，完事之后，便对钱宰说，你诗中“午门朝见尚嫌迟”的“嫌”字用得不妥，改用“忧”字岂不更好？听到这里，钱宰酒意全无，惊出一身冷汗，连忙下跪请罪。检校的密探把钱宰的“牢骚”诗连夜报告给皇帝，怎能让钱宰不惊悚？不恐惧？
通过特工活动，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难逃朱元璋法眼，在他面前，官员根本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惶惶不可终日，自然不敢造次，生出事端。还有一则轶事，在刘基的传记中有所提及，虽无正史可考，却非常有意思，将明朝特工刻画得有血有肉，更将朱元璋未雨绸缪的“良苦用心”昭显得入木三分。
刘基通晓天文地理，料事如神，是与诸葛孔明齐名的谋臣，在朱元璋起兵征讨天下时，立下过汗马功劳。洪武四年，刘基急流勇退，告老还乡，“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但与他宿怨甚深的胡惟庸做了宰相后，一直寻找机会向朱元璋进谗言，打算除之而后快，这也暗合了朱元璋的心思——天下初定，万一他投入别人帐下，岂不后患无穷，正好借机利用胡惟庸借刀杀人。刘基为示清白，尽忠君之义，进京谢罪。朱元璋既不治罪，也不准他回家。
在京期间，朱元璋赏赐给刘基一个监视他的美貌侍姬，刘基明白皇帝用心，凡事都小心翼翼。一日，为了一个根本算不上过失的过失，朱元璋下旨惩戒，要刘基每天抄写一遍文书。时间一久，皇帝不再提起此事，待刘基亲切如初，年届花甲的刘基也就不再抄写。在此期间，这位美丽的女子，真心爱慕上了刘基的才华，悉心照料，让老人得到不少的安慰。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刘基所有的“作业”。刘基措手不及，他哪里拿得出来？刘基知道，皇帝这是要自己死。虽然不是大事，但若安上一个抗旨不遵罪名，却也并不为过。但是，侍姬比刘基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抄写文书，最后让刘基交上，希望他能逃此一劫。看到完整“作业”后，朱元璋非常失望，随手翻看之中，忽然发现字迹前后并不相同，询问之下，得知事情原委，朱元璋并没降罪，而是放过了刘基。
刘基离开皇宫，赶回家向侍姬报喜，却不曾想到家时，只见到女子倒在血泊当中，已经气绝。刘基病倒，后来朱元璋准他归家，并派人护送，回家不足一个月，刘基就因病而亡。
在明朝洪武年间，无论是史实还是后人杜撰的精彩故事，确实发生不少，而这当中，或多或少，都有那些誓死效忠朱元璋的特工们的一份功劳。在位期间，朱元璋确实培养了不少“优秀”特工，如杨宪、毛骧、蒋瓛等人，并对此感到非常欣慰，曾感慨“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其实，检校在整顿吏治方面确实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比如时逢灾年，农民颗粒无收，地方官吏却隐瞒不报，检校查访后告诉朱元璋，官员悉数被捕问罪。
二 “锦衣夜行”
锦衣卫腰牌
提到大明王朝的特工组织，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开辟先河，在明朝间谍史上更是浓墨重彩，不能不说。
明朝的军队编制称为“卫所”，一个“卫”有5600人，下辖若干个“所”，1120人为一个“千户所”，112人为一个“百户所”。“卫”的长官是指挥使，官居正三品，“所”的长官是千户和百户，分别是正五品和正六品。在诸多“卫”中，号称“上二十二卫”的亲军地位很高，其中锦衣卫的地位更高。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拱卫司改为亲军都尉府，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将其改为锦衣卫。锦衣卫的长官为锦衣卫指挥使，由皇帝委派亲信的勋戚或都督一级的将官充任。锦衣卫的主要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执掌廷杖。
明锦衣卫印中印
所谓“直驾侍卫”，就是承担皇帝与皇宫的警卫保驾工作，这是锦衣卫的日常勤务。
每逢圣节（皇帝诞辰）、正旦（正月初一）、冬至的三大朝会，以及每天的常朝（皇帝上朝与官员议政），还有祭祀等仪式，皇帝的出入都有锦衣卫官兵扈从、侍卫。凡遇大朝会，皇帝上朝升殿，锦衣卫指挥使一员，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乌纱帽，身佩銮带，悬挂金牌，在御座前偏西的地方站立侍卫，另有千户六员身穿青绿锦绣服，在殿前“侍班”。平时常朝，锦衣卫指挥使一员、千户两员、百户十员、旗校五百名，在奉天门下排队侍卫，听候皇帝命令，纠正官员礼仪。退朝以后，锦衣卫百户一员带领士兵巡逻皇城周围，其余锦衣卫分别守卫南华门、西华门。
明锦衣卫飞鱼服
明锦衣卫服
所谓“巡察缉捕”，就是“缉捕京城内外盗贼”。
锦衣卫专设“镇抚司”，后分为南北两个镇抚司，直接承办皇帝交付的重案要案，捉拿人犯，审判关押。特设“诏狱”，即遵照皇帝诏令查处人犯的监狱。明朝的诏狱与汉武帝时期的诏狱很像，多用酷吏及严刑峻法。不过，诏狱在汉朝的存在时间很短，因战事需要，只存在于汉武帝的晚年时期。而在明朝，据相关史料记载，诏狱多达二十六所，关押有郡守、九卿一级高官前后达百余人，牵连对象至十余万人。整个明朝，诏狱在王朝运转中都能找到踪迹。
现代人仿制复原的明锦衣卫常用配刀——绣春刀
镇抚司独立于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系统之外，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三法司无权干涉，于是，锦衣卫愈发肆无忌惮，滥施刑罚，“用法深刻，为祸甚烈。”太祖皇帝的“法外加刑”就是通过锦衣卫来贯彻的。
南京紫金山明孝陵
《明朝小史》就为我们勾画了一幅血腥残酷至极的画面：“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胜国顽民指的是元朝遗民，而淄流则是指和尚，朱元璋因少年时代曾经入寺为僧，故非常厌恶元朝遗民遁入空门做和尚，因此专门派人抓捕刑以活埋、砍头，以震慑民心。
据说镇抚司狱中有十八种酷刑之多，主要有：刷洗(1)、抽肠(2)、剥皮(3)、灌毒药(4)……据《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记载：“其最酷者曰弹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如雨下，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弹琵琶，就是将人犯按倒在地上，控制住其手脚，掀去其上衣，露出肋骨，用尖刀划开身体，用小锤直接敲击肋骨，也称琵琶骨。另有一种酷刑叫“昼夜用刑”，此刑以木笼内四面安装钉子，犯人坐在此笼中，稍一动弹，钉子就会扎入身体，“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时中但危坐如偶人。”正德年间刘谨创设了立枷之刑，镇抚司狱常常使用，立枷重达一百五十斤，被刑者昼夜带枷，几天就会死亡，后来最重时曾加重至三百斤。
大明王朝所设的诏狱，手段的残忍程度用惨绝人寰形容应不为过，一入此门，多有去无回，纵使逃过一死，也多体无完肤。不少忠臣良将，更是在此被冠以“莫须有”罪名，蒙受不白之冤。
所谓“执掌廷杖”，其实在大明律法上并没有具体规定，也不是死罪，但却令人不寒而栗。皇帝以此来加强皇权，树立威信，巩固统治。官员违背旨意，惹怒皇帝，只需一声令下，便将其拖出至午门前，杖责一番：用绳子绑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露出臀部和大腿，接受廷杖。据说，锦衣旗校行刑时，只要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便知犯人死活。如果两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形，犯人不会被打死，如果靴尖向内收，犯人就难逃一死。刑场上，“搁棍”的叫喝声加之犯人的哀吼，让人生畏。廷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的尊严。
明世宗皇帝画像
万历年间刑部员外郎艾穆曾和一位同僚亲历过廷杖的情形，他这样描述道：“司礼太监数十人捧着圣旨过来，先是大喝一声：‘带上犯人来！’每一喝便有千百人大喊回应，声震甸服。然后再喝斥一声：‘跪下！’接着宣布皇上要杖打我二人，每人着实打八十大棍的旨意，然后开打，五棍一换，总共换了十六个人才算打完。每换一人，开打前都要喝斥一声：‘着实打！’喝罢上棍，共十六次，每次也都有千百人同声大喊回应。打完以后，四个锦衣校尉再用布包袱将犯人拖下去。”
明太祖朱元璋功德碑
明朝276年间，有不少官员死于廷杖之下，一改中国“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正德十四年，劝谏武宗皇帝不要去江南游玩的一百四十六人统统受罚廷杖，当场打死十一人。嘉靖三年，性格乖戾的世宗皇帝因讨论追尊父亲帝号问题（即“大礼仪”事件）而将一百三十四大臣罚以廷杖，当场死了十六人，这是明史上最大的两起廷杖案件。
据说，每天上朝时，如果朱元璋把玉带贴在胸前，就会少杀一些，而把玉带按在肚皮下面，就意味着要大开杀戒，官员每天上早朝都提心掉胆，临走前会与妻子诀别，晚上若是平安回家定会庆贺一番，庆幸自己又活过这天。朱元璋猜忌多疑，时刻充满戒心，忧虑大臣对他不忠，但却对锦衣卫十分信任，把重大案件交由锦衣卫处理。明朝历史上不少大案都经由锦衣卫之手，其中为众人所知的当属洪武年间四大案中的胡惟庸党案和蓝玉党案。
三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与胡蓝之狱
锦衣卫的第一任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很有可能是曾经在检校任职的毛骧。《明史》卷一百三十五记载：“子骧，管军千户，积功擢亲军指挥佥事。从定中原，进指挥使。滕州段士雄反，骧讨平之。捕倭浙东，斩获多，擢都督佥事，见亲任，尝掌锦衣卫事，典诏狱。后坐胡惟庸党死。”可见毛骧很早就跟随朱元璋，他特工经验丰富，深得朱元璋信任，在职期间主持完成了胡惟庸党案，可说是大功一件，但却也因此丢了性命。
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社稷稳定煞费苦心，“以重典驭臣下”，唯恐大权旁落，一天要上三次朝，朝廷大小政务都要由他亲自裁决。洪武元年，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封韩国公，徐达为右丞相，封魏国公，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其子被招为驸马，可以说是权倾朝野，随着势力日益壮大，渐已威胁到皇权。朱元璋早有裁撤之意，但有所顾忌，便与谋臣刘基商量。
刘基劝说：“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太祖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后来，太祖又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和刘基私交很好，但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太祖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太祖接着问胡惟庸，刘基又回答道：“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于是说道：“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最合适了。”刘基谢绝说：“我性格太嫉恶如仇，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
《出警入跸图》局部图，描绘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去京郊十三陵祭拜先祖。图中只有皇帝是正面形象，皇帝左右随扈红衣者就是锦衣卫。
洪武四年，朱元璋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由，准许李善长辞官还乡，李善长时年58岁。朱元璋最后还是根据李善长的举荐，任用了胡惟庸担任右相，宠信有加。胡惟庸气量甚小，对于刘基的评价一直耿耿于怀，刘基病重后，竟一反常态地常带着医生去为刘基医治。可是没过多久，刘基就痛苦死去，死因疑是慢性中毒。刘基曾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后来证明，刘基的话还是十分有道理的。
《明史·胡惟庸传》说：“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擅权行为并非没有察觉，洪武十五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报告胡惟庸谋反，并指出当年下毒害死刘基一事，朱元璋立即进行审讯，以“擅权植党”罪当天处死了胡惟庸，告法者涂节因涉及此事连同另一主犯陈宁一同被斩。太祖随即废除了丞相制度，并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皇帝由此大权独揽。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他是个事无巨细、心思缜密的一代帝王，为何朱元璋会容忍胡惟庸这么久呢？朱元璋就是要在宰相位置上，任用胡惟庸这么一个人，倘若真的重用刘基这样威望极高的能臣干吏，想要寻觅借口一举废掉宰相制度，集权于朝廷，恐怕要费些周章——因此也可以说是欲擒故纵。等到胡惟庸多行不义、“罪证确凿”时一举根除，牵扯甚广，定能除去不少假想敌，心患可愈。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明朝天下”这盘棋的棋子，即可杀“敌”，也可弃之保帅。朱元璋的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为进一步巩固江山，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为他效命。毛骧领会圣意，深知锦衣卫的当务之急，就是替朱元璋找到诛杀权臣的理由——结党营私，犯上作乱。胡惟庸虽死，但胡惟庸党案并未结束，锦衣卫一直奉命追查胡惟庸罪状，胡惟庸的罪状也在不断升级，从“通倭”、“通蒙”到“谋反”，一切终于在锦衣卫的发酵作用下有了定论。
洪武十九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有了进一步证明。洪武二十三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朝，据说他经常往返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外应。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出塞时，在捕鱼儿海就抓到过封绩，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把封绩给放了。直到这次，封绩再次被抓入狱，李善长终于也被牵扯进来。
明代政治的中枢之一文渊阁
李善长虽已告老还乡，但却是朱元璋心头首要恶疾，不除不快。《明史·李善长传》中提到，皇帝命令逮捕李存义父子，严加审讯，牵连到李善长。供词中提到：胡惟庸有谋反的意图，派李存义暗中游说李善长，李善长惊诧道：“你为何说这样的话？一旦事机泄露，九族皆灭。”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朋友杨文裕游说：“事成之后，让你成为淮西王。”李善长惊讶不许，却颇为心动。胡惟庸亲自前往游说，李善长还是不许诺。过了一段时间，再派李存义劝说，李善长叹息道：“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去搞吧！”供词公诸于世，李善长屡遭弹劾。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人，在锦衣卫的威逼利诱下，也出来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通贿赂，交私语”。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一来，可说是铁证如山，李善长有口难辩。朱元璋称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于是，77岁的李善长纵有免死金牌，却因“谋逆”之罪难逃一死，与他同死的还有其妻、女、弟、侄等七十多人。只有长子李祺和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放江浦了事。名士宋濂也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自己也病死于途中。
在朱元璋眼中，“满朝都是胡党”，必须肃清奸党余佞。锦衣卫奉命追查“胡党”，刑讯逼供，罗列罪状，大肆诛杀惩处“胡党”。此案延续了十年之久，前后几十家王公贵族被杀，三万多人被屠戮。为平民心，朱元璋将《昭示奸党录》公诸于世，晓谕臣民，以此为戒；稍后又处死替罪羊毛骧，此事终于告一段落。
四 锦衣卫指挥使蒋瓛与蓝玉党案
太子朱标的突然死亡，对于已经65岁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在朱元璋心中，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如果有朝一日他撒手人寰，留下年幼且少不更事的孙子朱允炆做皇帝，而昔日的一批功臣俱在，难免有功高震主之虞。为了保住政权，朱元璋又一次起了剪除功臣的杀念，这一次，他决意首先对蓝玉下手。
此时，蒋瓛已经接替毛骧主持锦衣卫，成为新一任的锦衣卫指挥使，作为深受太祖器重的鹰犬，他主持完成了蓝玉党案。
蓝玉原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后期著名将领之一。他曾立战功无数，所向披靡，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征战南北，平定叛乱，为大明王朝稳固和统一立下卓越功勋。洪武二十年，他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逃亡蒙古的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蒙古军队退至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满以为此地缺乏水草，蓝玉的军队不可能长驱直入，因此毫无防备，明军却在沙尘暴的掩护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袭击，打得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八万人被俘。
战功显赫的蓝玉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赏识宠信之后，愈加骄横恣意，目无法纪。他蓄养了奴仆、“义子”几千人，作为随从和亲信。这批人依仗蓝玉的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这些奴仆、“义子”。蓝玉藐视王法，竟把御史赶走。北伐凯旋后蓝玉班师回京，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要查明情况，蓝玉却纵容士兵毁关闯入，并将缴获珠宝与前朝妃嫔据为己有，朱元璋获悉后不禁勃然大怒。
平素蓝玉蒙皇帝召见时，赐座交谈或随侍宴饮，他的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没有一点“人臣之礼”，早已遭到朱元璋忌恨。带兵在外，他又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禀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还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西征回来，皇帝赏赐他“太子太傅”的头衔，以他的学识，根本不能成为太子的老师，只是一个荣誉而已，蓝玉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胡惟庸党案结束后，蓝玉自然在劫难逃。
明成祖朱棣迁都顺天府，锦衣卫作为一个固定的特工机构被保留下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虽然于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劳，但等待他的不是论功行赏，而是锦衣卫的诏狱之祸。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蒋瓛在早朝控诉蓝玉谋反（实为诬告），说他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当场被捕，一天后就被下令处死，抄斩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视为“蓝党”，遭到灭族之祸。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两名，连坐处死了一万五千余人，可说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蒋瓛命属下搜罗《逆臣录》中的口供，朱元璋亲自为之作序，以显示了“蓝党”谋反证据确凿。处死一个飞扬跋扈的蓝玉不难，但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则不易，必须证据充分才可。然而，口供竟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如何前往蓝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由于时间较短，《逆臣录》编写仓促，露出很多破绽，蓝玉密谋之流尽是“打渔网户”、“漆匠”之辈，其伎俩拙劣可见一斑。从已经整理发现的资料看，罪证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细想来，“蓝玉党案”是否真相大白已不重要，此案和胡惟庸案一样，是朱元璋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就算不发生胡蓝党案，也会发生其他名目的案，也会有像胡惟庸和蓝玉这样的人被判谋反而遭屠戮。
《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这便是皇帝集权心理的产物，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锦衣卫非法凌虐大臣，诛杀众多，遭到人们强烈不满，面对此状，朱元璋决定罢撤锦衣卫狱，焚毁刑具，将囚犯统统交与刑部审处，并昭告天下。明太祖知道，酷政不可以为常，这类酷政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他下旨“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恢复了朝廷的正常司法制度。
朱元璋如此治国，也如此治家。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身患重病，以为自己将会不久于人世，想起李淑妃精明强干，担心她仿效武则天登基称帝，江山易姓，便决心把她除掉。对她说：“你跟随我十多年，忠心耿耿。去见见两位哥哥，尽兄妹之情。”李淑妃明白太祖用意，拜谢隆恩后悬梁自尽。朱元璋抚尸痛哭说：“朕只是担心她日后会弄出武后之祸，只得割舍千般恩爱，让她这样走了，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朕是个寡恩薄德的人。”
其实，天下就是他的家，而他的家就是整个天下。帝王建国后残害开国元勋的事并非朱元璋的首创，但却在检校、锦衣卫左膀右臂的协助下，被他做到极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后世所嗟叹。
吴晗在《朱元璋传》这样写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名望，主意多，要是自己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谈古书，讲三王道礼，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城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早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容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
的确，锦衣卫“出色”完成了朱元璋交给他们的任务——“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
吴晗在总结了朱元璋为何成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工机构后，也对朱元璋通过特工组织加强封建集权作了颇有见地的评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特工组织完善发展确实如此，工程浩大，对他执政期间的王权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