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共和国地图
海外之地风土人情与华夏大不相同，华人谋生不易，再加上土著居民和西方殖民者的敌视态度，漂流海外的华人们急需一个团体保护。而部分天地会众在失败后来到海外，使这一组织不断在海外得以扩展。已知最早的海外天地会首领是著名的广东梅县人罗芳伯。乾隆三十五年，他因逃避清廷的追捕率众逃到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山口羊地方，被当地苏丹赏赐一小块土地居住。不久该国发生叛乱，罗芳伯率众平乱，大获全胜，苏丹喜出望外和他结为兄弟。罗芳伯派遣手下吴元盛攻打侮蔑华人的部族首领，地盘日益扩大。不久他将华人各个小公司合并，组成兰芳公司，停止向苏丹纳贡。苏丹不得不承认其独立，罗芳伯被选举为兰芳公司第一任大首领，自称“大唐客长”，还置备了国旗和国玺。兰芳公司实行大统领制度，官职有甲大、正副书记、尾哥、老太等，和洪门制度无异，都由选举产生，而公司大事务则由洪门高层举行会议决定。据荷兰人称，兰芳公司极盛时期人口多达十一万众，俨然一个独立国家，史称“兰芳共和国”。为了求得祖国的保护，兰芳共和国不惜抛弃反清复明宗旨的束缚，向清朝遣使朝贡，希望把所辖土地并入清朝或是成为清朝的附属国，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拒绝。然而，与清朝交好毕竟大大提高了兰芳共和国在土著民族中的威望，极盛时期曾将势力扩张到整个加里曼丹岛。
兰芳共和国钞票
罗芳伯死后，大统领职位由洪门会众选举产生，以此形成惯例。整个兰芳共和国存续时期共产生了十二任大统领。兰芳共和国的富强引起荷兰殖民者的嫉恨。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势逐步走向衰落，无所顾忌的殖民者开始不断侵吞兰芳的土地。1884年趁清军忙于中法战争之际，荷兰军队侵入兰芳领土，兰芳军民拼死顽抗，终因寡不敌众在1888年战败而亡。其时距离兰芳建国已经111年之久。吞并兰芳共和国后，荷兰殖民当局害怕清廷的抗议，在兰芳另立一个傀儡以掩人耳目，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民国初建之时，荷属东印度当局才宣布了对兰芳的占领。兰芳灭亡后，大批华人不堪忍受亡国的命运逃往苏门答腊，并在马来半岛定居。其中一位逃亡者的后裔成为著名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与兰芳公司联系最密切的是罗芳伯的手下部将吴元盛所建立的戴燕王国。当时，戴燕国王很残暴，人民都怨恨他，1783年，吴元盛杀死了戴燕国王，因此吴元盛被拥戴为戴燕国国王。后来，吴元盛逝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妻袭位为女王。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出海游历南洋时（1783—1797年间），戴燕女王还在位。此后戴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四代，直到19世纪中叶，戴燕王国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兰芳公司之外，东南亚还存在众多由华人洪门组织组成的“公司”。如曾与兰芳公司发生战争的便有十四家公司：大港、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结联、新八分、三条沟、满和、新屋、坑尾、十五分、泰和、老十四分、十二分。后来为了对抗兰芳，他们联合组成了和顺总公司。各个公司中足以和兰芳公司匹敌的则是大港公司和三条沟公司，他们分别拥有一万和五万名战斗人员。
除了加里曼丹岛外，天地会在东南亚最大的据点是新加坡。1851年时，新加坡华侨约有27000人，其中20000人为天地会成员。至1890年，新加坡的天地会员发展到十个秘密组织、68316名成员。此外，槟榔屿有五个洪门组织，会员113300名。菲律宾的洪门组织则分为五房，尤以长房洪门进步党最为强大。至清末，东南亚的华侨居住区遍布以义兴会所为名目的洪门组织，人数达数百万。
清末时由于澳大利亚的矿山和农场需要大量劳动力，华工大量涌入，面对殖民当局的反华、排华政策，华人多数以加入洪门组织而自保。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大量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头目为躲避清廷追杀逃往澳洲更壮大了洪门势力。如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黄德滋被清军追击，率领余众乘坐帆船数十艘，远渡重洋，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登陆，加入淘金工人的行列。经过华人会党中间的火拼，洪门组织统一了澳洲华人“江湖”，于1908年建立澳大利亚义兴总部。在此期间，澳洲洪门组织中涌现出了梅东兴、黄柱稳、李三元等卓越领袖，因为他们和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在内的澳洲共济会成员有密切联系，所以澳洲洪门也自称“华人共济会”。
海外洪门的重镇无疑是在美国。据史料记载，早在1571年，加利福尼亚北部便有中国造船工人，1807年纽约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而第一个美国洪门组织则可能出现于1852年的旧金山，其成员则多是加利福尼亚的淘金工人。随着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的修建，华人与洪门逐渐向东部扩展。1903年正在美国游历的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说，仅在旧金山一地便有二十六个洪门会所，全美华人七八成以上都加入了洪门组织。清末北美建立的洪门组织中最著名的是“致公堂”和“安良堂”，致公堂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详见下文），而安良堂则与美国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息息相关。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开平，14岁赴美谋生，17岁加入洪门致公堂。他深感致公堂鱼龙混杂、组织散漫，便另立山头，建立“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会”。他于1904年在旧金山遇到孙中山，担任过孙中山的厨师兼护卫，之后他建立“安良总堂”，势力遍及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费城等31个城市，成为洪门堂口的“龙子”。从20世纪初到五十年代，司徒美堂及其忠实部属长期担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成为美国洪门的风云人物。而美国四任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则在致公堂中担任法律顾问长达二十年之久。
旧金山致公堂议事厅
致公堂是洪门二房洪顺堂的嫡系，现已成为洪门组织在美洲的统称
清朝末年皇族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起：3．奕劻，4．那桐，5．戴鸿慈。中排左起：3．瞿鸿禨
加拿大的洪门组织最早出现于1863年，其最初成员也是矿工，由于洪门组织竭力保护加拿大华侨的切身利益，讲求华人之间的互助互利，至十九世纪末已发展到加拿大各大城市，人数多达20000，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华工。除此之外，洪门天地会组织还于十九世纪后期先后出现于古巴、英国，日本、南非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不同于国内那些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同志，而多数获得合法地位，且领导者也多为华人中的商人或是有名望的人士。在历史舞台上，海外洪门扮演了具有两面性的角色。一方面，洪门在华人之中讲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初来乍到者提供食宿，甚筹资让他们做生意；当会员吃官司时，则由洪门山堂出面交涉，求得保释；当会员遭人欺凌时，山堂会为之雪恨；当会员客死他乡，想骸骨归于故土时，会堂也会加以接济。如果在械斗中牺牲，会所也会重金抚恤，并按时祭扫。当面对来自各国殖民者和统治当局对华人的压迫时，洪门则成为华人集体抗暴的有力凭借。如新加坡的华人曾与英国殖民当局在1799年、1824年、1854年、1856年多次发生冲突，各有死伤。1857年1月，为了抗议英国当局通过新的压迫华人的法案，在洪门的组织下，新加坡华人商店集体罢市，庄园、工厂、码头、商船上的华工集体罢工，最终迫使英国人作出了妥协。在泰国、沙捞越、澳大利亚、美国都曾发生了华人的抗暴行为，乃至血流成河。华人还参与了当地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如在菲律宾独立战争中，三合会领袖侯亚保便因战功卓越而成为革命军南线副司令，菲律宾独立后他担任国会议员，死后被菲律宾政府以国葬规格下葬。而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独立战争中，华人血洒沙场，深受古巴人民敬重，在首都哈瓦那街头至今还屹立着一座二丈多高的圆柱形纪念碑，上面铭刻着：“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另一方面，洪门组织也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曾在诱骗、贩卖、运输“猪仔”的罪恶贸易中充当了重要作用，依靠出卖自己的同胞而赚取了巨额财富；他们也曾充当殖民统治者的驯服工具，担任华人加必丹（首领），欺凌自己的同胞和土著人民。他们还垄断酒和鸦片的贸易，开赌场和妓院，不断从事帮会仇杀，如美国洪门的仇杀从清末延续到民国，时间长达三十年。从用斧头互相砍杀，到最后使用了步枪和手榴弹，以至于彻底堕落为黑帮组织。
海外洪门最为惹人注目的便是它在清末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深厚反清复明传统的海外洪门组织早在晚清时便不断回国参加反清起义。1851年，从新加坡回到闽南的陈庆真等人创立了天地会分支组织——小刀会。1853年小刀会在黄德美、黄位的率领下在厦门发动起义，占据闽南半年之久，起义军的安民告示上便赫然写着“大汉天德义兴公司”或“汉大明义兴公司”的字样，“义兴公司”正是东南亚地区天地会组织的通用称谓。据英国人记载，小刀会首领中至少有半数是出生在新加坡的中国人。
彩色舞剧艺术片《小刀会》中的《弓舞》
舞剧《小刀会》
1906年孙文与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部分会员等合照。前排左起：林干廷、张永福、陈楚楠、孙中山、尢列、刘金声、林义顺；后排左起：吴悟叟、张华丹、张继、陈汝河、邓子瑜、黄耀廷、张秉庚。
清朝末年，国内政坛风起云涌，立宪维新和革命排满对清政府构成两面夹击，而两者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海外洪门势力的身影。首先利用海外洪门的是康梁保皇党人，他们逃往海外后，自称奉光绪帝“衣带诏”立志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利用海外华人对光绪皇帝的同情心大力开展活动，势力遍及北美各地，致公堂的高级成员还担任保皇会董事。为了进一步得到华侨支持，康有为要求其门徒加入致公堂。如1899年，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在檀香山加入洪门，由当地洪门大佬邓玉钦为主盟人，入会后被封为“智多星”。接着，康有为的门徒们在美国、加拿大、南美和澳大利亚奔走演说，宣称“保皇即革命”，相继建立保皇会分会，其成员多为洪门人士。为了扩大影响力，保皇会机关报负责人（洪门成员）游说美洲致公堂大佬创立美洲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两者合作到致公堂为孙中山掌握为止。1900年，中国北方相继爆发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康有为指使唐才常趁机潜入汉口，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北上“勤王”，拥戴光绪皇帝复辟，海外洪门人士踊跃捐款，总数有百万银元之巨，新加坡一位华侨富商为此将全部家产二十万元捐献，且有三十二名海外洪门人士回国参加勤王起义。然而，由于康有为没能做到“专款专用”，国内义军因汇款迟迟不至而溃散，自立军起义随之失败。这一失败招致海外洪门对康梁保皇党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梁启超都因惭愧而有出家之念，而海外洪门也将支持转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
孙文与广州起义失败的自立军骨干人物合影（1900年冬摄于日本东京）。左起︰尢列、唐才质、孙文、秦力山、沈翔云。
孙中山本人便与洪门有着很深的渊源。其舅舅杨文炳和哥哥孙眉都是檀香山的洪门人士，而兴中会成立之初成员大部分为华侨，其中不乏洪门人士。而孙中山于1896年在美国的游历也让他感受到，离开了海外洪门人士的支持革命便无法成功。而洪门门户之见甚深，若不加入其中，便会被视为“空子”、“风仔”而不予帮助。为此1903年时，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从此被洪门众人尊称为“孙大哥”。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是，孙中山入会的地方——国安会馆正是四年前梁启超入会时的场所，而两者的介绍人都是檀香山洪门前辈钟兆养。按照江湖上的惯性规矩，梁启超应该算作孙中山的“师兄”。不过这位“师弟”的成就显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修订了致公堂的章程，加入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1911年，孙中山与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协商后决定将致公堂和同盟会合二为一，同盟会员和致公堂成员相互加入对方的组织。由于洪门入会仪式中存在着大量迷信乃至荒诞的内容，与民主共和的理念严重不符，孙中山勉力解释，才得以通过。
孙中山之所以不惜违背原则加入洪门，乃至让致公堂和同盟会合并，主要是看中了洪门在海外华人中的巨大影响力，得到支持尤其是财力上的援助。为此，致公堂总堂设立了洪门筹饷局，仅成立后五个月间便募集资金十五万元。革命党人十余年的庞大开支几乎全部由海外洪门提供，如两次参加广州和惠州起义的洪门大佬邓荫南把自己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作起义费用。黄花岗起义时更筹措得港币187000元。
1911年孙中山与温哥华洪门成员
为了筹措款项，海外洪门志士毁家纾难，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1911年初，孙中山来到加拿大温哥华，连续演讲四天，盛况空前。温哥华致公堂捐款一万元港币，维多利亚致公堂一成员鉴于洪门人士大多为下层民众，资财有限，提议将致公堂公产楼抵押以支援革命。加拿大致公堂总堂盟长马延元召开会议，决定将维多利亚致公堂公产抵押给银行，所得三万元全部捐献给革命党人，接着温哥华和多伦多的致公堂起来响应，也把自己的公产抵押，各得一万元，捐助给同盟会。
除了捐款外，海外洪门志士还直接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甚至回国参战。同盟会的大部分组织都在海外，其大多数成员也都是海外华人（七八成以上是洪门人士）。遍布海外的革命派报纸大多是在洪门的支持下创办的，有的原本便是洪门报纸。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2年的第二次广州起义、1907年的潮州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起义与河口起义中都有大量海外洪门分子参加，甚至成为主力。1911年的黄花岗起事，牺牲者三分之一都是海外华侨。
如果说没有海外洪门的支持，便不会有革命党的壮大，甚至没有辛亥革命的爆发，应非言过其词。
三 “红花传奇”——辛亥革命成功之谜
辛亥革命的爆发固然是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几个月间清廷二百六十七年的统治便土崩瓦解，却是大家始料不及的。自古“胡人无百年国运”，清朝却成为自古唯一一个王朝寿命超过二百年的非汉族王朝，其统治术之高超与统治基础之深厚可见一斑。三藩叛乱为时八年，势力遍及十一省；太平天国运动长达十四年，势力遍及十八省；捻军起事四年，东西纵横七省，都未能推翻清朝统治。经历了如此之多血与火考验的强大王朝竟然在几个月间便土崩瓦解，固然原因很多，但洪门在其间起的重大作用却不可忽视。清朝覆灭的秘密则在其灭亡前三十多年的一个诡异事件中便显现出来了。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黄兴，未知，胡瑛，宋教仁，柳扬谷；后排左起：章士钊，未知，程家柽，刘揆一。 光复会部分成员（1904年摄于日本）。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天地会用来作为联络安好的自制钱币
左宗棠西征时接到了两江总督的一份协查公文，里面说有一位“会匪”首领从汉口逃到了西安，要求他缉捕。左宗棠因正忙于西征事宜，便应付了事。忽然有一日，他部下十几个营的部队，上万大军聚集在一起移动，延绵十余里。左宗棠以为发生了兵变，却发现原来他们都是去朝见“龙头大哥”，而那位大哥只是一位身戴大红花的普通士兵。后来左宗棠才知道这就是朝廷下令缉捕的那位“会匪”首领，就是哥老会的龙头。左宗棠治军极严，其军队中依旧出现了强大的哥老会势力，甚至他认为由四川籍士兵组成的十个营全部都是哥老会成员。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哥老会对清军渗透程度之深。
辛亥革命形势图
而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证明了清廷对哥老会已到了容不得但不得不容的程度。1884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得到密信告发哥老会预谋不轨。曾国荃得信大惊，派人侦查，发现哥老会势力甚至已经渗透到总督府卫队之中。他不动声色，于一天晚上三更过后，只带了两名亲信卫士，骑马出城，奔驰二十余里，到了一座古庙。卫士下马敲门，门内有人问是谁，卫士以哥老会中的暗语答话。门开了，三人直入，一个卫士大声叫道：“九大帅到！”那时庙中大院中聚集数百名哥老会众，正在举行仪式。众人见曾国荃三人突然到来，无不惊愕。曾国荃径直走到案前，拱手为礼，哥老会领袖急忙避座旁立，曾国荃随即登台坐上座，对他说：“你不是我手下的记名总兵某某吗？”大汉嗫嚅应道：“是。”曾国荃笑道：“你本来就是我标下的旧部，这种大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于是，曾国荃和哥老会众人歃血为盟，把酒言欢，让南京城中恢复了太平。
天地会在历史上曾多次发动反清起义，如万喜提起义、林爽文起义、朱一贵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闽南小刀会起义、升平天国起义、大洪王国起义、大成国起义、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义等，但无一不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而真正最后对清朝统治起到倾覆作用的正是对清军的渗透与控制，其主要操作者则是哥老会。
关于哥老会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但是哥老会和天地会之间的密切渊源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其前身为边钱会，用铜钱作为联络暗号正是南明政权和天地会众所惯用的。边钱会最早出现于天地会老巢闽南地区，将一枚铜钱分成两半，作为信物交给会众，而将会众的个人身份写在一张红纸上由会首掌管。后来这种方法在沿海的会党之中流行，并逐步传入西南地区，和当地的啯噜相结合形成哥老会。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清军因八旗绿营均已腐败不堪，不得不允许地方大员招募乡勇组军，最著名的便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大批哥老会成员借助招募和降附等手段涌入军队。由于清朝财政困难，无力支付湘军等庞大的军费，湘军攻陷天京时已积欠湘军军饷近五百万两白银，甚至出现数个月不发饷银的严重局面。而出于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武装力量尤其是像湘军这样的“私兵”的本能猜忌与打压，大批乡勇在为清王朝浴血沙场、九死一生后却大量被遣散、失业。由此造成清军内部官兵矛盾、满汉矛盾的全面激化，为哥老会在军队和地方中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由于此时的八旗和绿营都已经丧失战斗力，当遇到列强入侵、民众起义、边地叛乱时，清军又不得不大量招募乡勇参战，大批哥老会成员则趁机以当兵的形式渗透入军队。如湘军鲍超部的霆营哥老会实力之强大，足以发动大规模兵变。哥老会的首领们则“出入营盘，官不敢禁”，哥老会的势力不仅在曾国藩兄弟的湘军中广泛存在，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军队中也十分强大，连左宗棠的亲兵卫队中都有数百人参加了哥老会。
1911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图为民军在都督府门口合影
1911年10月22日，陕西省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同盟会会员.原新军管带张凤歧为都督。图为在起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延安哥老会武装
哥老会在清军中的广泛渗透，对于清廷统治起到了致命的威胁。当哥老会首领分子以下级官兵的身份存在时，清军很多部队存在着“阴阳脸”状态，在平时、在白天，哥老会首领们作为士兵或是小头目恭恭敬敬的伺候官长、甚至跪拜行礼。而到了夜间，尤其是出现变故时，他们便召集部众在偏僻之处集会，此时他们俨然成了部队中的真正长官，军官们反而要跪拜在他们脚下，认打认罚，听候调遣。而当很多哥老会首领本身便身居高位、掌握军权时，这支清军部队实际上便成了哥老会的武装。清廷在查缉军中哥老会时曾发现了许多哥老会首领担任千总、都司、知县、游击、副将等官职，然而在更高级的提督、总兵中也存在着哥老会成员，只是这些人手握重兵，独霸一方，清廷即便知晓也不敢公然惩罚罢了。
袁世凯 黎元洪
而当哥老会与清廷矛盾激化或是哥老会大佬们觉得举大事时机到来时便会发生大规模兵变。如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湘军鲍超部霆营8000余人在从江西开赴四川途中，由军中哥老会首领们策划在武昌附近的金口发生哗变，攻入咸宁、转入江西，又经湖南进入广东会宁，参加天地会组织的花旗军。由于一路接纳哥老会分子，兵力壮大到二三万人。霆营兵变之后，各省湘军中的哥老会纷纷响应，驻防湖北、浙江、安徽的大批湘军集体暴动，与太平军残部联合，对清廷造成巨大震动。而在缴获的哥老会花名册中赫然发现了遍布于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江北、安徽各省清军中的数万哥老会成员。
此后，清军中不断发生兵变，遍及甘肃、陕西、贵州等多省，参加者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乃至数万人，游击、都司、参将、副将等各级官员均有参加，军阶最高者甚至已经被保举为总兵。接连的兵变不断地动摇着清王朝的根基——军队的掌控权，这对清帝国构成了釜底抽薪的威胁。
在此背景下终于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李洪事件。李洪原名李显谋，河南固始人，曾捐纳为候补知府。他的父亲李昭寿早年曾参加捻军，后来投靠清军，进攻太平军，后来又杀死清朝官员投降太平军，又献城投靠清廷，官至江南提督。清廷对其反复无常的行为十分猜忌，更加害怕他与天地会勾结意图不轨（李昭寿早年是洪门分子），便捏造罪名将其革职、处死。李洪决心推翻清廷为父报仇，便变卖家产、流落江湖，加入洪门，被称作“洪少爷”。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李洪和洪门高层人士在镇江第一楼聚会，密谋反清大计。哥老会势力神通广大，居然联络上镇江海关官员英国人梅生。梅生加入了哥老会，并答应从香港为洪门采购大量军火。于是次年李洪将三万两白银交给梅生，两个月时间里梅生从香港购到“快枪百杆，弹万颗；对面笑五十杆，弹五千颗；洋枪五十杆，弹万颗；另有炸药二十五磅”。李洪得知军械已经采购完毕，便于七月初一在安庆秘密集会，决定于十月十五起事，共推李洪为“大元帅”，分五路起兵，各路哥老会首领将在上自湖北武汉下至江苏镇江的长江沿岸十二个城市的码头预备船只上一齐发难。六月中下旬，梅生雇佣二十名外国人押送军火从香港搭乘招商局轮船向上海进发。
西安同盟会与哥老会成员与英国传教士合影
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
清军部队向革命军投降
然而，梅生的举动却早已被英国情报机构侦获，所以轮船一到上海便被海关缉获，不久梅生也被英国海军逮捕。一个多月后，参加密谋的各路哥老会首领因叛徒出卖纷纷被捕，李洪也在安庆被捕。两年后，李洪获知参与密谋的长江下游哥老会最大首领匡世明也已经被捕，便在狱中服毒自杀。李洪的密谋虽然功亏一篑，但是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巨大势力却暴露无遗，仅其中一个山堂的首领便有六万多名属下。更可怕的是有大批清军将领参与其间，仅拥有二品顶戴花翎的清军大员便有五六人之多，军阶最高者甚至拥有记名提督头衔。而规模如此庞大的密谋计划，发生在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管辖这一地区的两江总督与湖广总督居然一无所知，最后依靠英国情报组织才得以破获，则更令清廷上下为之震动。
清廷多次摧毁了单纯的洪门起事与单纯的革命精英暴动，但是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洪门势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清廷的丧钟便已经敲响。如前文所述，以洪门为主的会党势力曾参与了同盟会组织的多次反清起义，并承担了绝大多数革命经费。而辛亥年清廷的垮台则有一半之功归于洪门。其间除了海外洪门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外，国内的洪门组织尤其是哥老会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899年底，兴中会便邀请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决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会长。接着又有1902年，兴中会在香港联络了洪秀全的侄子、在三合会中颇具影响力的洪全福预谋发动起义，建立“大明天顺国”。1904年，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组织的华兴会，联络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预谋发动起义。同年，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组织的光复会则联络丽水会党头目王金宝起事。虽然这些起事都已失败而告终，而洪全福、马福益、王金宝等人也被清廷杀害，但会党与革命党之间的结合却日益紧固。
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革命刊物，从左至右：《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革命军》、《訄书》、《警世钟》、《浙江潮》和《猛回头》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和会党的结合进入新阶段。1906年同盟会在湖南联络马福益原来的哥老会手下组织洪江会，入会者都必须饮雄鸡血酒发誓，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还要宣读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对内口号为“同德”，对外口号为“擒王”。入会者都发给布票一张，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边写“忠孝仁义堂”，右边写“第几路第几号”，中间写本人姓名，票底还写有四句话：“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同盟会依靠国内外洪门及其支系的力量，先后发动了六次反清起义。光复会也在徐锡麟、秋瑾的领导下联络会党起事，但都先后以失败而告终。
武昌起义示意图
武昌起义军炮兵
人民英雄纪念碑中的武昌起义浮雕
在多次组织会党在沿海和西南边境地区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之后，部分同盟会员将目光转向了荆楚大地。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振武学社等革命社团，注重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此时四川爆发了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保路运动，各保路同志会汇集袍哥（即哥老会）的力量组成同志军，与清军发生激战。为了镇压四川保路军，清廷调动湖北的新军入川，为防止革命团队被调离武昌，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策划起义，不幸在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俄国巡捕闻讯搜查，起义机关遭到破坏，多名骨干被捕，虽然他们大部分不屈而死，但也有人变节告密。官方通过搜获的文书和变节者的招供知道了新军中存在大量革命党人。湖广总督下令戒严，封锁新军营门，禁止士兵出入，子弹一律收缴。
全加洪门二次恳亲大会代表团摄影（民国十三年）
官方将按照花名册捉拿革命士兵的消息在武昌新军中流传，革命士兵们被逼到了绝境。驻扎在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首先发生士兵哗变，以熊秉坤为首的哗变士兵们打死了几个军官，冲向楚望台军械库，守卫军械库的士兵起来响应，但此时起义者也仅有三百余人，其中多数并未参加革命组织。孤弱的士兵们拥戴队官（连长）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命人去各处联络有革命力量的团队，第八镇的三个炮兵营、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各一百多名士兵、第二十一混成协七十多名辎重兵和工程兵陆续赶来，尤其是炮兵们拖来了三门大炮，起义军声威大壮。当天午夜，起义军向湖广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楚望台的炮声响起后，更多的士兵参加了起义，军官纷纷逃窜。但此时起义军不过二千余人，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进攻总督府时一度受挫，便在附近放火，以火光为信号，开炮轰击总督府。吓破了胆的湖广总督瑞澂逃往长江上的一艘军舰，而第八镇统制、巡防营提督张彪虽竭力反抗，打退起义军三次进攻，终究也被迫逃离武昌前往汉口。大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经过多次内忧外患乃至三藩、太平军那样百万大军冲击都维系下来的大坝被硬生生的掘开了一道口子。
孙中山的挚友，辛亥革命功臣黄三德之墓
然而，这道大坝能在短短几个月内轰然崩塌，是因为大坝内部的重重漏洞。
武昌起事爆发后，各种反清势力：革命党、立宪派、会党、汉人官僚都纷纷起而响应，其中会党的作用尤为重要。短短几个月间，参与反清起义的洪门分子不仅遍及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贵州等内地绝大多数省份，而且驻扎在西藏、新疆、绥远、察哈尔等地的清军中也爆发了哥老会的反清起事。其中尤以四川和陕西为最，除北洋六镇和八旗兵之外的大部分清军都倒戈相向，海军舰队也集体起义，其中哥老会等洪门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几个月后，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下诏宣布退位，入关二百七十六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为了求得清朝的覆灭，孙中山挂冠而去，在辞职的前夜，他率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员与各界名流来到明孝陵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其时离传说中天地会创立的康熙十七年已经过去了二百三十六个年头，离清军入关过去了二百六十七个春秋，离后金建国则已近三百年之久。虽然民国的建立不是明朝的复兴，但是在明孝陵前的祭祀宣告了“反清复明”的二百年梦想的实现，而明清之间长达三个世纪的仇怨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天地会的联络秘地-江西神秘船屋
当中国人民还在为推翻帝制奋力拼搏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经笼罩于整个欧洲。在那场让欧洲人整整失去一代年轻人的旷世大战中，自然少不了间谍们的身影！这其中就有一位依托女明星身份的传奇女谍。
她的出身凄苦，她的故事曲折；她做过脱衣舞女，在交际场上卖弄风情；她变身双料间谍，在德法之间左右逢源；行刑时，面带微笑饮弹，给刽子手以飞吻；她死后，变成医学标本，头颅竟不翼而飞。玛塔·哈丽——一个极富争议的女人，一段注定不凡的人生。
一 凄苦与不幸
1876年8月7日，荷兰北部弗里斯兰省吕伐登市附近一个受海水侵蚀的小镇上，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小女孩来到世间，父母叫她玛格丽莎·泽莱。
少女时代的泽莱家境还算优裕。父亲亚当·泽利是个农场主，荷兰人，开了一间帽子店。他嗜酒如命，喜欢东奔西跑；母亲安切·默仑是爪哇人（今印度尼西亚），性格温顺、沉默寡言，总能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把各种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泽莱有个哥哥，之后又有了两个弟弟。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孩子，泽莱深受父母疼爱。
由于身上流淌着东西方人的混合血液，泽莱与当地金发碧眼的荷兰人明显不同：她皮肤光洁，头发和眼睛乌黑发亮，而皮肤却是棕色的，犹如橄榄，使泽莱看上去更像犹太人或爪哇人。
泽莱7岁时举家迁到吕伐登，在那里度过了将近7年美好的童年时光。可到了1889年，泽莱父亲泽利的帽子生意越来越差，渐生败相。谁知祸不单行，其后泽利又做起了股票投机生意，却因为别人的误导血本无归。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变卖家产还债。之后父母又离了婚，泽莱随父亲生活，他们一起搬进了贫民窟，泽莱美好的少女时代提前结束了。
1900年的玛塔·哈丽
从小康之家一下子沦落成穷光蛋，泽莱的父亲难以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开始酗酒。最后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撇下孩子只身去阿姆斯特丹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谁知竟一去不返。此后，由于母亲也无力抚养他们兄妹几个，14岁的泽莱只得和哥哥弟弟们分开，他们分别被亲戚或教会收养，而泽莱则被送入师范寄宿学校。更为不幸的是，1891年，也就是泽莱15岁那年，她的母亲在无奈与沮丧中黯然离世，泽莱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然而，这仅仅是泽莱多舛命运的开始。
此时的泽莱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虽然贫穷，但难以掩饰她优美的身姿与妖娆的体态，15岁的她犹如荷兰的国花郁金香一样美丽可人。而这注定了泽莱将要经受人生的第一个噩梦。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寄宿学校的校长闯进了泽莱的居室，他撕去道貌岸然的伪装，不顾小泽莱的苦苦哀求，粗暴地强奸了她。无助的泽莱只好低声啜泣着咽下屈辱的泪水。泽莱的遭遇非但没有得到学校的同情与安慰，反而换来更加肆无忌惮的蹂躏。除了那个无耻的校长，一些男教师们也不断前来骚扰她，而女教师们则对她冷嘲热讽，恶语相加。忍无可忍的泽莱再也无法在寄宿学校待下去，只好前去海牙，投奔住在那里的伯父。
泽莱又在委屈与泪水中度过了3年。此刻，泽莱变得更加漂亮，也更加成熟。她开始郑重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她决心找一份工作，也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庭。凑巧，1895年1月，报纸上的一则征婚启事改变了泽莱的人生轨迹。
启事上的男人叫鲁道夫·里奥德，是个已近不惑的中年人，据称还是荷兰驻印度部队的一名上尉。他自诩诚实、善良，欲寻觅钟情于他的人做终身伴侣。
玛塔和鲁道夫·里奥德的婚礼照
看到启事后，泽莱一阵欣喜，她感到自己的幸福就要来了。于是当即与里奥德约定在一家酒吧会面。里奥德给泽莱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他头戴贝雷帽，腰佩军刀，虽然有些秃顶，但泽莱看来，这个中年男人很有贵族气质，而且有成熟男人的特有味道。而里奥德更是被泽莱的青春靓丽与端庄优雅打动。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美人，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自己辉煌的战斗经历。里奥德称，他曾在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的爪哇和苏门答腊岛等地征战，战功赫赫。也许是出于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也许是因为里奥德谈吐飞扬，在听到他讲述爪哇岛上的风土人情与美丽风光时，泽莱禁不住热泪盈眶。
玛塔的故居荷兰吕伐登
泽莱被这个男人深深打动了。一则她感觉里奥德十分优秀，再则，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也让泽莱身心俱疲，他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依靠，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
相识不到半年，1895年7月11日，18岁的泽莱迫不及待地与大她22岁的里奥德结婚。因为里奥德没有住房，两人婚后寄居在里奥德的姐姐鲁依茨家中。
泽莱憧憬的美好生活在婚后不久便支离破碎。泽莱渐渐发现，她的这位曾经离异的丈夫实在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里奥德不再像以前那样温柔地呵护妻子，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对泽莱百般挑剔，非打即骂。为了保全来之不易的家庭，泽莱只好得逆来顺受。1897年1月，泽莱生下儿子诺曼。同年5月，里奥德按军令前往东印度群岛爪哇岛复职。一家三口便移居到一个叫安巴拉瓦的小村子里。之后，泽莱又生下一个女儿。
玛塔的孩子和他们的父亲
满心指望丈夫复职后能够收敛以前的暴虐性子，可泽莱想错了。里奥德的脾气变得更糟糕，他不但对殖民地的百姓飞扬跋扈，回到家里也对泽莱颐指气使。不仅如此，里奥德还与家中的印尼保姆鬼混，并致对方怀孕。泽莱指斥丈夫不忠，可这个男人竟当众羞辱她、殴打她，还无耻地炫耀他成堆的情人。泽莱为了孩子，只好再次吞下眼泪默默忍受。
1905年3月13日玛塔在巴黎吉梅博物馆表演印度寺庙舞蹈
玛塔迷上“神湿婆”的印度舞蹈以及她的装束，图为印度神庙里印度教女神伯瓦尼的雕塑
泽莱的隐忍并没有阻止噩运的再次袭来。1899年6月27日是泽莱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那个对里奥德满怀仇恨的土著保姆竟毒死了他们刚刚两岁的儿子。（一说为两个孩子系食物中毒，女孩被抢救过来，而男孩不幸去世）看着惨遭毒手的儿子，泽莱流尽心中的最后一滴眼泪，彻底浇灭了本已微弱的希望火苗。
此后，万念俱灰的泽莱带着唯一的女儿苦熬着非人的日子。为了获得心里安慰，寻找片刻的欢乐，泽莱迷上了当地舞娘跳的一种舞蹈。泽莱是在爪哇岛上的一次节庆活动中看到这种名叫“神湿婆”的印度舞蹈。泽莱被那优美的动作、妖娆的舞姿深深吸引住了，以至于没有听到里奥德几次三番地呼叫自己，直到看到丈夫恶狠狠的表情她才如梦初醒。里奥德怒不可遏，将泽莱推倒在地，还威胁说要杀死她（一说为泽莱因与当地的一些男人打情骂俏而被丈夫嫌弃）。为保护女儿和自己，泽莱表面上对丈夫唯命是从，暗地里照样用心学习“神湿婆”舞，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改进，将舞蹈的每一个动作烂熟于心，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1902年，泽莱又随里奥德返回荷兰。后来里奥德与姐姐发生严重分歧，他们争吵不休，里奥德因此变得更加烦躁，他不但酗酒，还在外赌博，彻夜不归。更不把妻子和女儿放在眼里。
1903年，对丈夫和家庭已经绝望的泽莱选择了离婚。本来已经争取到女儿的抚养监护权，可里奥德竟绑架了女儿。失去孩子的泽莱怀着满腔悲愤只身离开了伤心之地荷兰。
玛塔近像
二 奢华与堕落
1904年，花都巴黎街头熙攘的人群中出现了泽莱孤寂的身影。此时她已经不名一文。为了活下去，泽莱改名麦克劳德，在马戏团找到一份工作，成了这里的一名骑师。为了多赚些钱，泽莱还兼职做艺术模特。
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泽莱在艰难环境中度日如年。直到有一天，她再次身无分文。形影相吊的泽莱在街头徘徊，看着两边灯红酒绿的歌舞场所，泽莱心头一动。她敲开一家剧院经理办公室的门，毛遂自荐，称自己会跳舞，请求经理给碗饭吃。在经理不屑与轻蔑的眼神中，泽莱不容分说便跳起“神湿婆”舞。尽管没有伴乐，但那轻盈优美的舞步与灵动曼妙的身姿，加上那夺魂摄魄的眼神，经理被眼前的混血女郎惊得目瞪口呆。他看过的无数舞女跳的舞蹈，可像泽莱这样富于东方神韵与西方浪漫的舞姿他从未得见。
无需多言，剧场经理毫不犹豫地留下了泽莱。自此，泽莱开始了新的人生。
或许为了与不堪回首的往昔告别，或许还有对母亲与孩子的一丝眷恋，泽莱向剧场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她称自己来自爪哇，是印度僧侣后裔，从小就开始学习印度教的神圣舞蹈。她还抛弃了泽莱这个名字，自称“玛塔·哈丽”，这在梵语中的意思是“神之母”，按照印尼语也可译作“黎明的眼睛”（意即“马来人的太阳”）。
1905年3月13日是玛塔·哈丽一夜成名的日子。这天晚上，她在巴黎吉梅博物馆举行了首次演出。玛塔·哈丽身裹轻纱，赤脚款步登台。白皙的脖颈上盘绕着珍珠项链，胸前的花结上点缀着五彩宝石，纤细的腰带由五条复链编就，三件套手镯映衬着玉笋般的小手，一对脚镯缀满铃铛清脆作响。
在迷离炫目的灯光下，在时急时缓的乐声中，玛塔·哈丽舒展玉臂，扭转腰身，将娴静与狂野、娇媚与粗犷、矜持与诱惑演绎得天衣无缝。婀娜的体态、火辣的身材，加上充满神秘气息的东方宗教仪式般的舞蹈，令台下观众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