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尔任斯基时期，因为部门领导的正直垂范，契卡的肃反工作者们尚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在这之后呢？当一个具备对内行使专政权力的情报机关失去法律与制度的约束，沦为少数人手里的暴力工具时，必然会发生畸形膨胀，成为一头可怕的怪兽。缅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等等一长串名字，几十任领导，有几个流芳百世？几个能得善终？契卡特工那种阴森森的银幕形象并不完全都是歪曲，大清洗时代政保总局所犯下的罪孽更是被后来的苏联政府所盖棺定论的，历史耻辱柱上永远也洗不掉那些凶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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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他可怜，是因为这已经是这位老实人第二次上苏维埃特工的当了，此人就是1918年参与刺杀列宁阴谋的埃内斯特·博伊斯，军情一处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曾被契卡特工们耍得团团转。事发后，因其拥有外交人员的表面身份，最终被释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岁月，往往被后人认为只不过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休战期。而就在这休战期当中，催生了一个可怕而邪恶的怪物——纳粹德国。“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卫处这两大纳粹德国的间谍机构，后来也为人所熟知，而这两个机构又与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就是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
一 海德里希其人
1940年海德里希代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 盖世太保首脑希姆莱
1931年6月，两封书信被送到了时任纳粹党冲锋队参谋长的恩斯特·罗姆办公桌上。巧合的是，这两封书信都和同一个人有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两封书信，一封是海德里希自己加入冲锋队的申请书，另一封则是在纳粹冲锋队担任要职的易伯施坦因男爵为其所写的推荐信。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名字，对于罗姆来说并不陌生。他于1922年加入德国海军，在1928年便已获得中尉军衔，但却在1930年因一次艳遇而被送上了操守法庭，最终因为“品行不端”这个理由被海军开除。罗姆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这个被开除的海军军官，于是把海德里希的申请转给了纳粹党内的另一位高官，担任党卫队总指挥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1931年夏天的党卫队已经成为德国右翼激进青年趋之若鹜的组织。自从1929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出任党卫队总指挥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党卫队从280人发展到1万多人，而且吸收了大批社会精英。此时的党卫队10％的头目具有贵族血统，而希姆莱的参谋长是荷兰女王和威廉二世的侄子，原诸侯国太子约西亚斯亲王。
1933年，设在柏林的国家行政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总部
在海军服役多年的海德里希其实对冲锋队并不感冒。在海德里希的眼里，以酗酒和斗殴出名的冲锋队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他更希望自己能够进入更具有精英气质的党卫队（此时的党卫队仍然隶属冲锋队）。而海因里希·希姆莱正竭力将党卫队打造成一支血统纯正、纪律严明的精英队伍，海德里希典型的北欧人长相先就让希姆莱心生好感。罗姆将海德里希的申请书转交给希姆莱的行为，无疑让海德里希和希姆莱都大喜过望。
希姆莱对海德里希履历上的无线电官员一项颇感兴趣，因为他刚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准备筹建党卫队情报机构。显然希姆莱并不知道无线电官员和情报官员根本就是两码事。1931年6月17日，希姆莱在自己的家中面试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说明他打算招募一个情报官员，让海德里希在20分钟内写下开展党卫队情报工作的想法，后者这才恍然明白希姆莱是张冠李戴了。海德里希面对机遇没有退缩，绞尽脑汁地回想在海军修过的情报课程，以及闲暇时看过的关于英国军情机构的书籍。他写的答复准确使用了相关的军事术语，还附有一张机构设置图。虽然海德里希对情报工作没有半点经验，但小学校长出身的希姆莱同样对此一无所知，反倒大喜过望，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求的可用之材”。1931年7月14日，海德里希正式加入党卫军。
1939年5月海德里希（中）、希姆莱（左）、卡尔·沃尔夫（右）和赫尔曼·埃塞尔
1934年慕尼黑，时任SS旅队长、SS少将（旅队领袖）、巴伐利亚警方和SD的负责人的海德里希
此后海德里希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1931年8月10日，他被任命为党卫队旗手，开始在慕尼黑党卫队总部办公；同年12月1日即升任党卫队突击队分队长；12月25日又被任命为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到1934年9月30日，他已经摇身一变登上了党卫队总队长的宝座，成为了纳粹党内的实权人物之一。
仕途上的步步高升背后，实际上掩盖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从被授予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头衔之后，海德里希就带着希姆莱交给的几本卷宗，搬进了被称为“褐色大厦”的纳粹党总部，从事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纳粹分子适合干的事业，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生涯。很幸运，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他个人而言；很不幸，他选择了最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对于社会而言。
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工作性质，海德里希很快又将自己的办公室从褐色大厦中迁出，搬到幕尼黑土耳其街23号一所有两个房间的屋子里。在这里，海德里希很快扩大了自己的僚属机构，他将党卫军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置于自己领导之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党卫军特别机构，即党卫军保安处（SD）。新机构仍是党卫军的一个单位，它们好像影子一样紧附在党卫军各区域之下。保安处人员的任务是，侦查纳粹党内部的反党分子，以及监视敌对党派的活动。每一点具体情况、每一次监视活动、每一个人物履历，都详细记入专门制作的卡片，然后保存在慕尼黑楚卡里街4号保安处新总部。海德里希精明强干，心细如发，上任不久就挖出了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安插在党卫队总部的一个间谍，他对此人软硬兼施，成功地将他转变为双重间谍，于是从1931年11月开始，海德里希能定期得到慕尼黑警察当局动向的情报。
海德里希的保安处并不是纳粹党此时唯一的情报机构。1931年夏天党卫队地区宣传干事劳歇和助手舒曼建立了一个隶属纳粹党中央的情报机构，不但收集敌对情报，而且展开主动出击干扰敌对势力的活动。与此同时，冲锋队总参谋长罗姆命令慕尼黑律师杜穆林博士筹建冲锋队情报处，打探敌对党派的行动。但劳歇和杜穆林不注意保密问题，没有建立独立可靠的情报网，而是依靠冲锋队各地的头目收集情报开展工作，导致没过多久两个情报机构就被慕尼黑媒介曝光，杜穆林还惹了一身官司。海德里希谨小慎微的性格使保安处始终包裹在一团迷雾里，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壮大，也因此获得了纳粹党高层领导们的赞赏。
初露头角的海德里希非常了解英国情报机构，因为他们雇佣大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遍布世界各地的情报员都是分文不取，基于信仰和道义责任感提供服务。吸取了英国人的经验，从1932年4月开始，海德里希到德国各地招募情报人员，唯才是举，挑选的人几乎全是专业人士，很快就在整个德国建立了一个由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经济学家和国防军退役军官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人都是各自社区、团体的头面人物，完全基于信仰为海德里希义务工作。保安处的核心成员也和党卫队其它部门大相径庭，体现出高学历、高智力的特点。保安处曾经的二号人物贝斯特博士是行政法学的专家；负责调查天主教党派的帕丁拥有神学和法学两个博士；负责国内事务部的霍恩博士曾经是柏林大学宪法教授；负责犹太团体和共济会的西克斯博士也曾是柏林大学外国研究教授。海德里希还挑选了一个25岁的政治法律学者加入保安处，此人名叫瓦尔特·施伦堡，后来成为著名的德国谍报大王。所谓物以类聚，纳粹党能够吸引来的最优秀人才几乎全都进了海德里希的保安处，使得他能够组织一个极为强大的间谍情报网络。
1941年海德里希（左）与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在布拉格城堡
新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
盖世太保军官服装造型
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纳粹党各头目瓜分了德国政府的关键职位，海德里希入主慕尼黑警察局六处，也就是政治处，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张成为巴伐利亚州政治警察署。与此同时，担任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的戈林开始在普鲁士内务部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秘密警察，也即后来声名狼藉的“国家秘密警察”，简称“盖世太保”（Gestapa，后改为Gestapo）。如此一来，纳粹党便拥有两套并行的政治警察系统，那就是希姆莱的党卫队保安处和戈林的盖世太保。但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反而导致了互相之间的攀比和干扰，因此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势必要合并，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合并。盖世太保成立之初希姆莱就和戈林商谈合并事宜，遭到冷拒。但在时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弗里克的支持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管了普鲁士以外其他各州的政治警察系统，形成和盖世太保分庭抗礼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德里希的保安处展现出比盖世太保高出甚多的效能，最终导致戈林不得不妥协：1934年4月22日，希姆莱正式出任国家秘密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接管了盖世太保总部。
二 盖世太保
此时的盖世太保还仅仅只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但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渐渐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以确保纳粹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崭露头角，迅速果断地将准备谋反的冲锋队领导层一网打尽。他起家的党卫队保安处也迅速发展壮大，吞并了外交部“内部情报处”，成为纳粹党唯一的情报机构。1934年底，保安处搬进柏林威廉大街102号，和盖世太保的各级部门紧密结合，保安处负责收集情报，而秘密警察根据情报采取行动，庞大的间谍情报网络终于覆盖了整个德国上空。
海德里希在德国遍布特务，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此外，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在纳粹上台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都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集中营。白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曲扭。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最终，在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签署“帝国元首关于任命德国警察总监的命令”，海德里希成为安全警察总监，主持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拥有侦查、情报、审讯和处决的全部权力。在他的领导下，德国的间谍和特工们大肆活动，所布下的天罗地网逼得敌对势力无藏身之地，纷纷转移到国外；而党卫队保安处紧跟不放，逐渐将触角从德国国内伸向海外。
在海德里希的指挥下，以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处为主力的纳粹党情报人员大肆活动。除了惯例的搜集情报和对外国情报系统进行破坏之外，海德里希还策划了一系列的“特殊任务”，这其中最成功的战绩出现在1936年底：尽管从1922年起德国和苏联就在《拉巴洛条约》的框架下开始合作，并于1926年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但抱持反对共产主义态度的希特勒上台后，两国间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虽然从1933年4月后，两国关系又逐渐回温，但苏联军事力量的膨胀却一直使纳粹党人感到忧虑。
1939年11月8日慕尼黑刺杀希特勒时间调查会议。从左至右为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亚瑟、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海因里希·穆勒
出于这种担忧，海德里希认为有必要及早铲除苏军指挥系统中的优秀将领和其他人才。为此，他策划出一个大胆的欺骗计划，编造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与德国情报机构合谋反对斯大林的故事，也就是著名的“R”档案。为了使这个故事更加逼真，显然需要一些逼真的证据，于是海德里希将目光投向了军事情报局所保存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于20世纪20年代初苏德合作蜜月期时与几位德国将军通信时留下的。但军事情报局一直将海德里希和他的手下当做竞争对手看待，于是严词拒绝了党卫队保安处索要这些信件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海德里希干脆派人潜入军事情报局档案大楼偷出这些信件，同时放了一把火烧掉大楼毁灭证据。
靠着模仿信件上的笔迹，海德里希指使部下伪造了带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签名的反斯大林活动文件和接受德国巨款的收条。当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德国情报人员们四处散布关于此事的谣言，一时间世人皆知这桩“阴谋”。德国人的骗局十分成功，连法国总统都委婉的向苏联大使暗示，“可能有一些将会导致苏联国内动荡的问题出现”。捷克总统贝奈斯甚至在卧底的鼓动下，打算从德国情报人员手中买下这份情报再送给斯大林作为礼物。但此时斯大林所派出的特别代表已经到达了柏林，最终德国人的假情报卖出了300万卢布的高价。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本来就对旧军官出身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抱有成见，当他拿到这些证据之后，倒霉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有口难辩。以此为契机，一场苏联历史上最残酷的政治清洗开始了，苏联军队高层的中坚力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5名元帅中有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85名方面军中有57名，195名师长中有110名，406名旅长中有22名，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都在这场阴谋中丧生。最终因此丧生的军官数量高达三万五千名，几乎占到了苏军军官团的一半。这些被清洗掉的军官大都年富力强，他们的死使得苏联军队的指挥系统陷入了青黄不接的窘态，这不能不说是几年后的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惨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1938年盖有盖世太保边检印章的西里西亚进入德国边境文件
相貌英俊的海德里希
领教了海德里希的手段之后，作为党卫队保安处竞争对手的军事情报局不得不主动向其示好。不久，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划分彼此的责任范围，这些协议被戏称为“十诫”。根据协议，军情局负责国外谍报工作，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国内的政治案件和任何涉及叛国的行为。由于军情局没有自己的行动机构，海德里希许诺必要时将会由盖世太保为其提供警力协助。然而这种和谐关系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政治信仰、操作方法和用人原则等等方面都南辕北辙。而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根本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在他眼里这些协议的唯一作用是限制自己的竞争对手——对他来说，哪里有德国的敌人，他的情报网就会扩展到哪里。从1937年开始，“十诫”被不断修改，每一次改动都使党卫队保安处获得更多的权力，也使海德里希的权柄更加膨胀。
盖世太保管辖的诺德豪森集中营约有400万人惨遭杀戮
但海德里希并不满足于仅仅掌握情报机构。其强硬的作风、铁石心肠和雷厉风行的手段一直颇为希特勒所欣赏，同时也符合希特勒心目中日耳曼人种统治者的形象。在一些当时的记录中对海德里希有着如下描写：
“年轻，自信，不为传统所束缚，且凶残无比，使世人战栗……眼里闪烁着傲慢的光芒和猛兽般残忍的自恃……钢铁般的臂膀下推动的是残酷和恐怖的统治。”
可以确定的是，希特勒是有着将海德里希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打算的，海德里希也因此获得了“第三帝国的黑王子”这样一个绰号。尽管海德里希并不像其他纳粹高官那样有着表现得十分明显的权力欲，但在扩大自己权势方面他同样也是不遗余力。在早年海德里希就参加过反犹太主义的活动，在加入以反犹反共为重要行动宗旨的纳粹党之后，他在这方面更是大显身手，赢得了希特勒等纳粹党高层的赏识。在纳粹德国开始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之后，他的行动更加变本加厉：在1941年5月召开的普雷希会议上，海德里希组建了四支专事屠杀苏联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从1941年6月开始，这四支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杀害了近百万名苏联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海德里希行动的高效使得希特勒大为高兴，于是在1941年7月3日，希特勒亲自下令要海德里希主管清洗犹太人的任务，而后者则趁机提出希望前往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担任职务：“鞭策捷克人，使之成为德国的兵工厂”，同时也可以向希特勒展示其领导公共事务的突出才能，为进一步谋求更大的权柄做铺垫。
当时，捷克流亡政府正在呼吁本土工人消极怠工，这个号召立刻获得了广泛的、积极的响应，短时间内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降低；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也变得异常猖獗，“破坏分子”对通讯、交通以及战略资源生产的干扰迅速增加。这一切都使得希特勒大为忧心。因此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海德里希的自荐被接受了。1941年9月他被任命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副行政长官——也就是事实意义上的摄政总督。在任命书所附带的信件中，希特勒这样写道：“你去布拉格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的、严厉的打击那些‘反对派分子’，确保我们在捷克的军工企业和战争物资储备的安全，你有全权采取适当的紧急措施来达到这一重要目的。”由此可见希特勒对这位富有经验的盖世太保领导者抱着多大希望。
三 海德里希治下的捷克
同一时间，英国人和捷克流亡政府正在策划如何干掉捷克的头号卖国贼——布拉格傀儡政府的总理阿洛伊斯·埃利亚斯。而他们所选择的方法和海德里希的“R”档案计划异曲同工，都是计划通过伪造的信件来栽赃陷害，主持这一工作的英国安全协调局局长史蒂文森认为，可以依靠德国间谍机关对傀儡政权高官的监视来实现这一目标。在他的授意下，安全协调局首先给阿洛伊斯·埃利亚斯起了“犹大”这样一个代号，然后由伪造专家精心编写了一些给“犹大”的信。这些信都由“犹大”的情妇“安娜”署名——这名情妇当然也是虚构出来的——并从智利寄到布拉格，然后理所当然的被监视着阿洛伊斯·埃利亚斯的盖世太保所截获。
和德国关系密切的智利一直都是德国间谍和盟军间谍斗智斗勇的地方，这些陆续从智利寄来的假信件自然立刻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安全协调局故意在信中安插了一些看上去像是暗号的短语和数字，比如：“17日星期三父亲钓到了75条鱼。兄弟身体欠安，但也抓到82条。”又如：“注意马克，不用管波兰兹罗提。”发现这些“暗号”之后，德国人大为恼怒，认为阿洛伊斯正在和英国间谍互通情报。阿洛伊斯自然对此矢口否认，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诸如“我给卡尔织了一件毛衣，用14股线，每股长60英尺，不过有两股只有28英尺”这样的句子的含义——实际上就连伪造这些信件的英国安全协调局特工自己都无法解释这些看上去煞有介事的“暗语”的含义，因为它们本来就是随意捏造的！
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地图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领袖爱德华·贝奈斯
但在德国人的眼里，这些意义不明的“暗语”显然就是阿洛伊斯通敌的证据。倒霉的阿洛伊斯有口难辩，尽管他拼命否认自己认识所谓的“安娜”，但更多的“暗语密信”一封接一封被寄到他手上。这位神秘的“安娜”似乎对阿洛伊斯非常熟悉，在信中不光提起他前妻的生活习惯和他兄弟死于非命的经历，还对他本人的情况也颇为关心，更有一次甚至寄来了阿洛伊斯喜欢的雪茄。如此种种，使得盖世太保认定阿洛伊斯必然和英国特工有着不可告人的联系。
这样一起案件理所当然的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因为英国人的手法和他策划“R”档案时的手法太过相似，因此海德里希认为阿洛伊斯也许是冤枉的——但同时他又认为，阿洛伊斯是否真的和英国人有所勾结，其实并不重要。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十分复杂，工人们消极怠工，抵抗组织四处开展破坏活动；而除此之外，一些诸如贝赫尔博士领导的“同志联盟”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在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因此海德里希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自己的铁腕手段，来达到一种杀鸡儆猴的效果，而阿洛伊斯显然就是那只倒霉的“鸡”。
1941年9月27日，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原本已经处于盖世太保控制下的阿洛伊斯立刻被正式逮捕。为了最大限度的产生震慑效果，在海德里希的授意下，盖世太保于10月1日组织了纳粹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审判，由捷克人民法庭第一分庭对阿洛伊斯进行起诉和公开审判，迅速的将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以对阿洛伊斯的逮捕为开端，海德里希和他指挥下的盖世太保开始对捷克的“破坏分子”进行严厉打击。9月27日当天捷克的主要城市就开始戒严，大量抵抗组织成员、破坏活动领导者和反对派被早有准备的盖世太保迅速逮捕。短短几个星期内，捷克境内的抵抗组织几乎被一扫而光，诸如“同志联盟”的头目贝赫尔博士等一些麻烦制造者也被投入监狱。身穿黑色制服的盖世太保如同一道恐怖龙卷风席卷整个捷克，戒严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期间一共有4000多人被逮捕，40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军队的6名将军和10名上校，另外有5千多人被送进集中营。海德里希的雷霆手段立刻为自己赢来了“金发的野兽”、“铁石心肠的人”、“纳粹的斩首官”、“死亡的追随者”、“纳粹魔王”、“布拉格屠夫”等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绰号。
1938年3月阿道夫·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维也纳
尽管盖世太保的扫荡行动战果辉煌，但单纯的高压手段只能进一步激起当地人的反抗，海德里希也深知这一点。而在他的计划中，上述杀鸡儆猴的做法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在对“破坏分子”的大规模打击基本结束之后，海德里希首先恢复了军事法庭，而后让自己以新的“保护长官”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在这段时间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938年海德里希签署的屠杀犹太人命令
一、宣布结束高调进行的政治搜捕；
二、废除捷克人民“二等公民”的规章条例；
三、政治上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强制管理实现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四、通过提高工农的待遇和增加社会各阶层的福利，官方的立场上支持工农阶层，暗地里使用国家机器低调的处理反对分子，这里的低调意指“不得公开扰民”。
“捷克的工农阶层是利用对象，这些贫苦的，长期遭到资产阶级贪官污吏与不法奸商盘剥的穷人，必须给予他们德国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矫正，把劳动人民中潜在力量的积极性通过矫正提高到极度统一的要求，同时要通过彻底执行种族主义思想，以肃清一切不符合人民的、因而也起破坏作用的伪力量”。海德里希对各部门负责人的对话中显露出这位年轻的“波希米亚代理”的管理理念：专制与“民主”、恐怖与怀柔的并存。显然此时的他已经将捷克当成了展示自己领导公共事务的突出才能的一个舞台，以便向希特勒证明自己确实具备成为其接班人的潜质。
为了进一步展现自己“亲民”的形象，海德里希开始经常身着便装进出各个工厂的车间。按照他的话来说：“一位管理者和执政者，应该经常亲自身处人民当中，他必须切身的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生活细节，了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而不是像柏林的那些“金发碧眼的笨蛋”坐在舒适的皮沙发上将问题搞的一团糟”。每次来到一家工厂，海德里希周围很快就会聚拢了车间内的工人，随从这个时候一般都会紧张的站出来阻止这种情形，可是他却毫不在意，他会微笑着伸手摸摸某个年轻小家伙的脑袋，然后愉快的聊上几句家常，当然也会对那些年长的、或生活条件较差的工人热心的问寒问暖。最后，他往往会站在一个凳子上向周围的工人大声宣布“全体工人增发一周薪水！”或者类似的消息，于是整个车间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兴奋的工人们甚至会把海德里希从椅子上抬起来向空中抛去……
海德里希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些工人来对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认为那些长久以来养尊处优的得利益者是抵抗运动主要的滋生温床。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捷克这副烂摊子在海德里希的管理下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正常，“一切都井井有条的运转”。海德里希的“新政”完全改变了捷克的政治气氛，被收买的捷克总工会在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发表文章，提醒工人们捷克共和国时代谈论了十几年都未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在海德里希的管理下“只花了半年就实现了”，并且“今天捷克工人的福利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在他（海德里希）无与伦比的举措之下，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得以贯彻，这些变革在过去总是因为财政困难和政府低能而束之高阁”。大街上随处可见驻捷克的纳粹宣传机构的歌功颂德般的海报，这些海报上常常是一个标准的纳粹男子形象，还配有“为捷克劳工打拼”这样的标语。就连希特勒也对此表示满意，他在1942年5月20日的一次讲话里声称：“看来只要给那些捷克人双倍的食物配给，不送他们到东线去打仗，就可以把他们转变为帝国狂热的追随者。然后他们就会在军火生产上投入两倍的努力，并当做自己神圣的责任。”
一时间捷克境内局势大好，在绥靖手段和盖世太保的双重打击下，地下抵抗组织居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光地下抵抗组织处境艰难，英国派驻捷克的间谍网络也被老练的海德里希全部铲除干净，使得英国军情局和在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都心急如焚。德占领区风平浪静，使得流亡政府处境变得极为尴尬，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居民对德国统治者愈是持容忍态度，流亡政府在和盟国的谈判中就愈是难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唯有德占领区积极开展抵抗运动，流亡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要求自己的盟友，在解决战后问题时充分考虑捷克的利益。但是只要德国人和“暴君海德里希”坚持有弹性的占领政策，就始终不可能出现他们需要的那种此起彼伏的抵抗运动局面。最后捷克流亡政府得出了一个现实的结论：必须干掉海德里希。只有刺死掌握大权的德国帝国摄政，才能引起德国人行凶肆虐，这样才能再次激起捷克国内的反抗组织浪潮。
四 代号“类人猿”
尽管对捷克流亡政府所提出的刺杀计划有一定的兴趣，但英国人却在是否对海德里希实施刺杀一事上犹豫不决。不少人认为，尽管暗杀掉作为德国情报机关重要领导人的海德里希，可以有效的打击德国的情报工作，但这种行为过于恶劣，而且历史上没有先例。就在双方各持一词争执不休的时候，一些新的情报让他们改变了看法。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与希姆莱主持召开了万塞高级官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罪恶昭著的“最后解决方案”，该计划以处置患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工作的犹太人为名，实际上突出了屠杀欧洲1100万名犹太人的疯狂计划。海德里希是这一计划的始作俑者，并在会议期间与希姆莱商定了的具体的实施计划。在该实施计划上，海德里希这样写道：“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元首已经决定：对于那些反对第三帝国或者被占领地区反对占领军的罪犯必须从严处理。元首认为，对这样的犯人，判处徒刑或者终生劳役过于宽宏大量，只有死刑或者采取使家属和居民对犯人的命运无法捉摸的措施，才是比较有效的和有威慑性的办法。”
1941年7月海德里希写给戈林的“最后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信件
很快该解决方案得到希特勒的首肯并付诸实施。1941年2月开始，海德里希开始执行“最后解决”。他下令逮捕几百万犹太人做劳工，让他们在劳动中累死，少数活下来的干脆枪毙。这年夏天，为了加快这个“最后解决”，他指示特别行动队，一下子枪杀75万波兰和苏联的犹太人。
而与此同时，针对捷克境内依然有为数众多的抵抗组织活动的情况，海德里希还拟定了一份计划从根本上摧毁捷克人民族性、根绝抵抗活动温床的方案，呈报给了希特勒。对此希特勒做出了如下答复：
“我同意你关于摧毁捷克人民族性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必须保证以下三点：一、使尽可能多的捷克人日耳曼化；二、驱逐或者消灭那些不可能归化的捷克人和敌视帝国的知识分子；三、采取这些措施后腾出来的地方，用于安置有优良血统的德国人。在此基础上，我命令，对那些从种族观点看可疑的捷克人或者对帝国采取对抗态度的人，必须排除在同化范围之外，务必斩尽杀绝。”
英国安全协调局的破译中心通过截获德国通讯电文，获得了这些关于对犹太人和捷克人进行“清理”的情报，这使得刺杀行动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原本的反对者们再也无法说什么了。事实上，英国特种作战部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早在于1941年10月20日就开始筹划准备对海德里希的刺杀行动，代号定名为“类人猿”（ANTHROPOID），而现在这个行动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
实际的刺杀行动由前捷克军情处负责，捷克流亡政府初到英国伊始，就开始招募前捷克军人组成特别行动队，纳入盟军编制，接受战时训练以备执行特殊任务。陆军准尉约瑟夫·盖伯瑟克和上士卡罗·斯弗波达被选定执行暗杀任务。计划原定于1941年10月28日执行，那天同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纪念日。但斯弗波达在受训时头部受伤，旋即由詹·库比兹代替。由于这个意外，作战必须延期执行，而其他原因也使得行动时间一再推迟，最终刺杀小组出发时间被确定为12月28日。
刺杀现场的照片，图中最左侧为已经被炸毁的海德里希座车
被炸毁的海德里希座车
1941年12月28日晚间10点，盖伯瑟克与库比兹登上英国皇家空军138中队的海利法克斯轰炸机，和他们一起登机的还有另外七名流亡英国的捷克军人，刺杀小组就由这九人组成。刺杀小组原计划在皮尔森实施伞降，但飞机驾驶员在判断方位时出了问题，使他们的降落地点变成了布拉格东边的内维兹第，一行人只好在落地后继续往皮尔森前进。他们在皮尔森与盟军的接应人员取得联络，随后直驱布拉格准备展开暗杀行动。
由于难以获得海德里希活动的准确情报，加上英国方面对是否实施刺杀一直存有争议，因此刺杀小组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一直无所事事。一直到1942年5月初，刺杀小组才接到由英国情报部门和捷克流亡政府共同签发的刺杀命令，“类人猿”计划终于进入了最终的实施阶段。
突击队员们最后藏身的教堂，现在已经成为一处纪念地。墙壁上的累累弹痕展示着当时战斗的激烈
为了避免自己精心营造的亲民形象受到伤害，也是出于对自己管理下捷克局势的自信，海德里希在出访巡视时一律不携带警卫人员。这一点很快被刺杀小组加以利用。一名捷克抵抗组织成员以钟表匠的身份打入了海德里希的住处，并于1942年5月23日向刺杀小组提供了未来一周内海德里希的活动计划和路线。在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刺杀小组决定选择5月27日海德里希由乡村别墅前往布拉格住所的途中实施袭击。伏击的地点被选在海德里希必经之路上一处弯道，因为弯道呈急促的“U”字型，所以任何一辆汽车行驶到该处都必须减速；同时，该弯道附近还有一个电车站，行刺人员在周围闲逛也不会引起怀疑，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刺杀地点。
5月27日上午9点，盖伯瑟克与库比兹在弯道就位，一位名叫瓦瑟克的捷克抵抗组织成员则在弯道前负责瞭望和通报情况。盖伯瑟克携带着一支斯登冲锋枪，而库比兹则携带了两颗反坦克手榴弹。因为海德里希的出发时间临时延后的缘故，刺杀小组焦急的等待了一个多小时。10点30分时，海德里希乘坐的敞篷轿车从公路上出现，瓦瑟克立刻用口哨向刺杀小组发出信号，特工们立刻按照预演的方案对海德里希实施攻击：首先是盖伯瑟克使用斯登冲锋枪向轿车开火，然而意外的是冲锋枪却卡壳了！注意到路边刺客的海德里希一边掏出手枪还击一边高声命令司机加速冲过危险地带，但经验不足的司机在惊慌之下却踩到了刹车，使得汽车停在距离刺杀小组不远的地方，于是库比兹抓住机会向轿车投掷了反坦克手榴弹。装填了大量高爆炸药的反坦克手榴弹滚进轿车车底爆炸，将轿车底盘炸出一个大洞，使得海德里希多处受伤。但海德里希并未当场倒下，而是继续用手枪向刺杀小组开火，并下车试图进行追赶。见此情景，刺杀小组认为任务失败，便在驶来的电车掩护下撤离了现场，海德里希则被闻讯赶来的警察迅速送往布洛夫卡医院。
当年一代魔头的葬身之处，今天已然是一派安宁祥和的田园风光
在被送进医院后，海德里希的神智仍然完全清醒，但医生的检查发现他的伤势比看起来更重：皮座垫和钢丝弹簧的碎片嵌进了他的胯骨和横隔膜；座垫的毛料填充物的纤维甚至侵入了脾脏，医生认为必须为他进行手术。在布拉格最好的外科医生、德国籍的赫尔鲍姆教授的主持下，海德里希体内的弹片被成功取出，看起来一切情况都好，而随后数日内海德里希的情况也似乎在逐渐好转，甚至可以少量进食。但到6月3日其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并陷入休克，于第二天抢救无效死亡，对其死亡原因，一般认为是伤口感染所导致的败血症。
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死大感震惊，为海德里希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仪式，并亲自主持。在葬礼上希特勒情绪激动，只说了寥寥几句话，便黯然离去。他评价海德里希“拥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盖世太保对刺杀小组活动过的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根据希特勒的授意，但凡有嫌疑犯的地方，按照如下方法处置：第一，枪毙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第二，将所有女性公民关入集中营；第三，将儿童集中在一起，合格的送到帝国党卫军队员的家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余下的不适合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儿童要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第四，在消防队的帮助下将嫌疑地点烧毁，最好夷为平地。
依照这些命令，被怀疑有为刺杀小组提供掩护的利迪策村被彻底摧毁：199名16岁以上的男性村民被杀害，195名女性村民和95名儿童被送进集中营。儿童当中只有8人是金发碧眼，被认为是值得接受德国化教育，其余的孩子则从此再无踪影，战后才从德国档案中得知他们大多数在波兰切姆诺毒气室被害，最终生还者仅有17人。屠杀结束后，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推土机铲平了所有的痕迹。几百人的小村庄从此荡然无存，利迪策的名字也在土地登记表上被永远地抹掉。
另外一座名为雷扎基的村庄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所有这一切都被帝国电影公司全程记录，作为对其他地区的警告公开播放。而参与刺杀的突击队员们也没能从搜捕中逃脱，党卫军帝国师根据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包围了他们藏身的教堂，所有的突击队员们要么战死要么自杀，没有一人幸免。
对海德里希的成功暗杀，使得原本如日中天的德国情报机关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一名继任者能具备如同他那样的才能和领导能力，这导致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逐渐衰落，盟军方面得以重新组建原本被破坏的情报网。
二战期间的秘密战领域，已经不仅仅是暗杀与间谍，科技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现代化，这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在于一个古老的秘密战利器——密码。
已知人类使用密码的历史，最早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巴比伦人的泥板文字。不管是古埃及人、古罗马人、古阿拉伯人还是古代中国人，几乎世界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涉及过密码。军事和外交一直是密码应用最重要的领域。国王、将军、外交官以及阴谋分子等，为了在通讯过程中保护自己的信息不被外人所知，使用过形形色色的密码；而为了刺探竞争对手的秘密，他们又绞尽脑汁地试图破译他人的密码。加密与解密一直是密码学这枚硬币互相对抗又互相促进的两面。
一 密码的改良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所有密码都是使用手工来编码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铅笔加纸的方式。在我国，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邮电局电报编码和译码工作中还在使用这种手工方法。
手工编码的方式给使用密码的一方带来很多不便。首先，这使得发送信息的效率极其低下。对于民用电报编码来说，因为无需考虑保密问题，可以使用固定的编码方式，即是摩尔电码，因此编码和解码的速度只取决于发报员的熟练程度；但如果使用密码通讯的话，那么明文（就是没有经过加密的原始文本）就必须由加密员人工一个一个字母地转换为密文，然后才能进行发送。同一种明文到密文的转换方式如果使用次数太多的话，很容易被敌人通过字母频率分析法破解，因此一套成熟的密码往往拥有很多套密码转换方式。
恩尼格玛密码机转子的结构 相邻排列的三个转子
美国国家密码博物馆展出的一些恩尼格玛密码机。它们从左到右分别为：1．商业用恩尼格玛密码机、2．T型恩尼格玛密码机、3．G型恩尼格玛密码机、4．未知型号、5．德国空军版恩尼格玛密码机、6．德国陆军版恩尼格玛密码机、7．德国海军版恩尼格玛密码机，即M4型
转换通常是采用查表的方法，所查表又每日甚至每次都不相同，这也就意味着加密人员并不能像民间发报员那样把转换方式牢记于心，所以解码速度极慢。而接收密码一方又要用同样的方式将密文转为明文，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其次，这种手工操作的效率十分低下，也使得许多复杂的、保密性能更好的加密方法不能被实际应用，而简单的加密方法根本不能抵挡现代数学理论支持下解密学的威力。
解密一方当时正值春风得意之时，几百年来被认为坚不可破的维吉耐尔（Vigenere）密码的变种也被破解，一时间所有的密码似乎都在解密学面前失去了作用；而无线电报的发明，又使得截获密文易如反掌。于是，对新式加密方法的要求突然变得迫切起来，因为无论是军事方面还是民用商业方面，都需要一种可靠而又有效的方法来保证通讯的安全。
1918年，德国发明家亚瑟·谢尔比乌斯和他的朋友理查德·里特创办了谢尔比乌斯和里特公司。这是一家专营把新技术转化为应用方面的企业。谢尔比乌斯负责公司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他曾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研究过电气应用。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要用二十世纪的电气技术来取代那种过时的铅笔加纸的加密方法，而他所开设的这家公司所推出的第一件产品，就是被称为ENIGMA的电子加密机械，也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恩尼格玛密码机。
整个恩尼格玛密码机看起来就是个放满了复杂而精致的元件的盒子，可以将其简单分为三个部分：键盘、转子和显示器。键盘一共有26个键，键盘排列和现在广为使用的计算机键盘基本一样，但为了使通讯尽量地短和难以破译，空格、数字和标点符号都被取消，只有字母键。键盘上方就是“显示器”，实际上是标示了同样字母的26个小灯泡，当键盘上的某个键被按下时，和这个字母被加密后的密文字母所对应的小灯泡就被点亮，算是一种近乎原始的“显示”方法。在显示器的上方是三个直径6厘米的转子，它们的主要部分隐藏在面板下，是“恩尼格玛”密码机最核心关键的部分。当按下键盘上的一个字母键，相应加密后的字母在显示器上通过灯泡闪亮来显示，而转子就自动地转动一个字母的位置。举例来说，当第一次键入A，灯泡B亮，转子转动一格，各字母所对应的密码就改变了。第二次再键入A时，它所对应的字母就可能变成了C；同样地，第三次键入A时，又可能是灯泡D亮了。同一个字母在明文的不同位置时，可以被不同的字母替换，而密文中不同位置的同一个字母，又可以代表明文中的不同字母，这不是简单的字母替换，因此字母频率分析法在此毫无用武之地。这种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被称为“复式替换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