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王十年的太室盟会，虽然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其详情。但从《左传》对此举的批评来看，这次盟会显然没有达到幽王获取诸侯支持的目的，反而暴露了朝廷的虚弱。尽管也许出于表面的礼节，诸侯们并没有公开对抗天子。但是在此后西周朝廷与申-缯-西戎联军对抗时，我们只发现了幽王的亲信虢石父和与西戎有世仇的秦襄公等少数诸侯站在天子一边，只有幽王的郑桓公为西周的灭亡牺牲。而即便幽王被杀后，从东方赶来的也只有许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等人，但是许文公是站在弑君者申侯一边的，郑武公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其中也许只有卫武公真的是为了保卫王室而来。实际上诸侯们对西周大势已去的局面已经洞若观火，就连忠于幽王的郑氏和虢氏也在此前几年将大批族人、财货、奴隶东迁中原。
《诗经》不仅是一本诗歌总集，也是了解上古历史的钥匙
而幽王的失败即便不是诸侯们所期望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便齐鲁这种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诸侯，想必也记得周王如何干预它们的君位继承甚至直接杀死不听从王命的诸侯。眼前这位在位的幽王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难免会成为另一个厉王。这些大贵族们久已埋藏犯上之心，只不过没有人愿意成为众矢之的而已，此时有申侯做了他们想做而不敢做、不方便做的事情，何不隔岸观火呢？实际上有些诸侯不止于隔岸观火：秦国在幽王死后，便以伐戎救周为旗号，经过苦战，秦文公将版图扩张到岐山，并接收了周人遗民，势力大振。晋文侯则趁机消灭周边小国，将疆域扩展到华山脚下和河东汾水流域。郑国和齐国也趁机，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疆土。
然而，诸侯们只是想削弱朝廷，但没有除之而后快之心。
第一，尚没有任何一个诸侯的实力足以取代周朝，建立新王朝；
第二，诸侯们还需要一个共同拥戴的对象，尤其是在四夷趁机侵略中原的情况；
第三，诸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周王，失去了天子的授权，他们自身对国内的统治也失去了大义名分；
第四，诸侯们的礼乐、制度来自于周朝廷，此时的社会还不存在能全面取代周制的新的体制和文化，而天子的存在是周制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对于大周诸侯中过半的姬姓诸侯来说，保持周王的存在非常重要，即便是已失去了对周王室的血缘亲情，但这样做至少有利于扩张自己的势力。
正是诸多现实的政治理由而非所谓的忠心，迫使诸侯们依旧要在戎人的入侵中保护周王朝廷的存在。但是此时的周朝廷自己又是二王并立的局面，该拥护哪位周王呢？对于大多数诸侯来说，这个选择并不难。携王不但没有政治把柄，而且还得到畿内诸侯与朝廷群臣的支持，如果携王朝廷长期存在下去，待戎人侵略浪潮逐渐平息后，或许会和他的哥哥一样再来一次中兴，至少难以控制，这是诸侯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平王不但因为有弑君杀父嫌疑而有洗不去的政治污点，而且没有得到畿内诸侯和朝廷群臣的支持，因而没有什么权威性。而这正是诸侯们所需要的，他们正是希望平王与其后代有着政治上的先天不足而无法有效地约束诸侯。
然而，携王毕竟有着正统名分，而且还得到强大的虢国与诸多邦君、大臣的支持，短时间内诸侯们并不愿意直接动手消灭它。平王政权如果继续留在西土，不是被戎人或携王所灭，就是会成为申国或秦国的傀儡，这些都是关东诸侯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平王迁移到任何一个东方强国境内不但与礼法不合更是其他诸侯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让平王政权迁移到成周，这里既可以受诸侯保护，又便于关东诸侯控制，但又不会引起诸侯们为了争夺“挟天子以令诸侯”机会的激烈争斗。而此时的申侯由于弑君大罪已经是天下众矢之的，自然不敢违抗诸侯们的意志，至于秦国，平王的东迁也有利于其在关中平原的扩张（当然平王东迁也让秦国得到占领岐东的名分）。
由此，“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所掩饰的真相也得以解开。所谓的“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实际上不是什么诸侯护卫周王，而是一次武装押解！
而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安定了下来，至少有了起码的安全，即便那些对平王心怀不满的诸侯们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毕竟这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而关中平原上孤零零的携王政权却日益衰微，终于在二十一年被晋国消灭。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事实，携王政权才是幽王朝廷的延续，东周政权其实并非西周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而是一个弑君篡位者建立的政权，而它的建立其实也是建立在西周灭亡的基础之上，它的政权领袖和最初的支持者（平王、申侯、缯侯）大多是西周灭亡的刽子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东周政权灭亡了西周政权，灭亡西周者东周也！
然而，这段血腥而耻辱的历史：天子和太子的被杀、镐京的沦陷、王后的被掳、大贵族的反叛、西戎的趁虚而入、诸侯的坐观成败、篡位者的胜利、正统继承人的被害对于东周和诸侯们来说都是极为不光彩的，甚至足以否定东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虽然携王被杀后只有鲁国那种象征性的抗议）。
因此，这些罪行必须找到替罪羔羊，必须抹去平王与诸侯们手上的血腥。东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史官们确实找到了：女人和戎人，褒姒母子已经死去，而戎人又根本不掌握中原世界的话语权，因此无辜被害者和趁火打劫者都成了主犯、帮凶们的替罪羊。编造的故事不断地加工、虚构、传播、记载，并最终掩盖了真实的历史流传至今。
如果褒姒真的在亡国时发出过笑声，那一定是凄凉到极点、悲苦到极点的笑声，这笑声穿越千年历史的重重迷雾，至今依旧让人难以平静。
四 尾声：虽死犹生
在这场大博弈中，幽王为了加强摇摇欲坠的王权，平王为了重新夺取王位，群臣贵族们为了派系和家族间的倾轧，诸侯们为了争夺地盘和势力，西戎觊觎宗周的财富和土地，就连那个不由自主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携王毕竟也不曾拒绝王位的诱惑。无辜的是宗周的百万生灵（包括那些小贵族们），他们在大人物之间的争斗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是死于非命，便是沦为西戎人掠夺、奴役的对象，除了少数得以逃亡东方的强大宗族（如早有先见之明的虢氏和郑氏，如追随平王东迁的七族），都只得在宗周的废墟上苦苦挣扎。正如《雨无正》中所描绘的惨状：“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和对上天的质问：“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几千年之后，当现代考古学家对宗周进行大规模发掘时，他们发现丰京和镐京遗址中大部分是汉代遗物地层直接叠压在西周地层之上，只有少数地方是战国地层叠压在西周地层之上，而在周原则几乎都是汉代以后的地层叠加在西周地层之上。这意味着，春秋时代这些宗周的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废墟甚至荒野，到了战国时才有人类的活动。
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何尊
但历史并不因人类的悲伤而告终结，而是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继续前行。西周王朝虽然覆灭，但是《尚书》、《诗经》、《易经》等伟大的文化财富却深深植入中华文明的根基之中；它所开创的“民本”、“礼法”、“德治”等思想影响了之后二千八百年的历史；西周关于分封制的实践和集权官僚制度的尝试给了后世王朝以宝贵的历史经验；正是在西周时代“华夏”和“中国”的观念开始萌生，华夏民族开始有了最初的民族意识；而周人从西垂一隅之地向广大东方的征服、分封和同化，则启动了中华文明成型的最初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最早的“中国”史开始于西周。
幽王、平王、携王、申侯、虢石父、戎王、郑桓公、皇父、晋文侯、秦襄公……这些历史人物都随风而逝，而他们的邦国也在此后的几百年一一覆灭。但是西周王朝的遗产历尽了几千年的风雨沧桑，依旧流传至今。
* * *
[1]西戎自称“玁允”，在东周时曾被称作“犬戎”。
[2]从他在宣王二年就被任命为太师来看，皇父肯定在厉王时代担任过高级官职。
[3]幽王二年，王师曾联合晋国讨伐缯侯。
聂政刺韩君的血色迷雾
作者：大意觉迷
西周灭亡后的东周，逐渐进入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春秋时代，秘密战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凶残。而之后的战国时代秘密战，更是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一 壮士与凶案
在战国时期的韩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凶杀案，被害人是韩国的国君和相国。韩君被惊慌的韩相扑倒后，一同被人用利器刺死，或许还有其他人遇害或受伤，因史料缺载无法详述。而杀人的凶手是一个强壮的青年男子，据说他在行凶之后便自挖双眼，毁坏脸皮，并剖腹出肠，当场死亡。
韩国政府为了查证凶手身份，曝尸于闹市多日，终于有一名自称叫聂嫈（一说聂荣）的女性，指认尸体实际上是他的弟弟轵深井里人聂政。女性在揭示凶手身份之后随即自杀身亡，但案件的真相逐渐显现出来。有迹象显示，一位名叫严遂的卫国人，原本是韩君的宠臣，与韩相发生矛盾，故而导致了这场凶案的发生。
聂政刺韩王（武梁祀汉画像石）
聂嫈认尸
《战国策》与《史记·刺客列传》中都详细描写了严遂为了刺杀韩相，探访隐姓埋名的聂政，并耐心等待他侍奉老母送终。聂政因感动于严遂的诚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成功刺杀了韩相。因此聂政便成为与专诸、荆轲齐名的伟大刺客为后人传诵。民间产生以此为题材的杂曲《聂政刺韩王曲》，经三国名士嵇康改造而称《广陵散》。嵇康因得罪司马昭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前弹奏《广陵散》之后感慨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即被杀。《广陵散》并未因嵇康的被杀而断绝，辗转流传到今天。
一位无名的壮汉，奋勇一搏，杀死一国君主和相国，震动列国，名传后世。先有司马迁为其做传，后有嵇康抚琴就戮，他的事迹凝固在文字和音乐中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然而当我们对事件的本源进行考察，重新翻开《史记》进行查阅，却发现这一事件依然处于迷雾之中。
千古绝响广陵散
二 韩烈侯？韩哀侯？
《史记·韩世家》记载：“（韩）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没有说韩烈侯同时被杀，韩烈侯在位13年才去世。《战国策》与《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均说是韩相与韩哀侯同时被杀。如果按照《史记》的记载，韩哀侯是韩烈侯的孙子，《史记·韩世家》中记载他是被一个叫韩严的人刺杀而死，《古本竹书纪年》则记载刺杀者为韩山坚。从韩烈侯三年到韩哀侯遇刺身亡，如果按照《史记》年表，中间相隔26年。聂政显然只能刺杀一次，如果是在韩烈侯三年刺杀韩相侠累，就绝不可能穿越到26年后再去刺杀韩哀侯。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
最早注意到这个矛盾的，是东汉的无神论者王充，他在其代表作《论衡》中写道：“传书言聂正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出自《论衡·书虚第四》）其中所谓“相去十七年”可能是古书传抄错误，王充的意思是很明白了，也就是聂政杀韩王的说法不可信。
也可能基于这个矛盾，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删掉了《战国策》中聂政“兼中哀侯”的说法，所以当我们阅读《史记·刺客列传》聂政部分的时候，发现其中仅写他刺杀了韩相侠累，而未提韩君。这样从表面上看来，就与《史记·韩世家》中的记载保持一致，也就是说，韩哀侯遇刺身亡是另有其事，与聂政无关。但是在《刺客列传》中却留了一句“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又留下了尾巴。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将聂政杀侠累与韩哀侯遇刺事件分开。然而在聂政杀侠累事件中提及了濮阳严仲子与侠累交恶，而韩哀侯遇刺事件中则提及严遂与韩廆交恶。但实际上严仲子就是严遂，侠累就是韩廆，如果说聂政杀侠累与韩哀侯遇刺无关，为什么两件事的背景却是一回事？显然，司马光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三 蛛丝马迹
按照时间序列，最早提及聂政杀人事件的应该是《战国策·卷二十八·韩三·谓郑王》。《谓郑王》是某个人向郑王阐述君臣关系和外交关系的论述。阐述者名字失载，郑王即韩王，根据阐述内容中提及到（韩）昭釐侯可知，听取意见的韩王应该是韩昭侯的下任韩宣惠王，距离韩哀侯遇刺事件约四十多年，应该能清楚地记忆事件发生的大体经过，相关文字如下：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欲其尊哀侯也。今日郑君不可得而为也，虽重申相之焉，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犹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为也，虽为桓公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辩而不知尊哉！韩氏之士数十万，皆戴哀侯以为君，而许异独取相焉者，无他；诸侯之君，无不任事于周室也，而桓公独取霸者，亦无他也。今强国将有帝王之亹，而以国先者，此桓公、许异之类也。岂可不谓善谋哉？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利用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
这段文字中明确提到聂政“刺相兼君”，说明韩相与韩君一同被杀。但是后面说完“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翻回头又去说“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给出的解释是，《战国策》中涉及到哀侯的地方都是写错了，应该写作烈侯。然后“许异蹴哀侯而殪之”一句是说许异踢倒韩烈侯，让韩烈侯装死逃过一劫，事后韩烈侯重用许异，让他终身做了韩相。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侠累被杀而韩烈侯未死的原因。但是记录韩哀侯与韩相同时遇刺的不仅仅是《战国策》，还有《韩非子》，韩非是韩国人，距离韩哀侯遇刺事件大约一百四十多年，他的记录与《战国策》基本一样：“严遂、韩廆争而哀侯果遇贼。……韩廆相韩哀侯，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乃令人刺韩廆于朝，韩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难道说《韩非子》也错了？《史记·刺客列传》为什么会留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的尾巴？显然赵翼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四 许异为谁？
那么我们首先来解决许异是谁的问题。“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的描写与“韩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的描写很相似，那么我们很容易想到许异有没有可能就是韩廆（即侠累）？许在古文中写作鄦。鄦字在金文中的字形是“大”配两个相似的符号组成，如果这两个符号被讹写成“人”，那就变成“夹”，恰好是“侠”字的一部分。而异的繁体“異”与“鬼”字形似。侠累在《战国策》中写作“韩傀”，《韩非子》中写作“韩傀”和“韩廆”，《艺文类聚》三十三、《太平御览》四百七十三引作“韩傫”，廆、傀、累、傫一声而转。侠累是韩君的季父，所以自然是韩氏，“侠”字代表他的封地，具体在哪儿已经不知道了。“许”与“侠”哪个是正字，哪个是讹写也无法确定，只能说两个字有关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定许异就是侠累。
如果许异就是侠累，那么“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这句话实际上是说许异（侠累）踢倒哀侯而死，“殪”的含义是杀死，没有装死的含义。《谓郑王》的相关语句的断句似乎需要调整，笔者尝试订正为：“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哀侯）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前半段是在简介韩哀侯与许异被杀事件，后半段是在追述韩哀侯生前许异（侠累）在韩氏宗室中的地位，许异活着的时候，韩氏宗室没有敢违背许异意志的，可谓专断，他与韩哀侯同时遇刺，所以“终身相焉”，这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金文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了，聂政刺杀侠累事件，与韩哀侯遇刺事件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发生在韩哀侯时期。清华简《系年》中恰好涵盖到了韩烈侯三年的时代，并没有提到有刺客刺杀韩相的事件，也使得我们怀疑韩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的记载是不是有什么错误。那么这一事件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按照《史记》年表，韩哀侯在位6年，其遇刺之年以此排比为公元前371年。然而《史记》之中战国时代的诸侯年表多有错乱，现代学者往往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进行重新编排。根据历史学家杨宽重排后的战国年表，韩哀侯在位只有三年，其遇刺之年为公元前374年，比《史记》年表提早了3年。根据《史记·晋世家》索隐记载，及《竹书纪年》所载：“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晋）桓公十五年卒。”再根据《史记》年表，赵敬侯在位12年，杨宽没有调整赵敬侯的年表，其去世之年排比为公元前375年，比杨宽调整后的韩哀侯年表遇刺之年相差1年，已经算比较接近。另一个标杆是晋桓公十五年，也是在公元前374年，那么韩哀侯遇刺的绝对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杨宽编排的韩哀侯正确，仅在位3年，那么“聂政杀韩相侠累”的韩列侯三年的纪年可能是韩哀侯三年之误。
五 真相再现
在明确了聂政杀人事件的真实年代和事件的大体过程之后，我们便可以根据历史资料重现这次事件的真实历史背景。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晋国赵魏韩三家大夫在平阴大破齐军，生擒齐康公，促成中原诸侯朝见天子的大会盟，从周天子那里讨得诸侯的名分。三家的首领赵籍、魏斯、韩虔在去世后分别尊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自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赵鞅攻打范氏、中行氏开始，长达93年的晋国六大夫兼并战，到此算是宣告结束，范、中行、智三家灭亡，晋国公室被彻底架空，仅保留绛、曲沃等少量土地的控制权，赵、魏、韩三家走向独立建国的发展道路。
三家分晋，选自《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天下大势也已经发生巨变，按照后世的历史划分，中国的历史已经从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代，越国是最后一个春秋霸主，在越王勾践去世后依然保持强势，并协助三晋击败齐国。齐康公虽然被俘，但很快就被三晋释放，不过对于齐国来说，齐康公不过是个傀儡，是否释放意义不大，真正控制齐国政局的是大夫陈和（田和）。齐国之所以被三晋击败，也是祸起萧墙，不过是陈氏家族内部因瓜分齐国利益分赃不均导致内乱，给了三晋可乘之机。然而三晋也知道齐国后劲十足，一旦处于僵持局面对己不利，只是通过攻打齐国谋求自身的政治独立而已。而楚国也是刚刚新君继位，上一任楚王楚简王意图干涉晋国内政，却被赵魏韩三家联军击败，新上台的楚声王只能暂且保持谨慎的态度，与秦简公建立友好关系，力图对三晋重新发起围攻。楚声王与宋国联合在榆关（今河南省中牟县南）修筑武阳城，秦人则在洛阴击败三晋，下一步就要秦楚会师，同伐三晋，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楚声王被人刺杀，凶手不明，于是秦楚联军的计划流产。夹在大国争霸中的郑国为求突破，主动袭击榆关武阳城，却由此引发楚国与三晋在榆关耗日持久的拉锯战。
郑国在混战中变得愈发狂躁，连连发生内乱，先是太宰欣撺掇郑繻公杀害了相国驷子阳，随后驷子阳的同党又攻杀了郑繻公。每况愈下的政局使郑国无法在战国的乱世中继续苟延残喘，吞灭郑国便成为三晋的战略重点。而郑国为了最后的生存，将希望寄托在魏国的庇护下，对韩国十分轻视。到了韩哀侯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魏国又一次与楚国在榆关展开激战，而韩国则乘这个机会灭掉了郑国。
在灭郑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自然是韩国相国侠累，他是韩哀侯的叔父，在宗室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在他的运作下，韩氏家族空前团结，没人敢违背他的命令，也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侠累尊奉着韩哀侯，将韩国都城从阳翟迁都至郑，此后韩国也称为郑国。
另一方面，周天子于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设立了西周国，开国君主是周考王之弟揭，死后称为西周桓公，领地位于东周直辖领地内的黄河南岸。本来东面与郑国毗邻，郑国灭亡之后，西周国作为王室的代理人不得不和韩国打交道。此时的西周君为西周威公，而韩国派去与西周打交道的使者则是韩哀侯的宠臣严遂。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严遂不善周君，患之。冯沮曰：“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不如行贼于韩傀，则君必以为严氏也。”从《韩非子》的记载可知，严遂是一个十分骄横的人，仗着自己是韩哀侯的宠臣，无论是侠累还是西周君都不放在眼里，这一点引起了西周君极大的不满，西周君的臣子冯沮便给主子出谋划策，建议他想办法暗杀侠累，这样韩国人会认为这件事是严遂所为，这样既可以打击韩国的势力，又可以让严遂陷入不利的境地。由此可见，严遂可能并不是刺杀侠累的幕后主使，真正幕后黑手则是西周威公与冯沮君臣。
六 千年追凶
反观《古本竹书纪年》，其中记载一个叫“韩山坚”的人刺杀了韩哀侯。这个“韩山坚”又是谁？有人根据《史记·韩世家》中记载的“韩严弑其君哀侯”推论，严岩相通，“严”与“山坚”一为名，一为字。至于“韩严”又是谁，有人主张与严遂挂钩，有人主张两者分离，莫衷一是。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如此复杂，《战国策·谓郑王》已经提到一个叫“阳坚”的人与聂政参与了刺杀事件，韩山坚显然就是阳坚。此人当是韩氏，也就是韩国公族，《史记·刺客列传》中未见“阳坚”或者“韩山坚”出场，刺杀行动是由聂政一人完成，那么这个阳坚恐怕才是刺杀事件真正的策划者。
到底西周君臣介入聂政杀人事件有多深，《战国策》的记载又给我们透漏了很多关键的信息：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竖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亦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战国策·卷一·东周·严氏为贼》）。
《严氏为贼》中的“阳竖”显然是“阳坚”的讹误，韩国人在确认了杀害侠累和韩哀侯的刺客身份之后，很快查到了阳坚与事件的关联，而这时候阳坚早已逃亡到了西周君的领地，西周威公收留了阳坚达14天之久，然后就给他提供了车马任其逃亡到别处。等到韩国人发现阳坚的去向找西周君算账的时候，西周君则在臣子的策划下，设计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把韩国使者给打发了。帮助西周威公编造说辞的人应该就是《韩非子》中提及的冯沮。
阳坚之所以意图杀害侠累，无外乎侠累在宗室中过于专横，阳坚作为韩氏子弟多有不服，可能并不想杀害韩哀侯。冯沮必然是探知了阳坚对侠累不满，故而顺水推舟，协助其策划刺杀侠累的行动，否则西周君没必要收留逃亡中的阳坚。
由此看来，聂政应该是阳坚招来的刺客，与严遂无关，如果说严遂为了找聂政杀害侠累，还要等待聂政给老母送终，几年都过去了，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战国时代恐怕根本不现实。《史记》和《战国策》中严遂与聂政的交往描写几近小说家语。
谁承想侠累在慌乱期间，居然拿韩哀侯当挡箭牌，结果导致君相俱亡，阳坚无奈，只好匆忙扶持韩哀侯之子韩若山上台，是为韩懿侯。严遂事发之时不知身在何处，若是在韩都，必然会被首先拘捕；若是在卫国，则是韩国的首要通缉对象，聂政的杀人事件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自然要算在他的头上，所以《战国策》才会有“严氏为贼”的说法。
韩懿侯在成为韩君之后不肯罢休，一定要查出父亲死亡的真实原因，阳坚大概是阴谋最终败露，才被迫逃亡西周，当然他成功逍遥法外，至于他能逃多久，没有史料记载的情况下，只有天知道了。只有《竹书纪年》上留下的“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告诉我们事件的部分真相。
西周国作为聂政杀人事件中最大的幕后黑手，妄图用暗杀和权谋的伎俩扰乱韩国的政局，也必然引起韩懿侯的愤恨，韩懿侯上台7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68年，西周威公病逝。韩国与赵国分别扶持西周威公不同的儿子，围绕西周国的继承权展开激战，导致西周国又分裂出个东周国。而那位策划了聂政杀人事件的冯沮在《战国策》中依然还有表现，他的名字被写作“冯且”，在西周分裂后依然以西周君为正统，利用权谋诡计弄死了西周的叛徒昌他。估计他的后半生也依然是在无尽地挥霍他那用之不竭的计谋协助西周国苟延残喘吧？
至于相传是东汉蔡邕所著的《琴操》中所记录的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基本上是豫让刺赵襄子与高渐离刺秦始皇故事的杂糅，与历史的真相更加遥远而不可及了。
亚历山大的弑父与谍报
作者：郭廷春
就在聂政挥出惊心动魄一击的几十年后，在遥远的西方，一个刺客所挥出的一击则成就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宏基伟业。
“难道父亲没有留下一点儿的土地给我征服？”年轻的亚历山大曾如此哭诉。他的每次哭诉，都因为父亲又征服了一块土地。每当这个时候，少年亚历山大绝不会想起他对父亲曾经的嘲弄。相反，父亲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总会令他热血沸腾。
横扫千军的信念升腾日久，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遥遥无期。然而，令亚历山大始料未及的是，他实现愿望的日子很快来临了：在一个炎炎的夏日，他成为父亲的继任者。而这一切，都与一个刺客有关。
一 婚礼上的谋杀
公元前336年仲夏，古马其顿王国的旧都埃格异常热闹，国王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年-公元前336年在位）女儿的豪华而盛大的婚礼正在举行。腓力二世的女儿叫克丽欧佩特拉，而她的丈夫是伊庇鲁斯[1]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也就是克丽欧佩特拉的舅舅）。
腓力二世满面春风，他身披白袍，不时地向来宾点头致意。在人群的簇拥下，腓力二世走向礼堂，正要通过礼堂入口时，一名卫兵打扮的人突然冲出来，拔出短剑向其胸前猛刺，没有携带任何兵器的腓力二世躲闪不及，顷刻间倒在血泊中。见国王倒地，刺客跨上早已备好的马匹，试图逃跑。哪知慌不择路，马脚被野藤绊住，刺客从马上摔下来，当场被赶上的护卫们杀死。
刺客名叫保萨尼亚斯，竟然是腓力二世的近身侍卫官。身为保镖，他为什么要行刺国王呢？
对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
一种是较为“离奇”的解释：这名侍卫曾经被一个名叫阿塔拉斯的贵族严重骚扰过（阿塔拉斯有断袖之癖，即男同性恋），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便向国王控诉了这件事。但因为阿塔拉斯是马其顿极有势力的贵族，腓力二世没有理会。保萨尼亚斯为此怀恨在心，盛怒之下刺杀国王。但这种说法很没有说服力，难以想象的是，既然有刺杀国王的勇气，何不把骚扰他的人直接杀了更解恨？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刺客也是马其顿贵族，因为腓力二世的中央集权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而美国学者富勒（1878年-1966年，英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在其著作《亚历山大新传》一书中认为：腓力二世的前妻奥林匹娅斯（亚历山大的母亲）有重大嫌疑，这名刺客便是她派到国王身边的间谍。
公元前337年，腓力二世与奥林匹娅斯离婚，随后娶了马其顿贵族阿塔拉斯的侄女克罗巴特拉。富勒认为，克罗巴特拉有“惊人的美色”，所以腓力二世决心舍弃前妻而立她为王后。这让奥林匹娅斯感到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的继承权受到威胁。
而美国著名史学家杜兰·威尔在其著作《世界文明史》中也提供了旁证。他介绍说，奥林匹娅斯酷爱养蛇，使腓力二世感到愤怒和恐惧。更糟糕的是，奥林匹娅斯还说腓力不是亚历山大的亲生父亲。因此，“腓力吃醋了，而将爱情给予其他的女人……数个月后，腓力就被一名军官保萨尼亚斯所杀。”威尔还特地解释说：“有人怀疑是奥林匹娅斯怂恿保萨尼亚斯杀腓力。”《大英百科全书》“亚历山大一世”词条也支持此类说法。
腓力二世遇刺时的情景
但是，古希腊史家普鲁塔克则怀疑刺杀阴谋与亚历山大直接有关。他在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说：“当保萨尼亚斯受到侮辱后向亚历山大抱怨时，亚历山大曾朗读希腊悲剧家幼里庇底斯的《米狄亚》中的诗句来暗示、鼓励他。”
日本学者大牟田章在《亚历山大》一书中也持同样观点。他转引当代希腊历史学家布鲁塔斯的话说：“幕后的主使人，谁都心里明白。嫌疑最大的当然是奥林匹娅斯……当亚历山大就位后，奥林匹娅斯曾在保萨尼亚斯的尸体上放置一顶黄金的冠冕，予以厚葬。这个行为，显然十分惹人注目……她是为转移众人对亚历山大的怀疑，将人们的目光引到自己身上来。难道，亚历山大和这件谋杀案会完全无关吗？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他还指出，“亚历山大即位后，他马上宣布这件谋杀案完全是出自波斯的国际阴谋，是为了阻止马其顿的东征而使出的手段。不过，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却不为人们所接受。还有一个可能，阿塔拉斯的丑闻完全是亚历山大捏造出来的，目的是掩饰他的真正动机。[2]”此外，美国著名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也有类似看法。
关于这场谋杀真相的争论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但是，如果将遇刺事件与腓力二世迎娶克罗巴特拉婚礼上的发生的一幕联系起来，倒可看出一些端倪。
菲力二世的金棺和金王冠
当时，阿塔鲁斯在酒会上说，马其顿王室将会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3]，亚历山大听到后生气地质问他：“那么我呢，你这卑鄙的人，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杂种吗？”说完便把酒杯向他扔去。醉酒的腓力二世对儿子的言行很生气，他扶着侍卫站在椅子上向亚历山大拔剑，但没有站稳，在椅子上摔倒了。亚历山大随即嘲弄父亲：“你们瞧啊，一位准备从欧洲横扫小亚细亚的国王，却连一张椅子都跳不过去。”
就因为这样一句冲动的话，亚历山大被腓力二世驱逐。之后便随母亲先来到伊庇鲁斯的姥姥家，其后前往伊利里亚暂避风头。腓力二世的亲信和好友迪马拉图斯见此情景，急忙劝说腓力二世，称这样对待亚历山大对国家可能有风险。理智的腓力二世考虑再三，接受了迪马拉图斯的善意提醒，便派使者将亚历山大召回，父子达成和解。
其实，腓力二世此前很看重亚历山大，因为他早已觉察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腓力二世看人的眼光很犀利，因为他就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君主。他的一生经历过很多磨难，也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腓力二世少时正值马其顿阿吉德王朝时期（公元前700年-公元前311年）。历史上，马其顿王国（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是奴隶占有制国家。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境内山区称上马其顿，濒临爱琴海地带称下马其顿。居民主要是希腊人（多利安人）、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
马其顿虽不属于传统的希腊城邦，但与希腊城邦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腓力二世早年就曾作为人质被派往希腊的底比斯城邦。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回国后便夺取了年幼侄子的王位，经过20多年励精图治，统一了上、下马其顿。随着国势日盛，腓力二世开始向外扩张。
腓力二世
腓力二世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很有作为。他建立了常备军，训练了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马其顿方阵”，并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他利用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在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中大胜希腊联军，第二年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以马其顿为主导的科林斯同盟，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诸城邦的控制。他在遇刺时，已经着手进军波斯的计划。
腓力二世对亚历山大的好感源于一次成功的驯马。据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344年，一名色萨利马商牵着一匹战马前来马其顿兜售。他要价不菲，高达13塔伦特[4]。腓力二世想看这匹天价的战马与普通战马有何不同，便和手下在原野上试骑。但很快发现，这匹马性情刚烈得很，根本无法驾驭。这一切都被年仅13岁的小亚历山大看在眼里。他向父亲打赌，如果自己能驯服这匹马，就要将马送给他。腓力二世点点头。在父亲和大家狐疑的目光中，亚历山大先将马头牵往背向阳光的一边，因为他观察到这匹马看到自己影子的晃动会感到畏惧和惶恐，接着亚历山大引导它走了几步，见马有些急躁，他就轻轻抚摸它的背部，培养信任感，然后一跃跳上马背，开始向远方急奔。亚历山大端坐马上，稳稳当当。这匹马仿佛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再没有了先前的刚烈劲儿，所有动作都很平顺。起初腓力二世还担心儿子的安危，但当看见亚历山大骑马平安归来，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在场的所有人也都为亚历山大喝彩。父亲花高价买下这匹良驹送给儿子，亚历山大如获至宝，给它取名“布西发拉斯”（意为“牛头”，或许马的头上烙有一块牛头印的标记）。布西发拉斯是有史记载的古代最知名的真实马匹之一，它跟随亚历山大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最后死于公元前326年，埋葬在今巴基斯坦的杰赫勒姆。
亚历山大与爱马布西发拉斯
亚历山大驾驭良驹的风采打动了腓力二世，他兴奋的热泪盈眶，拍着亚历山大的肩膀深情地说：“我的儿子，找一个适合你的王国吧，马其顿太小了。”这也表明，腓力二世此时已经感觉到，这个儿子绝非等闲之辈，以后堪当大任。
公元前340年，腓力二世远征拜占庭。他觉得这正是锻炼亚历山大的好机会，于是留下16岁的儿子在马其顿主持国政。恰巧，腓力二世率军刚刚离开，马其顿北部边境便发生密底人的叛乱。亚历山大开始平叛，他初露锋芒便展示了强大的威慑力。他大败敌人，一直进军到对方的城市，驱散了当地人，重新组织移民，将被征占的城市重新命名为亚历山大波利斯。
公元前339年，亚历山大又参加了父亲发起的北方战役，洗劫了出尔反尔的西徐亚人的领地，亚历山大在战役中又进一步学习了指挥艺术与战略战术。
而公元前338年的一次战斗才真正展现了亚历山大的军事才华。这一年，腓力二世在拜占庭受挫，希腊城邦发生反马其顿的大叛乱，雅典和底比斯两大城邦结成同盟对抗马其顿。于是，决定希腊命运的大决战——喀罗尼亚战役打响。随父出征的亚历山大为联军左翼总指挥，他看准时机，果断突入联军缝隙，全歼了闻名希腊的最强战队——底比斯圣队。此外，亚历山大又从敌人背后突袭，打得敌人四散溃逃，马其顿大捷。这一年亚历山大才刚满18岁。
其后，因为父母离异和父亲再婚，亚历山大对父亲产生抱怨，而父亲也迁怒于他。虽然被驱逐后又被召回，但父母之间、父子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缓和，恰恰在这个时候，腓力二世突然遇刺身亡，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
无论如何，随着腓力二世的死亡，亚历山大顺利继承王位，同时开启了马其顿帝国的辉煌时代。
二 东征西讨
亚历山大（意为“人类的守护者”）出生于公元前356年。自幼喜读荷马的《伊利亚特》，母亲亲信的启蒙教育，培养了他坚忍和节制的性格。为了让桀骜不驯的亚历山大获得更多学识，腓力二世聘请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做他的导师。亚历山大在导师那里受到完整的口才和文学训练，并对科学、医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如此，童年的亚历山大还显示了在音乐和马术上的才华。
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的过程伴随着杀戮。他通过腓力二世的葬礼和减少税收的政策赢得马其顿百姓和军队的支持，其后，以参与暗杀腓力二世的罪名处死一些对自己王位有威胁的人。而他的母亲奥林匹娅斯则杀死了克罗巴特拉及其有继位权的儿子。自此，亚历山大的王位再无人能撼动。
然而，以前被迫与马其顿结盟的雅典、仇恨腓力二世的底比斯却对亚历山大这个毛头小子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己重新赢得独立的机会来了，便公开叛乱或宣布独立，摆脱马其顿统治。为此，亚历山大先是进攻巴尔干半岛北部，征服了伊利里亚诸部落，把色雷斯人击退至多瑙河滨。接下来，亚历山大的目标就是底比斯了。然而就在这时，亚历山大遭遇了对方的第一次间谍宣传战。
亚里士多德
原来，趁着亚历山大出征的时机，底比斯向马其顿派出大量间谍。他们或明或暗地在马其顿大肆宣传，称亚历山大已经在多瑙河阵亡。谣言一出，马其顿人心惶惶，政局动荡。亚历山大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底比斯是希腊诸城邦中有名的大城邦，如果不把他们的暴乱平息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亚历山大决定杀一儆百。他火速挥师南下，以闪电般的速度（仅仅14天时间）出现在底比斯城下。底比斯人还没有回过神来，亚历山大就把他们的城池变成废墟，除少数与马其顿友好的人士外，底比斯城中的其他居民都被变卖为奴。
底比斯的毁灭，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希腊诸城邦望风而降，雅典也随后表示臣服，承认了亚历山大的最高统帅地位。这时，亚历山大继位还不到两年。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亚历山大随即开始实现父亲未竟的大业——东征波斯。
亚历山大雕像
希腊与波斯的敌对始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81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在第二次波希战争时试图占领希腊，但没有成功，第二年又火烧了雅典卫城。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父亲被波斯人刺杀为由，打着“解放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旗号，率领大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踏上长达10年的征程。
临行前，亚历山大把自己所有的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全部分赠他人。有位将领迷惑不解：“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希望！”亚历山大大声应答：“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苏格拉底的弟子、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曾组织雇佣军攻打波斯，这支队伍去的时候是13000人，而逃回来的不到5000人。不过，色诺芬在他的著作《远征记》中却把自己描写成大英雄，连亚历山大看了此书后都备受鼓舞，而且从中也学到了一些有关谍战的知识。
《远征记》中详细描述了希腊人的情报系统。战争前夕，希腊人先要找一些中立方的老百姓和商人，因为从这些人手中不但能得到军需物资，还可以得到情报。此外，他们还依靠装作叛逃的间谍搞军事情报，同时搞好自己控制区域内的反间谍工作。而作为军事统帅，更要善于利用间谍。此外，书中还有希腊军队反间谍的例子：有个将军怀疑自己的队伍混入间谍，就集合部队，命令每个士兵反复盘问身边的人，这样一来二去，藏匿其中的间谍很快露出马脚。这种手段被亚历山大改进了一下，用以查出与己离心离德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