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正题。坎尼战役后，罗马人深感汉尼拔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情报搜集、行军布阵及外交分化罗马联盟策略，于是减少与汉尼拔的军团发生正面冲突，加强同罗马联盟之间的关系；施用焦土战略，阻断其军需物资的补给，增加军团；还从汉尼拔身上学会了游击战，逐渐夺回意大利南部要塞。而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却每况愈下。除孤立少援外，迦太基政府也开始猜忌他。其实，汉尼拔在意大利作战期间，迦太基政府给予他的支援也仅仅是四千名利比亚士兵而已。汉尼拔曾寄希望于留在西班牙的两个弟弟的支援，但他的大弟弟率军进入意大利后被击溃，另一个弟弟玛戈也在公元前210年被罗马打败，西班牙被占领。
在感到汉尼拔不会对意大利本土构成太大威胁之后，公元前204年春，罗马派大将西庇阿[5]率军在迦太基本土登陆，汉尼拔被政府紧急召回。壮志未酬，汉尼拔满怀悲愤，撤离转战15年、没有遭受过一次重大损失的意大利战场。
扎马战役中汉尼拔的战象
回国后，汉尼拔被任命为军队统帅，掌管由非洲军与汉尼拔从意大利所携佣兵组成的联军。起始，汉尼拔想与西庇阿进行谈判。为获得真实情况，以取得主动权，汉尼拔曾派三名暗探去侦察西庇阿在扎马以西约三十英里处的营地，不料他们成了西庇阿的俘虏。
西庇阿亲自审讯这些间谍，与他们和颜悦色地交谈，亲自带他们把军营里外转了个遍，还详细介绍了罗马军团的军事部署。酒足饭饱后，客客气气地把他们送走，并一再叮嘱，一定要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如实向汉尼拔禀报。西庇阿之所如此慷慨，目的就在于使这三名暗探对罗马军队在士气和物质上的优势留下深刻印象。
听完自己的间谍汇报了在西庇阿军营获悉的情况后，汉尼拔决定与西庇阿会面。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与西庇阿举行和谈。因互相仰慕已久，两位军事天才第一次面对面就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古罗马历史学家弗洛鲁斯[6]曾记载了两人会面时的场景：“他们长时间相对无言，一动不动，彼此流露出对对方的仰慕之情。”可惜由于彼此条件差距巨大，和谈无果而终。决定双方最终命运的军号再次吹响。
公元前202年10月19日，扎马[7]会战打响。西庇阿统率近3万名步兵，六千到八千名骑兵；汉尼拔统率三万五千名步兵、两千到三千名骑兵，还有八十头战象参战，战象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战斗。
战斗开始。汉尼拔的战象首先冲向西庇阿的军队，而早有准备的罗马军专门为此配备了投掷手。他们机智行动，并用喇叭和号角发出强烈的喧嚣声，致使战象调头往回走，步兵和骑兵队伍因此混乱不堪。罗马骑兵趁机勇猛冲击，尔后有意后退，并将汉尼拔的骑兵从战场上吸引开。战斗中，西庇阿命主力兵包围敌人。汉尼拔军由于受到从两翼的攻击，开始后退。罗马军队又将最有经验的军人——后备兵投入战斗，编成方阵发起冲击。汉尼拔军队虽经受住了冲击，却不料罗马骑兵从后方杀来，汉尼拔军顿时大乱，迅速溃败。战斗结束，汉尼拔的军队战死两万人，被俘一万五千人。而西庇阿的军队仅仅一千五百人战死，四千人受伤。汉尼拔单骑脱逃，尝到了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败的滋味。
第二次布匿战争由此结局已定，汉尼拔棋差一招，输给了比自己更高一筹的情报战大师西庇阿。
迦太基被迫向罗马求和，双方于公元前201年签订和约。和约规定：迦太基只能保留其非洲本部的土地；未经罗马允许不得与邻国作战；除保留十只船舰应对海盗袭击外，其余船只和战象须悉数交出，约六百艘战舰被集中焚毁。此外，迦太基还得交出一百名豪门子弟作人质，50年内向罗马赔款10000塔兰特。最终，迦太基也没能逃出罗马的魔掌。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火烧迦太基城，大火烧了十七天，灰烬将近一米深。城内所有的居民都被杀死，港口也被拆毁。迦太基国从此消失，成为历史。
六 英雄末路，悲情谢幕
扎马战役结束后，汉尼拔退出军界，当选为行政官，他也试图重振迦太基国力。但仅仅7年后，罗马开始担心，在汉尼拔领导下，如果迦太基经济复苏，势必仍要威胁罗马，便要求迦太基政府交出汉尼拔。为此，公元前195年，汉尼拔自愿被流放，离开迦太基。他流亡到塞琉西王国，直到公元前189年，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并要求引渡汉尼拔，汉尼拔逃到小亚细亚北部的比提尼亚王国。即使如此，罗马人仍然不放心汉尼拔，一直争取把他引渡到罗马受审。
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年逾花甲的汉尼拔无力东山再起，当初在父亲面前发下的毒誓更难遂愿，绝望的汉尼拔只能仰天长叹。因不愿被引渡到敌国罗马受审，公元前183年，这个坚强不屈的悲情英雄服毒（一说为鸦片）自尽，终年64岁，一代名将黯然谢幕。巧合的是，李维在其著作中暗示，就在同一年，因打败汉尼拔而获“非洲征服者”称号的西庇阿，也因被迫流放而凄凉离世。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位相差12岁的军事天才、情报大师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实令后人扼腕。
* * *
[1]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故名。
[2]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1年，有史书又称为“汉尼拔战争”。
[3]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18年，古希腊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历史》。
[4]百夫长为罗马的职业军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负责指挥。
[5]公元前236年-公元前184年或183年，史书一般称“大西庇阿”。
[6]约公元74年-约公元150年，罗马帝国时期史学家、演说家、诗人，著有《罗马史纲要》。
[7]北非古城，在迦太基西南120公里处，今卡夫地区。
汉初分封下的刺杀谍战
作者：陈峰韬
随着汉尼拔与西庇阿的同时陨落，东西方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刘启即位。西汉社会的政治形态经过50年的发展，在高后、文帝崇尚黄老、与民休息的统治思路下，民生得到发展，经济水平逐渐恢复，然而掩盖在平静表象下的政治湍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中央集权的主流统治理念与分封逆流的冲突日渐加剧，其冲突方式也由政治斗争激化为战争。相应地，秘密战也随之更加活跃起来，成为政治军事斗争中不可或缺的方法手段。
一 嗜血的皇弟
西汉建立以来，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公元前2世纪末，突出表现为刘氏皇朝中央与异姓王的斗争，韩信、彭越、英布等人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六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分裂思想和政治惯性，中央无法完全掌握各王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主导权，以致于各诸侯王拥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强大力量。汉高帝刘邦决定剪除异姓诸侯王，先后采取政治阴谋和军事打击等方式，基本消灭了不愿臣服于中央的几乎所有异姓王。但是显然，刚刚开始政治实践的汉朝皇室，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和体制来应对根深蒂固的分裂潮流，刘邦平定完异姓诸侯，取而代之的是在原诸侯国领地重新分封新的诸侯王，唯一不同的是，这些新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姓氏——刘。
汉高祖刘邦
用同姓人代替异姓人镇守诸侯国，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统一和分裂的矛盾。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一大批宗室王对权力的渴求同样不亚于韩信彭越们，特别是吴国，其境内有铜山，有海盐，吴国得以自铸铜钱，自行制造和销售食盐，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较强的经济自主权使得诸侯王对中央政府的态度逐渐变得骄横，汉景帝陛下早在做太子时就对嚣张的诸侯王们很有成见，并把这种成见体现在了具体行动上，例如他曾经用棋盘打死了吴王刘濞的儿子，这无疑进一步激化了中央和诸侯的矛盾。
公元前154年，在汉景帝渐进式削藩政策的刺激下，吴、楚、赵、胶西、济南、菑川、胶东七个诸侯王联合发兵造反，声称诛晁错、清君侧，史称七国之乱。中央政府一边被迫杀了削藩政策的建议者晁错，一边派兵出关迎击七国军队。
汉景帝
七国乱军虽然在政治上声势浩大，但军事部署却显得散乱。南方的吴楚两国从皖北进攻中原，北方的赵国军队被汉军堵在河北，胶西、济南、菑川、胶东四国却忙于围攻忠于中央的齐国。政府军因而得以分头迎击，各个击破。
吴楚两国联军攻至梁国境内，汉军主力在太尉周亚夫率领下也抵达梁国，矛盾焦点一时集中在梁国。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兄弟，天然的血缘纽带让梁国成为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周亚夫吃准了梁国的利益底线，采取以梁御吴楚的方略，让梁孝王依托坚城迟滞吴楚联军的进攻。吴楚联军缺少车骑，果然在梁军的顽强阻击下逐渐失去锐气，随后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被周亚夫率汉军主力击溃。吴楚败后，其余五王也相继被汉军打败，这场大战进一步打击了分裂倾向，更加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梁孝王刘武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加上是窦太后的爱儿，成为诸侯中势力最强盛的一个。为了嘉赏梁孝王的贡献，景帝和窦太后都给予其大量赏赐，刘武本人也在梁国大建宫室，宣示他的荣华。梁国的区域以雎阳（今河南商丘）为中心，大致包括泰山以南的鲁西，高阳（今河南杞县）以东的豫东，以及皖北、苏北部分地区，全都是膏腴之地。这样的地位与权势，极大吸引着梁国周边人士的注意力，羊胜、公孙诡、邹阳等后来成为梁孝王隐蔽战线主要骨干的人才，都在这一时期归附到梁孝王的幕府中。
梁孝王引入这些人才，并非一般的养客之举。这既有战国时政治习惯的遗存，如战国四大公子人人都是养士无数；也源于梁孝王本人的政治诉求：谋取皇位继承权。
七国之乱，选自《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梁孝王墓
早在七国之乱发生之前，梁孝王有一次入朝，与窦太后、景帝宴饮，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席间，景帝半醉着说，等他死后，要把皇位传给弟弟梁王。这句话显然是景帝的一句戏言，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窦太后喜爱梁王这个小儿子，一直有意让景弟、梁王兄终弟及，听皇帝如此说，自然很是高兴。以窦婴为代表的朝臣，却一致反对景帝这句有违皇权继承制度的话。最终窦婴借题发挥，用皇帝喝醉了酒搪塞过去。不久，在大臣的坚持下，景帝立栗姬所生之子刘荣为太子。
然而，阴谋的种子已在梁孝王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回到封国后，围绕如何夺取皇位继承权，梁孝王立即展开了相关部署。而羊胜、公孙诡等人都在这时入梁，不能说完全是偶然。
虽然景帝已有太子，但由于窦太后一直希望梁王继立为帝，使得此事尚存一线可能，梁王也因此蠢蠢欲动。朝中以窦婴、袁盎等为代表的大臣，则与皇帝站在同一立场，极力抵制梁孝王的野心。争斗于是便在双方之间展开。
鉴于名位之别，在有太子的前提下，梁孝王的争嗣活动不可能公开进行，他只能悄悄采取秘密活动进行争取。这位意志坚定的皇弟殿下不仅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能够应对裕如，在筹划实施秘密战中同样出色。
梁孝王的主要骨干有羊胜、公孙诡、邹阳、韩安国等人，在这些优秀人才的具体组织下，梁孝王的秘密战主要通过三条线展开。
第一是情报收集方面。梁孝王利用入朝之便，派出大量随员进入长安，广泛接触朝中大臣和宫内人员。通常情况下，诸侯国人员大肆在京师活动是违反制度的，但由于窦太后仍健在，梁孝王借口侍奉母亲，加上有窦太后的偏爱，不仅梁孝王本人得以长期在京师滞留，其随从人员也获得了进出皇宫内朝的特权。史载梁国的许多侍中、郎官、谒者，都取得了进出皇宫的证件，能够与汉宫的宦官们一样出入宫。这样广泛的接触，使得梁国的谍报人员能够从妃嫔、侍从、朝臣等人的口中获取大量关于中央决策层和皇帝本人的活动信息，从而为梁孝王采取针对性措施提供了极大便利。
七国之乱平定后不久，梁孝王便获取一条重要消息，皇帝陛下对其在梁国内大肆享乐的行为，特别是按天子规格的仪仗出行，很是不满。窦太后为此专门召见梁国派驻在京师的使者，并声言要专门纠治梁王的逾制行为。事实上景帝的不满只在很小范围内流露过，外朝臣子们并未获知，只有少部分和景帝亲近的宦官或侍从了解这一信息，然而梁孝王却借助其发达的情报网络，抢在景帝向朝臣公开表露心意时获知这一消息，并提前展开了补救行动，这在下文还要详叙。
隐藏在这些海量情报信息中还有重大斩获。梁孝王的情报战线为他带来了一条极富价值的消息，皇帝欲废太子刘荣。刘荣之母是景帝宠妃栗姬，刘荣被立为太子后，母以子贵，栗姬表现的很是高调，在诸妃嫔中表现出极强的优越感。景帝的妹妹刘嫖迅速向栗姬和太子靠拢，希望把自己的女儿阿娇嫁给太子。但因为刘嫖经常给景帝进献美女，作为宠妃的栗姬自然醋意大发，由此对刘嫖怀有成见。这位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栗妃生硬地拒绝了这桩政治婚姻，从而为废太子埋下了祸根。刘嫖的愿望落空，但其野心并未就此消失，她转而把目光转向了王美人的儿子刘彘，就是后来的汉武帝陛下。这两个心机深沉的女人一拍即合，连续给栗姬和太子下绊子，其中最狠一招，便是撺掇大行令向景帝建议立栗姬为皇后。大行令不知其中的曲折，贸然在朝会上向景帝建议立栗姬为后，景帝对此大为光火。封建宗法制度下储君始终处于很微妙的地位，一方面立储明确帝位传承的归属，能够杜绝其他人再有异心。另一方面，储君的存在，也是对皇帝的一种巨大威胁。储君继承皇位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现任皇帝不再或不能再担任皇帝。说白了，储君可以杀掉皇帝，提前把皇位抓到手。这是景帝恼怒的根本原因，一旦外朝臣子和太子结成一派，把对皇帝的忠诚全部转移到未来的皇帝身上，那么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什么保障。景帝果断以雷霆手段杀掉建言的大行令，将栗姬幽禁起来，并废掉了年轻无知的太子。
梁孝王墓内情景
宋代袁盎却坐图
得知这一消息，梁孝王意识到机会来了，他迅速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运作。而这些运作，当然也少不了隐蔽战线的助力。
由此而引出梁孝王秘密战的第二个方面，分化和拉拢。宫中和朝中的势力对皇位继承权的归属并不统一，这给梁孝王留下了置喙之处。上文提到梁孝王得知皇帝流露不满之意后，迅速派梁国中大夫韩安国到京中活动。皇帝生气，太后也作出样子要责罚梁孝王，但是皇帝和太后的立场不同，对梁孝王的真实态度也自然不同。韩安国看出其中奥妙，于是决定从太后身上打开缺口。他选中了长公主刘嫖，先是遗以重金，而后极尽谦恭卑下之语，说梁王并无异心，违制使用天子仪仗，也只是仰仗父兄的皇威。刘嫖于是进宫向母亲窦太后转述韩安国的话，窦太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面子上过得去的台阶，她马上向景帝转述梁孝王的心意，景帝碍于母亲的面子，只好假装高兴，表示尽去前嫌，与梁孝王重归于好。有了这些基础，梁孝王便向太后进言，希望老母亲给皇帝进言，把自己立为皇储。太后把意思传达给景帝，景帝对此十分反感。兄终弟及，这种古老的继承方式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危险的权力交接模式，何以太后却屡屡提及此事，难道她真的老糊涂了？然而以孝治天下的孝景帝陛下不好当面拒绝，他把这个议题交付外朝，让大臣们议论，除此之外，还专门派人向已经托病辞官的袁盎咨询。景帝的威权已经十分稳固，朝臣们不敢也不会节外生枝去建议立皇弟为嗣，其中以袁盎的反对为最，景帝把朝臣反对立梁王的议论结果反馈给太后，太后心知这只不过是景帝故作文章，然而时局的主导权握在皇帝手中，窦太后虽然爱子心切，但是这位经历过动乱的老人，最终还是顾全大局，不再提立梁王的事了。
第三个方面是暗杀行动。太子被废，燃起梁孝王争夺继承权的熊熊欲火，然而不久这股欲火便被无情浇灭。同为皇位继承权的争夺者，未央宫中的诸位皇子们自然比梁孝王更有先天优势，何况，刘荣本身就是被阴谋赶下台的。第二年的夏天，在一系列运作之下，胶东王刘彘被立为太子。诏书宣告天下，在淮阳王宫中还做着美梦的梁孝王如丧考妣。很快，消息通过长安的情报系统反馈回来，景帝拒立梁王是因为袁盎等人极力建议。梁孝王灰心之余，又向景帝上书，请求建造一条道路，以方便他到长安朝见太后。景帝对梁王谋求继立的图谋还在气头上，对这一可能对长安带来战略威胁的修路之议更加恼怒，袁盎等人闻知此事，又极力劝景帝不要同意，景帝遂下诏不许。梁孝王听说又是袁盎从中作梗，两次事件叠加起来，他怒极生恨，于是启动了他隐蔽斗争战线最狠毒的手段——暗杀，而目标就是袁盎。
袁盎先前担任楚国的丞相，因为上书不被楚王刘礼采纳，袁盎一气之下托病辞官，住在长安城的家中。这给刺杀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则没有政府提供的警卫力量，二则袁盎行动没人注意。但远在梁国的梁孝王并不知这一情况，盛怒之下的他责成羊胜、公孙诡两人策划暗杀行动，羊胜和公孙诡陆续派出十多批刺客远赴关中，力求杀死袁盎。邹阳、韩安国等人反对刺杀，数次劝阻，然而急火攻心的梁孝王已然听不进去任何建议了。
很快，第一批刺客到达长安城，刺客一路走一路打听袁盎的住所，无意中却听到人们对袁盎交口称赞。这位刺客显然还有一定良知，不忍心杀害这样一位贤臣，于是到袁盎家中亮明身份，并警告袁盎，梁王派了十多批刺客来刺杀他，请他务必加强防备。然后扬长而去。袁盎大惊，他犹疑未定，过了几天，他去找棓生卜问吉凶。然而最终没避开，在他回家途中，后续的刺客把他堵在城外，乱刀砍死。
这是汉朝立国以来见于史册的第一桩阴谋刺杀行动。这起事件，深刻的动因是汉初以来统一与分裂势力斗争的一种异化了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标志着秘密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简单的游说劝降、合纵连横，发展到了集刺探情报、分化瓦解、暗杀于一身的成熟斗争方式。
二 淮南王的阴谋
作为景帝朝最富阴谋特色的秘密战，梁孝王争嗣事件平息之后，武帝顺利继位，汉朝进入空前繁荣稳定的阶段。然而这并不代表野心家和阴谋家们的图谋就此平息。
淮南王刘安便是这些野心家中的代表人物。刘安父亲是淮南厉王刘长，刘长是汉高帝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弟弟。刘长因为恃亲骄纵，被汉文帝治罪，后绝食而死。汉文帝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别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当时年仅七八岁的刘安被封为淮南王。父亲被逼死的仇恨深深埋在刘安心中，到吴楚七国之乱时，刘安蠢蠢欲动，想发兵响应吴王，不料被淮南国相阻止。七国之乱被平定后，中央政府对反对七国的各个诸侯王大加褒奖，刘安也因此留下一条命来。
但是这次阴差阳错的安排，并未消弥他的阴谋。刘安一方面对文帝、景帝这一支怀有刻骨仇恨，一方面继承汉初以来的分裂意识，企图扩大封国的利益，甚至对皇权也有一定图谋。汉武帝即位后，中央政府的威权进一步加强，诸侯势力则进一步弱化，此消彼长，刘安明白再没有条件像吴楚七国那样公然以武力对抗中央。这样的形势，促使刘安将精力转入隐蔽战线，他企图在汉帝国的稳定的江山中撬开一条缝隙，最终把它砸成碎片。
淮南王刘安
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欢游猎走马。他个人深厚的学术修养令他在朝野上下得享大名，他主持编写了《淮南子》，并将之进献给汉武帝。这部书思想深邃，内容博杂，是汉初以来儒道思想激烈交锋的具体体现。汉武帝大为赞赏刘安的书稿，对其本人也尊重异常，以至于给刘安的敕书，都要让司马相如等名士润色后方才下达。
淮南王刘安虽然受到武帝如此重视，他反对武帝的阴谋却从未停止。七国之乱结束后，刘安暗地里一直在谋划造反的事，这期间，他利用自己才高爱贤的名声，招引了很多名士，如伍被、左吴、赵贤、朱骄如等，其中以伍被为最。淮南王有造反的图谋后，向伍被咨询。伍被见多识广，对天下形势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造反，理由是汉朝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非常规范，长幼有序，继承合法，皇帝本人的作为也很中规中矩，没有可资利用的口实。再则社会民生都达到汉朝立国以来的极点，民心思安，同样没有可资利用的民心。刘安也大致明白这样的形势，然而若真如伍被所说，天下大定，就决无谋反成功的可能，刘安也不愿甘于一个诸侯王的位置，于是他又从人才队伍的角度向伍被问计。伍被指出，汉朝大将军卫青，才能出众，用兵如神，又爱惜士卒和贤人，有这样一个人在，淮南国要谋反，恐怕敌不过汉军的力量。刘安还不死心，他说，除了大将军卫青，听说其他的汉臣都是徒居虚名，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在刘安的再三套话之下，伍被不得不拿出来一句厉害的话，除非先刺杀大将军卫青，才能举兵谋反。这句话，点出了刘安的秘密战的关键之举，刺杀汉朝军方的核心人物。刘安当时没有表态，行刺中央政府的大臣事关重大，梁孝王行事不秘，他派人刺杀袁盎后，不知道后续的事怎么处理，最终主谋羊胜、公孙诡被汉朝杀死，梁孝王本人也被整治的忧郁而死。这教训如在昨日，虽然刺杀卫青是个削弱中央力量的简单易行又非常高效的做法，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贸然施行。然而能从伍被嘴里挖出这些东西，刘安已经很是庆幸了。与这个危险的图谋相比，他还有更多的外围工作要做。
王可伟油画《霍去病收复河西》
建元之初，以窦太后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秉持黄老之术，对新兴的儒生势力和相应政治潮流非常抵制。年轻的武帝身处其间，面临着很大压力。刘安看准了这一点，先是利用《淮南子》营造氛围，表明他也对黄老之术很是赞赏，以博取窦太后的好感。而后他有意与武安侯田蚡（武帝母亲王太后的亲弟）接触，发现这位天子亲舅对武帝也有一定看法。田蚡能当上太尉，多半是王太后的缘故，武帝对田蚡却没什么好感。这同样是一道缝隙，利用得好，可以进一步分化瓦解武帝的势力。田蚡此人爱钱，刘安送给他大量财物，田蚡大喜，遂引刘安为亲近知己，相交更深入后，田蚡突然向刘安交底，他说当今天子还没有儿子，如果哪天天子驾崩，以淮南王之贤，宗室诸王无出其右，必定能够继承皇位。刘安投桃报李，贿于田蚡更多的财物，准备利用田蚡和皇帝之间的裂隙大作文章。刘安归国后，他又大范围向诸侯郡国赠送钱物拉拢关系。他的打算是，以武帝现在的样子来看，能否生个龙子尚在两可，如果一旦武帝绝后，天下有变，诸侯群起并争，必然又是一个吴楚七国之乱的形势，现在提前做工作，必然能给日后的谋反减少不少麻烦。
刘安的女儿刘陵，聪慧而有口才，刘安便让刘陵抛头露面，带着钱去长安城中要结达官贵人，特别是和皇帝亲近的大臣拉关系，目的不外刺探消息，掌握朝中动向，特别是皇帝本人的消息。刘陵的情报工作，史料记载不太明确，但是从刘安后来对朝中一系列反映来看，效果并非太明显，刘安显然对朝局变化的反应不够及时。虽然比不上梁孝王那样发动巨大的人力侦搜情报，刘陵这条内线也算聊胜于无，刘安的密谋仍然在稳步推进之中。
对于内部防范工作，刘安也非常注意。刘安的太子刘迁娶了王太后的外孙女为妃，考虑到刘迁天天参与谋划造反的事，太子妃与太子天天同起同寝，泄密的隐患太大，于是密谋，让刘迁假装不喜欢太子妃，连续三个多月不和她同席，刘安假装生气，强令太子和太子妃同住同吃，刘迁却仍然不和太子妃亲近。蒙在鼓里的太子妃还以为真的是夫妻缘尽，于是向公公提出离婚。刘安装作没有挽回的余地，伤心欲绝地向王太后上书谢罪，把太子妃送回了长安。
送走了这个潜在的隐患，刘安得以更加稳便地筹划造反的事宜。不料突然出了一件事，使刘安和他的部属们不得不加快进度。
事情出在刘安太子刘迁身上。刘迁初学击剑，自视甚高，听说郎中雷被剑术高明，于是请来雷被比剑，雷被再三不肯，但拗不过刘迁，只好比试。刀剑不长眼，雷被比试过程中误伤刘迁，刘迁恼羞成怒，数次向刘安告状请求治雷被的罪，刘安只是嘱咐郎中令好好管教雷被，并没有深究。然而雷被却一直担心被太子所害，于是逃亡到长安，把他听说的淮南王父子阴谋造反的事揭发出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下令捉拿淮南国太子刘迁。
汉初时，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国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诸侯方面极力维护自身利益，中央则积极利用诸侯的每个过错削地除国，中央政府的治罪命令往往就是诸侯国的丧钟。所以刘安听说朝廷要治罪后惊恐万状，他想立即发动造反计划。然而征兵、屯粮、与诸侯互通消息等准备工作还都没有就绪，现在造反胜算太小。刘安筹划了十多天，迟迟不敢发动。
事情越拖越久，淮南国相下书责成淮南王刘安迅速交出太子接受讯问。刘安焦急万分，想不顾一切地立即发兵。这时，刘安蹩脚的情报系统终于从长安又带来一些消息，其中最要命的就是汉朝公卿大臣建议武帝下诏逮捕淮南王刘安一同审讯。刘安更加恐惧，发动叛乱的决心更加坚决。太子刘迁建议说，事情还没有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不如再缓一缓，等中央政府的人来。如果来人一定要实施抓捕，那就让埋伏下的刺客把汉使刺杀之，太子则同时去突袭淮南国中尉，杀之而夺兵权，然后再举兵造反不晚。刘安认可了这条计策。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汉武帝突然决定不动刘安。光凭一个逃亡出来的小小郎中一面之辞，就治诸侯王的罪，未免显得中央太刻薄。加上之前刘安和中央的关系一直不错，武帝不想轻易翻脸，于是派使者到淮南国当面质问，如果淮南王的反应不对劲，再治其罪也不迟。汉使与刘安见面后，讯问雷被的举报是否属实，刘安一见事有转机，便放宽了心，他自忖除了被雷举报，并没有别的把柄被中央抓住，便装作冤枉地陈说并不敢做出谋反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汉使回报，武帝便决定不再治刘安的大罪，只是削去了淮南国的两个县。刘安对这样的处理结果感到万分庆幸，为了确保绝对安全，汉使走后，刘安立即将埋伏的刺客杀掉灭口。
一场滔天大祸就此消弥，但刘安心中的波澜却像海啸一样狂暴，淮南国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必须加紧推进谋反的准备。兵力准备方面自不必说，刘安和一班参谋人员日夜对着地图，安排军队的部防和行军路线。与此同时，秘密战的图谋也更加完善。帮助刘安筹划秘密战的仍是他的第一谋士伍被。
伍被此时清醒地看出中央和诸侯的力量对比悬殊，淮南国起兵没有太大的胜算，即使像左吴等人谋划的方略那样，吞并衡山国，沿长江设置防线，巩固江北淮南的防守，也不过是强撑时日，最终还要被中央击败。刘安知道这位谋士有话不肯轻易说，就一再逼问。无奈之下，伍被又为刘安作了一番阴毒万分的谋划。
大意有三。
一是徙豪强实朔方郡。朔方郡是汉武帝新近从匈奴手中夺取的地盘，那里处于国防前线，人口稀少，不足于支持边境地区的防守。刘安可上书请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家到朔方郡，并且要说的越急越好。这个建议，吃准了汉武帝想在打击匈奴方面有所作为的心思，迁徙人口填朔方，可以进一步稳定边境的防守形势，为下一步大规模打击匈奴提供更多的战略支撑。一旦武帝决策迁徙，那么必将引发郡国豪杰大乱，这样一来中央内外交困，淮南国便有可乘之机。
二是伪装汉朝的使者，逮捕各诸侯国的太子和大臣。这一招更加阴毒，一方面给中央栽赃，离间双方关系，激起更大范围的愤怒，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抓到某些诸侯国的太子和大臣，等到造反之时，还可用为人质，要胁操纵这些诸侯国一同造反。
三是派间谍入长安，接近汉朝的主要大臣。伍被的计划是，刘安假装要迫害一批淮南国的人士，让他们被迫逃进长安，伺机接近大将军和丞相等大臣，尽量能在他们幕府中留下来，最好要获取信任，待淮南国发动叛乱时，便让他们分头刺杀卫青、公孙弘等人，主要军政负责人突然被杀，汉朝内部必然大乱，淮南国的胜算更大。
从秘密战方面而论，伍被的谋划，宏观把控和细节操作兼而有之，达到了楚汉之争以来的一个新高，而其阴狠程度，也是前无古人。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刘安加紧行动时，又出了意外，还是太子刘迁。
淮南王刘安有两个儿子——嫡子刘迁和庶子刘不害，刘安喜爱刘迁，不喜刘不害。因此，刘安立刘迁为太子，甚至没为刘不害封侯。刘不害的儿子刘建恼恨刘迁，阴谋结交一些死士，想要刺杀刘迁，好让其父刘不害代替刘迁成为淮南国太子。刘迁后来知道了刘建的计划，数次把刘建抓起来要治罪，因为没有证据而作罢。刘建一怒之下，便托人向武帝上书，公然揭发淮南王父子谋反。朝臣审卿听说了这件事，也私下里让人搜集淮南王谋反的证据。原来审卿是原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食其在二吕之乱时被刘安的父亲刘长杀掉。此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审卿自然是不遗余力。汉武帝随后下令彻底查清淮南王谋反一事，廷尉署的人马上赶到了淮南国。
刘安这次彻底被逼到了悬崖边，再不反不行了。他立即按照伍被的谋划，伪刻汉朝玺印，派出间谍赶赴长安。考虑到发国中兵马，必须经过国相、中尉的同意，这些人都是中央派来的官员，伍被建议假装王宫中失火，召集国相、中尉、内史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到宫中救火，如果这些人不愿造反，当场杀掉。
然而在这种当口，国中的官员都已提高警惕，除了国相应召到淮南王宫中，内史、中尉都借口不去。只杀了国相没啥用，还是没法彻底掌握国中兵权，刘安犹犹豫豫地又把国相给放了。此时淮南王的反状已经暴露了很多，汉朝廷尉署与淮南国中尉配合，发兵围住王宫，将淮南太子刘迁、淮南王刘安的宾客统统逮捕，伍被见大势已去，向廷尉张汤自首，交代了淮南王谋反的全部经过。汉武帝闻讯派宗正卿持天子符节到淮南国中治罪，刘安无计回天，惶恐中自杀于王宫。随后，淮南国被废，降为九江郡。
纵观梁孝王和淮南王的行为，无论是觊觎皇位，还是阴谋造反，都是汉初以来统一潮流和分封割据逆流斗争的余绪。一正一反，不待分析而自明。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秘密战因其自身的特殊作用而得到大范围推广运用，其运作理念和方法手段都在实战中检验提高，进一步丰富了秘密战的内涵，想来这是分裂逆流中的唯一正面成果。
加密情报的开创者恺撒
作者：郭廷春
汉初的刺杀与谍战渐渐偃旗息鼓之时，秘密战的故事却没有停歇。而这次的主角则是“信息”与“密码”。
当“密码”这两个字在孩子眼中也成了再熟悉不过的词汇的时候，我们早已对自己所处的所谓“信息时代”浑然不觉。“信息”之于我们，就像饿时吃饭、困时睡觉一样，成了生活之必需。
而将时间回溯到耶稣诞生前100年中的那个古罗马时代，“信息”一词恐怕还没有诞生，但这并不影响一个伟大人物对它进行的开拓性运用。“恺撒密码”——这个在谍报领域耳熟能详的词条，就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先知性发明，当然他也是最早的实践者。
和他发明的密码情报一样扑朔迷离的情节，还有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年（一说为公元前102年）-公元前44年］的死亡之谜——尽管史料中说他是遇刺身亡，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恺撒拥有当时最为强大的密集情报网络，不会对政敌的行刺预谋一无所知，他的死另有蹊跷之处，而事实证明，对于这些谜团的求证或许不仅仅是想渲染恺撒之死的神秘色彩。
一 《高卢战记》中的谍报战
“高卢全境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在《高卢战记》的第一卷起始，恺撒用这样的轻松语调描述着他在高卢[1]征战的经过。
《高卢战记》中文版
公元前58年开始，恺撒为高卢行省最高长官，他在短短3年内基本吞并整个高卢地区。其后战争又延续了很多年，多是平叛高卢一些小部族发起的为脱离罗马控制、获取自由的战争。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述了他从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2年的战斗事迹，每年一卷，共七卷。这本书发表于公元前51年。现在我们看到的《高卢战记》共8卷，第八卷是恺撒提拔的一位出身贫寒的得力助手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的，他把战争叙述到公元前50年。其实，恺撒也正是在这一年年底才离开高卢回到罗马的。
公元前9世纪初，古罗马文明在意大利半岛（即亚平宁半岛）中部兴起。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共和国，逐步征服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罗马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掠夺资源与奴隶，同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公元前2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罗马帝国。
恺撒出生的时代，罗马共和国正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罗马是当时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国家，社会分化加剧，奴隶人口剧增。失业小农民和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大量涌入首都。因城邦制度制约，文官政府、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无法应付新的局面。社会动荡、军人跋扈、海盗横行、奴隶起义不断。为此，奴隶经济和奴隶制度受到震撼和打击，罗马共和政体面临严峻考验。
恺撒出身没落贵族，酷爱希腊古典文学，精通骑马、剑术等，体格健壮。青年时代的恺撒成为反对派领袖。为捞取政治资本，公元前60年，他与当时罗马军队中势力较大的庞培[2]及骑士阶层的所谓罗马首富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3]，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4]。然而，执政官任期届满后，因元老院[5]掣肘而感觉无用武之地的恺撒竭力争取到了高卢行省长官的职位。他被赋予管理山北高卢（今法国南部）和伊利里亚（今巴尔干半岛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五年（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53年）的权力。上任伊始，恺撒便发动了高卢战争。他组建了军队，通过对高卢地区的征服掠取，积累了大笔财富，为今后捞取政治后盾和政治资本打下基础。
恺撒塑像
在高卢的9年中，恺撒“俘虏百万人，屠杀百万人”（语出普鲁塔克《恺撒传》），为自己和部下征敛了大量钱财。利用这些资财，恺撒在罗马广施贿赂，甚至一些宠奴也收到过他的钱。为收买民心，恺撒举办各种演出，为平民发放大宗金钱，并在罗马许多城镇兴建工程。他的这些做法令贵族和平民都感到满意，恺撒为此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名誉和地位都急剧上升，成为“前三头同盟”中的佼佼者。
此外，恺撒的军事力量也令其他人难望项背。他拥有一支在高卢用近九年时间训练出的、在罗马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况且，他们“只知有恺撒，不知有国家”。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看到日趋强大的政敌，罗马元老院的人开始出手攻击恺撒。而“三头同盟”之一的庞培（此时克拉苏已死）也隔岸观火，对如日中天的恺撒产生警觉。恺撒在罗马的政治地位开始恶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卢战记》于公元前52年-公元前51年间的冬天写成。恺撒写书的目的有两个：一则为自己辩护，再者是为自己在罗马的派系提供宣传提纲。
庞培雕像
书中记述了恺撒作战的许多经典战例，特别是在运用谍报人员和信息传递上，恺撒更有自己独特之处。他组建了最高效的私人间谍网。除依靠审讯战俘和当地人来获取情报外，恺撒还广泛雇佣和使用了数量巨大的谍报人员。
恺撒时代，高卢与罗马已经持续了大约三百多年的战争。早期高卢远比罗马强大，高卢军队曾在公元前390年摧毁过罗马城。随着罗马崛起，高卢沦为被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恺撒入侵高卢时，高卢有60个部落联盟。恺撒的政治间谍们很快渗透其中进行煽动拉拢，使得不少部落成为恺撒同盟。
公元前57年，当恺撒得知比尔及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结成同盟对付自己时，立即征集了两个新军团准备作战。由于事先不熟悉敌情，恺撒便派出森农内斯人及跟比尔及人相邻的一些高卢人前去刺探，得知比尔及人正在征兵选将，便迅速率领队伍移营前进。经过15天的急行军，抵达比尔及人的边境，速度之快出乎敌人预料。恺撒又从比尔及人同盟者口中得知了敌军的人数及优势等信息，再次派出侦察部队，了解到敌军就在附近，便马上渡过雷米人边界上的阿克松奈河，然后寻觅合适地点扎营。
恺撒不但有自己强大的情报队伍，包括密探和侦察部队等，还善于利用当地人为自己刺探有价值的情报。他通过好言安慰等方式赢得了雷米人的信任，雷米人答应帮自己搞情报。在雷米人的一个市镇被比尔及人攻打时，雷米人便派使者向恺撒禀报，称比尔及军队正在挖掘城墙，希望恺撒军队前去救援。恺撒随即让雷米人带路，和雷米人派出的弩比底亚和克里特的弓弩手，以及巴利阿里的射石手去援助，一起把围城的敌人暂时赶跑。接下来，由于敌人众多，在不了解情况下，恺撒没有贸然出击，屡次试探后，终于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及勇悍程度，觉得自己的部队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才决定进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他的对手损失过半。
自杀的高卢人（雕塑）
经过交战，敌方的同盟军见取胜无望，且粮食不足，便萌生退意，约定不管谁先受到恺撒攻击都要相互救援，之后就急忙在半夜的时候各自回家。这些消息都被恺撒的探马获悉，恺撒在天亮时派出部队追击，敌军四散奔逃，恺撒军队一顿砍杀，敌人死伤无数，恺撒军队直追击到天近黄昏的时候才收兵回营。
其实，在高卢战场上，在利用情报或玩弄阴谋手段获胜方面，不止恺撒得心应手，敌军也毫不逊色。
在与日耳曼的一支部落作战时，恺撒差点被出尔反尔的日耳曼人戏弄。公元前55年，日耳曼人中的乌西彼得斯族和登克德里族渡过莱茵河侵占高卢的一些地区。得到情报后，恺撒召集高卢各邦的领袖，鼓励和安慰他们，并称将征集骑兵对日耳曼人作战。
进军之前，闻听恺撒将要出兵，日耳曼人赶紧派使者向恺撒解释他们进军高卢的原因，并希望恺撒不要插手此事。遭到恺撒严词拒绝后，使者希望恺撒能够给他们三天的答复时间，这期间恺撒不能靠近他们。恺撒当然无法答应，因为探马已经得知日耳曼人几天前就已出动大批骑兵去掠夺战利品和粮食，恺撒断定这是日耳曼人的缓兵之计，他们是为了等那支骑兵回来。为了稳住对方，恺撒说为了大军取得饮水，罗马军队肯定还是要前进的，但不会超出4罗里[6]路。同时传令给自己先行的骑兵指挥官，不要贸然作战，要等自己和大军走近了再出击。
因为抢劫粮食的骑兵还没回来，日耳曼人现在的骑兵不到八百人，但看到恺撒的五千名骑兵时，立刻发动进攻。突袭使恺撒骑兵陷入混乱。日耳曼人直接刺击恺撒军队的战马，七十四名恺撒骑兵被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