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状与问题
（一）史学围城
整体而言，中国近年来历史学的状况有些微妙。外面的人要冲进来，里面的人想突出去，形成“围城”现象。1980年代以来，史学由长期占据的学术中心退居次要，有学人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随后一些社会科学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史学的地位进一步动摇，昔日的显学，在一些人看来已成“死学”。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史学似乎不仅未被遗忘，反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他学科的学人纷纷将目光转向史学领域，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扮演着当代大众文化的要角，全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视和肯定程度，为近代以来所罕见。这种相反相成的现象，不妨称之为“史学围城”。
（1）别科学人的进入。其他学科的成名学人将重心转向史学，至少从1990年代倡行学术史研究已经开始。后来相继有一些在各自专攻的领域有所成就的学人着力于此，尤其以文学研究者居多。一般而言，大都是临时客串，也有的转型较为彻底。有学人曾说：学术史表明，有的时候，有人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倒是会发现一些那个领域待很久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大胆跨学科的学人，一方面有超越本学科甚至一般学科畛域的抱负，另一方面也往往怀着对所欲进入的那一学科的研究状况的不满。不过，分科治学虽然导致知识的琐碎，其长期积累形成的行规却应当遵守，尽管有人反对由此产生的学术霸权（其实学术霸权往往不由学术，而真正的学术权威则很难轻易动摇），要想进入其他学科，仅仅熟悉行规就绝非轻而易举。有的费了很大气力，仍然难以回到历史现场，了解把握所要探究的那些时代人们的观念行为，结果重蹈六经注我的覆辙，强古人以就我而不自觉。所以这类影响广泛的公众著作，史学界往往不大认可。所讨论的一些关键概念（如科学），若能全面梳理文献，从无到有地探究来龙去脉，上下左右比较千差万别，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倒述，则更有可能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不必煞费苦心地编制自己心中的历史。
与之观念不尽相同的别科学人，同样试图进入史学领域。2002年纪念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百年，史学界的新锐之外，不少学科的学人踊跃参与。2004年发刊的一份《新史学》杂志，编委中许多人并非史家，却不乏相关社会人文学科的成名学者。他们所针对的，大都是教科书以下的观念，武器则多是稗贩而来的洋货，或各自学科的法宝。只是若真的想取法乎上，应对既有的史学研究深入认识，以便追随前贤大家的学问取径，领悟其高深境界并发扬光大。如果一味瞄准浅学末流，对于青年或有振聋发聩的一时之效，学术上却不易有所建树，反而暴露自己的身段不高。
在其他学科成名后努力进入相对冷清的史学，为近代以来学术界的常见现象。其原因并不复杂，经史为中国固有学问的大道，不通经史，很难深入认识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自西学东来，新学大盛，学问之道，由综合而细分，但即使按照泰西近代的学术理念，史学仍然是各学科之总汇，因此近代学人多以经史为根基正途。一些新进学人开始不循此路，为学必先颠覆前人，横逸斜出，努力使附庸蔚为大国，待到知识与年龄增长，还是不约而同地返璞归真（当然也有一直勇往直前的无知无畏者）。今人好称民国学界大家辈出，实则所称道的，多是当时并不时兴的文史学者，而那些引领时趋的炙手可热之人，却已被忘怀。近年来此类现象重现，背后仍是试图自我深化的醒悟。
（2）社会关注程度提高。历史题材的影视文学以及电视讲坛等大众文化流行，一方面重新引起公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兴趣，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这种现象表面看来是现实关怀的差异，背后则反映出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和增强，不再简单地用进化论的观念观照本国的历史文化。按照一般规律，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社会关注的目光将逐渐由世界排序转向自我认同，因此人们对于固有历史文化的兴趣还将不断提升。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可能干扰学术的判断，尤其是青年的取向。史学是要求精深与广博兼备的高成本学问，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在登堂入室之前，不易把握和自律。而媒体和出版界同时面对专家与一般受众，难以平衡。史学既要严格遵守学科戒律，又须提高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专业化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一大考验。
（3）史学突围。与外面的人试图冲进来的情况形成明显反差，史学界内部有不少人努力突出去。有学人概括分析目前中国高校历史系的状况，仅从名称看，为了应对社会需求，有的改为社会发展学院，抹杀历史的痕迹；有的改为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旅游学院等，虽保留历史，却尽量与热门专业挂钩，以改善生存状况；能够完全保留历史学本色的院系为数不多。而且改变的程度与学校的地位往往成反比，越是一般院校，改得越彻底，敢于保持本色的，多为重点院校。名称变化是内容变化的表征，一些院系的课程与专业设置，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史学的范围。
改名只是去其形，一些对史学现状不满或是缺乏兴趣和成就感的学人，试图凭借跨学科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与那些不愿受分科束缚的学人努力超越学科界限有所不同，其目的与其说是发展史学，不如说是脱离史学更加恰当。这种视所属学科为负累的极端看法，与史学界整体的动荡不无联系。除了外力挤迫，求变的主要内因还是对于教学科研现状的不满。于是有了目标各异的探索和调整。
（二）探索与调整
（1）范式转换。一般而言，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学术范式转换，这在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当然，所谓范式，还有作用于谁的问题。治史不能从一定的材料、观念出发，必须相对比较地看一切人事思想，因而高明者从不受所谓范式的框缚支配，也无须调整改变范式来修正看法。但教育很难避免范式的使用以求一律，小夫下士也需要范式的指引凭借才能梳理材料史事。所以普遍看来的确认为范式是一个问题。近30年来，一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起普遍不满，要求突破创新的呼声和努力一直持续。这些努力被一些学人概括为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要求转换研究范式，显然意在改变现状。一般学人或许不受这些争议的影响，但以往的一些框架，也不再束缚学人的眼界和思维。一方面，对于既有体系不做教条式理解，具体研究超越了分期、属性等界限，充分拓展空间，另一方面，研究观念、视角和方法不断调整。这些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对原有成果的否定，史无定法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来具有一致性。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发展，正是学术薪火相传的正道和当代学人的使命。
（2）跨学科。受自然科学、新兴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跨学科成为一些学人试图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是想扩张学科界限，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改善史学研究的格局。治史本来无所谓分科，按照科学系统重建近代学术，改变了中国学术的面貌，也造成一些人为的局限。因此，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下分别研究专门学问的同时，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始终不曾停止。在历史学范围内，相关专业互相影响，如考古学的地下实物与历史学的地上文献互证；而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更是史家必备的基本功夫。至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则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而贯彻到教学系统之中，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尤为显著。不过，与跨学科的本意颇为矛盾，这一取向反而导致各种专史的兴起与流行，细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一些自诩为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尝试者，几乎忘记所治专题在历史整体中的位置，因而难以恰当地把握具体。
（3）温故知新与瞄准国际。要想推进史学，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是学习过去，以复古为创新；二是瞄准国际，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成功模式。研究国学和学术史，是要接续前缘，温故而知新；与国际接轨，则旨在融入世界，争取对话的权利。旧书重版与译著热卖，也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两种取向，看似相对，实则相反相成，即前贤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因此要彼此沟通融汇，不可误认为相互排斥。须防止因回顾而泥古，没有调整变化，或是为接轨而求奇，盲目生搬硬套。当然，两方面都有如何生根的问题。
（三）趋势与问题
（1）重心下移。研究的时段和层面下移，是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界普遍的趋势，这与史学研究的重心往往随着史料的发现或重新认识而转移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尤其史料愈近愈繁，近代史的资料大大超过历代的总和。这不仅开辟了众多的研究领域，而且为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试验场所。1920年代以来，古代史研究的重心由上古而中古再移到近世，直到1990年代后期，还有学人指出，海峡两岸史学界有一共相，“即古代史的研究人员要比近现代史的多（但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体研究水准因积累厚的缘故也相对高于近现代史（这一点许多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或未必同意）”。[2]这种情形，至少量的方面变化不小。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学界发表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著作，已经分别占整个历史学的一半，召开学术会议的比例也大抵相同。
与此同时，研究层面的下移日趋普遍。建立民史，本是近代新史学努力的一大方向，社会经济史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近年来，受国际学术新潮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专史大都将目光由精英移向民间，注意研究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行为。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城市史、宗教史、移民史、比较史、女性史、生活史、环境史、疾病史、社会转型及族群问题等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即使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国际关系史领域，重心也下移到一般社会成员的常态思维行为层面。如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关注经典作者及其文本，更着重于受众、流行思潮、阅读史以及思想家与社会的互动。一些学人由此对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解释，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也有学人一味寻求各种反文化的偏题，或是将仅仅分割空间的地方史当作社会史。如何在史学的见异与社会科学的求同之间取舍平衡，是对这一学术取向的持续考验。
无论时段还是层面下移，相对于原来中国史学的重心而言，在文献的把握，方法的运用，以及问题的设定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近现代史的著作数量虽多，真正有贡献的专著反而不及古代史，整体上要想达到后者的水准，还要进一步努力。
（2）学风趋实与浮躁。质的方面，近年来史学界的学风逐渐朝着征实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高层次的专业刊物，发表的论文一般不做大而空的泛论。相比之下，高校学报和一些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史学论文，仍然存在空泛的通病，大话套话不少，经得起时间和学术检验的佳作不多。从研究者所属单位看，资料等研究条件越差，选题反而越大。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外，学术标准的差异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学风趋实，并非仅仅以考据和史料等具体微观为旨归，忽视理论与宏观。史学须才、学、识俱长，兼备义理、考据、词章，为历来学人追求的境界。其高下当否，因人而异，至少不能就事论事。史学的所谓理论方法，主要不是提供叙述的架构，便于任意取舍填充材料，而是运用于研究过程之中。一些佳作，或背后有中国与世界、国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当然也有将政府与国家、基层与地方相混淆）等理念，与史实的爬梳求证密切配合；或跳出一般的分期分界，将同类事物的来龙去脉梳理贯通，展示其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高明者更能从纷繁复杂的表象透视背后的因缘，揭示内在的联系，并由具体而一般，显示博通与精深的相辅相成。只是这样的具体研究，背后那一套宏大叙事框架的深浅高下，不能一目了然，对于读者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也是一种考验。
学风趋实使得研究者更加各守专攻，彼此缺少交集，从而形成“无热点”的研究态势。这在追求学院化学术的学人看来本是学术研究的常态，高深的学问很难引起普遍的兴趣。但一方面降低了史学对于全社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过度狭窄的专门化使得学人畛域自囿，无力超越具体来讨论问题，史学界因而缺乏共同关注点（当然这种共同性不应以降低水准来获得），一些习惯或热衷于讨论重大问题的学人甚至感到不大适应。史学毕竟与社会关系密切，担负着民族性传承的社会功能，如何协调两面，既保证学术的高深严谨，又能影响作用于社会发展，对于学人而言依然任重而道远。
（3）整体史的缺失。中国史学，素重通史，而欧洲强调整体史，二者主旨一致，通是中外史学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只是有限的人力难以掌握和驾驭无涯的知识，才有分科分段分类治学。近代学人强调断代史，已经备受争议。目前中国的史学现状，划分过窄，彼此缺乏沟通联系，各守一隅，以狭隘为专精，局限更加明显。本来提倡跨学科的用意之一，是打破分界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可是实际进行至少有取径各异的四种类型：
其一，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史学，尤以各种社会人文学科为主，直接借助自然科学的，效果反应往往不佳。
其二，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运用各个学科的资源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途径，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共同解决重大难题。此法成本极高，需要各相关学科的长期积累与磨合，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条件和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普遍实行尚有难度。勉强实施，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成效。若与境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合作，则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其三，将各学科的相关研究按照一定的标准（如地缘等共同性）重新归类组合，不过此法应尽可能避免因陋就简，以免流于简单拼凑。
其四，借跨学科之名凸显和扩张个人感兴趣的方向或主题，横向再细分为众多的专门领域。此法大体沿袭近代以来附庸蔚为大国的风气，其结果虽有局部深化的作用，但是不仅不能打破条块分割的壁垒，还会更加缩小史学的界域和学人的视野。
迄今为止的跨学科，除简单拼凑外，多是后一类型。如果不能超越史学内部的分界，站在狭窄的专业甚至专题的立场去跨学科，必然适得其反，削弱原创能力，导致史学研究的边缘化和侏儒化。等而下之者，成为趋易避难的取巧捷径，不过造成一二转瞬即逝的新名词而已。现在学术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形相当普遍，如果再将视野遮蔽，左右不顾，很难具有超越的胸襟，对久远复杂的历史产生深刻认识。研究领域过于偏窄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症结。
与此相关联，缺乏经过长期积累并经得起检验，具有前瞻性、权威性、原创性，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成为当今史学不如人意的一大表征。整体史对于学人的素养要求甚高，缺少具有高品位、宽视野和厚积累的一流人才，优良的研究环境与合理的评估体系，很难产生高水平的成果。有的大型成果只是部头大，字数多，立意却未见得高明，内容更是参差不齐，不无拼凑之嫌。而由各种渠道设立的重大项目，不同程度地存在因人设题、周期短、研究队伍只能就近组织等局限，其重大性只能体现于款项，有价值的学术理念大都还处于主张和诉求阶段，无法通过学术成果的水准来展现。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产生具有持续影响力和长期导向作用的论著。在可以预见的期限内，要想产生这样的著作，还须艰苦努力，包括对现行的科研和评估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否则，自娱自乐式的评价标准和实施办法，非但不能促成高水平的成果，还将误导后人。须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可能由一群二国手凑成，而大国手无法人为培养，天分、勤奋和机缘，缺一不可，应尽可能创造有利于其生长的条件，以免真的进入学术侏儒时代。中国学术能否再创新高，关键在此。
治学必须后来居上，不过何为创新，如何创新，有所分别。学术发展有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两种取径，至少史学必须先继承然后才能突进。如此，则求新与固本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今日治学，受各种外在环境的困扰以及学人先天不足的制约，压力过大，功底不深，容易浮躁，植根表浅，基盘不稳，随风而倒。根本不固，而一味趋新，结果只能以不知为无有，所谓创新，大都或前人唾余，或小儿涂鸦，或痴人说梦，成为无知者无畏的注脚。中国学术，经过中西融汇，根本不止一端，中学之根在于古，要想还原，诚非易事；西学之根在于外，欲图把握，更加困难。中西学均有大道，有旁支，有万变不离其宗，有今是而昨非。根本不固，则无从区分。尤其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之下，西学的根在外面，越是表浅越显得新奇，越是新奇越以为容易。若以稗贩陈言为输入新知，只能蒙蔽喧嚣于一时，或有助于欺世盗名，对于学术发展，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由于近代的教育和学术文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转型，基本框架几乎为西学所垄断，虽经几次本土化努力，仍无法根本改变大趋势，这是后发展国家和民族不得不普遍面对的难题。如果学人对于所使用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与所研究的对象能否适用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自觉，而又努力与国际接轨对话，结果扩展视野的努力，终究难免落入俗套，不过证明别人先验的正确和高明，误读错解固然在所难免，即便理解不误，充其量也只能取得成为学生的资格，无法为世界的多元文化提供别样性的原创新知。即使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如果不能领会古人本意，甚至强古人以就我，则难免格义附会。中西学的根都不深，学术创新，就是空洞的口号，很难产生留得下去的成果。因此，今日中国史学求新必先固本，根本巩固，才能行大道，成正果。
研究的时段和层面下移，应当确实扩张与发展学术，而不以牺牲已有积累为代价。如果说坚持史学的学术价值已经有些奢侈，那么坚持史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路径就更加困难。在瞄准学术前沿和与国际对话成为时髦目标的时趋下，不要将他人的扬长避短误认为学术的正途大道，一味追仿，舍己从人。随着关于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再探讨，重新认识经学之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纲领地位，可能成为检讨历史、重建自信的重要表征。
史学固本，深植中西学之根，首先，应做足史学的基础功夫，从目录入手，阅读基本书籍，探究了解典籍的内在理路，重视典章制度的渊源流变和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变态的关系，掌握历史地理，把握时空联系。在坚守这些重要轨则的基础上，在史学的界域内尽力沟通不同专业，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了解研究取径、方法的异同和变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同时重视资料建设，大力推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加强阅读各类文献的基本训练，避免以新方法代替资料的收集、解读和运用，纠正简单地用先入为主的解释框架填充和肢解材料，或一味寻求新史料而不看基本书的偏向，改变越是重要的文献，会用的人反而越少的异常状况。
其次，不应视其他学科为不学而能，在与别科学人有效合作的前提下，学习和借鉴相关的理论方法，严格遵守必要的戒律，并对其中的不适用性充分自觉，防止生搬硬套，更不能在不同学科之间跳来跳去。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努力防止和消除时下泛滥的套用概念架构的各种弊端，以期产生真正具有原创性并且留存久远的学术成果。
二 胸有成竹与盲人摸象
（一）分科治学与专题研究
近代史料大幅度扩张，陈垣治史，力求将史料竭泽而渔，可是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主张：“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3]这与近代西学影响下分科治学的时趋相一致。清季学人如刘师培等即将中国既有学问附会西学分支，胡适、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也着重提倡专史研究。在这些重量级学人的鼓吹影响之下，专史或专题研究形成风气，对此后学人的学术取向制约深远。
研治晚近历史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棘手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的高下优劣，成败得失。分门别类本来旨在缩小范围，穷尽材料，所以高明者研治各种专题而不限于做一方面的专家，目的仍是贯通学问的整体。后来学人畛域自囿，读书亦画地为牢，做什么只看什么。流弊所及，史学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消除史料边际模糊带来的困惑。起于晚清的分科治学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可是用分科的观念看待此前的史料史事，难免强分疆界，隔义附会。而缩短战线，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割裂历史及史学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亦不问执简御繁之道，学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只能收缩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不能胸有成竹地查知和把握各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牵连制约，不仅学问的格局不能大，无法通，更使得窄而深的局部研究扭曲变形。具体表现为：
其一，治学不识大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4]如今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难以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关联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原有成果，其成果更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近代史研究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
其二，不能把握整体与具体的关系。迫于史料繁多而缩小范围，专门之学日趋精细。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知具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度也难以拿捏得当。治史误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通常表现有三：（1）以局部为整体，所谓盲人摸象；（2）从局部看整体，容易看朱成碧；（3）由局部求通论，难免以偏概全。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无法庖丁解牛。或以为横切竖斩，总能触及核心，殊不知若无大局整体观照，问题意识于见仁见智，见树见林之外，很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5]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水准。若无高明领军，难免等而下之。而学人又不甘于局守边缘，贯通无力，却好用各种名义想方设法将局部放大为整体，把落草为寇当成占山为王，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则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趋，甚至覆盖全体，矮子里拔出的将军，也会自觉是巨人。
其三，强古人以就我。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因为无法读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于是以为前人无意思，将所有书籍文献当作材料，尽量使材料脱离原有的时空联系，随心所欲，断章取义。进而以分科观念看待前人前事，将历史纳入后来的解释框架，曲解附会，所治历史不过其本人的思想史，而美其名曰历史均为人们心中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民国以来，学人好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二）由博返约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再做研究，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6]可是，这样的常轨正道在如今晚近史研究领域却显得悬的过高，相当奢侈，甚至强人所难了。晚近史料的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且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边际又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学人或畛域自囿，或随意比附，使得盲目性不断增大。
专门研究的前提，是能够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材料与史事之间，存在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由于不知史料边际，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难免盲目偏宕，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如何及何时出手。于是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同。依照目前情势，大概还难以完全避免专题研究的偏蔽，只能尽力减少负面作用。作为起点，可以考虑以下各条。
首先，应知分门别类乃人的天赋功力及外界条件有限，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不要畛域自囿，更不能坐井观天，即使身陷其中，也要努力超越其外。无此远大志向，自学则害己，教书则误人。
其次，不以专家之学自矜，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难以先博而后约，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放眼读书，了解学问的整体，并把握学问总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即系统。
其三，尽可能利用各种目录工具书，掌握所有研究成果和已知材料，用各种方式解读文本，体会前人的苦心孤诣。目前档案、报刊、文集、方志、族谱、日记、文史资料、研究论著等目录的编辑，加速进行，日见完备详尽，学人应随时注意，掌握信息，善加利用。在此基础上，进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明道。
其四，专门研究须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以免先入为主，不易发现反证。尤其要防止先立论再找脱离时空关联的孤立片断的材料作为论据。问题意识及选题由材料和史实的连缀中自然生成，只见一面之词的概率相对较低，不仅有助于避免先入为主，而且对材料和史实的各方关联性有所领悟把握，可以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误读错解。
博而后约，以专致精，由精求通，整体把握之下探究局部，仍为治学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门。如此，才能接续前贤的未竟之业，以免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以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为治学的正道坦途。
（三）看得到与读得懂
随着晚近文献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编目的进展，研究者潜心把握领悟，可以对于近代历史及文献的整体和分支心中有数，改变以为历史的大体真相基本还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促使学人将重心由找资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及其内在联系，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从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进而甚或因缘史料的繁复，借鉴研治古史的经验，进一步探究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化弊为利，使得晚近史研究能够驾古史而上之。
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料约束。一方面，因为条件差异，学人掌握资料的难易程度处于不对等状态，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长此以往，容易导致以无可奈何为大势所趋的虚妄。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比勘，研究某人某事即只看直接资料，结果不仅以其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还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细碎化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结果价值越高的资料看的人越少，或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以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
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道。今日治史者，历史观念不足，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余，其取径做法，往往欲挣脱史料与史事的既有关联，按照某种义理的既定框架解读、挑选和归纳材料，以及组装和呈现史事。若无这些既定的框架，则不知史料有何意思，史事有何联系。借由这种附会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学术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不仅存在适当与否的问题，即使所谓外来系统，也几经转手负贩，曲解隔膜，僵化教条在所难免。诚如傅斯年所说：“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非实学也。”[7]
欧洲汉学本来有用类书找题目的捷径，后来中国研究的中心转到美国，“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犹如王阳明所谓“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8]这在域外学人，或可扬长避短，还不失为取巧。国人不明就里，盲目照搬仿效，非但邯郸学步，简直就是东施效颦。而此情此景在今日禹内学界却是屡见不鲜。
当然，看得到的问题解决之后，能否读得完并理解其本意，又成为难以承受的重压，继续考验着学人的智慧和体力。
（四）归纳与贯通
历史事件均为单体，不会重复，有的看似相近相同，其实千差万别，除非削足适履，无法概括；所有的个别事件之间存在时空无限延伸的相互联系，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合联缀，讲究本来的相关性；当事者利害各异，其记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结果实事往往无直接实证，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甚至具有似是而非的假象；所以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的史学着重于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正因为历史上的人事均为单体而又无限延续的联系，治史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
历史又是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史学着重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意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具体的普遍联系。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仍以求通为目的，分乃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走向通的过渡阶段。后来则以专攻为独门，浑然一体的学问划成彼此分离的系统。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史学仍以综合为高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看似超越前贤的自诩，实际上却是整体史碎裂的遁词。近代中国学人重写历史，以及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视为通史之一体，[9]久而久之，不仅各科之间相互隔绝，每科内部也日益细碎。以史学而论，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谓断代、专门、国别史，本是贯通历史必备的条件基础，扬之则附庸蔚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尤其近代史，虽然已是只有百余年的断代，还要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画地为牢，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实为一事两面，不过因为立场不同，所以看法各异。
要达到通的境界，必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多用外国框架填充本国材料，甚至直接翻译照搬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的呼声日渐高涨，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另外，强调史观的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教科书与通史，看似均有通的形式，可是未必真的能够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所有史事没有窒碍。若以主观裁剪史实，面面俱到，难免流于宽泛表浅，说到底，还是不通。
近代史虽为断代，若无通的把握，也难以贯通无碍。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要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也愈加重要。周予同认为：
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10]
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11]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很高的要求。
周予同主要着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国经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其变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况且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的有限，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只是分工合作要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操作起来甚至比独力承担更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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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285页。
[2] 罗志田：《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七年（1990-1996）》，《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392页。
[3]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80页。
[4]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第5页。
[5] 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陞著，蒋力主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第87页。
[6]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第6页。
[7] 《傅斯年致朱家骅（1943年1月15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2，第1380～1381页。
[8]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第224～225页。
[9] 金毓黻著，《金毓黼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第4739页。
[10]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535页。
[11]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