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研治晚近历史，常常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的高下得失成败。其中至少有三点牵涉全局。
其一，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的专门之学日趋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逐渐丧失，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深入程度也会大打折扣。
其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几乎不可能。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捉摸。
其三，由于资料收藏和学人境遇的限制，资料接触处于不对等状态，又片面强调或理解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结果人所周知的书都不看，一心搜寻前人未见的材料，且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以看得到掩饰读不懂的局限。或者以垄断材料为研究基础，反而过度依赖对于材料的垄断，解读和运用材料的能力明显不足，导致研究某人即以其材料为视野，不看相关材料，最终势必以其是非为是非；或者以某一类资料为可靠，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一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而且容易误判错解。
以上三点相互作用，导致本来具有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碎。而这一切，均与晚近史料边际的模糊相关联。近年来苦思冥想破解之方，以为唯有打破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晚近各类文献资料，使得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改变那种以为历史的大体和真相基本还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不仅有助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文献收藏机构乃至藏书私家摆脱资料保存与公众利用的两难，而且促使学人将研究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事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从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尤其是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近代文献的本意及史事本相。
一 史料的类型与规模
历史研究的史料边际，首先是整体的规模、范围与系统。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然后再做研究。中国文化发达甚早，为了维系千差万别的广大地域的统一，巧妙运用文言分离的功能，极其重视文字的功效，与之相关的发明多而且重要。中国古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世界范围看，此言不虚。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即因为欲沿欧洲上古社会史缺乏材料而不得不转向研究中国。可是与晚近比较，古代史资料的数量显得相当有限。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余种，存目6800余种，禁毁书3100余种，合计也不过13000余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为乾隆以前的清人著述（仅存目书即十居四五）。关于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录清人著述20000余种，王绍曾主持编纂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之外，著录清代著述54000余种。而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仅诗文集一项，即达40000余种之多。除去乾隆以前的重合部分，也已经超出修四库之前中国书籍的一倍。仅此一端，清代典籍的数量就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1]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典籍，在整个清代文献中只占一部分，而且还是较小的部分。除此之外，中国大陆档案馆系统收藏的清代档案共2000余万件（册），其中50%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散置于各地方档案馆。这还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档案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系统所藏的档案（其实档案只是存放资料的类型，而不是资料的类型。档案中的函电、官文书等，很难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收藏严格区分。清季谘议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别入藏档案馆或图书馆）。欧美、日本等国和中国台湾，也分别收藏了数量不等的清代档案，总数至少有数十万件。[2]
报刊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类，而且数量更为巨大。明以前也有一些勉强可以算是报刊的文献，不仅数量少，价值也相对较低，所以有断烂朝报之谓。清季以来则大不同，不仅报刊的数量大幅扩增，而且内容极大地丰富，可以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行事甚至精神活动。据统计，自1815年中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以来，至1911年，在中国和海外共出版了中文报刊1753种，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有136种。[3]就种类而言，清季报刊的数目似不算多，不少报刊的寿命较短，可是也有一些报刊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发行卷数多，尤其是日报，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日积月累，卷帙浩繁，字数惊人。清季的报刊受体制、立场和条件的局限，道听途说与一面之词不在少数，以致有学人忌用，以为不足征信。不过，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彼此参证，可以补充其他材料连续性活动和细节记述的不足，并且测量社会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报，有助于回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现场，与亲历者感同身受，从而对具体场景下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各种形式的民间文书，数量同样庞大，仅各大图书馆藏家谱就有2万余种。这类材料，以前一般不为学界所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开始收集。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收集并展出风俗物品，还遭到非议。而且民间文书种类繁杂，除个别类型之外，一般各公私图书馆还是少有收藏。近年来，随着研究层面的下移，这类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但与资料的实际数量相比，收集工作的规模进度，仍嫌不足。
以上所述，尚有不少遗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记、函札乃至诗文集，未刊稿本钞本甚多，仅日记据说已经掌握信息的就有千余种。近来编辑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现已出至第四辑），共收录日记22种、诗文集140余种和清季广东谘议局等相关文件2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目录书未曾著录。虽然有的早已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如杜凤治的《望凫行馆日记》，但是一直无法广泛利用。杜氏由幕而官，同光年间在广东多个县为亲民之官，每日记事颇详，史料价值极高。后续各辑也多有未刊稿钞本。如晚清广东大儒之一的陈澧，一生著述极多，随著随刻，又不断修改，留下大量手稿，内容与坊间刊本多有不同。由于种种原因，上千卷的稿本及钞本分别收藏于几家图书馆，不但研究者利用极难，连收藏机构也因为不能全面比对勘，无法查明各种详情。此事自1980年代初即由一家收藏机构的研究人员著文呼吁各方协调合作，可惜尚未付诸实现。
翻译书和教科书，主要为晚近新有类型，前者关系中外，后者为知识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目录较少著录，迄今为止，连数目也不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内外关注者甚多，而所过手寓目的明显不足，仓促立论，未能至当。
档案方面，晚清中外交通频繁，各国公私档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军事、商务部门，教会、公司、传媒、国际性团体组织等机构，以及相关个人）大量涉及与中国的关系。陈寅恪早年批评民初撰修清史过于草率，特别指出：“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4]如将海外各类档案著述收罗完整，史料的总体数量还将大幅度扩增。
文献的几何级递增，与印刷技术以及出版机构组织的改进普及密切相关。晚清70年，时间约占清代的四分之一，文献数量的比例却远不止此数。民国以后，出版扩张的速度更快，北京图书馆根据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的藏书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共收录37年间出版的各类中文平装图书12.4万余种，超过整个清代书籍的总和。档案方面，据《全国民国档案通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编委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1000多家各级档案馆共收藏民国档案1400万卷，即使平均1卷只有10件，也是明清档案的7倍。报刊的数量更加惊人，截至1949年，中文报刊的总数至少达到4万种以上，其中报4000余种，刊36000余种。照此估算，则清季报刊仅占全部的三十分之一。
如此大量的资料，任何一类，都已经超过中国历代各类资料的总和，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不堪重负的压迫感。一般学人能力或有不及，而最重史料功夫的史学二陈，不免也会望洋兴叹。熟悉各国文字，又勤于翻检旧籍的陈寅恪，“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5]少年即立志读完中国书，后来尤其讲究史料与史学的关系，他比较上古、中古、近代的史料多寡与史学取径的差异，认为：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6]
1940年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史料征引一节感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7]
主张治史要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同样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主张分类研究，缩短战线。而分门别类，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但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割裂学问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而收缩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导致盲人摸象，坐井观天。
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真正解决史料边际模糊的难题。目前已知的近代史料已经不胜其繁，而扩张的速度幅度又极快极大，再具体的题目，要想穷尽材料，也戛戛乎其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图书54880种，编撰者仍然坦承“未见书目尚多”。[8]况且，各书目大都依据前人所编目录，并未核对各馆库藏原书，从《清代稿钞本》的编辑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看，各图书馆有书无目或有书无目的现象不在少数。一些非公共性的公家图书馆，既不对外开放，管理人员又缺乏专业训练，编目更难完善。而博物馆系统，限于体制，所藏文献均作为文物，内部人员也难得一见庐山真面目。至于私家收藏，大都秘不示人，尚有许多信息未曾公开。尤其是近人的函札、日记、著述等未刊稿本，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为数不少。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原则是必须见书，因而有目无书的就只能付诸阙如。线装书、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图书暂未收录。中小学教材仅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未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及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少年儿童读物，则参与编目的三家图书馆漏藏或不入藏者较多。台湾、香港及边远省份出版的图书收藏也不全。此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书籍因为政治、道德等原因遭到禁毁，其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行业（如书业公会）自律，尤其是后一种情况，销毁相当彻底，海内外公私收藏者甚少。这些都影响了收录的完整性。加之书目的编辑未兼收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后来调查认为遗漏不多，只有10%左右。可是因为基数太大，10%就有12000种，几乎相当于清以前历代图书的总和！
报刊方面，据中国50个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所藏，仅1833～1949年9月以前的中文期刊，三次编目，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1961年首版未收录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版的期刊，以及国统区出版的部分进步刊物。1981年增订本加入上述部分，共收中文期刊近2万种。据“编例”：
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县级以下的期刊和有关中小学与儿童教育的期刊，酌量选收。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9]
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未收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其“编辑说明”特意强调：“其中包括：珍贵革命刊物，国民党党、政、军刊物，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中小学教育刊物，儿童刊物，文艺刊物等”。[10]与增订本相加，近代中文期刊总数当在36000种以上。报纸据统计4000余种，目前仅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制作成缩微胶卷的就有2900种。晚清民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一般所重主要还在古代，而各类古代历史的新资料加在一起，与近代史料的扩张速度幅度相比，真可谓九牛一毛。
二 史料繁多对史学的影响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各项编目工作严重滞后，规模不断扩张，系统无法把握的史料状态，研究者的确很难做到心中有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史料繁多，目录不全，学人反而不注意由目录入手，把握整体，探察系统。不要说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态度认识学术的渊源流变，作为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够重视。近年来接触各校研究生，不少人博士毕业，还不知道多种目录书的存在，更谈不上利用。研究问题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四周茫茫一片，不禁始终忐忑。
一般认为，近代史资料搜集不难，判断也相对简单，因而容易立论。胡适就说：
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11]
他劝罗尔纲治近代史，理由便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12]甚至陈寅恪也一度认为：
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13]
前贤的这些意见，在讲究史料的详略多寡与史学的关系方面各有所见，但是，揆诸事实，不能不说多少低估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史料制约史学的程度。
就学界现状而言，由于晚近史资料的边际较为模糊，引证、论述与评判，容易主观随意，见仁见智往往成为信口开河的托词。与古代史尤其是唐以前的研究相比，这样的指责的确无可否认，尽管宋以后已有类似问题，而且训练不够的古史研究者在新材料显著减少，又未能掌握必要的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也出现一味用旧材料重新解释的偏蔽，可是晚近史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更为突出。
治古史的学人好以自圆其说为立论的起码准则，但在晚近史研究中，先入为主往往也能做到看似自圆其说。本来立论必须贯穿解释所有相关资料而无碍，而晚近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边际模糊不定，难以穷尽，看朱成碧，亦可言之有据，无论正反，均不易验证是否能够条贯所有的材料与史事。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因不信官书，而误作关于钱谦益两次被捕时间的长篇考证，居然能够成说。[14]这与古史研究因论据不足而各自乱猜的情形明显有别。
至于当今学人普遍采用的因果论证与条件判断，割裂材料与史事的时空及内在联系，任意拼凑组装，形成观点，虽然看似具有不少论据，却不能贯通所有材料与史事，甚至不得不故意扭曲史事的时空要素，强材料以就我，证成己说。以这样的方式论证，稍微熟悉材料史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多种相异相反的观点，并且均能够提出支持的论据。如此做法，立说固然不难，却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无法实质性地推进研究。
材料繁多使得研究的层面可以进一步深入扩展，同时也加剧了掌控史料与研究关系的难度。古代史多重制度文化，晚近则首重人事，而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思维行事极为复杂。由于近代史的材料难得其全，导致最为活跃的思维心理层面不易驾驭把握得当，在处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时，需要更加精细而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所谓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或主料与辅料，又或者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等分别，于史事真伪的判定作用极大。至于近代史，一般而言，这样的判断固然不错，可是比照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复杂性，仍有表面之嫌。近代学人强调有几分材料出几分货，但材料不会直接说明事实，或者说，材料只会展现记录人所知和所以为的事实。而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除了最简单的真伪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梁启超即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15]二是记载错误。[16]
严格说来，所谓第一手资料的真与对，也是相对而言。历史上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位置、关系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千差万别，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在于立足点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各种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罗生门现象因此变得相当普遍。前贤所谓以汉还汉，只能剔除后人的叠加，不能区分当时的异见。就此而论，史学求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的真与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种，而且不会再发生变化，但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即使是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牴啎矛盾，间接材料的差异往往由此衍化而来。当事人的记述无论由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差异，间有放大或掩饰的故意，却不一定是有意作伪，不仅所记大都是真（当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这一史事，同样是真。前者是他们的眼见为实，后者固然有部分曲隐放大，但他们如此记述，仍然是真实心境的写照。研究历史，一方面要通过比较不同的记述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何以记述不同，尤其是为何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述。探究史事的真与解读相关各人心境的真相辅相成，只有更多地了解所有当事人记述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更加贴切地接近所记事情的真相。
古代史的材料遗存有限，仅凭一般正史或各种断简残篇，很难深入这一层面。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称：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学界多注意上述文字，而未能将紧接下来的这段话做连续解读：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有鉴于此，陈寅恪虽然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尤其是利用材料别具特识，[17]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根据残余断片穿凿附会，以免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18]
晚近史料遗存的丰富详尽，使得学人不必依据残篇断简神游冥想，但是因为数量过多，边际模糊，形成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仍然难免穿凿附会的流弊。因此，处理近代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办法，应较研治古史深入一层。具体而言，既然当事人的记述各异，不可能与事实完全重合，但又并非全伪，而是部分真，则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权威性不必事先假定，至少无法区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较为可信。引证第一手资料能够直接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大体过程等比较简单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难以哪一位当事人的记述为准。所以，所有类型的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各种相关记述，并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似地前后左右了解语境，理解文本，把握错综复杂的相关关系，或许可以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
在此过程中，探究相关当事人何以如此记述与再现事实的本相相辅相成，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渐呈现。就此而论，所谓重建史实，迄今为止，仍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缺一不可。一再强调要将历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化，尤其是生物学地质学化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
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地域啊！[19]
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史家呈现出来的史实，其实是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关系乃至各人当场的心理活动，所有历史人物及其思维行为原景实地再度复活，重新演历一番。不过再现的途径形式是严谨的考证比较，以实证虚，而非文学的创想。
分科治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误会科学化造成的既定状况，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史料太多而缩短战线的不得不然。恰当分门别类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否则指鹿为马而不自觉。材料与史事之间，本来存在受时空约束、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畛域自囿之下，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由于不能清晰了解把握史料边际，未免有几分盲目，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下手，也不知何时可以出手。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成，都在侵蚀晚近史研究的整体性。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要想纲举目张，执简御繁，胸中有数，放眼读书之外，掌握各种目录索引并由此了解系统，至关重要。而使各种资料变得触手可得，对于破除狭隘的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必由之路。
三 史料的编辑出版与史学的扩展
解决晚近史料边际模糊的一大障碍，是资料的收藏、出版与利用条件，与史料的规模相比，极不相称。目前晚近史料在保存、利用、整理、出版等环节，形成难以解脱的连环套，导致史料的收藏单位、出版机构以及读者和研究者相互纠结的诸多困扰。
晚近史料虽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收藏却相当分散，查访、搜集、利用极为不便，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同一人的著述、同一种报刊、同一人的日记函电，甚至同一本书的不同部分，分别藏于几家乃至多家图书馆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图书馆因为这些资料的数量大，内容杂乱，很难全面梳理分别，评估把握又缺乏恰当的准则，而且大都够不上古籍善本的标准，只能采用一般规则收藏保存。而晚清以来的各类史料虽然时间不过百余年甚至不到百年，因为普遍改用机器造纸印刷，可以存放的时间远不及古籍，加以保管条件相对较差，阅读者又较多，磨损、霉变、虫蛀、松脆等情况相当严重。对此，不少图书馆采取收费、限制借阅甚至禁止借阅等措施，但是一来不准翻阅未必能够收到保护文献的效果，甚至反而会加速损坏的进程。某省图书馆清代文献的大范围毁损，要因之一，即不准查阅，须知过去藏书楼还要定期专门雇人翻书。二来晚近史与今人关系密切，研究和关注者日益增多，限制措施加剧了图书馆与社会公众及研究者的矛盾，使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纳税人意识的不断增强，至少对于公立图书馆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长此以往，公共图书馆方面收藏保存与借阅服务的两难局面势将日趋严重。
研究者同样面临两难，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料约束。一方面，学人因为条件限制，掌握资料的难易程度相去甚远，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状态，坐拥书城者可以足不出户，而选题的范围相当宽广，否则四处奔波，选题还须严格限定。龟缩于一地一人，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长此以往，还会产生以无可奈何为大势所趋的虚幻自大。另一方面，垄断资料导致对资料的迷信，由此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所谓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读新材料；二是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参证，研究某人即以某人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甚至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在专题研究之下，材料的限制使得一项研究很难被重新验证，研究者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如今日的考古界，能够接触实物者水准有限，解读运用，错误百出，而高手则苦于无法接触相关文物，尽管疑窦丛生，可以提出反证，却难以正面立论。于是，因为史料不能完整平等公开地提供给所有的研究者，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同时，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或者则干脆不顾史料，以举例为归纳，以断章取义得来的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无知者无畏，完全不顾是否能够贯通史事与材料。
出版界也遭遇棘手难题。晚近史料的多、散、乱，保存状态的恶化和限制性措施的加强，导致整理工作的诸多滞碍，出版也就无从谈起。由于不少资料具有唯一性，收藏单位往往向阅读、整理等使用者收取高额磨损费，若是作为出版之用，所收底本费和磨损费更是如同天价。出版近代史料，卷帙浩繁，投资成本高，销售风险大，再加以高额底本磨损费用，不免令人望而却步。如果的确出于保护文献的目的，未可厚非。可是有时使用者要求将所有文献复制两份，以便将原本妥善收藏保管，今后只借阅复印本，却得不到正面回应，令人怀疑动机是否真诚。除了国家财政、法规上确有一些不合理规定的因素外，收藏单位的观念严重滞后，当为主因。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并非旧式私家藏书楼，向学界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事，因为其职责只是代纳税人管理公共财产。
目前照搬古籍整理办法出版近代史料，进度太慢，远远赶不上史料毁损的速度，况且近代史料的校勘，至少不比古代文献来得容易。全用标点整理的办法，能够胜任的学人大都无暇，目前的评估体系又不鼓励，而水准不够，又难免乱来。今人整理点校的各种近代文献，错误随处可见。即使行家里手，因为今典本事太多，很难掌握周详，无力面面俱到，误读错解也在所难免。在傅斯年等人反对疏通的影响下，本来作为史家基础的文献注疏，变成文献学者的专门，又分属文史两科，治史者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做专题研究，文献整理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专题研究训练出来的学人，好将个别经验放大，往往喜欢擅改前人用字，如清人校勘典籍以及近人治先秦子史之学一般，改订旧文，多任己意。[20]由于原本难得一见，阅读者即使心中疑惑，也无从比勘正误。整理出版者鉴于费力不讨好，只得裹足不前。
根据现况实情，首要应当考虑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大规模照原样出版近代史料，以实现保存与使用的双赢。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布局下，调动各级政府和收藏、研究、出版各方面的人力物力，以适当形式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分工合作，有计划按步骤地有序进行。如果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由兼通各面的适当人选主持其事，将是较为完善同时也是最为合理节省的途径。但从目前情况看，各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在细分化的格局之下，图书、档案、出版、学术等部门关于整理出版史料的观念态度做法各不相同，学术界的不同学科甚至不同研究时段之间也是意见分歧，极少能够统合全局、兼顾各方的通人，而各执己见往往不过画地为牢的所谓行规。其实，分的眼光只是后来认识的局限，并非天经地义的道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窃以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唯有以收藏机构为单位，大规模分类影印出版，才能多快好省地逐步实现。具体办法为：
（1）优先与愿意开放并提供底本的史料收藏单位（包括私人藏家）合作，作为示范。目前图书馆和档案馆对于大规模出版历史资料的意见不一，《清代稿钞本》的出版，首先即得益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开明，他们相信图书乃天下公器的公理，以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和完全开放的态度，愿将所有馆藏贡献于海内外同好和社会公众。在其带动下，广东省内其他图书馆也有意效法。
（2）精选底本。学人与藏家选书的标准历来有别，大规模出版近代文献，取舍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内容和研究需求，以及存世的多少，兼顾版本。办法为：优先收录日记、函电、文集等未刊稿本钞本，其次为孤本珍本，再次为内容、版式等有异的刻本。
（3）借鉴台湾沈云龙编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法，有整体设想，而不强求整齐，以来源的难易定实施的先后程序。根据愿意提供底本的单位或个人的收藏情况，相对集中，原来分列的个人诗文集合并，同类文献则汇集编排。报刊或分时段，或依类型（据形式或内容）。
（4）原版影印。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最正确，最有效，目前文献整理出版要求校勘标点，而晚近史料过于庞杂，内容纷繁，又缺乏能够胜任整理之责者，因而整理的速度远不及资料毁损的速度，而整理的效果则未见理想。原版影印，可以在最短期限内大批复制，并保证不走样。待到多数学人能够直接接触相关史料，然后从容从事精加工，不仅进行较为便利，而且有随时验证的可能。
这样做或许与现行古籍整理的原则标准不尽一致。如果上古、中古、近代史料遗存的多寡会影响各领域史学研究的重心办法的差异，则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不应削足适履，强求与古代一律。
晚近史料要探明边际，目录编辑至关重要，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编目，尤其不能满足于依据各种分别的编目而做的集合目录。名录之外，最好还有篇目，以便把握文献的内容大要，逐渐明晰条理系统。目前最大的难题，当在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往往不完整，报刊部分最为突出。近代报刊的发行渠道开始大都不稳定，印数很难确定，一旦畅销而致脱销，很快会出再版本，有时甚至连续三版四版，而首版与再版的版式、序号、广告、插页等，常常有所变动。首版本一般不易得或难得其全，如果强求一致，则大都无法操作或事倍功半。稿钞本甚至刊本也有类似情况。如陈澧稿钞本的来龙去脉以及各家的收藏详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散在境内外若干家图书馆，而各家对于出版一事的意愿差距较大，或限制太严，或索价过高，只能望洋兴叹。目前的权宜之计，只有暂时将就兼用不同版本，以待方便之时陆续增补。有的书刊藏本太少，不仅版式难期一律，连退而求其次的将就兼用，也遭遇重重障碍，不易凑齐。如此，与其束之高阁，不如因陋就简，将来条件成熟，再渐次补齐。这样做自然不会是上佳之策，却不失为情非得已的可行之道。
总之，在目前情势下，如果强求近代史料的完整，并且非要统一规划才能大规模出版，则此项事业或许只能留有以待。如果先将愿意公诸同好的藏本刊出，一则可以推动其他公私各藏家，因为虽然有些机构收藏较多，既非完璧，亦非独有，尤其是刊本部分，割据封闭则奇货可居，各家尽出，则垄断不复存在，资源优势逐渐降低，态度势必发生变化。随着各家收藏单位出版意愿的增强，出版成本会相应下降，陆续仿效，终成完璧之时指日可待。二则有助于研究，只要有一家藏本在手，即使其他几家未刊，学人也便于阅读时逐一比勘，以免雾里看花，循环反复。如果因为悬的过高（且往往片面）而举步维艰，无异于因噎废食，恰如近代政府追求国民教育的高标准，结果反而使得大批贫民子弟无书可读，岂非本末倒置。
或者担心未经任何整理，读者无法使用。这样的担心可谓杞人忧天。沈云龙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陆续汇集在台湾及海外所能找到的有清以来各类史料，影印出版，尽管只占相关时期文献总和的很小部分，而且未做任何导读解说，却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包括大陆在内，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学人使用的最普遍的资料汇辑。如果连这样的资料也无法解读，可以说根本不具备下手研究的基本素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因为体例上没有编排的限定，只有本子的取舍，反而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不会造成框缚。比较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顺序分为12个专题，并有归类，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况且，即使诸如此类编辑整理的资料，也不可能扫除所有的阅读障碍，反而可能在文字的细节上出现不少加工错误，在体例的编排上形成既定的视野导向，约束甚至误导读者。近年来各种资料文献的导读，固然不乏佳作，可以指点迷津，但也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伪劣，误导众生，贻害无穷。
傅斯年认为，史料越生越好，以免将后来的主观强加于人，不仅误读错解当时的人事，而且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用一定的框架来局限，反而缩小减少其应有的内涵和价值。此说固然有抹杀一切前人的主观，将书仅仅当作材料的偏蔽，忽略了包括撰述者在内的前人的主观，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只是其真实性不一定相对于所记录的史事，而是记录的态度。但是正如考古发掘一样，以今日的认识能力与技术手段，大量的重要信息在发掘过程中势必遭受破坏，甚至永远消失，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样，才是最理想的方式。沈云龙所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辑录的资料，限于条件，已经竭尽所能，不过百分之一，还是能够嘉惠世界学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晚近史料的出版，应以所能提供文献的数量、版本、内容、保真程度为据，尽可能有利于相关领域研究的进行，不宜拘泥于用一般古籍整理的标准和办法来衡量裁夺。
晚近史料的出版，影响不仅限于学术研究。一般而言，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着重于追赶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变成他者，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则希望重寻自我，想知道我何以与众不同、我何以是我。这样的重新定位，无疑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入手，并且比较其他，尤其侧重于自我认识。在相应的历史阶段，日本、韩国都曾将近代史料大规模重新印制。同时，在此阶段，人力、成本等各方面条件均处于支撑此项事业的较佳优化状态，一旦坐失良机，就只能徒叹奈何。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大规模整理出版近代史料，正其时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四大发明中的两项，即造纸和印刷术，与文献密切相关。中国的古代典籍在世界堪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可是与近代史料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四库全书收书3000余种，已经是最大规模。而各类近代文献的任何一项，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古代文献的总和。一方面，尽管近代工业发展，制纸业突飞猛进，印刷的规模大幅度扩张，就保存时间的长短而论，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代手工纸，目前用机制纸印刷的各类文献几乎都已到了保存的临界点。另一方面，晚近文献一般尚未提到古籍保护的层级，整理办法又基本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则。照现在毁损的程度与速度，用不了多久，许多重要史料将像地球上的生物物种那样永远消失。继续按照目前文献的编辑整理出版这样个别进行，不仅顾此失彼，而且缓不济急。当务之急，应是多快好省地有计划大规模原样影印出版，优先解决保存与使用的两难问题，既让更多的学人比较便利地看到所有原本，可以从容进行深度整理，又能进一步加强保护措施，减少人为因素的破坏，化弊为利，两全其美。
多快好省地出版近代史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收藏与保存、整理与出版的两难，还将对晚近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以往因为史料的边际模糊，捉摸不定，搜集不易，出版又遥遥无期，可遇不可求，研究者看不到各家藏本，一方面难以把握材料与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无从下手研究，不得不辗转求证，人云亦云，另一方面又急于解释，于是只好借助外来理论，将材料与史事的时空联系完全抽离，填入既定的框架。正是由于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道，任意条理解释，而难以验证。多快好省地出版近代史料，将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
或者担心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海外学人财力十足，如鱼得水，实则恰好相反，大量原生态史料的问世，断章取义者当然有所顾忌，严谨学人也难免临歧裹足。面对庞大史料，学人或许会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凭借少量秘笈或借鉴别科陈说猎奇构思而随意立论的做法或许将有所收敛。随着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史料的边际日渐清晰，将推动学人逐渐把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当然，那时能否读得完又会成为难堪重压，继续考验学人的智力和体力。
总之，晚近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的保存状况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畛域自囿，后者隔义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治史须先因后创，由博返约，先识大体，胸有成竹，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象，坐井观天，甚至指鹿为马。要想改变晚近史料收藏与利用的两难，恢复史学应有的整体性，当务之急，必须解开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晚近各类文献资料，使得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学人将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事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并且因缘史料的繁多，探究进一步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从而化弊为利，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使晚近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古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