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
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学术者，又万世之业也。故学者之令名，积久而后彰，其所恃者，在少数气味相投，不轻许可，而永久继续之智识阶级。若一时众人之毁誉，则所不计也。[28]
近代以来，与时俱进的学人常常在引领时代风气与被风气推着走之间左右为难，梁启超即是始而造势继而趋时的典型。趋时难免媚俗，特立独行，未必能够影响于一时。后来钱穆屡屡批评清季民国的学人倡导为学术而学术，以致学术不能影响大众，而他本人的努力，包括借助媒体和做帝师两面，均不免为人所诟病。其晚年的境遇，更是似乎重蹈对社会缺乏影响力的覆辙。实则学人如士夫，作为社会良心，无论环境顺逆，必须坚执气节，坚守道统，不计一时之得失，成为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变动所围绕的不变轴线。
和学术交流相似，学术批评，与其说是裁量对象，毋宁说是检验主体。恰如刊物对于文章的取舍，所体现的是编刊者的品味和鉴赏力，时下通行的将学术刊物统一划分等级，并以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为论文好坏的标准，未免本末倒置。论著一旦形成，除非作者再度修改，否则不会发生水平的变化。佳作无论发表于何处，均不失为佳作。而劣作发表于高等级刊物，声名受损的不仅是作者。专职编辑大多就文本加以技术性评判，很难依据事实和材料进行学术检验；而在专家之学盛行的时代，不大讲究明道的同行评议，往往暴露分科的陋识，缺少全局的洞见，甚至仿佛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形屡见不鲜。若一切都以各自专门的狭隘眼光看待，领悟不到，自然无缘识别鉴别。
同样，奖项、答辩等，即使抛开背后包括利害关系在内的环境时代因素的影响，主要也是体现评委因人而异的见识，所评著述并不会因为看法评价的好坏而有所变化。所以，评价其实是以固定的标的物检测不同评论人的眼界品味，之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因为批评者的立足点和视野“远近高低各不同”。要想拿捏得当，恰如其分，实为至难之事。在整体中安顿于适当位置，才能得其所哉，若是见识不高而身居要津，又不自知，妄加议论，信口开河，且美其名曰见仁见智，同样属于不能藏拙，适以露丑。可惜瞎捧和胡批的情形过滥，非但不能起到奖优罚劣的作用，指示规则，开启方向，反而模糊是非，令来者无所适从，加重学界乱象。于是越是等而下之的著述，似乎越容易引起广泛共鸣（至少从博士生考试所见如此）。加上人为因素作祟，不当评价日趋泛滥，佳作不得好评，伪劣大行其道，淆乱学术，误导后生，罪莫大焉。
学术评价其实是应用已有知识裁量新知的体现。问题在于，就个人而言，未必掌握所有已知或是虽然有所了解却不一定得当；而已经掌握的知识同时还应作为吸收新知的工具，以便不断充实调整已知。如果一味将已知作为裁量的准则，便是假定自己掌握了全部人类的已知，且完全认识得当，不必扩充新知。如此，很可能误会实深变成经验之谈，包括专家在内的不少学人将由音韵训诂入手治经子的乾嘉考据与晚清民国的考史混为一谈，便是显例。
以时下的学术风气而论，近代曾经发生过的诸多乱象，或许还会重现，高明如沈增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相继指示的规则，普遍并不遵行。但曲高和寡，轨则却不因从者的多少而变易。治学须心向极高明处，才不至于小成即堕。就此而论，接着做比凿空蹈隙要求更高，而做什么、能做什么和怎样做，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只是致众从和博时名往往伴随有各式各样的现实利益，令具有一定超越见识和意识的学人也不能免俗，偏重生前名利得失而忽略身后的口碑清誉。人不通达，学问自然难以贯通无碍。
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所以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中外，还须沟通各门各类。可是本为整体学问的史学，由于史料繁多和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影响，近代以来却被不断肢解，专家之学流行，读书但求为人，加上不当的学术交流与评价标准，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导致学界乱象渐深。只有回到本原，把握学问系统及各部分的渊源流变，执简御繁，放眼读书，温故而知新，破除分科的成见和局限，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以免盲人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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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承焘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327页。
[2] 《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引自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52～54页。庞加赉（Henri Poincare）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等，使科学得以发展。
[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页。
[4]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28页。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2页。
[6] 详见拙著《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九章“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第337～372页。
[7] 《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第167页。
[8]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中华书局，1995，第676～677页。
[9]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23～226页。
[10] 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4页。
[11]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
[12]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页。
[13] 关于点、线、面、体之说，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第2页。
[14]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第319页。
[15] 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302页。
[16]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17]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页。
[18]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263页。
[19] 参见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3页。
[20] 《姜亮夫自传》，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251～252页。
[21]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302页。
[22]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第429页。
[23]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59页。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281页。
[25]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第3页。
[26]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第1～4页。
[27]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第1～9页。
[28] 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1922年4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