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电的文字，有时因作者的某种喜好而变得晦涩难懂。如章门弟子钱玄同等治文字之学，每每于行文中弄些假借隐喻之类，或玩文字游戏以自娱自乐，或故弄玄虚以炫人耳目。通信双方或许心有灵犀一点通，却苦了旁观者和后来人，因为不知其心中的今典，用心揣摩或乱猜一气，往往游离于本意本相，不能与之心意相通，难以达到虽不中亦不远的境界。
阅读函电尤其是书札原件，首先要解决认字的问题。此事在昔日一般或许不成问题，但在越来越少运用手书的当今以及将来，恐怕会越来越成为使用者难以逾越的障碍。除非大量引用各种日记作材料，否则看日记一般只需认一人的字，因为具有连续性，即使不懂书法，也可以熟能生巧。看来往书信则不仅要辨认多人的字，而且有时来函仅此一例，无从比照，解读的难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是阅读编校的刊本，认字的主要问题当然先期由编者解决。编辑像《汪康年师友书札》这类以原件为底本的函札，认字的功夫较编辑一般文献更为重要，也更容易出现错误。下这样费力却未必讨好的笨功夫，实在是惠泽学界的大好事。否则利用者难免视为畏途。如端方档中来往书信的数量大，史料价值高，但因为文本解读不易，陌生人事极多，利用者往往取巧，只征引档案中的奏折咨文等官文书。其实这类材料固然重要，可是不免官样文章。只不过清代文书于书写文字要求极严，尤其是奏章所用馆阁体，不仅工整，而且少误，较阅读排印本更加容易。若论史料的直接性，则往往不及函电。趋易避难的结果，反而舍近求远，始终隔膜。
不过，近代史料庞杂，史事繁琐，很难完全解读其中的今典本事，使得认字一环极易发生错误。正如廿四史的整理，最难标点准确的为《元史》。各种近代史料的标点本，哪怕由行家里手负责整理事宜，复经高明指点审阅，各式各样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来往函电牵涉大量人事，以及各种人名字号，地名，书报、机构等专有名称，诸如此类的各种今典，要想完全掌握，绝无可能。可是不知则很容易误读文本，发生错误。所以说编辑近代文献，其难度犹在古籍之上，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再者，由于近代汉语中文的表达变化甚巨，编者失察，又过于自信，往往以为前人不通，好擅自改字，结果以不误为误，反而改成不通或曲解。有时甚至出现改错一字导致一片不通的情形。典型的一例，为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9页引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复诚忠雅三君书》，因为不解居首的“诚”为何许人也，影响及于整篇书信内容的理解，不知所言何事。据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诚”应为“諴”（第342页），沈荩字克諴，则这封写给沈荩、唐才常、狄平三人的复函，所言实为沈荩密谋北上行刺西太后等人之事。
除了公开的函电，一般而言，信函大都是私密性的，前述种种曲折，一般无碍通信双方传达信息，交流意思。而真正的密函密电，至少在发送者写来，更是要传达实情真心，因此尽可能简洁明了。但因为事情隐秘，生死攸关，大都希望收信人不传六耳，即时销毁，能够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有的后来落入敌方之手，下落不明，如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家被抄出的大量函札，都被清政府付之一炬，抄录下来的副本至今也不见踪迹。即使侥幸留存下来的密札，因为沧桑巨变，难免散佚湮没。剩下的断简残篇，不见前后左右的关联，解读起来，较一般函札更加困难。不要说捅破窗户纸，即便当事人传达的真心实情，也在残缺不全中变得扑朔迷离，读起来往往不免有雾里看花之憾。
解读函电必须熟悉相关人事，才不至于望文生义。重要的函电往往更加难读，原因之一，就是各种相关事实情状不易了解把握真切。尤其是秘密函电，为了防止泄密，大量使用密码代号，使得后来者难以破解。清季各省大员为了及时掌握朝廷动向和内外消息，纷纷在京师设有耳报，探听和提供信息。传递这些密探得来的消息，必须想方设法掩人耳目，以便万一失泄，还有可以遮掩转圜的余地。既然是密报，价值自然在其他书信之上。但正因为是密报，解读较一般史料难度更大。盛宣怀档案中的“齐东野语”即属于此类。虽然编辑出版有年，认字的问题已经解决，可是迄今为止，已被利用的却相当有限。有时甚至互通函电的当事双方，虽有事先约定，也会因为指代隐喻太多且变换太快而陷入迷茫。
庚子勤王，公开旗号之外，不同的政治势力还有各种密谋，需要彼此暗中联系。夏曾佑在屡屡遇到无法完全读懂来函之意的情形下，专门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16]保皇会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互通函电的密码代号表，用以查阅指称的相关人事。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与潜伏于平津地区主持文教工作的秘密机构电报联络，为了保密起见，后者相关各人所使用的代号频繁更换，以至于有时中央方面的接收人也不知所用代号究竟指称是谁，不得不在下一封电文中特意询问清楚，以免造成误会，影响工作进展和人事布局。
不同的人，习惯做派各异，即使写信的风格以及内容的详略深浅，也是形形色色。之所以因人而异，不仅出于写信人的偏好，而且取决于通信双方的关系，并受到境遇变化的影响。解读函电，与日记一样，不仅要看文本，还要由熟读文本进而比勘各种相关资料，查知作者的为人行事及其所经历的各种人与事。今人好以函札展现书法，其实书法好的人写信往往较为随意，例如康有为、钱玄同等书法高手，因为自信狂放，敢于信笔涂鸦。反观书法略逊一筹的梁启超等人，一般情况下写字却极为认真，唯恐被人指摘讥笑。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顺逆起伏的变换之间，感受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时也会影响到书信的形式内容。据说梁鼎芬赋闲时写信一般较长，反之，春风得意时则较短。
用函电作为史料，最好有来有往，以便相互印证。若仅看一个人单向度的函电，不了解相关的史事，只能就纸面理解文字，很难通晓函电全部内容的本意及其具体所指。中国不但书信的历史悠久，而且具有注重史籍和珍视文字的传统，许多人不仅保存珍藏来信，还过录留底去函。这样有来有往的记录，对于历史研究是上佳的材料，弥足珍贵。最为典型的如当年丁文江等编辑梁任公年谱长编，收集到来往书信二千余通，成为长编的主要依据，其体例为其他长编难以仿效。近年来编辑出版的诸如康有为、盛宣怀、汪康年、缪荃孙、张元济、陈垣、胡适以及待刊的刘承幹、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往来函电，为深入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陈垣的年谱长编主要也是依据来往书信铺排而成。即使有的往来书信能够直接对应的所占比例不大，只要应用得当，也不乏可以前后参证之处。
已刊的各种来往书信，大都按人编排，好处是便于查询，弊病则是脱离时空位置，不见同一时期与不同人的联系，以及通信各方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这往往是解读两人之间函电内容旨意的重要参证。所以最好再依照时间顺序将来往函电编排一过，以便比勘。一般而言，函电虽然可以认作直接材料，提供判断史事的重要证据，可是由于对象有别，不要说写信人不可能直接完整地陈述事实与看法，即便完全充分地表达己意，也仍然是根据其所见所闻的复述，严格说来还是一面之词。在经过内证外证的检验之后，至多只能断言某人关于某事如此说或有此说，而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事实就是如此。实事的本相，必须前后左右上下内外比较参证后，才能大体近真，而无法完全重合。
与不同的人通信，因为相互之间亲疏敌友关系不一，表达真心实情的程度自然有别。从不同时期的通信中，可见双方关系及其变化；从同一时期与不同人物的通信中，可以前后左右地综合考察写信人思维行事的本意实事。这不仅对于整体理解写信人是如此，对于具体认识通信双方的关系同样如此。就写信人而言，戊戌、庚子之间，汪康年与以趋新士人为主体的各方人士频繁通信，其对象上自枢臣疆吏，下至会党土匪，如果不能全面解读，仅就部分立论，势必各执一偏，不能整体认识和把握汪康年其人，以为其不仅貌似忠厚，而且真的胸无城府。实则汪康年社交广泛，严复称之为“知类通达”，不仅指“闻善必迁”的态度而已。[17]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称：“盖穰卿宗旨谓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18]关于此节，汪贻年进一步描述道：
先生好客，出于天性，在两湖书院时，凡名流之客于张文襄者皆与纳交。其后设《时务报》于上海，则凡在上海之名人，于政治、学术、艺能、商业负有声誉与夫来上海者，无不踵门投刺求见。先生亦无不迎候访问，夕则设宴以款之，相与谈天下大计，或咨询其所长，或征求其所闻见，故于各地之人情风俗，与其人之性情品行，无不明瞭。尝手辑一书，取平日所见之人，分省隶录，并详著其所长，题曰：曹仓人物志。其留意人材如此。先生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无不愿一见先生。[19]
联系汪康年戊戌、庚子间的所作所为，这样好交际应酬，当不仅是天性好客或士人交游那样简单。政海之中，结交愈广者，心术往往愈深，其言行难以凡人常理度之。
汪康年与人通信，延续其广泛交结的风格，给不同的人写信时态度各异，须将同一时期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札前后左右参看，才能把握其真实意向。例如单看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往来书信，则会产生似乎汪的所有言行都是秉承张之洞旨意的印象，从而得出汪康年是后者在新党中的代言人的结论；若是不能解读《汪康年师友书札》中会党首领的来函以及有关庚子反清廷兴民政密谋的诸多信函，一味就汪康年与新党的往来函件申说，则以为像汪康年这一类士绅不可能怀有奇志异心。其实像他这样有意结交三教九流者，政治权变的幅度远较一般人为大，不能与坐而论道者同日而语。任何万一的选择，都会在其考虑之列。
就此而论，《汪康年师友书札》不仅为研究汪康年本人提供了绝佳的材料，认真梳理解读，可以印证上述说法，而且对于认识其所经历的一系列隐秘大事以及相关各人，均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由此可见，汪康年其人其事远较一般学人乃至专门研究者所以为的复杂难解。单一面相描述出来的汪康年，不仅千人千面，无所适从，而且很可能将汪康年故意示人的面具当作本相，徒令逝者讥笑于九泉之下。
就通信各方的关系而论，若单就其中两人一条线似地着眼立论，很容易偏蔽以致误会，误解彼此关系的实情。如果仅仅以两个人之间的来往书信作为判断通信双方关系的依据，看法可能流于似是而非，虽然看似信而有征，与立论的凭借相符合，却很可能是真的假象。即便属实，也不过是从某一角度体现的某一层面的真实。实际上，通信双方的关系，不仅体现于双方的来往书信之中，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自与其他各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为了了解和认识双方关系的实情真相，至少还要比照各自与其他各方的往来函电，相互参证，才有可能把握其关系的好与否，或是哪些方面尚好，好到何种程度。例如从以胡适为中心的来往书信看，孙楷第与胡适的交往及其对胡的看法似乎不错，两人论学的文字往来频繁，孙楷第对胡适的期许甚高。但是参看孙楷第与陈垣的书信，就知道孙楷第对于胡适的学行其实不无保留。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孙楷第和胡适其人，更有助于全面深入周到地认识两人的关系以及彼此之于对方的心证。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历史研究中不胜枚举。有时当局者和后来人都各执一端，以至于好以两极观点立论裁量的研究者无从置判。如号称天下幕府之枢机的赵凤昌，晚清民初牵涉各方的诸多军政大事，东南互保、南北和谈等，都与之关联紧密，甚至于在其惜阴堂中密谋协商决策之后，才为各方权力正式采纳公布。赵凤昌与南北官绅新旧各种势力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而又深得各方信任倚重，以致各方都有意礼聘其出任枢密顾问。可惜如此重要的人物，迄今为止，不仅正史之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即便独立的传记也难以成立。究其原因，藏札等直接材料长期未能公布，而坊间流行的各种笔记掌故的记述，不易取为确证之外，受非此即彼的两分史观影响，难以解读材料，难以将其人其事安放妥当，适得其所，恐怕更为关键。
类似的事例还有张元济。自从戊戌被贬之后，张元济就很少涉足政坛，自然也就不会再度失足。可是他并不仅仅是不失足而已，在波谲云诡、动荡不宁的20世纪中国，还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尤其是辛亥国体变更，政权鼎革，以及五四时期各种文化思潮和社会风潮接踵而至，张元济都能从容应对，既对新潮推波助澜，又与老辈往来唱和。关于章学诚研究及其年谱的撰写修订以及《章氏遗书》的出版，历来作为胡适、姚明达等人与日本的内藤湖南等人的中国研究争胜的显例，实则背后通过刘承幹，张元济还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以及一干被视为遗老的海上老辈牵连广泛。张元济来往书信存有大量相关信息，只是研究者目光不及，或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罢了。[20]
调整此是彼非、截然两极的观念，认真解读各种反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来往函电，可以在充分认识人的复杂性的同时，深入一层把握史事的复杂性，进而尽可能重现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
书信经过整理编排或转述，往往掺入编辑者的主观，影响史事本相的呈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所录大量各时期的往来书信，本来是照本全录，后经康门弟子多人签注，有意识地将原函的一些重要内容删去，例如庚子勤王运动中，梁启超等人一度背着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密谋反清，多份函件涉及相关史事，均被有意剔除。结果凸显了梁启超与孙中山矛盾纠葛的一面，使得双方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如果不是原函尚在，又经学人有心抄录部分，要想破解谜团，还原真相，极其困难。
随着各种往来函电的编辑出版以及人际网络研究的兴起，有学人注意到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利用往来函电构建人脉关系网络。此说固然，但是如前所述，仅仅以某个人为中心的来往函电建构人脉网络，容易出现偏蔽。理想而难度较大的办法是，将相同或相近界别的多个人物的来往书信结成平面关系网后，再相互叠加，形成立体式的网络，每个人都处于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的应有位置，以免以个人为中心的视角单一和片面。如利用胡适、张元济、刘承幹、缪荃孙、陈垣、傅斯年、顾颉刚、鲁迅等人的来往书信，大体可以结构近代学人的关系网。而蒋介石、胡汉民、朱家骅、阎锡山等人的函电，则可以构建国民政府时期政界的关系网。如果要进而沟通政学两界，还要再将不同界别的网络合并。如此，则历史人事无限延伸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性渐次呈现，各种分门别类的专史乃至分科的畛域不攻自破。
善读者须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参证所有材料，熟悉相关人事，做到这一层，整体上或可较每一个别当事人更能体察理解各方关系以及各自所要表达的意思，将相关人事得其所哉地还诸本位，甚至举手投足皆能查知其旨意动向。治史达到如此境界，能在实事和精神层面重返历史现场，方可谓善之善者也。
三 历史档案的属性及应用
治史尤其是研治晚近历史，档案无疑是重要的取材，而且一般视为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直接材料。由于这样的材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又被称为第一手材料。古代史直接的材料为数不多，有意不治近代史的傅斯年，只举出毛公鼎、卜辞和明档案作为直接材料的代表。前二者同时又是器物，只不过是带有文字的器物。这种毋庸置疑的物质性，使得看起来“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21]所以，史家治史，特别是近代主张不读书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学人，往往踏破铁鞋，千方百计地寻找直接材料，而档案自然是一大宗。
史料越近越繁，档案尤其如此。如果说中国现存档案始于唐代，那么时段的下移与档案的数量不仅成正比，而且几乎是几何级增长。同时，档案又有秘密的意味，包含不少尚未解密、人所不知的尘封历史。按照现行的档案制度，定期公布，可以拨开迷雾，一窥庐山真面。所以，相比较而言，研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对于档案更加倾心，无论选题如何，有无必要，都希望借档案以增色；如果找到人所未知的档案，更是如获至宝，以为不仅可以扩张材料，更加能够填补空白；甚至有唯档案是求，只靠档案便可治史之说。
其实，档案究竟是一种材料的类型，还是一种存放材料的方式，至少就现状而论，不无可议。目前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往往会收藏保存相同或相似的文籍，如函电、日记、文牍甚至报刊等，若是存放于图书馆，哪怕是特藏，一般也称为文献，在博物馆则成了文物，而保存于档案馆，便一言以蔽之曰档案。即使是官方或半官方文书，如清季各省谘议局的各项文件，在各地分别入藏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也是依据收藏单位之别而冠以不同的名目。
反之，一些理应属于档案的东西，因为没有存放于档案部门，或曾经以各种方式被编辑出版，从而转换成了其他的文献形式，后来者便往往不以档案视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汇编》所收录的《谕折汇存》与《阁钞汇编》两种，其内容主要为上谕和奏折，无论用何种尺度的定义，都毫无疑义应是档案。只不过曾经由民间报房将《京报》所不能尽载的明发章奏抄录汇编成册，按月发刊，便无法满足人们探秘窥视的心理。就信息而言，其中固然已经没有秘密，却包含了相当比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隐藏着众多未经解读的史事。如果认为既经中间人手整理编辑抄撮，或有所取舍删改，价值难免降低，尚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因此就不成其为档案，恐怕也太过牵强。
细究之下，目前关于档案的起源、本意和定义，无论取法古人还是借鉴异域，都是言人人殊，甚至各国相关的法律解释，也是因缘各自的历史文化，内涵外延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连什么是档案，或者什么样的文献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叫作档案，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状态。既然档案的语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则重视档案的异口同声之下，其实各自所欲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每个人心中的所谓档案，实际指向可能千差万别。
若据今日的一般观念，存放于档案馆的就算是档案，则档案馆所藏文献的类型繁多，概言之曰档案就是原始材料，就是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显然过于笼统。以为档案所存不仅是信史，而且是全史，更是过于拘泥而执一偏。
首先，目前任何档案馆所藏，极少堪称完璧，或当时因故未能入档，或事后保管不善而有所散逸。前者如“小报告”，应是研究清代政治的重要材料，可是目前各档案馆藏品中极为罕见；后者如几经周折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文书，已经化为纸浆者不知凡几。有些理应入档的文件，却始终查无下落。如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大量信札，1898年12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
昨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22]
这些本该作为重要证据或把柄的信函，原件已被焚毁，应该入档的石印本，迄今为止，也不见踪影。所以，除个别例外，档藏文献即使不能一概而定为少数脱离之片断，至少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多数资料之汇集。
明乎此，仅仅依靠档案，不仅无法认识历史的全貌，而且对于理解档案本身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有时仅用档案千回百折依然只能隔靴搔痒的人与事，在其他类型的资料当中早有明确记录，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势必事倍功半。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阅读其他资料有助于解读档案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从而将档案放在适当的位置，起到成活一片的作用。不善于细心读书者，才会出现不用档案则于历史本相根本误解或茫然无知的情形。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寻找前人未见书，绝非治史的大道正途。
公开鼓吹不读书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傅斯年也明确指出：
必于旧史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23]
可见严耕望所说“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确是至理名言，不仅适用于古代史，同样适用于晚近史。善用档案者固然对于档案用功较多，尤其是能够参用各方档案（如研治民国史比勘国共双方档案，研治外交、战争、冷战史征引各国档案，而研治传教史则最好能够将教会档案与信众的一般档案相互参证），可是如果没有档案以外的功夫，例如人事、制度的理解把握等，所得实难出类拔萃，不同凡响。
其次，档案所藏资料，未必可以全当信史。姑且不论档案当中各类资料杂陈，即使是严格意义的档案文件，也未必能够直接证明历史的本相。近年来解密一词常常与档案相联系，原来或许是媒体力求耸人听闻、制造悬念而故意夸张，学界不能免俗，也借此引人注目。其实政治常有密谋，因而档案亦有秘辛，实为平常之事。许多政治外交等军国大事，充满幕后交易和暗箱运作，外界很难获悉相关信息。虽然不至于毫无蛛丝马迹可寻，可是没有封存秘档的文件为据，仅仅依靠间接资料不免猜来猜去。坊间对于宫禁以及高墙大院中事，历来充满好奇，传闻甚多，可为谈资，却难以征实。这些本来不宜放上台面的东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但如果始终不能公之于众，亦会有害于社会，因而逐渐形成制度，定期解密。诸如此类的秘密文件，在解密之前即使以各种形式有所披露，也可能存在删削改窜等情形，如各国正式出版的外交蓝皮书之类。难怪坊间对于档案充满好奇以至探秘猎奇的心理。
多数档案在封存一定期限后予以解密，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一大好事。不过，档案的开放未必能够使得所有的历史谜题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雍正继位与光绪之死，尽管各种档案俱在，而且早已公诸天下，可是“铁证如山”之下，依然聚讼纷纭。更为重要的是，档案中占据最主要部分的官方文书，如果不善于解读利用，反而成为官样文章，使头脑不够复杂者误入歧途。古今多少帝王被奏折所误，虽然是小说家的戏词，却一语中的，较拘泥刻板的研究者更能洞见文本背后隐藏的种种玄机。而综合融贯公开的间接材料，也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虽然前苏联一再矢口否认，学界早已确定为不争的事实。后来档案公布，不过最终印证众所周知罢了。所以强调直接材料极端重要的傅斯年也说：“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24]
历史与材料的关系还不止上述，退一步说，即使所有的档案都是第一手材料，即使所有的第一手材料都是历史的直接记录，史料与史事之间仍有极为复杂的联系及分别。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求真，虽然也有人因为求不出而根本怀疑真相是否存在，毕竟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既不会因为后人存疑而化作乌有，也不会因为来者的臆测而变换形态。但是，发生过的史事至少迄今为止还无法直接显现，必须由当事者的相关记述来探求研判，有人因而将前者称为第一历史，后者称为第二历史。以此类推，那么应用第二历史即相关记录也就是所谓史料来研究第一历史也就是史事本相的结果，其表现形式即所撰写的著述当为第三历史。史事周折复杂，相关者的记录本来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况且有的亲历者根本不予记载，有的虽有记载而因故销毁，有的则有心保存却不幸散佚。所以，遗留下来的记述无论怎样详尽，也不可能完整覆盖全部史事的各个层面。史家由整理材料而逐渐近真，仿佛将碎片联缀成形，其间必有缺漏，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像拼图，毋宁说似着棋，在高明者看来，方寸之间的形势，不必填满便可成竹在胸。况且，历史上有时实事并无直接证据，必须力透纸背，以实证虚，才能水落石出，而容易得到的直接证据，很可能又是陷阱迷阵。
进而言之，即使机缘巧合，当事各方将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完整无遗地详加记述，而且事后又得到完好无损的保存，留待后人及研究者充分利用，史事本相仍然不可能自动显现，因为当事人或利害各异，或立场有别，各人的记录说法难免充满罗生门的歧异现象。除去主观故意的因素成分，即使当事人力求忠实地记录所见所闻，也还是各有侧重，或者说他们的眼见为实难免有心证为之先导，当时的记录已经是各自心中的历史，后来者或见闻不广而偏识，或见识不够而误信，辗转传述，层累叠加，又形成无数以讹传讹的间接材料。若研究者鉴别力不足，缺乏整理史料的本领，扑朔迷离，真伪莫辨，取舍不当，非但不能近真，反而更加失真，所撰写的第三历史即史书，不仅盲人摸象，而且看朱成碧。
有鉴于此，无论记事还是治史，都只能近真，不可能将全过程与各方面完整再现。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好疑者误以为尽是有意作伪，善读者则从伪书中可见真材料。所有类型的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关记述，并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所谓俱舍宗式地前后左右把握语境，理解文本，或许可以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在此过程中，探究相关当事人何以如此记述与了解事实的真相相辅相成，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渐呈现。
治史重视档案，中外咸同。历代修史，尤其是官修正史，大都调阅相关档案，甚至主要依据上谕奏折连缀成文。档案无疑是治史的重要凭据，可是如果以为档案才是史料的主体，历史的真相基本仍然尘封于档案之中，不利用未刊档案就不能知道历史的轮廓大体，恐怕未必尽然。《清实录》与《东华录》的编纂，即征引了不少清代档案。就连陈寅恪认为多系辗转抄撮一般不宜引据的《文献通考》一类的文籍，刘锦藻编撰《续文献通考》时也大量利用档案，其中有些部分原档或已散逸，因而治晚清史事不能不加以征引。而《谕折汇存》与《阁钞汇编》持续时间长，刊载内容多，更是已经将相当数量的发抄谕旨章奏及时编辑成册，公之于世，并且留诸后世。
今人重视档案，可能更多是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倒未必是“传统史学”的流风遗韵。而西人重视档案，一方面因为有教会的长期传统及其诚信保障，以及监督政府的体制和习惯，连带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档案即是信史，未必对中国档案的实情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以档案为凭据，也有阅读上的便利。档案中的公文书，大都书写工整，尤其是清代的章奏，不仅规定了专门的书法字体，而且严禁错误。这对于很难辨认手写草书者，实在有扬长避短的极大便利。否则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类史料，即使不致临歧而返，也很难下手，更不要说争胜。如果国人同样缺少识字的功夫，当然只好舍己从人，以别途为大道。君不见档案中极具价值而难以辨识的私密函札往往被搁置绕过，所炫为秘宝而详加征引者大都官样文章，而且其中不少早已在各种政书或《谕折汇存》《阁钞汇编》之类的文籍中部分或全文披露。不顾主题如何，有无必要，过信档案为确证而滥加征引，甚至以为只要援引档案就成佳作（大洋彼岸据说颇有此风），装点门面之余，不无哗众取宠之嫌。一味以发掘档案来填补空白，看似创新的捷径，实为取巧的歧途，陷入近代学人凿空蹈隙的窠臼覆辙。
尘封的档案不可能完全掩盖历史的真相，档案的解密也未必能够直接展现真实的历史。如果治史真的靠解密就能真相大白那样简单，创造历史最轻而易举的途径不是写史，而是毁尸灭迹或伪造材料。或者主张治史唯档案是求，不看文集、日记、函电、报刊等其他各类材料，唯档案是从，不信其他记载。其弊至少有四：其一，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备，未必尘封，善读者用常见资料亦可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其二，熟悉旧材料，才能运用新材料，已有材料不熟，新材料的价值也会视而不见，识一字成活一片当然无从谈起，只能钻空子找漏洞，所见有限，易致偏蔽。其三，许多用档案周折复杂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其他材料中早有现成答案，费时费力不说，结果还形同废辞。其四，以档案为信史，太过简单。历史至为错综复杂，档案与其他记载抵牾而档案未必正确的情形所在多有。
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类型的材料，用分别的办法整理解读材料，适得其所地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关键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所有相关材料。善于治史者，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若是一心找自己想要的材料以组装历史，而不看材料所显现的历史是什么，或是虽然想看出却误读错解以至扭曲变形，则尽信档案不如无档案。否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很可能落得个两处茫茫皆不见。
《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汇编》收录《谕折汇存》和《阁钞汇编》两种，均为研治晚清的重要文书。清季大事多，变化剧，而阁府部院的文书多未归档，已入档者又流失不少，且各类政书编撰不足，包括官报在内的一般报刊所载，又相当零散，学人依据《光绪朝东华录》和《清实录》等，只能了解大略。《谕折汇存》和《阁钞汇编》汇集了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官方文书，且未经后来成见的分类取舍，可基本以原型补相关史料的巨大缺漏。《阁钞汇编》一种，知道者不多，使用者更少。而且即使知道用过者，关于其编辑出版、起止时间等信息，也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海内外一些著述有所提及，可是文字不多，却错误百出。相比较而言，学界对《谕折汇存》的了解略多，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六月的部分，台湾曾经出过影印本。不过限于条件，所掌握的底本远非完璧。
关于《谕折汇存》和《阁钞汇编》的编发及起止，长期以来众说纷纭。198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印了油印本的《〈谕折汇存〉总目》，据编辑者的出版说明，所依据的底本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元年至二十七年石印本《光绪谕折汇存》，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排印本《阁钞汇编》并每函所附《华北译著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故宫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排印本《谕折汇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奏疏便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宣统元年至三年《华制存考》。另外，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阁钞汇编》残缺，又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等单位的藏书补全。
这份目录，《谕折汇存》的信息较为完整，综合其他资料，可知《谕折汇存》的编发始于光绪元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因《政治官报》即将出版，政务处奏请令报房编印的《谕折汇存》和《阁钞汇编》一律停刊。不过，《谕折汇存》先是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改名《奏疏便览》，继而又改名《华制存考》继续出版，直至清亡。《〈谕折汇存〉总目》所说光绪三十四年仍有《谕折汇存》，而《华制存考》始于宣统元年，疑误或缺。如果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之后仍有《谕折汇存》名目的出版物，当为各地的翻印本。光绪十九年征文馆印行排印本时，曾将光绪元年至十七年四月底的《谕折汇存》择要编辑《谕折录要》，每年装成一函。《〈谕折汇存〉总目》所据光绪元年至二十七年石印本《光绪谕折汇存》，其实只是《谕折录要》。汤象龙说其搜到的《谕折汇存》的材料，最早的是同治十三年的。而方汉奇认为《谕折汇存》创始的时间不详，大约在同治、光绪之际。现存的旧版《谕折汇存》，多数出于光绪年间。其实，汤象龙所说，应指光绪元年发刊之初《谕折汇存》中含有同治末年的章奏，并非确认同治末年已有《谕折汇存》。
不过，对于《谕折汇存》和《阁钞汇编》的关系，《〈谕折汇存〉总目》当有所误会，因而不仅将总题目定为《〈谕折汇存〉总目》，不及《阁钞汇编》，而且用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阁钞汇编》的目录与前后的《谕折汇存》衔接。尽管出版说明用词较为谨慎，称为《谕折汇存》等书，还是很容易令人误解《阁钞汇编》与《奏疏便览》《华制存考》同类，只是《谕折汇存》一段时期的变名。实则《阁钞汇编》与《奏疏便览》《华制存考》不同，是与《谕折汇存》同时并行的另一刊物。不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间，《谕折汇存》仍然出版，在此之后，也有《阁钞汇编》的存在。
《谕折汇存》的刊发，与《京报》渊源甚深。《京报》所载，为内阁和科钞的宫门钞、上谕及章奏，由于每天所发谕折众多，而《京报》篇幅有限，只能选录其中部分，而且《京报》阅过即弃之，不易保存，所以报房又将未刊已刊的谕旨奏折汇编成册，每月一本，以便翻检留存。有时还会标明“京报全录”字样。若有遗漏，则不时增补一册。清季由政务处或政治馆发抄的奏折数量增加，亦有每月两本的情形，或将政务处发抄的单独编辑成册。
至于《阁钞汇编》，当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的《清议报》第100册所载《中国各报存佚表》，丛报类录有《谕折汇存》《京报》等，而无《阁钞汇编》。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下旬《时务汇编》续集第26册的《新旧各报存目表》“现有册报”类，则有《阁钞》和《谕折汇存》。1905年5月中下旬，天津《大公报》连载《报界最近调查表》，《阁钞汇编》条注明是壬寅年北京商办。至于该表称《谕折汇存》于乙未年开办，当指改为排印的时间。目前所见最早的《阁钞汇编》，全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的上谕和奏折，折片按六部分别。其发刊时间应在光绪二十八年正月。
在《谕折汇存》之外，需要另刊《阁钞汇编》，应与庚子以后国内外局势的剧变关系密切。1901年1月底，还在西安行在的清廷下诏变法，并广泛征求内外臣工的具体因革意见。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7月，诏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了清廷的态度，使得各地对于朝局动向的信息需求大幅度增长。1901年，张百熙应诏上《敬陈大计疏》，提出创立官报，虽然主要针对民办各报挟清议以訾时局，乱是非而淆视听的状况，也试图改变官吏不知民情，草野不识时局，致上下不喻意，内外不通情的局面。[25]政务处成立后，拟编《政务处汇编政要》，已经发布广告订单，因故未成。
相比于官方的迟缓，民间报房的反应迅速得多。《阁钞汇编》《华北译著编》的同时发刊，体现了唯利是图的报房对于重要商机的敏锐嗅觉。而新政事务繁多，各种新制新规层出不穷，相关的谕旨章奏急剧膨胀，各地迫切希望有所依据参照，原有的《京报》《谕折汇存》等，多刊发各省例折，于在京各衙门折件，仅千百之十一，无从取裁。外务部为洋务总汇之区，六部为天下政事根本，尽管《阁钞汇编》已经出版，依然不能满足各地官民的信息需求，官员们还是不断奏请刊发阁钞，交报房印行。经政务处大臣议复，拟将内外各衙门奏定折件，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其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刊行，日出一编，月成一册，以便流通传观，外间可周知现行政策。[26]开辟新的信息渠道之外，以后又筹办《政治官报》，以确保信息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开始《谕折汇存》等由报房印制销售，后来书局加入刊印发行的行列，如《谕折汇存》由拮华书局征文馆印发，《阁钞汇编》由华北书局印发。此外，各省也有书局翻印销售，如安庆正谊书局自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起即翻印《阁钞汇编》。今人失察，误以为是安徽最早的近代报刊，其实这不过是延续翻印《京报》的旧例，而非新事业的开端。
这些由民间商业性机构编印的明发上谕和发抄折件，汇集了京内外各衙门的大量官式文书，保存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的重要资料，可以视为档案的初步整理刊行，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由于这类文献并非传统的所谓善本，亦非由朝廷官府正式编辑出版，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饱经沧桑，散佚严重，留存下来的又分散于多家公私收藏机构，极少保存完整，研究使用者难以窥其全貌，更无从系统利用。这也是各项相关信息长期语焉不详的重要原因。两种汇编的合辑出版，无疑将为研究者的参考利用提供极大便利。
有清一代，为中国历朝制度承上启下的枢纽。大体而言，海通以前，集历代皇朝体制之大成，此后则应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而后一转折，至今仍然制约着中国体制变革的取径及形态。《谕折汇存》和《阁钞汇编》，恰是清廷上下循旧惯开新政以应变局的集中记录。当时广刻刊发，即旨在遵行仿效，有俾实用。今日研究者除了作为一般史料使用之外，还可以与档案未刊部分进行比较梳理，一则鉴别原有与留存的多少，二则考察发抄与慎密的分别，三则比勘印本与原件的异同，四则探究已知与未知的史事，进而融会贯通，当于晚清史尤其是清朝变制的情势人脉取法决策，以及由此以来中国制度变革的症结趋向等，认识深入一层。
大型文献的编辑出版，理想的办法当然是汇集整合所有的底本，以成完璧。可是，以今日的实情论，恐怕难以做到。即便偶有成功先例，必定成本极高，不足为法。退而求其次，只能以收藏机构为单位，陆续汇编出版，以期逐渐臻于完备。虽然难免重复和良莠不齐，毕竟是较为可行且多快好省的唯一途径，可以实际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相关文献的大规模出版。否则，一味求全的结果，势必因噎废食，使得天下寒士徒叹读书之难。
四 报刊的史料价值
（一）报刊为近代史料的一大类
报刊为近代史料的一大主要类别，其数量极为庞大。据统计，自1815年中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以来，至1911年，在中国和海外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有136种。这一数字估计至少还有一二百种的遗漏。当然，也存在有目却已经找不到实物的情况，甚至有的虽然发过预刊广告，还将详细目录公布，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而胎死腹中。后来学人编辑报刊名录，限于条件和见闻，很难将所有名目与实物逐一核对，只能依据各种相关信息进行著录的情形所在多有，因此其间存在一定数量的差额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