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办报创刊，相对容易，甚至可以一人之力单独举办一种期刊，如后来被傅斯年等逐出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损，民初就办过一份期刊，名为《林损》，所有栏目的撰稿和编辑，都由林损一人包揽。这份期刊虽然也分栏目、期号，实则不过是林损自己著述的定期发表而已。因为办报办刊的人财物力成本相对较低，手续较为简便，虽然自晚清以来各种报案不断，风险未必很高。民国时报刊的增长速度惊人，截至1949年，中文报刊总数达4万种以上，其中报4000余种，刊36000余种，为清季报刊的20余倍。晚清民国号称史料的大发现时代，以往所重视和强调的主要是古代史，其实各类新发现的古代史资料相加，与近代史料的扩张速度幅度相比，真可谓九牛一毛。只不过当时人所认为的“近代”尚在进行之中，包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内的学术机构，不愿将年代太近的时期纳入研究范围。而作为国民党党化教育重要内容的革命史，虽然对于后来海峡两岸中国近代史架构的形成至关重要，当时却遭到不少大学或明或暗的抵制。
由于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在编辑报刊名录时，不同时期的取法有别。例如期刊目录的编辑，1960～1990年代，据中国50个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所藏1833～1949年9月以前的中文期刊进行过三次编目，尺度均不一致，其结果直接导致所编目录的详略不一。
在编辑报刊目录的同时，有关部门很早就注意到以各种现代方式保存老旧报刊的作用和意义，并实际展开相关业务。目前归属国家图书馆的缩微中心数十年来以全国各图书馆藏为底本制作缩微胶卷，已制成的报达2900余种，刊则有1万余种。相关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之中。
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一些文化出版机构还陆续将重要报刊制作成可以全文检索的数据库，以便查阅利用。这项工作现在开始以较大规模进行，有可能带来学术研究的革命性变化。当然，如果使用不当，也有可能产生预想不到的副作用。
尽管近代报刊的编目、保存、整理乃至开发利用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与实际需求及保存状况相比，还有不小的扩展空间。
其一，迄今为止，报刊的编目主要集中在期刊方面，而报纸尚未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编目。究竟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创办过多少种报纸，时空分布、类型组成、具体名称如何，只知概况，不得其详。
其二，已有的期刊编目还有不少缺漏。有的前人以为失传，后来证明还存在，如《开智录》。有的本来存在，当年编目时遗漏，如《灌根年报》。有的或许是否期刊，尚有疑义，因而并未列入，如《阁钞汇编》。历次编目，主要根据各大公立及学校图书馆的馆藏，中小地方的图书馆、特殊机构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私人藏家的信息基本未能收录。
其三，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的情况没有得到系统清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条件限制，各馆程度不同地存在书与目不合的情况。即使近年来重新编目，也很难做到彻底清查，尤其是被错置或尚未清理编目的部分。凡此都会影响编目与实情的契合，有碍于学人读者的利用。
其四，著录的收藏信息不够准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以及增订本、补充本的一大优点，是提供了各刊在相关各图书馆收藏的基本信息，依据这些信息，读者能够掌握各种期刊存世的总体情况，以及具体的卷、期保存于哪些图书馆，便于按图索骥地查找。当然，由于现在各图书馆鉴于所藏晚清民国的报刊毁损情况严重，纷纷制定了严苛的借阅限制，利用起来很不方便。或是因为多数已经有了缩微胶卷，除非有影印本或副本，纸本报刊一般很难借阅。就编目本身而言，所依据的主要是各馆原来的编目，原目的信息如果不准确，势必影响综合目录的编制。近代报刊的数量虽多，但一种报刊在一家图书馆收藏完璧的情形却不多见，往往需要著录多家图书馆的信息，才能拼成全套。而各馆所藏各刊的情况极其复杂，有时综合目录某种期刊所据各馆，未必是收藏最为完整的，结果使得从目录所见该刊的收藏信息不能覆盖全部，实际存世的卷、期，可能超过著录。至少已经过目的期刊，此类情形并非个别现象。
其五，缺少一些重要信息，主要是版本。古人治学讲究从版本目录入手，不同的版本所提供的信息，寻找古本，对于相关研究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报刊虽然与古籍有所不同，但版本的问题同样至关重要。晚清民国的一些重要刊物，往往多次再版，有时还会改变形式，因而存在初版本、再版本、翻版本以及汇编本的分别。再版本与翻版本，可能改变序号、页码，汇编本则将各期的相同栏目排在一起。一般而言，除个别例外，各种版本的内容不会改变，但是广告、插页则会大幅减少。至于现在的各种影印本，有时不注意，有时则找不到初版本，只能以其他取代。即使像《新民丛报》这样的著名期刊，海内外要想找到完整的初版本，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目前所知，除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存有全套初版本外，国内各馆均无完璧，影印再版时只能以其他版本补充。不少近代报刊在影印过程中，主持出版者往往以为广告之类占据篇幅太多、没有参考价值而予以删除，导致学术研究的价值进一步降低。
其六，重印的规模进度不够。个别近代报刊的影印重版，从1950年代起，即在两岸三地陆续分别进行，近年来更有较大规模的分类汇编出版。可是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报刊本体，能够再版的仍然只是很少一部分。许多重要报刊迄今为止尚未再版，研究者要想利用，自然是困难重重。
（二）善用报刊
或以为报刊所载，不过坊间传闻，难以征实。此说未免过于拘泥而略显迂拙。近代学人认为，利用史料要有平等的眼光。主张治史要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就说：“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27]善用材料者伪材料可以见真历史，否则任何类型的材料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陈寅恪即将“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的史论，视为重要材料，“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28]
不过，讲究史料学的学人又将史料分为一手二手、直接间接，相比之下，更加重视一手和直接资料。即使按照这样的区分方式，报刊的类型也很难一概而论。报刊所载论说、函电等，固然是当事人的直接表述（当然也不排除有辗转得来的可能），此外，晚清的报刊还刊登上谕和奏折，民国的报刊则登载官方文告，这些可以归入档案的文件，一般被视为第一手直接材料，并不能因为载于报端就失去应有价值，变成间接材料。就连其他消息，也要看其来源是否可靠，是否由访事人、记者亲眼目睹或直接采访得来，不能一言以蔽之曰道听途说。有些消息当时查无实据，却系事出有因。清季民初一些参与军国大政机要者，不能或不便直接表达异议，往往借由中外报刊披露相关信息，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而形成压力，如中日“二十一条”等。由于报馆与政界的关系益趋紧密，彼此牵连，所引起的政局动荡，如丁未政潮之类，近代史上常常出现。
当然，报刊作为史料的一种特殊类型，如何使用，在与其他类型的史料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多少还是有所分别。
明以前有一些勉强可以算作报刊的文献，不仅数量少，价值也相对较低，即所谓断烂朝报。除了专门研究之外，关注者不多。清季以来则大不同，报刊的数量大幅扩增，内容极为丰富，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形。就种类而言，清季报刊的数目似不算大，多数报刊的寿命较短，可是也有一些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发行卷数多，尤其是日报，日积月累，且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毋庸讳言，清季报刊受体制和立场的局限，采访制度不健全，甚至访事人的身份地位也不明确，道听途说与一面之词不在少数，很难保证报道的如实。民国时期，办报办刊的技术手段不断改进，报业的经营化有所提高，从业人员的细分化与职业认同相辅相成，政治与社会环境也有所改变，但总体而言，与清季相比仍然只有程度的差异。而具有各种党派政治势力背景的报刊大幅度增加，使得看似随意放言高论的背后，波谲云诡，暗潮汹涌。
了解晚清民国报业及报界的实情，可以更好地体会运用报刊作为史料的奥妙之处。大体而言，除了一般史料的基本功能外，报刊资料主要有用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回到历史现场的重要凭借。今人治史的一大困扰，是与前人前事较为隔膜，不易理解把握时代风气及各色人等思维行事的本意本相。若是但凭己意度人，势必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要想理解前人前事，唯有回到历史现场。欲达此目的，唯有广泛阅读各种史料，如图书、日记、函札以至音像等，而阅读报刊，无疑是较为简便可行的途径。通过顺时序大量阅读当时的报刊，可以逐渐找到亲历者的感觉，能够回到历史现场，与近人感同身受，消除隔膜感，从而对当时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其二，可以补其他资料连续性的不足。一般而言，除日记外，文集、书信乃至档案，都是时断时续，很少连续记录同一事情没有缺漏。而日记一般而言虽然是连续记事，却因个人偏好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有所取舍。尽管跳空补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技艺，毕竟有一定误判的风险，而且细节的多样性很难凭空想象。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彼此参证，可以补充相关资料连续性活动的细节记述的不足。
其三，可以综合测量社会的普遍反应。在其他类型的资料中，事件和言论的社会反应至多只能片段显现。只有报刊可以多方位多层面地持续展现社会各界的各种反响，使得相互作用的社会运动能够动态呈现。
其四，特定报刊与特殊人群具有密切关系，材料相对集中。近代史料虽然繁多，可是研究具体问题时又常常感到材料分散，无从下手。如果了解报刊与各界的关系，则比较容易掌握线索，探寻脉络。今人治学，有的但知翻阅《申报》，以为所载可以覆盖大部分史事。实则《申报》的发行量当时固然首屈一指，其信息也只能兼顾社会各方面的一般需求，未必研究所有问题都能够取材于此。各地各类报刊当然是研究各地区各方面相关问题的重要取材，比较容易掌握。但是有的情况就要深入研究，才能把握。例如要想了解知识界尤其是北京知识界的动向，《时事新报·学灯》《北平晨报》《世界日报》《进步日报》无疑是各个时期信息量最多的报纸。
其五，可以各种不同的报道相互参证，避免片面看待历史。晚清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报刊，党派等政治背景明显，对于同一事情的报道，常常大相径庭。今人以此质疑使用报刊资料是否可信。殊不知任何历史记载，都有各种人为因素的作用，所以不能依据一种说法立论评判。从各式各样罗生门式的记述，比勘印证，一方面可以逐渐近真，一方面可以查知相关各方围绕此事展开的心路历程。治史每每苦于文献不足征，难以尽情深入。近代报刊的报道部分，正因为立场各异，口径不一，且顾忌较少，连篇累牍，反而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善用者能够据以充分展现历史的全息图像，从而大幅度加深历史认知。
（三）索引的使用及其注意事项
近代中国的报刊数量如此巨大，不要说竭泽而渔地遍阅，就是将一种发行时间较长的报纸从头至尾翻检一遍，学人也普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研究者往往只是查阅一两种较为常见而自认为重要系统的报刊，或是研究什么问题，再依据时段、区域、门类等做范围的取舍。这样做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连见闻广博、搜罗勤奋的陈垣也主张研治近代史宜分类研究，以便搜集材料。
凡事利弊相间，缩短战线固然利于搜集，但是预设范围与前提，也容易导致盲人摸象，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在没有了解近代报刊总体状况的情况下，研究者并不能胸有成竹地掌握其应当取舍的对象和范围，面对汗漫无边的报海刊洋，只好随便撒网，捞到什么算什么。这样不仅可能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还可能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
如果善用各种索引，则能够精博相济，化弊为利。索引固然不等于目录，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近似作用。除了前述的刊名索引之外，尤其重要的是还有各种篇目索引。一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对于《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当然有所认识，不过汇录一般只到1910年代，偶尔涉及1920年代，而1920年代以后报刊的数量大增，研究那一时段的历史，如果没有篇目索引，遍阅几无可能，设限又不知边际，未免进退两难。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研究，恰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岌岌乎殆哉。
其实，早在1930年代，一些政府和学术机构就编辑过多种书报篇目索引，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1）1934～1937年间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出版的期刊和日报索引；（2）1932～1936年间中国银行总经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每周重要书报资料索引；（3）1930～1937年间《人文月刊》每期附录的报刊索引；（4）1935年实业部经济贸易局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书报资料索引；（5）1935年岭南大学编辑出版的中文杂志索引。除了《人文月刊》的附录索引曾由台湾汇编单独出版外，其他数种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可是无论各类还是每一种，均很少完整，知道并加以利用者并不多见。至于其他分门别类的索引，分科的如教育、地政、心理、文学、行政、财政、农业、农村经济、法学、水利、昆虫、生物、外交、政治、工程、铁道、民族学、国学、体育、新闻学、统计资料、图书馆等，分专题的如抗战、战时经济、东西南沙群岛、东北事件、边疆研究、康藏等，专刊如《教育杂志》《清华学报》《科学》《经济导报》、政府公报等各种索引，收藏者并不全，利用者亦不多。
此外，日本的官方和学术机构出于种种目的，也曾编辑中文报刊的篇目目录。不过，相对于国内机构所编各种目录，其所据报刊较少，分类也着重于掌握资源的角度。如昭和15年，设于上海的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就组织兴亚院、满铁、中支振兴、华中矿业、华中铁道、华中水产等机构召集专家，利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图书整理部的2600种中文杂志，选取其中350种杂志所载重要论文编制出版了《支那文杂志内容索引目录》。该事务所所长清水董三所定凡例称：分类旨在实用，不拘科学分类。并计划续编另外400种杂志的内容索引作为第二辑。
索引固为治学津梁的变相，有助于消除盲目性，做到心中有数，可是使用起来同样有利有弊。概言之，放眼读过书的人用之则如虎添翼，否则可能有害无益。如果悬问题以觅材料，势必预设问题，用假定的关键词搜索篇目。而没有经过放眼读书，如何知道此一问题属于当时的问题，抑或后来的格义附会，其所谓关键词，是否当时人的习用，有无其他意思相同或相近的词汇。如此自以为是的检索，不仅势必难以找到实际相关的线索和脉络，即便漫天撒网所获的有限资料，也只能不顾全文前后左右的联系，当事人的问题及意思均不可见，一味强古人以就我。时贤以为用关键词做学问很危险，确系经验之谈，高明之论。尤其是使用那些未能遵守要义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但凭己意取舍报刊确立名词的数据库，必须慎之又慎，以免被其误导。
阅读报刊，不能单从字里行间找自己想要的材料，必须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办报的环境、报业的状况以及各报刊的主办、经营、编辑的具体情形。研究不同时段的不同问题，须知取材于不同的报刊。晚清京师自《公益报》披露封口奏折被禁后，报馆不敢刊登内幕消息，了解北京的情势应看上海的报纸。民初各地分立，不仅要看不同党派背景的报刊，尤其要看异地的报刊。如广州各报党派背景深，而长沙《大公报》较多报道广州的消息，相互比勘，可以避免偏听偏信。香港《华字日报》主要面向国内，早期几乎完全没有香港本地消息。而广东清季民初的报纸保存状况欠佳，《华字日报》成为研究那一时期广东问题的重要取材。
清季通讯社日渐设立，民初益形重要，尤其是一些外国通讯社，常常可以获得独家消息，甚至凭借强硬的政治势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垄断内部信息来源。如民初各报消息多来自日本通讯社，后者成为各报馆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讯社向报馆提供的通讯，占据各报的重要版面。可惜印数较少，存世不多，亦无目录，迄今为止，得到利用者少之又少。
不了解办报的人，只是翻检所需的材料，很容易望文生义。如《女子世界》的主办者和撰稿人几乎全都为男性，即使署名女性的文章，也可能由男性代笔。这种情况在清季乃至民初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据此类刊物所载的各种文字，充其量只能考察男性的女性观，并与女性的女性观进行比较。或者不察，直接据以论述女性的女性观，实在是缘木求鱼。最可怪者，此事20年前在下已经撰文考辨，指陈实事，迄今未见驳论，而后来者依然一往无前，全然不顾事实俱在。无知者无畏，至于此极，实在是学界的悲哀。
篇目索引之外，还有更为详细的具体报刊的内容介绍，如《辛亥时期期刊介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以及各地新编方志的新闻志等。这些书籍当然应该参考利用，只是出自众人之手，见识关怀难免参差；每位作者大都只负责一种或数种报刊，并不考察相互连带关系；受写作时代和环境的制约，介绍的重点选择未必适当，看法也不无可议；尤其是各位作者不可能海内外遍搜，只能就近取材，所见刊物未必完全。其中有的刊物学界长期以为散佚，偶然发现仍然存世；有的则当时另有全本或卷期较多的本子，作者未及目睹。作为参考可以，作为凭借则要慎之又慎。如关于《阁钞汇编》，目前所见不多的几篇介绍文字有的连编辑者都完全弄错，几乎可以说是不着边际。
（四）报刊的重版
近代文献的重版，采取何种形式为宜，书籍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之一，即究竟是影印还是标点排印。窃以为至少要先行大规模影印，然后再进行精雕细琢的标点排印，才能解决书多人少和时间不允许的几难状况，否则势必顾此失彼。至于报刊方面，大概没有异议，基本赞成并实行影印的方式，而且希望包括广告页在内的完整影印。不过，即使找到初版本完全影印，当时的广告附张即活页，图书馆也大都没有保存。相对于史事的丰富复杂而言，材料再完整也还是片断。所以治史如着棋，不必填满，不可局限。
虽然影印较为简便，实行起来也有诸多困难。难题之一，报刊的出版发行与图书有别，持续时间较长，中间难免各种意外，使得其中的部分有所缺失。所以尽管各馆所藏报刊的数量繁多，可是任何一种都难得完璧。难题之二，即使保存了某种刊物的全本，也未必是统一版本，尤其未必是初版本。如此一来，影印出版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底本难得其选。
面对如此局面，理想的做法当然是由政府等权威机构出面，采取各种形式，统一调配资源，使得所有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乃至私人藏家手中的报刊及其本子可以调剂匹配，在掌握全局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地推进编辑出版，以免资源浪费（包括出版和购置两方面），最大限度地达到优化利用。因为仅仅靠学人单打独斗或出版机构鼎力支持，哪怕加入商业运作，也只能少量进行，难以大规模展开。可惜这样的愿望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大概只是奢望，即使有关部门意识到也懂行，能否突破各种人为制造的壁垒，也还是未知数。而近代报刊多用机制纸印刷，本来保存期就不长，加之种种特殊情况，不少报刊在印制之际不得不使用劣质纸，保存期更短。不要说还有日渐迫切的研究需求，即使从保存的角度看，也已经到了非再版不可的临界点。
诚然，在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报刊的保存可以通过电子化等其他形式。可是一则电子化的保存同样受到技术的限制，容易丢失、损坏或无法打开，二则习惯于纸本阅读的人如今还占多数，电子阅读器本身也还须改进。所以，纸本的影印再版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形式。
既然理想的方式做不到，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愿意将所藏贡献于学界社会的机构为单位，尽可能选取较为完整而且重要的报刊，影印再版。尽管这样可能出现一些报刊不够完整或版本欠佳且不一致的情况，购置者或将不得不面对重复还是放弃的两难选择，毕竟聊胜于无，使得以往藏之于名山的珍贵文献变得普遍触手可得，在为读者提供容易借阅的实物的同时，也使重要的文化资源得到保存。当然，此法不可过滥，适用于文献不足的时期，且应在全面观照的前提下有所取舍。若是完全外行地胡乱拼凑，也会流弊无穷。
或者根本质疑大规模再版近代图书报刊有无必要，尤其是其中不少在各大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藏，认为应以各馆所藏为据，补充未刊或孤本即可。此说看似有理，实则大有可议。首先，即使省级以上的各大图书馆，藏书量及所侧重也各有分别，究竟以哪一家图书馆为准，势必言人人殊。其次，即便做得到统筹安排，要想各馆单独将未刊及孤本贡献出来，也是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理想之事，而且要么开价不菲，要么条件不少。再次，仅仅各大馆收藏，并不能为研究者最大限度地提供便利。君不见今日学人为了研究，花费大量金钱时间跑到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而一些机构限于相关规定，或主管认识不一，对于借阅近代的图书报刊文献未必提供方便，甚或以保护的名义设置种种限制，并且不断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干脆将文献藏于密室，拒绝向读者开放。有时读者为了一种书，千辛万苦地专程跑去，却毫不容情地吃了闭门羹。况且，收藏较富的大图书馆毕竟为数有限，即便一些还算过得去的大学，学人也往往苦于无米之炊。大学越小，选题越大，更是明证。坐拥书城而故标高的，是否也应有大庇天下寒士之心，为那些读不起书的读书种子设身处地着想，让天下多几处石头缝，以便大国手蹦出来？否则，章太炎当年“大学不出学问”的断言固成事实，学问在野则盛的野，也成了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岂不哀哉。
有鉴于此，大胆建言有心出版者不畏物议，以未必得到行内普遍认同而实际上唯一可行的方式大规模地编辑出版各类近代文献，以飨研究者和全社会，知我罪我，自在天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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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9～310页。
[2] 《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1～350页。
[3]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3页。
[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第1705页。
[5]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2～1353页。
[6]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6、1400～1401页。
[7] 陈衍：《石遗室诗话》（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395页。
[8] 《顺天时报》1914年7月16日。
[9]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第90页。
[1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709页。
[11] 《京师大学堂规条》，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第668～671页。
[12] 李光谟撰《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第102～103页。
[13] 鲁迅：《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55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第7页。
[15]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5～16页。
[1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53页。
[17]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2～113页。
[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96页。
[19] 汪贻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342页。
[20] 此事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王信凯撰写过专文。
[21]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43页。
[2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总4279页。
[23] 《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35页。
[24]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43页。
[25] （清）张百熙撰，谭承耕、李龙如校点《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第17页。
[2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1990，第47～49页。该书将相关奏疏系于光绪二十九年，应为二十八年。
[2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80页。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2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