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走马灯式的历史图卷和万花筒般的历史认识中学会四面看山，八面受敌，从你方唱罢我登场发现联系脉络，由语境理解文本，可以说是解读前人本意及内在理路的不二法门。由此可以借助其他工具，而不是用各种外来后出的架构肢解前人思想，再度拼装组合，而美其名曰重新条理史事，从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古人真相愈远的陷阱。历史真相实在，这一客观包含无数前人的主观，所以后人可以不断接近，却不能完全重合。在此过程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避免主观任意性，把握前事之形，了解前人之心，对于学人的智慧与耐力，无疑是严峻的考验。
海通以来，受西学的冲击和压力，学以国分或以科分相互作用，在分科治学的同时，笼统对应西学的国学兴盛一时。近代中国学人，多少都会与国学有些牵连瓜葛，就连志在输入新知的胡适，很大程度也是靠着整理国故暴得大名。自从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合并之后，已经渐趋消沉的“国学”概念及相应的实体机构（包括院系、刊物、团体等），即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港台虽然还有所延续，大多也只是此前国学的余绪末流。
近年来，国学忽然再度大热，建立机构，创办刊物，开设讲坛，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但仔细观察，似乎相关人士对于“国学”的历史并不熟悉，以为国学就是所有中国既有学问的代名词，凡与中国思想学术文艺相关者，都可以放进国学的大口袋；或是将国学等同于古典。恰如外国学人将未经儒学教育的梁漱溟奉为最后的儒家一样，许多并不愿以治国学为名的学人，被强制拉进国学家的行列，只是专家或略经古典发蒙的学人，则被披上国学大师的华服，似乎近代中国学界呈现国学无处不在，国学大师遍地走的景象。内涵外延无不模糊，结果反而令人对国学无从把握。这些或许可以作为近代国学史的续篇，只是二者的意趣大不相同。
历史上的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演化的过程，把握历史，从定义出发，往往苍白无力。因为历史并不因为后设的定义而有任何改变，而历史的生动复杂，也绝非定义所能概括反映。虽然概念往往后出，用后出的概念理解先前的事物，不过方便而已，既不准确，更不一定有效，而且极易误读错解前人前事。不必达到大师的水准，稍知历史，即不难了解，现在一些人称之为国学的东西，在中国早已存在，只是并非以“国学”的名义存在。古已有之的所谓国学，与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几乎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今人所讲国学，其实是晚清受日本影响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清季民国时经过几轮讨论争议，以及主题各异的发展变化，公开反对者有之，不以为然者有之。即使发明者和跟着讲的人，也可谓言人人殊。待到人人都会讲而且都在讲之际，在高明者看来，反而成为不必讲的唾余。当然，也不乏风头过去，才开始认真讲的实例。所以，国粹主义，不止一家，整理国故，也并非独领风骚。各人眼中的国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
概言之，国学的出现，可以说是近代国人对于西学乃至东学逐渐深入堂奥，渐有太阿倒持之势所感到的紧张的反映，此即所谓相对于新学指古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面对西学取中学而代之的汹汹来势，国人始而排拒，继之附会，接着有所反省。不仅思想学术等事，国语、国剧、国画、国医、国术、国服等，都曾相应于西提出“国”的对应，表现出对固有观念事物价值意义的坚持和忐忑，也不乏用外来观念重新估价甚至以后者为准绳的意味。有鉴于此，先前撰写的相关论文以及后来成书，即不做泛论和附会，只探寻近代国学的渊源脉络，讨论在那一时期标明为国学的人与事，以求理解各方所谓国学的本意及其衍化。这也就是前贤所谓求其古以探流变，以免求其是多师心自用的意思。
照此原则，挑选近代国学出现以来，各种各样主张和反对国学的代表性文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有助于来者寻绎其发生、发展、演化的进程，从各个视角层面观察国学是什么，进而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国学。也就是说，由阅读了解多种文本的整体意趣，体验贯通近人的远近高低各不同，以便揣摩领悟历史上“国学”的庐山真面。尽管这样的理解和把握仍然不免见仁见智，至少有所依据凭借，可以逐渐近真，而不至于强古人以就我。了解了国学的历史，也就认识了历史上的国学。这大概是唯一能够走近国学的途径和理解国学的办法。舍此之外，岂有他哉！知道历史上的国学究竟是什么，再来谈论什么是国学，才有可能不落俗套，不逞私臆。
此外，近年来，关于近代国学历史的研究逐渐增多，除了个别机构的探究能够基本网罗相关史料外，大都以手眼所及为据，而做一般性论断，一些议论或结论，或多或少带有盲人摸象的弊端。为此，五年前即策划着手编辑近代国学系年，希望尽可能完整充分地将各种相关资料一网打尽，循序排列，以显示各种人事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联，以免以偏概全。近代史料繁多，在古代百倍以上，任何主题，要想竭泽而渔，至少现阶段尚无可能，因而此事难度不小，目前仍在努力进行之中。
在现行的体制下，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想打破分科治学乃至分门别类和专题研究的狭隘界域，诚非易事。但至少不应以所治题目为读书范围，否则永无贯通之日。研治某人某事，只看直接材料，甚至用关键词索求材料，实在是相当危险的事，不仅所论不过孔见，而且容易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作为训练，广泛收集阅览近代国学文献，学习领会编年的办法及其之于史学的奥妙，体会校勘在治史训练方面的重要，对于读书治学大有裨益，可以拓展眼界，逐渐了解把握前后左右观念事实的内在联系，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当然，还须在相关范围内通贯古今，以免横通之弊。要想理解相关文献的本意，也需要四面看山。欲达此境界，以选本为门径则可，若以为范围，则大谬不然了。
基于上述认识，不必在众说纷纭中徒增新说，或将课堂讲义当作著述，而是尽可能多角度地提供前贤的见仁见智，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评判者，所议当否姑且不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看法和意见，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通过诸如此类的前后左右彼此参合，虽然未必能够完全和恰当地把握近代思想学术的史事及流变，至少可以跳出单向度的一孔之见，不至于将一种认识误认为历史真实的全部。循着由俱舍宗解俱舍学的语境式解读，可以逐渐接近历史的本相，理解前贤的本意，提升学术的判断力和鉴赏力。
史无定法，而好的办法至少有两条准则，其一，有实效。凡不能付诸实践或无法取得预期效应者，要么本来无用，要么鼓吹者错解。其二，难度高。后出方法意在超越前人，若能穷尽前人方法之效而上之，必定难度极大。如果只是面向青年后学，甚至一般大众，至多拾遗补阙，甚或自欺欺人，难免随风飘过，陷入所谓趋时者容易过时的循环往复。作固然须厚积薄发，述也不能等而下之。而个人治学，须向极高明处，教书却要不断面对后来的浅学者，只能循序渐进。要想深入浅出而不逾矩，相当困难。这也是晚近以来各位大家所预测指示的途径趋向往往和者盖寡，横逸斜出的标新立异却从者如云的重要原因，看似异相，实为正常。所以前贤要“但开风气不为师”，尤其不愿仅为“青年导师”。
执教至今，一直开设近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课程，按照今日分科治学的观念，此为一门三级或四级学科的内容。而本意则旨在讨论一般读书和治学的门径，决不以分科治学，尤其是分科之后再分段分类且自夸什么史或学的畛域自囿，更不鼓励后学以占山为王为夺取制高点，做草头王式的割据称雄，以免学术侏儒时代的恶名进一步恶化。晚清以来，读书逐渐变为读教科书，而教科书的体例编排又往往取自域外，遂养成不由教科书的概念即无法读书的怪相，误以为教科书所描述的就是历史，流弊深远。加上多将前人著述当作史料，不见作者的主观用意，所有的意思必须以后来观念重新认定，更加积重难返。
要推动学生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不要将大学读成高四至高七，由耳学而眼学，主动进图书馆博览群书的环节至为关键。多数抱怨在大学未学到知识的学子，原因之一，是不了解大学与中学的区别，仍然延续应试教育之下高中时代被动听授的学习方式，没有实现必需的主动转型。尽管时下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种种措施，颇有将大学上课向中学看齐之势，实际上大学教师的职责，主要是明道，即探求指示学问整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而非照本宣科式的讲授。若学生不读书，不问学，便只能盲目施教。所以，这门课程只有大范围的参考书目，而没有教科书或固定化的讲义，目的在于逼学生去图书馆读书，通过问学和讨论，逐渐形成自己对于历史和学问的看法，而不是仅仅借由课堂上听授教科书形成历史认识。这也是避免章太炎预言大学不出学问的可行之道。
近年在两岸三地继续教授此课，却面临新的难题，大学须有好的图书馆和好的师资，有钱虽能请人，却很难建设出有长期积累传统的图书馆。尝戏言大学唯一增值的就是图书馆，其余包括所谓高科技在内，都是高投入高消耗。而后设的大学图书馆，所开列各参考书以及数量繁多的近代中国书刊，收藏有限，借阅困难。当然，学生不会进图书馆找书，不喜欢看书，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随着网络资源的日益丰富，坐拥书城已是普遍状况，无书可读的情形一去不复返，而上学不读书的现象依然是各处的共相。某地媒体调查，除了上各种课程之外，大学生每天阅读的时间还不到一小时。为此，感到有必要编辑一本前贤相关文章的汇集，作为教科书使用，以解决找书难和不会找的问题，同时可以提供一个如何看待学问和历史的范例，去除成见，网罗资料，前后左右，探求学术的历史。
或曰，用一种观念看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历史就是教会人们相对、具体地看问题。前贤论述近代学术思想的著述，既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各人对相关历史的看法。为了便于初学者理解前贤本意，总体提供四面看山的视角而外，还要参看若干参考文献，以利于引申阅读，比较鉴别，理解判断。若能从前贤关于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见仁见智看出读书治学的正途大道，而不仅仅了解所谓学术思想史的史事与线索，则为幸事。
四 学术批评
近年来开设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是一门研讨课程，选修的主要是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其中重要内容，是各选一本适当的学术专著学做评论，以促使学生读书和讨论。选择的范围，可以在课程大纲开具的参考书目之内，也可以自选，标准为：（1）已成经典的著作；（2）确有实际贡献的新书。打假之类，不予考虑。那些趋时也容易过时之作，虽然往往能够引起浅学者的共鸣，也不在论列。经过学习，大都可以掌握撰写书评的一般技法，但也普遍遭遇没有适当参考的难题，开始阶段无从下手。同时，近代学术批评的历史已经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取向路径做法不无可议之处。于是想到选编一本前贤各种类型的书评，以利来者学习揣摩。
书评有两难，直入流于主观，且只能限于一般，很难论及高明；解语境则容易冗长，形成专题研究，大量陌生的人事，令浅学者不明所以。面对形形色色的见仁见智，后学者如何判断取舍，实为难事。不过，书评要想写到上佳，当然极难，粗通门径，然后循序渐进，也并非无轨可循。
除了文艺批评外，其他学科少有专门从事学术批评之人，因为分科治学之下，罕有学识能够观照全面而又在众多领域深入堂奥，成为学有专精的通人。如果批评者不是所涉及具体领域的行家，则其意见难以贴切恰当，不易取信于同行。反观近代，欧洲汉学仍不分科，而巴黎学派又聚集了一批高人，尤其是堪称国际汉学祭酒的巴黎学派领军人物伯希和，凭借其过人的学识和功力，越来越将写作的重心放在学术批评方面。在其广泛的批判笔触下，以巴黎学派为中心的国际汉学逐渐减少了原来的随意与外在，水准大幅度提升。尽管伯希和本人反而因此颇为后来的学人所诟病，指其琐碎无系统，当时中国学人却相当惊讶其博学强记，是少有的几位能入高明者法眼的域外学人之一，甚至是首屈一指的不二人选。
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取代巴黎汉学的中心地位，做法也有很大改变。转型期间，限于原有的学术基础，问题颇多。本来越过太平洋是要向西方新学取经的杨联陞，目睹状况，改弦易辙，反而回到欧洲汉学的立场，仿效伯希和，扮演学术警察的角色，这对于提升美国的中国研究水准，并取代巴黎的中心地位，贡献不小。受惠的异域学人对此予以很高评价。当然，在后来一些学人看来，教洋人读书的杨联陞似乎也难免重蹈伯希和的覆辙。
杨联陞萌生当学术警察的志向，显然受伯希和的影响，其用功方向也因而改变。这样的改变对于他本人、美国的中国学界乃至国际的中国研究，得失互见，利弊兼有。不过，杨联陞最初的目标，不但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而且包括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因为抗战长期动荡的影响，在缺乏资料等条件的情况下，战前积累起来的学院化学术的严谨逐渐涣散，乱象纷呈的学术界使得杨联陞等一批学人忧心忡忡，纷纷呼吁设法改善。抗战胜利不久，他致函刚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认为“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进而建议，各校加强通讯联系，经常交换教授和研究人员，分区组织史学会，开会讨论学术，并吸收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参加，合作整理并发表史料，搜访并保存史迹，合作编辑丛书和工具书等，尤其是“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书籍文章都好。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32]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些中国学人的共同心声。
中国早有学术批评的传统，只是形式与近代以来的差别较大，除了序跋、评点、注疏，学人多在相互通信或会晤时交换意见，或在相关著述中有所讨论，较少专门的书评，也没有发表的园地。将诸如此类的文字当成后来所以为的学术批评来读，极易误读错解前人的全篇本意。这样的传统在近代仍然发生作用，高明者往往不喜欢褒贬时人，更不愿以书评的方式公开、直接地表达对学术著作的不同看法。
当然，也有一些以输入新知为职志的学人，模仿外国同道，以书评的方式，或表达不同意见，或推介新颖的论著。梁启超和胡适即为代表。梁启超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不仅正式发表，而且亲自跑到北京大学做专题演讲，使得同样致力于学习外国的胡适私下里抱怨其不通人情。胡适也好发表书评，大概褒多贬少。这并非他没有批评性见解，而是公开的书评多选肯定，否定的论著，则在书信日记中表明意见。近年来，学术批评的历史已经开始进入学人研究的视野，可惜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少数报刊上专门的书评，而且所选择的报刊不无随意性，未做广泛阅读和区别取舍的功夫，盲人摸象，所论自然难以登堂入室。
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材料的别择包含两方面，其一，载体。晚清开始出现学术性刊物，逐渐成为发表书评的重要园地。民国时期，发表书评的刊物主要有图书馆刊、读书杂志、专业化的学术刊物（包括国学）、学术机构或团体的机关刊物、综合性学报以及报纸副刊（如《大公报·文史》《益世报·史地》等）。其中有的刊登书评虽多，水准却不高，大都是一般性介绍。选择哪些刊物为代表，本来已经主观，若事先没有广泛阅览，所定刊物以及相关讨论的意义，在整体脉络中的位置等，都难以把握判定。
其二，取材。好的学术评论未必以书评形式刊登于报刊，至少还应包括以下方面。
（1）学术著作的评审鉴定。最为著名的如陈寅恪、金岳霖等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扩而大之，能够纳入近代学术批评研究范围的层面甚多，如研究生的答辩，各种科研基金的评审（如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科研补助金），部聘教授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评选，学术奖项的评议，学术会议、学术演讲的讨论，甚至本科生论文的评语等，其中不仅故事甚多，而且可以比较各人意见的差异与见识的高低。
（2）序跋。写序跋与读序跋，很是一门艺术，如何坚持己见而不曲学不伤人，相当考究，解读时也须力透纸背，才能从江流曲似九回肠中体会一片冰心照玉壶，以免为过去学人往往好用其短的故意所误导。
（3）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往往涉及先期研究的评介。尽管这方面不少禹内学人至今仍不能认真对待，许多论著因而形同废词，无法纳入学术发展的脉络，为一大缺憾，毕竟治学如聚沙积薪，后来居上，已经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共识。
（4）相关研究的正文论及前人著述，又分为明指与暗喻两个层面。指名的讨论固然重要，实际的暗讽更值得注意。如余嘉锡的著作，续修四库提要等，都或明或暗地对当时的学术有所评点。只是对于暗喻的具体判断存在或然性，必须前后左右，小心求证，以免诛心之论，厚诬前贤。另外，历次学术论争，从一定角度看，也有书评的味道。如胡适的《说儒》，即吸引多位名家参与讨论，反复辩驳，且引发其他枝蔓，从中可以获得无穷信息，值得专题讨论。
（5）学术综述。近人每隔一段时间，好对具体学科的发展变化加以总结，留下了不少的综述或学术史的专著，整体如若干年来学术发展趋向，具体如国学及各学科的阶段发展概述。其中涉及众多学术著作的评价。
（6）书信、日记、笔记掌故、回忆录等私下的文字与口碑。因为少了忌讳，虽然有些随意，且无论证，却能够一针见血。总体而言，学术批评的高下因人而异，高明者的只言片语，常常比一般性的专门书评更加恰到好处。如陈寅恪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评点。当然，口耳相传的记述，是否表达本意，需要鉴别互证，如陈寅恪对古史辨的评价，包括其身边人士的说法，都未必反映陈的真意。此外，不少论学书信披露报端，已经超越私家领域，成为近代学术批评的体现，是否因而失去一些率真与锐气，也须仔细斟酌。
当然，要想写好书评，更重要的还是对所评著述涉及的领域有高屋建瓴而精深的把握领悟，能够接近甚至超越所评对象，否则难免隔靴搔痒。书评如治学，胸有成竹才能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这也是学术批评无法专门的关键。而理解内在理路的途径，由俱舍宗而俱舍学之法不失为正途大道。
选编书评的目的，并非提供近代学术批评史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选取若干范本，显示近代学人撰写书评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面。因此，取材重在书评的类型、书评与作者的关系等方面的代表性，而非所评的范围与对象。
这一时期新旧交替，中西混杂，各色学人，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及活动舞台，表现方式也因人而异。具体到书评方面，内容固然看法不一，一般而言，老辈仍未放弃以评点为形式，宋育仁对胡适和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主张，即逐句点评。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人的影响，不止于晚清即明治时期，大正乃至昭和时期，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只是受到“二十一条”等影响，中国学人在普遍参考日本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回避提及所依据的出处。这很难用学术规范的概念加以评判。不过，在此背景下，一些日本学人对中国学术著作的评论以及关于国际中国研究的讨论，反而很受中国学人的重视。桑原骘藏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书评，言辞犀利，在中国学术界影响久远，据说其对梁启超著述的公开评价还算手下留情。日本学人评审柯劭忞的《新元史》，并授予其文学博士学位，背后固然有官方的政治用意，但评审意见本身，却不失为学术准则拿捏得当的佳作，一度成为中国学人学习仿效的范本，翻译后多家刊物予以转载。由于上述原因，这两篇文字，虽然出自外国人之手，还是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一部分。
其他各篇，主要考虑层次与类型，兼顾所评书籍及其领域。从便于后来人逐步体味的角度看，以下几类可以显其层次：《燕京学报》第30～32期刊载的一组书评，为向本科到博士生推荐的参考读物。作者大都为抗战前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成员，所评各书则在各方面颇具代表性。燕京大学历史学会，聚集了一批天分很高的新锐学人，战前即在北平学界小有名气，所出版的《史学年报》和《史学消息》，已经包含部分书评。经过长期的浸润，这批青年学生成长为训练有素的学人，在战后乱象横生的学术界崭露头角。他们在保持原有锐气的基础上，又增长了见识和老到，目光如炬，下笔精当，加上刊物经历数年的停顿，稿件选择的余地较为宽裕。这组书评，是非曲直，直言不讳，或许令被评论者难堪。这样的袒露与直白，还是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逞强，却相当符合国际学术界书评的准则。傅斯年早年在《新潮》（上）发表的几篇书评，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荫麟可以说是由书评一举成名，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以质疑梁启超的老在孔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甚至更加受到梁的器重。张荫麟天赋极高，训练也好，陈寅恪、钱穆等都对其期许甚殷。他所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评论，的确独具慧眼。如果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选举一位善于而又肯写书评的学人，张荫麟当是强有力的竞争人选之一。
孙楷第在近代学术界的位置有些特殊，他与胡适关系不错，实际上却对胡的学术不一定以为然，比较接近的还是陈垣。他的研究领域是文学史，但显然不完全走专门化的学术路线。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用功极深，博览群书的陈寅恪也自叹不如。孙楷第的评介不动声色，点到即止，恰到好处，兼得老辈的平实与新进的敏锐。
近代中国史学界，以功力之深，见识之精而言，很少有人在陈寅恪之上。可是，自律不议论人物的陈寅恪，也几乎从不写书评，这并不等于他没有看法意见，只是多在公私场合口头表达，而非诉诸文字。当然，陈寅恪也有其表述的形式，即为友人和弟子辈撰写序言。这种形式，自然不会畅所欲言，较少直接提出批评。陈寅恪除了对所评著作及作者予以表彰之外，常常以此表达其对于学术的整体主张，以及对于学风弊病的不满。仔细琢磨其评语，可以发现其中分寸把握的区别，有的序言或许主要的意思其实并非表扬。将批评写成看似褒奖，可谓撰写评论的极高境界。只是以此考验读者的学识，有时未免令后人费解。而体现这样境界的典型之作，首推其所写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审查报告。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人都从积极评价的角度征引审查报告，后来逐渐发现，下册审查报告批评的意味比较明显，而上册审查报告似也暗藏机锋。如陈寅恪所说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应对古人学说具了解之同情，以免隔阂，同时又指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虽然他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近乎“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利用材料别具特识，[33]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论古史“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34]由此可见，陈寅恪对于了解同情材料不足征的古代经史，其实相当保留。
书评须由书知人，因人解书，一般而言，认识越深理应越能接近作者，若是相反，则或是对象太过高明，或是自身能力有所不足，结果都不能从容驾驭。高山仰止式的推崇，过于隔膜，很难贴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空话，不足以表明所评对象的优劣，反而显示评论者的水准。另一方面，不看书或看不懂也要强说意见，甚至为批而批，则难免妄言，以无知无畏为放言高论。这样的书评，或许成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却没有学术讨论的价值。好以批判为著作的李季、孙次舟多少近似。后者毕业于北京中国学院国学系，曾任山东省立临沂中学国文教员、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辑员。[35]抗战期间，孙次舟因事与傅斯年有所交道，傅斯年的回信，可以透露孙次舟为人行事的一些信息，函谓：
中英庚款会来函附阁下致华西张校长来信。人生世上，此等到〔至〕简单之礼貌，亦或不能，可叹也。中英庚款会来信，谓华西既不可入，可否仍向徐中舒先生处去。惟以愚见论之，阁下因自谓世上无可指导之人，去亦未必有益。此会补助，闻最多者二年，是则今夏一切结束耳，可自求高就，以骋大才矣。又，来函自称学生，以阁下之狂，何至如是，仆实受宠若惊。前年初晤，曾以“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辨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二义相劝，并无一接受，则仆虽厕名指导，实不能为足下师明矣。累次来信，皆不解所云，若谈一问题，而为仆所知，自当竭诚奉告，今连篇累牍，皆非仆可以作答者也。言尽于此。[36]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各方好评甚多，而孙次舟发表《评钱穆中国史观》一文，“肆意抨击，全是小人行径”。金毓黻叹道：
韩昌黎诗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其孙君之谓乎！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名愈大，则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同时并至。今观孙君所论，真所谓求全之毁也。且其用心甚属险恶，摭取《国史大纲》中一二语，以明其不满于当代，而有讪谤时贤之意，几欲以此兴文字狱，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近顷欲甘心于钱君者，不止孙君一人，皆由其善著书名满一时使然。韩退之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怠与忌二者，毁之所由来也。孙君本怠于自修，而又忌钱君之能修，所以有此求全之毁。小人可畏，至于如此。古人著书不轻刊布，直至身后乃得行世，正坐此故。甚矣，小人之可畏也！[37]
不久又于日记中道：
徐澄宇语某大学学生云：“非骂人不能出名，且须取极出名人骂之。”得此诀者又有孙次舟，今世学人不为孙次舟骂者，盖已鲜矣。《唐语林》卷五，“宋璟劾弹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李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黻按：如澄宇及次舟，皆窃李邕之术以求出名者也。邕为唐代闻人，以口无择言，不得令终，宜引以为戒，又何可效之耶！[38]
写书评不同于体育裁判，可以只讲规则，不会实战，也不是成果鉴定，不是老师改卷，不是基金评审，不是编辑看稿，不可存了人为鱼肉，我为刀俎之心，不可以为人皆愚昧，唯我高明，随心所欲，乱发横通之论。须知评点他人，同时也是检验自己。著述与评议，都将奉上学术祭坛，永远接受举世的审判。不仅时贤在侧，更有古今中外的大智大能，冥冥之中，法眼如矩。若存心击人之短，炫己所长，或许适得其反，不能藏拙，适以献丑。即使如论文评语，研究生答辩等，虽然俨如法官判案，双方地位极不对称，实则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良心学问俱受检验，必须心存敬畏，谨慎从事，不得妄加褒贬，不知而作。若强以不知为知，不惜以讹传讹，甚至违背学术良知，偏离公平公正，则一失足成千古恨。治史之人，须具历史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为他日历史研究的对象，将由后人反复研判，可不戒惧哉！
就形式而论，高明的书评往往短小精悍，褒贬评介，恰到好处，不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套话，又有超越具体讨论问题的意义价值，可以反复品尝，韵味隽永。这对时下书评往往过于冗长，不无借鉴作用。
五 地域学术因缘
一地的学术传承及学风流变，自有其渊源因由。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虽然天翻地覆，脱胎换骨，学术思想也随着各种东西学新知的大量输入而旧貌换新颜，内里仍然深受固有理路脉络的影响制约。
就全国范围而言，历史上广东学术大都处于旁支地位。嘉道以降，迄于今日，广东学术经历三次高峰期，即学海堂时期、1920～1930年代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形成高峰的基本条件，一是南人北上与北人南下，二是大帅加大儒。
今人讲论广东学术文化，好以广东人为脉络，往往将并无联系而且高下相去甚远的同籍学人拉扯到一起。姑不论尊重学人而胡乱搭配，依然有辱高明，[39]实则地域文化依据有二，一为籍贯，一为居处。若依前说，凡籍隶广东，均为岭南文化的承载者；若据后说，凡生活于岭南之人，便可能参与岭南文化的传衍。南人北上与北人南下，为探究近代广东学术文化渊源流变的两大人脉要素。陈寅恪所谓将来唯有南学，主要即指1930年代初聚集北平的广东籍学人。
中国自南北朝以后已有讲究地缘与学术文化的关系，如南学北学；宋以后又按地域、宗师讲论学派。而中国为文化集合体，以文野为判，不重血缘种族，亡国亡天下之说，超越政权和地域。所以历代以文化立国，化民成俗，并不强调后来看重的地方性，文野之判，实为倡导融合。清代做官避籍及科考等防止冒籍，反而刺激地域自觉。清季东西两洋的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思想涌入，加上举办各项洋务及新政事业以逐渐坐大的督抚为主导范围，政治上的各省独立说，教育上的乡土教科书，社会上的各种联谊团体，从不同方面刺激构建所谓地方文化。学术领域则是地缘与宗师互为表里。
因缘来粤为官入幕的浙人较多，岭南学术文化，历来与浙学关系匪浅。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岭南学派述略》记明以后粤学与浙学的渊源纠葛：明代以陈白沙广宗（弟子湛若水传播）、王阳明浙宗为盛，直至清代禁止讲学兴文字狱，“其中四百年间，天下学统，未有盛于二宗者”。[40]后薛侃引王学入粤，浙宗与粤宗相互激荡，盛衰消长。全祖望讲学端溪书院，欲融合粤、浙两宗，复倡王学。嘉道时阮元引朴学入粤，江浙学人陆续南来。江藩与方东树之争，本意未必如后人所见，旨在争辩汉宋的正邪是非高下，但是对粤人调和沟通汉宋的汉宋兼采或不分汉宋取向，确有深远影响。
章太炎等人批评民国时的大学不出学问，强调学术在野则盛，在朝则衰。而清代学术正统多为方镇之学，大帅的见识品味，常常造成一地学术文化的兴衰及其影响的广狭。前后有阮元、张之洞两位方面大员的倡导推进，学海堂可以说是近代广东在全国学术文化地位最高、辐射最广的时期（当然其中也不免偏蔽）。[41]不过，尽管岭南学术凭借陈澧及朱次琦两位大儒声望日隆、其门生弟子（包括再传弟子）广布各地和张之洞等重臣的推重而日益张大声势，江浙学人仍然具有心理优越，始终不弃学术正统的主导地位。他们讥讽陈澧等人的不分汉宋是因为分不清汉宋，指服膺陈澧的张之洞为乡愿之学，甚至同为革新党且不排斥公羊学的江浙人士也要振兴浙学，以抵制康有为的“南海伪学”。可见，即使在阮元、张之洞两大前后护法的羽翼提携之下，辐射广泛的岭南学术还是独树一帜尚有余力，号令天下则底蕴不足。
1920年代后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广东再度适逢北人南下（包括原来北上的广东籍学人）和大帅有识的良机，学术地位迅速崛起。可惜前一次为时短暂，南下学人不久便纷纷北上或转移江浙等地，后一次大环境不相适应，虽有大儒一柱擎天式的坚守，未能实现转移世道人心的理想抱负。[42]而失去南下学人的助力，广东学术逐渐陷入低潮。作为广东指标性学术机关的中山大学抗战期间辗转迁徙，损失巨大，尤其缺少合适的教授。1944年底，自小学一年级即在中山大学、时任地理学系主任的吴尚时教授应校长之邀为集训的新生训话，痛心疾首地坦言：“中山大学是七等野鸡大学”。[43]如果仅仅囿于籍贯，将学术明道变成自娱自乐，则天地间何贵乎多一地域文化？
海通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社会发展之余，衣食足而知荣辱，其他方面的期望渐高，尤其希望在学术文化方面有所提升，于全国名列前茅，甚至引领风气，因而曾经先后三次提出建立全国第三学术中心的要求。其实京师、江浙和岭南，本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演化的三大地缘。只不过前两处挟政治、经济重心的威势且历史积淀深厚，地位相对稳固，而粤人不过侥幸占得先机，必须奋力相争，以免不进则退。1920年代中期，日本退还庚款，成立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在北京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其时广东与北方政治分立，相关各学术文化团体机构联名要求在广东成立第三研究所，即应用科学研究所，以便形成第三学术中心。1960年代和1990年代，粤省的有关部门社团又先后酝酿将建设第三学术中心之事提上议程，可惜主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均未能如愿以偿。从目前情形看，要达到这一目标显然路漫漫兮修远，并不能因为改以文化产业和流行文化为主导，宣称建成文化大省便真的大功告成。而且条件的改善固然重要，更值得反省的是办法和取径是否得当。不然的话，用力越多，收效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花钱想证明自己有文化，结果自曝其短，反而授人以的确没有文化的口实，贻笑大方之余，就只好变换文化的内涵外延，自欺欺人了。
除三次高峰期相对适宜外，岭南的整体氛围，于超越实用、启迪人类智慧和民族精神的小众式学术文化发展或有所不宜，这也是造成广东学人每每须离粤北上，才有大成的重要原因。近代各地收藏取向的差异，可见品味分别之一斑：京师好善本，沪上珍字画，岭南则重玉器古泉。陈寅恪早年批评中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
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44]
此言于岭南尤具针对意义。单纯讲应用，无基础则无根本，无高屋建瓴，则难以提纲挈领。时势转移，炙手可热须臾间变成弃如敝屣，诸如此类的故事，稍有经验者大都记忆犹新。
要想占据制高点，大帅与大儒应相得益彰。大儒的有无只能听天命，大帅的作为则可尽人事，要有眼界，有品位，有判断力和鉴赏力。否则，高明即使立在当面，也是咫尺天涯，端着金饭碗沿门托钵，所称引者难免欺世盗名的骗子大盗。学术高峰须由大儒构建，大儒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当政者必须高瞻远瞩，慧眼识人，礼遇上宾，慕名而来的名士良师才可能如过江之鲫。阮元和张之洞的学养虽然遭人质疑诟病，其见识的确超越流俗。当然，位高权重也有两面，如果乱树标的，别择不当，不免反受其害。若竟然奉江湖术士为学林祭酒，则榜样的副作用同样威力无穷。曾几何时，广州也曾重金礼聘号称无所不能的大师，其领域及学养据说享誉世界，只是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如今其人了无踪影，其学也早已灰飞烟灭，唯有百万银钱着实没了下落，令人不胜唏嘘。抚今追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真是至理名言。在没有原罪意识，死后大都不怕洪水滔天的国度，制度规范以外，道德约束和历史衡鉴更加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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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秦名学史·导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9～11页。
[2]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68页。
[3]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年。
[4] 柳诒徵：《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辑《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4，第84～90页。
[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0页。
[6] 该文后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文字亦有所修改。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288页。
[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第105页。
[8]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启超全集》第17卷，北京出版社，1999，第5026～5027页。
[9] 《在旧金山中国国民党招待会上的演说词（1921年7月17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第62页。
[10]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28～231页。
[11]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33页。
[12] 余英时：《论士衡史》，第311页。
[1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39页。
[14]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第30～31页。
[15]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第31页。
[16] 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顾颉刚日记的相关文字，与此差别较大。
[17] 吕思勉：《中国史籍读法》，《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74页。
[18] 芸子：《国学学制改进联合会宣言书》，宋芸子：《国学研究社讲习专门学科》，均见《国学月刊》第17期，1923年。
[19]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第13～24页。
[20] 问琴（宋育仁）：《评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月刊》第16、17期，1923年。
[21] 《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1901年9月3日。
[22]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23] 严佐之：《中国目录学史导读》，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1页。
[2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第16～17、21页。
[25] 《刘复〈四声实验录〉序》，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