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物研究的取法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轮番竞相编辑更加完整的孙中山全集，相关的年谱、年谱长编以及各种专题性的资料汇编和史事编年也陆续问世，各种论著更是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孙中山研究一度成为万众瞩目的“显学”。然而，在一番热火朝天之后，逐渐归于平静。社会上虽然不乏关注者，学界也还有坚守人，逢五逢十的纪念将持续进行，显学退隐，大概是普遍情形和长期趋势。专门从事此项研究者在新进中几乎无人，即使兼作者也为数甚少。在学位论文和研究课题方面，一般很少选取孙中山或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撰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显示孙中山研究在经历了曾经的繁荣之后，初创时期进入门槛很低的状况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则反映学界对于孙中山研究摸高探深的成熟期到来准备不足，无缘以求精进。
学术之事，随着时代风尚的变化有所转移，应是社会常态和人之常情，无所谓当否。不过，学问之道，还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时事转移，只不过上下波动而已。类似孙中山这样的历史要角，如果完全离开后来研究者的视线，甚至成为学界的陌生人，无论学问怎样求新出奇，都很难说是大道正途。况且，尽管孙中山研究的成果相当丰富，可是要说已经没有继续着手的空间余地，恐怕言之过早。其中不仅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言论行事，即使史事清楚，如何解读认识，看法大相径庭以致聚讼纷纭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行为，通行理解与前人本意及史事本相相去甚远，要想更上层楼，依然任重道远。
有两种相反相成的现象，说明孙中山研究绝非已经达到可以束之高阁的程度。一是坊间不断有人从各方面发表新解，对于以往的孙中山研究提出种种挑战，其中固然不无随心所欲的成分，但也有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至少在相关研究中应当有所回应体现。二是个别海外学人将冷门热作，关于30岁以前的孙中山，就写出洋洋洒洒的70余万言。撇开各种牵扯，对于孙中山研究具有实际意义的也有10余万字。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孙中山研究都远远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从资料到问题，都还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
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人物研究始终是史家关注的要项。见事不见人的史学，肯定不会是高明的史学。如果历史是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相反相成，那么人无疑是最为复杂的成分。历史人事均为单体，不可能重复。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与社会科学的求同有别，史学更加着重于见异。历史规律即为所有事实因缘发生演化而形成无限延伸的普遍联系。把握这样的联系，只能依据对史事的比较贯通，不宜用后来的观念划线连缀。而且，即使以今日分科的眼光，好的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至少有一点相同，即应当见事见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便可见其音容笑貌。若是隐去名讳，便千人一面，只见其事，不知其人，则不过表面文章而已。
后来者治史，容易自以为是，以为历史进化，今人一定踞有政治和道德的高度，可以激扬文字，纵论古今，动辄评价批判，任意褒贬。殊不知但凡史册留名者，无论善恶正邪，都非常人可比，为人行事，往往不循常规，要想具有了解同情，诚非易事。以为人物研究容易上手，选不到合适的题目才转而选择人物，一流人物不好下手便瞄准二三流人物，这其实是浅学者的误解谬见。对于后来的研究者而言，理解非比寻常的人与事，是对功力见识的一大考验。况且历史认知须凭借材料，而相关记述即便多数之汇集，也不过是片断，要想联缀拼合成本来图形，而不至于图画鬼物，更加困难。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针对材料简少的上古所举探究圣贤思想的办法，若是运用于材料庞杂繁多的晚近历史，还需延伸扩张。那种先设定题目甚至范围，研究谁只看谁的资料的做法，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望文生义、格义附会固然比比皆是，盲人摸象、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也是在所难免。如此这般地强古人以就我，在今日人物研究中，恐怕并非个别现象。
人物研究，看似上手较易，其实做好最难。凡在史上留名者，大都是所谓人精，要想具有了解同情，诚非易事。研究孙中山之所以重要，固然由于其今日仍然得到包括全球华人在内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在众多近代人物之中，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当然，异议甚至非议者也不乏其人。或者指孙中山的形象不无后来拔高利用之嫌，毋庸讳言，这显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如果过度解释，则难免重蹈一味疑古的覆辙，陷入阴谋论的泥淖，假定所有历史都由少数人主观制造，而不能全面如实地将其形象逐渐放大的史事复杂纠结的本相还原展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孙中山风云际会，常常处于旋涡中心。研究孙中山，有助于将近代历史勾连贯通，避免陷入今日学人治学过于分门别类的畛域自囿，误以为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当年包天笑撰写关于清季民初中国变动的小说，选取梅兰芳为主角，即因为由此可以充分展现上下九流的社会各层面。孙、梅两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差别不小，但无疑都是枢纽性人物。
虽然历代正史颇受近代史家诟病，指为一家一姓的历史，可是皇权体制能够延续两千年，成为维系文化的依托，不可以腐朽落后一言以蔽之，而王朝上下的君臣，未必一定昏庸颟顸。不知如何做帝王将相，当然就很难研治到位。像慈禧太后、奕劻、荣禄、载沣这些对于光宣政局至为关键的重要人物，迄今为止还少有深入恰当的研究。即便是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人，虽然相关论著不少，或见仁见智，或隔膜表浅，照顾周全又具洞见的不多。尤其是在清季推行新政仿行宪政之际，这几位封疆大吏的行事作用，必须相互参看，才能认识恰当。若是以某人为主题即只看某人资料，则对人对事都容易误判。如端方好名，身份特殊，喜欢出头，而张之洞决策，老成持重，后发制人，即使想在前，也要出于后。各项新政联衔奏章，往往由端方发起。还有不少枢臣疆吏，甚至几乎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
至于其时影响广泛的名流闻达，以时下惯用的新旧架构，也很难安放得宜，八面玲珑的张元济即一显例。以为只要以革命的姿态占据道德和政治正确的制高点，就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虽然是进化论制导下学人的自以为是，可是要想显示出今胜于昔的聪明，而不至于落入古人故意布下的迷阵陷阱却不自知，还须小心谨慎，加倍努力。
此外，历史人物的当时作用往往受各种因素变化的影响，使得后人的认识发生偏差。海内外研究近代中医改革，多偏重章太炎弟子的作用，而于清季民初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恽毓鼎却不著一词，甚至全然不知其人的存在。其实太炎虽然出身草药医生之家，本人也好谈岐黄之术，于医术却是纸上谈兵，所开药方，所讲医理，形同庸医。只不过章太炎名声太大，影响覆盖诸多方面，加上弟子众多，即使在中医改革领域，也抢尽风头。
有鉴于此，作为人物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编辑本人的文字言论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恰当全面地理解其言行，还应该广搜群籍，采集与之相关的文字，加以比较参证。以孙中山研究为例，所谓相关文字，直接联系者大别为三类，一是各方致孙中山的函电，二是讨论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问题，三是有关孙中山言行及其相关史事的记述。前者取舍较为明确，其次则包括支持、反对和异议的各方面，甚至延伸到孙中山身后，至今不绝。第三项虽然时间限度清楚，空间的边际则相对模糊。尤其是要将孙中山放到历史的整体联系之中，而不仅仅以孙中山为轴串联历史。循着先易后难的途径，由编辑前一项的函电入手，其他则陆续展开。文献汇编之外，还要汇集事实，用前贤长编考异之法，编成大型史事编年。待上述各项工作完成，对于理解孙中山的文本言论行事，孙中山与各方的关系，以及与孙中山相关的各种大事要人，乃至于把握领悟近代以来中国观念文物制度的变化，都将有所裨益，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彼此参证。尤其是可以依据时序综合考察孙中山的所有言行及其与各方的全面关系的发生演化，无论本事还是心路，较由一点一面立论，更易近真且得其头绪。
史无定法，而万变不离其宗。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是在宋代史家良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代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适用有效。此法在近代的运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以近真并得其头绪的阐释。[1]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灵活运用，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可能逐渐臻于化境。
三位前贤的说法，主要还是关于古代。而古代文献相对简少，立说不易，反证也难。史料愈近愈繁，各种记录，层出不穷，不仅覆盖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罗生门的现象所在多有。按照古代史自圆其说的标准治近代史事，甚至误判亦可能敷衍成实事。对此学人认识显然不足。关于长编，近代学人如梁启超、胡适等，均误以为编撰近人的年谱或长编较为容易，因为资料易得，史事易证。其实恰好相反。由于资料繁多，当事人的记载不一，除了人时地等基本信息外，详尽再现史事各层面的真反而不易确证。简单依照时间顺序排比材料的做法，既不能比较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而近真，亦无法比较前后相连的几件事而得其头绪，更不要说理解前人的思想言说的本意。而要勾连贯通，解释疑滞，将各说整体及部分的真伪异同详加比勘互证，必须卷帙浩繁，才能容纳。
近真又有本事之真及当事人记录之真的双重性，不知后者，于前者势必模糊不清。而逐一坐实后者，则还有无限延伸的联系。研究某人，不宜只看某人材料，更不宜单纯以其眼界看周围人事，以致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反而无是非可言，必须将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各事各说相互比较参证，才能置于历史本来的脉络联系的适当位置上加以理解把握。如此，则篇幅宜大不宜小。当然，如果仅仅罗列材料，则多少亦不足以体现程度。
考异为长编必不可少的辅助方法，以宋《通鉴考异》最为史家称道。其本意是将同事各说加以排比，取其近真，留存诸异。因为史料之于史事，往往为残篇断简，有时各说相互排斥，或间有异同，而难以其中一说否定其余。于是只能权衡前后左右，选取相对较能贯通而近情理者立说，而将其他各说依近真度顺序存列，一则留待新材料的发现，二则高明者目光如炬，均有可能导致史料史事的重新解读，不至于以一己之见强加于古人和天下。晚近史料繁多，可以征实之事远较古史为多且易，治史又由通史转向专题研究，遂以归纳代贯通，一般多重考证而轻存异。实则史料多既使治史层面深入扩展，又增加了史事记载的歧异，立论不难，反证亦易，如何近真以及如何才是真的问题较古史更为复杂。除人时地等简单层面外，要考证史事准确恰当，极费工夫笔墨，并不如前贤所以为的反而容易。有鉴于此，考异至少包括：
（1）前说有误，排比史料可以纠正至当；
（2）未有成说，汇聚史料可以立说无碍；
（3）诸说并立，取比较近真之说其余存异；
（4）诸说真伪正误间杂，须相互参证，酌情条贯；
（5）实事往往无实证，须以实证虚，而不涉附会。
各种情形，或分别，或兼具，须依据具体问题灵活运用，以便为编年排比连贯史料史事提供有力的支撑。
与思想学术研究不宜简单地直面文本加以揣度解释相仿佛，研究历史人物，也不能仅就该特定人物的言行立论。研究某人只看某人的资料，不仅常常流于以其好恶为是非，片面裁断，以至于无是非可言，而且很容易误读错解其言行的本意本相。所描述的历史人物，无非其人预期的自我塑造，或研究者心中的形象，与所论历史人物形似而实不同。近年来孙中山研究看似平静，仔细耙梳，仍有不少切实进展，只是许多实质性的进展并非专门研究孙中山而得，而是在其他相关研究中涉及孙中山，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若是仅就孙中山的言行反复解释，反而犹如陈寅恪批评民国时期的文化史著述所说，只抄旧材料或仅就旧材料做新解释，非滞即诬。
今人研治历史人物，模仿美东时趋，好以人际网络为架构，生搬硬套，不免隔膜。实则中国为伦理社会，最重人伦关系。所谓礼制纲纪，即以伦常为根本。相应的处世治学，也极为讲究人脉。具体取法，又有形似而实不同的两种，一是以所研究人物为主线放射扩展，一是将其人放在关系脉络的整体之中。前者难免先入为主，无非是定向放大，后者才能得其所哉，安放于合适的位置并恰如其分地解读相关文本和行事。编辑各方致孙中山函电、同时代的思想共鸣及分歧乃至孙中山活动的史事编年，虽然看似仍以孙中山为中心主线，取径却是力求将孙中山放到整个历史的相应位置，使得理解孙中山的言行与认识历史的风云变幻相辅相成。
史事编年之外，以三民主义为主体的孙中山的思想政见，从问世之初，就不断引起内外各方无休止的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人们意见分歧之大，同时也折射出孙中山的主张认识往往牵涉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节，为同代人及后来者的目光所聚。对于这些分歧论争，可以说从来就是史学界关注讨论的重要领域。如革命党与保皇派的几番论战，前人研究较多；同盟会内部关于三民主义的取舍，亦有所论列；国民党内对于一大宣言的分歧，也已经揭示。不过，这方面可以扩展的空间仍然相当广阔。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与孙中山的思想相牵连，对此现有的认识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远远不能覆盖当时各国社会主义的实情，以及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引进传播和理解。要想恰当认识孙中山自认以及同时代各方他指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常常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
孙中山言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心中所指的社会主义，显然与今人通常所以为的有别。阅读西文的能力较强足迹又到过许多国家的孙中山，能够更加直接地接触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乃至组织人员，与一般有赖于翻译西书或中文介绍的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所分别。这些分别或多或少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可是他要想在中国的环境当中传播其民生主义，不能不对源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所取舍，也不能不考虑实际的国情，其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便是要项之一。如果对于社会主义在当时欧美各国的情形以及在中国的际遇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很难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及其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解得当。
共和的问题同样如此。共和的概念有本意与新解的分别，虽然都不是由孙中山提出，可是以共和作为与帝制对立的政治制度而且列为政纲，并且通过不断发动革命运动使之普及深入，却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只是当共和思想普及之日，却有虚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国共和等观念的参入，即使作为政治制度，也不再简单地与帝制对立。而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一开始就包含的联邦制问题，源自美国和瑞士的体制，如何应用于中国，解决分治与统一的两难，在清季乃至民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立场不同、派系各异的国人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由于各方聚讼纷纭，牵连历次制宪，确立国本，在这一问题上也始终摇摆不定。与此相关，省的地位及其设制，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仍然困扰着当局和各方人士。其影响至今依然深刻存在。梳理南北各方各界的诸多意见，包括所谓帝国共和主义，对于认识共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衍影响及其复杂形式演化，可以大进一步，同时也有助于把握民国时期许多长期争议不绝、变动不居的观念和体制的来龙去脉。
一般而言，说民权主义是要实行欧美的民主制度并无异议，可是孙中山一开始就不以美国式的代议制民主为然，而向往瑞士的直接民权。清季民初，国人已经逐渐脱离“西方”的笼统观念，进入分别取舍欧美各国之所长的阶段，渊源不同，做法各异，自然少不了争论，连带在具体政制设计方面，也会因人而异。这样的争论，以往的看法未免模糊，不能在来源实行层面深究其详。
或者以清朝为正统，评议辛亥革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此说尤为荒唐。姑不论革命就是要破除旧法统，建立新法统，即使以袁世凯而论，虽然他后来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权力来源与清朝正统相联系，但其目的只是避免与南方民党政府有牵扯。实际上，南北和谈时南方民党的前提就是承认共和，否则免谈。袁世凯既然接受这一前提，等于将清朝的正统性连根拔起。而袁世凯接受共和，看似情非得已，却不无自己的盘算。继续帝制，即使立宪，实行责任内阁，他也不过是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况且清朝的各种势力对其仍有所掣肘，即便当上内阁总理，也不能随心所欲，远不如做大总统逞心如意。只是在清王朝的大统已绝，失去继续掌握国家权力的资格之后，袁世凯才利用这副空架子的所谓正统来抵消南方民党对他的种种限制。
凡此种种，表明用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的方法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政见，仍然大有可为。编辑《孙中山思想政见论争》，就是希望在全面汇聚各方各类材料的基础上，对于认识孙中山的思想政见及其时代反响，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况且，孙中山的思想政见并没有随着本人的辞世而失去作用，在其身后，各种政治势力围绕三民主义的解读发挥，继续展开论争，余绪至今不绝。所以，《孙中山思想政见论争》分为生前与身后两编，后一编的规模较前一编更大。只有将涉及孙中山所有思想政见的赞同、反对、异议的所有意见全部汇集，不仅从孙中山的角度，或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立论，而且从各方面看孙中山，前后左右地考察把握孙中山思想政见的渊源流变、社会反响以及时代影响，认识才有可能深入一层。
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如何形成，从来就有不同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孙中山的形象，主要是后来国民党有意形塑的产物（如谢文孙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也有人认为孙中山本人从一开始就有意塑造自己的形象，自我拔高（谢缵泰的《辛亥革命秘史》即有此意。黄宇和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研究亦发挥此意）。近年来更有专门研究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如何利用各种形式进行纪念，并且使之神化的著述。这些看法，固然均有所依据，但也稍嫌简单，似有阴谋论的痕迹。细究史事，以不同的形式纪念孙中山，还在其生前便已经开始，如辛亥革命期间，就发行过孙中山的明信片，1912年就有人公开提议尊孙为国父。这些行事，未必是同盟会、国民党人所为。至于自我塑造，大概每一位具有舍我其谁意识的政治活动先行者乃至参与者，都有诸如此类的意识和行为，可是未必人人都能如愿以偿，可见历史的选择并非以某个或某些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其地位高低影响大小。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诸多有意识的自我塑造只有某些特定人事能够得偿所愿，而且所谓成功也并非完全按照其主观设定。
孙中山逝世后，各地各界各党各派陆续开展纪念活动，各自的取向、态度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予以尖锐批判，一度甚至全盘否定。国民党内各个派别也分别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解读发挥，各种地方势力则希望利用纪念孙中山的名义取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而社会各界对于孙中山的看法，更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在看似大体一致旗号下指向各异。一言以蔽之曰国民党造神，是否太过夸张其影响力？如果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真有如此效力，则其他方面的鼓动抹黑往往适得其反，岂非难以解释？如此自相矛盾，则在力图打破国民党造神企图的同时，难免有神化国民党宣传力之嫌。有鉴于此，应当尽可能完整汇集各方面的相关资料，依照时空顺序全面仔细地梳理孙中山纪念的所有史事以及各方的意见趋向，寻绎各种观念说法的发生及其衍化。只要将本事与附加清晰划分，并以附加作为当时的实事而非所指的本事，则伪材料也可见真历史，因为附加也是真实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之所以出现种种似是而非的偏见，要因之一，在于中国近现代史料太多，史事太繁，学人缩短战线，不能胸有成竹，往往先入为主，预设范围，取舍材料，曲解本意。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材料，不顾相关文献，结果不知材料边际，盲目摸索，望文生义。各种已编拟编各书，旨在贯彻沈曾植、陈寅恪、傅斯年等前贤的要义，努力应用长编考异法做出具有示范效用的成例。编成之日，视野开阔，前后左右贯通无碍，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讨已有的孙中山研究，并展开新的研究工作，可以避免对史料史事的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可望接续前贤，更上层楼。
全集不全，是编辑晚近资料的一大困扰。近代文献太多，图书、档案、报刊以及未刊稿本钞本，任何一类均在古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如果加上海外公私档案、文献，数量更加巨大，几乎可以说是漫无边际。而且又有著录编目的缺漏和收藏保存的诸多限制，无人能够全部接触，遑论逐一过目。编辑孙中山全集虽经两岸学人接力式地持续努力，能够扩展的空间余地仍然不小，并且可以预期将来还会不断增补。编辑各方致孙中山函电，因为平地造楼，没有参照准则，只能尽力而为，依据民国以来编辑的各种目录索引，广泛翻检各种文献，先将海内外前人已知以及已经各时期的图书报刊披露者尽量搜寻汇集，提供基本尺度，以便学界同好据以增补或提示信息，在适当的时机增订再版。此事酝酿虽久，真正动手还嫌稍晚，参与编辑的各位同仁所负责的时期不同，各自的负担不一，办法及用力也有所差异，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此说并非托词，其中的甘苦和遗憾过来人自然能够感同身受。好在有此一编，等于树立标的箭靶，便于集思广益，共同努力，以期逐渐完善。
编辑晚近文献史料，还有另一重困难，即如何整理的问题。依照傅斯年的看法，材料越生越好。此说不免抹杀前人本意之嫌，但也显示后人的加工往往容易致误。所以编辑历史文献，最好首先原版影印，所重在于内容。版本的价值，则要权衡其对于理解文本史事的作用。在文献原貌公开且容易广泛接触的基础上，再进行标点整理排印的深度加工（办法繁复，在此不能详说），庶几可免错一字而乱一片的现象。须知越是增加所谓学术含量，错误的可能性越大。一般而言，限制学术进展的主要是有功力的学人很难接触到相关文献，至于能否读懂，相对次要。整理本虽然容易普及，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鉴别判断力，又缺少可资比勘的底本，使用起来发生错误的危险度也较高。况且整理近代文献，今典本事太多，很难完全掌握，就连断句一项，也容易产生种种问题误会。苛求编者不错，几无可能。目力所及的整理出版文献，历时再久，投入人力再多，甚至屡经高明过眼，各种错误还是随手可得，甚至触目皆是。即便非整理不可，在取径做法上，通行办法也多有可议之处。相互制约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校勘定本；其二，改字。
印刷术等普及之前，古代文籍多借传抄流行于世，手民之误，在所难免。于是后世学人搜求各种古本，加以校勘，以便恢复本来面目。不过，文本歧义，原因甚多。如记录者不一，或是本人的说法因时因地而异，都可能造成同题异文。只是上古文献留存不足，难以征实。晚近以来，刻书印书日趋便利，学人著书立说，随刻随印随改之事日渐平常。或学问精进而认识调整（如陈醴），或时事变化而有所权通（如梁启超），虽不至于人人都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是千变万化，莫衷一是。前者可以窥见作者的心路轨迹，后者更能显现时局的跌宕变幻。各处异文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重要的故实。简单地断为此是彼非，则不能把握历史的本相。好的办法应是将各种版本的各处异文逐一标注，求其古以求其是，而不能仅仅依据今日自己的经验学识，定于一是。但凡不先求其古便求其是的，不仅抹杀异文背后复杂生动的史事，而且往往造成新误的根源。须知中国历来很少形而上的抽象思维，言论著述，大都有具体的时空人缘由等因素作为条件，抽离具体条件，所谓是便为今人心中自以为是之是，而不知为历史人物何时何地因何为何之是。
与此相应，清代以来，系统地整理历代文献，遇到不能通解之处，每每指为错误，且好擅改字。实则彼时彼处本来可通，改后反而误。此所谓“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2]
今日学人同样好改近人文字，相关部门又鼓励统一和标准。殊不知编辑近人文献，起码应于古今之间求得平衡，而不能一味强古人以就我，今人再高明，能量再大，也无法改变已经过去的历史。近代虽然距今不远，语言文字及词汇概念的变化却极大，今人不解近人通例，却自以为是地加以裁量判断，以自己的知识习惯以及现行规定为准则，动辄指为不通而擅改，往往笑话百出。即使未必改错，如将异体字一律改为所谓本字，可是前人遣词用字，不仅正异之分，还有雅俗之别，强求一致，则失却本意。况且古今正异不同，以何为正，大有讲究。钱玄同就曾为此与人大起争论。
自从傅斯年倡言不读书而动手动脚找材料以来，文献学又文史两分，文本往往不能贯通解读，于是但凭己意找材料，甚至误引西说，以为前人无所谓本意，或虽有也无关宏旨，历史都是人们心中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且自信后来的臆想一定在前人的本意之上。不仅常常误读，而且喜欢妄解，尤好以外国框架填充本国材料。加之有关方面不鼓励基础性工作，编辑资料、签注文献等，不算研究成果，似乎治史可以不学而能。五花八门的计划工程，号称培养人才，实际上不出人而但出货，结果成果再多也是无用功，而且浪费人财物力。而学人不得基本训练，技术层面以下尚未掌握，总想在其上求奇出新，这实在是揪住脖领想把自己提向空中的臆想。术有专攻，唯有首先成为合格者，才有可能日渐高明。由于训练不够，难度极大（包括搜集和校勘两方面），如今编辑资料成为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冒险事业，即使具备相应能力的学人，也视为畏途，不愿下手或不敢出手。另一方面，浩如烟海的近代文献不少已经处于毁坏的临界点，继续照目前的办法进度整理下去，无须多日，海量的近代文献将毁损殆尽，读书种子难以安身立命，海内便无可读之书，亦无善读之人，因噎废食，岂不悲哉？
二 材料与本事
——解读康梁的不变与善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他和老师康有为的差别道：
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3]
康有为的原话，本来仅指其为学的一面，梁启超加以对比，范围则从两人的治学扩展到应事。后人遂笼统以为康有为不变而梁启超善变。此节关乎师弟二人的学行有无分别，如何分别，研究康梁应如何解读史料及探究史事，可以讨论之处甚多，应当有所申论。
（一）变与不变的玄机
梁启超从不讳言自己的流质善变，并将原因归结为太无成见，所以治学应事，不免徇物而夺其所守。在治学方面，如缪凤林所总结：“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又以正义之见，不敌其名利之念。晚年讲学，尤好揣摩风气，儒墨汉宋，佛老科玄，时时改易。前之以识见文字转移一代风气者，卒乃行文之末，亦随人为转移。”所以其“悼惜梁氏，益叹先哲学必立本之义为不可易也”。[4]梁启超对学海堂及陈澧的看法，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以及始终坚持为研究中心的史学究竟该如何治法等，均在不长的时间里前后数变。如此揣摩风气，随时转移，看似服膺真理，与时俱进，实则缺乏定见，随风摇摆，难免趋时者容易过时之讥，因而引起学界的不少非议。胡适就曾指出梁启超关于乾嘉汉学态度的变化，其实是受他影响的结果。[5]
政治思想方面，梁启超同样多变，其对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抉择，在革命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以及取舍民主宪政与开明专制的犹疑，尤其是民初依然以此态度办法从政，搅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流质善变在人们眼中形同反复无常，人格亦备受质疑。如果治学方面如缪凤林所言，参杂名利之念，则同样品行有亏。
面对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研究者必须更加注意相关史事发生及衍化的时序，解读文本不可脱离具体时空联系，望文生义甚至凿空逞臆。因为缺乏定见，易受相关人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坐言起行的权谋因应之类的需求，梁启超公开发表的论政论学文字往往短期内数度变更。其变化虽然幅度不一，均牵连他本人认识的改易或应对时势的调整，参照相关资料，可以从中解读的史事以及梁启超个人思想观念变化的脉络甚多。一般而言，不同文本的差异较易引起注意，而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变更，则往往容易忽略，或仅仅视为文字的改动，未及联系观念与史事的前后左右照应。前人已经做过深入研究的如《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等，即为明证。若将梁启超在具体时空环境下所写文字理解为当时当地对于具体人事而言则可，若抛开各项具体条件，笼统以为任公所言，则其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情形，在梁启超身后还将延续。只不过并非检验梁启超的学行，而是考验后来人的智慧。
有鉴于上述，编辑梁启超的文集，除如常收集所有文字外，还须特别注意异于常情的一本多版现象，尽可能网罗各种版本，加以核校。其办法并非一般通行的所谓校出最佳版本，而是仔细梳理分别同一文本不同版本差异的多少，少则以初版本为底，用校注形式将各种版本的异文按时序排列于注释，多则将不同版本按时序全文附录。若是径直校出所谓最佳本，无非根据编者的见识进行判断取舍，反而容易抹杀反映梁启超思想与环境变化的轨迹。迄今为止，只有朱维铮编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采用此法，其他各种全集或单行本可以着力的余地尚多。
与梁启超公开坦承变化多端截然相反，康有为自称三十岁学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此说作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时的自称，当然是事实，可以体现当时其如何为自己定位，若理解为其学问自三十岁起便真的毫无变化，甚至如梁启超所言，扩及应事，则大谬不然。康有为以教主圣人自命，有意无意间，处处维系其形象，绝不能如梁启超似的随风摆动。梁启超早就论道：“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然人有长短，而短即在于长处之中，长即在于短处之内。先生所以不畏疑难，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求之也。”[6]
不过，康有为的所谓不变，其实要大打折扣。其政治上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学人不断揭破的对戊戌时期变法奏议的改篡。戴逸曾在为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所作序言中说：“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7]
此事提请人们注意到，原来康有为的所谓不变，还包括这样的增删改篡。也就是说，康有为并非一成不变，只不过出于主观的故意或客观的限制，用种种手法将变的情节掩饰起来，将变的痕迹涂抹干净，以维系其不变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在康有为身上并非绝无仅有的特殊个案。他可以伪造衣带诏，可以暗中组织暗杀行动而公开断然否定，可以通过写《我史》来改变历史，重塑自我（《我史》并非单纯叙事，其要当在显示自己思想学术的形成与作用。若以为康有为旨在铺排事功，而这方面并无明显改篡，则离其本意尚远）。与随写随发，不断改写，又不停发表的梁启超相比，康有为的不少著述并非即时刊布，而是成稿之后秘不示人，因应时势变化或见识而随时有所改变，反复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修改。因此，与编辑梁启超的文字须着重注意搜求同文多本有异，编辑康有为的文字应注意其自署的时间和公开披露的时间，若二者相距较远，则要小心其中有无后来改动的痕迹。若能找到稿本底本，即使仍然难以判断每处改动的具体时间，至少可以知道被改动的具体位置。否则，则要设法搜寻相同相近时间其本人及相关者的相关文字，仔细进行梳理比勘。当然，仅仅依靠与相关史事比对的外校，要想确证，不仅难度极高，而且很容易误判。
（二）变与不变的解读
治史应在整体之下探究具体，必须贯通，不宜归纳，研究某人即以其为范围，只看直接材料，相当危险。其险大体有二：一是易以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偏信一面之词，结果等于无是非。二是易用一般理解个别，误读错解整体及各自的本意。具体到康梁的文字，即使网罗所有的版本底本，若不能前后左右比较相关资料以求近真及联系，解语境以通本意，还是难免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
20世纪最初几年，梁启超在革命与保皇的宗旨方略取舍上和康有为产生严重分歧，除了私下通信争辩，暗中与其他各派势力联合进行反清密谋外，还撰写了几篇文字刊载于《新民丛报》，公开讨论，标明主张。其中1902年12月24日《新民丛报》第22期的《释革》和1904年第46～48期合刊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最为直接正面。尽管两篇文章系公开发表，又未受版本不同的困扰，学人也充分自觉到概念的历史意义与诠释意义的差别，可是所解读出来的意思非但未能近真，还与梁启超的本意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释革》写于梁启超等人“猖狂言革”遭到康有为的极力压制，表面屈从而心有不甘之际，其难言之隐不在于对革命的内涵及形式的理解取舍，而是面对康有为的高压，如何表达非革命不可，且非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不可的意愿态度。至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是梁启超游新大陆归来，放弃言革主张，宣告与革命分道扬镳的一篇宣言。两篇文章看起来都是在探讨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主旨却正相反对，一则说明革命的合理与合法，一则力证中国不能实行以铁血手段推翻清政权的狭义革命。[8]如果不将大量相关函札等资料排比互勘，使得相关史事近真连贯，发生衍化的脉络逐渐清晰，仅仅直接解读文本，再高明也难免误判错解。
世间常有对同一人事持相异相反的解读评价，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同样如此。郑振铎关于世人对梁启超善变的态度有一大段议论，颇有心得：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复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9]
当然，这样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未必普遍认同。尤其是学问上的摇摆不定，未免不是由于一知半解即欲致用所致，例如其一度根据日本学人的著述好谈佛学，看似旁征博引，实则望文生义，与深谙比较语言和比较宗教之道，且做过不同文本比较的钢和泰谈过，便只能束之高阁。郑振铎又指出梁启超感觉最灵敏，感情最丰富，极能服善，不谬执己见，以及急于用世等，作为解释其善变的原因。不过，梁启超一再坦承自己善变易变，并一再声称自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且一再用读者思想之进退作为其变化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尺度，是否仅仅限于自我检讨？既然梁启超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的善变理所应当，作为当事人和知情者，难道他对号称三十岁以后不复进也不必进的康有为实际上变动不小熟视无睹？对康有为作伪改篡以维系不变的形象毫不知情？或者说他并不认为乃师这样的行径不够磊落，康有为可以不必随时与境而变，其脑识真的不用进一步发达？还是他每每这样说，都不仅为求得自己心安，同时也是向世人表明态度，向乃师曲折隐晦地进谏？
康梁并称，看似合为一体。实则师弟二人，不仅始终和而不同，而且关系紧张的时期远过于融洽。如果不是梁启超容忍迁就，委曲求全，恐怕早已分道扬镳，恩断义绝。草堂同门或保皇同派，很少将两人并列，其他革新同道，也早已察觉师弟二人的貌合神离，并向梁启超当面揭破。康梁并称，当发端于湖南士绅，普及于清政府，强化于激进派（如陈天华）或革命党（如孙中山）。梁启超虽然对外维护师道尊严，对师尊执礼甚恭，对彼此的差异分歧却心知肚明，且时因坚持己见而不惜当面挑战康的权威。[10]
康有为自诩三十岁以后不复进不必进的说法，颇值得玩味，迄今学界虽有引述，却罕见解释。据康有为自编《我史》，其三十岁为光绪十三年，西历1887年，即使依据他本人的记述，这一年也乏善可陈，与前后几年相比，更显得平淡无奇。若说学问不复进不必进，则与廖平相见在此后数年，据说康有为因此完全转向今文经，为其思想学问的一大转折，变动不可谓不显著。若以接受西学为断，则首次游上海、香港在此前数年，这是他感受欧风美雨的密集期，也是自认为奠定“讲西学之基”以及开始“大讲西学”“尽释故见”的重要时间点。[11]不过，反复斟酌，以三十岁划线，在康有为绝非随口道来，或许是配合其编《我史》时重塑形象的要着，深思熟虑，别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