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十岁即1887年为界标，最直接的目的应是抬高次年赴京第一次上清帝书之举的思想成熟程度。因为此次上书无论就内容还是过程看，康有为都并未做好要求变革的准备，甚至看起来动机也未免有几分可疑。康有为此行赴京的主要目的是科举赶考，博取功名，结果未能如愿。指责康有为名落孙山是科场不公，逻辑上有些自相矛盾。如果康有为已经充分认识到科举制的弊病，或是不屑于八股文章，那么他或者干脆不考，或者不可能考好。若其高中，真不知说明他同流合污，还是确有水平。
落第之后，康有为的行为举止仿佛今日的愤青，只不过他还将希望寄托在达官贵人的赏识之上，以求出人头地。他不加分别地向各式各样的显宦重臣上书进言，只能表明在他看来，这样的取径不过与八股文章一样，是进入仕途、接近权力的敲门砖。因为很难用对京中官场情况了解不深来解释康有为病笃乱投医式的攀附权贵，他一味选择位高权重之人，显示其目的即在于通过趋炎附势来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而他要想打动最高当道，语不惊人誓不休是最佳选择。其第一书内容其实泛泛，不出清流派与洋务官僚认知的范围，他人所不能的应是用那样的言辞耸人听闻以致直达天听。将第一书与后来的变法相联系，康有为不仅是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惠之人。
康有为如此自我塑造形象和维护形象，固然可以博取时名甚至欺世盗名，可是很难瞒过草堂弟子。而后者为了维护宗师和门派的声誉利益，有时不惜集体造假。直到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时，涉及梁启超当年与革命党暗中合作之事，草堂同门均不仅断然否定，还将原函中的相关文字删除殆尽，使得相关史事扑朔迷离，解读起来迷惑重重。梁启超虽曾几度挑战康有为的权威，但限于康门内部，其身份角色和为人行事准则，都不允许他公开揭露或批评，用自责自励的方式，在自辨的同时不但可以自清，对于乃师或许也不失为曲折的讽喻。梁启超不断为善变正名，其言说对象应当包括多方掩饰悄然变化的康有为。他指康有为在学问和事业上都必欲强事实以从我，其实已经暗示其为了自我形象不惜改变事实。这样的推断或不免诛心之嫌，却可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其实康有为本来不必如此煞费苦心，他的历史地位既不会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实事而动摇改变，同样也不会由于事后所做手脚而增光添彩。说到底，康有为极端自信的背后，多少有着几分不自信，或者说他是用过于自信来掩饰内心的忐忑。这或许和他故意拔高自己第一次上书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有着内在的关联。
与梁启超当年所论相反，师尊康有为之学在今日歧义甚多，难以论定。而弟子梁启超在思想学问方面的影响，反倒越来越引起关注和重视。至少今人看来，梁启超的创造力已经超越康有为。此一反差，未必合乎历史事实，康有为之学，在许多领域（包括受人诟病的今文经学）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可是，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康有为种种作伪改篡的小动作当居首要。康有为将疑古的情境转移到现实，以为作伪可以改变历史，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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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文字有所调整。
[2]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页。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第81页。
[4]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5] 1922年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道：“其实任公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他在《论私德》篇中，痛诋汉学……任公编集时，不删此文，而独删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章。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已删去之文来自夸了！但此一长段文字，他也应该设法删去才好。”（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558～559页）只是在章太炎看来，胡适的学问比梁启超更加“无根”。
[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7]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4页。
[8] 详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73～381页。
[9]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2月。
[10] 关于康梁合称的由来及其相互关系详情，另著专书《康梁合传》。
[11] 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9～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