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数量如此庞大、作用如此重要的教育统计，各公私收藏却相当零星分散，例如清季的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各大图书馆很少保存完璧。后来海内外陆续影印再版，称引者才渐次增多。至于其他为数众多的相关统计，连长期浸淫该领域的资深学人，也大都未能一窥庐山真面。将各种教育统计搜集汇编，尽管不易完整，已是嘉惠学林，功莫大焉。日后陆续搜寻编辑增补，一编在手，等于遍游尽览世界各家公私收藏，将指日可待。
省却舟车劳顿和种种令人困惑的繁琐规定的限制，看得到的问题大体解决，不过对于学人而言，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加考验智慧和学识。既然人人可见，奇货可居的秘籍便失去吸引眼球的效力，随心所欲的乱解亦不能，读得懂的问题反而更形重要。尽管近代中国的各种统计以东西列强的模式为准，又学习了统计学的方法，可是中国原有的习俗惯例，仍然发生作用，如果简单地将统计数字当作信史，作为论据，则很容易为其所误导。相关的现成事例，一是清季学务统计的各项数字显示新式学堂发展迅速，数量激增，内里却另有乾坤；二是有学人将民初北京政府各部职员与清季各部职员的履历表对照，得出新式学历的比例大幅度提升的结论。其实清季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的相关数字不相吻合，每次图表本身的各项数字，也难以相互对应。犹如研究清代识字率的海外学人，将州县和府、省的方志记载统计加以比对，发觉相去甚远一样。研究表明，大量的所谓学堂，只不过是学塾书院的改头换面，甚至只是挂了块招牌而已。而民初袁世凯政府强调官员的学历出身，京师一带又聚集了数十万“高等游民”，法政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短期内新式学历的普及提升，所体现的其实是文凭的泛滥而非素质的提高。社会进步至今，统计方面诸如此类似曾相识的问题，似乎依然并不罕见。
有鉴于此，或者根本怀疑中国历史研究中统计资料的利用价值。诚然，历史很难用简单量化来说明或展现，计量史学即使有用，在现有条件下适用的范围对象和层面也相当有限，如果不放在人事体制的脉络之中，很容易变成数字游戏，做强古人以就我的解读。看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离题万里。
然而，任何材料本身都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使用者利用的恰当与否。只要拿捏把握材料的指向得当，用得适得其所，则所有材料都能体现其应有价值，甚至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利用教育统计首先至少应下两方面功夫：其一，以统计数字为凭借，进行多层面的验证，如将不同来源、范围的统计相互核对印证，用实证个案研究对统计的准确度做出评估等；其二，将统计进行的历史进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重现各地区各层级具体实施统计过程的所有史事的发生演化，研究的重心不在于统计的结果，而在于统计如何展开的各个层面，如由何种机构及人员主持和操作，统计的规程和实行之间的联系与分别，不同层级和地区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实施情形等。由此获得的多方面丰富信息，其价值相对于统计结果的数字有过之无不及。迄今为止，前一方面的验证已有学人着力，取向大概不错，具体方式尚有可议，后一方面则鲜有顾及，大有扩展的余地。当然难度也颇高。就好像方志彼此不能对应，为学界所周知，而草率者大都依然照用，审慎者也很难重理方志的全部编撰过程。
统计有方便之利，如果不能善用，也可能反受其害，尤其是那些尽信书的懒人。试举一例，清季整理印行的教育统计图表，只有光绪三十三年份、三十四年份以及宣统元年份三次，或者不察，误将报刊上发表的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数字认作1910年的统计数。学术研究中，此类失误，在所难免，难以理解的倒是，此事早经指正，而后来者视而不见，争相引用，以讹传讹，误导世人。传述前人已知尚且不能，遑论研究？如此，则不但误己，而且害人。
此外，清季民国，受日本国民教育理念的影响，确立统一的高标准，而中国地广人众，差异极大，国民教育的强制推行，备受争议。清季持不同意见者，多被指为顽固守旧，而民国时乡村教育实践者对国民教育的批判，理据与前不无重合。单从国民教育的统计看，成绩斐然，可是依据另外的统计，直到194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还有至少数十万所谓私塾。考虑到政府对这些低水平的教育机构一贯持压制取缔态度，则不能不反省国民教育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坚持高标准的因噎废食是否取舍失当。由此可见，利用统计的利害得失，全以使用者的一念之差为转移，应当慎之又慎。否则，未得其便，先受其害，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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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承焘集》第5册，第327页。
[2] 《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35～36页。
[3] 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60页。
[4] 《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1943年8月31日）》，松字第244号。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
[6] 参见张小平、陈新段、史复洋《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期刊简介》，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547～578页。
[7] 参见陈新段、史复洋《近代公报类期刊简介》，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第579～6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