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缘与基础
1993年夏，在东京亚细亚大学做访问研究。恰好章开沅老师从美国讲学归来，准备经日本转赴台湾政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得到东京大学的短期邀请，与日本学术界的旧雨新朋交流述怀。在此期间，先是下榻亚细亚会馆，后又移居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野泽丰教授的骏河台大学教员宿舍。所在的饭能距我住的小川虽然较近，但宿舍离西部线车站较远，联系接待之事又主要由来日多年的赵军学长负责，除学术活动外，难得见面。自1988年初从华中师大毕业，而章老师1990年赴美，数年间人事沧桑，加上身在异国，很想多有机会重得耳提面命。8月上旬，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在静冈县伊东市光风阁举行夏季合宿例会，承几位先生的盛情，章老师受到邀请，我也得附骥尾。伊东依山傍海，景色宜人，又有温泉佳肴，为避暑胜地。而我虽忝列学人队中，却深信经史正途的古训，少年时的一点附庸风雅似已荡然无存，倒是对与会几位日本年轻研究者的报告兴趣盎然。其中有名葛目至的女性，是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日本留学生，报告题目为《近年来大陆台湾关于近现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动向》。[1]她讲述时屡屡提到河南省在女性史研究方面的成绩，尤其是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两校的一些研究骨干及机构，为大陆该领域的研究重心。讨论时章老师问，是否知道河南省女性史研究的由来，并讲述了他本人与这一研究展开的因缘。原来1979年京都的小野和子教授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时，曾向章老师询问中国大陆方面有无学者专攻女性史。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风气未开，经章老师撮合，得知河南师院的荣铁生有志于此。从80年代初起步，经过十年励精图治，河南的女性史研究不仅蔚为风气，成为国内重镇，而且业已蜚声海外了。
我对中国近代女性史的研究早有兴趣。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晚清国内学堂学生为题，翻阅了大量当时的报章杂志，接触到不少有关近代女性教育及女权运动的资料，觉得前此虽有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的学者编过资料，做过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只是那时对该领域的学术价值认识尚不充分，学界中人还不时善意地拿来当作调侃的佐料，自觉不便涉足其中。曾建议几位异性同行致力于此，也无着落。以后在从事近代学生和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中，对女性的教育、学潮、学会等不时予以关注，但始终没有专门着力于此。
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女性史这一研究领域，不仅在欧美学术界受到普遍重视，硕果累累，所产生的崭新视角和方法，带动了整个史学的发展，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学会组织，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会（1977年）、中国大陆的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1978年）、河南的女性学会（1985年）、郑州大学的女性学研究中心（1987年）、台湾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妇女研究室（1980年）、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两性与社会研究室等，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则成立了专门课题组。同时出版了专门杂志，如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台湾的《妇女研究通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妇女与两性学刊》以及专门的女性学丛书等。
其实，女性史研究在80年代以前也绝非外国学者的专利。现代中国史学泰斗陈寅恪晚年致力于明清文化史，所著《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堪称东方女性史研究的代表作。虽然他戏称“著书唯剩颂红状”，但这不仅由于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与韵文的关系特别密切，必为善于诗文证史者所瞩目，而且从为女性鸣不平来发抒对自由自尊独立思想的追求，已成为古往今来中国知识人的通例。我记起章老师所讲的这段因缘，同时想清理一下近年来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片断思索，故不揣浅陋，斗胆以局外人身份发表一孔之见。
近代以来，全球逐渐被纳入世界体系，各种既有的观念和知识系统受到欧洲中心的强有力干预，可以说，人类的思维几乎是在欧洲中心的笼罩之下。对于不少后发展民族而言，由于原来的文化积累相对较浅，历史记忆容易抹去，冲突和困扰并不严重；或者虽然严重，影响的范围和时间也有限。而对于那些固有文化积淀较深的民族，不仅过程相当困难，后遗症也更加明显。近代中国人对于西学体系，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如何调适得当，始终是困扰学人的一大难题。在把西学眼光当作普遍通则看待中国固有的历史和文化之时，对固有历史和文化认识愈深的人，所见差异也愈大。本来借鉴西学是为了更深地认识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果却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按照西学的样式重新建构。在新式（西化）学校教育以及按照西学观念重新编排的教科书的影响下，青年所受教育已经是被西化过了的知识，其中很难说还有多少能够体现固有历史文化的特性。
浦江清曾经对朱自清谈到有关用西学观念看待中国是否适当的问题，他说：
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2]
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文学领域，至少一半是艺术的历史学科，同样相当普遍。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中国的新进学人根本否定中国本来有史，或者说有官史无民史，有史料无史学，进而不断地尝试按照各式各样的西方历史理论架构，来条理中国固有的史料，组成各自心中的历史。这种以西方系统条理中国材料的做法，经过不断地教科书化，在受教育者那里，已经演化成历史本身，而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记载。然而，这好比用西方建筑原理和审美眼光看待中国的亭台楼阁，一言以蔽之曰有材料无建筑，一律推倒，变成砖瓦木石，然后再按西方的样式重新搭建。如此组装起来的建筑，材料虽然是中国的，可是无论外观还是功能，都完全洋化。从审美的角度看，虽不失为建筑，却很少“中国”。因此当年日本京都学派的学人担心中国用西方系统整理国故，会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后来余英时教授更断言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中诸如此类的比附外国框框没有多少价值。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上述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大体而言，近代中国女性史的研究经历了妇女解放、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目前尚在展开，发展并不充分，取向也不明显。海外的相关研究（包括港台），专门研究者或许更为熟悉，这里主要想讨论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若干趋势。因此，主题并非是对女性史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试图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本相，介绍女性史研究的一些动向和学人对于女性史研究的一些评论，检讨女性史研究存在的种种观念和取径的局限，并且寻求走出困境的途径。
二 女性研究与近代中国
（一）妇女解放
在中国，女性研究是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而来。因此，从研究史的角度看，女性研究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妇女解放的使命，并为之服务的。
戊戌期间形成并流传的关键概念是“男女平等”。而到20世纪初，越来越多地被“男女平权”或“女权”所置换。女权思想源于欧洲，女权一词来自法文“feminisme”，本意为“妇女解放”，后传入英国，变为“feminism”。戊戌时期的观念，多循着传教士的教义传播而来。20世纪初的观念，则是受日本的影响，将“feminism”译为“女权主义”。1900年《清议报》所刊登的石川半山的《论女权之渐盛》，被国内的各种报刊多次转载，并被收入有关书籍，其意义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
不过，虽然女权主义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却并未构成女性研究的主要框架。从晚清到民国，妇女解放一直是现实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人们用女权思想来推动妇女解放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主要是用妇女解放的观念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女性史。
女权主义和妇女解放，看起来互为因果，实际上差异显著。前者要求女性从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给她的角色派定中解放出来，恢复女性的各种社会权力，并将其和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相联系，女性是主体。后者则将妇女解放置于阶级、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运动之中，虽然也以女性解放的程度为社会解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是由于从社会解放的整体来为妇女解放定位，妇女解放缺少独立的位置，不能不以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在这样的观念下，与整个解放运动的需求直接吻合的女性的思维行为，自然得到充分的重视。反之，则相对地被忽视，甚至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下两个事例可以显示上述差别。
关于清季中国女性的代表人物，从妇女解放的观念看，首屈一指的无疑是秋瑾。而在当时，提倡女权并且影响最大的，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是秋瑾，而是吕碧城（1883～1943年）。吕为安徽旌德人，其父做过山西学政，早死，吕碧城随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为生。她于1903年底离家出走，只身到天津结识《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广交京津仕宦名流，担任记者，主办女学，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声名远播，一度被誉为“北洋女学界之哥伦布”，[3]是当时女界中“最负盛名”的人物。[4]1904年6月，秋瑾东渡日本之前，特地到天津与吕碧城会面。其时吕碧城已负盛名，而秋瑾尚无藉藉名，两人同字碧城，秋碧城慕名而来，吕碧城却不知其宗旨性情。吕碧城后来记述两人会面的经过：“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5]
按照妇女解放的观念，“成仁入史”无疑具有更高的价值。这表明，吕碧城在世之日，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秋瑾的历史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1923年出版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虽然是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但是还能观照到另外一面。署名“吉生”的《妇女解放底径路》，总结妇女解放运动的两种潮流道：“第一种是以为男女在心理上是差不多的，所以男子的事业件件轮得到妇女去做，男子的权利也件件轮得到妇女去享。从这根本原理上出发的实际行动便是：（一）谋政权的平等，而妇女参政权的呼声举。（二）某经济权的平等，而妇女职业开放的活动兴。（三）谋知识的平等，而男女同学的禁例开。（四）谋道德的解放，而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理论倡。”第二种“以为男女性质不同，天才互异”，“女子应该充分发挥伊底温和慈爱的天性去做母亲……把一切关于人类的‘生存’方面的事统统交给那有此特长的男子去做，而把那关于人类‘继续’的重要事业教育子女，担在自己的肩膀上”。与第一种潮流相反，“（一）此说认定女子根本与男子不同，因而主张女子底事业要根本与男子的两样。（二）此说认定女子应该专门教育，女子却不该去营职业”。[6]
清末的女权主义，虽然已经将女权与民权以及君权革命相联系，但还能将“民间革命”与“男女革命”同等看待，并未要求后者服从前者。加之革命与不革命之间，还没有达到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更没有国民革命以后那种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判断，双方还能平等对话，互相联系，互为声援。南北两碧城的分工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从革命的立场看属于温和改革的吕碧城的女权主义，逐渐离开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了掌故之外，只有从文学或佛学研究的角度，才有所提及。直到20世纪70～80年代，学人重新用清季的女权主义观念审视历史，才肯定秋瑾和吕碧城代表近代黎明时期先进妇女走的两条不同的道路，其共同目标是救中国于危亡，但主张采取的手段和程序有所不同：秋瑾代表的是革命救国的道路，是激进妇女的领袖；吕碧城代表的是教育兴民的路程，是稳健女性的翘楚。[7]
国民革命以后，不革命失去了与革命平等对话的地位，冲突的双方在坚持自己为革命的同时，也必然指对方为反革命。而反革命当然不能代表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从属于这一事业的妇女解放运动，自然只能由另一方来实现。这样一来，各自均不承认对立一方的女性组织及其所从事的各项事业，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分别形成了研究的盲点。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可以说是那一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妇女团体，持续时间长，分设机构多，活动范围广，参加人数众。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该组织成为妇女界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受到各个党派和民众团体的拥护，发挥了动员广大民众、战地服务、安顿后方的作用。即使在战前和战后，妇指会也举办了生产、文化、福利等一系列事业，对于妇女参政和妇女职业运动有着重要影响。不过，由于对国民政府举行新生活运动的动机高度怀疑，所办各项事业历来口碑甚差，这一组织也被视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长期缺少应有的关注。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改善，学人能够超越党派的立场，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当时的情形，在承认妇女解放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不可分的同时，注意到妇女解放有其独特的追求，不应强求两者的完全重合，更不能简单地规定妇女解放只能遵循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否则即视而不见或予以根本否定。[8]
（二）女性主义
妇女解放运动的两股潮流，可以溯源到国际女权主义兴起的两条路径。其一是受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主张“妇女的权利”，妇女要求和男子享受同等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习惯，以及道德上的平等。持这一主张者认为，男女之性的区别并不是本质的，而是在男子为永久的支配者下生活着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要撤废社会上一切性的区别待遇，在法律、职业、劳动领域、教育等方面给予两性平等待遇。英美等国的妇女参政活动为这一派的代表。其二，与此相对，不是要求和男子有同等的自由，而是主张女性的自由，也就是生育儿童的自由、母性的确立、恋爱和结婚的自由等。这一主张，在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非常盛行。[9]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欧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女权主义发展为女性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因人而异，相当复杂，难以一概而论。[10]总体而言，尽管女性主义者批评女权主义仍然未能摆脱男性中心视角，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渊源还是显而易见，或者是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的极端扩展，或者要求承认女性的特殊地位，从女性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女性主义者刻意强调，以往的历史书都是男性中心的历史，应当从女性的角度重写历史。这一转变，不仅是研究视角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研究领域的转移。传统史学正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外交史等，都是典型的男性的历史，即便是女权主义观念影响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未能冲破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的窠臼。因此研究的重心应当转移到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以利于女性观点的发挥。20世纪70年代起，欧美的妇女史研究成为热门话题，并且很快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与当时正在兴起的修正史学（Revisionist）和区域研究相适应，开始妇女史研究多数是把妇女作为社会史或地方史的一个部分和环节处理，以其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为研究重点。20世纪80至90年代之交，妇女史研究逐渐拓展和深化，一方面注意家庭、婚姻、生养、教育、医疗、妇女福利等课题，一方面更加分门别类地细分化，与生理学、医学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法制史相结合。[11]
欧美的研究趋向影响了其他国家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女性史研究，至于中国内地，从事妇女史研究者一般还在妇女解放观念的笼罩之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河南郑州大学为中心，开始出现呼应国际学术界女性主义研究的尝试。经过近20年的努力，在介绍和引进外国相关研究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方面不无贡献，但在具体研究的成果方面，似乎进展不够明显，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足以令人称道的作品。而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虽然作者或多或少受到女性研究的影响，并且借鉴了有关的方法，却不一定完全照搬女性主义的理念去看待具体的历史问题。因此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不应纳入严格意义上的女性研究的范畴。
不过，超越一般性的历史领域，女性主义的影响仍然不小，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反响比较明显。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女性的个性往往比较张扬，容易对女性主义产生共鸣。这不仅在创作领域中比较突出，在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方面也有所表现。这大概与文学较适宜于女性特性的发挥不无关系。在提倡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女性主义的流行使得原有的妇女史和妇女问题研究找到了共同性，只是研究队伍表面看上去阵容鼎盛，其实相当多的人只是从字面上望文生义地将自己的研究与女性史联系在一起，选题方面有些近似，所用语汇也有附会，实际做法却并未跟进。严格说来，中国大陆还没有出现用女性主义研究女性史的典型作品。[12]
在近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女性主义的女性史研究即使在欧美也相对滞后，其问题意识的产生，明显受到欧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影响，所面对的对象，也主要是欧美人士。中国学人再度转手移植，不能不考虑由异文化系统生成的观念和方法，是否适用于本土的情形。20世纪9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梁元生教授在介绍美国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时就指出：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与其国内的社会意识和民权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所提出的新课题和新范畴，都是针对以前“正统史学”（政治史及其他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的一种反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补赎史学”（compensatory history）。这使我们对历史有了较为平衡的、多层面、多角度及多诠释的认识，使得史学更趋多元，更添姿彩。同时也担心史学家因此而贪新忘旧，忽略原有的研究范畴和所谓“正统”的题目。[13]
在中国，“补赎史学”领域的课题还没有代替正统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尽管也有相当强劲的趋势。但女性主义影响下（其中有不少人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女性主义的误读或附会）的女性研究，却给自己造成不小的障碍和问题。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从他个人的研究出发，归纳了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即（1）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将其变成封闭的学术领地。（2）有意无意地用两性对抗论研究问题，违背事实和逻辑。（3）两个阶段的理论均主要来自海外，是否普遍适用，有的已经被否定。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很难深入。（4）未从史料求中国女性史的真正特点。[14]这些归纳不一定全面，在女性史研究者看来也未必公允，但至少反映了学术界的一种意见。
在此可以补充或强调两点。其一，研究的细碎化。一些学人误以为新史学只是范围的转移，而不是方法的变更，他们往往着眼于以往研究相对忽略的部分，也就是正史以外的部分，如社会史研究专治黑社会等亚文化现象，女性史研究也常常将目光盯在那些特殊人群或特殊现象上，如妓女、妾侍、缠足等。其二，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在中国大陆女性主义研究史上相当重要的代表李小江的自我表白，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她认为，中国有五四以来的妇女史研究传统和西方女性主义史学研究成果两种资源，但同时就面临两种困境，传统的“男性中心”学术规范加上“妇女解放”意识形态的影响，妨碍国内史家从事妇女/性别史研究，使得为数不多的女性的女性史研究者不得不向外寻找更多的理论；而一旦她这样做，就发现人家已经有一整套东西摆在那里，“无论你说你的什么，他永远会在他的‘阶段论’和他的理论范式中作出他的解释，让你觉得你‘存在的多余’和‘解释的徒劳’”。用外来的标准解释自己的历史和生存状况，已经改变了历史本身的内涵。[15]这样的困境，也许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感觉最为深刻，因为她们自己比较充分地外化（至少主观上想做这样的努力）。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外来理论与本土事实之间，很难融洽无间，最终被牺牲的往往是本土的事实，因为只要用事实与理论的分离概念来看待外来与本土，二者就处于不对等的状态。而本土事实所蕴含的人文物事，在外来的解释框架之下很难得到恰当的理解和认识。
（三）性别研究
性别研究本来是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概念，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s）表示由社会角色和学识不同而引起的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区别于性差异（sex differences），即男女之间本能的或生物学上的差异。因此也有人将前者译为社会性别，而有的学人认为这样的译法存在着严重的学术隐患。此处不拟讨论这一概念的本源意义及其运用，而是认为这样的概念除了可以更加强调男女的差异以及女性的视角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单一地从女性的角度看待女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而是从两性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其实这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来状态。《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刊登了一组讨论《历史、史学与性别》的文章，尽管发言者研究的领域不同，性别有异，观念不一，却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希望改变妇女史研究中太过西化和现代的期待（也有个别学人实际上是想进一步学习外国新的理论）。当然，参与者多为男性，也或多或少地对极端的女性主义倾向有所不满。
近代以来的妇女史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有两大特征，一是西式，二是现代，亦即用欧美现代的观念，来考察中国固有的社会与文化。其结果，必然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来条理固有的材料，最终难免陷入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去古人真相愈远的尴尬境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中，人们便隐约感到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却又捉摸不定的差异。这种模糊性固然反映了当时国人认识上的浅薄，但同时也触及某些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本质。就学术而论，因为受语言文字特性的制约，中国固有的学术更加重视综合与发明。尽管中国学术史上也有今古文与汉宋学之争，人们还是一再强调，回到孔子，则并无分歧。中国人认识学术文化的这一特性，与分析时代的西学相去较远。正如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分别突出人及人类社会的某一方面，实则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并没有分为两面，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片面的彻底，很难不以牺牲实事为代价。
从性别划分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基本类别就是男女，社会由男女共同组成，只有双方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存在和协调发展。由于男女双方生理上存在性差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某一性别在社会的某些方面处于优势，并非异常，而是正常。非要强求用后来的眼光重新审视，作为补赎固然有其意义，但要根本改变历史的架构，恐怕难免违背历史的本相。即使如妇女解放或女性主义者所论，在一定阶段占据社会的中心或主导地位的性别，也必须同时考虑另一性别的利益需求，以及两性关系的协调，不可能一味以牺牲一方满足另一方的方式来维持两性关系，实现性别和谐，长期维持社会稳定。要求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背后显然有基督教文化的因素，过分看重男女性别的差异，于是必须通过抹杀差异的办法来达到平衡。这种近代社会的追求，反映了时代变化，但如果倒述于历史，或者企图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免会强史料以就我。
无论女性史怎样特殊，仍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或一种样态，必须遵从历史的基本规则。历史包括史实和史书，史家的责任，在于不断地解读史料（各种类型）以接近史实。许多学人已经指出，研究中国女性的历史，首先应当注意材料。这当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态度。但是如何面对与看待材料，却又受到许多预设的理论前提的制约。而这些后来外在的前提，并未经过充分论证，或者一段时间被视为公论，后来已经动摇。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不断有学人指出，中国固有史书并非单纯的帝王家谱，正史固然有种种缺陷，毕竟是多数史料之汇集和基本事实之认定，不应当完全脱离正史，一味凿空蹈隙。
基本史料和史实，包含着那一时代的人对于社会人生的基本看法，其中也包括如何看待和处理两性关系。对此，不能一言以蔽之曰男性中心。因为男性在一些社会层面上占据优势，其原因不仅是社会性别的差异。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否一定低于男性这一基本问题未能确证之前，如果一味寻找女性的独特问题或独特视角，很容易流于偏颇。受此制约，封闭性的女性课题最易引起关注，如女书、自梳女以及妈妈会等民间妇女组织。其实，即使这类问题，也往往牵涉两性的关系，而且未必是妇女地位低下、与男性抗衡的表现。况且，就算学人在此类探索中再现了女性的历史，人们也不禁怀疑，这究竟是特例还是一般女性生存与活动的状态？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如此重要的女性竟然不能在一般历史中留下她们的痕迹，或者完全被男性所淹没，而不得不完全依靠现代人来重新发现，并且重建起来的历史也只是补缺拾遗，这究竟是提升还是贬低历史上的女性？
如何在一般历史中发现女性？首先，应当考虑不单纯以女性史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站在人类总体的两性史的立场之上，从不同层面探讨男女两性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同关怀，以及女性在其中扮演的基本角色。以女性为研究对象，与选择任何课题一样，只不过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个切入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不应被割裂。研究女性史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两性共同社会。因窄而偏，是近代中国吸收西方分析性学术思想所导致的一个普遍偏差，早已引起众多学人的批评。这些批评对于更显偏颇的女性主义观念和妇女史研究颇具借鉴意义。在中国，“礼”无疑是一个关键，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则上层礼制，下层礼俗，这些一般性的社会规范，绝不仅仅是男性意志的一厢情愿可以形成。因此，制度史研究，包含了大量的两性意识和关系。即使在刑法的范畴，男女性别差异主要还是从属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应将性别差异超越于后者之上。
其次，应当改变将两性的性别意识和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视为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看法。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中，两性不仅是对立的两极，更是相互依存的两端，否则不可能维持平衡。某一性别的自我意识如果过于强烈或极端膨胀，必然导致破坏这种平衡。因此，关注的目光不应仅仅集中于那些具有封闭性的女性亚文化社会或亚文化现象，而应注重在一般社会生活的常态之下两性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两性的性别意识及其处理两性关系的基本态度和做法。近代中国激烈的女权主张，开始反倒是一些男性积极为女性代言，和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一样，这多少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是在外来思想的框架之中重新反省自我而新意迭出的结果。如果说这仍是男性意识的表现，其理据却基本为女性主义者所接受。20世纪20～40年代，又是男性从女性本位的立场出发，不断对此进行反省检讨，也得到了部分女性的呼应。[16]学人在强分历史上的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之时，往往太过主观，而忽略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第三，应当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所谓男性中心的种种观念。女性主义第二性的强烈性别意识，是20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观念。即使在20世纪，持有这样观念的人在女性社会中也不占多数。不能假定这样的观念才是女性应有的观念，才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并且用这样的观念去衡量和考察过去的女性，不相符合者即断定为男性中心意识的笼罩。历史上的女性，虽然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以及教育程度的差异，在活动界域方面与男性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她们并非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存在。其利益和愿望，也表现于一般历史和规则当中。只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念，一定要与男性的意愿相对立相违背，才是女性真实意愿的表达。古代中国女性对于韵文的发展至关重要，海外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但能否将其中的意识判断为女性独有，是否与男性的同类作品进行过普遍的比较，仍然值得疑问。
第四，将观念与事实相区别。儒家正统思想本来多为理想，后来则是统治意识，但未必是实际社会生活的通行规则，有时甚至恰好是由于社会现实不足而强烈主张。学人看待历史上的女性和女性观，常常引述符合其论点的个别词语，而对众多观念截然相反的词语概念却视而不见，略而不谈。由此体现出来的两性的实际社会地位，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
三 近代中国女性研究的观念与实事
（一）今日的女性观与昨日的女性观
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在美国随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兴起，自70年代开始形成气候。日本的一批女性学者从70年代末起，相继投身这一领域。中国台湾学者在研究方向及方法上很受美国的影响，随即跟进，并有一批成名的男性学者与美国学者合作研究。大陆方面，原来的妇女研究主要是作为革命与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此外便是历史名人或英雄传记。受国际女性学的影响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到80年代中期才具雏形。总括上述各方，欧美在理论方法上具有创新带头作用，若干领域确有真知灼见及学术建树；日本和台湾则情报周详，具体深入；至于大陆方面，研究工作加速追赶，但所长暂时仍在史料的编辑。[17]
就史学而言，史料的收集整理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历史研究应当对研究对象具了解之同情。而这首先必须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融会资料。在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台湾和大陆颇有成就。1975年，美国李又宁教授和台湾张玉法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下册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李又宁教授又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华妇女自叙诗文选》第一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此外，台湾的“法务部调查局”还编辑出版了《中共妇女运动原始文件汇编》第一辑。大陆则编辑出版了《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史料选编（1929～1935）》（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广东妇女运动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不过，与近代妇女史料之浩瀚相比，上述也还是九牛一毛，而且总体上看，编辑者的视野仍有局限，有的甚至带有先入为主的框架。编辑史料，应当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将历史文献提供给研究者，以期从中读出历史的本相，至少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而一些史料选本，却往往成为某些教科书的敷衍。这种重新组装过的历史图像，虽有便于理清线索之利，但对于喜欢走捷径的研究者，很容易产生误导的负面影响。
在上述各种选编史料集中，李又宁、张玉法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虽然时间最早，但两位学者研究有成，功力深厚，至今仍是最具权威性和规范性的上乘之选。只是经过二十年光阴的消磨，以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所带动的广泛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来者才可能进一步检讨增补。以这部资料集所涉及的晚清那一段历史而论，对于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时期无过于戊戌至辛亥。这不仅由于非教会系统的新式女子教育在此期间产生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认可，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专门面向女性或鼓吹女权的报刊书籍陆续出版发行，各种女性团体相继成立。其中涌现出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女性，如吴孟班、张竹君（上海女子兴学保险会）、林宗素（闽中女学会）、郑素伊（对俄同志女会、慈航社）、杜清池姊妹（广东女学会）、薛锦琴、陈撷芬（《女学报》、上海中国女学会）、吕碧城等。她们努力振兴女学，提高女权，并与当时各地的新学名士或绅商官各界有着多重亲友关系（如张竹君认李平书为义父，林宗素为林白水之妹，陈撷芬为陈范之女，吴孟班为丘震妻，上海中国女学会会员大都是中国教育会会员的亲眷），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她们积极活动，早在20世纪初叶，就在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组建起妇女团体，成为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
然而，这些先驱者的生平事迹及言论著述，大都湮没无闻，与之有关的组织和事业，也鲜为人知，令人惋惜。她们后来的名气虽然不及秋瑾等人，有关的资料又相当零散，但从各种报刊、档案、公私函电以及日记小说中，不难搜集到相应的记述。而且，所谓影响的大小，往往受时局变化的左右，尤其是筚路蓝缕之功，更容易被后来居上者的声势所掩盖。1902年春夏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学会，汇聚了当时沪上新女性的精英，并得到新学界名士的支持赞助。该会最初为归安吴孟班于1901年创议，开始“应者盖寡，久而未遂”。[18]是冬，吴氏染喉症而亡。其夫丘震原是庚子中国国会书记，“平日愤中国之不振，病在无学，发愤研究东西学术”。1901年又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讲求武备，被梁启超称为铁血派。后因病归国，以妻丧恸而咯血，亦于1902年5月病故。“东南士夫钦二人之才，悲二人之遇，相谋在上海平江公所特开追悼会”。届时与会者凡145人，“而外处寄到之挽语哀辞尤不可胜数”。[19]沪上新学名士蔡元培、章炳麟、叶瀚、汪德渊、吴保初、孙毓筠、蒋智由、蒯寿枢、王季同、王慕陶等纷纷敬献挽联，痛悼这对“戊戌党锢以后大呼政治革命，支那奴隶之国创闻男女平权”“亦侠亦情儿女英雄齐下泪，是夫是妇政潮学界两相关”的革新伉俪。[20]中国女学会也顺势而成。
女性史研究中史料发掘得不充分，更多地表现在各种论著之中。史学大家陈寅恪早有近代史料太多，收集难以周全之叹。而学风散漫，研究者往往不能坚守学院化的正轨，选题过大，通史居多，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在此基础上重述历史，不免浮光掠影，甚至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仅以与近代女性史关系甚大的缠足问题为例，这个被与八股、蓄辫并称为三大国糟的特产，曾引起海内外学者乃至世人的广泛关注。此一与近代中国女性史相始终的独特陋习，有关学者鲜有不加涉及。然而，尽管专门和相关的著述不少，以笔者的孤陋寡闻，至今未见有引用姚灵犀编《采菲录》1～4编及新编者。这五册书又名《中国妇女缠足史料》，后来还选编《采菲精华录》二册。主编姚灵犀乃近代文坛怪杰，著有《瓶外卮言》一书，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采菲录》编印于1920～1930年代，其时缠足已成末路，而编撰者并不带批判态度，甚至怀有明显的眷恋惋惜之情，收罗莲国遗老的怀旧之作，其中夹杂不少秽亵处。然而，所录各种有关缠足的诗词文章，不仅有助于详细了解缠足的历史，更可以清楚地掌握缠足的形制、变化、装饰、分布以及与此有关的风俗人情，特别是这一陋习所以历久不衰的文化心理因素，可谓中国缠足史料的集大成。书中许多诗文由拥莲派写来，能够令人体察到反对派锋芒所向的另外一面。未经历那个时代的学人，不看这套书，恐怕很难深入理解这一病灶，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缠足时代的两性关系。记得一位友人论证19世纪中叶上海人并无排外意识，举例之一是说扬州妓女颇受欢迎。其实，此事原因多半在于扬州女性小足天下闻名，时称“北有大同，南有扬州”，迎合了汇聚上海的一班莲癖之士的嗜好，与心态开放与否关系不大。
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缠足不仅有病态的审美价值，而且缠与不缠、缠的好坏及形制，成为反映社会等级身份、地方文明程度和风俗人情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套资料不合时尚，当时印数仅500册，正规图书馆保存甚少。1960～1970年代之交，曾有人在香港《明报月刊》著文介绍，并有出版社广告征求原书，打算再版行世，似未实现。笔者调查资料之余，曾向国内及日本各大图书馆查阅，结果几乎没有一家保存完璧。遍览海内外有关缠足的著作，大都仅据方洵的《香莲品藻》等书加以敷衍。如果揣度不误的话，前些年天津作家冯骥才写作小说《三寸金莲》，应该看过姚氏的书，否则很难那样如数家珍，栩栩如生。姚著当年恰好也是由天津某书局印行，想来当地或保存较全。不过，冯著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下也不以为这类国糟应当揭开来让世人猎奇玩赏，更不以辜鸿铭似的故意视国糟为国粹为然。但对于研究者，特别是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片面距离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哪怕被蒙蔽的只是毒瘤。善意的遮丑或曲意的辩解，都会导致历史真实的变形，从而产生错解。而单纯从今天女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批判，恐怕也无法具“真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正如周予同所说：“国故自身，无论它是国粹抑或是国糟，总之，我们不能不给它一个文化史上的地位，而研究它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之存在。”[21]从片断与片面的资料中，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历史全息影像。而失却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历史学学术价值的降低。
（二）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
戊戌辛亥间，女权运动渐兴，各种报刊书籍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前，妇女报刊已有29种。[22]通观这些宣传品，发觉鼓吹女权最力、言论最激进的，往往竟是男性。如在此期间创办较早、历时最长、影响较广的《女子世界》，其创办人、编辑和主要撰稿者，如丁初我、徐觉我、柳亚子、蒋维乔、沈同午等，便是清一色的男性。可惜学者失察，误以须眉为巾帼。《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女子世界》在指称创办人丁初我时，全部用“她”为代名词。载于第四集的《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更将丁初我列入“女主编、女主撰、女记者”行列，说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名门闺秀’”。其实丁氏乃一伟丈夫，并非女儿身。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丁初我、徐觉我、殷次伊三人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主持者。该支部成员均为男性。
丁初我曾为江苏留日学生所办《江苏》杂志撰文多篇，其中《常熟殷次伊传》记述了这位在拒俄运动中殉国志士的生平事迹，他说：“予共次伊事最久，予知次伊之心之宗旨最深，戚戚私交，□□同种。”殷次伊为常熟新学界的代表，名崇亮，一字潜溪，秉性独立，志在普及教育，革新学界，发达人智，增进群德。早年游学燕蓟。1898年，在常熟与邑人创办常昭塔后小学。再赴上海，先后入东文学社、南洋公学。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风潮时为全校学生代表。退学后积极参与组建爱国学社。因家庭之命，被迫返里，创立敩学同盟会，“组织学界同盟为国民同盟之基础”，提倡地方自治，“俨然一国会之具体”。不久改组为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使常熟成为以上海中国教育会为核心的江浙新学界活动的重要据点。1903年夏，殷氏再度至沪，与爱国学社同志谋扩张改进。《苏报》案起，他决心牺牲己身以保全社会，谋东渡投身拒俄义勇队，归家请命。途中虑及家庭必加阻拦，以为不自由，毋宁死，愤而投江。[23]丁初我与之共事，实指在常熟举办各种趋新事业。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尚无男女合办成例，中国教育会也没有女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