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女子世界》撰述的蒋维乔，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与丁初我的交往情形：“余识丁君初我于江阴南菁讲舍。相见之始，有如夙契，晨夕聚首，相与讨论学问，纵谈天下事，而知初我为绩学之士也。初我为人慷慨任侠，痛中国之不振，社会之腐败，于戊戌年间即集合同志，创建书社，购置新书新报，任人观览，以开通风气，又立常昭小学堂，教邑中弟子。”南菁书院在近代中国传统学术史上颇有影响，其时虽改办学堂，尚未开男女同校之禁。
蒋维乔同日的日记又称：“《女子世界》为常熟丁君芝孙等所创，余每月担任论说一篇。”[24]则丁芝孙与丁初我应为同一人。理由之一，蒋维乔日记壬寅（1902）十二月除夕自识称：“余昔从事学问，无一定之目的。今岁南菁改设学堂，既到堂后，与诸教习及同学志士相处，乃悟新学界之别开生面……南菁理化教习钟宪鬯先生学最富，同学诸君常熟丁君芝孙为最。”与前引评论丁初我语相吻合。
理由之二，《苏报》1903年6月24日《纪常昭塔后小学校二则》记：“常昭塔后小学校自戊戌开办以至壬寅，经徐念慈、丁祖荫、殷崇亮等大加改良……其堂中热心组织诸君列左：曾朴（孟朴）、张鸿（蛮公）、丁祖荫（芝孙）、殷崇亮（次伊）、徐念慈、徐宗鉴（维公）、沈同午（职公）、宋麟（侠公）、朱积熙（远生）。”则丁氏名祖荫，字芝孙，号初我。
丁初我与徐念慈（觉我）、殷次伊等是在常熟兴办各种新事业的骨干人物，在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的前身敩学同盟会中，徐任总理，丁、殷为常议员。[25]《女子世界》另一主要撰稿人沈同午为该会干事员。他们与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的柳弃疾（亚子、亚庐）、金松岑（天翮）及常州的蒋维乔（竹庄）等交善。这些人大都成为《女子世界》的同人。
辨识丁初我的性别，事关近代中国男性之女性观与女性之女性观的差别这一重大问题。所谓《女子世界》持论激进，主要不是指该报的反清革命倾向，因为政治态度的不同，在女性中同样存在，而是指在男女两性之间否定男性、尊崇女性的极端表现。有人认为该报“在强调提倡女权的时候，过分夸大了女子的作用，表现了泛女权思想”。[26]其实这与其说是泛女权，不如说是唯女性更为妥帖。而这种女性至上的倾向在中国男性知识人中相当普遍。其表现有二，一是以女性为理想化人格的代表，小说《红楼梦》最为突出，其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亦可见大略。二是对女性寄予无限同情，文学著作中如现代小说《家》《春》《秋》。而陈寅恪之于陈端升、柳如是，则两种情怀兼而有之。在辛亥时期由妇女主办或以妇女为对象的报刊中，关于复兴女权、家庭革命、破除纲常、经济独立、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问题，不仅在《女子世界》之前出版的几种刊物词锋远不及其犀利，就是在此之后问世的报刊，能与之匹敌的恐怕也只有1907年底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神州女报》。
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贞操节烈的抨击，以及后来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争论，虽然两性营垒中各有分歧，却总由男性发端肇始，呼声也格外强烈。究其根源，除男性受教育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外，至少以下两方面情况可以考虑。其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成长所负责任往往较父亲大，影响也深，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上的恋母情结，会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后代对待女性的态度。其二，与此相对，父亲作为家长，威严有余，慈爱不足，往往变成专制主义的代表化身。而反抗父权的专制，同样会影响两性观。加上这些男性的唯女性主义者多生长于士绅的家族制大家庭，身受家长的压抑，对于比自己地位更为低下的女性，无论后者自觉或蒙昧，易产生强烈的同情心，而对统治社会、主宰家庭的男性油然生厌。怜悯与颂扬女性，正可抒发对人世间压抑不平的愤懑。柳亚庐在《女子世界》第九期发表的《哀女界》，可以为证：“金一（松岑，《女界钟》作者）有言曰：‘凡身领压制之况味，受压制之痛苦之人，必痛心切齿于压制政体，不愿世间有此等恶现象。’旨哉斯言，其伤心语哉。吾非女子，而压制之惨亦身受之矣……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者。睹斯惨状，同病之感，我又乌能已于言。”实则在通行诸子析产制之下，家族制大家庭并不普遍。而且从民国时期社会学者考察的实践看，如何判断中国“家”的单位，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男女之女性观的差异，还由于男女实际的社会地位及境遇不同。以吕碧城为例，其“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她曾在秋瑾所办《中国女报》上撰文呼吁女子结团体，兴女权。但对于自由结婚之事，却认为“今日此种社会，尚是由父母主婚为佳”。因为“父母主婚虽有错时，然而毕竟尚少；即使错配女子，到此尚有一命可以推委。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委过，连命字亦不许言。至于此时，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者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外，几无路走。渠虽长得不过二十五岁，所见多矣。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严复劝其“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后来她果然独身一世。[27]
吕氏言行并非例外。1907年，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四川女学堂学生）与译学馆男生屈疆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风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性间态度的差异。当时中国妇人会在北京厂甸为江北灾民举行募捐演说，屈疆听了杜成淑的演讲，“慕杜女士为人之正派”，私下托人转交一函，表达爱慕之情，并约期一晤，函中有“天假之缘”“自由”等词句。而杜氏却如蒙大辱，一面四处投诉，一面公诸舆论。译学馆当局只好将屈生开除，暗中送他出国留学。杜氏答屈疆的公开信颇能反映时代及两性间对婚恋态度的不同。其文虽长，不妨照录于下，以供解析：
初十日下午突接来信一函，系由本会义务小学生胡润仁手交来，云系会所前茶摊上屈姓特托伊送交杜二小姐者。淑比拆阅，见其中有信笺一纸，另有小洋片一张，中铅印屈疆二字，左边铅印字伯刚，浙江平湖县人。淑阅，竟茫然不解所谓。然玩其词语，颇涉猥鄙儇薄，而究不知其为何如人。译其名片背面洋文，系京师译学馆等字。嘻！异哉。夫以中国女界沉沦数千年于兹矣，幸朝廷变法维新，凡稍有思想者，均汲汲以求学为重，不独男学界日求进步，即女学界亦争自濯磨。故去年吾父与世叔王君以南城女学不兴，爰与同乡诸先生议定，而有四川女学堂之设，将以扶植女权，俾人人有普通知识。创立一年，颇有成效，而于修身敦品一端，尤为注意。淑固素娴家教，夙敦学品，而孜孜勉为完全人格者也。今者江北水灾，待赈孔亟，吾父提倡中国妇人会商人会员，在厂甸劝募，淑与吾姊成玉等均司书记。事虽创举，颇为京师各界中人所赞成，凡来买图上捐者最占多数。本会中人虽当严寒，而热心公益，义不容辞。何图君为学生，竟有此不规则之举动也。
来信开首云，识君已将一载。淑生平所曾谋面者，均系吾父年世尊辈，每晤一次，随登日记，并无屈姓其人。君云识已一载，究竟何时通名，何时谋面，何时聚谈，君言之若甚得意者，得毋丧心而发狂病耶？又云天假之缘，淑更不解天缘二字，从何说起。或者此次天降奇灾，淑等售图劝捐，风霜历尽，劳怨不辞，以为江民杯车之助，乃疑为钟情来耶？君云欣幸，淑窃愁苦之不暇也。
即女友之说，现在世界开通，人人讲求学问，交换知识，亦文明之通例，况会所隔茶摊相离不过十步，君如仰慕淑之高雅，固无妨落落大方，光明磊落，致敬尽礼，道达来意，方不失为学生资格。淑禀知父母认可后，即能接谈，何必绐小学生私传信柬，行同狗彘，心为鬼域如是。况淑之学问渊博，君既从徐女士处问知，何不即请徐女士介绍，达其诚意，而必为是私相授受，以售其不轨之谋。淑固四川女学生，诚不知君视淑为何等人。君之所以自处者，其居心直可诛而不可问也。至于自由之说，中国女界尚在萌芽，循礼守义，国粹在斯。淑家世以孔教为尊，最不取自由之说。凡世之号称自由者，大都皆野蛮之自由，非法律上之自由，满口卢梭，居心盗跖，一动一言，毫无公理。在彼方自诩文明而已，不值识者之一噱也。至云星期一陶然亭可图良晤一节，尤为无状。淑既不相识，何良晤之可图？君既为学生，应知教育，狂悖如此，直与勾引良家妇女者同科，其罪有不可胜诛者矣。
嗟夫中国至今危弱极矣，将来事业，责在学生。译学馆为京师独立高等之学堂，闻平时教育最称完善，而竟有败类如君者厕其间。设学生均如君者，中国前途大可知也。现女界黑暗，刚放一线之光明，凡学界中人，知女学关系匪轻，方期极力提倡，而遇有女学生于此，应如何肃然起敬，以相与维持。而不谓君竟鄙夷视之，等诸下女。君固俨然人也，俨然学生也，而品行顾如是乎？又况此次劝募，凡稍具人心者，见淑等以孱弱女子，值此新春，不暇游玩，每日矗立于严风冷雪之中，而为是售图募捐之举，警厅保护之，政界学界各界赞成之，以为是中国向来大有创格，方谓此关打破，将来二百兆之同胞女子皆可出而任事，发愤自立，不致贻男子内顾之忧。而不谓君竟意存破坏，至以私信传递。诚恐此风一启，顽固者得以借口，而女子世界从此复处于黑暗，无复有拨云见天之一日。君试思之，胡甘为男女学界之蟊贼，世界文明之公敌也。淑得信后，本拟置之不理，继念君之为此，匪独关于淑一身之名誉，且关于译学馆及男女学界之名誉，更有关于中国妇人会之名誉。君以私来，淑以公布，使□下政界学界工商实业界中人裁判之。君函除送学部译学馆外，特登各报，幸恕唐突勿怪。[28]
以时下的眼光来看，这封信自相矛盾处不少。或者说，以现有的理论逻辑，很难理解和解释当时人的思想。其实，屈疆并非登徒子，不仅学业优秀，思想也颇为开通。因而译学馆的同学均为他打抱不平。
此外，革命女杰秋瑾，虽与由包办婚姻撮合又无共同语言的丈夫分居，却不曾彻底脱离关系，身后仍不免合葬。中国女学会和《女学报》的创办人陈撷芬，竟不敢反抗父亲逼令嫁给商人做妾的成命。而一些毅然实行家庭革命、离家出走以逃避包办婚姻者，后来大都落得个悲惨结局。甚至民初共和政府也以“未有不能共和于所生之父母，而能共和于四万万人者”为词，剥夺女学生婚恋自由自主的权利。[29]凡此种种，使得女性在挣脱束缚、鼓吹解放时不能不顾虑重重。
诚然，女子自有其激进处，只是着眼点与男子不尽相同。吕碧城的独身意向可谓一种极端表现。而吴孟班则属于另一类型。人称其“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据说她“尝有身，自坠之。公恪大骇。孟班曰：‘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皆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公恪语塞”。[30]而在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同校上学、同台演说、同场竞技之时，女性又刻意严格男女界限，开会时男女分列，或分室而坐。一些女子团体甚至明文规定：“演说时不准男人混入”，[31]以免给顽固势力留下干扰破坏的借口。
由于两性的女性观不尽相同，各自对与女权有关问题的选择取舍乃至态度要求必不一致，研究者在处理史料时应慎之又慎。以报刊为例，笼统冠之以“妇女”二字，不免混淆性质，因为其中有由男性主办而以女性为对象的刊物，所提倡鼓吹在女权的大前提下，带有独特的男性眼界。而由男性或女性主办的刊物上，也分别刊载异性的文章。只有首先清理分类，进而弄清各自的身世背景、社会交往，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其言行的社会内涵及互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再比较他们在恋爱、婚姻、家庭、养育、教育、独立、平权、参政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主张要求，然后才能有所议论。
（三）上流的女性观与下层的女性观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之一，是以文化聚合广大区域及人口，大小传统长期并存互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作为理想化两性关系的规范虽然接近或吻合，但实际的女性角色地位却相距甚远。特别在基层社会，由于小传统的千差万别，在表面共同的伦理道德主导下，实行各式各样的规则。一般说来，基层社会对于女性的约束与控制，较上流社会要松动。这往往从形体上就能够区分。在一些地方，缠足成为体面人家女性的标志，天足则是劳动妇女的特征。这不仅表现为城乡女性的差别，甚至是夫人小姐与仆妇佣人外形不同的要点之一。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女性独有的文化规范，如女书、自梳女等，主要也是通行于基层社会。在北方不少地区流行的妈妈会等组织，更是完全由女性自己筹划运作的民间女性结社，其功能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无论从领域的拓展还是方法的运用看，显然处于前列，出现了一批给人以很大启示的成果。
当上下层社会不同的女性观念与规范因社会动荡发生移位时，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近代西式教育发展的曲折进程便是一例。尽管清政府直到20世纪初仍然排斥女学，到1907年才勉强允许女子初等教育，但下层社会对女性的约束相对松弛，西方传教士很早就以此为对象开办了女塾。到1890年代，女生已占教会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为迫使清政府在女子教育问题上让步的要因。这种影响不仅在外力冲击下发生，社会内部的变动同样会引发。太平天国席卷中国之际，广西妇女在生产和家庭中的重要角色作用随之扩大，影响其他阶层和区域。不过，由于下层社会中实际通行的规范与观念上的理想模式不完全统一，往往要通过具体行为的程式化来显现潜在规则，而且女性本身也有身份角色差别（如姑娘与媳妇），迄今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出一般性结论。
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两性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性的唯女性倾向的影响。这些唯女性主义者大都出身于士绅大家庭，又具有很强的叛逆性，本能地反对男性大家长的压制。他们运用笔的社会影响力，对封建纲常伦理大张挞伐。由他们所记载、描绘和批判的两性关系，往往被等同于现实的两性关系，而忽视了其中夹杂着作者特殊的主观情感成分，不能与现实画等号，简单地直接用作分析的依据。尤其是他们对基层社会的认识，仍然是从外部观察，或是用外部的观念观察，缺乏足够的深入和具体，其文字言论主要是反映激进知识人对同时代基层社会的看法，而不能作为基层社会的实事。如果只是通过他们的言论来认识基层社会的各种女性乃至两性社会关系，则只不过是再度感受他们的心境，无法接近和理解社会的现实。从士绅层面属于常态的大家庭，在小家庭普遍存在的基层社会，只能说是相对而言的变态。
分别看待上层与下层社会的女性之外，还有上层与下层的女性如何看待自身、男性以及两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问题。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能够直接留下自己的文字材料者，大都是知识女性，也可以说大体是上层社会的精英女性。她们所具有的知识，依照女性主义者的观念和逻辑，无疑也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未必可以直接认作女性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未必能够反映基层社会一般女性的社会观念，往往只是将后者视为改造的对象，希望用她们认为正确的各种方式，使之接受自己的观念。这样的接受，以往被认为是觉悟，其实很可能不过是一律而已。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女性的实际状况和要求，或许不但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被完全湮没。
（四）本土的女性观与外来的女性观
中国的近代新史学兴起于清末民初，观念方法明显受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甚至左右，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领悟并进入学问无所谓中西新旧那样一种至高境界，并且从史料和传统史学中提取中国文化固有的概念方法，用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内在联系。这些外来观念，无论得自东欧还是北美，都并非由中国社会文化生成，套用来分析解释中国的情况，往往不免削足适履。但是放弃这些观念方法，又很难表达人们当代的思想意识。这是近代以来后发展民族在精神领域碰到的共同难题。就21世纪中国女性史研究而言，影响最大的理论来自欧美延续20个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欧美的社会问题意识。引入中国后，由于观念与事实存在歧异，而语言的独立性又有制约思维的作用，多数人采用类似以外书比附内典的格义之法，结果对理论的领悟和对历史的把握都难免附会穿凿的流弊。
近代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得许多人惯用先进与落后的观念进行中外对比。即使抽象地反对这种偏向，受了语言与方法的制约，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也不能免俗。试图使汉字罗马化的努力是极端的例子。在妇女问题上，表现之一是将西方以个性自由为前提的妇女解放观念视为文明，而以中国纲常伦理主导下的女性观为野蛮，进而把一切改变妇女形象地位的行为与反封建相联系，结果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关于太平天国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关系的论述，最为突出。诚然，洪秀全等人受过一些基督教义中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但导致太平天国前后期对待妇女的态度及政策迥然不同的原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文化分层及区域文化实际规范的不同所造成的女性社会地位的差异，即由通行于两广基层社会的女性规范转向江浙上流社会的女性规范。用反封建与封建化这一类概念，其实是相当表相与外在的解释。
又如晚清的不缠足运动，简单纳入反封建轨道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满族入主中原，不仅坚持本族女子不得缠足，还曾严禁汉族女子缠足。那种以先进落后别之的态度，当年为来华洋人所普遍抱持。惜阴《国学辜汤生传》记：1895年他和辜鸿铭拜访海关某英人时，后者说：“今年中国皇太后六旬万寿，应令妇女放足留纪念。余答国初屡下诏放足，积习难破，竟有甘自尽以殉之者。即问事在何年，答约在顺康两朝之初，均有此事。渠立取《东华录》检得之，始不以裹足为国制所定也。”[32]其实，诸如缠足之类因为社会审美而牺牲身体生理的情形，至今仍然普遍存在，只不过人们取舍的标准有别而已。凡事必用西化的尺度裁量定夺，是晚清以来国人建立在进化论和一体化观念之上的信仰。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的女性主义之女性学，对当代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中，它和社会史、通俗文化史一起，逐渐形成主流，而将原来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史、外交史逼到旁支位置。中国大陆引入女性学的理论和方法，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目前除少数女性学者介绍鼓吹提倡外，真正有学术水准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即使从趋向上看，也只能说刚刚跨越将妇女研究作为政治史附属的前女性学阶段，进入以此为社会史或地方史的一个部分和环节的初创期。问题是，欧美以女性学为指导的女性史研究，产生于时空都含特殊性的社会环境，整体上是近代西方个性解放的延续和发展。它反对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而主张从女性角度重新塑造。[33]姑且不论这一观念所提出的目标能否达到，即使作为“补赎史学”看，能否真正摆脱前女性学的妇女观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十分乐观。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两性关系的认识和规范，既有对女性歧视践踏、约束压抑的一面，也有阴阳和谐、顺应自然的一面。在此制约下，女性或以找到理想的异性为归宿，或以男性为自己的角色替代。历史已经证明，这两者都不能准确地划定女性的社会位置以及自我意识。旧时代女性对婚恋自由自主的憧憬，在传统文学中多以大团圆结局，但到了鲁迅的《伤逝》，自由结合只是刚刚拉开帷幕，原来皆大欢喜的美好结局成为矛盾冲突的起点，接着更有娜那走后究竟怎样的困惑。而女扮男装沙场出征或金榜题名，也只是男性中心的变形。
两性问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若以消除矛盾为目标，结果可能只会导致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因为平等与和谐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女性的形象、位置与意识，除女性的自我意识外，与男性的意向、认识息息相关，以往的男性中心即包含了女性的认同，或者说是在男性中心意识支配下的服从。那也是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一种必然。近代以来，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西方意识所带动的一切变化，总不免付出巨大牺牲为代价，到头来常有得不偿失之憾。如果一味企盼享受解放的利益，而不能承担相应增加的责任，那么失去的一切并非都能得到补偿。
历史是人类的总体活动，必须同时考虑平衡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性本身的所有关系。作为学术研究，与其刻意追求某一方面，不如揭示这种复杂性本身。否则，任何一种新的框架，在带给人们新的刺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约束与局限。在学术史上，那种破字当头而立并不在其中的流派做法，虽然名声很响，但建树往往不大。原因即在于当其全力破坏之际，也不由自主地为对象所制约。以打破男性中心史观为己任的女性学研究，在进入中国社会时，恐怕只有根本摆脱两性对立的狭隘眼界，才能真正找到女性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产生比“补赎史学”意义更大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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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目至女士是一位奇人。据她自我介绍，其作为四代同堂的大家族之长的曾祖父，是位民间汉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她曾到中国留学三年。遗憾的是，她非但没有被凝聚同化力极强的中国文化所感召，反而对儒教所宣扬的“存天理、去人欲”那一套道德伦理产生反感，赴美留学后很快皈依到上帝的门下。她能熟练使用汉语、英语，还在学习朝鲜语和两种非洲语言。所发表的报告，对民初以来中国的女性史研究状况做了相当详尽系统的介绍分析，本章在一些方面得力于此。
[2]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213页。
[3] 《沈吕生君祖宪词四阙》，《吕碧城集》卷2《诗·题辞》，中华书局，1929，第7页。
[4] 《南社丛谈·吕碧城》，《郑逸梅选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53页。
[5] 吕碧城、费树蔚：《予之宗教观》，《吕碧城集》卷5，第62页。本节谈及吕碧城和吕碧城研究的部分，详见于甦《吕碧城的女权思想和实践》，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1。
[6] 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1册，《民国丛书》第1编第18辑，上海书店据新文化书社1923本影印，第111～112页。
[7] 李又宁：《吕碧城（一八八三—一九四三）——奇特而美艳的词人》，《近代中华妇女自序诗文选》第1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192页。在李又宁与张玉法合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中，已经收录了部分吕碧城的作品和相关的报道评论。
[8] 夏蓉女士的博士论文，即专门研究妇指会。后修订为《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日战争》，人民出版社，2010。
[9] 奥ムいオ：《妇女问题讲话》，高希圣、郭真译，太平洋书店，1929，第134～135页，见于甦《吕碧城的女权思想和实践》，第27页。
[10] 关于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系和分别，可以参考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著《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余潇枫、潘一禾、郭夏娟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1] 梁元生：《近年来美国之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4，第118～119页。
[12] 高世瑜即归纳道：妇女史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观察和撰写的整个历史，或者可简称为“妇女的历史”与“女性主义的通史”。女性主义史家排斥前者于女性史之外。而中国内地的研究成果显然仍以前者居多。见氏著《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3] 梁元生：《近年来美国之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第120～121页。
[14] 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状况》，《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5] 李小江：《两种资源 双重困境》，《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6] 参见李岚《战国策派及其论争》，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00。
[17] 参见秋吉佑子《现代中国女性研究的特征与课题：以中国、日本、欧美为中心》，《近邻》（近きに在りて）第13～15期。
[18] 《上海女学会演说》，《选报》第20期，1902年6月26日。
[19] 《追悼志士》，《大公报》1902年7月2日。
[20] 《大公报》1902年7月4日。
[21] 《儒家之精神的社会政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575页。
[22] 徐楚影、焦立芝：《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1898～1918）》，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6，第680～693页。
[23] 初我：《常熟殷次伊传》，《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
[24] 蒋维乔：《鹪居日记》，癸卯十二月初四日、十一日。
[25] 《敩学同盟会会员题名单》，《苏报》1903年3月23日。
[26] 徐玉珍：《女子世界》，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473页。
[27]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839～840页。
[28] 《大公报》1907年2月27日。
[29] 详见拙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第9章第3节。
[30] 《道听途说》，《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
[31] 《两浙女学会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25日。
[32] 《人文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5月。
[33] 参见梁元生《近年来美国之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势》，《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