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之所以要以西学为比附，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易把握古人思想学说的系统，于是认为古人并无系统，“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只有依傍西洋学说，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重建中国学问的系统。[17]清季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名为将中西学熔于一炉，实际上将中学放进西式学堂分科教学的现成系统之中，始终无法对应的部分，只好渐次退出学制体系乃至历史舞台。从梁启超、刘师培到胡适，都曾经努力依照西学的分科体系重新梳理解释中国的固有学问，以求融会贯通，形成具有头绪条理的学说体系。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提出的国学研究的理想系统，就是在中国文化史的架构下整理成包含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等十大专史在内的总系统。而要达到这样系统的整理，必须用与外国相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8]
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并非依照现行的知识架构发生及演化，用后来的系统部勒古代的材料，不仅有削足适履之嫌，也很难恰当理解中国史籍的本意，一方面造成归类的不当混淆，误解前人有此范围界定，另一方面，用了后来的观念认识前事本意，容易导致误读错解。正如张荫麟批评冯友兰的《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所说的那样，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就是“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其实古代断片思想可能构成数多种统系，至少不是按照现代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来安排和发展。[19]陈寅恪还从晋朝清谈之士好以内典与外书互相比附的史事，探寻格义附会的渊源，讥讽时人依傍自炫的西学时装，不过是过气的陈货。诸如此类的系统、分科、方法、概念，作为方便形式，或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若是作为预设前提，现成架构，论证目标，甚至裁量尺度，则势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今人所谓法制史，大抵也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即司法与行政分立的现实影响。诸如此类的看法，自清季以来已经存在，并在内外官改制时造成朝野上下极大的困惑。有清一代，前期集王朝体制之大成，后期应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二者立意截然不同。而且清朝设制，旨在避免君权与相权等其他权力相争，因而实权在握的往往没有正式体制，一旦立制，形成明确的章程条文，又往往几近形同虚设。大清律例无疑是正式法律文本，可是律条简要，与会典事例相辅相成，也有不相吻合之处。况且，制定律条，大都在实事之后，也会掺杂后来观念，未必如实反映当时本事。尤其重要的是，皇帝的上谕实际上有着绝对权威，同样具有律法效力，并且成为则例的依据。
礼法关系的纠结，清季改制时已经凸显，当朝执政者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调适或权衡取舍。实则中国为伦理社会，律法条文的拟定，深受礼制礼俗的影响制约。改制之前，无所谓司法行政之分，府州县官的主要政务，一是刑名，二是钱粮。作为政务要项的审案，不仅要秉承律法，还要揣摩上意，乃至顾及人情世故。各地官员判案，既要依法，也需讲礼。离开礼制，很难理解相关律法的立意、文本乃至断案的行事。今人每每指责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不谙世事，缺乏行政能力，其实科考取士要在选拔正人君子，以便树立道德楷模，驾驭深谙办事途则但也容易为非作歹的幕友胥吏。若以刑名为政务要项，便以专职司法干吏为准则，审视衡量正印官的能力作为，岂非南辕北辙？
由此可见，以后来的法制史观念，并不能限定与法制相关的史事范围归属，因为前人并无此说，更不会按照这样的分科观念行事。即使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言行，其本意也不能套用后出的观念来解读。如果研究者事先预定读书甚至找材料的范围，将目光局限于所谓律法类书籍，既不一定能找到所需的材料，更无法读懂古人的本意。中国历代的图书分类，大都也是以后来的观念条理先前的著述，即以时代意见规定历史意见。即使清季以来袭用西学成法，欧美各国的分类归属也是异同互见。因此，开启时空通道的钥匙并不在后来对于文献的分类归纳限定之中。只有放眼读书，才有可能寻觅资料的线索，把握问题的范围，读懂文献的意思。这也正是书中有学，但书并不就是学之意。以今日的观念，要恰当理解清季改制过程中律、法、令的分别与联系，亦非轻而易举。虽然分科治学分门治史在今日已成常态，做什么只看什么，本来就是相当危险的事，而用外来系统条理本国材料，结果是系统有了，前人的本意却被抹杀殆尽。要想明白前人设制的立意，必须超越律法藩篱，深入礼法的各个层面。当然，对于礼的理解把握，同样应当避免为后来的成见所囿。
清季改制，面对司法权从行政分离的前景，督抚的表现前恭后倨。学人对此多以保守官僚对抗近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加以解释。实际上赞成立宪的大员如张之洞等人，反而对行省的司法权从督抚手中分出抗拒最力。其理由即若州县不审判，则爱民、亲民之实政皆无所施，以此求治，未见其可。[20]而督抚们之所以前后反复，原因却在先行改制的京师部院乘机大肆集权，使得督抚已经实际掌控的人事及兵权财权面临丧失殆尽的危险。只有不受法制或法治观念的局限，才能得其所哉地认识清楚前后因缘。
问题还不仅如此而已。今人好以案卷为研究法制史的凭据，甚至以刑案来观察常态社会。殊不知在礼法社会中，诉诸词讼的一般而言都是例外。直到1940年代，从事律师职业者仍感到中国百姓还认为只有坏人才会打官司。惹上官非，是一件相当不名誉的事情。司法案卷或许可见社会变态，至于常情，则须小心求证。以案卷为材料，与其他形式的史料相同，应当加以验证，不能假定案卷所记即为事实。从现实经验看，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案卷描述与事实往往有较大出入，能够再现百分之五十的实情，已属难能可贵。即使铁证如山的定谳，要想还原事件的全过程和各层面，也是戛戛乎其难。就此而论，考据如老吏断狱，只是形式上类似，治史的目的，绝不仅仅限于定性。
案卷经过办案人之手，即使犯人的供词和证人的证言，也难免受了刑讼惯例的制导和办案环境的左右，各种言辞符合法律的规范，却未必合乎事情的本相，反映各自的本意。办案者的记录或归纳，固然有官场的套话或职业性的行话，分析理解案情，更少不了推理揣度，加之牵扯各方上下其手，编造改窜粉饰涂抹的成分所在多有。况且当事人还有利害各异的立场关联，罗生门的现象在所难免。若有不同时期的复审重审，往往可以查知发现各种隐情。
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仅仅用法律文书而研究史事，必须广泛搜集和利用书信、日记、报道、口述等各种相关的非刑案文献，设法将案件还原为事实。只是案件所涉人员，大都升斗小民，缺少个人主动的记录，他人又少有采访等形式的补充，即使司法与行政分立之后，有了刑侦、检调、律师、法官各方面的相互制约，单靠法律文书要想还原事件真相，也几乎不可能。晚清以来，报纸等公共媒体大量涌现，为了耸动视听，或是勇于承担社会监督责任，开始介入重大案件，使得官官相护、只手遮天的情形有所改变，最为典型的案例如坊间所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报馆的追踪采访报道和官场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作用下，终于沉冤得雪。不过，此案别有隐情，报馆所说亦是一面之词，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又走向另一极端。这样的周折复杂而又材料繁多的事例可遇而不可求，却提示史家不可轻信案卷的记录，而应想方设法将案例还原为事实。
更有进者，一些要案看似刑事案件，实则牵扯广泛，刑案不过是工具或由头；还有一些则是案中有案，曲隐甚多。而近代报刊多有党团政派立场，关于同一事件的报道评论，往往掺杂利害意见，众说纷纭，媒体的介入，未必能使事情真相变得容易浮出水面，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各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影响，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如何抽丝剥笋，逐渐近真，一方面比较各方说法，不断接近本事的真相，一方面因缘各方的态度有别，进而考察各方与此事的关系各异，将所谓法制史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法制问题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法制史为范围，由社会的变态而见常情，还有着广阔的扩展空间。就此而论，考据何止老吏断狱那样简单？
* * *
[1]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社会学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第124页。该文原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4期和第2卷第1期，1943年出版单行本。
[2] 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105～108页。章太炎曾经表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见《訄书》重订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本社编《章太炎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331页。
[3]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史论丛续稿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0页。
[4] 详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5] 《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509页。
[6] 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第6页。
[7] 蔡鸿生：《狮在华夏：一个跨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收于王宾、〔法〕比松主编《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第135～149页。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
[9]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9～175页。
[10]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第186～202页。
[11]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59页。
[12]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2～263页。
[13] 《性命古训辨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8～509页。
[14] 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14期，1923年8月8日。
[15]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第456～457页。
[16]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附录”，第1～8页。
[1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第155、182页。
[18] 《国学季刊》第1期，1923年1月。
[19] 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7月9日。
[20]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9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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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蒂 157
白河次郎 156
白居易 1
白寿彝 294
包天笑 221
伯伦知理 156，157
伯希和（Paul Pelliot） 168，207
博克尔 157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37，123
蔡元培 132，169，189，198，247，272
陈宝琛 88
陈宝箴 91
陈独秀 94
陈端升 276
陈范 272
陈黻宸 63，197
陈果夫 86，90
陈澧 42，54，215，231
陈梦家 300
陈三立 91
陈师曾 183
陈守实 72
陈天华 235
陈撷芬 271，272，280
陈衍 88
陈寅恪 5，6，9，10，12，15-18，20，21，42，43，46，48，49，64-67，69，73，75，78，91，95，108，116，126，144-146，153，154，168，169，171，175-179，181，185，188-190，208，209，211，212，214，217，220，222，224，226，227，242，247，258，272，276，301，307-309，311，314-316
陈垣 12，31，43，69，80，85，99，101，102，116，118，126，211，310
陈左高 81，84，89
程德全 87
慈禧太后 221
大村西崖 183
戴逸 232
戴震 186，190
德富芦花 156
邓之诚 85
狄平 97
丁衡甫 86
丁文江 97，99
杜成淑 277
杜凤治 41
杜迈之 97
杜清池 271
方东树 186，215
费孝通 294
费约翰（John Fitzgerald） 306
费正清 125
冯骥才 273
冯友兰 48，49，64，169，175，200，208，211，307，316
冯自由 274
浮田和民 156，157
福泽谕吉 156，157
傅斯年 5，6，12，13，36，49，52，55，59-62，80，81，83，84，93，95，99，102，103，105，106，113，144，167，169，177，178，182，185，188-192，196，199，200，210，212，222，227-229，247，292，294，304，308，310，311，314
冈仓天心 183，312，313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68
高濑武次郎 156
葛兰言（Marcel Granet） 40
葛目至 257
宫村治雄 150，157
龚道耕 70
辜鸿铭 127，273，283
顾颉刚 6，86，90，99，102，124，191，192，199，294，308
贵福 132
郭沫若 66
国府种德 156
韩愈 64，65，176
贺昌群 144，145
贺麟 126，169
胡道南 132
胡适 9，32，45，63，67，72，74，89，92，94，99，101，102，127，135，136，167，169，173，184，185，188，189，194，198，200，202，207-211，223，231，299，315，316
黄侃 148
吉川幸次郎 148
纪昀 186
翦伯赞 123
江藩 186，215
姜亮夫 9，70
蒋介石 86，102，136
蒋廷黻 9，130
蒋维乔（竹庄） 276
蒋智由 272
角田柳作 156
洁丁士（F.H.Giddings） 156
颉德（B.Kidd） 156
金松岑（天翮） 276
金毓黻 10，64，125，147，212，247
金岳霖 208，316
井上辰九郎 156
井上哲次郎 167，312
康有为 97-99，102，104，136，187，215，230，232-237
柯劭忞 210
柯愈春 40
科莎（Cossa） 156
孔祥吉 232
蒯寿枢 272
雷海宗 9，10
李慈铭 91，92，94
李季 212
李济 93，300
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62
李灵年 40
李平书 271
李又宁 262，271
梁鼎芬 88，98，133
梁方仲 6，308
梁启超 9，12，14，24，32，47，61，62，67，77，89，97-99，102，126，135，136，150-161，185，187，189，194，197，198，202，208，210，211，223，228，230-237，259，268，272，299，305，306，316
林白水 272
林思进 70
林损 113
林植斋 86
林宗素 271，272
刘成禺 215
刘承幹 85，99，102，133
刘大鹏 88，90
刘锦藻 108
刘师培 14，32，67，126，197，299，316
刘廷琛 88
柳弃疾（亚子、亚庐） 276
柳如是 46，258，276
柳诒徵 9
鲁迅 66，92-94，102，284
陆润庠 88
吕碧城 261，262，271，277，280
吕思勉 13，38，123，193
罗尔纲 46
罗家伦 130
马建忠 66
梅光迪 76
梅兰芳 221
梅贻琦 8，9
梅原末治 300，301
蒙文通 70，75
缪凤林 230，231
缪荃孙 99，102
穆勒 157
那桐 88，93，133
内藤湖南 102
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59
潘祖荫 187
平田久 156
浦江清 169，181，259
钱干臣 87
钱穆 4，6，12，19，22，38，72，74，77，95，123，126，127，147，149，169，185，187，202，209，211，212，305，308
钱能训 86
钱玄同 14，66，96，98，229
钱锺书 10，62
丘震 272
秋瑾 132，261，262，272，276，277，279
屈疆 277-279
全祖望 215
任达（Douglas R.Reynolds） 129，137，151
任鸿隽 173
荣禄 221
荣庆 92，93
荣铁生 258
容庚 300
阮元 186，190，215，217
芮恩施（P.S.Reinsch） 156
桑原骘藏 156，210
善耆 134
商承祚 300
绍英 93
沈荩 97
沈同午（职公） 274，275
沈云龙 53-55
沈曾桐 102
沈曾植 5，16，102，222，227
盛宣怀 98，99
石川安次郎 156
石川半山 260
石川祯浩 157
斯宾格勒（O.Spengler） 155
松村介石 156
松崎鹤雄 85
宋麟（侠公） 275
宋育仁 13，193，194，210
苏轼 1
孙次舟 212，213
孙楷第 101，211
孙毓筠 272
孙中山 102，132，151，160，219-222，224-228，236，293，294
谭嗣同 105，231
谭锺麟 104
汤因比（A.J.Toynbee） 155
唐才常 97
唐德刚 63，189，242
唐文治 86
童书业 185
汪德渊 272
汪康年 96，98-101
汪贻年 100
王国维 1，3，9，12，16，19，67，78，126，145，148，197，299，300
王季同 272
王鸣盛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