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博士在书面说明中写道：
进食后五小时，小肠里的食物显著减少；进食后五个半小时，食物大部分进入横结肠；进食后六小时至九个半小时，食物全部离开小肠进入大肠。著名医学家藤浪刚一对此有详尽阐述。小笛等四人的食物消化状况是：小笛腹中食物已经到达小肠三分之一以下，千岁腹中食物已经到达小肠最下部，喜美代和田鹤子腹中食物也已经到达小肠最下部。总之四人腹中食物的消化程度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四人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死亡的。睡眠状态与清醒状态的食物消化时间多少有些差异，但不会有两个小时以上的差异。因此：
小笛等四人就算是进食后一个小时就寝的，到死亡经过的时间也跟大正十五年（1926年）七月十二日验尸报告中所记载的一样，即进食后七至八小时死亡，没有订正的必要。如果一定要订正，也只能订正为进食后八至九小时死亡。
读完了小南博士的书面说明，预审法官田丸脸上浮现出最后决断的表情。
田丸结束预审，等书记员把预审记录整理好，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好几遍。为了征求检察院的意见，准备即日把记录送过去。那天是三月八日。
就在三月八日那天，广川突然提交了一份《出庭申请书》。
《出庭申请书》是被告人自己希望做申述的时候，向预审庭提出的申请。
广川的申请被批准以后，拖着经过八个月的牢狱生活的煎熬变得瘦弱不堪的身体，来到预审法官田丸面前。
“你提交了《出庭申请书》，有什么要申述的吗？”
广川颇有几分精神地答道：“我要申述的是，六月二十七号吃完晚饭的时间不是七点左右，应该是八点半左右。因为我想起那天晚上躺下以后，我看了一眼怀表，那时是九点十分。晚饭后小笛带孩子们出去了一下，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千岁就挂蚊帐睡觉，所以从吃完晚饭到睡觉这段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多一点。我希望把以前的申述中所说的七点左右改成八点半左右。”
“你不是说吃完晚饭的时候，天刚黑吗？”
“不是刚黑，而是已经完全黑了。”
“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六月二十七号吃完晚饭是晚上七点左右，怎么今天突然又改成八点半了？你是不是知道了小笛等人的验尸结果是饭后七至八小时死亡，企图证明自己不在案发现场才这样说的？”
“不是的。我想来想去，确实是八点半左右，所以才提交了《出庭申请书》。”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说是七点左右呢？”田丸严厉地问道。
“因为我第一次说的是七点左右，后来觉得自己已经那样说过了，再更改不好。另外，我认为小笛带孩子们出去玩儿的时候，一定碰到过什么人，调查一下自然就知道具体时间了，也就没有特别在意。”
“知道了。”田丸点点头，“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要申述的吗？”
“为了确定吃晚饭的具体时间，您可以派人去小笛家附近的‘×元香烟店’调查一下。千岁冲澡之前，我让她去那里给我买过一盒敷岛牌香烟。”
按照广川的要求，田丸把“×元香烟店”的老板×元氏叫到了预审庭。
×元氏跟小笛在朝鲜的时候就认识。小笛在朝鲜跟一个叫村尾的军人结婚的时候，村尾请×元氏当的证婚人。
×元氏回国后也在京都定居，“×元香烟店”就在小笛家附近。她们以前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小笛开始疏远×元氏，来往越来越少了。
听完×元氏介绍的情况，田丸问道：“去年六月二十七号傍晚，千岁去你那里买烟了吗？”
“不记得了。”
“说是在您那里买了一盒敷岛牌香烟。”
“买没买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很喜欢千岁，只要她到我的店里来，我总是问她学习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去年六月二十七号是事件发生前一天的事情，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到千岁，我应该有印象，可是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我家里的人也不记得事件前一天见过千岁。”
如果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是进食以后九个小时，而广川把晚饭时间由晚上七点改为八点半的要求能够得到证明的话，那么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就可以推定为早晨五点半以后，不用说，这对广川是有利的。
但是，广川推荐的证人×元氏的证词没有给他任何帮助，甚至连千岁是否到“×元香烟店”都没有得到证实。
×元氏走后，田丸又把小笛的邻居须原太太找来。
“您去年六月二十七号那天见过小笛吗？”
“没有面对面地说过话，不过傍晚的时候看见她在自来水管那边站着，也看见她带着大月的孩子们在街上转着玩。”
“傍晚的时候，您看见小笛带着孩子在她家门前的马路上玩了吗？”
“没看见小笛，但是看见大月的两个孩子了。那两个孩子还跑到我家来玩，我那个七岁的孩子还跟她们一起在马路上玩儿来着。”
“那时候是几点？”
“我家一般是六点吃晚饭，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已经吃完晚饭了，那时候应该是七点左右吧。我去叫孩子回家的时候，街上过往的人的脸都看不太清楚了。那时候我没有看见大月家那个小的，只看见那个大的。”
“那时候大月家的孩子已经吃过晚饭了吗？”
“好像是吃过了。我问大月家那个大的，你吃饭了吗？她说，吃的是鸡肉和米饭。”
须原太太的证词的主要内容是：晚上七点左右孩子们已经吃过晚饭了，街上过往的人的脸都看不太清楚了。这些证词跟广川所谓的“八点半”对不上。
广川更改吃晚饭的时间，是因为想起吃晚饭的时间确实是八点半呢，还是因为知道了鉴定的结果才做这种更改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广川的申述和证人的证词，七点左右应该是事实。广川为鉴定结果感到焦虑，提出更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对预审法官的心证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月六日，检察官小西把一份笔迹鉴定报告交给了预审法官田丸。
为慎重起见，检察官小西又请了一位叫弘末直诚的笔迹专家来鉴定小笛的三封遗书和广川写在记事本上的那些类似遗书的字句，鉴定内容跟以前委托的三位专家是一样的。弘末直诚一个字一个字地，一笔一画地进行鉴定，说明非常详细，但鉴定结果跟以前那三位专家基本一致。
弘末直诚先生认为，“惊闻噩耗之感想”与写给父母、×野×太郎等人的遗言，日期和地点不同。关于这一点，四位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鉴定跟事件关系极为重大，所以笔者反复提到这个鉴定。
四月二日，是广川的第七次预审，也是最后一次预审。
“被告人广川迄今为止的申述，跟事实有没有出入？”预审法官田丸用沉稳的声音问道。
“没有。”
“去年六月二十七号晚上睡觉的时候，小笛穿的那件下摆到腰部，袖口镶着花边的内衣，第二天早晨起床以后是否还穿在身上？”
“小笛起床比我早，起来以后穿上了和服，至于里边穿的是什么，我不知道。”
广川在以前的申述中提到，小笛六月二十七号晚上睡觉的时候，穿的是一件袖口镶着花边的内衣，但是，预审法官勘验的时候，小笛贴身穿的衣服是一件法兰绒衬裙，没有发现袖口镶着花边的内衣。
“去年六月三十号晚上，××报社的井口记者去你寄宿的地方采访你的时候，是不是对你说‘小笛母女死了，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也死了’? ”
各位读者注意到了吗？在这个问题上，井口记者的的证词跟广川的申述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问井口记者：‘应该还有两个孩子，孩子们怎么样了？’井口记者说‘京都方面来的电话里没提孩子的事’。”
“但是，跟据井口记者的证词，他对你说过‘小笛母女死了，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也死了’，你并没有问他‘应该还有两个孩子，孩子们怎么样了’，他也没说过‘京都方面来的电话里没提孩子的事’这样的话。另外，根据你的房东泉先生和泉夫人的证词，当时你对他们夫妇说，报社记者告诉你‘小笛母女死了，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也死了’，是不是这样的？”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也许是这样的吧。”
“那么，你在第二十六号物证（广川的记事本）里，给×野×太郎、×本经理的遗言里，写的是断送二人性命，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我跟小笛和千岁有关系吧。”
“你是故意那样写的吧？”田丸盯着广川的脸问道。
“不是，我不是故意的。”
“你的记事本上写这些可以说是遗书的字句，还有写给父母、姐姐、弟弟、妹妹的遗言，不是六月三十号晚上在火车上写的！”
“不，这些字句都是在火车上写的。”
“写给×野×太郎、×本经理的遗言，写在六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八号的记事栏里，应该是六月二十一号写的吧？”
六月二十一号是星期一，广川在京都小笛家住了一个周末以后，早晨准备回神户，因为小笛哭着纠缠他，他给公司打电话请了一天假，多陪了小笛一天。
“不是六月二十一号写的，偶然写在了六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八号的记事栏里而已。”
“这是写遗言用的铅笔吗？以前放在哪儿？”
“以前插在记事本书脊上插铅笔的小袋里。”
“这是你写给大月多三郎的信，对此你有何感想？”田丸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广川。
广川把信接过来，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平静地说道：“我觉得大月夫妇很可怜。不过，我想再说一遍，喜美代和田鹤子不是我杀的。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很可怜，但是，我跟她们的死没有关系。”
“这个你知道吗？”田丸把千岁写的三封遗书放在广川面前。
“不知道。不过，六月二十号晚饭后，我躺着看报纸的时候，看见千岁趴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也许那时候写的就是这些遗书。”
“你看过法医学、犯罪学方面的书吗？”
“去年一月，看过小酒井不木博士写的《杀人论》。”
“那本书是你在书店里买的吗？”
“不是。我参加了××书林举办的传阅书库，那本书是偶然传到我这里来的。”
“这类书籍你还看过什么？”
“去年二月，还看过小南博士写的《法医学与犯罪》，我记得那是一本蓝色封面的小书。”
“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尼僧在建仁寺放火的事件。”
“你怎么会有机会看到这本书？”
“那次是给×本经理看家，他家里有这本书。”
“去年一月二月的时候，为什么要看这种书？”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广川交给预审法官田丸一个名片夹和父亲寄来的一封信。名片夹是一个很普通的皮革名片夹，父亲寄来的信说的是给广川提亲的事。
“第十三号物证（千岁尸体旁边那五张名片）就装在这个名片夹里吗？”
“是的。”
“预审到此结束。现在我就把你在这个事件中被怀疑的理由向你说明一下。”接下来田丸把广川被怀疑的理由做了非常细致的说明。
“你还有什么对你自己有利的证据，还希望预审庭做哪些调查，现在可以提出来。”田丸对广川说道。
“我想起一件事，二十八号早晨小笛给我热前一天晚上的鸡肉的时候，把电灯关了。”
预审法官勘验的时候，已经注意到电灯开关是关着的，那天停电的时间是早晨五点四十二分。这些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广川继续说道：“我认为小笛是自杀。正如我所订正的那样，吃完晚饭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我认为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同时，法医鉴定认为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是进食后七八个小时或八九个小时，应该相信一直到早晨五点半，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希望对跟小笛等人的死亡情况相同的其他人进行鉴定，结果一定能证明，一直到早晨五点半，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广川的意思是对小南博士的鉴定实施鉴定，也就是二重鉴定。预审法官田丸没有采纳广川的建议。
预审遂告终结。
预审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主文：将被告人广川条太郎移交××地方法院公审。
理由：根据下述事实，被告人具有足够的犯罪嫌疑。
被告人广川条太郎，现年二十九岁。大正十年三月毕业于小樽商业高中，同年四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选修科，大正十三年三月毕业。在学期间寄宿于平松小笛家。大正十三年一月与平松小笛发生肉体关系，后持续。同年八月进入神户信×公司并搬到神户居住，但几乎每个星期六到京都小笛家，与小笛发生肉体关系。自大正十四年五月始，被告人因父母亲友为之提亲，遂提出与小笛断绝关系，以便与其他女性结婚。但是，小笛执拗地要求保持关系，使被告人陷于窘境。当时小笛生活困难，养女千岁病弱，小笛自知无力抚养，与被告人的关系亦不可能永远保持，便强迫被告人与之殉情。被告人拒绝殉情，于大正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左右（中略），在小笛家将小笛与其养女千岁勒死。被告人为掩盖罪行，又将偶然在小笛家过夜的大月喜美代与大月田鹤子勒死。其后被告人将小笛尸体吊在门楣上，伪装成小笛将千岁等三人勒死之后上吊自杀的现场，遂于同日晨五时三十分离开小笛家。
双线并行
结实的铁窗，灰蒙蒙的拂晓。
铁窗外，传来麻雀的叫声。
广川向窗外看去，高墙外面大橡树的树梢上，一只麻雀喳喳地叫着。在广川听来，那简直就是天国的歌声。
广川在一个单间牢房里，早就睡不着了。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出神地听着麻雀唱歌。
无意中一睁眼，出现在眼前的是白漆的天花板。
“对了，这里是监狱，我是个囚徒啊！”广川那安详的表情骤变，愤懑从心底一阵阵涌了上来。
“冤案！”
可是，这么简单的两个字，能够表现广川的心情吗？
麻雀的叫声已经听不见了，拂晓也变成了令人憎恨的拂晓。
自己根本没有杀人，却蒙上了杀人这个可怕的罪名，要被判处死刑。无辜的人就是服刑一个小时都是不应该的，何况是判处一个无辜的人死刑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广川重新裹了一下薄薄的被子。
他以前在图画上见过绞刑架。麻绳做的粗粗的绳套，紧紧地套在脖子上以后，脚下的踏板翻转，突然张开一个大洞，紧接着就是死亡的黑暗。
他不仅蒙冤受辱，还要被送上绞刑架，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
广川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发疯似的揪着自己的头发。
无处发泄的愤懑煎熬着广川，他呆呆地看着天花板上那只在渐渐天亮中一点点失去光芒的电灯泡。
天亮了。远处传来第一班电车发车的声音，大地似乎在微微颤抖，从睡梦中醒来的城市，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快。
广川的灵魂先后游历了华胥国、麻雀天国和绞刑架下的大洞，终于回到了现实世界。
反正也背上了这个罪名，反正会被判处死刑……这样一想，他的心境变得险恶，善良的他开始自暴自弃了。
算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四大皆空，四大皆空啊！
广川在心里强烈地否定着一切，但是，这种强烈的否定只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情。接下来的一刹那，他的内心深处涌上来一股要撞向什么，要打碎什么的情感：事实只有一个，不能丧失信心！
“二号！接见！”一名看守拉开广川那个单间牢房的门，探进头来。
二号是广川的囚衣编号。
一个代表人格的姓名变成了数字被人呼叫。广川心里翻滚着愤怒，默默地念叨着：二号，二号，二号……
广川走进犯人接见室，看见桌子对面有一张理智而敏锐，斗志昂扬的脸。这个人就是高山义三律师。
“你就是广川君吗？”高山律师非常随意地大声叫道。
广川无言地向高山律师鞠了一个躬。
“我是高山义三。遭了这么大难，你吃苦了。神户信×公司的×本君，你的父亲，还有佐藤君，把你的情况都对我说了。我决定当你的辩护律师！”
“高山老师……”广川激动地说，“我的审讯记录您看了吗？”
“看了。我派去的人正在抄写。”
“老师相信我是冤枉的吗？”
“相信，完全相信。你这个事件里有根本性的疑点。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你是无罪的！”
广川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牢房的窗户染上了淡紫色的晚霞。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
“啊，今天是礼拜六啊。”已经不知道日期的广川忽然意识到，教堂的钟声只在星期六傍晚和星期天早晨敲响。
庄严的钟声使人的身心清澄，广川不由得坐端正了。
钟声停止了，余音袅袅。就像要追寻那余音似的，广川静静地看着窗外。
天黑了，夜空中，一颗星星闪着神秘的光。往事在广川的脑海里翻腾。
“把我推进陷阱的小笛固然可恨，但是，难道自己就一点罪过都没有吗？难道自己就是清净洁白的吗？”
这么一想，广川就开始反省自己过去那应该受到诅咒的生活了。无德，乱伦，可耻啊！
“小笛并不是一个坏人。她的自暴自弃，以及最终采取的恶魔般的报复手段，可以说是罪孽深重。但是，对于这罪孽，难道我就不应该负几分责任吗？临死之前变成了恶魔的小笛，应该说是很可怜的。我没有恨她的资格！”
广川对自己的意志薄弱，对自己丑恶的灵魂感到自责，感到羞耻。
“那些调查我、审问我的人跟我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受到他们的怀疑，根源在我这里。是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我遭受这些苦难也是罪有应得，我难道不应该站到断头台上去赎自己过去那些不道德的罪孽吗？”
广川的感情激昂起来：“小笛绝对不是我杀的！不管法医是怎么鉴定的，六月二十八号早晨五点半我离开小笛家的时候她还活着，她还给了我一份报纸，这是事实。硬说是小笛三点左右死的，硬说小笛是我杀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如果这些错误把真实都掩盖起来，那不是对正义的亵渎吗？如果自己被作为杀人犯处以死刑，父母怎么办？弟弟和妹妹怎么办？而且，将一个无辜之人处以极刑，会在这神圣的太平盛世的审判史上留下一个抹不去的污点。我应该相信国家的法律，相信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相信自己的冤案一定能得到昭雪，我要勇敢地面对一切苦难！”
广川的脑海里浮现出高山律师的面容。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所申述的事实是真实的，今天，高山老师告诉我，他相信我，我的身体和心灵一下子轻松了很多。高山老师一定能洗雪我的冤案。我相信高山老师，相信国家的法律和判决。”
夜色更深了。
监狱里没有日历，广川只知道过了一天又一天。
心烦意乱的广川，自从见到高山律师以后，心情平静多了。他知道自己没有犯罪，被冤屈之后的愤懑渐渐消失。他相信能够得到公正的判决，牢狱生活也不觉得那么难熬了。
单调的牢狱生活中，早晨清扫房间是他觉得最快乐的事情。他小声哼着歌，一丝不苟地打扫他那间还不到一坪半的牢房。本来转眼之间就可以打扫完的，广川却要用很长时间。从地板，门窗，小饭桌，到牢房的每一个角落，都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偶然从广川的牢房门前经过的看守，总要通过门上的小窗跟他打招呼：“打扫得真干净啊！”
广川觉得这个监狱的看守都很和气，他甚至认为看守们都在同情他并尽可能地关照他。作为一个长期被关在牢房里的囚徒来说，这是无上的安慰。广川对此抱着由衷的感激。
单调的牢狱生活在一天天过去，公审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
“广川君！出庭了！”看守打开了结实的橡木门，“今天是你公审的日子。”看守说话的声音很和气，但还是咔嚓一声给广川戴上了手铐。广川低下头，充满愤怒的眼睛盯着手铐。为什么要给我戴手铐？我是一个什么罪都没有的人，为什么要给我戴手铐？广川心里这样想着，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人。这些人是进不了法庭的，他们想在这里看看广川。广川眼里噙满了悲愤的泪水。他垂下戴着斗笠的头，快步向法庭走去，每走一步手铐都会响一声。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种耻辱呢？让我忍受这种奇耻大辱的人到底是谁呢？广川心里这样想着，加快了脚步。
走到入口处的时候，广川突然站住了。一直闭着眼睛以抑制内心的慌乱，保持稳定的情绪的他，在一瞬间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斗笠的缝隙中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和挚友佐藤。
他忽然感到这里不是法院的法庭，而是远离现实的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的脸扭歪了，表情很复杂。有对可怜的儿子的同情，也有对儿子教育不够的后悔，还有无颜面对亲友的憾恨。
广川眼圈发热，手铐微微颤抖起来。
法警轻轻推了一下广川的后背。广川振作精神往前走，默默地来到被告席上。法警来到广川面前给他摘手铐，广川伸出双手，咔嚓一声，手铐开了。那声音怎么形容好呢？简直就是从地狱最底层传出来的声音。
现在，广川在父亲和朋友面前，只能伸出一双戴手铐的手。看到亲友们盈满眼眶的泪水，广川紧紧地咬住了嘴唇：“我在什么面前都不会觉得害怕，我没有犯罪。我的手上戴着手铐，不是我的耻辱，而是那些给我戴手铐的人的耻辱。”广川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坐在辩护席上的高山律师毫无顾忌地走到广川身边，在他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广川连连点头。
“今天是盼望已久的公正审判的第一天，应该高兴才对！”广川觉得自己渐渐振奋起来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勇气回头看看坐在旁听席上的亲友。
正面的门开了，法庭里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法庭安静得连灰尘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戴着法官帽的审判长和法官们走进来，肃然就座。
审判长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官，名叫橘川喜三次。坐在审判长两侧的是有森哲三、岩渊止两位法官，还有书记员永井米藏。不用说，列席检察官小西重太郎也在座。
事件被称为“白川町四人被杀事件”，引起极大轰动。一大早就赶来的众多旁听者之中，有学者，有医生，有教授，也有很多京大的学生。
审判长等所有的人都坐好之后，叫道：“广川条太郎！”审判长的声音威严里带着温情。
广川默默地站起来。
“你就是广川条太郎吗？”审判长用和蔼的口吻问道。
“是的。”已经完全恢复平静的广川答道。
“现在开始审理跟被告人有关的杀人事件。”审判长宣布审判开始以后，检察官小西用冷澈的目光注视着广川，就像在朗读预审判决书似的，一字一句地陈述公诉事实。
广川就像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静静地听着。
这天是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小笛等人死去整整一年了。公审在这一天举行，完全是偶然的。
在公审过程中，橘川审判长的讯问细致入微，一共提了一百六十个问题。广川的回答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不管是多么细致多么尖锐的讯问，广川的陈述都没有任何破绽，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广川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连旁人觉得可疑的事情，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都毫无隐瞒地说出来，而且前后没有任何矛盾和破绽。
审判长的询问结束以后，站起身来正了正法官帽：“这些证据表明，小笛强迫被告跟她殉情，被告为情所困，跟小笛相约一起自杀，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被告应小笛要求，在小笛家中的六畳房间里把小笛勒死。然而被告并无心跟小笛殉情，为掩盖勒死小笛之事实，被告遂将睡在三畳房间里的千岁与睡在六畳房间里的喜美代和田鹤子用手巾勒死。为了把现场伪装成小笛将千岁等三人杀死后又自杀的假象，被告用一条和服腰带将小笛吊在六畳房间东侧的门楣上，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模样。这些是不是事实？”
“不是。那天早晨我离开小笛家的时候，上述四人都还活着。她们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记不清广川这样回答过多少次了。在这个连模糊的证据都没有的事件里，我们太有必要深深地思考广川这种否定的回答的意义了。
“关于事实的庭审到此结束，现在进行证据庭审。”审判长宣布道，“这里有司法警察对被告人的审讯记录，有预审期间十五个证人的询问记录，有勘验报告，有小南博士的验尸报告及说明书，有笔迹鉴定报告。这些都是本事件的证据。”
审判长把上述文件的要旨一一做了说明，并且把扣押的物证拿出来，让广川说出自己的意见或进行辩解。广川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被告人还有什么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以说出来。”
“没有了。”
审判长的讯问结束以后，辩护律师足立进行了下述问答。
“去年六月二十一日，因为小笛哭泣，你在京都待到二十二日才回神户。你早晨离开小笛的时候，小笛说了些什么？”
“小笛什么都没说。倒是我耐心地对小笛说，别着急，房子慢慢找，找到以后再搬家。”
“那时候小笛没有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吗？”
“没有。”
“什么也没说？那你怎么星期六又来了？”
“那不是说好了的。我回到神户以后给小笛写了一封信，说不能总是到她那里去了。她是因为我在信上说了那样的话才于六月二十五号到神户去找我的。”
“二十八日早晨，小笛把你叫起来，给你披上衣服，然后拿着洗脸盆带你去自来水管那边洗脸，她从来都是这样做吗？”
“小笛总是先洗脸，她洗完以后就把洗脸盆放在自来水管旁边。另外，那天她也没有给我披衣服。”
广川的回答充满了真实性，他的说法跟足立的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为广川起床做这做那的小笛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
这个事件的争论点有以下两点：一，小笛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二，小笛等四人是否死于晚饭后七至八小时。
广川的供述没有谎言，都是实话。但是，小南博士的鉴定，即“小笛是他杀，四名死者均死于晚饭后七至八小时”，被警方、检察院和法院认定为判断的依据。
请问诸位读者，您怎样看上述的局面呢？
而且，从警察到检察官、法官，都把小南博士的鉴定结果作为断案的依据，都认为小南博士的鉴定绝对没有错误。如果这个案子在此基础之上审理下去，就是花上千言万语来辩护，也无法洗刷广川的冤罪。
广川将在无罪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
如此残酷的事情，在世界上还有第二桩吗？
确信广川无罪的高山律师，理所当然地对小南博士的鉴定产生了怀疑，并对其进行了专心致志的研究。
高山律师查阅了十数卷医学书，越来越怀疑小南博士的鉴定的正确性。
其他证据没有必要顾及，只要把小南博士的鉴定否定了，一切都能从底翻过来。
足立律师的质问结束以后，高山律师立刻站了起来。
“法庭依据小南博士的鉴定，推定小笛等四人是他杀，其中小笛是被人勒死后吊在门楣上伪装成自杀，我对此有如下意见。首先，关于小南博士的鉴定的说明，有轻视法医学通则的倾向。我认为，在本案中，法医鉴定对确定犯罪与否具有重大影响，单单靠一个法医的鉴定是不够的。一个被认为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是还需要两三个医生会诊吗？本案除了小南博士的鉴定以外，并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来断定某人是否应该被处以极刑，太草率了！就算这是我国法医学的权威，但仅仅依靠这一个权威的鉴定，并将其作为绝对可信的依据来判决如此重大的案件，不能不说叫人感到甚为不安。
“例如，小南博士的鉴定认为，小笛脖颈上部勒痕为死后形成，下部勒痕为生前形成，因此推定下部勒痕为被人绞杀时所形成。但是，如果认为下部勒痕为自缢时形成，上部勒痕为气绝身亡后形成，不是更妥当吗？
“小南博士排除‘下部勒痕为自缢时形成，上部勒痕为气绝身亡后形成’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下部勒痕中央部分有一个角度，还有一个是两条勒痕之间的皮肤没有什么变化。我对此观点表示怀疑。在本案中，自缢用的腰带固定在一处，两条勒痕就一定应该平行吗？特别是腰带最后止于下颌，认为小笛自缢时是先把腰带挂在脖颈下部，气绝身亡后由于体重的关系下滑，最终形成了脖颈上部的勒痕不是更自然吗？关于勒痕的角度，跟我见过的一些自缢身亡的死者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是被人绞杀，勒痕的角度是不可能形成的。关于两条勒痕之间的皮肤没有什么变化这个问题，也不能据此否定腰带曾经由于体重的关系发生过滑动。除非颈部皮肤已经腐烂，腰带滑动时才会由于摩擦使皮肤发生变化，大多数情况下，两条勒痕之间的皮肤不一定会有多大变化。
“也就是说，脖颈上部勒痕由于被下颌两边卡住，只能形成接近水平的没有角度的勒痕。而脖颈下部不会被卡住，以咽喉作为支点把人体吊起来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一个角度。如果是绞杀，要想形成这种角度，除非凶手勒住被害人脖颈，把被害人背对背地背起来，或者是用绳索从背后套住被害人脖颈向头顶方向拉，总之只能以某种不自然的力量才能使勒痕形成角度。按照预审结果，广川是接受了小笛的嘱托将其绞杀的，也就是说，小笛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既然如此，广川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得近乎不可能的方法勒死小笛呢？”
审判长双手撑在桌子上，向前探着身子，认真地听高山律师的辩护。
“还有，就算当初小笛脖颈上两道勒痕之间的皮肤有变化，在尸体腐败到已经产生了水泡的情况下，能够断定两道勒痕之间的皮肤没有下滑时留下的伤痕吗？在勘验死因是否为绞杀的时候，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勒痕的性状和走向。勒痕的走向基本呈水平，而且是围绕颈部一圈，可以断定为被他人绞杀，这是法医学上的通则。然而，根据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脖颈下部的勒痕，前脖颈非常明显，后脖颈则没有，也就是说，勒痕没有围绕颈部一圈。下颌左右以下三公分处，勒痕非常明显，后方则渐渐不明显，后脖颈则完全没有勒痕。如果是这样的话，仅就勒痕的性状而言，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能够断言这就是绞杀造成的勒痕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还有，根据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脖颈下部的勒痕，距离脖颈上部的勒痕约两公分，呈V字形，角度为一百二十度。如果是绞杀，形成的勒痕应该是水平轮状勒痕，而自缢身亡形成的勒痕，由于体重与支点的关系，勒痕呈马蹄形，与绞杀形成的勒痕有所不同。因此，脖颈下部的勒痕，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断言其为绞杀形成的勒痕是不可能的。根据上述理由，我申请对以下五项进行鉴定：
“一，如果小笛是自缢身亡，是否会形成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中所记载的创伤及状态；
“二，如果小笛确属自缢身亡，却形成了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中记载的两道勒痕，那么这两道勒痕在法医学上是否为不合理；
“三，根据食物消化程度，是否能准确判定进食已经几个小时了；
“四，在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的基础上，判明四名死者究竟死于进食后几个小时；
“五，在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如何确定小笛之死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必要事项。
“为此，我提出对以上五项进行鉴定的申请。鉴定人建议聘请以下三位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三田定则、前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本梁松、大阪医科大学教授中田笃郎。”
审判长把撑在桌子上的手拿下去，后背靠在椅子上。
旁听席传来一阵阵耳语声。
广川一直微微低着头，聚精会神地听着高山律师的辩护。
“关于第三项，即食物消化程度，申请鉴定的理由是：进食后经过的时间在医学上并没有定论。小南博士在他的鉴定说明里说，他是根据著名医学家藤浪刚一的理论作出判断的。但是，腹中食物六至九小时由小肠移入大肠，我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通过怎样的实验得出的。小南博士也说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生理标准时间。小南博士还说，消化机能的好坏，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也还没有听说过专家的定论。
“当今科学研究中有定论的是，食物在胃里边的停留时间为二至五小时。但是，一般认为，食物从胃里下去以后，对其移动时间的推定是极其困难的。现在以小南博士的验尸报告为基础，并且作为一般性的标准来推定死者为进食后七八个小时以后死亡，难道不会有问题吗？不，难道应该以此为依据来推定吗？我深表怀疑。”
不管高山律师怎样力主对上述五项进行鉴定，怎样阐述其必要性，但律师毕竟不是法医。法院非常重视小南博士的鉴定，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法官在这里说一句“没有必要”，把高山律师的申请驳回，那就是所谓“鹤鸣一声万事休”。广川的冤案也许就永远也得不到昭雪了。
辩护方高山律师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早在公判开庭数日之前，以书面形式提交鉴定申请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份鉴定报告。
这份鉴定报告是草苅春逸博士写的。
虽然不是法院命令草苅春逸博士写的，但是作为申请鉴定的理由，这份报告不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而且在日本法医学界是第一块激起了千层浪的石头。在死刑还是无罪这个重大分歧点上，鲜明地确定了事件的大方向。
草苅春逸博士的鉴定报告是这样写的：
判定小笛的死因是绞杀还是自缢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颈部的勒痕。尤其是下边那条勒痕，只要在法医学上确定了属于哪种勒痕，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一般而言，如果死亡原因是被绞杀，最主要的特征如下：一，勒痕呈水平走向；二，勒痕均等；三，绳索交叉部呈点状，或分枝状，或交错状。以上三条是在固定的情况下被绞杀时出现的特征，在小笛身上一条都没有被发现。
草苅博士紧接着列举了在非固定的情况下被绞杀的四条特征之后，指出：
小笛脖颈上的勒痕，作为常见的勒痕，既没有在固定的情况下被绞杀时应该出现的特征，也没有在非固定的情况下被绞杀时应该出现的特征。那么，如果把小笛脖颈上的勒痕作为自缢留下的勒痕加以考虑呢？
草苅博士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对自缢留下的勒痕做了如下说明：
自缢留下的勒痕，跟支撑点（即吊着身体的那一点）相对的那一侧最为鲜明，向左右延伸的部分则渐渐变得不太清楚。另外，勒痕延伸的方向也具有明显的特征，即脖颈前部最低，呈V字形向后上方延伸。小笛脖颈上的勒痕恰恰就是这种性状。
草苅博士引用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中的文字，再加上数项说明，极力主张小笛脖颈下方的勒痕为自缢留下的，并在鉴定报告的最后部分写道：
我一直在朝着阐明真相的方向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所作的只有这一点。虽然自己才疏学浅，修养不够，但从来不敢忘记紧追日新月异的科学。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是明白而简单的。
总之，草苅博士的鉴定报告认为，小笛脖颈下方的勒痕，不是被绞杀留下的，而是自缢留下的。
草苅博士强有力的反论，成为申请进一步鉴定的最主要的理由。橘川审判长批准高山律师的申请，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草苅博士的鉴定有两部，其中一部由辩护方律师在开庭之前交给了审判长，这是申请重新鉴定的根本理由。
一百二十度角
一阵阵凉爽的风，透过打开的窗户，吹进法庭。
高山律师跟足立律师耳语了一阵以后，把一份文件交给审判长，继续说道：“这是我的另一份申请，请求京都市工业学校教师田村武雄鉴定小笛遗书。关于小笛的三封遗书，从检察院开始就屡次鉴定，但都是以笔迹为主，对这种不完全科学的鉴定我感到遗憾。我认为，小笛的三封遗书中所谓第十六号物证，即有条太郎的署名和‘广川’的图章的那封遗书，背面的文字跟正面的文字不是同时写的。我们请求田村老师鉴定如下事项：
“一，第十六号物证中间那些用红铅笔写的文字，跟背面用黑铅笔写的文字，以及另外两封遗书，即第十四号、第十五号物证，是否为同一支铅笔所写；二，以上三封遗书上的文字，是否为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所写。
“还有，我请求法庭实地勘验去年六月二十七日傍晚时分的亮度，以便弄清楚实际亮度与被告人的申述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
听了高山律师的申请及申请理由，审判长向检察官征求意见：“您看呢？”
“您酌情决定吧。”检察官小西爽快地回答说。
检察官小西没有对辩护律师的申请提出反对意见，既可以理解为他的态度宽容，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个事件的审理是充满了自信的。
“现在开始合议。”审判长简单地宣布了一句之后，站了起来。其他陪审法官也跟着站起来，退出法庭，去后面的会议室合议是否接受高山律师提出的鉴定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