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武(1926-2009)日本作家、演出家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我住在东京牛込区的矢来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经常在柳町和若松町一带的旧书店里猎取旧书。当时我也就是十四五岁。由于战争的影响，像样的旧书已经杳无踪迹，以书易书等买卖方式也还没有流行起来，不过偶然也能找到一两本好书。当然，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还缺乏旧书方面的专门知识，就是买的话，也不过是利用剩在口袋里的几个零钱买自己喜欢的书。
柳町的十字路口有一家铃木书店，这个书店的书架上经常摆放着侦探小说之类的读物。铃木书店前边的一个胡同里，有一个很小的旧书店。有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一本很有意思的旧书。作者的名字我不知道，首先吸引了我的是那本书的装帧。封面用红黑两种颜色印刷，中央是一个很奇怪的假面的侧面像。这很符合我这个喜欢猎奇的少年的口味，就把它买了下来。这本书就是以写“犯罪事实小说”闻名的山本禾太郎的代表作《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昭和十一年（1936年）由Profile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昭和二十年（1945年）五月二十五日天亮之前，美国空袭东京的时候，我的两千册藏书全部化为乌有。经过战后混乱等漫长的岁月，我再次得到这本书是将近三十年之后的事情。
封底衬页上用铅笔写着购入日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记得我是通过早稻田的二朗书房买到这本书的，价格大概是一千日元，便宜得叫我感到有些吃惊。如果是现在的话，少说也得那个价格的十倍以上吧。而且是带着护封的，非常漂亮。这么旧的书还带着原装护封，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现在就连没有护封的都很难买到了。山本禾太郎战前出版的单行本只有这一册，战后也只出版过一个短篇集《抱茗荷之说》（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熊谷书房出版）和一部长篇《消逝的女人》（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梅田出版社出版）。那以后也正如人们所知道的，禾太郎可以说是极其寡作。自从大正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在《新青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窗》获得二等奖之后，空白较多，直至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三月十六日在神户市长田区家中逝世，只发表十余篇小说。尤其是好不容易登上了《新青年》这个大舞台以后，山本和太郎于昭和四年（1929年）在《新青年》发表《反诘问》便沉默了，后来发表作品的阵地转到了Profile（昭和八年〔1933年〕创刊），这个过程实在叫人难以理解。
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话，主要因为这个作家把写小说作为业余爱好。禾太郎从事过多种职业，青年时代曾经以顾问身份参加过“浪花曲”的一个剧团，在各地流浪。跟Profile的关系，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职业画家加纳哲是Profile的发行人熊谷晃一的智囊团成员。但是，他在Profile也只发表过《抱茗荷之说》等少数几篇小说，表现并不踊跃。对此九鬼紫郎认为：“禾太郎对那种现实性不强，只注重用诡计欺骗读者的侦探小说不感兴趣。”（《侦探小说百科》，昭和五十年〔1975年〕金园社出版）这是否就是唯一的理由，我们不能不表示怀疑。当然，作为理由之一还是可以被人接受的。禾太郎充分发挥了他的创作才能的作品——根据实际发生在京都的杀人事件的审判记录写成的长篇小说《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是这个理由的注脚，同时，江户川乱步对禾太郎的处女作《窗》发表评论以来，“不是对侦探小说感兴趣，而是对侦探感兴趣，注重犯罪事件解决的过程”“属于具有现实家气质的一派”（江户川乱步《读获奖作品有感》，发表于《新青年》大正十五年〔1926年〕六月号），已经成了侦探小说界的定评。这一派受到瞩目的原因被认为是“跟法官和警察有关的侦探小说爱好者”非常之多。这一派首屈一指的作家是检察官出身的滨尾四郎。顺便说一句，乱步属于“喜欢刺激性强的小说，注重小说的妙趣和写法的巧妙”，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一派。但是，乱步认为“全部都是记录也能写出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作品”。禾太郎使出浑身力气，拉满弓弦射出的长篇小说《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无需详细论证的。《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是当时已经四十七岁的禾太郎成熟期的作品，长期的酝酿，缜密的构思，稿纸的页数，都无愧于代表作的称号。
直到发表《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为止，在《新青年》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的禾太郎，只发表了八个短篇小说就沉默了。他总算在Profile杂志创刊号上重新露面之后，在经常投稿的同人中存在感也是很弱的。昭和八年（1933年）五月创刊的Profile杂志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四月休刊，整整四年间坚持纯侦探小说杂志的特色，几乎所有新老侦探小说作家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Profile试图向纯商业性杂志方向转换，改名为《侦探俱乐部》，打算再出发的时候，由于发行人股票投资失败被迫休刊，实在是太可惜了。昭和十二年，编辑二月号的时候，编辑部搬到了东京。决定每个月请一个特邀主编，在涩谷白十字召开“东京Profile会”，扎扎实实地开始布局。第一个特邀主编是木木高太郎，第二个特邀主编是海野十三。为了达到别开生面的效果，第三个特邀请的是法医学专家高田义一郎，预告都打了出去，结果还是休刊了。战后的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七月，Profile改名《假面》，发行人也转到了神田的八千代书房麾下，出版十六开本的季刊，结果很短命，只出了五期。
Profile最早的发行人熊谷晃一是一个商人家的少爷，一个地地道道的侦探小说迷。他把住在京都大阪神户的西田政治、山本禾太郎、山下利三郎、户田巽等人召集起来，经过长达两年的准备，开始发行具有强烈的同人杂志色彩的Profile。当初只是一种爱好，并没有发展成商业性杂志的打算。加纳哲来找山本禾太郎的时候，禾太郎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因为他认为这种杂志的寿命是不会长久的。禾太郎说：“加纳哲对我说，熊谷先生说了，这个杂志至少要坚持一年，于是我就跟关西地区的侦探小说作家一起支援这个杂志。出创刊号的时候，在京都市四条的八尾政召开了创刊纪念会。我记得到会的有西田政治、山下利三郎等人。虽然加纳哲作为主编出了创刊号，但每期都是赤字发行，什么时候休刊都有可能，大家多少有些提心吊胆。谁知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杂志出了一期又一期，一直坚持了下来。东京方面甚至有人说，熊谷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啊，这样一本杂志竟然连续发行这么多年，真是个奇迹。我们也没想到这本杂志会连续发行这么多年。当时，出现了以Profile杂志为中心，神户、名古屋、京都、大阪、仙台、札幌，甚至中国的大连都成立了侦探小说俱乐部，每月都有例会的盛况。Profile由九鬼澹担任主编以来，跟首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原来在京都的编辑部也搬到了东京。但是，坚持了多年的Profile终于休刊，改名《侦探俱乐部》。”（山本禾太郎《侦探小说怀旧谈》，昭和十一年〔1936年〕七月Profile新刊创刊号）
对于禾太郎来说，Profile跟《新青年》一样，给他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但是，作为最早通过加纳哲参加了Profile的创作活动的中坚作家，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禾太郎只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四个短篇小说，一个接力小说，一个小故事，两篇随笔，一篇书评，一篇评论，一篇座谈会纪要，上阵次数很少。此前在《神户新闻》和《京都日日新闻》上连载的《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可以说是一部让他扬眉吐气的作品，但后来的禾太郎还是一个典型的业余作者的姿态，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虽然在Profile上发表过一篇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抱茗荷之说》，但这是一部怪异气氛很浓的小说，跟人们所标榜的“犯罪事实小说”相去甚远。不过，他写出这种类似梦野久作的《贴画的奇迹》、横沟正史的《鬼火》的梦幻式民俗性很强的侦探小说，并不叫人感到意外。在禾太郎那里，怪异趣味与写实作风是同居一处的。一极是《抱茗荷之说》、《从二楼下来的人》、《被闭锁的妖怪馆》、《幽灵写真》等，这些小说与其说是侦探小说，倒不如说是表现因缘命运的作品；另一极则是《窗》、《小坂町事件》、《八月十一日夜》等大量抄录审判记录、描写法庭审判场面的具有佩里·梅森风格的作品。
《抱茗荷之说》写的是一对美丽的双胞胎姐妹，为了一个姐妹俩都爱的男人明争暗斗，斗败了的妹妹远嫁他方。但是，姐姐仍然不能原谅妹妹，假扮朝圣者追到喜欢接待朝圣者的妹夫家里，设计毒杀妹妹，不料却把妹夫毒死。姐姐仍不肯罢休，其后还是将生活窘困，带着幼小的女儿君子回到娘家的妹妹绞杀后扔进水池，并让君子背着一个很大的人偶回祖母家。君子长大成人以后，偶然脱掉人偶的衣服，发现人偶的后背上写着“抱茗荷之说”几个字。君子想起自己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去过的那个有抱茗荷家徽的城堡似的豪宅，她还想起那天母亲的尸体漂浮在那座豪宅的庭园里一个很大的池塘里，于是就开始凭借这点记忆到处寻找那个池塘。后来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叫“孪生子池”的池塘，并在池塘边上的一户人家当了女佣。据说以前这里世袭的村长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长大以后兄弟二人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弟弟放火烧房子，致使整个村镇化为灰烬，因此引起人们极度厌恶。谁知那以后村长家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村长家的媳妇苦恼之余竟然抱着双胞胎兄弟跳入池塘自尽，因此这个池塘至今被称为“孪生子池”。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池塘周围的田里长出来的茗荷，全都是两个一对抱在一起的。小说接下来写道：
君子在池塘边上那户人家当了女佣之后，沉睡在她的身体里的记忆就开始一个个复苏了。侯爵豪宅似的大门，大门一侧吊着的黑漆轿子，古老的灭火水箱。所有这些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破败不堪，犹如事实总比想象得丑陋。但这些毫无疑问就是如梦境一样沉淀在君子记忆深处的那些景象。尤其是当君子仰望着那个镶嵌着抱茗荷家徽的黑漆轿子时，她心中的浓雾瞬时消散，立刻回忆起当时看到的抱茗荷图案。那是君子在目送母亲走进大门时看到的图案，那个图案就印在母亲戴着的头巾后面的下摆处。君子还去了记忆中漂浮着母亲尸体的池塘的池畔。池水并不深，开满了山茶花的枝条遮盖在水面上方。落下的山茶花的花瓣是暗紫色的，沉在好像是融化了的琥珀一样的清澈的水底。也有些花瓣漂在水面上。君子呆呆地盯着水面，似乎看到了戴着头巾的容貌端丽的母亲的尸体。君子不禁想道：这么浅的水池能淹死人吗？而且她唯一的女儿还在门外等着，她怎么会去自杀呢？另外，戴着头巾的朝圣者肯定是想让母亲喝下用金色符签泡的符水而不是想让父亲喝下它。母亲会不会是被人杀害的呢？母亲肯定是被人杀害的！想到这里，那些仿佛梦境的谜团似乎渐渐地解开了。
飘散着妖气的古色古香的叙事方式，江户时代的通俗绘图小说似的文体，跟禾太郎出道以来的写实性风格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江户川乱步、梦野久作、横沟正史的世界。禾太郎有意识地在说唱故事的世界里漫游。具有时代特色的土墙仓房，镶嵌着抱茗荷徽记的侯爵风的涂漆轿子，一次旅行接着一次旅行，没有目的地，到处流浪的贫困的朝圣者，少女的母亲围着的高僧头巾……乱步式的奇异世界，吸引着人们不进去看看就不肯罢休的淫靡的魅力，脱离现实世界的倾向，都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的评论中，有人认为禾太郎采用了“彻底抛开主观”的手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诚然，禾太郎排除了通过少女的眼睛用第一人称来讲故事的陈腐的叙事法，但实际上，在禾太郎的全部作品中，《抱茗荷之说》是最具有主观色彩的。民间传说与风土人情巧妙搭配，脱离现实的倾向，犹如缕缕烟霭从每一个角落冉冉升起，可以说这是一篇梦幻般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作者自己如果不能化作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只要作者离开小说中人物一步成为旁观者，小说就写不下去了。这里的禾太郎，跟写“犯罪事实小说”的禾太郎判若两人。
当然，这是发表了《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以后的新境界，在到达这个新境界之前，禾太郎首先重视的还是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从“犯罪事实小说”这个出发点出发，到写作《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时写实主义风格达到顶点，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论及他的代表作《窗》和《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之前，乱用侦探小说的倒叙法立刻做出结论，是很不妥当的。
二
毋庸赘言，禾太郎在文学上的出发点是他的短篇小说《窗》。这篇小说写的是实际发生于神户的一起杀人事件，作者运用的是把调查记录、审讯记录、鉴定报告等排列起来，最终推断出真正的凶手的写法，给侦探小说界吹进了一股新风。当然，这类形式的作品还有甲贺三郎的《支仓事件》、滨尾四郎的《是他杀了人吗？》等作品。特别是滨尾四郎，有在法律界工作的经历，对于法律的无力，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怀疑，通过侦探小说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其最高杰作是《被杀害的天一坊》。禾太郎没有滨尾四郎那么深刻的写作动机，但他以“事实小说”弥补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天分之不足。他借助审讯记录和鉴定报告来完成他的小说。他有在神户地方法院当过书记员的经历，看过很多审判记录。这对他帮助很大。
他把自己的优势毫无遗憾地发挥了出来，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成就了一个作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为《窗》写的序文里看到这样的文字。
我对这个事件的记述，不想加上一点我自己的创作因素。因为这个事件的偶然性，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于是，我记录这个事件的时候，尽可能把跟这个事件有关的调查记录、审讯记录、鉴定报告等排列起来，希望读者通过这些记录和报告了解事件的真相。但是为了记述上的方便，我写了一个“序幕”。之所以能写出这个“序幕”，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
正如作者所说，《窗》是用大正六年（1917年）七月九日夜发生在神户市郊外的杀人事件的调查记录、审讯记录、鉴定报告等构成的侦探小说。进入正题之前有一章“序幕”，那天夜里的主要人物的行动犹如皮影戏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崭新的手法。由于是在暗夜里上演的默剧，无法判断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因此具有引起读者好奇心的作用，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排列在一起的审讯记录和鉴定报告的单调。
小说《窗》描写的“事件”的梗概如下：贸易公司老板的侄女被人绞杀，负责审理这个事件的检察官，根据事件发生那天夜里闯进去的盗窃犯以及有关人员的调查报告和审讯记录，将凶手推断出来。
为了贯彻忠实于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个创作原则，山本禾太郎创作《窗》的方法是重视“偶然”的作用。禾太郎的写作手法，跟创造杜潘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的名侦探的创作理念并不是背道而驰的。解开事件之谜的钥匙是一个接一个堆积起来的“偶然”，最后真相大白靠的也是“偶然”。发生杀人案的那个夜晚，潜入贸易公司老板的别墅盗窃的小偷，偶然掌握了解开事件之谜的钥匙。小偷选定那个晚上潜入别墅偷东西是偶然，两个偷情的职员撞上了杀人现场也是偶然。从杀人案发生之夜的状况的证据和审讯记录可以知道，住在别墅上房的两个职员中的一个，是杀害住在偏房里的贸易公司老板的侄女的凶手，却不能断定到底是哪一个。但是，根据以盗窃为目的从偏房的窗户看见了里边的情景的小偷的供词，这个曾经被各大报纸大肆渲染“五甲美女杀人事件进入迷宫”的事件终于得到了解决。小偷最初的供词说是站在围着别墅的矮树墙外边往里看的，然而经现场勘验，站在那里什么都看不见，同时在亮窗下边发现了小偷的胶底鞋的脚印。负责这个事件的检察官在小偷面前表演哑剧，将那天夜里小偷的行动逐一再现，结果使其交代了八个有前科的盗窃犯的重大罪行。《窗》这篇小说的主角，就是“偶然”。
到了《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 “偶然”就更可怕了。在《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里，“偶然”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挖的陷阱，准确无误地把绳索套在了被怀疑者的脖子上。这个事件非常“偶然”地没有目击者，如果不能洗雪冤罪，就只能被送上绞刑架了。日本全国六所大学的法医学权威总动员，就这样到结审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么难以解决的事件写成小说，也只有法律通山本禾太郎能够做到。在昭和四年（1929年）八月号的《新青年》上发表《反诘问》以来，已经沉默了很久的禾太郎，终于得到了可以写一部惊世力作的好素材。决心挽回名誉的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小笛事件”的辩护律师高山义三在《犯罪史上的重要文献》一文中写道：
在我担任辩护律师的事件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小笛事件”。当山本禾太郎前来向我借关于这个事件的卷帙浩繁的记录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借给了他。在我辩护过的案子里，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的案子，“小笛事件”恐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个事件惊动了日本全国六所大学的法医学权威，他们围绕着小笛的死因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从一个单纯的杀人嫌疑事件，一跃成为法医学论证，只能说是稀有而壮观的。我是一个希望把犯罪跟法医学密切联系起来的律师，而且跟“小笛事件”关系密切。山本禾太郎把我借给他的记录吹进文学的生命，成为一部优秀的犯罪史文献，我除了感谢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原载Profile昭和十一年〔1936年〕五月号）
从高山律师那里借到卷帙浩繁的记录以后，禾太郎兴奋得眼睛发亮，这是不难想象的。虽然他早就熟知这个事件，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其中记录的事实，引起的不是侦探小说“猜凶手”的兴趣，而是血淋淋的人间实录。在禾太郎体内沉睡了很久的侦探小说之鬼瞪起了血红的眼睛，这个稀有的猎奇性很强的事件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对于禾太郎所标榜的“犯罪事实小说”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素材了。
果然，昭和七年（1932年）七月六日，《神户新闻》和《京都日日新闻》开始同时连载山本禾太郎的长篇小说《脖颈上的勒痕》，意外地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改名《小笛事件》。事件发生以后，围绕着死者小笛脖颈上的两道勒痕，日本六所大学的法医学者反复鉴定，在我国审判史上空前绝后。所以小说最初连载的时候使用了《脖颈上的勒痕》这个名字。
从高山律师那里把卷帙浩繁的记录借来阅读之后，引起了禾太郎极大兴趣的原因，是他已经厌倦了那些浅薄而煽情的所谓实话小说。当时街头巷尾追求刹那间快感的色情、怪诞、荒谬趣味的作品泛滥，书店里摆满了“实话杂志”“实话时代”“犯罪科学”“犯罪公论”“犯罪实话”等类似的杂志和书籍。实际上，沉默了很久的禾太郎，也在这股风潮中，给《周刊朝日》的有奖征文投过稿并且得了奖。但是，那篇作品也属于当时流行的所谓实话小说，跟他一贯提倡的以写实主义为主体的侦探小说相比较，似是而非，只不过是一个以很有人气的女艺人为模特的艺界内幕故事。禾太郎阅读了从高山律师那里借来的记录之后，忽然意识到，同为“事实小说”，如果以杀人事件的一系列记录为中心构成作品的骨架，就能写出跟那些只重视诡计而没有现实意义的侦探小说不同的作品，实现自己一贯主张的“犯罪事件的小说化”。
三
由“小笛被杀”引起了很大骚乱的这个事件，从大正十五年（1926年）六月三十日，大月茂野到位于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院正门前的一条路边的平松小笛家去的时候起，徐徐拉开了序幕。茂野于六月二十八日让自己的大女儿喜美代（五岁）和小女儿田鹤子（三岁）跟着平松小笛去玩儿，并在小笛家过夜，到现在还没回家。二十九号她就来过一趟了，门上挂着一把锁，里边好像没人。茂野跟小笛五年前就认识了。当时小笛从大月夫妇租赁的房子的房东手上把房子买了下来，小笛成了大月夫妇的新房东，两家的关系很好。小笛特别喜欢孩子，经常把大月家的孩子带回家玩儿，也经常让孩子们在她家住上一夜两夜的。不过这次茂野觉得有些反常，心里感到一阵慌乱，就叫上一个她认识的邻居家的太太，进入紧挨着小笛家的没人住的空房子，往小笛家看。她们看见小笛家中间那个四畳半的房子里，从一床大花棉被下面露出来一只脚。两人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报告警察。茂野到百万遍派出所报警的时间是六月三十日下午一点。警察来到小笛家之后，见到的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情景。
那个三畳的房间只挂着一顶空蚊帐。紧挨着三畳的房间的是一个四畳半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躺着小笛的养女千岁，是年十七岁。千岁的脖子上勒着一条印着“××储蓄银行”字样的布手巾，手巾上还勒着一条绳子，分明是被人勒死的。千岁的尸体在房间中央，仰卧在一条由东北稍稍向西南歪斜的褥子上。尸体上盖着一条大花被面的棉被，被头是黑天鹅绒的。右手和右脚露在棉被外边，脚边有一件平纹细布女式单衣，有一部分露在棉被外边。
千岁的隔壁是一个六畳的房间。榻榻米上到处都是棉被、坐垫、脱下来随便一扔的衣服，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这个房间的西南角的棉被下面，盖着茂野太太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的喜美代和田鹤子。姐妹俩都已经被人用日本式手巾勒死了。
更让前来勘验的人们感到吃惊的是，在通向廊子的门楣上，吊着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松小笛的尸体。
此后现场勘验的情况写得很长，禾太郎也许意识到这一点了，于是这样写道：“诸位读者也许已经看麻烦了吧？不过（中略）我相信，了解了勘验报告的主要内容，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诸位读者的猎奇心理及侦探兴趣。”他劝告读者耐心读下去，因为这次勘验，跟京都帝国大学的小南又一郎博士长达八十六项的浩瀚的鉴定报告，都是判断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的关键，后日将就这次勘验和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展开激烈的法庭辩论。
现在有必要谈谈这个家的主人平松小笛的品行。平松小笛在山口县都浓郡下松町（今下松市）当女佣的时候，跟一个鞋匠私通，后成家。十八岁那年生下一男孩，才两个多月，就把孩子扔下离家出走。多情的她后来跟过很多男人，流浪各地甚至到过朝鲜，最后定居京都。并不懂得经营的她筹钱买了房子，开始当房东。期间跟寄宿在她家的京大学生广川条太郎发生肉体关系，广川毕业到神户工作了，这种关系还一直保持着。广川跟小笛的养女千岁也发生过肉体关系。住在老家的父亲为广川提亲，广川打算断掉跟小笛母女的关系，但一时又断不掉，感到很为难。事件发生前一天晚上，广川住在小笛家。小笛家的桌子上放着小笛写的三封遗书，遗书中写有“你就把千岁杀了吧”等字句。小笛经济上极为窘迫，养女千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没有治好的希望，唯一可以依靠的广川又要离开她，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上述这些因素加起来，就使广川成为最值得怀疑的人，广川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警方和检察院认为，广川是在被小笛逼着一起殉情而死的情况下，杀害了小笛等四人的。广川说他是六月二十八日早晨五点半离开小笛家的，小笛还把他送到了大门口，但是验尸以后，根据小笛肠胃里食物的消化程度，小笛的死亡时间为六月二十八日零点到四点之间，这也对广川不利。另外，关于小笛脖子上的勒痕的鉴定结果，一直到最后都在法庭上展开着激烈的辩论。若是他杀，知道了前一天吃晚饭的时间，就可以推定出行凶的时间。因此，如果像广川的供词中说的那样，二十七日“五点半到六点开始吃晚饭，七点左右吃完，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开了电灯”，就等于说“小笛等人死的时候我在场”。当然，若是自杀则另当别论。
除了广川条太郎，还有可疑的人吗？有一个姓八木的，以前是小笛的情夫，但是八木正在监狱里服刑。据说跟小笛关系很不好的小笛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周围的人们对他评价很高。对小笛这样一个见异思迁而且动不动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母亲，友一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尽管小笛那么无情地扔下才两个多月的友一就离家出走了，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的友一还是非常想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当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打听到母亲小笛的下落以后，就跟自己的妻子一起来到京都，跟母亲在一起生活。后来小笛嫌友一太认真，跟他在一起生活太憋屈得慌，就不跟他在一起住了。友一只要有机会就劝母亲跟广川分手，可是小笛却说什么“能找一个年轻的情夫说明这个女人有本事”，并且对友一大发脾气。最近母子关系虽然疏远了，但很难就此推断是友一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暴自弃的人是小笛，要不就是觉得对付不了小笛的广川。这两个人不管谁下手都不是不可思议的。小笛的尸体被发现以后，就使广川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如果不能证明是小笛勒死另外三个人以后自杀的，广川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犯罪嫌疑人。但是，广川说，他听小笛对千岁说过“什么时候我要把你杀了再自杀”这样的话，所以有一天晚上小笛去千岁睡觉的那个三畳的房间里去的时候，千岁吓得跳了起来。还有，小笛多次对广川说过“跟我一起死了吧”之类的话。二十六日晚上，小笛也说过“我要是死的话也不一个人死”。二十八日早晨广川离开小笛家的时候，小笛的样子叫他感到有些不安。
但是，已经死去的人不能开口说话。如果小笛不能死而复生说出真相，检察官就很难做出不起诉广川的决定，广川太可疑了。于是，广川以杀人罪被起诉，作为未判决囚犯被关进了监狱的单人牢房。检察官小西写的起诉书主文如下：
被告人广川条太郎于大正十三年春与京都市上京区北白川西町八十五番地九号之平松小笛发生肉体关系，同年秋更与平松小笛之长女千岁发生肉体关系，持续至近日。广川之友人及父母劝其择偶成婚，而平松小笛执拗纠缠，不许广川与其他女人结婚，广川遂决意将其杀害。大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夜，广川在小笛家中，将小笛、千岁以及偶然在小笛家玩耍过夜的大月多三郎之长女喜美代、次女田鹤子一并杀害。
《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这部作品从开始一直到小西检察官起诉书的主文，禾太郎都是淡淡地做着客观性叙述。作品的后半部分高山律师登场以后，作者笔锋一转，开始热情洋溢地描写为了洗雪广川的冤罪，废寝忘食地日夜奔走的高山律师的形象。也正是从这时候起，这部作品的侦探小说趣味陡然增强。
受到广川所在的神户×信托银行（小说中为神户信×公司）总经理的委托，高山律师接了广川这个案子。从那天开始，高山律师的事务所简直就成了侦探事务所。小笛平素的行动，情爱关系，借贷数额，怨恨情仇，都列入了高山律师的调查范围。调查的结果，所有的材料都被高山律师认为是小笛自杀说的证据。
首先，这个事件的焦点是：
（一）小笛是自缢，还是被人绞杀？
（二）小笛等四人是否为晚饭后七八个小时，即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左右死亡？
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在这两点上。如果绝对相信小南博士的鉴定结果，死因确定为他杀，死亡时间确定为晚饭后七八个小时，不管费多少唇舌也无法洗雪被告广川的冤罪。现场留下了好几张本来带在广川身上的名片，小笛的遗书上盖着广川的图章，对广川不利的证据很多。但是，如果推翻了小南博士的鉴定结果，一切都能翻过来。因此，确信广川无辜的高山律师首先对小南博士的鉴定产生了疑问，并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增加三田定则（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山正雄（九州大学教授）、中田笃郎（大阪医科大学教授）三位博士为新的鉴定人。此为当然之举。
但是，如果法庭重视小南博士的鉴定报告，对高山律师提出的申请说一句“没有必要”，那就是万事皆休。高山律师想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开庭数日之前下了手。他请草苅春逸博士做了一个鉴定报告，这个鉴定报告认为，小笛脖颈上的勒痕不是被他人绞杀形成的，而是自缢形成的。这个鉴定报告虽然不是接受法庭指示做出的，但在死刑还是无罪这个重大分歧点上，确定了审判的走向，是在我国法医学界引起波澜的最初一粒石子。法庭接受了高山律师增加三个新的鉴定人的申请。如果再把小南博士关于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的鉴定推翻，广川的冤案就可以彻底昭雪了。
四
在三个新鉴定人中，三田博士主张“自杀说”，中田和高山两位博士虽然倾向于“他杀说”，但也有几分余地。在这种形势下，辩护方进一步提出申请，希望增加在警察医院干过三十多年，处理过一百四十多次自缢事件的矢野利春医师为鉴定人。矢野医师认为，从吊在门楣下的小笛的尸体的状态来看，小笛为自缢。死刑还是无罪？“白川町杀人事件事件”成了从未有过的难事件。审判走向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全社会沸沸扬扬。各大报纸更是大肆炒作，把“龙野六人被杀事件”“堺市面馆杀人事件”和“小笛事件”并称为三大怪异事件，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
十一月四日开始的在九州大学召开的全国法医学研讨会上，把“小笛事件”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在检察官和辩护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的审判，也于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九点正式开庭。身穿红色法官服的小西检察官正襟危坐，揭开了战幕。他做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发言以后，请求法庭处以被告广川死刑。山本禾太郎写到这里，开始从淡淡地客观叙述转向昂扬的描写。高山律师充满自信的话语使法庭辩论白热化。
我接手这个案子是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到现在已经一年有半。一年半以来，这个事件没有一天离开过我的大脑。我被这个事件苦恼着，我不断地思考着，我的身体犹如一匹被鞭打的驽马，奋蹄前行，没有一刻停止过。而且，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次，哪怕是一次，曾经想到过广川君也可能是凶手。作为本案的辩护律师，还有比这更叫人感到欣慰的事吗？
确信广川无罪的高山律师铿锵有力的声音镇住了整个法庭。他首先指出，检察官的发言中所说广川杀害小笛等四人的证据是非常薄弱的。对于检察官把散落在现场的广川的名片作为广川的杀人证据这一点，高山律师揶揄道：“世界上有为了告诉别人‘我就是杀人凶手’把自己的名片扔在现场的傻瓜吗？”引起旁听席一阵哄笑。接下来高山律师谈到广川杀害年幼的大月姐妹的所谓证据时指出，根据广川所在公司经理的证词，广川心地善良，特别喜欢孩子，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有此残忍之举。高山律师认为，这个事件是“自私地病态爱恋着广川的小笛，在决意自杀的非常时期制造的一个偶发性事件”，两个幼女不幸被卷入了这个偶发事件。而且千岁也跟同学说过，“我要是死的话，一定要拉上两个孩子一起死”。高山律师的结论是：“把以上各点综合起来，可以做出以下结论：真正的罪犯是平松小笛，三个女孩子悲惨地死于小笛之手。这是自然而明了的事实。”
高山律师调整了一下呼吸，进一步把关于事件的一切证据都是双刃剑，两面盾的性质揭示出来。检察官力主有罪的证据，都变成了无罪的证据。一件又一件，具有讽刺意味地揭露出来。
为什么呢？因为上述议论都是以小笛为他杀，死于二十八日凌晨三点为前提的！
如果现在把小笛之死认定为自杀，把她的死亡时间认定为早晨五点半以后，即广川君离开小笛家以后，不仅检察官的发言是没有必要的，我的辩护是没有必要的，就连开庭审判都是没有必要的！
小笛之死绝对不是他杀！
小笛是自杀！
杀死三个女孩子的凶手是小笛！
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是五点半以后！
这个事件断送了无辜的、前途无量的好青年广川条太郎的一生！他不但已经被关了一年半的监狱，甚至还要被送上断头台！这是一个多么可悲可咒的恶魔剧本啊！
国家应该在广川君面前跪下，叩头谢罪！
白热化的辩论告一段落，法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人们连轻轻咳嗽一声都不敢。高山律师打破沉寂，继续说道：
预审法官和检察官认为，小笛与广川相约殉情，小笛请求广川先把她勒死。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看法。小笛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很难对付的女人，相约殉情的时候，在不能确认对方是否真的会自杀的情况下，请求对方把她勒死，这可能吗？
高山律师认为，只因为遗书上写了一句“我先死吧”，就认为小笛是被广川勒死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判。遗书只不过是小笛陷害广川的诡计。小笛的遗书中还有“说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骗我”“你就把千岁杀了吧”等语句，也是为了陷害广川。既然要跟广川一起殉情，而且广川就在面前，有什么必要像跟聋哑人笔谈似的在遗书上写这些话呢？这只能证明广川不在场，小笛打算通过这些语句误导人们认为广川在场。按照高山律师的说法，这一点可以充分证明小笛不是他杀，不是死于凌晨三点左右。关于法医学鉴定，高山律师问道：“如果把小南博士的鉴定从正在审理的这个案件里撤出去，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小南博士的验尸鉴定，是尸体在盛夏时节被放置了几十个小时以后，尸体腐败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不准确的，就连小南教授都在鉴定报告的第七十六条指出：“……一般而言，小笛等人的尸体腐败情况严重， （中略）判断实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小南博士提醒审判长，他的鉴定作为证据是很无力的。
然而，预审法官和检察官，把小南博士的所谓进食后九个小时死亡的独断的假想，作为不可撼动的科学依据，先把小笛等人吃晚饭的时间定为晚上七点，再认定小笛等人死于次日凌晨三点，而凌晨三点广川君还在小笛家里，然后得出广川君跟这个事件就不可能没有关系的结论，最后作为给广川君定罪的重要根据。这样做实在叫人感到遗憾之至。
法医学的鉴定是一种间接证据，如果作为有罪或者无罪的根据，必须采用在科学上有定论的、不能有任何误差的鉴定！
高山律师充满激情的辩护，抓住了法庭上所有人的心，人们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审判长深深地陷在椅子里，两个陪审法官向前探着身子，整个法庭好像被高山律师一个人独占了。洋洋洒洒三个小时，人们被他征服了。午休之后，关西地区刑事犯罪研究专家、老律师足立进三郎开始了轻妙洒脱的辩护。他首先嘲讽了检察官关于广川杀害千岁等三个孩子是为了掩盖杀害小笛的罪行的说法，然后严肃地指出把小南博士的鉴定当作广川有罪的证据是非常危险的。足立律师的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辩护。
……我直接跟被告接触过，这个人不会是制造了这场惨剧的人。还有，进食后九个小时死亡的鉴定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法医学鉴定只能作为参考资料，而不能作为证据。既然是参考资料，就应该有所取舍，该取的取，该舍的舍。恳请各位法官根据事实把受了很多苦的被告的冤罪洗清。应该接受堺市面馆杀人事件的教训。如果以小南博士的所谓进食后九个小时死亡的鉴定判处被告死刑的话，就等于是小南博士判处了被告死刑，这将令人感到万分遗憾。恳请各位法官明察，不要给一个无罪之人判罪。
足立律师的思路非常清晰，不愧是一个老练的律师。时而幽默，时而讽刺，时而严肃，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辩护，让法庭上的人们听得如醉如痴。足立律师的辩护中，“如果以小南博士的所谓进食后九个小时死亡的鉴定判处被告死刑的话，就等于是小南博士判处了被告死刑”这句极具讽刺意味的话，展现了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律师的强者风采。于是，可以确信广川将被判无罪了。昭和二年（1927年）二月十二日，身穿囚服，姿势端正地站在审判长面前的广川，听到了对他的无罪判决。法庭上的报社记者蜂拥而出，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广川无罪”的号外就随着悦耳的铃声撒遍了大街小巷。
五
但是，无罪判决之后，由于检察官提出上诉，广川的保释申请没有被批准。检察官上诉以后，广川的案子被移送到大阪中级法院，广川依然被作为囚徒押送到大阪，囚服上的号码变成了“一〇五号”。对于广川当时的心情，禾太郎是这样描写的：
无罪判决，可广川还是不能离开监狱一步。判决那天，听审判长宣读完无罪判决理由，广川非常激动：法律是公平的，国家的审判是不会冒犯真理的！
但是，为什么一个无罪的人还要继续蹲监狱呢？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早已心平气和的广川，虽然没有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也不由得诅咒起自己的命运来。
“我还得在监狱里蹲多长时间呢？”
从内心深处阵阵袭来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寂寞感，以及无边的大雾一般的忧愁。
每当这种时候，他的眼前都会交替出现两种情景：钉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以及释迦牟尼及其身后的佛光。他不会自暴自弃，不能埋怨神，也不能埋怨佛。
雨果在他的不朽名作《悲惨世界》的结尾处写道，冉阿让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拉着马吕斯和珂赛特的手，对他们说：“这种事使人感到不愉快，不能成为自己对上帝不公正的一种借口。”
冉·阿让不是吃尽了各种各样的苦才接近了上帝的心吗？我虽然不能跟冉·阿让相提并论，也要努力达到他的境界的十分之一。达不到十分之一的话，哪怕百分之一呢。
想到这里，广川的心就像那无限宽广的蓝天一样清澄。他凝视着牢房的墙壁，眼圈发热。发自心灵深处的祈祷，伴随着眼泪自然地涌出。
“冤罪之囚的祈祷渗入牢房的墙壁。”
广川小声吟诵着，一边吟诵一边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定要等到公平的审判。广川每天都在牢房里祈祷。”
第二年，也就是昭和三年（1928年）五月十八日，大阪中级法院举行了第一次公判。紧接着于六月十一日举行了第二次公判。在第二次公判的时候，检察官申请增加石川哲郎（东北医科大学）、浅田一（长崎医科大学）两位教授为鉴定人并得到了批准。就这样，我国法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全部被动员起来。六所大学各出一位法医学专家为一个事件做鉴定，是没有先例的。
这时，狱中的广川得到了母亲病逝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连梅雨期过后的阳光都照不到的一片落叶。”
昭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阪中级法院的第一次公判过去六个月之后，举行了第三次公判。公判首先按照惯例确认被告身份，然后由审判长把石川、浅田两位博士的鉴定主文念给被告听，接下来是听取辩护人意见。中间休息之后，下午一点半再次开庭。只经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中间休息，判决趋向就决定了下来。因为新增加的石川、浅田两位鉴定人一致认为，小笛的死因是自缢。而且这两位鉴定人都是在法庭拒绝了辩护方提出增加新辩护人以后，批准了检察官的申请而增加的。越调查广川被冤枉，事实就越明朗，在这种形势下，检察官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非常引人注目。于是，“小笛事件”的审判达到了最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