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开庭以后，角谷检察官在审判长的催促之下站起来，法庭上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角谷检察官平静地说道：“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京都帝国大学附近的丧失了四条生命的重大而悲惨的事件。”
接下来角谷检察官叙述了事件发生以来的经过，指出浅田、石川两位鉴定人的鉴定改变了他一贯认为被告有罪的看法，因此，“被告虽然被怀疑为自杀帮助罪，但缺乏有力的证据。因此，依据‘罪疑从轻’的刑法原则，我认为应该判被告无罪。”刹那间法庭卷起一阵嘁嘁喳喳的风暴。禾太郎在他的小说中写道：“如果这里不是法庭的话，肯定会有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甚至会有人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检察官提出公诉的事件，检察官竟然主张被告无罪。这在日本的审判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正式宣判广川无罪的日子是同年十二月五日。广川的保释申请当天就被批准，被关了八百五十多天的他，终于从监狱大门里走出来，获得了自由。但是，宣判广川无罪的理由只不过是“犯罪证据不足”。
六
山本禾太郎的《脖颈上的勒痕》（出版单行本时改为《小笛事件》）在报纸上连载以后，引起了许多有意思的话题。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侦探小说界的前辈甲贺三郎的意见。他首先指出，可以批评“把小南博士的鉴定作为唯一的证据来审理案件的一审审判长”，但是，“小南博士并不是先让法庭判处被告死刑以后才进行鉴定”，小南博士“只不过接受了上边的命令，基于一个学者的良心进行鉴定的”，所以，“作者把非难的矛头指向小南博士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甲贺三郎对《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作者的态度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说，不管小南博士的鉴定正确与否，“作为一个作家，随时都应该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冷静，从一开始就偏袒一方”是欠公正的。当然，小南博士的鉴定确实是让被告广川陷于痛苦境地的原因，在读者心中留下作者非难小南鉴定的印象，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除了这一点以外，甲贺三郎对《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的赞美之词还是毫不吝惜的。
在甲贺三郎的意见中，比上述意见重要得多的是，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事件，否定“小笛恶女说”。其解释非常有意义。
如上所述，“小笛事件”是审判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同时也具有百分之百的侦探小说趣味。特别是到底有没有把自杀伪装成他杀，借以骗过警方和检察院，从而向被告复仇的打算，是最有趣味的地方。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否定的，不知其他读者怎么看。
（《关于<小笛事件>》, Profile昭和十一年〔1936年〕七月号）
遗憾的是甲贺三郎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来。如果甲贺三郎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杀事件，根本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骚乱。广川在庆祝雪冤成功的那个小型宴会上所说的“用卑劣的计划和奸恶的手段陷害了我的人”这句话，也只不过是广川对过去的情人小笛的猜疑和误解。这样一来，小笛遗书中写的“你就把千岁杀了吧”等字句，散乱在现场的广川的名片，遗书上盖的广川的图章等重要证据，如果不是小笛为了陷害广川做的，那么又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这样做的呢？在甲贺三郎的意见里找不到答案。
说起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山本禾太郎也留给我们一个。那就是关于杀害年幼的大月姐妹的理由，这本书到最后也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只在结尾处这样轻描淡写的说了以下几句话：
事件的经过都是明明白白的了，但是，笔者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小笛杀死大月家的两个孩子的理由。
当初，高山律师把这个问题作为解决小笛事件的重点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高山律师是知道小笛杀死大月家的两个孩子的理由的，可是，这个理由一点儿都没浮出水面。
高山律师为什么对这个理由保持了沉默呢？那是因为高山律师有充分的自信：即使不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也能为广川昭雪冤案。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跟律师这个职业无关，是高山律师的个人道德观念不允许他把那个理由说出来（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读到这里，恐怕哪位读者都不会释然吧？就像最靠里边的牙缝里塞上了东西怎么也弄不出来，气得人想大喊大叫。这一点就连作者都认为是很重要的，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地扔下就不管了呢？关于这一点，侦探小说界最吹毛求疵的甲贺三郎竟然没有指出来，真叫人觉得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当时的报纸杂志发表的评论里，没有一篇谈到这个问题。对此我只能说一句很奇怪。小笛非常喜欢大月姐妹，尤其喜欢姐姐喜美代，“就像喜欢自己的亲孙女那样”，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很难说跟广川有着糜烂的性爱生活的小笛有“恋童癖”，恋到了自己死的时候非要拉上两个孩子一起死的程度。千岁虽然跟同学说过“我要是死的话，一定要拉上两个孩子一起死”这样的话，但作为这个事件的被害者，我们也很难设想是千岁杀害了两个孩子。
在这里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在地方法院十一月十九日举行的第二次公判中，小西检察官与高山律师围绕两个幼女之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检察官认为，如果是小笛下的手，在下手之前至少要给孩子的父母留下一封遗书，而且也不会以叫人不忍目睹的状态把她们扔在被子里。对此高山律师是这样说明小笛拉上两个无辜的孩子一起死的理由：“小笛极度的歇斯底里”“对孩子有一种病态的爱恋”“这种病态的爱恋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两个幼儿之死，是小笛在决意自杀的非常时期，偶然发生的悲剧”。
如果杀害两个幼女的凶手真是小笛的话，只有上述那些说明不是显得太不充分了吗？高山律师坚信广川是无辜的，按照他的一贯主张，在法庭辩论的时候应该指出，小笛的真正动机不是拉上千岁和两个幼女跟自己一起死，而是为了让人们把广川当成凶手，所以故意采取了这种残酷的手段杀害了三个女孩子。但是，那么坚信广川是无辜的高山律师没有这样说，叫人觉得不可思议。当时，角谷检察官已经说过，根据“千岁的衣服卷上来露出腹部”的状况来看，很可能是广川在夜间摸到千岁的房间，假意向其求欢，趁其不备将其绞杀的。这到底是小笛写的“恶魔剧本”呢，还是广川犯下的罪行呢？我们只能说，在事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的今天，已经永远失去了判明真相的手段。可以确定广川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关键是法医学鉴定，而实际操刀验尸的只有小南博士一个人，然而验尸是在小笛等人死后三天，尸体严重腐败的情况下进行的，小南鉴定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高山律师当然不会不当成一个问题。他抓住了这一点，说小南博士也对尸体腐败情况严重感到遗憾，自己的鉴定不能说是绝对准确。对此公诉方的检察官认为：“小南博士是唯一直接对尸体做了检查，并提出了意见的专家，他的鉴定可信度最高。”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在浅田、石川两位教授的鉴定报告面前，检察官屈服了，同意判被告无罪。
七
数年之后，小南博士的弟子香川卓二先生揣度着恩师的懊悔之情，在他的一本书里表达了自己的愤懑：
老师虽然对每位鉴定人的报告都很感兴趣，但是他心里对一些自杀说学者在杂志和书籍上发表的诽谤性言论颦蹙不已。什么“因为最初做出鉴定的法医学者看法是错误的，才导致与正确的结论失之交臂”啦，什么“作为一名专家，法医学方面的知识欠缺”啦，甚至连“外行医师”在本人面前根本说不出口的话都用来攻击他杀说论者。对此他杀说论者没有做任何反驳，沉默着不做任何计较。
（香川卓二《法医百话》，昭和三十六年〔1936年〕令文社出版）
大正九年以来，香川卓二一边在广岛警察学校教授法医学，一边从事了三十多年的法医鉴定，是一位笃学之士。由于他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中国地区和四国地区，在首都少有人知，但是他经手的检验和鉴定多达四千件以上，跟警察科学研究所的古畑种基博士等人一起研究应用法医学，也算是有名的专家。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时候，师从小南又一郎教授、远藤中节教授攻读法医学，同时于大正八年听了小南教授一年的讲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恩师，所有才会写出上述那段文字。
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香川卓二先生举了一个酷似“小笛事件”的“脖颈上有两道勒痕的缢死尸体”例子，即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一月二十八日发生在广岛县的一个五十六岁的男人上吊自杀的事件。这具缢死尸体跟小笛的尸体一样，脖颈上也有两道勒痕。验尸官和医生看到那个男人的脖子上的两道勒痕以后，都怀疑是有人将其勒死以后伪装成自杀的，于是移交给司法验尸机关。这具男尸跟一般上吊自杀的尸体有所不同，他是跪坐在装木炭的稻草包上吊死的，这种姿势很难被怀疑是上吊自杀。然而验尸结果证明，“喉头下边的勒痕（即下部勒痕）有皮下出血，弹力纤维组织凌乱，跟上边那条勒痕同样为生前形成”，他杀嫌疑被否定。但是，关于死者是“坐在稻草包上，把开放式绳套套在脖子上吊死”的判定，还是叫人感到有些奇怪。我感到新奇的是，香川卓二在论述到“缢死时发生的痉挛现象”的时候认为，“此时发生的痉挛是幅度很小的抽搐，大幅度的痉挛是极少的”。在这里，他暗指浅田一教授的鉴定是有缺陷的。浅田一的鉴定报告中说：“必须考虑到窒息死经常伴有的痉挛现象。”他认为小笛缢死之前发生的痉挛使她的脚把搭在火盆上的案板踏翻，吊在门楣下的尸体稍有转动，形成手脚不垂直的状态。顺便说一句，《医文学》杂志昭和三年（1928年）十一月号上，田中香涯在论及“小笛事件”的一篇文章中说，小笛把案板搭在火盆上当作踏台，非常符合一个熟悉厨房用具的女人的心理，仅此一点就可以判定自杀说一方获胜。浅田教授还认为，造成小笛身上的碰伤的，是她背后离她只有五六寸的推拉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初的鉴定人（小南）没有注意到”。浅田教授的鉴定报告中说，小笛吊在门楣上，临死之前发生痉挛，撞在纸糊的推拉门上，造成了左手背和左小腿内侧的两处碰伤。浅田教授总结道：“鉴定自杀抑或他杀，比解剖尸体重要得多的是，仔细观察现场的状态。此乃至关重要之事。”不用说，这是对最初的鉴定人小南教授的批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读者自然想知道小南教授是怎么反击的。可是，小南教授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只在其著作《实例法医学与犯罪侦查实话》（昭和六年〔1931年〕人文书院出版）中有两处提到过，而且隐去了“小笛事件”几个字。一处是论及“自杀还是他杀？没有自杀的反证”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虽然看不见“小笛事件”的字样，但我们从下文可以知道他指的就是那个事件。
这个例子中关于某妇人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还是被人绞杀之后伪装成上吊自杀的问题，由疑问发展成为轰动社会的大事件。当时去现场勘验的人（我也在场），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出是他杀，因此我们就为搜集他杀的证据四处奔走，而应该作为反证的也可能是自杀的证据，我们没有去搜集。不料开庭之后，该妇人也许是自杀的疑问被提起。虽然有他杀的证据，却没有不是自杀的证据，致使他杀的判断也解释不清，最终因证据不足造成公诉方崩溃，只好宣布被告无罪。
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小南由于现场勘验的时候在场，很可能是在有了先入之见的情况下，对小笛等四人进行验尸检查的。在这里，先后顺序没有颠倒之嫌吗？验尸本来应该是在纯客观的情况下施行的，可是小南也许有了先入之见。
关于“小笛事件”，小南教授还发泄了不满：“根本不考虑鉴定时的材料与条件，只一味地批评鉴定人的鉴定是错误的，实在叫人感到痛苦不堪。”这是一种类似辩解的不满。解剖小笛等四人的条件的确很不理想。死后尸体被放置了三天，而且是在六月末的气温之下被放置了三天，腐败严重。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所得到的验尸结果，特别是关于“进食后七八个小时死亡”的鉴定，被辩护方质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七月一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开始在京大医学部法医学教室进行的验尸检查，是小南、岸松两位教授操刀的，只谴责小南一个人是不是有点过分……
关于现场勘验的情况如何呢？小南确实没有意识到小笛尸体背后那扇纸糊的推拉门对于造成小笛身上的碰伤的重要性。按照浅田的说法，“最初的鉴定人（小南）没有注意到”，对此我不敢苟同。发现小笛等四人的尸体当天，即六月三十日下午六点开始的现场勘验过程中，小南一直跟预审法官在一起，对于现场的状况比谁了解得都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是写不出长达八十六项的验尸报告的。禾太郎也大段引用了现场勘验报告。他在介绍勘验报告的内容时写道：“用这么大的篇幅来介绍勘验报告，诸位读者也许已经看烦了吧？不过，这个勘验报告，跟以后登场的小南又一郎博士的鉴定，将成为这个事件的根本。”因此劝读者一定要耐着性子读下去。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小南不可能没有注意到预审法官写进了现场勘验报告里的距离吊在门楣上的小笛的尸体只有五六寸的纸糊的推拉门。
无罪判决之后，小南闭口不谈“小笛事件”。判决以后不久的昭和五年（1930年），小南编写的由武侠社出版的《近代犯罪科学全集》的第八卷 《法医学短篇集》中，关于“小笛事件”一个字都没提，而浅田一编写的《近代犯罪科学全集》的第七卷《犯罪鉴定余谈》里，却特设一章，专门谈“小笛事件”，一副居功自傲的口气，跟小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小南的《法医学短篇集》中，甚至有“缢死者多为自杀”这样的论述，这不能不叫人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为什么只有小笛的缢死体得出了“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出是他杀”这样的判断呢？
第一是因为吊在门楣上的小笛的尸体那奇怪的姿势，第二是因为小笛的脖颈上有两道勒痕，特别重要的是后者。禾太郎的《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最初是以《脖颈上的勒痕》为题在报纸上连载的，六位法医学专家的鉴定报告也是基于这两道勒痕的成因形成了自杀说和他杀说两派的。脖子上有两道勒痕，这两道勒痕不是平行的，下边那道勒痕以喉头为中心，向上，向左右延伸，有一个一百二十度的角度。脖颈后部没有勒痕。另外，上下两道勒痕之间的皮肤没有任何异常。根据这种情况，小南从自杀他杀两个方面三种结果加以分析，最后得出了“小笛乃被某人绞杀，然后被挂在门楣下伪装成自缢”的这个矛盾之处最少的结论。也就是说，凶手先把绳索勒在下边的勒痕之处将小笛绞杀，而后将小笛的尸体挂在门楣下，形成了上边那道勒痕。还有，小笛左手背和左腿有三处皮下瘀血，可以认为是反抗的时候碰伤的。
但是，跟小南、高山、中田三位教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自杀说的三田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提交给法庭的鉴定报告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三田教授跟赞同自杀说的石川教授一样，用大量的狗进行过多次缢死和绞杀的研究，因此非常熟悉窒息死亡时身体的变化，那就是非常剧烈的痉挛。三田教授的鉴定结果占了上风。昭和二年（1927年）十二月十二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其他的法医学专家虽然鉴定过数千具缢死后的尸体，但毕竟都是尸体。做过把狗吊死的实验的法医学专家除了三田、石川两位教授以外没有第三个人。于是，第二年，也就是昭和三年（1928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阪中级法院第三次公判的时候，依据石川、浅田两位教授关于小笛的死因是自杀的鉴定报告，宣布被告广川无罪，这个至难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为了一个事件动员全国六所名牌大学的法医学专家，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除了“白川町杀人事件”以外没有过第二次。
留给后人的问题是：如此一个至难事件，山本禾太郎对广川是冤罪这一点真的没有丝毫疑念吗？本来，《白川町杀人事件》的作者主要是根据高山律师的记录写成这本书的，应该是确信被怀疑的广川无罪才动笔写作的。但是，他的兴趣完全在于作为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的猎奇情怀，跟为了洗雪被告的冤案废寝忘食东奔西走的高山律师的动机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在《白川町杀人事件》这本书里，经常看到诸如此类的语句：“作为侦探小说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实际上是非常复杂而怪异的”“我相信，了解了勘验报告的主要内容，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诸位读者的猎奇心理及侦探兴趣”。然而，作为一个职业侦探小说作家，仅此而已也太单纯了，因为他留给我们的谜太多了。小笛的和服窄腰带在身后打了一个很紧的结，那个结是谁打的，就是一个谜。还有，姑且不论小笛拉着千岁跟她一起死，为什么还要拉着大月家那么小的两个孩子一起死呢？其理由也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了，按照禾太郎的说法，高山律师是知道理由的，只不过“高山律师的个人道德观念不允许他把那个理由说出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只能说禾太郎是在愚弄读者。该书第一百五十一页（日文版原书页码）中，高山律师自语道：“为什么要杀害两个小孩子，是解决这个事件的关键……”前面既然已经这样写过了，后面却不给读者一个交代，就让这个谜一直谜下去，作为一部侦探小说来说是不能被原谅的。
八
换言之，解开《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之谜的钥匙有两把：第一把是确定小笛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第二把是两个幼女究竟是谁杀害的，为什么杀害的。这部小说只解决了第一把钥匙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把钥匙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不，就连第一把钥匙的问题解决得都不是那么干脆。因为证明不了是他杀才判被告无罪，所以第一把钥匙的问题只能说是一种带引号的解决。
不管怎么说，关于第二把钥匙，山本禾太郎已经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读者了。也许是职业道德，也许是为了替高山律师保守秘密，但在当时，所谓个人隐私并不像今天这么严格，禾太郎作为跟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者，怎么就不能把第二把钥匙的问题给解决了呢？
有《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的读者在写给我的信中表示了同样的不满。有眼力的侦探小说读者恐怕都会有这种看法。例如东京有一位读者“S·N”这样说：
小笛事件从法医学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但是我对禾太郎的《小笛事件》中也提到的为什么要杀害两个幼女的问题最为关心，叫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谜一直到小说结束也没有被解开。
《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之谜还不止上述那些。一再提醒读者注意的挂在小笛家便门上的那把锁，以及关于既像密室又不是密室的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两个出入口的说明，都不像出自一个侦探小说作家之手。如果是密室，小笛当然就是自杀，是拉着养女和大月家的两个幼女自杀。如果不是密室，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广川条太郎才应该被抓起来。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可是，现场勘验和尸体解剖鉴定的结果却是什么“小笛家就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密室，四个人死在了这个密室里”（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这不是很奇怪吗？既然是密室，为什么还要把广川抓起来呢？
小说中写道：“首先是小笛家的大门。里边插上了插销，而大门上的便门从外边上了锁。通往旁边的空房子的侧门呢，空房子那边没插插销，小笛家这边却顶着蒸笼。另外，小笛家周围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样看来小笛家就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密室，四个人死在了这个密室里……”
但是，广川在接受警方的第二次审问的时候说，他二十八日早晨离开小笛家的时候是从便门出来的。至于便门上是不是挂着锁，他说不记得了。警长又问他便门上为什么挂着一把锁的时候，他回答说：“据我猜想，恐怕是为了假装家里没人吧。”禾太郎特别指出：“大门的开法，随着事件的进展，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最初赶到现场的百万遍派出所的警察想进小笛家，“推大门的时候，大门顶部咔嗒咔嗒地响着可以活动，底部却纹丝不动。警察见大门推不开，就去拽挂在便门上的锁。拽开以后想推开便门，却怎么也推不开。推拉式便门的沟槽里好像顶着什么东西。警长只好把推拉门往上抬，使其底部脱离沟槽，然后往里推，把便门卸了下来”。看来大门虽然推不开，便门上的锁也没有任何作用。推拉式便门推不开的原因是由于内侧钉着一块三寸左右的木片。这木片看上去是以前钉上去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防止刮大风的时候门板被刮倒。
小笛家的大门是这样容易打开，别人也许不知道，但从大学时代起就在小笛家住的广川不可能不知道。
下面说说小笛家通往旁边的空房子的侧门。空房子那边有插销，小笛家这边没有，用两个蒸笼和两个大竹帘子顶着。空房子这边的插销没插着，虽然顶着蒸笼和竹帘子，预审法官还是能把侧门推开，关上侧门以后，蒸笼和竹帘子就又顶在了门板上。空房子大门没锁，只用铁丝缠着，这是高山律师在现场的时候听邻居说的。总之空房子等于没锁，如果有人解开铁丝潜入空房子，通过侧门进入小笛家，行凶之后原路返回把铁丝缠上也是有可能的。这所空房子跟小笛家一样，也是租给别人住的。那时候为了使两家连在一起，把楼梯处的墙拆了，后来才安装了那个侧门，小笛家把蒸笼和竹帘子顶在门板上。
读我这篇论文的人也许要问，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事件的现场，有必要如此细致地描述吗？这是因为我读《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这本小说，越读越觉得疑点太多，每读一遍都会产生新的疑点。按照禾太郎的说法，“像小笛事件这么详细的勘验报告还是很少见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散见于现场的一丝一线，都包含着解不开的谜”。如此复杂的事件，竟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会写片假名的妇人策划并施行的，实在叫人难以相信。因此，高山律师所谓“恶魔剧本”的作者到底是谁的疑问，自然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遗憾的是禾太郎没有解开我的疑问。这本小说还是老套子：一部皆大欢喜的雪冤剧。禾太郎确实说过，这个事件非常复杂，“散见于现场的一丝一线，都包含着解不开的谜”，强调这个事件是多么有意思，但止步于猎奇趣味，没有采取更上一层楼，非把事件弄他个水落石出不可的态度。对于他来说，事件本身只不过是他的“事实小说”的素材，只要把前后经过罗列在小说里就足够了。这种态度在他的《作者自序》里表现得明明白白。
我读过很多犯罪记录，像小笛事件这样引起了我如此之大的兴趣的还没有过。第一是犯罪的残忍性，在残忍性里又渗透着基于主人公小笛的蒙昧无知而产生的滑稽性；第二是为了这个蒙昧无知的女人，竟然动员了六所著名大学的法医学专家。
由于这个事件太有名了，关于这个事件的“实话”，付梓出版的已经有好几本，但是都不如直接读犯罪记录更有意思，于是我就想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不过，到底采用什么形式，我犹豫了很久。偶然听说有人在提倡“事实小说”，因此我决定采用这种形式。
但是，只把事实排列在一起不能成为小说，还需要一些说唱艺术加以点缀，于是就有了广川在拘留所的单间牢房里，想到绞刑架下面的踏板一翻，对于“死亡的黑暗”的恐怖，就有了广川对于自己的冤罪之身的懊恼和愤怒。这部分可以说是小说中的最精彩最动人的部分吧。作为小说来说，这是应该着墨的地方。不管怎么说，狱中的广川从对使他身陷囹圄的小笛的诅咒，变成了对自己过去的丑恶行为的反省。经过无数次的自问自答，甚至达到了“她采取这种自暴自弃的，恶魔式的行动，我广川至少应该负一半责任”的境界。他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临死之前变成了恶鬼的小笛，应该说是很可怜的。我没有恨她的资格！”但是，一想到自己无辜地成了犯罪嫌疑人，广川就又昂奋起来：“小笛绝对不是我杀的！不管法医是怎么鉴定的，六月二十八号早晨五点半我离开小笛家的时候她还活着，还给了我一份报纸，这是事实。硬说是小笛三点左右死的，硬说小笛是我杀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如果这些错误把真实都掩盖起来，那不是对正义的亵渎吗？如果自己被作为杀人犯处以死刑，父母怎么办？弟妹怎么办？而且，将一个无辜之人处以极刑，会在这神圣的太平盛世的审判史上留下一个抹不去的污点。”在禾太郎看来，广川在这种苦闷之中，心情时而阴暗，时而明朗，时而激动，时而平静，他对高山律师为自己雪冤抱着一线希望，静静地等待着公判的日子……
禾太郎后来参加《朝日周刊》《每日周刊》等杂志的有奖征文中，虽有作品获奖，其小说也更具有通俗性，内容也更丰富，却很难找到上面那样的动人语句。但是，这只不过是把《白川町杀人事件》作为小说来读的时候应该获得的评价，关于事件的真相，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谜。关于这一点，浅田教授的意见最有参考价值。浅田教授虽然一直坚持自杀说，但对审判时没有明确的阴暗处分析得非常透彻，不愧为法医学专家的慧眼。
……如果小笛是他杀的话，嫌疑人只有一个，凶手马上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小笛是自杀的话，就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小笛跟嫌疑人一起把三个孩子勒死，嫌疑人离去，小笛自杀；第二种是小笛一个人把三个孩子勒死以后自杀；第三种是嫌疑人把三个孩子勒死以后离去，小笛自杀。现场没有留下嫌疑人的血迹，无法进行血型检查，虽然做了各种各样的勘验，但是没有找到嫌疑人就是罪犯的决定性证据。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不等于没有怀疑的余地。法医学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为了洗雪冤罪，另一方面是为了剔除那些本来犯了罪却没有被识破的危险人物。”（浅田一《近代犯罪科学全集》第七卷 《犯罪鉴定余谈》，昭和四年〔1929年〕武侠社出版）
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有他杀的证据，却没有不是自杀的证据，致使他杀的判断也解释不清，最终因证据不足造成公诉方崩溃，只好宣布被告无罪。”读到这里我们似乎听见小南在仰天长叹。小南所指“他杀的证据”，好像就是他的验尸结果。在刚才提到的《实例法医学与犯罪侦查实话》那本书里，还有这样的论述：
一个被吊死的妇人的尸体被发现以后，为了确定其死因进行了全身解剖。后来才知道验尸结果关系到确定嫌疑人是否为凶手的问题。嫌疑人在死者家过夜，一直待到早晨五点多。通过验尸结果可以知道死者的死亡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死者死的时候嫌疑人还在妇人家里，就可以确定他是凶手。只要判明死者是晚饭后几个小时死亡，就能判定凶手，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根据食物在胃肠内的消化程度，大体可以判定死者是晚饭后几个小时死亡的。晚饭后经过得时间越长，食物就消化得越多。由于进行了全身解剖，看到了胃肠内食物的消化程度，因此判定了死者的死亡时间，对侦破案件毫无疑问是有帮助的。如果当初只进行了局部解剖，就可能给侦破工作带来困难。
虽然谈的是尸体解剖问题，但有意思的是，我们读了这段话以后，可以看出小南一直没有改变小笛是他杀的观点。然而，不但很少有人同情这位丢尽了面子的小南博士，上文提到的田中香涯还这样嘲笑他：“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他杀说的创始人小南教授辩解道：‘我绝对没有说过广川就是凶手。’如果这句话真是从小南教授嘴里说出来的，我只能目瞪口呆。作为一名法医学专家，只要正确而客观地鉴定出小笛之死是自杀还是他杀就算完成任务了，至于谁是凶手，完全没有必要去追究，那是警察和法官的工作。这么简单的道理小南教授不应该不懂，倘若真有类似‘我绝对没有说过广川就是凶手’这样的辩解，只能说这是掩盖他杀鉴定的轻率，贻笑大方。”（《医文学》昭和四年〔1929年〕四月号）
田中香涯早就开始关注“小笛事件”了。他在昭和三年十一月号的《医文学》杂志上发表《所谓小笛被杀事件——质疑法医学权威》一文中，向坚持他杀说的京都帝国大学、大阪医科大学、九州大学的三位教授的鉴定表示怀疑。他首先委婉地说：“关于这个事件，我的消息来源只有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才开始批评三位教授的鉴定。他对长崎医科大学浅田一教授关于案板的分析表示完全赞同的观点，做出超出了一个外行的印象式批评。这一点高山律师在法庭辩护中也强调过。像田中香涯这样的并非法医学专家的一般人，关于事件的真相也能一语中的。他依靠平凡的“常识”做出的判断也是不能低估的，例如他关于案板的分析。他认为，小笛把案板搭在火盆上，然后踩上去上吊自杀，绝对不能说不可思议，而一个对厨房里的东西不熟悉的男人，特意去厨房把案板拿过来，则不符合常识。像他这样主张“法医学鉴定除了学理上的推定以外还需要常识上的判断”，不用说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他的这种说法跟日本历史上的名判官大冈越前守(1677-1751)是一脉相承的。
九
最后还要请一个人物登场，他就是《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的作者山本禾太郎本人。除了《白川町杀人事件》的自序以外，禾太郎只有一次直接谈到过这部作品，而且还是在单行本出版之前。被人们公认为代表作的重要作品，作者本人却很少有机会谈到。他在《侦探小说与犯罪事实小说》（Profile昭和十年〔1935年〕十一月号）这篇文章中说，所谓的“犯罪实话”没意思的原因，是“由于选取的素材即犯罪事实，本来就缺乏小说的因素，而且作者大多不是小说家，不能活用素材，使之成为小说”，并且断言，没有比白川町杀人事件更适合犯罪事实小说这种体裁的素材了。然而据禾太郎说，迄今为止以这个事件为素材的“犯罪实话”，写手凡庸，始终停留在事件表面，作为侦探小说来读的话，最有意思的地方都没有写出来，例如小笛的遗书“前边三分之一用黑铅笔，中间三分之一用红铅笔，后边三分之一又用黑铅笔”这样的重要之点被忽略，是所有“犯罪实话”的通病。不仅仅是“小笛事件”，很多描写其他事件的“犯罪实话”都忘记了潜入事件内部做深入的探讨。不管怎么说，作为“犯罪实话”，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应该是“探求构成事件的每一个环节后面隐藏着的疑问”。于是禾太郎提出了他的“犯罪事实小说论”。他认为，“犯罪事实小说”不能像“犯罪实话”那样只浮于事件表面，而应该在小说的骨架上添上肉，这样一旦获得成功，“因为有事实这个坚强的基础，要比那些半瓶子的侦探小说有意思得多”。
原来如此！读到这里，我想起西田政治曾经给禾太郎贴过一个标签，他说“山本是犯罪实话的改编专家”。当然，只把他看作单纯的“改编专家”还是叫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如果把认为“跟侦探小说相比，还是犯罪事实小说有意思”的禾太郎的侦探小说观归纳一下的话，那就是“事实比小说还要奇异”。这样的话，虚构的作品就要隶属于“事实”了。“犯罪事实小说”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也就是说，“犯罪事实小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侦探小说。
《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用了五百五十页稿纸，描写细致入微，但是禾太郎为什么没有产生甲贺三郎那样的疑问呢？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甲贺三郎是用侦探小说作家的眼睛来看白川町杀人事件，而禾太郎从一开始关心的就是可以抓住读者的心的“基督山伯爵式”的审判剧。怪不得他要描写在铁窗里呻吟的囚犯的心理，而且是一种催人泪下的说唱艺人似的描写。禾太郎年轻的时候曾加入一个巡回说唱剧团，为剧团写说唱台本。作为一个通俗作家，迎合大众的心理是他的拿手好戏。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他参加《朝日周刊》的有奖征文获得第一名的小说《东太郎日记》，那篇小说描写的就是说唱演艺界的内幕。那时候这篇小说的原型，浪曲师（说唱演员）京山小圆正在因为破坏他人名誉被起诉，作为一个法律通的禾太郎也很狼狈。另外，禾太郎还为剑剧演员梅泽升一剧团写过剧本，总之是不太专一，这些对他都是不太有利的。很多人觉得可惜了他的才能。大下宇陀儿曾说，禾太郎“应该停止写剧本，专心致志写侦探小说，不能一会儿写这，一会儿写那”。
禾太郎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但他既不能安心在侦探小说界发展，又没有在成千上万以卖文为生的大众小说界独树一帜的能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时失去了创作热情。战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禾太郎总算复活了。他在《神港新闻》连载的《消逝的女人》，追寻一个美貌女浪曲师京山秋野出生的秘密，堪称力作，但紧接着又沉默了。这是他战后唯一的一部作品。此乃后话。
他得意的绝顶之作还要数《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Profile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以后，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月二十二日晚，在禾太郎的家乡神户市元町的日出饭店举行了豪华的出版纪念晚宴。
出席那天晚上的纪念晚宴的有，Profile出版社的代表熊谷晃一、加纳哲、九鬼澹，神户侦探俱乐部同仁，还有特意从大阪赶来的和“小笛事件”关系密切的高山义三律师、丸尾长显等人，加上禾太郎一共二十五人。司仪户田巽致开幕词，接下来九鬼澹不是以Profile编辑部成员的身份，而是以禾太郎的晚辈的身份发表祝贺《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出版的演讲，然后是禾太郎对所有出席晚宴的人表示感谢，合影留念，晚宴开始。餐后甜食上桌的同时，高山律师用流利而幽默的口吻畅谈“小笛事件”，众人会心微笑。
恰好来到神户演出的名演员市川小太夫作为嘉宾表演了一段侦探小说迷的故事，关西文坛元老西田政治、九尾长显相继站起来助兴。晚上十一点，盛会闭幕。当时在东京举行的出版纪念会，如果有五六十人参加就算是大盛会了，在地方城市神户举行一个出版纪念会能有二十五人参加很不少了。
那年是1936年，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非常时期的口号与猎奇性的色情、怪诞、荒谬文学交织在一起。但是，《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出版绝对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同年十月，号称法医学小说的“审判医生”佐野甚七所著的《科学审判》（大阪大同书院）问世。这些小说的出版应该说是时代的要求吧。
但是，禾太郎很快就感到自己的路子走不下去了。《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是他倡导的纪实手法的所谓“事实小说”，但是，如果完全遵从事实，难免堕落为那时候虽然流行却为他所不耻的“实话小说”，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样下去将脱离侦探小说领域。偏重纪实性将窒息故事性，这是一个作家的自杀性行为。不过，活下去的路并不是绝对没有，那就是回到怪异和幻想的路上，在向罗曼蒂克复归的路上赌一把。
其实，被山本禾太郎弃之不顾的神秘倾向，实际上正是他的本质。对“小笛事件”的关心也是他的神秘倾向决定的。陷入了老生常谈的三角关系的平凡的公司职员，掉进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设置的圈套，最终以杀人罪被捕。对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恐怖、人生的陷阱等黑暗面的关心，是禾太郎的出发点，也是禾太郎的终点。他对那种不自然的只限于解谜的侦探小说没有同感的理由也在这里。他口头上说“我相信本格和变格都是侦探小说”（《关于日食》），实际上他是非常蔑视那些脱离日常生活的偏重诡计的本格推理的，只要有机会就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本人虽然把《窗》看作“本格侦探小说”（《白蚁的魅力》），但是被认为深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山本禾太郎，不用看他的《抱茗荷之说》与梦野久作的《贴画的奇迹》是多么的相似，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属于梦野久作系列的变格侦探小说作家。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从出道之作《窗》到《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一直在写记录体小说呢？他自己认为是由于“感情没有那么热烈，大部分时间处于理智的世界”（《关于侦探剧》），是由于他把本格侦探小说看作一种智力游戏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性格。他还认为“侦探小说假话连篇，至少所谓小说，假话太多了”（《<消逝的女人>后记》）。有了这样的看法，当然就要写那种尊重“事实”的记录体小说了。其结果是，“这样就不是小说了，或者只能说是似是而非的小说，即实话”（同上）。这个道理他自己也渐渐地明白了。
本来，他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兴趣主要是对犯罪者异常心理的关注，但是他的大部分侦探小说（特别是本格侦探小说）根本没有触及犯罪者的异常心理。他把小栗虫太郎的《黑死馆杀人事件》从西田政治那里借来却没有兴趣读下去，而虫太郎的《白蚁》“这本赠书则贪婪地一口气读完”，因为这本写了三百多张稿纸的新作号称“犯罪心理小说”。“主人公泷人的心理描写层层深入。疑惑，复仇，报怨的心情最终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个过程“具有把犯罪心理具象化为现实性的情绪从而使主人公的心产生动摇的性质”，跟禾太郎的想法完全吻合。从《黑死馆杀人事件》到收入《白蚁》的《后光杀人事件》和《梦殿杀人事件》等，其中有虫太郎特有的基于或然性的诡计机关姑且不论，他那光彩夺目的哥特式情调的文体，也是很合乎喜欢怪谈的禾太郎的口味的。于是，忽然醒悟到“犯罪事实小说”已经到了极限的禾太郎被虫太郎那神秘的文笔所触发，拿起笔来写出了《抱茗荷之说》。《白蚁》是接近纯文学领域的力作，《抱茗荷之说》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但毫无疑问地称得上禾太郎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说到山本禾太郎的代表作，从来只提《窗》和《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提他把记录主义、纪实风格导入侦探小说的功绩，但是这种教科书式的标签，是对这个作家的资质的最大误解，因为他的本领都在他的惊险小说般的变格作品里。不管是《窗》还是《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如果你瞪大眼睛阅读的话，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中的一个共通的脉搏在跳动，那就是对人生阴暗部分的嗜好。《窗》也好《白川町杀人事件》（《小笛事件》）也好，都不是对现实中发生的事件的单纯改编，而是使用了一种“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戏剧的手法”（权田万治《漆黑的暗夜中的目击者——山本禾太郎论》）。这种手法当然会促使作者向变格作品方面倾斜。于是，当初只具有实录性的素材的事件，越是往深里挖掘，原本深不可测的阴暗部分就显露越多，最终赤裸裸地呈现在眼前。
根据九鬼澹的回忆，山本禾太郎喜欢在夜静更深的街上散步。先不说这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他来说是一种健身方法，像这样每天夜里散步，太符合这位以暗夜中的哑剧开头的《窗》的作者的性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