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以前是靠小笛出钱养活的，有这么回事吗？”
“没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每个月都按时交房钱，而且从来都是多交。小笛送给我的钱物，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日元。”
“大月多三郎曾经这样问小笛：‘广川要是提出跟你分手的话，你打算跟他要两三千呢，还是要五千或一万呢？’这件事你听说过吗？”
“小笛跟我说过这件事。”
“你听了以后是怎么想的？”
“什么都没想。”
“什么都没想？大月那样说，不是教唆也是鼓动，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你说是不是？”
“是，是会给我带来麻烦。”
“今年六月上旬，小笛对你说没说过她欠了很多债？跟你要钱没有？”
“她跟我说过她欠着别人六百日元的债，但是没跟我要钱。”
“她跟你说，她欠着别人的钱，那意思不就是跟你要钱吗？”
“我没有那样理解。”
“你爱小笛吗？”
“说不上爱，但也说不上恨。”
“总之，你觉得小笛很难对付，是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警长问这句话的时候，口气却很轻松，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小笛是个神经过敏的女人，一生气就嚷嚷着要死。她的嫉妒心也特别强。只要我一提出分手，她就想方设法威胁我。确实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
“你给她一百二十日元，希望跟她彻底断绝关系，为什么没能达到目的呢？”
这是一种倒序审问。
“我提出分手，可是小笛威胁说，如果我跟别人结婚的话，她就要大闹婚礼，还要到我们公司去，把她跟我的事情嚷嚷出去。”
“你怕她那样闹，所以就继续跟她保持关系，是不是？”警长问了一句。
“是。”
“好！那么，关于小笛的将来，你当时究竟是怎么考虑的？”
“我当然想跟小笛断绝关系，可是如果断得太突然了，我实在不知道小笛会干出什么来，所以我想用一种比较自然的，比较平稳的办法跟她分手。”
对于警长来说，广川的回答正中下怀。警长要的就是广川这句话。不用解释读者也会明白，形势对广川极为不利。
对广川的第一次审问到此结束。
关于小笛母女跟广川的关系，证人的证词和广川的陈述，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留下任何问题。
在上述关系中，广川的处境被明显确认。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强调小笛的执拗，越是对广川不利。
不过，只根据上述情况和证据就判定广川是凶手，属于非常危险的做法。但是，在没有发现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把广川定为最值得怀疑的人，只能说是不得已的事。
以下就要触及事件的核心问题了。
警长对广川的第二次审问的经过如下：
广川坐在桌子前面，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低着头，好像在思考什么重大的问题。
负责审问广川的警长迟迟不来，显然是故意把广川一个人晒在审讯室里。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首先走进审讯室的是一个负责记录的警员。警员把纸笔放好，坐下之后把两个胳膊肘撑在桌面上，嘴角浮现一丝浅笑，默默地看着广川。
广川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很是气愤。
又过去了十五分钟，上次审问广川的那个警长叼着一支烟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他坐在广川对面的椅子上，没事人似的继续抽烟。终于，他把烟头扔进烟灰缸，开始用他那特有的低沉而严厉的声音审问了。
“今年六月初，小笛在你寄宿的地方住了五六天，她是什么意思啊？”
“五月底或六月初，小笛确实在我那里连续住了五天。那是因为我前一个星期六没去京都，她生气了，来找我算账。”广川抬起头来，看着警长的眼睛说道。
“那以后，你到京都小笛家来过几次？”
“六月十二号下午四点左右到的小笛家，十三号清晨五点半离开，八点三十五分到达神户。这是一次。六月十九号也来了，那次本来打算二十一号清晨回神户的，但是，二十号晚上，我对小笛说，以后不能每个星期都来了，小笛立刻大发雷霆，说什么你要是不来了，我就去死，我死了，你的事就会在报纸上登出来，你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我不敢再说不来京都的话，一个劲儿地哄她，那她也不依不饶地哭了一夜没睡觉，也不让我睡觉。第二天早晨，我给公司打电报请假，又陪了她一天。”
“六月二十号夜里，小笛有没有说过跟你一起殉情？”
“说过。”广川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点儿都没犹豫，“她说要跟我一起殉情，我耐心地劝她说，你可以搬家，换个地方开个店，以后好好过日子，没有答应跟她一起殉情。”
警长等着警员把广川这段话记下来以后，继续问道：“六月二十五号，小笛和千岁一起到神户你寄宿的地方去了，为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叫上我一起回京都。”
“六月二十五号晚上，小笛逼着你殉情没有？”警长用轻松的口气问道。
“没有。”广川否定道，“二十五号晚上她没有逼着我殉情。但是，二十六号早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躺在我床上的千岁对小笛说：‘广川哥要是再说不来京都的话，咱们俩就把他杀了！’小笛说：‘广川是个大男人，咱们俩就是想杀了他也杀不了’。”
“二十五号晚上，小笛真的没有逼你跟她一起殉情吗？”
“没有。那天晚上，小笛绝对没有逼我跟她一起殉情。”
“是吗？但是，第二天早晨，小笛母女说过那样的话，从她们之间的对话来推断，二十五号晚上应该说过逼着你殉情的话吧？”
“那天晚上，她确实没有说过逼我殉情的话。”
“是吗？”警长盯着广川的眼睛，拿出一张纸来放在广川面前。那是小笛写的遗书，上面盖着广川的图章。那是编号为第十六号的物证。
“这封遗书你知道吧？”
广川盯着那封用铅笔写在稿纸上的遗书，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情看了好一阵，非常清晰地回答说：“不知道。”
“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警长说话的声音严厉起来，“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但是，你不能说不认识这个图章吧？你说！这个图章是谁的？”
“这个图章是我的。”
“承认了，是吧？我再问你，这稿纸呢？”警长紧追不舍。
“稿纸和铅笔也应该是我那里的。”
“嗯。”警长沉默了一会儿，说话的声音突然和蔼起来，“那么，你认为这封遗书是在哪里写的？”
“在哪里写的我不知道，不过，从稿纸反面的凹凸来看，可能是在我寄宿的房间里的桌子上写的。”
“知道得真清楚啊！知道得这么清楚，这遗书你却说不知道，你认为你的这种说法符合逻辑吗？”警长勃然大怒。
“我真的不知道。”广川用顶撞的口气说道。
“在你不知道的遗书上，为什么盖着你的图章？”
“这个我不知道。”
“又是不知道！除了不知道，你还会说什么？”警长说完这句话，站起来出去了。
二十分钟以后，警长又进来了。
“光说不知道解决不了问题。那个图章是你的，你自己也承认了，盖着那个图章的遗书你能说不知道吗？那么你说说，你的图章是怎么盖到这封遗书上的？”警长的嘴角上挂着一丝令人不快的浅笑。
“请再让我看看那封遗书。”广川从警长手里接过遗书，翻过来倒过去的看了看，说道，“这个印章是象牙的，一直放在我的一件白色的西服背心的口袋里。背心挂在我寄宿的房间的衣架上。二十六号早晨我去上班，没有穿那件背心。我认为是在我离开家以后，小笛从背心的口袋里把印章拿出来以后盖上的。还有，遗书的笔迹虽然是小笛的，但铅笔的颜色有两种，看来不是在一个地方写的。不过，具体情况我真的不知道。”
“回答得很精彩。不过，你的答辩成立不成立就很难说了。至于你的图章是不是装在你的背心的口袋里，你的背心是不是挂在衣架上，很快就能弄清楚。你可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绝对不是胡说八道。那个图章就在我的西服背心的口袋里，一直挂在衣架上。二十六号我早晨去上班以后也在那里挂着。”
“行了。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二十六号几点到的小笛家？”
“我二十六号早晨八点四十分左右去公司上班，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在三宫站跟小笛会合以后跟她一起来京都的。下火车以后赶上下雨，我们就在祗园的石阶下面拦了一辆出租车，晚上八点半左右到的小笛家。”
“那天晚上吃的什么？”
“叫的外卖。俩人喝了两瓶啤酒。外卖迟迟不来，千岁去餐馆催，路上摔了一跤，膝盖受伤，回家以后缠上了绷带。”
“二十六号晚上，小笛有没有说过要殉情？”
“没有。那天晚上聊了很长时间，没有说过要殉情。”
“那么，二十七号晚上都说了些什么？”
“那天晚上，小笛母女把大月多三郎的两个女儿喜美代和田鹤子带到家里来了。小笛问她们想吃什么，说想吃豆腐，又问她们还想吃什么，说想吃鸡肉。于是她上街买了豆腐和鸡肉。我和小笛喝了一瓶啤酒，一合半日本酒。”
“吃晚饭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也没说什么重要的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笛对我说：‘你要是不到京都来了，阿姨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呢。’那天晚上也没提殉情的事。”
广川看上去已经非常疲劳了，但是，警长没有停止审问的意思。
下面就要触及事件的核心部分了。关于二十七号的晚饭，广川的供述跟预审法官的勘验报告完全一致。
“你说过，二十七号白天，你跟小笛母女去下鸭一带找房子去了，对吧？”
“去了。二十七号上午九点左右，小笛、千岁和我三个人是一起从小笛家出来的，但是，我是从京大农学院走到元田中，再坐电车到出町柳车站，跟去大月家接喜美代的小笛和千岁会合，然后再坐电车在植物园下车，在下鸭一带找房子。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就回家了。回家途中，千岁在出町柳站下车去大月家接田鹤子，我、小笛和喜美代在元田中下车，先去附近的大×正×家看了看，又去农学院的游泳池看游泳，回到小笛家是下午五点左右。冲完澡的时候，千岁用婴儿车推着田鹤子来了。”
“二十八号早晨，你是怎么走出小笛家的？”
“清晨四点半左右，小笛比我先起床。她把电炉子点着，烧上了一壶水。我也紧跟着起来，洗完脸回来的时候，看见她已经把前一天晚上吃剩下的鸡肉热上了。我吃了一些鸡肉，一些削了皮的盐水黄瓜，两碗冷饭，对了，还有芥末拌茄子。”
广川的供述也有必要跟预审法官的勘验报告对照一下。
“我是五点三十分左右从小笛家出来的。”广川继续说道，“我没有走出町桥大街。我一直往南走，在熊野神社前边坐市营电车去京都火车站，然后坐六点三十分的火车回到神户，八点四十分到公司上班。”
“你从来都是在熊野神社前边坐车吗？”
“对，我每次都是在那里上下车。”
“你说你是五点三十分从小笛家里出来的，对吧？那么，你是从哪儿出来的呢？”
“那天早晨，小笛给我擦了皮鞋，还让我把报纸……”
“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从哪儿出来……”警长提高了声音。
“从大门上的便门出来的。”没等警长说完，广川反抗似的回答说。
“从便门出来的？好！这么说，便门是你锁上的了？”
“不是。我出来以后没锁门。”
“那为什么便门上挂着一把锁？”
“这我不知道。据我猜想，恐怕是为了假装家里没人吧。”
“你说的话全是谎话！”警长粗暴地说道，“别的先别说，单是这封遗书，就足以证明是你下的手！你本来应该跟小笛她们一起死的！你说！小笛她们是不是你杀的？”
“不。我……不管怎么说，小笛她们死的时候我不在场。”广川坦然地说道。
“你不在场？不管你说多少遍你不在场，证明你在场的证据有的是！”
审问持续了很长时间，广川回到拘留所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广川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经过连日几乎是通宵的审问，更加瘦弱不堪了。尽管如此，他的精神却很好，甚至很兴奋，苍白的脸上唯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亮。
他内心有一种想冲着什么大喊，大叫，大骂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逐渐冷却下来，变成了对自己丑恶的过去的反省。
一想到自己那丑恶的过去，广川甚至觉得自己被怀疑为杀人犯并不冤枉。当然，小笛等人绝对不是自己杀害的，这个事实早晚会被判明。自己现在应该做的，是反省自己那丑恶的过去，找到真实的自己，然后正直地活下去。想到这里，广川感到了几分安慰。
翌日，广川被带到警长面前的时候，显得平静多了。
“怎么样？睡好了吗？”警长说话的口气比昨天和气一些，但声音里带着讽刺。
“根本就没睡着。”
“是吧？睡不着是正常的。你要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就能睡踏实觉了。”
“不，我睡不着的原因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我……”广川觉得自己又激动起来了，“我没杀人，我……”
“算了！”警长打断广川的话，“你还记得你手上有×田×郎、×形×松、×本×次郎的名片吗？”
“记得。他们几个的名片都是他们亲手给我的，我把它们连同我自己的名片一起放在我的名片夹里，最近一直带在身上。”
“二十八号，你的两张名片和另外三个人的名片掉在了千岁尸体旁边，你没注意到吗？”
“名片在名片夹里，而且装在西服内兜里，只掉出来五张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掉出来的名片，为什么掉出来了？”
“我认为这是小笛为了陷害我，趁我不注意把名片从我的口袋抽出以后藏起来，后来扔在千岁尸体旁边的，不是我自己掉的。”
“你小子到底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很会为自己辩解嘛！但是，你这是不打自招！你说不可能掉出来，又说是小笛为了陷害你抽出来扔在千岁尸体旁边的，这就更证明是你自己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您要是那样曲解，我可就麻烦了。”广川又激动起来，声音在颤抖。
“曲解？麻烦？什么叫曲解？什么叫麻烦？死了的人能把名片从名片夹里抽出来扔得到处都是吗？”警长大声斥责道。停顿了一下，警长压低声音又说，“你真是个懦夫。老实交代了吧，怎么样？”
“我没杀人，也没把名片扔在千岁尸体旁边！”广川愤愤地说道。
“这把锁你还记得吗？”
“记得。这把锁是大正十三年一月，我住在神户市××町的××会馆的时候用过的，去年四月送给了小笛，打那以后她一直在用这把锁。”
警长把堆在地上的物证拿起来放在桌子上：“这些东西你都知道吗？”
“这条和服腰带我见过，我每次去小笛家的时候她都系这条腰带。这件平纹细布的单衣也是小笛经常穿的，二十八号早晨她给我做早饭的时候穿的也是这件衣服。这条印着××银行的手巾，是以前小笛在吉田神社下边卖面条的时候，××的职员送给她的。这件斜纹哔叽的衣服，我吃早饭的时候穿过，离开小笛家的时候，我换上了西服，这件衣服就留在了小笛家里。”
在上述广川的毫无造作的回答中，“二十八号早晨她给我做早饭的时候穿的也是这件衣服”，以及“这件斜纹哔叽的衣服，我吃早饭的时候穿过”等，都是非常自然的，给人的感觉是真实的。
警长的审问在继续。
“你说小笛和千岁不是你杀的，但是，你在你的记事本上写给×野×太郎和另一个人的信中说什么，因小生无德，断送二人性命，不知如何表达谢罪之意。还说什么深情厚意，没齿不忘，深表感谢。你甚至连该还别人多少钱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你怎么解释？”
“六月三十号晚上九点半左右，××报社一位记者来到我寄宿的地方，问我认识不认识京都的平松小笛，我说认识啊，怎么了？他告诉我说，千岁被杀，小笛自缢。我感到非常吃惊，觉得自己应该马上来京都看看，于是坐上了晚上十点四十分的从神户三宫站开往京都的火车。在火车上，我想了很多。如果我跟小笛的关系登在了报纸上，实在对不起那些有恩于我的人，根据具体情况我也许不得不自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记事本上留下我想说的话，以便那些有恩于我的人了解我的意思。关于写上该还别人多少钱，也不难解释。既然我想到了自杀，金钱方面的事情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你是想万一被警方发现小笛、千岁、喜美代和田鹤子是你杀害的，你就来个畏罪自杀，所以才留下了遗书！”
如果广川是因为想畏罪自杀写遗书，“断送二人性命”这句话就太难理解了。
××报社的记者问过广川这样一句话：“小笛家是四口人吗？”广川的回答是“不，只有两口人”。这是因为当时广川还不知道喜美代和田鹤子也死了。不管怎么说，如果广川写遗书是为畏罪自杀做准备，应该写“断送四人性命”，而不是“断送二人性命”。
负责审问广川的警长，应该弄清楚报社记者采访广川的时候，广川是否知道大月家的两个孩子已经死了，还应该弄清楚广川写在记事本上的遗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警长对此没有深究。
广川坐在昏暗的审讯室里，等候着警长的到来。
经过连日来通宵审问，已经精疲力竭的广川突然感到格外的空虚。他正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手的时候，头顶上的电灯亮了。就在电灯点亮的那一瞬间，他觉得眼花缭乱，脑海里浮现出四条大街的霓虹灯和过往的人流。
剧烈的打击，极大的震惊，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恍惚的状态下的平静，使广川正在失去自我。
广川忽然觉得自己可能会发疯。
在他内心极度混乱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搅动——警长进来了。
“广川君，老老实实地坦白交代了吧！这对你有利。不管你说多少不知道都没用，这么多有力的证据摆在这里，你抵赖得了吗？”
“证据，有力的证据……”广川不由自主地重复着警长的话，突然又闭紧了嘴巴。他那消瘦而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沉默了一阵之后，广川非常平静地说道，“我没杀人，您让我交代什么？”
“你还是这张脸，不管你装得有多么好，事情也是你干的！和一个跟你的父母年龄差不了几岁的女人私通还不算，还把人家的养女给睡了，这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干的事吗？具有这样一种劣等品格的人，害怕自己的丑事被整个社会知道，决意自杀，连遗书都写好了，谁会相信你的辩解？当你忍受不了杀害小笛等人的罪责的重负的时候，在记事本上写好了遗书，这些难道不都是事实吗？”
广川默默地低下头。
“怎么样？今天就坦白交代了吧！”
“我跟小笛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还冒犯了千岁，对此我感到非常羞耻，我不做任何辩解。我在公司里，在父母兄弟那里，都得到了相当的信任，结果呢，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我想到过，我跟小笛母女的丑陋关系一旦被人们知道，我就没脸见人了，我也许会自杀，所以我在记事本上写了遗书。这些我都承认，但是，小笛她们不是我杀的。”
令人感到窒息的沉默。
“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警长说着把一张照片递了过来。
那张照片是小笛吊在门楣上，还没放下来的时候照的。
广川如饥似渴地看着那张照片。
“看了这张照片你有什么感想？”警长盯着广川的脸问道。
“是你把她勒死以后挂在这里的吧？”
“我看了这张照片才知道小笛是吊死在这里的。在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这回事。”广川说道。
“你怎么说都没用！现已判明，小笛的死亡时间是清晨四点左右。事实上那个时间你在小笛家里，你不是已经交代了吗？好，你不交代是吧？那我就天天审问你，一直到你交代了为止！”
闷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拘留所里，夜深了。
已经接受了五个昼夜的连续审问的广川，无力地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他的头发蓬乱，眼窝深陷，面颊消瘦，简直就像一个死人。
被警察抓起来以后，他一直在拼命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越是辩解，警长对他的怀疑就越深，看来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而且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的力气了。
“唉，这就是我的命啊……”想到这里，他从已经干涸的泪腺里又涌出泪水来。
他的大脑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有记忆中纷繁往事的片段，以及现实中狼狈的自己，还在大脑里来来往往。
不知从何处传来轻微的鼾声。
忽然，广川想起了白天看到的那张照片。
那是一张多么丑恶的脸啊！丑恶且惨不忍睹。警长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把那样一张照片拿给我看呢？难道他以为我看到那样一张照片以后，就会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就会吓得浑身发抖，从而承认自己就是杀死小笛的凶手吗？傻瓜！看了那样一张照片，才使我知道那个丑恶的女人，在临死之前，不但实施了残虐行为，杀死了三个孩子，还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陷害我，我看了以后更生气！
广川那几乎已经燃尽的意志之火，仿佛在死灰复燃。但是，还没等他的意志之火燃烧起来，马上又反省起自己来了。
难道那都是小笛的责任吗？自己的软弱、不道德乃至乱伦的行为，不就是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吗？小笛并不是一个坏人。她采取这种自暴自弃的，恶魔式的行动，我广川至少应该负有一半责任……
广川就这样反省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夜深了，惨白的电灯好像渐渐失去了光亮，只剩下一片昏黄。在昏黄的灯光下，广川看见自己紧紧抓住套在小笛脖子上的和服腰带，抬头看着门楣。
瘫倒在墙角昏睡的广川惊醒了。
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广川在心里想道，警长只让我看了看那张照片，我的神经就产生混乱，甚至做了那样一个恶梦。如果明天再被带到警长面前，说不定我就会承认小笛是我杀的了。这可如何是好？
他那已经疲惫到极点的神经，在梦境与现实中徘徊。
“广川……广川君……”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叫他。
那是一个来自很远的地方的声音。那声音虽然听得很清楚，但广川已经没有力气睁开眼睛看看了。
“广川君，如果人是你杀的，你一定要尽早交代。如果人不是你杀的，不管是多么严厉的审问，你都不要违心地屈打成招，要是你那样做了，你的命运就注定了，再想反诲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听明白了吗？广川君……”
广川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完全清醒过来，急忙向四周看去。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
广川虽然没有睁开眼睛看，但他认为那不是梦中的声音。可以肯定，那声音是从昏暗的楼道里传过来的。
五点三十分
广川在拘留所里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不是梦，笔者在此没有详述的必要。
翌日接受审问的广川，当然没有承认自己杀了人。
警方对广川的直接审问到此结束。警方所谓的旁证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对于广川来说也是利害参半。
千岁的一个同学对前来调查的刑警是这样说的：“千岁对我说过，她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她特别悲观，经常对我说，她活不了多久了。我还听说她的养母对她不好，老是强迫她干她不愿意干的事情。我很同情她。今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千岁对我说，她活不了多久了，要是死的话，也要跟可爱的喜美代一起死，不想一个人死，说着还把喜美代的照片拿出来给我看。她一直把喜美代的照片带在身上，经常跟我说喜美代有多可爱，这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
千岁的话，虽然可以认为是一个感伤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夸张的说法，但不能不说对广川是有利的。
小笛的房东说，小笛欠房租累计达二百五十日元，催得急了小笛就去神户找广川要钱。看着没有还清的可能了，房东就逼着小笛腾房子搬家。房东的话证明小笛生活拮据。关于这一点，既对广川有利，又对广川不利。
某刑警的调查报告这样写的：
小笛想在植物园一带开店，需要大笔资金。小笛认为广川应该出钱，而且还不能出少了。在下认为：事件发生之前的那天夜里，小笛是否曾向广川要钱，是否因要钱与广川发生过争吵，是值得注意的一点。除此之外，我没有找到其他迫使小笛自杀的理由。
这位刑警的调查报告对广川显然是不利的。
下面说说盖在小笛写的遗书上的广川的图章的问题。这是一个跟事件关系极为重大的问题。广川在接受审问的时候所陈述的到底是不是事实呢？另一位刑警的调查报告如下：
关于广川穿在西服里边的那件白色西服背心，上个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广川在换上一件灰色上衣和一条浅黄色裤子的时候，将当时穿在身上的白背心脱下。此后未穿用。
这件白背心一直挂在广川的房间里，房东太太也可以证明，跟广川在接受审问的时候所说情况也是一致的。这无疑对广川有利。但是，当时那件白背心的口袋里是否装着广川的图章，就只能听广川的一面之词了。
警方认为广川有杀人嫌疑，将其送交检察院。
那么警方是根据什么认为广川有杀人嫌疑的呢？
笔者所述种种证据，各自独立起来看的话，无力证明广川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可以说，所有这些证据，既可以看作广川犯罪的证明，亦可以看作广川不应该被怀疑的证明。
但是，这里有法医的鉴定。根据小南博士的鉴定，小笛等人死于晚饭后七至八个小时。
广川说，他是五点三十分离开小笛家的。于是，吃晚饭的时间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警长在审问的时候没有问这个问题。去植物园一带找房子未果，回到小笛家的时候是下午五点，那么可以推定吃晚饭的时间是六点到七点。如果小笛等人死于晚饭后七至八个小时，死亡具体时间应该是凌晨两点至三点。这个时间广川当然还在小笛家里。
如果警方认定广川有杀人嫌疑，送交检察院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叫小西重太郎。小西检察官长着一张温和的脸，叫人难以相信他已经审理刑事犯罪案件多年。他那双一眼就能看到对方心底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广川，不慌不忙地审讯起来。
“你以前受过刑事处分吗？”小西检察官的审讯是从这句话开始的。
广川的回答很流畅。跟回答警长的审问一样，没有一点儿磕磕绊绊的地方。
“二十七号那天你跟小笛她们从植物园那边回来以后，几点吃的晚饭？”
“晚上七点左右。”
“七点开始吃的吗？”
“不，七点吃完的。”广川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小笛吃完晚饭，带着两个孩子去门外的路边玩了一会儿。”
广川说晚饭是七点左右吃完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这顿晚饭吃了多长时间。这一点请读者注意。吃晚饭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广川无意中所说的晚饭以后小笛带着两个孩子在路边玩儿，后来成了判断小笛等人吃晚饭的时间的依据。
“吃完晚饭，千岁干什么来着？”
广川想了想，回答说：“千岁趴在桌子上写信来着。”
“你怎么知道她是在写信？”
“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
“你知道她都写了些什么吗？”
“当时我躺在榻榻米上看报纸，至于千岁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千岁是怎么处理写好的信的？”
“这个我没注意，不知道她是怎么处理的。”
这是二十七日晚，即小笛等人死去前一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的事。第二天千岁就死了，如果千岁当时确实是在写信，写好的信肯定在家里。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新提到预审法官在小笛家做勘验的时候，在那个六畳的房间角落里的桌子上的书本中间发现的千岁写的那三封信。那三封信都没有写信日期，但可以断定其中两封是同时写的，剩下那一封语句很像遗书，用的纸跟那两封不同，写信的时间跟那两封也不一样。可以认为，那天晚上，千岁写的肯可能就是那封语句很像遗书的，也没有写收信人姓名的信。
“你说过，你是早晨五点三十分左右离开小笛家的，对吧？”
“对。我走出小笛家的时候是五点三十分左右，当时小笛还把我送到门口。”
“小笛还送你来着？”检察官说话的口气严厉起来。
“对，她把送到门口。”广川清楚地回答道。
“那时候小笛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把你送到门口呢？”检察官的声音像一把尖刀，直插广川胸膛；检察官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射向广川的眼睛。
“那时候小笛还没死！”广川叫道。他就像要把检察官的目光顶回去似的，直视着检察官的眼睛。
检察院的审讯室安静下来。检察官在等着记录员记录。
从审讯室外边，传来打开手铐的声音，大概是隔壁审讯室来了一个嫌疑犯吧。
“把我送到门口的小笛，还让我把已经送来的报纸拿走。”平静下来的广川又说。
“是不是二十八号的报纸？”
“是的，就是那天的报纸。”
“那份报纸在什么地方放着来着？”
“就在大门后边的地上放着来着。小笛把那份报纸捡起来递给我，还对我说，拿去在火车上看吧。”
“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站着呢？”
“我站在大门后边，正在把便门拉开打算出去。”
“便门是你拉开的？”
“是的，是我拉开的。”
“你从小笛家出来以后，没走出町大街，这是不是你说的？”
“是的，我是一直往南走的。走出一段路回头看了看，看见小笛还站在门口目送我。”
这是个新情况。广川在警察那里没说这些话。关于这一点，检察官应该问广川，是在什么位置回头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检察官没有问。
“你在去车站途中，遇到过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遇到过我认识的人，但是我看见小笛以前的邻居，××储蓄银行的职员的家门口，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佣人。对了，我还看见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在往自己家门口的地上洒水。”
“六月三十号大月茂野女士给你打过电话吗？”
“打过。二十九号公司召开了股东总会，三十号那天我在公司里给客户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大月茂野女士来电话了。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左右。”
“她电话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问我，你平松阿姨到你那儿去了吗？我说没有。她说，也不知道小笛带着千岁和我家的两个孩子到哪里玩去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到你那边去了。我说没来我这边，是不是到木津玩去了。她就把电话挂了。我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后来又给小笛写了一封信。”
“你接到大月茂野女士的电话的时候，没觉得奇怪吗？”
“我是觉得有些奇怪，所以才给她们写信的。”
“这个记事本是你的吗？”
“是我的。”
这个记事本是广川被警察从京都车站带走的时候，从他的西服口袋里搜出来的。
“这个记事本上写的‘惊闻噩耗之感想’‘×野×太郎’‘×本经理’‘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妹妹’等字句，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写的？”
“是三十号那天夜里来京都的时候，在火车上写的。”
明确写这些字句的时间和地点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字句跟事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广川的记事本上的字句摘录如下，“惊闻噩耗之感想”下面写着：
有恩不能报，乃人生最大之不幸。人要出生，人要受苦，人要死亡。
给×野×太郎和×本经理遗言是这样写的：
小生无德，断送二人性命，不知如何表达谢罪之意。深情厚意，没齿不忘，深表感谢。
写给×本经理的遗言是：
应还五十日元，其中包括在公司就餐的伙食费四十四元，预支给我的××土地通信费六日元……
这些字句显然就是写遗书使用的字句，广川自杀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但是，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断送二人性命”这句话中的“二人”。
死了的是四人，广川为什么说“二人”呢？
检察官小西暂时停止了对广川的审讯，他根据广川的供词提供的线索，命警察再次展开调查。现将调查结果介绍给各位读者。
跟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主要凶器，无疑是吊着小笛的尸体的和服腰带。广川每次去小笛家，小笛束的都是这条和服腰带，不用说，这条和服腰带是小笛的。
千岁、喜美代和田鹤子颈部缠着的日本式手巾，一条是小笛在经营面馆的时候，别人送给她的，另外两条也是别人送给她的，总之都是小笛家的东西。
千岁尸体旁边散落的名片，都是广川带在身上的，这一点也是确切无疑的。
广川说，他二十八日早晨离开小笛家往市营电车熊野神社站走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女佣人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关于这个问题，刑警的调查报告是这样写的：
××储蓄银行京都支行行长，住在吉田×町×××番地××××号。其妻证实，家中有两个女佣人，一个叫×田×乃，十八岁，一个叫×村×枝，十五岁。但是这两个女佣人都说不记得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后来让她们回忆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前后的事情，终于想起六月二十八日早晨五点起床以后，她们梳洗打扮了十五分钟，然后进入主人房间，又过了十分钟左右，因为忘了关门外的灯被主人呵斥，跑出去关灯。关灯以后是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记不清了，当时街上有没有人路过也没注意。
支行行长家里确实有一位五十七岁的老太太，是行长的伯母。此人患有健忘症，几个小时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她有个习惯，每天清晨五点肯定起床，起来以后就在门前的路上洒水。估计二十八日早晨确实曾在门前洒水。
此外还有几个调查报告，都不重要，从略。
调查报告的结果跟广川的供词都是一致的，但并不一定都对广川有利。
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和服腰带虽然确实是小笛本人的，但无法证明广川没有使用那条腰带勒死小笛。
再如名片的出处，还有广川离开小笛家以后路过哪里，也都不能证明广川不是凶手。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广川一直没有说谎。
送报的时间一般都是固定的，如果二十八日小笛家的报纸是早晨五点半以前送到的，广川的供词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两种信封
主要证人有十二个，检察院找的证人跟警方找的证人完全一样，证人的证词也是大同小异，这里只拣重要的加以介绍。
证人之一，小笛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的证词，给这个枯燥的事件增添了一抹温情。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情故事。
前面已经说过，小笛扔下出生还不到一百天的儿子友一，离家出走了。
被母亲抛弃了的友一可以说是尝尽了人间苦难。可是，他在饱尝苦难的同时，成长为一个朴实而真诚的男子汉。他从懂事的时候起就想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一直在打听小笛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打听到小笛住在京都以后，立刻跟妻子一起从山口县的德山町来到京都。友一觉得能跟母亲住在一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那年他二十六岁。
友一在铁路上找了一份工作，白天上班，晚上上夜校，工作学习都很努力，人缘也很好。但是，儿子出生还不到一百天就能离家出走的小笛，对友一的母爱很是淡薄，加上小笛喜欢过那种糜烂生活，跟勤勉的友一实在合不来，二人仅仅在一起住了两个月，友一就搬出去住了。
虽然不跟母亲住在一起了，但只要有时间，友一就会去看望母亲小笛，而且只要有机会就劝母亲跟广川分手。小笛每次听了友一的劝告都会大发雷霆：“你又不来照顾我，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懂什么？找一个年轻的男人做情夫，对女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结果母子关系越来越不好。
但是，当友一被检察官小西问道母亲小笛的品性的时候，他却是这样说的：“母亲高兴的时候对人特别好，不高兴的时候甚至打过我。不过，我是他的亲生儿子，该给她提意见的时候照样提。我每次给她提意见都会吵一架，但是，每次吵过以后都能很快和好，谁也不记恨谁。”
一个跟小笛很熟的女证人的证词是：“小笛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经常跟别人发生冲突。我一般不拧着她，所以能一直跟她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别的亲戚朋友谁都不愿意跟她交往，尽量躲着她。去年九月的一天，小笛拿着一把菜刀跑到森田友一家里，说要把友一杀了。今年四月，友一的老婆被小笛打伤，去医院看医生，头部缠上了绷带，缠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