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出书版）》作者：陈苏镇
作者: 陈苏镇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3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文章，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发表的主要作品，内容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讨论较为集中的是汉代《春秋》学、东汉政治、西汉王国和侯国制度、南北朝散官制度等问题。作者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领域，既重史实层面的发掘考证，也努力探求各领域间的深层关联。故其文章不仅在观点和结论上有新意，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也有所创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陈苏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
（未名中国史丛刊）
ISBN 978-7-301-22075-7
Ⅰ．①两… Ⅱ．①陈… Ⅲ．①中国历史—汉代—文集②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Ⅳ．①K234.07-53②K23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2476号
书 名：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
著作责任者：陈苏镇 著
责任编辑：刘 方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2075-7/K·0934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编辑部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5印张 380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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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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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1年7月
未名中国史丛刊
（第四种）
丛刊编委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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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出版弁言
自序
政治篇
“天下苦秦”辨
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论东汉外戚政治
东汉世家大族的崛起及其本质特征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制度篇
汉初王国制度考述
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
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
西汉宗室绝国考
西省考
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
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
思想篇
论陆贾
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
《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
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
东汉的“义学”与“名教”
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
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
附 录
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读《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自 序
读本科时，兴趣偏于思想史，这主要是因为上大学前工作过几年。那时政治学习很多，在大环境影响下，我很认真、很虔诚地读了些马列。马列著作大多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内容，读多了，便养成理论思考的习惯。这是我们那一代人中常见的现象。带着这种习惯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中国古代史，对先生们最擅长的政治史和制度史，一时提不起兴趣，总想做思想史。当时系里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和课程，我就到哲学系选修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又跑到北师大历史系旁听“中国思想史”。后者是白寿彝先生请邱汉生和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几位学者联合开设的，而他们都是侯外庐先生的学生。和我同班且同宿舍的阎步克，当时也想做思想史。常和他交流切磋，摸索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获益良多。三年级时，写了篇习作——《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发展及其社会原因》，后来发表在《中国哲学》第十辑上。毕业时，打算报考历史所的研究生，跟侯外庐先生学思想史。但到临考前才知道，历史所那一年不招生。计划落空，改报其他专业已来不及，便先出去工作了。
第二年，再次考研，为稳妥起见，报了北大历史系，并选择了师资力量较强的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入学后，跟祝总斌先生学政治制度史。我原以为制度史会很枯燥，沉下心来学了三年，发现其实很有趣。研究过程实实在在，只要下工夫，总能搞出点东西来，成功率高。做硕士论文时，选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散官制度”这一题目，主要是考虑这个专题还没人做过，算是所谓“空白”，而身份制度又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题目太大，初稿写了十万字左右，总体上不够深入，也未充分展开，但时间不够了。最后，根据祝先生的意见，只取魏晋部分近三万字，加工修改成文。当时，女儿出生，让我无法集中精力，论文写得不好。后来，我将初稿中关于南朝和北周隋唐的部分内容抽出，经进一步加工，写成《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和《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两篇论文，分别投给《史学月刊》和《北大学报》发表，这项研究便告一段落了。
留校任教后，田余庆先生给研究生讲授“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我做他的助教，于是又学着做政治史。先写了一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交给田先生。他看后还给我，说了句“分量不够”，见我不太明白，又补充一句，“题目分量不够”。这话让我想了很久，最终促使我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作为长期研究方向，希望能做出有“分量”的成果。这个题目也很大，从哪儿入手颇费斟酌。听白寿彝先生说过，搞研究总是开头难，就像劈竹子，只要用力劈开一个口，轻轻一按就到底了。后来读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感觉就是以“王与马共天下”为突破口，进而势如破竹，理清了东晋一代皇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当时政治的影响。我从中得到启发，开始有意识地为我的研究寻找突破口。
为此，我花了两年时间，读了不少书，终于发现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政治有重要影响，很可能是从政治文化角度进一步揭示两汉政治演进之基本线索的钥匙。研究董仲舒，要涉及经学，尤其是复杂神秘的《春秋》学。我知道这潭水很深，深不见底，所以犹豫了。一天晚上跟胡宝国深入地聊了聊，大体上理清了此事之利弊。我被“文革”耽误了几年，研究生毕业时已三十出头了，再花几年工夫去闯一个陌生领域，风险可想而知。但这项研究如果成功，能为我的整个研究计划打开局面，甚至可为政治史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径，这一前景又是很诱人的。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真理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根除一切犹豫”，我决心赌一把，于是花很大力气对董仲舒做了一番研究。先写了《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一文，从政治思想角度，循着汉代《春秋》学的理路，对董仲舒的政治学说进行了系统梳理。文章在《国学研究》发表后，逐渐引起学界注意。最近，高教出版社编了一套研究生教材，其中《新编中国思想史二十二讲》收了这篇文章。看来，我用力最深的这篇东西，得到了学人的认可。
《汉道、王道、天道》一文完成后，我试图用得到的认识来观察西汉政治，但很快发现不行，因为此文的重点在“王道”和“天道”部分，对董仲舒“汉道”理论的认识仍浮在面上，无法与当时的政治演进过程做深度衔接。于是，我又回过头来对董仲舒进行二次研究，写了《〈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这篇文章完成后，《春秋》学和汉代政治的关系在我头脑中比较清晰了，接下来的研究果有破竹之势。1997年，在吴宗国和祝总斌两位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祝先生指导下，于2001年初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同年以《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为题，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博士论文其实只做了西汉，东汉部分没有展开。作为全国优博作者，我得到一笔专项资金，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当时《张家山汉墓竹简》已公布，其中有与西汉王国和侯国制度相关的资料，可对我原来提出的几个观点进行补充论证。于是我先回到西汉，写了《汉初王国制度考述》、《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汉文帝“易侯邑”及“令列侯之国”考辨》、《西汉宗室绝国考》等制度史论文。然后转入东汉，写了《两汉之际的谶纬与公羊学》、《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郑玄的使命和贡献——以东汉魏晋政治文化演进为背景》等思想史论文，又写了《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东汉的豪族与吏治》、《论东汉外戚政治》、《东汉世家大族的崛起及其本质特征》等政治史论文。进而对旧著进行补充修订，写成《〈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2011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循着政治文化这条主线，在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等领域间穿插转换，虽不轻松，却都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乐在其中。我还得到如下体会：这几个领域之间原本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因而是可以互相发明的，当我们的研究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一定深度时，这些关联就会显现出来。当然，这种较深层次的历史现象，常常不是将资料摆在面前做一番排比分析就能很快理解的，有时须在反复的查阅和思考中耐心等待“悟性”火花的出现。
近日，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北大出版社共同推出《未名中国史丛刊》，出版中心老师们的论著。我的上述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已整合进《〈春秋〉与“汉道”》一书中，但单篇论文在查找利用方面还是有其方便之处，故不避重复，选出二十篇，编成这本小书，加入《丛刊》。全书依文章内容分为政治篇、制度篇、思想篇，一来便于读者查阅，二来可体现我曾涉猎的主要领域。所有文章都依当下流行的学术规范，统一了注释方式，部分文章还做了内容上的修改。在我学历史的过程中，祝总斌、田余庆、阎步克这三位身边的师友对我影响很大。我曾仔细研读他们的著作，并写了三篇书评，而这三部著作正好分属于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我的书评主要不是评议得失，而是揣摩研究方法。考虑到这对青年读者或许有点参考价值，故作为附录收在本书最后。
书名颇费斟酌，所收文章分属三个领域，很难用一两个词做画龙点睛式的概括。想来想去，就叫《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吧。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是比较成熟的学科，大师多，成果多，未开发的领域少，这使粗放研究面临选题的困难，但也为精耕细作奠定了基础。幽者，暗也，深也。我说的“探幽”，就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晦暗不明的环节进行发掘。毫无疑问，这首先要求我们读书细，善于在历史记载的细微处发现问题并深入下去。其次，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和阐释某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现象。
整理旧作，想起三十多年来走过的路，简要叙述如上，算是序吧。
作者于育新花园寓所
2012年春
政治篇
“天下苦秦”辨
一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说：陈胜起兵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1)贾谊在《过秦论》中则说：秦统一天下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使得“天下苦之”，结果，陈胜“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向（响）应”。(2)
“天下苦秦”是秦末战乱中颇为流行的一句鼓动反秦的口号。陈胜于大泽乡起事时，分析过成功的可能性，认为“天下苦秦久矣……今诚以吾众为天下倡，宜多应者”(3)。此后，这一口号每每被起义将领用来证明反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载张楚将军武臣谓赵地豪杰曰：“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卷八《高祖本纪》载刘邦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卷九七《郦生列传》载刘邦谓郦食其曰：“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卷九二《淮阴侯列传》载项羽使盱眙人武涉说韩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时关中并未发生反秦暴动，《始皇本纪》言“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是比较确切的描述，“天下苦秦”则有夸张之嫌。二是喊出“天下苦秦”口号的陈胜、武臣、刘邦等人皆为楚军将领，而楚人正是当时反秦的主力。这说明“苦秦”最甚者是楚人，“山东郡县”尚不能准确揭示这一事实，“天下”云云更进一步将其掩盖起来。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范增语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卷三〇《艺文志》有《南公》三十一篇，在阴阳家。亡秦者楚，又被历史所证实。于是后世史家对南公此说多有附会，或云南公“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或云三户乃地名，项羽于三户一带“破章邯军，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谶”。(4)其实，观范增之意，南公断言“亡秦必楚”，是因为楚人对秦灭其国最为不满。《史记集解》引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5)赵翼《陔余丛考》卷五“三户”条：“曰‘虽三户’，以见其人之少，犹将报怨破秦兵也。”(6)此说较为平实。然而“楚人怨秦”未必全因楚国无罪而亡及楚人对楚怀王的怜悯，其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楚人之所以充当了反秦的主力，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认为：“战国晚年，楚国军事力量虽已就衰，但在关东六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前260年秦赵长平战役之后，六国中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的，只有楚。秦灭楚，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楚被灭后，潜力还在。所以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他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进而提出“非张楚不能灭秦”的结论。(7)笔者同意这一分析，但还想补充一点：“非张楚不能灭秦”，不仅因为楚人有反秦的实力，也因为楚人对秦朝的统治更加反感。楚地反秦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其他地区，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
楚人反秦之激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楚人反秦表现出鲜明的自发性。《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秦即暴虐，楚人发难。”此处“楚人”指陈胜及所建张楚政权。是首事之功属于楚人。陈胜于大泽乡起事后，率众向西，先后攻下泗水郡之蕲、铚，砀郡之酂、谯，陈郡之苦、柘等城，发展为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万余人”的一支队伍，攻下陈郡郡治陈县后，被三老、豪杰推为张楚王。《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描述当时情形说：“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所谓“诸郡县”当指蕲至陈沿途及周围地区。陈胜在蕲，“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循蕲以东”，入陈后又“令汝阴人邓宗循九江郡”。葛婴向东南打到九江郡东城，立楚国旧贵族襄强为楚王，后得知陈胜已称王，乃杀襄强还报，被陈胜所杀。邓宗南循，不知下落如何，葛婴东循的具体情况也不见记载，可能都是有征无战，像西进的陈胜主力一样，得到沿途各城的响应。陈胜称王后，“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其中陵县属东海，铚、符离、取虑、徐皆属泗水。他们起兵后，向东发展，攻打东海郡治郯城。陈胜得知后，派武平君畔前往“监郯下军”，但秦嘉“恶属武平君”，自立为大司马，后又矫陈王命杀了武平君。陈胜败死后，秦嘉还立景驹为楚王，企图充当楚地反秦势力的盟主。这其实是在陈胜集团之外，起自楚地的又一支反秦队伍。此外，陈婴起东阳，刘邦起沛，项梁、项羽起江东，英布、蒲将军起江中，张良起下邳。无怪《陈涉世家》说：“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楚将武臣曾对赵地豪杰说：陈胜“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8)此话不免夸张，但大致反映出楚人普遍“怨秦”之情形。
其次，楚地百姓积极支持并参与反秦。陈胜、吴广等率先起事者皆闾左戍卒。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说“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武之间，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却使得“天下云合而向（响）应，赢粮而景从”，并最终推翻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9)贾谊的结论落在秦朝不施仁义上，是其儒家立场使然，不是历史学应有的客观结论。但陈胜首事集团多为下层百姓，则是事实。其后率众响应者多为楚地各郡县的豪杰人物，但若没有下层百姓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少数豪杰不可能掀起如此汹涌的反秦浪潮。汉武帝时，辩士徐乐曾对武帝讲过一番“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道理。所谓“瓦解”指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贵族叛乱，因为得不到民众响应，很难成功。所谓“土崩”则指“秦之末世”，陈胜一呼，“天下从风”，其原因在于“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10)民困、下怨，因而积极参与反秦，确是秦末楚地的真实情形。其中，又以东阳县最为典型。《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陈胜起兵后，“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婴不敢，“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东阳县当时没有一个有足够影响和威望的豪杰人物来发动和主持反秦暴动，故“少年”起事后强推“素信谨”的小吏陈婴为首。楚地民众中这种激烈的反秦情绪，为陈胜、项羽、刘邦等楚地豪杰施展抱负与才干提供了舞台，楚军由此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反秦势力。巨鹿救赵之战，项羽所率楚军破釜沉舟，“呼声动天”，“无不一以当十”，(11)充分表现出楚人的气势。陈胜、项羽、刘邦等正是凭借这种气势才成了反秦战争的核心人物。襄强、景驹、楚怀王心等楚国旧贵族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并先后被立为楚王，但都只是被用来号召楚人的傀儡，并未真正起到领袖的作用。
再次，楚军上下皆以“亡秦”为己任，主要矛头始终指向咸阳。陈县父老赞陈胜“伐无道，诛暴秦”，陈婴劝东阳少年“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都表现出楚人对秦朝的同仇敌忾。陈胜于陈县建楚称王后，一面遣军四出略地，一面派主力西向攻秦。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与秦朝争夺控制关东的这一最大据点，同时遣周文率军从函谷关方向“西击秦”，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从南面夹击咸阳。周文一路收兵，“车千乘，卒数十万”，长驱入关，一直打到距咸阳仅百里左右的戏，后为秦将章邯所败。吴广久攻荥阳不下，部将田臧杀吴广而率精兵西进，亦为章邯所破。宋留攻南阳，得而复失，后降秦被杀。(12)由陈胜组织的这第一轮攻势失败后，项梁又组织了第二轮攻势。《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陈胜失败后，其部将广陵人召平矫陈胜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途中得陈婴、英布、蒲将军、刘邦等率众加入，又兼并了秦嘉军，立楚怀王于淮水南岸的盱眙，自将大军转战胡陵、薛县一带。后北上救齐于东阿，大败秦将章邯，追至定陶，再破之。与此同时，派项羽、刘邦攻破城阳，又于濮阳、雍丘大破秦军，斩秦三川守李由。楚人的亡秦战争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但不久，秦朝“悉起兵益章邯”，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死，楚军对秦的第二轮攻势也失败了。此后，楚怀王移都彭城，刘邦、项羽等也收缩到彭城附近。章邯认为项梁军已破，“楚地兵不足忧”，遂引兵北上击赵。赵数请救于楚，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楚军主力北救赵，同时派刘邦“西略地入关”，并与众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3)项羽途中杀宋义自将，于巨鹿大败秦军，收降既而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给了秦王朝致命的一击。刘邦则乘项羽大战巨鹿之机，先行入关，迫使秦王子婴出降，终于完成了“亡秦”的使命。
三
齐、赵、燕、韩、魏等地也暴发了反秦战争，但其激烈程度远不如楚。
《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载：“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陈胜起兵王楚后，派周巿略定魏地，欲攻狄县。田儋趁机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击退周巿，略定齐地。其后不久，魏王咎被秦将章邯围于临济，田儋将兵往救，兵败被杀。儋从弟田荣率余众撤至东阿，又被章邯“追围之”。这时，“齐人闻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闲为将，以距诸侯”。项梁得知田荣被围，率楚军往救，击破章邯军。章邯弃东阿西撤，项梁追之，而田荣却“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另立田儋之子田巿为齐王，荣自为相，以弟田横为将。当时项梁数遣使至齐，要求田荣发兵共击章邯，而田荣不以灭秦为意，反以出兵助楚为条件，要挟楚、赵杀掉在楚避难的田假和在赵避难的田角、田闲。楚、赵不听，田荣“终不肯出兵”。据《项羽本纪》载，项梁此时“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之，“项梁弗听”。不久，“秦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项梁兵败被杀，楚军受到沉重打击。项梁之败，轻秦也许是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实力不足。秦军虽遭重创，但元气未伤。为了扭转关东局势，秦廷必然全力支援章邯。对此，项梁本人恐怕也很清楚，所以他在解了东阿之围后，“数使使趣（促）齐兵，欲与俱西”。定陶再破秦军后，他又派宋义“使于齐”，目的当是再次促齐发兵。宋义在途中遇见往见项梁的齐使者，因预言项梁“军必败”，劝齐使者“徐行”以“免死”。宋义有此先见之明，一方面可能如《项羽本纪》所言是因为他看出项梁“有骄色”，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知道项梁实力不足，而关中援兵将至，促齐发兵已经来不及了。《田儋列传》说，由于田荣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进而又“围赵于巨鹿”，使反秦事业再次陷入危机，而项羽“由此怨田荣”。
可见，齐之反秦乃齐国旧贵族和齐地豪强乘乱复国的结果。其中，田假是秦统一前齐国最后一任君主田建的弟弟，是真正的齐国旧贵族。但他只是在田儋死后一度被“齐人”立为王，随后便被田荣赶走，在当时局势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田儋兄弟只是“故齐王田氏族”人，与齐王血统恐已疏远，但“皆豪，宗强，能得人”，是齐地著名豪强。他们之所以能在秦末战乱中乘机复齐，主要是凭借其豪强身份。除了田假、田儋两支贵族、豪强势力的活动外，我们看不到齐地下层社会有何积极反应。我们的印象是，齐人赞成反秦，但无意于亡秦，目的只是复国。故齐叛秦自立比赵、燕、魏、韩来得坚决，也来得顺利，但既不接受楚为纵长，亦不积极参与灭秦。这一现象恐不能全从田儋兄弟身上索解，齐地下层社会对反秦战争的态度应当是更为基本的原因。史称田儋兄弟“能得人”，这意味着他们熟悉齐人的心态，了解齐人的愿望。在秦末纷乱局面中，他们的抱负和行事应当是齐人意愿的反映。
秦末之赵、燕、魏、韩等国都是从楚派生而来的，是楚军略地的结果。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载：陈胜入陈后，全力向西，“务在入关”。魏之名士张耳、陈余当时逃亡在陈，劝陈胜“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陈余又自称“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要求率军“北略赵地”。陈胜遂“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上略赵。
入赵后，武臣等不是诉诸民众，而是“说其豪杰”，曰：陈胜王楚，天下震动，“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劝他们乘此“士之一时”，“成割地有土之业”。“豪杰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这些被说服的赵地豪杰，可能多是陈余所“知”者。武臣等率领这支主要由赵人组成的军队，“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进展并不顺利。“下赵十城”后，“余皆城守，莫肯下”。武臣“乃引兵东北击范阳”。
大军将至，范阳人心浮动。这时，辩士蒯通往见范阳令，曰：
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同意蒯通对城中形势的看法，于是派他往见武臣等。蒯通见到武臣后，又对城中形势作了一番分析：
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
武信君也同意蒯通的看法，因而“从其计”，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武臣等略赵，先说豪杰起兵，再劝县令投降，而下层民众始终未见积极响应。豪杰起兵是为了“成封侯之业”，县令投降是为了保住性命，也为了换一方侯印。那么普通民众如何呢？蒯通对此作了前后不同的分析。他先对范阳令说，“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是范阳少年欲响应武臣等反秦；后又对武臣说，范阳令“欲先天下降”，范阳少年却打算“杀其令，自以城距君”，是范阳少年又欲自立一方与武臣等分庭抗礼。前一种态度与楚人相近，后一种态度则与齐人田儋类似。蒯通所言赵人畏秦法、恨秦吏，当是事实，在当时形势下，响应武臣和自立一方则是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但事实上赵地始终没有像楚地那样出现“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的情形，也没有出现田儋那样的足以主持赵地局面的本地豪杰。赵的反秦由楚军挑起，又始终以武臣、张耳、陈余等楚军将领为核心。总的来看，赵地下层民众对反秦战争的支持和参与也不像楚人那样积极，而没有下层百姓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赵之反秦当然不会有楚那样的气势。
《张耳陈余列传》又载：武臣等占领邯郸后，张耳、陈余听说周章（即周文）西进大军受挫，形势将出现不利于陈胜的变化，遂鼓动武臣自称赵王，陈余、张耳等皆为将相。陈胜得知后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考虑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遂改变策略，“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入关”。张耳、陈余认为，武臣王赵，“非楚意”，陈胜不过“以计贺”之，欲联赵灭秦，秦一旦灭亡，楚“必加兵于赵”。因此，他们建议武臣“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武臣采纳了这一建议，“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黡略上党。韩广原是秦上谷郡卒史，可能于武臣下范阳后降赵。广至燕，燕地贵族豪杰劝其自立为燕王。广以其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广以为然，遂自立为燕王。(14)其后，武臣、张耳、陈余等北略地燕界，“武臣闲出，为燕军所得”，燕将遂囚武臣，“欲与分赵地半”，后因怕张耳、陈余分王赵地会对燕更为不利，才放了武臣。李良原来也是秦吏，《张耳陈余列传》说他“素贵”，又说武臣素出其下，看来地位不低。良已定常山，又略太原。秦井陉守将诈称秦二世遗李良书，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李良得书，欲反赵而未决，路遇武臣之姊醉酒失礼而大怒，遂将其兵袭邯郸，杀武臣，后被陈余所败，走归章邯。
秦末六国，赵最多事，诸将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全不以亡秦为意。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蒯通所描述的赵人对秦的仇恨是如何转化为反秦之行动的，所看到的多是武臣等楚军将领、赵燕豪杰贵族及原秦朝官吏之间的一桩桩政治交易。
魏、韩地处中原，是秦朝东方的门户，其间荥阳驻有重兵，敖仓存有大量粮草，是秦朝设在关东的最大军事据点。因此，魏、韩反秦复国，较他地为难。
《史记》卷九〇《魏豹列传》载：陈胜入陈后派周巿循魏地。魏地已下，部将及齐、赵“欲相与立周巿为魏王”，周巿不受。当时，魏旧贵族魏咎已投奔陈胜，经周巿一再要求，陈胜乃“遣立咎为魏王”。章邯击破陈胜后，进兵击魏，围临济，魏咎“为其民约降”，然后自焚而死。咎弟豹逃至楚，楚怀王予之数千人，“复徇魏地”。不久，项羽大败章邯，豹乘胜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除咎、豹兄弟外，彭越也是魏地的一支势力。《史记》卷九〇《彭越列传》：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越字）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其后，彭越的活动主要仍在巨野泽一带。
韩之反秦以张良为中心。《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载，张良本是韩人，“大父、父五世相韩”。秦灭韩后，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始皇东游，良乃与客于途中狙击，误中副车。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良乃变更姓名，亡匿下邳。陈胜起兵后，良“亦聚少年百余人”，从刘邦。后说项梁立旧贵族韩成为韩王，而良为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但进展艰难，“得数城，秦辄复取之”，遂“往来为游兵颍川”。
魏、韩反秦事迹大致如此。其中几乎看不出民众的立场和态度，豪杰贵族的活动也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依附于楚，随楚进退，借楚之力，实现复国的目的。
四
秦人对这场反秦战争的反应更为冷淡。《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刘邦入武关前，先到了南阳，南阳郡守“保城守宛”。刘邦“引兵过而西”，欲绕过宛城攻武关，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刘邦回军围宛。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往见刘邦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刘邦称善，封为殷侯。“引兵西，无不下者”，丹水、胡阳、析、郦等南阳属县皆降。其情形与赵之范阳颇相似。
宛城原为申国，姜姓，伯夷之后，周宣王时改封于此，(15)前688年为楚所灭，(16)前681年似一度复国，(17)但不久后又属楚。(18)进入战国之后，宛或属楚或属韩。《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秦惠王时（前337—前311）苏秦说韩“东有宛、穰、洧水”。卷七五《孟尝君列传》载苏代谓孟尝君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下文曰：“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案同书卷一五《六国年表》，怀王入秦在前299年，前296年卒于秦。卷五《秦本纪》昭襄王十五年（前292）：“攻楚，取宛”。卷七二《穰侯列传》亦曰是年“取楚之宛”。但卷四五《韩世家》釐王五年（前291）曰：“秦拔我宛。”《六国年表》韩釐王五年亦曰：“秦拔我宛城。”《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二十四年作“秦伐韩，拔宛”。(19)是宛城最终由韩而入秦。宛自春秋以来，大部分时间属楚，是楚北向争雄的前哨阵地之一。但其地处秦、韩、楚三国之交，又曾属韩与秦，故不能不受到韩特别是秦的影响。《史记》卷五《秦本纪》：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子巿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二十一年“泾阳君封宛”，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20)案《秦本纪》昭襄王六年“泾阳君”条《索隐》：“名巿。”十六年“公子悝”条《索隐》：“悝号高陵君。”然《穰侯列传》和《苏秦列传》《索隐》皆曰：高陵君“名显”，泾阳君“名悝”。案《秦本纪》昭襄王四十五年：“叶阳君悝出之国。”据此，名悝者当是叶阳君。巿、显应分别是泾阳君和高陵君。《穰侯列传》：昭襄王十六年，“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泾阳君、高陵君是昭襄王同母弟，穰侯魏冉、华阳君芈戎是昭襄王舅，并称“四贵”。昭襄王将泾阳君、穰侯及公子悝封于宛、穰、邓，又设南阳郡以统之，势必使秦人在南阳的影响不断加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秦灭韩在始皇十七年（前230），其后未见“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事。同书卷五《秦本纪》曰：秦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取鄢、邓，赦罪人迁之”。《汉志》所言“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当指此，但此时六国尚在，秦不可能“迁天下罪人”，所迁当多是关中秦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述刘邦入武关后，“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其中“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十字，与上下文意不合，删此十字，则文意通畅。案《汉书》卷一《高帝纪》，“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一句，在丹水、胡阳、析、郦“皆降”之后，“攻武关”之前。注家于此皆无说。笔者怀疑《史记》此处有错简，而班固所见尚不错。司马迁和班固既曰“秦民喜”，似将南阳之民皆视为“秦民”。观刘邦攻南阳始末，可知当地民众对反秦复楚或复韩并未积极响应。
关中秦人在这场反秦战争中则明显站在秦朝一边。楚怀王择将入关，诸老将以为“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刘邦入关后，也对秦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21)然而从陈胜起兵一直到子婴出降，关中始终未发生反秦暴动。不仅如此，当关东诸侯入关亡秦时，秦军将领多有降者，而下层吏卒却多不愿降。
如《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载：刘邦率军入武关后，在峣关遇到秦军抵抗。(22)刘邦欲以兵二万击之，张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遂遣郦食其“持重宝”贿赂秦将。秦将果叛，同意配合刘邦袭击咸阳。刘邦欲听之，而张良又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这一建议，遂大破秦军。
又如，项羽收降章邯所部秦军后，以为前锋西攻秦。途中，秦吏卒与诸侯吏卒发生摩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于是，秦军吏卒悔降诸侯，纷纷传言：“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这种传言完全从秦吏卒的利益出发，极富煽动性，但从中也可看出，秦军下层吏卒并无关东特别是楚人那种对秦朝的仇恨，因而亦无“等死，死国可乎”之气概。所以，项羽及其将领得知后，认为“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刘邦、项羽入秦时，都认为秦军将领可诱而降之，而秦军士卒靠不住。当然，秦是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故秦人在关东人面前颇有优越感，而秦王朝一旦被推翻，秦人便会丧失往日的优越地位，反遭关东人折辱。因此，他们不愿秦朝灭亡，更不愿诸侯入关，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秦人真像楚人所估计的那样，苦其主及苛法久矣，在关东强大的反秦浪潮冲击下，也应有人利用这一时机反对二世及赵高的统治，废除秦朝苛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至少反映出，当楚人高喊“天下苦秦久矣”的时候，秦人并无同样强烈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