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过秦论》曰：“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东汉明帝以为不然，曰：“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23)贾谊责子婴固然不妥，但所言“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暗示关中秦地并无土崩瓦解之势，与史实相符，明帝“天下土崩瓦解”之说反失之笼统。
（原载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315号，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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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页。
(2)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
(3) 《汉书》卷三一《陈胜传》，第1786页。
(4) 《史记正义》，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1页。
(5) 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1页。
(6) 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7页。
(7)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8页。
(8)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页。
(9)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第2页。
(10) 《汉书》卷六四《徐乐传》，第2804页。
(11)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7页。
(12)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2、1953、1954、1959页。
(13)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6页。
(14)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1956页。
(15) 参阅《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条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15页。
(16) 见《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66页；及卷四〇《楚世家》，第1696页。
(17) 《左传》庄公十三年：“楚之灭蔡也，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十三经注疏》，第2073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条曰：“据昭十三年《传》文，楚平王似曾复其国。”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页。
(18) 《史记》卷五《秦本纪》缪公五年（前655）：“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第186页）
(19)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1页。
(20) 《史记》卷五《秦本纪》：昭襄王四十四年“攻韩南阳，取之”。（第213页）卷一五《六国年表》秦是年亦曰：“攻韩，取南阳。”而同年韩国条曰：“秦击我太行。”（第746页）是韩之南阳在太行一带，宛城所在乃秦之南阳。《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攻太行道，绝之。”胡三省注：“韩之南阳，即河内野王之地。”（第165页）是。
(2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7、362页。
(2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曰武关，《汉书》卷一《高帝纪》从《留侯世家》作峣关，今从《留侯世家》及《汉书》。
(2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6、292页。
汉室复兴的历程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一个已被推翻的王朝，居然能在十余年后复兴，并又延续了近二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汉朝何以亡而复兴？刘秀何以成为中兴之主？根据东汉人的解释，无非两条：一是天命所归，二是民心所向。
关于天命所归，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总结说：刘秀出生时“有赤光照室中”，卜者以为“吉不可言”；当年又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其父“因名光武曰秀”；其后，方士夏贺良上书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王莽改称钱币为“货泉”，而将货泉二字拆开来念，正是“白水真人”；(1)又有望气者遥望舂陵郭，叹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刘秀起兵后还舂陵，亦见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道士西门君惠等则明言“刘秀当为天子”。(2)这些当然都是附会之辞。
关于民心所向，《后汉书》中也多有反映。如卷一七《冯异传》：“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卷一三《公孙述传》：“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卷二一《邳彤传》：“吏民歌吟思汉久矣。”卷一五《王常传》：“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学者或据此而认为，“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3)然而上述情形只出现在刘、刘秀起兵后特别是刘玄称帝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先和其后并非如此，“久矣”云云是夸张之辞。
实际上，西汉宗室在新朝建立后受到有效的排抑和压制，几乎丧失了影响力。(4)新朝末年出现“汉家当复兴”的谶语，但赤眉、绿林等农民暴动最初并未受其影响。舂陵宗室和绿林豪杰共同建立更始政权后，一度出现“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的形势。但刘玄君臣暴虐无能，很快又失去民心，使天下分崩离析。刘秀在这样的形势下崛起于河北，并未得到民意的广泛支持。他一面以武力征讨不服，一面用爵禄招降纳叛，形成一个力量强大但结构松散的军事集团，又经过十余年艰苦战争，才消灭了其他政治势力，建立起东汉王朝。这段历程使得刘秀的统治缺乏深固的社会基础，他的许多举措，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和大力提倡谶纬，都是为改善这一状况而推出的。
一、绿林军中的舂陵宗室
新莽代汉曾是大势所趋，得到多数西汉臣民的默许。数年后，改制失败引起的混乱，特别是连年发生的自然灾害，使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因而暴动不断发生。正如新朝荆州牧费兴所说，“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5)但暴动的饥民起初并无推翻新朝的政治动机，他们只想以劫掠维持生存，渡过眼下的难关，待年景好了便回家务农。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天凤五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万数”。地皇元年，“南郡张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云杜绿林，号曰下江兵，众皆万余人。”《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载赤眉事曰：“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樊崇“起兵于莒，众百余人，转入太山”，“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从此，这支队伍转战徐、青、兖、豫、荆各州，“所过虏掠”。同卷《刘玄传》载绿林事曰：“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山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6)是王匡、王凤所率数百野泽饥民，在马武等人加入后，开始攻打乡聚，掠夺财物，然后进入绿林山躲藏，队伍也随之壮大。地皇二年，新朝荆州牧发兵镇压，绿林军“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进而开始攻打县城，“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就这样，一群群来自社会下层的饥民，在亡命豪杰的带领下，走上了劫掠求生的道路。
班固在《王莽传下》地皇二年条对当时形势有一段分析：“初，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万数，亶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日阕而已。诸长吏牧守皆自乱斗中兵而死，贼非敢欲杀之也，而莽终不谕其故。是岁，大司马士按章豫州，为贼所获，贼送付县。士还，上书……言：‘我责数贼何故为是，贼曰以贫穷故耳。贼护出我。’”王莽见书“大怒，下狱以为诬罔”，并下书责群臣。“于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的确，王莽刚愎自用，坚持认为这些“盗贼”不是一般的“群盗”、“偷穴”，而是“逆乱之大者”，因而拒绝赈济安抚，一味征剿捕诛，丧失了挽回局面的时机。王莽措置失当，使久遭抑废的西汉宗室得到机会，将饥民暴动引导到反新复汉的道路上来。
史载：地皇三年，绿林山中暴发疾疫，绿林军“死者且半”，被迫出山。“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鲔、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同时，“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刘（字伯升）、刘秀兄弟“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7)为了统一指挥，他们又立刘玄（字圣公）为帝，年号更始。从此，他们打着反新复汉的旗号，以南郡、南阳为基地，北向宛、洛，西击武关，进而攻入关中，推翻了新莽政权。在绿林军的这一转变过程中，舂陵宗室起了重要作用。
舂陵侯出自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始封侯是刘买，其后刘熊渠、刘仁、刘敞依次嗣爵，刘敞的嫡子是刘祉。(8)这是舂陵宗室的正嫡大宗。刘买初封零陵郡零道舂陵乡，刘仁时“以舂陵地执（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巨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9)巨鹿都尉刘回就是刘和刘秀的祖父，回父名外，回祖即第一代舂陵侯刘买。(10)这是舂陵宗室的一个旁支。更始帝刘玄也出自舂陵宗室旁支，父刘子张，祖刘利，曾祖是第二代舂陵侯刘熊渠。(11)此外，见于记载的舂陵宗室成员还有：刘利之孙刘赐、曾孙刘信，第三代舂陵侯刘仁之子刘庆、刘弘、刘梁、刘宪，庆子刘顺，弘子刘敏、刘国，宪子刘嘉，以及不知出自第几代舂陵侯的“光武族父”刘歙，歙子刘终，歙从父弟刘茂，茂弟刘匡等。史称刘秀之父卒后，兄弟“养于叔父良”；刘终“与光武少相亲爱”；刘顺“与光武同里闬，少相厚”；刘嘉少孤，刘秀之父“养视如子”，又与刘“具学长安”。(12)可见他们都在舂陵国聚族而居，关系亲密。
舂陵宗室在王莽篡位前夕曾两次受到反莽事件的牵连。先是刘敞的族兄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王莽因此免了刘敞的庐江都尉，令归国。“敞惧，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但不久宣弟翟义又起兵反莽，莽“捕杀宣女，祉坐系狱”。刘敞连忙“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王莽刚刚居摄，也“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诛”。刘敞父子又逃过一劫。王莽称帝后，刘敞小心谨慎，没再沾惹大的麻烦。刘祉亦“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13)但刘玄因结客报仇，逃匿在外。刘则“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14)
地皇三年，刘玄加入平林兵，为安集掾。刘则“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众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15)对刘的这一举动，舂陵宗室赞同者少。刘良甚至大怒，对刘秀说：“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16)许多宗族子弟闻讯“恐惧，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见光武绛衣大冠，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17)“伯升杀我”是说刘起兵会连累宗族遭朝廷报复；“乃稍自安”当是见素来谨厚的刘秀也参与其事，意识到宗族卷入其中已不可避免，与其逃亡，不如从军。(18)刘祉即“兄弟相率从军”，(19)刘良虽怒，“既而不得已，从军”。(20)其家属妇孺有随军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多被朝廷捕杀，如刘祉从军后，“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后又“尽杀其母弟妻子”。随军的在刘兵败小长安时也多有被杀者。史载：“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刘秀“单马遁走”，路遇其妹伯姬，“与共骑而奔”，又遇其姊元，“趣令上马，元以手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21)刘秀的二哥刘仲、刘良之“妻及二子”、刘嘉之“妻子”也在此时“被害”。(22)就这样，整个舂陵宗室被刘拖进了反莽复汉的战争。
刘所率舂陵兵只是当时各路暴动武装中的一支，但他自称“柱天都部”，后又改称“柱天大将军”。李贤注曰：“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统其众也。”颇有以统帅自居向新莽皇权挑战的意味。同时，刘主动联络各路人马，共同作战，一度成为绿林各部的核心人物。他先派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23)小长安失利后，新市、平林“各欲解去”。刘和刘秀又亲自前往下江军中，“说以合纵之利”。下江将领王常认为“南阳诸刘举宗起兵”，刘兄弟“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遂说服下江诸将“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24)连败莽军，进围宛城。
这时，王莽“大震惧”，下诏称“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25)并“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绿林军声名大振，“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于是，“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26)当时“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27)“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由于新市、平林、下江势力占优势，刘及其追随者无可奈何。继而刘攻拔宛城，刘秀又在昆阳以少胜多，击溃新莽百万大军，“兄弟威名益甚”。刘功高震主，“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刘不加提防，遂被害。(28)从此，舂陵宗室以刘玄为代表，成为新市、平林、下江诸将的招牌和傀儡。
此时，人们对新莽政权已忍无可忍，更始政权打起汉朝旗号，立刻得到广泛响应。史称：“更始入都宛城”，派王匡北攻洛阳，派申屠建、李松西攻武关。于是“三辅震动”，“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29)在这种形势下，新莽王朝迅速瓦解。更始军主力还没入关，长安就被关中的暴动武装攻破了。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载：“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析宰将兵数千“备武关”，晔、匡谓曰：“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遂降，晔、匡“尽得其众”。于是，“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右将军，拔析、丹水，攻武关，都尉朱萌降”。晔“开武关迎汉”，李松率二千余人入关。晔又“以弘农掾王宪为校尉，将数百人北度渭，入左冯翊界，降城略地……所过迎降。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斄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李松、邓晔“共攻京师仓，未下”，遂引军至华阴，想等“更始帝大兵到”，再攻长安。但王宪等“长安旁兵四会城下”，“皆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卤掠之利”，城中少年“恐见卤掠，趋并和”，又引发城内暴动。结果长安城破，王莽被杀，王宪“自称汉大将军，城中兵数十万皆属焉”。这时，李松、邓晔、申屠建等才进入长安，以“得玺绶不辄上”等罪名收斩王宪，“传莽首诣更始，悬宛市”。在这一过程中，更始君臣几乎是坐享其成。
在王莽被杀的同时，洛阳也被攻破。刘玄自宛北都洛阳，数月后迁都长安，正式接管了新莽政权。刘玄先封舂陵宗室刘祉、刘赐、刘庆、刘翕、刘嘉、刘信为王，又立新市、平林、下江诸将王匡、王凤、张卬、王常、廖湛、申屠建等为王。宗室、豪杰，各得其所。掌管朝政的则是丞相李松和右大司马赵萌。此时形势对更始政权十分有利，史称“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30)更始君臣若能顺应民心，革除新莽乱政，救济四方饥民，局势可能不致失控。但刘玄无能，诸将暴虐，不能胜任这一使命。《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玄“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于是“赵萌专权，威福自己”，“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卷一七《冯异传》：“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卷一九《耿弇传》：“更始失政，君臣淫乱……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民心思汉的大好形势很快就被葬送了，天下顿时土崩瓦解。同书卷一三《公孙述传》：“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卷一《光武帝纪》：“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
不久，赤眉大军入关，另立城阳景王刘章之后刘盆子为帝，进而攻占长安，推翻了更始政权。此后，赤眉“诸将日会论功，争言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盆子叩头涕泣，请求退位。诸将“哀怜之”，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于是“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但二十余日后，“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并一发而不可收拾。“城中粮食尽，遂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自南山转掠城邑。”途中遇大雪，“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复入长安”。此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虏掠无所得……乃引而东归”。(31)经赤眉一番扫荡，关中一片狼藉，汉室在旧都复兴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更始和赤眉政权相继失败，使整个局势失去了重心。此时，刘氏仍有一定号召力，故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帝于平陵，刘永称帝于睢阳，王郎冒充成帝子刘子舆称帝于邯郸，卢芳冒充武帝曾孙刘文伯称帝于九原。但刘玄、刘盆子的无能和懦弱，已使刘氏的号召力大打折扣，故而也出现了公然以异姓称帝者，如李宪称帝于庐江，孙登称帝于上郡，公孙述称帝于成都。
舂陵宗室首揭大旗，联合绿林各部，发起复兴汉室运动。但更始集团中掌握主导权的是绿林各部的草莽英雄。他们立刘玄，杀刘，继续保持流寇作风，将更始政权导入死路。不过，刘之死迫使刘秀逐步脱离更始集团，从而为舂陵宗室及其复汉运动创造了另一次机会。
二、刘秀的崛起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刘秀“性勤于稼穑”，刘常“非笑”他胸无大志，只知“事田业”，将他比作“高祖兄仲”。刘秀做皇帝后，宗室诸母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也说他年轻时并未表现出政治才干，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作为。昆阳之战，刘秀以少击众，诸将皆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这些记载都表明，刘秀在舂陵宗室中原本是不起眼的人物。随刘起兵后，他在更始集团中也不是头面人物。刘玄称帝时，“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32)刘秀便是“余”者之一，拜太常偏将军。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说：刘玄称帝后，“豪杰失望，多不服”。这恐怕是史家有意贬低刘玄而抬高刘兄弟。事实上，在刘玄和刘的这场帝位争夺中，大多数南阳士大夫和舂陵宗室也倒向刘玄一边，刘兄弟则陷入孤立境地。《齐武王传》载刘被杀事曰：“伯升部将宗人刘稷……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鲔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朱鲔是主张拥立刘玄的新市将领之一，欲除刘，不足为怪。李轶则是支持刘的南阳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曾认为“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33)遂与从兄李通主动联络刘秀，推动并参与了刘兄弟起事。但刘玄称帝后，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并促使刘玄杀了刘。史称刘秀对李轶早有疑心，曾提醒刘，“此人不可复信”，(34)似乎只有李轶背叛了刘。实则李通等其他南阳士大夫和舂陵宗室成员，对更始君臣“谋诛”刘之事也未进行抗争。他们也和李轶一样抛弃了刘，李通从弟李松还成了刘玄的亲信，官拜丞相，舂陵宗室刘赐则接替刘出任大司徒。种种迹象表明，李轶的变化不是孤立现象。
意识到这一点，对刘秀当时的处境就不难体会了。《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卷一七《冯异传》：“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刘秀向刘玄谢罪，当是承认刘稷、刘反对立刘玄为帝有罪，同时表明自己拥戴刘玄的态度。刘秀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远不如刘，还不致对刘玄的地位构成威胁，因而未遭株连。但他毕竟是刘最亲近的人，被更始君臣疑忌是不可避免的。刘秀强抑悲戚，谨慎应对，一是为了保住性命，二是为了避免被更始集团进一步排斥。史称：“更始以是惭，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35)刘秀暂时度过了危机。
不过，更始诸将对刘秀并不信任，其处境依然危险。这迫使他设法脱离更始朝廷，另谋发展。不久，机会来了。王莽被杀后，刘玄北都洛阳，一面准备入关，一面考虑“令亲近大将徇河北”。刘赐可能也对刘秀心存愧疚，因而极力推荐刘秀。《后汉书》卷一四《安成孝侯赐传》：“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刘秀字）可用，大司马朱鲔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卷一七《冯异传》亦及此事：“更始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竟子诩为尚书，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曹竟父子，《后汉书》无传。据《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曹竟是儒生，王莽时“去官不仕”，刘玄征之“以为丞相，封侯，欲视致贤人，销寇贼”。父子二人在更始集团中不会有太大势力，因与草莽诸将存在隔阂而支持刘秀，则不无可能。
刘玄称帝后“使使者循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河北州郡大多已归降更始政权。(36)刘秀北上，是以行大司马身份“镇慰州郡”。开始相当顺利，“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但他抵达真定后，故赵缪王子刘林“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拥郎称帝于邯郸，并“遣使者降下郡国”。故广阳王子刘接亦“起兵蓟中以应郎”。(37)这是河北的汉朝宗室向南阳更始集团发起的挑战。《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载：当时上谷太守耿况派其子耿弇“奉奏诣更始”，途中得知王郎称帝，弇从吏孙仓、卫包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遂“亡降王郎”。孙仓、卫包的看法在河北有一定普遍性，因而民心大多倒向王郎。同书卷二〇《王霸传》：“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懅而还。”
河北形势突变，刘秀措手不及，仓皇南逃，幸亏信都、和成、上谷、渔阳等郡的主要官吏仍站在更始政权一边，他才得以扭转局势。《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其事曰：刘秀至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贳县，皆降之。王莽和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复北击中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赵界。”攻柏人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这时，“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刘秀声势大振，遂破邯郸，杀王郎。刘秀至蓟在更始二年正月，至信都发兵击王郎当在二三月间，四月围邯郸，五月破之，前后只用了短短三个月左右。刘秀能迅速消灭王郎政权，首先是因为王郎立足未稳，根基不牢。河北吏民虽普遍支持他，但尚未形成牢固的君臣关系，许多郡县其实还在犹豫观望中。刘秀抓住这一机会对王郎发动攻击，使这些郡县又倒向自己一边，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力量。
刘秀至信都前，手下只有“官属”而无军队，在信都发兵也只得四千人。当时有“城头子路”兵二十余万在“河济间”，“力子都”兵六七万在“徐兖界”。他们都是当地豪杰控制的农民武装，但接受了更始政权的官爵。刘秀采纳任光的建议，一面“募发奔命，出攻傍县”，一面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派人送至巨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人心惶惶。刘秀趁机率众“投暮入堂阳界，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莫不震惊惶怖，其夜即降”。(38)初战告捷，全靠虚张声势，骗得堂阳等县吏民不战而降。及邳彤、刘植、耿纯等率众加入，刘秀的队伍增至“数万人”。北击中山，“发奔命兵”，又有所扩大。“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刘秀派人“说扬，扬乃降”。(39)不过，刘秀此时可能仍处于劣势，最终帮他扭转局面的还是渔阳、上谷二郡的支持。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迅速衰落，河北号称“天府之地”，成为天下重心所在。军事上，关中骑兵威风不再，幽州特别是渔阳、上谷二郡突骑则名闻天下。《后汉书》卷二〇《铫期传》：“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卷一八《吴汉传》：“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卷一九《耿弇传》：王郎称帝，弇按剑曰：“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卷二二《景丹传》：丹等率渔阳、上谷兵归刘秀，从击王郎军于南，“郎军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纵横”。刘秀高兴地说：“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
刘玄、王郎也知道突骑的威力，都曾试图加以控制。刘玄称帝后，“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当时彭宠和吴汉都逃亡在渔阳。韩鸿“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甚欢，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40)可能也是这个韩鸿，又受降上谷，接受了太守耿况交上的印绶，“一宿无还意”，好像打算更授他人，后在上谷功曹寇恂的逼迫和劝说下，还印绶于耿况，并“承制诏之”。(41)王郎称帝后，也“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在河北郡国大多降于王郎的形势下，渔阳官属亦“皆欲附王郎”，彭宠“不能夺”。吴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遂“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逃亡儒生赍以诣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从而坚定了彭宠支持刘秀的决心。(42)耿况在寇恂和耿弇的劝说下，也决意站在刘秀一边，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二郡兵“合军而南”，虽仅六千人马，却所向无敌，“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王郎灭后，刘玄见刘秀“威声日盛”，乃遣使立刘秀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欲夺其兵权，同时“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欲控制幽州突骑。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绝返回长安，又派吴汉、耿弇至幽州，诛苗曾、韦顺、蔡充，夺回幽州控制权，“悉发幽州兵”。(43)从此，幽州突骑成为刘秀军中主力，为他平定河北及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三、刘秀集团的形成
在平定王郎的过程中，刘秀集团也初步形成。其主要成员有追随刘秀渡河北上者，如南阳邓禹、岑彭、贾复、陈俊、朱佑、杜茂，颍川冯异、臧宫、铫期、王霸、祭遵；有在信都奉迎刘秀者，如南阳任光，东莱李忠，扶风万修，信都邳彤，巨鹿刘植、耿纯；还有上谷、渔阳二郡的部分官吏，如上谷寇恂，南阳吴汉，渔阳盖延、王梁，扶风耿弇，冯翊景丹。加上稍晚投奔刘秀于河北的南阳马成、马武、刘隆，颍川傅俊、坚镡，所谓“二十八将”都在这儿了。
《后汉书》卷二二范晔论曰：“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邓禹等人的像都被画在云台上，故有“云台二十八将”之称。但明帝图画于云台的功臣，好像不是二十八人，而是三十二人。“其外又有……合三十二人”云云，当指王常等四人也被图画于云台。《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载：“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答。”此处称“名臣列将”而不称“二十八将”，又说马援若非外戚也应厕名其间。看来，明帝图画功臣于云台时，并未限定二十八人之数。
既然如此，为何要称“二十八将”呢？范晔说：“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44)同书卷一七《冯异传》载安帝诏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谶记有征。”大概谶纬中有二十八将上应二十八宿之说，可惜其文不传，范晔已不知其详。不过，即使谶纬确有此说，也是当时人的附会。事实上，“二十八将”之称所凸显的是开国之功。邓禹等二十八人都是刘秀称帝前投入其麾下的，并且都曾“从平河北”，参与了最艰难也最危险的王朝草创过程。王常等四人则是刘秀称帝后才加入该集团的。同为功臣，前者的贡献毕竟更大，将二者稍加区分也是必要的。
除邓禹等“二十八将”、王常等四人及马援之外，在《后汉书》中与李通、王常同传的邓晨、来歙也是重要功臣。《文献通考》卷二六九《封建考十》“东汉功臣侯”条马端临按：“史言伏波辅佐中兴之功不减云台诸将，独以椒房之戚不得预焉。然邓晨，光武姊婿也；来歙，光武祖姑之子也。(45)晨之舍宗从义，歙之捐躯徇国，其功烈虽劣于寇、邓、冯、耿，而贤于臧宫、马武、邳彤、铫期之流远矣。盖三公者俱非泛泛之外戚而徒以依乘取恩泽侯之比也。”(46)其说甚是。邓晨、来歙也是刘秀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不预云台，可能和马援一样，也是因为其外戚身份。
在刘秀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南阳人最多。“二十八将”中就有十一个南阳人，王常、李通、邓晨、来歙也是南阳人。刘秀对他们最亲近，也最信任。郭伋曾劝刘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47)这是建武十一年的事，但刘秀信任南阳人由来已久。不过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南阳诸将的贡献似不如其他将领。他们面对王郎的挑战，缺乏必胜信心，一再主张逃离河北。如刘秀在蓟，闻王郎兵到，“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耿弇提出北上渔阳、上谷，发突骑以拒王郎，而刘秀“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48)刘秀至信都后，“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邳彤反对，认为王郎“假名因势”，力量虚弱，刘秀可以将其击溃，若西还长安，不仅“空失河北”，连信都之兵也会一哄而散。(49)这里的“官属腹心”和“议者”未必都是南阳人，但肯定以他们为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耿弇、邳彤等非南阳籍将领极力主张刘秀留在河北，推翻王郎。
刘秀对非南阳籍诸将十分倚重，他们对刘秀也忠心耿耿。但他们不是刘秀的同乡，又大多在河北等地有一定基础和影响力，因而刘秀对他们还是隐约存在不信任心理，他们对此也十分敏感。如刘秀北伐燕、代，拜寇恂为河内太守，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寇恂不负重托，“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并击败了更始大将苏茂的进犯。刘秀闻讯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但同时又“数策书劳问恂”。有人从中察觉到刘秀的疑心，提醒寇恂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寇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又“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刘秀“善之，皆以为偏将军”。(50)又如彭宠反于渔阳，刘秀命耿弇率兵讨伐。“弇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刘秀看出了耿弇的“自疑”之心，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征？”耿况“闻弇求征，亦不自安”，遣子耿国入侍，到刘秀身边充当人质。刘秀“善之”，对耿况的这一做法表示认可。(51)再如刘秀遣冯异平定关中，异大破赤眉军，又击败延岑，迫使其他割据武装纷纷投降，既而“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在关中四年，颇得人心。于是，“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刘秀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刘秀以章示异，“异惶惧”，连忙上书自明，刘秀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52)史家详细记录这些事例，意在凸显刘秀心胸之宽阔，并展现其驾驭群臣之技巧，但同时也暴露出刘秀与非南阳籍将领间的微妙关系。(53)
在平定王郎的过程中，河北各地归降刘秀的地方官吏很多，构成刘秀集团的外围势力。与上述主要成员相比，他们与刘秀的关系要疏远得多，相互间的信任度较低。史称：刘秀“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54)这些河北“吏人”(55)自新莽政权垮台后，一降更始，再降王郎，三降刘秀，在剧烈的政局动荡中左右摇摆，反复无常。刘秀对他们自然不很信任，但为了在河北立足，又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待之以宽容，既往不咎，是聪明的做法。
刘秀接管了河北地方政权后，民间还有许多豪强武装，所谓“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刘秀先击铜马，“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为了将这些队伍拉入自己的阵营，刘秀“封其渠帅为列侯”，但“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56)这批降人数量甚多，他们的加入使刘秀的力量骤然膨胀，“众遂数十万”，关西人甚至称刘秀为“铜马帝”。刘秀将他们“分配诸将”，使之分散于各亲信将领麾下，从而较好地控制和利用了这支力量。但这些人与刘秀的关系肯定更为疏远，“投死”、“皆服”云云不过是史家的渲染。刘秀用“推心置腹”的冒险举动去安抚他们，正说明其“不自安”之心比上述“反侧子”们更重。
刘秀击败王郎后，逐步脱离更始政权，袭杀其大将，占夺其地盘。先杀苗曾、韦顺、蔡充，夺回幽州；又杀谢躬，夺取邺城。赤眉入关攻更始，他又遣邓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57)邓禹连破更始军，杀其大将樊参、刘均、杨宝、弭强等。(58)在此过程中，刘秀也收降了不少更始将士。如谢躬败后，“其众悉降”。(59)其中包括更始冀州牧庞萌等。(60)及赤眉大军入长安，更始政权大势已去，刘秀又遣吴汉率大军围洛阳，逼降更始大将朱鲔。朱鲔初因参与谋诛刘，又反对派刘秀北上，“自知罪深”，不敢降。刘秀谓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朱鲔降后，刘秀果真不计前嫌，“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迁少府，“传封累代”。(61)刘秀得知“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又下诏：“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62)及刘玄被杀，刘秀葬之于霸陵。其妻及三子逃至洛阳，刘秀收容了她们，并封三子为侯。此外，更始大将李通、王常、来歙等及舂陵宗室刘良、刘祉、刘歙、刘终、刘赐、刘信、刘顺、刘嘉等也纷纷“亡奔洛阳”，投靠刘秀。(63)
新末之更始，颇似秦末之张楚，虽昙花一现，却有首事之功，是新莽既亡而东汉未立的两三年间法统正朔之所在。舂陵宗室则是连接刘秀与汉家血脉的纽带。因而刘秀接收更始政权和舂陵宗室的残余势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刘秀已接替刘玄成为舂陵宗室的领袖，从而继承了更始政权的法统，接过了兴复汉室的大旗。
不过，更始诸将及舂陵宗室毕竟抛弃过刘和刘秀，很难得到刘秀的充分信任。其中只有李通因有“首创大谋”之功，又娶刘秀妹伯姬为妻，而“特见亲重”，王常因说服下江诸将与刘、刘秀“并合”，又力主立刘为帝，而被刘秀视为“真忠臣”，来歙因是刘秀姑姑的儿子，刘秀自少“甚亲敬之”，而颇受信重。(64)其他人大约同河北“吏人”及铜马“渠帅”一样，只能成为刘秀集团的外围成员。舂陵宗室中，刘良、刘祉、刘歙、刘终、刘茂及刘二子刘章、刘兴得封为王，刘匡、刘赐、刘信、刘顺、刘敏、刘国、刘嘉等封为列侯。刘秀仍将他们视为“宗室”，给予优厚待遇，对刘章和刘兴尤为亲近，“抚育恩爱甚笃”。但总体上，舂陵宗室算不得刘秀集团的主要成员。刘秀既不让他们参预朝政，也不让他们统领重兵。
加入刘秀集团最晚的是来自西北的马援、窦融等人。马援是扶风茂陵人，王莽末曾任新成大尹（汉中太守），后在隗嚣手下“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隗嚣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犹豫不决，派马援先后至成都和洛阳进行观察。马援认为公孙述“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刘秀则“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建议隗嚣“专意东方”。加之来歙的反复劝说，隗嚣勉强同意了，“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不久，隗嚣又背叛刘秀，转降公孙述。马援致书于嚣以责譬之，又致书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都未达到目的。此时，刘秀挥师向西，发起了对隗嚣和公孙述的战争。马援上书，“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刘秀听了他的谋划，“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建武八年，刘秀亲自征讨隗嚣，马援又参与谋划，“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坚定了刘秀进军陇右的决心，“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