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9页。
(12)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秦克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69、468页。
(1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6、187页。
(14) 《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01页。
(15) 《十三经注疏》，第2190页。
(16) 黄晖：《论衡校释》，第1069页。
(17) 同上书，第614页。
(18) 黄复山：《东汉谶纬学新探》，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165页。
(19) 《春秋穀梁传序》疏引，《十三经注疏》，第2358页。
(20)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21) 《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附班固传》，第1380—1382页。
(22) 《尚书·皋陶谟》：“惇敘九族”。同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文选》卷四八李善注曰：“辨与平，古字通也。”
(23) 《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页。
(24)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0页。
(25) 《新辑本桓谭新论》，第13页。
(26)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19页。
(27)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30、531页。
(28) 黄晖：《论衡校释》，第817页。
(29)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8页。
(30) 《汉书》卷一〇〇《序传》，第4204页。
(31)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第4072、4074页。
(32) 《续汉书·祭祀志上》及注引《东观书》，第3161页。
(33) 《后汉书》卷四二《东平王苍传》，第1433页。
(34) 《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第1202页。
(35) 黄晖：《论衡校释》，第815、823页。
(36) 《续汉书·祭祀志上》及注引《东观书》，第3161、3164页。
(37) 《十三经注疏》，第2352、2202页。
(3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仁义法》，第255页。
(3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郊语》，第401页。
(40)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371页。
(4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65、266页。
(42) 黄晖：《论衡校释》，第546页。
(43) 《中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页。
(44) 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5) 《后汉书》卷八〇《文苑传》，第2635页。
(46) 同上书，第2631页。
(47) 《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3页。
(48) 语出《左传》隐公三年。
(49)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98页。
(50) 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0页。
(51) 《后汉书》卷四八《杨终传》，第1599页。
(52)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第2168页。
(53)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第517页；卷一〇一，第1018页。
(54) 《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1页。
(55) 汪文台：《七家后汉书》，周天游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56) 见《论衡·本性》，黄晖：《论衡校释》，第139页。
(5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深察名号》，第294、297页。
(58) 陈立：《白虎通疏证》，第381页。
(5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深察名号》，第296页；《身之养重于义》，第263页。
(60)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6页。
(61) 汪文台：《七家后汉书》，第125页。
(62)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页。
(63) 参阅越智重明：《後漢時代の豪族》第三節《清と義と仁》，《东洋学報》第73卷第3.4号。
(64)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页。
(65)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8、139页。
(66) 《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2页。
(67) 《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第1293页。李贤注曰：“并略华峤之词也。”（第1295页）
(68)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6页。“《春秋》”后疑脱卷数。
(69) 《十三经注疏》，第2190页。
(70) 同上书，第1635页。
(71) 《孝经序疏》引，《十三经注疏》，第2539页。
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
东汉时期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是经学史上一个即有趣又重要的现象。前人对此多有论述，但仍有未尽之处。本文将对其中的几个环节略作考证，希望有助于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一
众所周知，西汉后期的今文学以章句学为主要特征，重视“家法”或“师法”，(1)“经有数家，家有数说”，(2)大师各自名家，“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儒生则“各习其师”，(3)“坐守师法”。(4)东汉一朝，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示范、太学十四博士制度的影响以及学术传承固有的惯性作用下，这种经学仍是官方学术的主要形式。但在思想内容和治学方法上，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西汉明显不同。变化的过程和原因微妙隐蔽，不易察觉，但还是留下了一串印迹，隐约显示出可以辨识的线索。其中第一个印迹，便是两汉之际今文学章句大增大减的现象。
约自宣帝以来，今文学各家曾出现“援引他经”“以次章句”的热潮。如夏侯建先“师事（夏侯）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另创小夏侯学。胜非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5)夏侯建不仅“左右采获”《尚书》学大夏侯和欧阳两家的内容，还广泛引用五经其他各家之说，来丰富自己的章句。其目的是弥补《尚书》学固有的漏洞，增强在论辩中“应敌”的能力。《公羊》家也有类似情形。何休《公羊传解诂序》称：《春秋》“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徐彦疏：“此‘说者’，谓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后，庄（严）彭祖、颜安乐之徒……恐己说穷短，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己说。”阮元按：“言其形势惟问难者多，是以不得不广为之说也”。(6)《穀梁》家尹更始“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7)也是一例。这种做法的直接结果，是使章句篇幅大增。小夏侯章句肯定多于大夏侯章句，秦恭治小夏侯学，又“增师法至百万言”(8)，其中《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9)《欧阳尚书》“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10)《欧阳尚书》牟氏章句“有四十五万余言”；(11)《齐诗》也“章句繁多”；(12)《公羊》颜、严两家，据何休说，“讲诵师言至于百万”。(13)
然而自王莽以降，各家又纷纷删减章句。《论衡·效力》：“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言。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14)《后汉书》卷三七《桓郁传》：桓荣受朱氏章句，以其“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减为二十三万言”，是为《桓君大太常章句》；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是为《桓君小太常章句》。卷六五《张奂传》：张奂受《欧阳尚书》牟氏章句，亦以其“浮辞繁多”，“减为九万言”。卷七九《儒林伏恭传》：伏恭受《齐诗》，“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儒林钟兴传》：钟兴“受《严氏春秋》”，刘秀命其“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卷三二《樊鯈传》：樊鯈也曾“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卷三六《张霸传》：张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与此同时，今文学家还纷纷引谶纬解经。如樊鯈“以谶记正五经异说”；(15)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16)景鸾“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17)这样一来，新章句中势必加入大量谶纬。考虑到这一因素，原有章句被删去的内容应比上述数字所反映的更多。
西汉今文学家援引他经以充实章句，自然会破坏其家法的纯粹性。夏侯胜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应有此意。但他们并未放弃各自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反而使之进一步强化。范晔说他们“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就是这个意思。(18)东汉删减章句的目的则与之相反。《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刘秀晚年，以“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明帝初年，樊鯈提出，“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章帝以此为由，下令召开白虎观会议，“讲议五经同异”。从这段记载看，刘秀、樊鯈等欲删减章句，同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一样，也是为了消除各家的分歧，以“正经义”。事实上，在今文学家大量删减章句的同时，其立场和观点确实淡化了，家法藩篱不那么森严了，于是学者兼治各家章句的现象日益普遍。如张玄“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后拜《颜氏》博士，“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可见除《颜氏》外，他还“兼通”《公羊》学的其他“家法”。(19)又如杨秉治《欧阳尚书》桓君章句，“兼明《京氏易》”；(20)冯豹“以《诗》、《春秋》教丽山下”；(21)鲁丕“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22)刘宽“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23)他们兼治两种以上的经，跨度更大。再如陈重、雷义“俱学《鲁诗》、《颜氏春秋》”，(24)鲁峻亦“治《鲁诗》，兼通《颜氏春秋》”。(25)《鲁诗》与《穀梁》学同源，与《公羊》学应有较多不同或对立处。东汉有同时治此二学者，说明它们之间已无太大隔阂。由此看来，东汉今文学家从其章句中删去的大量“浮辞”，不只是繁琐重复的文字，还包含那些曾令各家尖锐对立、争论不休的内容。东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这是个很难回答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尝试提出一种解释。
我们知道，西汉时，“任德教”还是“任刑罚”、“以德化民”还是“以礼为治”等问题，曾是学者们关心和争论的焦点。东汉建立后，这类话题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何“正身导下”、推行“教化”，成为士大夫们探讨和实践的主要课题。与之相应，对仁义忠孝等道德信条和行为规范的阐释和构建，成了经学研究的重点。这一变化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各家章句中原有的许多内容不仅变得多余，还会妨碍研究重心的转移。被删除的章句中或许包含了这些内容。二是在新的研究对象面前，各家虽仍有不同，但无根本分歧。东汉经学的合流趋势应是从这里开始的。
《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和帝时，徐防认为“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又在上疏中说：“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在他看来，今文章句之学主要是用来“示人好恶”、使之“改敝就善”的。范晔在《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论中进一步概括说：东汉今文章句之学虽“迂滞”不能“远至”，“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在他们描述的今文学中，各家章句所阐释的“圣意”、“圣法”都是仁义忠孝等道德信条。也是和帝时，《鲁诗》学家鲁丕阐释今文章句之学的价值说：“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26)这里，儒家经典的内容主要是上古圣贤用来“化成天下”的道德说教，各家“师法”所传之“义”则是对这些说教的进一步阐释，其间虽有相“异”之处，但非截然相反，故可兼存而“博观”之。与西汉太学今文各家“义虽相反，犹并置之”(27)的情形相比，东汉今文学的状况是有所不同的。
二
由于同样原因，古文学与今文学也不再水火不容。这不仅使二者真正合流成为可能，也为古文学再次兴起提供了契机。《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载：章帝命古文学家贾逵“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乃具条奏之曰：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作：“逵受诏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28)贾逵认为，在阐释君臣父子之义等道德信条方面，《左氏》不仅与《公羊》无根本分歧，还明显优于《公羊》。这一看法揭示了学术重心转移后《公羊》与《左氏》乃至今古文学之间出现的新格局。明乎此，对章帝以降今古文学的兴衰与融合，便可获得更深切的理解。
《贾逵传》接着说：章帝本来就“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看到贾逵的奏章后“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又“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这一举动与当年宣帝在宫中举办《穀梁》学讲习班相似，史称“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对儒生们研习《左氏》等古文学起了推动作用。其后，贾逵又“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其结论肯定与他先前提出的《左氏》优于《公羊》的观点一样，认为古文学与今文学无根本分歧，且优于今文学。于是，章帝又“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此处“诸儒”指太学各家博士。以贾逵选《公羊》高才生教以《左氏》之例推之，章帝此诏应是令《公羊》严、颜博士选弟子受《左氏》和《穀梁春秋》，《尚书》欧阳、大小夏侯博士和《诗经》齐、鲁、韩博士各选弟子受《古文尚书》和《毛诗》。这样一来，《左氏》、《穀梁》、《古文尚书》、《毛诗》四家虽仍“不立学官”，但得以在太学中开设课程，其弟子又“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29)得到特殊待遇，“由是四经遂行于世”。袁宏《后汉纪》述此事曰：“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学者益广。”(30)据此，《周官》似亦得在太学中开设课程，其弟子或来自《礼经》大戴、小戴博士所选高才生。
东汉古文学家治学的一大特点，是博览多通，不守章句。如“尤好古学”的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31)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32)梁鸿“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33)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34)卢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35)或许是受此影响，自古文学在太学中开设课程之后，太学今文各家的学术风气也为之一变。《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说：和帝时，太学诸生习经皆“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博士策试弟子亦“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致使“每有策试，辄兴争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36)太学十四博士所治皆为章句之学，因而章句之学被抛弃势必导致太学衰落。《后汉书》卷三二《樊准传》说：安帝以来，“儒学陵替……博士依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卷四八《翟酺传》说：顺帝初年，太学“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卷七九《儒林传》序则说：安、顺之际，“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
为了挽救今文章句之学，徐防提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和帝命公卿议论，“皆从防言”。(37)邓太后临朝，又命公卿“妙简”博士之“选”，并规定“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顺帝时，重建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38)既而又改革察举制度，规定“诸生试家法”。这一系列措施，使太学得以复兴，也使今文章句之学得以维持其正统地位。但后者在学术上的衰颓之势不可逆转，儒生们仍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39)古文学最终还是取而代之，成为推动经学继续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东汉古文学家中，郑兴、贾逵是两大重镇。《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载：“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又载：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注引《东观记》曰：“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金子严应是新莽所立《左氏》博士。天凤年间，兴又“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刘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由此，郑兴又成了刘歆的学生。兴子众“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据《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郑众所通的《易》、《诗》，是古文《费氏易》和《毛诗》。《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载：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范晔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
郑兴在东汉初年影响较大。史称“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但当时的古文学者多不信谶纬，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打压。如：
《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然以不善谶，故不能任。”
同书卷二八《桓谭传》：“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谭复上疏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同书卷七九《儒林尹敏传》：“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以此沉滞。”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卫宏传》也提到这些古文学家的学术活动，说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后从谢曼卿受《毛诗》，从杜林受《古文尚书》。徐巡先“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学显，由是古学大兴”。此处“古学”不能理解为古文之学，因为东汉初年古文之学并未“大兴”。同书卷二七《杜林传》亦载此事而较详：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离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据此，杜林的主要贡献是使《古文尚书》得以流传。故《卫宏传》所谓“古学大兴”，应是《古文尚书》之学大兴的意思。杜林所言“《古文》不合时务”，及陈元所说“《左氏》孤学少与”，(40)才是当时古文学的真实处境。
如前所述，东汉古文学的崛起是从贾逵开始的，而贾逵之学最明显的特点正是相信和接受今文及谶纬之学。本《传》曰：逵“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并“以《大夏侯尚书》教授”。(41)贾逵在论《左氏》优于《公羊》的奏中还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这段话表明，贾逵已经放弃了古文学家的传统立场，承认谶纬的神圣性。
《贾逵传》范晔论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后世学者对贾逵向谶纬妥协也多有诟病。但从历史角度看，贾逵此举有重要意义。它使古文学得以跳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不利局面，从而在朝廷的认可和支持下，发挥古文学的优势，担当起推进东汉经学及其政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任。事实上，自贾逵以后，马融、卢植、郑玄等古文学大师，也是广泛利用包括今、古文学和谶纬在内的各种资料来建构其理论体系的。(42)而这种经学正是东汉中后期的学术主流。
不过，贾逵等学者的治学方法是古文学的。因为阐释道德信条并构建相应的行为规范，本来就是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解说，只需在博览各种经传资料的基础上，用校勘、训诂等方法，排除其间的矛盾，揭示经典之本意，而无须从字里行间发掘微言大义，更无须将许多经典中没有的内容强塞进去。东汉古文学家的学风较为平实，原因在此。古文学的大本营不在太学，而在“兰台”或“东观”，也与此有关。
三
兰台位于“殿中”，西汉时御史中丞及侍御史在此办公，“掌图籍秘书”，并“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43)东汉无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率”，所领侍御史似亦于御史台办公。殿中兰台则成了藏书之所，设兰台令史。《续汉书·百官志三》兰台令史条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论衡·别通》则曰：“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典国道藏。”(44)又有以郎官校书于兰台者，称校书郎。《后汉书》卷四八《杨终传》：“征诣兰台，拜校书郎。”下文又有“校书郎班固、贾逵等”。卷四〇《班固传》：“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卷八〇《文苑傅毅传》：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兰台藏书甚广，其中包括儒家经传章句等。故《论衡·对作》曰：“圣人作经，贤者传记……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45)《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吕强传》载：“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
东观在南宫，亦为藏书之所。《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卷二三《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曰：“言东观经籍多也。”卷八四《列女班昭传》：“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卷三五《曹褒传》：褒奉命“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成《汉礼》百五十篇。东观藏书也包括儒家经传章句等。《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奂减《欧阳尚书》牟氏章句为九万言，“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东观也有校书郎。卷八〇《文苑李尤传》：“尤同郡李胜……为东观郎。”卷二三《窦章传》：“章入东观为校书郎。”卷六〇《马融传》：“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
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曰：“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46)其意似乎是说，东汉“著述之所”初在兰台，章、和以后转入东观。从前引史料看，兰台多见于明、章时期，东观多见于和帝以后。但也有例外，如《吕强传》所载博士“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就是灵帝时事，因而上述现象未必意味着东汉宫中的藏书和著述之所曾由兰台迁至东观。又《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孔僖传》载：章帝“拜僖兰台令史……拜僖郎中……使校书东观”。卷八〇《文苑李尤传》载：和帝时“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47)孔僖由兰台令史迁郎中，应是兰台校书郎，而在东观校书。李尤被召至东观，拜为兰台令史，应亦在东观校书。由此看来，兰台和东观好像是一码事。东观不见于《续汉书·百官志》，恐非独立机构。笔者颇疑东观就在兰台中，是兰台的藏书之所，也是兰台令史和校书郎们的校书之处，校书郎们都在兰台中的东观校书，或称兰台郎，或称东观郎。《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官”。《初学记》卷一二“秘书监”条引《东观汉记》曰：“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48)桓帝增设此职，可能是为了统领兰台、东观校书之事。
东汉的古文学家大多有在兰台或东观任职的经历。除上文提到的贾逵、马融、班固、傅毅、杨终、孔僖外，还有崔寔、(49)延笃、(50)卢植、(51)许慎等。(52)王充将今文章句之儒称为“儒生”，将博学多通、不为章句的古文学家称作“通人”，并曰：“兰台之官……通人所由进，犹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53)灵帝时人阳球则曰：“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54)可见，在东汉人眼中，兰台或东观是与太学并重且功能相近的又一官方学术机构。
古文学家利用兰台或东观的藏书治学，首要任务是通过校勘统一经文。东汉时期由朝廷组织的规模较大的校勘有两次。第一次始于安帝永初四年。《后汉书》卷八〇《文苑刘珍传》：“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卷五《安帝纪》系此事于永初四年二月。卷七八《宦者蔡伦传》：“元初……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元初”疑为“永初”之误。第二次始于灵帝熹平四年。同书卷六〇《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此次校勘完成于灵帝光和六年，(55)刊刻石经《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经》、《公羊传》和《论语》。(56)《蔡邕传》称：“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永初年间的校勘既有“五经博士”参与，且“各雠校家法”，当以校定今文各家经文为主。熹平年间的校勘则只及今文，不及古文。《隶释》所载熹平石经《公羊》、《论语》残碑末尾处有校勘记。《公羊》碑：“《传》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所闻异（下缺）何以书？记灾也。’世（卅）年，颜氏言‘君出则己入（下缺）’。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论语》碑：“‘而在于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于’（下缺）”。《隶释》所载《鲁诗》碑不见此类文字，但洪适说：“又有一段二十余字零落不成文……其间有‘齐、韩’字，盖叙二家异同之说，犹《公羊》碑所云颜氏、《论语》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57)马衡《汉石经集存》收集了近代出土的熹平石经残石，其中《鲁诗》校记有“韩以”、“韩言”、“齐言”、“齐、韩有”、“韩皆言”、“齐皆言”、“齐、韩言”、“齐无”等字，《周易》校记有“孟、施、京氏”、“孟、京氏有”等字，《公羊传》校记有“颜氏”字，《仪礼》校记有“戴言”字，《论语》校记有“周言”、“盍、毛”、“包言”等字。(58)1980年出土的《鲁诗》和《仪礼》校记残石也有“韩言”和“戴言”字，(59)1962年出土的《尚书》校记残石有“大夏侯言”、“大、小夏侯言”、“大夏侯无”等字。(60)根据这些材料，学者普遍认为，熹平石经所用底本和校本都是今文经。(61)
但马融、许慎、卢植等古文学家也参与了经文的校勘，因而将古文经的因素也带入其中。许慎《说文解字序》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只有先正其本，才能“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其所据之经，则是“《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62)“易孟氏”乃今文，有学者认为应改为“易费氏”，(63)其说可参。《书孔氏》以下四经都是古文，《论语》和《孝经》也有古文。故许慎此处所谓“古文”，应指他在《五经异义》中常引的“古《左氏》”、“古《周礼》”等古文经传。从上下文意看，“礼周官”应指《礼》学中的古文《周礼》之学。段玉裁将“礼周官”理解为《仪礼》和《周礼》，(64)似不妥。今案《说文解字》所引经传，虽也有《公羊传》等今文，但绝大多数是古文。《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灵帝虽未同意卢植直接参与石经的校勘，但拜他为议郎，命其与蔡邕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由此看来，据古文“正定”今文，是古文学家的主张，也是他们积极参与校勘的主要目的。《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桓谭《新论》说：“古《论语》二十一卷，与齐、鲁文异六百四十余字。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65)可见今古文经文字差异甚大。《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载：陶曾“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欧阳及大、小夏侯《尚书》同源，文字差异不会太大，故此“七百余事”当多为据《古文》“是正”今文。刘向校书，已经发现了这些异文，但未加改动，刘陶则据古文改正了今文。东汉古文学家校书的情形，由此可以想见。
在订正文字的基础上，古文学家又用训诂方法解释经义，并尝试统一经说。(66)许慎的《说文解字》是训诂方面的重要成果。许冲《上〈说文〉表》曰：
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衺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67)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古文学家用训诂方法疏通经义的用意。在统一经说方面，贾逵论《左氏》长于《公羊》便是一例，许慎作《五经异义》，郑玄作《驳五经异义》，也是出于同样目的。(68)最后，郑玄集其大成，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69)清人皮锡瑞曰：
郑注诸经，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费氏古文……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注《仪礼》并存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注《论语》，就《鲁论》篇章，参之《齐》、《古》，为之注……注《孝经》多今文说。(70)
皮氏此说有些细节不够准确，但大体不错。学者所谓“郑玄治学，虽以古学为宗，但仍博采今文经说”，(71)是更为概括的说法。而从学术史角度看，郑玄乃是顺应章帝以来今古文学合流之大势，继承并发展了东汉古文学家特别是贾逵、马融一派的立场和方法，提供了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经文和解说，从而使“学者略知所归”。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郑氏学”不只是郑玄个人的成就，也是东汉经学百余年复杂演进过程的结果。
（原载北京大学《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1辑，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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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钱穆：《秦汉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第199—204页；林庆彰：《两汉章句之学重探》，《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255—278页。
(2)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3页。
(3)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论》，第2588页；
(4)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67页。
(5) 《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9页。
(6)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0、2191、2194页。
(7)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8页。
(8) 同上书，第3605页。
(9)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注引桓谭《新论》，第1724页。
(10) 《后汉书》卷三七《桓郁传》，第1256页。
(11) 《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第2138页。
(12)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伏恭传》，第2571页。
(13) 《公羊传解诂序》，《十三经注疏》，第2191页。
(14) 黄晖：《论衡校释》，第583页。
(15) 《后汉书》卷三二《樊鯈传》，第1122页。
(16) 《后汉书》卷八二《方术樊英传》，第2724页。
(17)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景鸾传》，第2572页。
(18)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论，第2588页。
(19)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张玄传》，第2581页。
(20) 《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第1769页。
(21) 《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第1004页。
(22) 《后汉书》卷二五《鲁丕传》，第883页。
(23) 《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第886页。
(24)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陈重传》，第2686页。
(25) 《隶释》卷九《司隶校尉鲁峻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页。
(26) 《后汉书》卷二五《鲁丕传》，第884页。
(27)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第1971页。
(28)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8页。相关考证参黄彰健：《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第157页。
(29)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第2546页。
(30) 《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0页。
(31) 《后汉书》卷二八《桓谭传》，第955页。
(32) 《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第1330页。
(33)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梁鸿传》，第2765页。
(34) 《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第1629页。
(35)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第2113页。
(36) 参黄彰健：《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第227、228页。
(37) 《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第1501页。
(38)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第2547页。
(39) 同上。
(40) 《后汉书》卷三六《陈元传》，第1230页。
(41) “五家《穀梁》”不知何指。《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谓“《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李贤注以“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王彦”应“五家”之数，似嫌牵强。《北堂书钞》卷九七引谢承《后汉书》，“五家”作“五经”。贾逵奏中所谓“五经家”似指太学今文各家，然则“五家《穀梁》”或“五经《穀梁》”，应指立于太学的今文各家和未立于太学的《穀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