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为东汉的建立所做的贡献，如此而已。他随隗恂至洛阳，已是建武五年十二月。当时刘秀早已站稳脚跟，征服山东的战争也接近尾声，很快就可腾出手来对付隗嚣。马援此时前来投奔，对刘秀来说意义不很大。马援到洛阳后，“居数月而无它职任”，连供养宾客都有困难，遂上书要求屯田上林苑中，刘秀也同意了。刘秀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说明他对马援不很看重。马援十分熟悉隗嚣的军事部署和当地山川形势，在消灭隗嚣的战争中积极献策。刘秀重视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未委以重任，没让他统兵作战。和参与这场战争的来歙、冯异、耿弇、盖延等将领相比，马援显然未得到刘秀的充分信任。马端临说其功“不减云台诸将”，当主要指建武九年以后马援先后统兵平定西州羌人和南方蛮夷而言。
窦融是扶风平陵人，文帝外戚窦氏之后，初为新莽将领，曾随王邑参与镇压绿林军，并在昆阳被刘秀击败。新莽亡后，窦融率军降于更始。见天下大乱，“图出河西”，得为张掖属国都尉。到任后，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又联合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敦煌太守辛彤、金城太守厍钧等，割据一方。刘秀称帝后，“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表面上他们已承认了刘秀政权，实际上也和隗嚣一样，在观察局势的发展。直到建武五年夏，东方大局已定，刘秀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西方。隗嚣和窦融都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在刘秀与公孙述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结果，隗嚣倒向公孙述，窦融则继续站在刘秀一边。(66)
刘秀此时也正想利用窦融“以逼嚣、述”，遂拜融为凉州牧，并赐玺书说：“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刘秀的态度同样不冷不热，意在迫使窦融坚定立场，与隗嚣彻底决裂。史称“玺书既至，河西咸惊”。窦融“深知帝意”，一面上书刘秀表忠心，一面致书隗嚣“责让之”。刘秀对窦融的这一举动“深嘉美之”，乃赐之外属图及《史记·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并说“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窦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特意强调了舂陵宗室与外戚窦氏的关系。这时，梁统才杀了隗嚣派来游说河西的辩士张玄，窦融等“皆解所假将军印绶”，正式“与嚣绝”。(67)
建武八年夏，刘秀亲征隗嚣，窦融率众与之会合。《窦融传》载其事曰：“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刘秀待以殊礼，“遂共进军，嚣众大溃，城邑皆降”。战争结束后，“帝高融功”，封融等为列侯，并命其“西还所镇”。于窦融的军队如何参与这场战争，本传全无记载。《光武帝纪》及隗嚣、来歙、寇恂、冯异等传，载灭嚣过程甚详。从中可见，主要战役都是来歙等人率刘秀主力完成的，窦融所率凉州军队没有重大贡献，除梁统参与围攻嚣将高峻一事外，(68)不见凉州军队参战的其他记载。其后，刘秀对公孙述的战争也打得十分惨烈，而凉州军队完全没有参与。
窦融率凉州五郡倒向刘秀一边，大大削弱了隗嚣的力量，使刘秀得以降低战争成本，加快统一进程。这当然是大功一件。但窦融的高祖、从祖和从弟都曾在凉州出任二千石，“累世在西州，知其土俗”。窦融自己又在凉州经营了十余年，“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刘秀对这样一支根基甚深的地方势力不能不心存疑忌。隗嚣灭后，刘秀挥师讨伐公孙述，而命窦融等还镇凉州。其目的当然是依靠窦融等人继续维持凉州的局面，并保持隗嚣旧地局势的稳定，以便腾出力量消灭公孙述。但刘秀绝不会容忍窦融等人长期留在凉州，统一战争一旦结束，就会动手解决这一问题。窦融等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故在刘秀讨伐公孙述时便主动要求离开凉州。史称：“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刘秀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擅离部曲。”再次用“推心置腹”之术安抚窦融等人。但公孙述灭后，刘秀立刻“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69)到达洛阳后，窦融“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只“还侯印绶”，免去了窦融在凉州的所有官职，数月后拜他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梁统等人也被免去原来的官职。就这样，刘秀将窦融集团从凉州连根拔起，彻底消除了这支地方势力。此后，窦融“自以非旧臣”，小心谨慎，“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又因“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而刘秀“以此愈亲厚之”，对窦融的主动退让给予很高的回报。(70)
仔细梳理了刘秀集团的成员结构和形成过程后，我们发现刘秀面对南阳诸将比较自信，很少生疑，面对其他将领却少了几分自信，多了几分谨慎。恐怕是受刘秀这种心态的影响，南阳诸将面对刘秀也比较放松，很少“自疑”，其他将领面对刘秀却比较紧张，动辄“不自安”。究其原因，刘秀作为舂陵宗室的成员和刘的胞弟，在追随他的南阳人中有较高的号召力，其自信当由此而来。但在其他将领心目中，刘秀的上述身份所带来的号召力打了折扣。正如马援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71)他们与刘秀无同乡之谊，“择”他人为“君”的可能性更大些。在那些被征服后才加入该集团的外围成员中，刘秀的号召力自然更低。
四、东汉的建立与天命之争
更始三年正月，刘秀至渔阳、右北平一带击破尤来、大抢、五幡等豪强武装后，河北大局已定，遂经安次、蓟、范阳、中山、南平棘、鄗、怀一路南下，矛头直指洛阳，意图显然是要夺取洛阳，进而背靠河北，争夺天下。诸将对此心领神会，遂于安次“议上尊号”，刘秀不听。行至中山，诸将复奏，刘秀又不听。行至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刘秀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史称“纯言甚诚切”，刘秀“深感”，曰：“吾将思之。”行至鄗，遂即皇帝位。(72)
刘秀称帝是早晚的事，耿纯的作用只是促其稍稍提早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耿纯指出诸将投入刘秀麾下是为了攀龙附凤，在日后的新王朝中成为新贵，刘秀若不及时称帝，诸将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便可能离他而去，另寻高枝。这番话虽有夸大事实之嫌，却挑明了刘秀与诸将的利害关系。在刘秀和王郎相争时，耿纯曾指出，刘秀“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因而缺乏号召力。(73)如今他劝刘秀及时称帝，正是要用日后的荣华富贵维持诸将对刘秀的拥戴与支持。
刘秀称帝符合诸将的利益，对强化集团的内部凝聚力会起一定作用。但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他在集团外围成员中的权威和号召力仍然有限，因而反叛事件不断发生。《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载：建武二年正月，真定王刘扬“谋反”。刘秀闻讯先“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扬，扬闭城门，不内副等”。耿纯是“真定宗室之出”，其母出自真定王刘氏，因而颇受刘扬信任。刘秀为避免内战，“乃复遣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使劳慰王侯。密敕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耿纯率百余骑与陈副、邓隆“至真定，止传舍”。刘扬“称病不谒”，欲在府中与耿纯相见。纯报曰：“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刘扬弟刘让及从兄刘细各拥兵万余人。扬“自恃众强”，遂率官属至传舍，“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刘秀用诈术除了刘扬兄弟，制止了他们的反叛，但未趁此机会铲除真定王家族。《耿纯传》称：“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同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五月，封“故真定王扬子得为真定王”。刘秀如此宽宏大度的真正原因，恐怕不是“怜”刘扬兄弟“谋未发”，而是一时无法消除真定王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只好对他们加以安抚，以求稳住真定，稳住河北。
继刘扬谋反之后，又先后发生了渔阳太守彭宠、涿郡太守张丰、平狄将军庞萌、破虏将军邓奉等人的反叛，在刘秀集团内部造成不小的震动。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扬言“我功当为王”。刘秀“接之不能满”，宠“以此怀不平”，“怏怏不得志”。后幽州牧朱浮谮构宠，刘秀诏征之，宠“自疑”，遂发兵反，自立为燕王。(74)张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以为真，遂“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75)平狄将军庞萌，甚受刘秀“信爱”。刘秀命其与盖延共击董宪，只因“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袭破盖延，引兵与董宪连合”，还“自号东平王”。(76)吴汉率军讨伐南阳时“所过多侵暴”，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与诸贼合从”。(77)这些人的反叛也都比较轻率，没有非反不可的理由。刘秀集团的松散性，于此可见一斑。
在刘秀集团之外，特别是在河北以外的其他地区，刘秀称帝所产生的影响更小，像刘秀一样在各地称帝称王的倒不少。其中刘永和公孙述势力较大，南阳、汝南、淮阳等地在更始旧将的控制下，也是刘秀的一大障碍。
刘永是文帝子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更始政权建立后，他“先诣洛阳”，被刘玄“绍封为梁王”，既而“据国起兵”，攻占济阴、山阳等郡二十八城，又联合佼强、董宪、张步等割据势力，“专据东方”。及更始败亡，刘永自立为天子，国号应当也是汉，又封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78)和刘秀集团相似，刘永集团也是更始政权的派生物，但它不是外来势力，而是汉朝宗室在当地的代表，其血统也比刘秀更尊贵，在青、徐、兖、豫一带颇有号召力。建武二年夏，刘秀派盖延率马武、刘隆、马成、王霸等伐刘永，经过艰苦的战争和反复较量，才消灭了这支势力。
论实力，刘永远不及刘秀。盖延首战便攻破了梁国首府睢阳，“永将家属走虞。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不久，“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逃至酂，被部将所杀，时在建武三年七月。当时，张步据有齐地十二郡，刘秀曾派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听说后，也派人至齐立步为齐王。张步不顾秀强而永弱，“即杀隆而受永命”。及永死后，苏茂、周建、佼强、董宪等又立其子刘纡为梁王，继续抗击刘秀。张步甚至“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拒不承认刘秀的法统地位。刘纡初与苏茂、周建守垂惠。刘秀遣马武、王霸率军围之，刘纡逃至西防投奔佼强。刘秀遣杜茂攻之，刘纡又逃至东海投奔董宪。及刘秀亲率大军击败董宪，刘纡“不知所归”，被军士杀死。张步、董宪等也先后兵败被杀，“山东悉平”。此时已是建武六年二月。刘永父子在刘秀大军的追剿下东奔西逃，几乎没有还手的力量，却坚持了近四年。张步、董宪等当地豪杰也屡败屡战，顽强抵抗。(79)
《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载：建武二年，更始政权已亡，其“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其中“郾最强，宛为次”。刘秀命贾复击郾，吴汉击宛。贾复一路比较顺利，“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汜降，属县悉定。其秋，南击召陵、新息，平定之”。吴汉一路因邓奉反叛而遇到麻烦。同书《岑彭传》载：刘秀遣岑彭、朱佑、贾复、耿弇、王常、郭守、刘宏、刘嘉、耿植等，“并力”讨邓奉和董欣。“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大军“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佑见获”。最后，刘秀“自将南征”，督诸将力战，才将欣、奉击败。南阳是刘秀的家乡，邓奉则是邓晨之兄子，是刘秀的亲戚。刘秀在这里遇到顽强抵抗，固然和吴汉的劫掠侵暴有关，但也表明刘秀此时的号召力连自己的家乡都不能覆盖。
公孙述原本打着汉家旗号起兵，“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及更始遣军徇蜀、汉，“述恃其地险众附，有自立志”，遂击退更始军，先称蜀王，既而称帝，割据益州。当时，“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而“蜀地肥饶，兵力精强”，相对安定，故“远方士庶多往归之”。(80)隗嚣起初也打着汉家旗号，与众将盟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后率众归刘玄，拜御史大夫。及赤眉入关，更始君臣发生内讧，隗嚣“亡归天水，复招聚其众，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此后，隗嚣在刘秀和公孙述之间犹豫徘徊，最终还是倒向公孙述一边，“遣使称臣于公孙述”。当时，隗嚣手下只有王遵和牛邯离他而去，投奔刘秀，其他将吏则“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促成了隗嚣的这一选择。(81)关中割据势力的动向也和陇右相似。史称“更始败后……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82)可见，公孙述在蜀汉关陇地区的号召力大于刘秀。建武六年，刘秀平定山东后，立刻挥师西进，讨伐隗嚣和公孙述。至十年十月平陇右，十二年十一月平蜀，历时近七年。
袁山松《后汉书》总结东汉建立的过程说：“刘氏旧泽虽在，而瞻乌之望殆绝……于时怀玺者十余，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为之王公”；刘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渺渺之胤，起于白水之滨……数年之间，廓清四海”；其功“虽曰中兴”，实与“始创业者”无异。(83)“瞻乌”典出《诗经·小雅·正月》。其辞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毛传：“富人之屋，乌所集也。”郑玄笺：“视乌集于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当求明君而归之。”(84)据此，袁氏所谓“瞻乌之望殆绝”，指更始政权失败后百姓对汉室复兴的期望丧失殆尽，因而“刘氏旧泽”没能为刘秀提供太多帮助。此说甚是。
更始乱后，群雄逐鹿，天命将落在谁的头上，时人并无共识。“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85)因此，用谶记证明天命在己，成了一些政治人物扩大影响、争取民心的手段。其中刘秀的例子最为典型。《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刘秀至鄗，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而来，其辞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此前，诸将再三劝进皆未获许，既得谶记，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刘秀同意了，命有司设坛场，燔燎告天及群神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他也承认这条谶记是“不可稽留”的“皇天大命”。当时人们认为谶记是天命的载体，故刘秀及诸将极力渲染此事以提高刘秀的号召力。约略同时，刘扬、张满、公孙述等也都有类似举动。刘扬事见《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时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与绵曼贼交通。”《赤伏符》明言刘秀当为天子，刘扬却公然否定《赤伏符》，扬言自己当为皇帝。刘扬此举显然得到了真定吏民及“绵曼贼”等农民军的支持，对刚刚称帝的刘秀构成一定威胁。张满事见《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建武二年，“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刘秀命祭遵攻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谶文误我！’”连山贼都用谶文争天命，当时民心不知所归的状况于此又可见一斑。
公孙述利用谶纬称帝之事影响更大。《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谋士李熊劝述称帝，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对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于是，公孙述认定汉室不可能复兴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申《春秋》和谶纬之说曰：“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论证中还多次引用谶纬之文。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引《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并解释说：“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他还自称金德，“色尚白”，扬言“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公孙述“数移书中国”，宣扬此说，“冀以感动众心”。大概“中国”之人颇为所动，致使刘秀“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华阳国志·公孙述志》载刘秀此书更详：“《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邪？”(86)
刘秀和公孙述关于天命的争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陇右与河西的政治抉择。《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隗嚣曾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这显然是公孙述的说法。隗嚣率陇右倒向公孙述，自然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又用来劝说窦融等率河西加入他们的阵营。“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有“智者”阐述刘秀一方的观点说：“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当时，“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似乎意见不一而又势均力敌。最后，窦融以河西统帅的身份“决策东向”，才使支持刘秀的一派占了上风。
总之，和刘邦提三尺剑取天下相似，刘秀的天下也是打下来的，靠的是历史机遇和他的政治军事才干。在汉室复兴运动中，刘秀作为舂陵宗室的成员和更始法统的继承者，本应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更始政权的败亡，葬送了“民心思汉”的有利形势，也使“汉家当复兴”之说受到严重质疑，刘秀的权威和号召力因而先天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巩固自己的统治，刘秀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坚持将东汉的建立说成西汉的复兴，将东汉开国之君说成汉室中兴之主，以强化和凸显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所包含的政治文化优势。明了这一点，对深入理解东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特点不无帮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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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阳之舂陵国原为白水乡。
(2)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6页。
(3)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条，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2页。
(4) 参本书《西汉宗室绝国考》一文。
(5)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52页。
(6) 李贤注曰：“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大曰乡，小曰聚。”
(7)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第468—469页。
(8) 《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上》，第469页。
(9) 《后汉书》卷一四《城阳恭王祉传》，第560页。
(10)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1页。
(11)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注引《帝王纪》，第467页。
(12) 《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传》，第563—567页。
(13) 《后汉书》卷一四《城阳恭王祉传》，第560—561页。
(14)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49页。
(15)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49页。
(16) 《后汉书》卷一四《赵孝王良传》，第558页。
(17)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3页。
(18) 参黄留珠：《刘秀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19) 《后汉书》卷一四《城阳恭王祉传》，第561页。
(20) 《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传》，第549、558页。
(21) 《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第583页。
(22) 《后汉书》卷一四《赵孝王良传》，第558页；《顺阳怀侯嘉传》，第568页。
(23)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49页。
(24) 《后汉书》卷一五《王常传》，第579页。
(25)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80—4181页。《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作“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第550页）
(26)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50—551页。
(27) 《后汉书》卷一五《王常传》，第579页。
(28)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51页。
(29)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第469页。
(30)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24页。
(31)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第477—485页。
(32)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第469页。
(33) 《后汉书》卷一五《李通传》，第573页。
(34) 《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传》，第552页。
(35)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9页。
(36) 《后汉书》卷一六《寇徇传》，第620页。
(37)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10—12页。
(38) 《后汉书》卷二一《任光传》，第752页。
(39) 《后汉书》卷二一《刘植传》，第760页。
(40)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第502页。
(41) 《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第620页。
(42) 《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第676页。
(43)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4—706页。
(44) 《后汉书》卷二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第787页。
(45) “祖姑”应作“姑”。说见《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
(46) 《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36页。
(47) 《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第1092页。
(48)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4页。
(49) 《后汉书》卷二一《邳彤传》，第758页。
(50) 《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第621—623页。
(51)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7页。
(52) 《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第648、649页。
(53) 陈勇认为，刘秀功臣中的“北人”，“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而刘秀的对策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其说可参。见氏著：《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13页。
(54)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14页。
(55) “人”应作“民”，系唐人避李世民讳改。
(56)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16、17页。
(57) 同上书，第18页。
(58) 《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第601页。
(59) 《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第678页。
(60) 《后汉书》卷一二《刘永传》，第496页。
(61) 《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第655页。
(62)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24页。
(63) 见《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卷一五《李王邓来传》、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传》。
(64) 《后汉书》卷一五《李王邓来传》，第576、581页。
(65)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27—834页。
(66)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795—798页。
(67)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799—805页。
(68) 《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第625页。
(69) 《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载其事曰：“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毂，弥竟川泽。”（第1098页）
(70)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806、807页。
(71)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30页。
(72)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20—22页。
(73)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74)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第503页。
(75) 《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第739、740页。
(76) 《后汉书》卷一二《刘永传附庞萌传》，第495、496页。
(77) 《后汉书》卷一七《岑彭传》，第656页。
(78) 《后汉书》卷一二《刘永传》，第494页。
(79) 事见《后汉书》卷一二《刘永传》、《张步传》。
(80) 《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第534、535页。
(81)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14、521、527、529页。《传》载：牛邯降后，“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但下文又载：“吴汉等食尽退去，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嚣。”后文“复反”者，当即前文“皆降”者。
(82) 《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第537页。
(83) 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周天游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84) 《十三经注疏》，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本，2001年，第2册，第398页。
(85) 《后汉书》卷三〇《苏竟传》，第1043页。
(86)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
东汉的豪族与吏治
豪族的普遍存在，是东汉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事实。(1)我们甚至可以说，东汉王朝是建立在豪族社会基础之上的。由于刘秀出身豪族，人们常说东汉王朝是豪族利益的代表。其实，刘秀所依靠的主要是南阳豪族集团。在他建立东汉王朝的过程中，其他地区的豪族势力附和者少，反抗者多。故其统一天下的战争，主要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而战争结束后，如何管理这些豪族，仍是一大难题。刘秀的许多政治措施与此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东汉王朝用严刑峻法规范豪族的行为，收到了恢复并维持社会安定的效果，但同时也使吏治苛刻问题日益严重。这是东汉政治的一大顽疾。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对东汉一系列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理解。
一、两汉之际的豪族势力
所谓“豪族”，大约是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2)到汉武帝时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它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西汉用酷吏，设刺史，直接打击不法豪族，收到一定效果，但抑制豪族势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实行“徙陵”制度。刘邦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及“燕、赵、韩、魏之后”于长安附近的长陵，至使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3)其后，西汉“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4)，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发展壮大。(5)
但徙陵制度自元帝以后便废止了。永光四年十月，元帝下令“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并废除徙陵之制。其辞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长久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6)成帝最初“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似亦无徙陵之事。数年后，他看上了霸陵、新丰一带的环境，想在这里营建自己的陵墓。陈汤欲乘此机会“得赐田宅”，遂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成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并“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新陵原计划三年完工，但由于当地地势低平，须“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工程浩大，数万人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而“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还复故陵，勿徙民”。于是，成帝下令：“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已迁至昌陵的人家也被遣回原籍。哀帝即位后，“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7)平帝建陵事，《汉书》不载，肯定也未徙陵。
元帝时，“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是沿袭祖宗行之有效的旧制。陈汤建议徙陵，虽有自私动机，所言徙陵制度的废除导致关东豪族势力抬头则是事实。哀帝时提出“限田”之议，王莽时发布“王田令”，也是企图抑制兼并，打击豪族。在这一背景下，元、成、哀、平诸帝和当时的大臣们普遍反对徙陵，以避免豪族产生“动摇之心”、“不安之意”，说明豪族势力已相当强大，以至朝廷宁愿尝试限制他们占有土地，也不敢不尊重其“安土重迁”之性和“骨肉相附”之情。元帝以来对豪族势力的妥协退让，缓解了朝廷同豪族的矛盾，却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
新朝末年战乱爆发后，各地农民军及豪强武装大肆掳掠。豪族首当其冲，于是纷纷聚众自保。如冯鲂，“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第五伦，“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8)一时间，“豪右往往屯聚”，“大姓各拥兵众”，(9)营堑保壁，遍布各地。刘秀在渔阳追击“五校”时，还利用了当地的保壁，派陈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10)在战乱环境中，大姓豪族自发地率领宗族、闾里、宾客及附近百姓，龟缩在一个个据点中，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这种豪族社会固有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乱的破坏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豪族的实力和凝聚力。
刘起兵，意味着反新复汉运动已经开始。但豪族起初多不敢参与，因为他们目标太大，容易遭到官府的报复。舂陵宗室大多不赞成刘起兵，甚至“亡逃自匿”，就是一个例子。李通兄弟参与了刘起兵，王莽尽杀在朝中做官的通父李守及其家人“在长安者”，“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邓晨配合刘起兵新野，“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11)邓晨宗族的这种想法，在当时豪族中应有一定代表性。但更始政权建立后，形势为之一变，“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12)当时所谓“豪杰”多是豪族领袖。如隗嚣，天水成纪人，“少仕州郡”，无疑是当地豪族，起兵时与诸将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13)这显然是个以当地豪族为主体的军事集团。更始将王宪只率数百人西攻长安，“大姓栎阳申砀、下邽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斄严春、茂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盩厔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故王宪攻打长安时，各路人马多至“数十万”，豪族武装是其中的主力。(14)
豪族势力曾普遍支持更始政权，但更始败亡后，天下瓦解，群雄逐鹿，他们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形成一个个割据势力。如王郎称帝，是赵缪王子刘林和“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共同策划的；刘永起兵时，“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张步割据齐地，“豪杰多拥众与张步连兵”；卢芳称帝则是“三水豪杰共计议”的结果，且得到“各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等豪杰的支持；(15)公孙述起兵临邛时，得到“县中豪杰”的支持，称帝成都后，手下大将和谋士如李熊、任贵、侯丹、任满、李育、程乌、程凡、冯骏、王政、常少、张隆等多是蜀中大姓，(16)“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也“多往归述”。在这种形势下，刘秀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也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
刘秀以更始大将的身份平定河北时，当地豪族普遍不与之同心。耿纯是支持刘秀的少数河北豪族中的一个，而其所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竟“半有不同心者”。为了“绝其反顾之望”，耿纯只好派人“归烧其庐舍”，断其后路。(17)在刘秀已经占领的地区，豪族反叛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刘秀离开信都后，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捕了刘秀任命的信都太守宗广以及李忠、邳彤等人的家属。刘秀“使任光将兵救信都”，光所将信都兵又“于道散降王郎”。刘秀收复信都后进行了报复，命李忠“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18)在鄗城，刘秀“止传舍，鄗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幸亏耿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19)刘秀夺取魏郡后，“魏郡大姓数反覆”。其中，更始将卓京与魏郡大姓联合，“谋欲相率反邺城”，是个较大的阴谋。刘秀以铫期为魏郡太守，发兵消灭了卓京的队伍，阻止了这次反叛。其后，“邺中之豪”李陆又“谋欲反城迎檀乡”，铫期召问李陆之兄督盗贼李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不杀李熊母子，反放他们出城“往就陆”，遂使李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20)从而瓦解了魏郡豪族的又一次反叛。
刘秀收复关中，也是同当地豪族的一场较量。《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其中“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转相攻击”，局面十分混乱。刘秀派冯异前往讨之，临行嘱咐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冯异受命入关，先击败势力最大的延岑，“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又“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后又“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从而基本控制了关中地区。这种以“平定安集”为主的政策，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手段。
刘秀占领州郡后，通常会“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21)迅速恢复统治秩序。但若地方官吏抚循不力，甚至欺压当地豪族，反抗事件仍会发生。《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载：建武四年，“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众将皆欲攻之，吴汉不许，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遂“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李贤注曰：“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资治通鉴》卷四一胡三省注：“守长者，守鬲县长，非正官也。”(22)吴汉所说的“守长罪”，当指守鬲县长有违法侵犯豪族利益之事，故而激起豪族反抗。此事没有造成大的震动，但颇为典型，反映出豪族在地方上仍有相当力量，东汉政府对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建武八年，刘秀西征隗嚣时，背后的颍川、河东、东郡、济阴等地暴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八年条：“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刘秀“晨夜东驰”，“自征颍川”。同书卷二一《耿纯传》：“（建武）八年，东郡、济阴盗贼群起。”其中只有颍川和东郡的情形见于记载。同书卷三三《冯鲂传》载颍川郏县的叛乱说：“郏贼延褒等众三千余人”，攻占县城，赶走县令冯鲂，县中各聚落也都起兵响应，及刘秀至颍川，褒等又“皆自髡剔，负斧质，将其众请罪”，冯鲂“转降诸聚落，县中平定”。延褒等人的队伍应是豪族武装，起而响应的“诸聚落”恐多是乡间保壁中的豪族武装。引起这次叛乱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地方官的统治过于严酷。冯鲂“为政敢杀伐，以威信称”。延褒等起兵就是要赶走他。冯鲂为人“矜严公正”，故被官修史书记录下来。不见于记载的颍川其他各县的令长们，恐多有类于“守鬲县长”者。刘秀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故命曾任颍川太守、在当地颇有威信的寇恂同他一道往平颍川之乱。事后，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刘秀乃留寇恂于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东郡的情形比颍川更典型。前引《耿纯传》说：刘秀派李通、王常率军前往镇压，又以耿纯“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刘秀遂命耿纯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东郡人显然也希望朝廷撤换当地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