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燕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里人遂安。
卷七六《循吏任延传》：
（建武中）拜武威太守……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刘秀多次为这样的官吏撑腰，表明他支持此类做法的态度。其中，董宣的例子最为典型。《后汉书》卷七七《酷吏董宣传》载：宣为北海相，“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得知后，“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宣又将之悉收系狱“尽杀之”。这三十余人罪不至死，青州遂奏宣杀人多滥。宣坐征廷尉，被判死刑。刘秀得知后，“驰使驺骑特原宣刑”，将他保了下来，后又“特征为洛阳令”。他上任后，一如既往，执法如山。“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董宣“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还宫诉帝”，刘秀起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既而又令宣“诣太官赐食”，并“赐钱三十万”，以示奖励。公主不解，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刘秀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从此，董宣“搏击豪强，莫不震栗”。
湖阳长公主是刘秀的姐姐。刘秀连她的面子都不给，对其他贵戚可想而知。宗室中比湖阳长公主更尊贵的只有赵王刘良了。刘秀对他也轻易不给面子。《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
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
据李贤注引《东观记》，刘良入城门时与中郎将争道，叱其“旋车”，又召门候“诘责”，令其“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鲍永认为刘良作为“诸侯番臣”，对“帝城门候”“肆意加怒”，是对皇帝的“大不敬”，遂弹劾之。刘秀虽未处罚刘良，但对鲍永的做法表示了赞赏。直到刘良临死用最后一次行使特权的机会为其友李子春求情，刘秀才勉强破了一次例。《后汉书》卷二六《赵憙传》：
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滑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贳出子春。
所谓“吏奉法，律不可枉”是刘秀加强吏治的基本原则。他曾在诏书中反复强调“有司修职，务遵法度”，“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90)根据这一原则，他不仅支持个别官吏严厉打击不法豪族，更普遍要求所有官吏尤其是郡县亲民之吏严格执法。《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又载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文中“二千石”指郡国守相，“长吏”指县令长。(91)这两段文字说的是，刘秀为了督促郡县强化吏治，对监察制度进行了改革，省去三公案验程序，由尚书直接根据州的弹劾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决。这项改革提高了监察效率，也增强了处罚力度，致使郡县长官纷纷落马。《朱浮传》描述当时情形说：“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朱浮也在上疏中说：“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所谓“纤微之过”、“小违理实”，可能包括郡县长官自身的轻微违法行为，但主要应指他们不能严格执法，不能有效地履行职务，故“斥罢”他们的理由是“不胜任”、“未称职”。
根据同样的原则，刘秀对公卿尚书等中央官吏也严加督责。建武初年，三公皆用功臣，吴汉任大司马，邓禹任大司徒，王梁任大司空，但都统兵在外，不理朝政。不久，大司徒和大司空便改由文吏担任了。《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同卷《宋弘传》：“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只有大司马一职长期由吴汉担任。建武二十年吴汉薨，又用功臣刘隆行大司马事。建武二十七年，改大司马为太尉，始任文吏赵憙。《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范晔所谓“退功臣，进文吏”便是指此而言。而刘秀改用文吏任三公，主要是为了便于以吏事责之。
《贾复传》注引《东观记》说：刘秀不用功臣，是为了避免他们“以吏职为过”而丧失爵土。可见以“吏事”责之，意味着有过必罚。建武前期，三公每每因微过被罢免，甚至下狱处死。大司徒中，伏湛因“时蒸祭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韩歆“好直言，无隐讳”，激怒了刘秀，被“免归田里”，又“遣使宣诏责之”，被迫自杀。(92)欧阳歙因任汝南太守时“臧罪千余万”而下狱死。(93)戴涉“坐入故太仓令奚涉罪”下狱死。(94)大司空中，宋弘“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95)朱浮“坐卖弄国恩免”。(96)范晔感叹说：“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劾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97)九卿自明帝以后甚至要受“扑罚”，如顺帝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98)尚书更时常遭受体罚。《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传》：“时内外群官，多（光武）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同书卷四一《钟离意传》：“（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
在刘秀及明帝的严厉督责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群下苛刻，各自为能”，(99)官场中迅速形成严猛苛刻的风气。史家对此多有描述：
《后汉纪》卷六《光武皇帝纪》：“是时……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100)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
卷六六《循吏传序》：“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
卷四六《陈宠传》：“肃宗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
卷二六《韦彪传》：“世承二帝（光武、明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
刘秀和明帝大力强化吏治收到一定效果。故朱浮称：“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执（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故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101)范晔称：“自中兴之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102)华峤《后汉书》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断狱号居前世之十二。”薛莹《汉记赞》曰：“明帝……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103)“十二”、“希少”云云不免过誉，但豪族敛手、治安好转应是事实。
然而严猛苛刻的吏治是双刃剑，在有效抑制豪族势力的同时，也大量伤及无辜百姓，造成许多冤狱。《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均……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后汉纪》卷九《明帝纪》载宋均语曰：“国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奸也。然文吏习为欺谩，而廉吏清在一己，无益百姓，流亡、盗贼所由而作也。”(104)刘秀和明帝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诏：“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建武五年诏：“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建武十八年诏：“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同书卷二《明帝纪》永平八年十月诏有“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之语。
在刘秀看来，冤狱过多的原因，除刑法过重之外，主要是“残吏”太多。而朱浮认为，残吏太多的局面是刘秀一手造成的，在他的“明察”之下，“刺举之吏”不仅苛刻，“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105)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吏治狱势必宁枉勿纵，宁重勿轻。加上贪酷之吏徇私舞弊，“狱多冤结”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权有势，有罪吏尚不敢问，蒙冤之事肯定较少，遭残吏迫害的狱中“冤人”当然多是普通百姓。史称刘秀度田时，“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106)“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107)明帝也在诏书中指出：“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108)可见“残吏”侵刻百姓的现象相当严重。
朱浮曾劝刘秀：“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109)钟离意也曾上书明帝，“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110)他们都认为光武、明帝望化心切，“苛察欲速”，是导致吏治苛刻的根源。章帝初，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
史称：“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111)今案《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确有不少言及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理冤狱、赈贫民、轻刑罚等内容的诏书。元和二年正月诏更详细阐述了章帝关于吏治的主张：
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餍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魏文帝曾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范晔论曰：“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谓之长者，不亦宜乎！”
章帝以降，禁苛暴、尚宽厚成为东汉朝廷的既定方针，相关诏书不绝于史。如：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诏：“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112)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诏：“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竞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执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
十六年七月诏：“今……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113)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诏：“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114)
冲帝永憙元年五月梁太后诏：“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115)
然而风气既成，积重难返。章帝时第五伦说：“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咎在俗敝，群下不称故也。”(116)顺帝时李固说：“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凋薄之俗未革。”(117)桓帝时襄楷仍说：“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顷数十岁以来，州郡玩习，又欲避请谳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118)
非但如此，禁苛暴、尚宽厚的方针还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如顺帝时，司隶校尉虞诩奏弹大臣和当权宦官的“臧罪”，却遭致“百官侧目，号为苛刻”，受到三公的弹劾。(119)朝廷放松了对官吏的督责，“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120)致使贪赃枉法现象更加严重，豪族的活动也出现反弹。
《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和帝时，“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
卷六一《左雄传》：安帝时，冀州“多豪族，好请托”，“贪滑二千石”多“与交通”。
卷五一《陈龟传》：顺帝时，“三辅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
卷六七《党锢苑康传》：桓帝时，“太山……郡内豪姓多不法……夺人田宅”。
《党锢夏馥传》：顺桓之际，“陈留圉……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
官吏的“苛刻”“奸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灾害的打击，使百姓生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治安状况也出现滑坡。史称：“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121)范晔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浸横，缘隙而生。”(122)
显然，在东汉人看来，吏治苛刻是一大顽疾。怎样才能根治这一顽疾？答案很简单：用“良吏”取代“残吏”。刘秀已经提出选举应“务进柔良，退贪酷”；明帝则指出“残吏放手”是因为“选举不实”，要求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章帝更宣称“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和、安诸帝也反复强调“选举良才，为政之本”，“为政之本，莫若得人”，“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123)和帝以降，特别是安帝时期，水、旱、蝗、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受天人感应学说影响，时人普遍认为灾害因民怨而生，民怨则因“残吏”而起。这大大增强了朝野上下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形成对“良吏”的强烈期待。
这种期待，质朴浅显，却又来自历史深处。在东汉特定环境中，在已经确立的“柔道”、“德化”方针影响下，它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因而很快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崛起，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外戚、宦官势力的抗争等现象，又会表现出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原载《文史哲》2010年第6期）论东汉外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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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如何兹全先生所说，东汉建立后，“社会上到处是豪族强宗”。见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余英时详细考察了两汉之际起兵群雄的社会背景，指出：“当时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起事者的身份，历史上虽已无明确记载，据情形判断则仍似为豪强大姓。”见氏著《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
(2) 参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05、120页。
(3) 引文见《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6页；《续汉书·五行志三》注引《东观书》载杜林上疏，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07页。
(4)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42页。
(5) 参阅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第1009页；劳干：《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页；田余庆：《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秦汉魏晋史探微》（重定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页；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290页。
(6)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2页。
(7) 引文见《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305、316、317、320、322页；卷七〇《陈汤传》，第3024页；卷二七上《五行志》，第1341页；卷一一《哀帝纪》，第340页。
(8) 引文见《后汉书》卷三三《冯鲂传》，第1148页；卷三二《樊宏传》，第1120页；卷四一《第五伦传》，第1395页。
(9) 《后汉书》卷七七《酷吏李章传》，第2492页；卷一七《冯异传》，第645页。
(10) 《后汉书》卷一八《陈俊传》，第690页。
(11) 见《后汉书》卷一五《李通传》，第575页；《邓晨传》，第583页。
(12)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第469页。
(13) 《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14页。
(14)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89页。
(15) 《后汉书》卷一二《王郎传》，第491页；《刘永传》，第494页；《卢芳传》，第506页；卷一八《陈俊传》，第690页。
(16) 《华阳国志》载巴、蜀、汉中大姓甚多，其中有程、常、任、侯、张、李、冯、王等。参阅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史歆反叛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17)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18) 《后汉书》卷二一《李忠传》，第755、756页。
(19)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20) 《后汉书》卷二〇《铫期传》，第732页。
(21) 《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第601页。
(22)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317页。
(23)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37页。
(24)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48、1651页。
(25) 分见《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第1133页；《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9页；《后汉书》卷七〇《郑太传》，第2257页；卷四二《光武十王传》，第1431页。
(26) 荀悦：《汉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4页。
(27) 《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85页。
(28)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
(29)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48页。
(30) 参阅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28页。
(31) 《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第1294页。
(32) 《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第1124、1125页；《阴识传》，第1132页。
(33) 参阅赵沛：《分财异居：两汉豪族之家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南都学坛》第23卷第4期。
(34) 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7页。
(35)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30、731页。
(36) 参阅唐长孺：《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9页。
(37) 《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第2360页。《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第2145页；卷五二《窦婴传》，第2375、2376页；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1页；《后汉书》卷四二《沛献王辅传》，第1427页。
(38) 《汉书》卷七七《何并传》，第3268页；卷九〇《酷吏严延年传》，第3668页；卷七六《赵广汉传》，第3200页。
(39)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48、1651页。
(40) 《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第2363页；《汉书》卷九二《游侠传》，第3697页。
(41) 荀悦：《汉纪》，第158页。
(42) 见唐长孺：《西晋户调式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页。
(43) 罗彤华：《两汉“客”的演变》，《汉学研究》第5卷第2期，第467页。参阅陈连庆：《西汉时代的宾客》，《中国古代史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03、309页。
(44) 《水经注疏》，第183页。
(45)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第1014页。
(46) 宇都宫清吉：《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九章《僮約研究》，弘文堂，1955 年，第309页。
(4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又见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页。
(48) 《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第2360页；《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第2621页；《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附崔瑗传》，第1724页。
(49) 《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70页。
(50)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第1648页。
(51)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第4期，第1029页。
(5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3、14页。
(53)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26页。
(54) 见宇都宫清吉：《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九章《僮約研究》，第315、320页。
(55) 五井直弘：《漢代の豪族社会と国家》，名著刊行会，2001年，第13页。
(56) 唯其将《昌言》误作《汉书·食货志》，应予更正。
(57) 岡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弘文堂書房，第427页。
(58) 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邢义田、林丽月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124页。
(59) 张鹤泉认为：东汉“乡里居民的分布”，“已经呈现出同血缘、同宗族化的倾向”，因而“在东汉乡里中，主要应该是以宗族组织相联系的居民”。（《东汉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6页）而杜正胜据《偃师侍廷里买田约束石券》和《犀浦东汉残碑簿书》指出：“汉代基层聚落的成员关系，血缘因素不能估计太高”。（《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96、197页）
(60) 《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
(61)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57页。
(62) 《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第1295页。
(63) 《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第1431页。
(64) 《隶释》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65)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参高文：《汉碑集释·犀浦东汉“簿书”残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页。
(66)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16页。
(67) 《后汉书》卷二一《刘植传》，第760页；卷三二《阴识传》，第1129页；卷二一《耿纯传》，第762页。
(68) 《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第761—763页。
(69) 《三国志》卷一八《臧霸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7页。
(70) 参阅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1页。
(71) 见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59、60页。
(72) 宇都宫清吉：《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第十一章《漢代における家と豪族》，第447页。
(73) “蚕农”，原文误作“蚕晨”，今据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杂说》改，见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165页。
(74)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29—731页。
(75) 《续汉书·五行志三》韦昭注引《东观书》，第3307页。
(76) 《续汉书·五行志》韦昭注引《东观书》，第3306、3307页。
(77)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7页。
(78) 周明泰《后汉县邑省并表》对比《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所载县、邑、道、侯国，其中“前汉有而后汉无者四百五十四”。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5年，第2069页。
(79)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第3388页。
(80)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载西汉平帝时户口数为：12233062户，59594978口。《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载刘秀中元二年户口数为：4279634户，21007820口。
(81) 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第11章，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
(82)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42页。
(83) 《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第3622页。
(84) 张步就是这样。故耿弇击败张步后，“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罢遣归乡里。”事见《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12页。
(85) 参万斯同：《东汉云台功臣侯表》、黄大华：《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1923—1931页。
(86)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26页。
(87)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第742页。
(88)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36页。
(89) 《后汉书》卷七七《酷吏周纡传》，第2494页。
(90)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50、52页。
(91) 参邹水杰：《秦汉“长吏”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2) 《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第903页。
(93)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第2556页。
(94)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72页。
(95) 《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5页。
(96)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5页。
(97) 同上书，第1146页。
(98) 《后汉书》卷二一《左雄传》，第2022页。
(99) 《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第1409页；卷三三《朱浮传》，第1143页。
(100) 《后汉纪》，第99页。
(101)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3页。
(102) 《后汉书》卷七七《酷吏传序》，第2488页。
(103) 皆见《太平御览》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36页。
(104) 《后汉纪》，第178页。“宋均”当作“宗均”。参《资治通鉴》卷四四胡三省注，第1413页。
(105)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2、1143页。
(106) 《后汉书》卷二二《刘隆传》，第780页。
(107)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第66页。
(108)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11页。
(109)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42页。
(110) 《后汉书》卷四一《钟离意传》，第1410页。
(111) 《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第1549页。
(112)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39、140页。
(113)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82、186、192页。
(114)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27页。
(115) 《后汉书》卷六《质帝纪》，第278页。
(116)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第1400页。
(117) 《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第2074页。
(118) 《后汉书》卷三〇《襄楷传》，第1078页。
(119) 《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第1870页。
(120) 同上。
(121) 《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第1696页。
(122) 《后汉书》卷三八《张法滕冯度杨传论》，第1288页。
(123) 引文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39页；卷二《明帝纪》，第111页；卷三《章帝纪》，第133页；卷四《和帝纪》，第176页；卷五《安帝纪》，第217页；卷七六《循吏王涣传》，第2469页。
论东汉外戚政治
范晔在《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序中说：刘秀和明帝吸取西汉的教训，对外戚严加约束，“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因而未出现外戚专权现象。但和帝以后“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外戚问题反比西汉更严重；当权的外戚“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遂使东汉王朝由盛转衰，且无法逆转。他认为，东汉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主要是刘秀和明帝“虽御己有度，而防闲未笃”，没能“因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将他们的做法制度化，以致“章帝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后世史家论东汉外戚，大致不出范晔之窠臼。然而外戚干政使东汉由盛转衰是事实，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制度缺陷及“色授”之类却有失深度。
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是刘秀家族同若干外戚家族结成的豪族婚姻集团。前者须借助后者维持统治地位，后者也须利用前者扩大家族势力。它们紧密结合，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而内部又矛盾重重，阴谋和政变不断发生。矛盾最初形成于郭、阴两家外戚之间，并引发了光武、明、章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帝以降，窦、邓、阎、梁等外戚家族相继专权，形成东汉中期百年外戚政治格局，而郭、阴两家的影响和纠葛仍贯穿其间。质言之，东汉外戚政治是豪族社会的产物，是豪族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将仔细分析相关史实，进一步揭示其深层内容和背景。
一、刘秀与郭阴二后
汉代的豪族为了增强自己在乡里的势力，通常会与当地其他豪族通婚，由此形成一个个豪族婚姻集团。(1)刘秀也不例外，其家族本是由舂陵宗室蜕变而来的南阳地区一大豪族，其姻亲如母家湖阳樊氏、外祖母家和姊元所嫁新野邓氏、妹伯姬所嫁宛李氏、姑所嫁新野来氏、族兄刘赐所娶新野阴氏等，也都是南阳境内的豪族。刘秀的婚姻自然会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故其最初所娶是新野阴氏。《后汉书》卷一〇《光烈阴皇后纪》：“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除“心悦”其“美”外，阴氏的家族背景当然也是促成这桩婚姻的重要因素。后来，阴氏为刘秀生下五子，从而成为刘秀家族的重要成员，新野阴氏则成了这个家族中南阳籍外戚的代表。
按说刘秀立阴氏为后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实上刘秀所立第一位皇后不是阴氏，而是郭氏。《光烈阴皇后纪》载其事曰：“帝以后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故遂立郭皇后。”刘秀本欲立阴氏为后，因其固辞，才颇不情愿地立了郭氏。这一情节应是事实，但“郭氏有子”并非主要原因。从相关记载看，刘秀娶郭氏并立为皇后，主要是出于征服和稳定河北的政治需要。
《后汉书》卷一〇《光武郭皇后纪》：“郭皇后讳圣通，真定槁人也，为郡著姓。父昌……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生后……更始二年，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及即位，以为贵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强……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强为皇太子。”文中“真定恭王”是真定王刘扬之父刘普，(2)郭皇后是刘普的外孙女，刘扬的外甥女。更始二年，刘秀与王郎相争时，刘扬率十余万众附王郎。刘秀派刘植前去劝降，“扬乃降”。刘秀于是“纳郭后”，史家明言“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婚礼上，刘秀“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其乐融融。刘秀“因得进兵拔邯郸”，灭王郎。(3)显然，这是一桩政治婚姻，很可能是刘植劝降时谈好的条件。
刘秀称帝后，郭氏和阴氏都立为贵人。不久，刘扬伪造谶记，企图称帝。刘秀不得已派刘扬的姻亲耿纯前往真定将其诱杀。但刘扬的家族是由西汉宗室蜕变而来的河北地区一大豪族，从其联姻真定郭氏、巨鹿耿氏的情形推测，其背后肯定也有个庞大的河北豪族婚姻集团。刘扬作为汉诸侯王，已在新莽初年随例废为庶人。(4)而更始年间他仍能动员招募十余万众，说明这个家族在当地颇具号召力。刘秀当时刚刚在河北打开局面，立足未稳。若真定宗室因刘扬之死而集体反叛，很可能导致河北局势发生逆转。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刘秀对他们进行了安抚，一面立刘扬之子刘得为真定王，使真定宗室得以继续保持原有的地位，一面又放弃立阴氏为后的初衷，而立郭氏为后，并立其所生皇子刘强为太子，封其弟郭况、从兄郭竟、郭匡及其叔父的女婿陈茂皆为列侯，进一步提高真定宗室在东汉皇室中的地位，使之凌驾于阴氏等南阳籍外戚家族之上。
然而郭氏如此得来的尊贵地位难以持久。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东汉的统治日趋稳固，真定宗室对刘秀的威胁日益缩小，刘秀对郭氏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史称：刘秀初纳郭氏时“有宠”，先后生了五个皇子，但后来“宠稍衰”。(5)明帝初即位时，广陵王刘荆曾至书刘强唆使谋反，其中提到“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6)所谓“别守北宫”应是郭氏失宠后的事。与此同时，阴氏的地位逐渐上升。建武四年，刘秀北征彭宠，阴氏“从征”，遂于元氏生下明帝。建武九年，阴氏之母及弟䜣被盗匪劫杀，刘秀“甚伤之”，追封阴氏之父及弟䜣为列侯，并在诏中公然说：“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宠爱之情，溢于言表，全然不顾郭氏的感受。建武十三年，统一战争结束，天下大局已定，真定宗室对刘秀的威胁基本消失。于是，刘秀以“不应经义”为名，将真定王刘得等“服属既疏”的诸侯王降为列侯；十七年，废郭氏为中山王太后，改立阴氏为皇后。(7)为安置郭氏，刘秀封其子刘辅为中山王，并以真定所在之常山郡“益中山国”。当时诸王皆在京师，刘辅亦未就国。但从上引刘荆语中“及至年老，远斥居边”一句看，郭氏似乎迁居中山国了。
郭后既废，太子刘强自知其位不保，“常戚戚不自安”，遂采纳其师郅恽的建议，(8)“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史称：“光武不忍，迟回者数岁，乃许焉”，建武十九年贬强为东海王，立明帝为太子。后又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并“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虡之县，拟于乘舆”。(9)显然，刘秀对刘强并无不满，刘强失去太子之位，只因他是郭氏之子。刘秀在废后诏书中指责郭氏“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10)刘秀共十一子，郭氏、阴氏各生五子，许美人生一子。许氏“无宠”，对郭氏不构成威胁。故郭氏不能抚循、训长的“异室”、“它子”肯定是阴氏及其诸子。在这种情况下，刘强一旦继位，郭氏势必打击阴氏及其所代表的南阳势力，引发宫廷内讧。南阳是东汉王朝的根，南阳籍功臣和外戚是刘秀集团的中坚力量。为了保护这支力量，刘秀必须废刘强而立明帝。他在诏书中说：郭氏“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而阴氏乃“乡里良家”，“宜奉宗庙，为天下母”。(11)将郭氏比作“吕、霍”，说出了他的担忧；“乡里良家”云云则表明他决意将天下托付给家族中的南阳集团。因此，刘秀改换太子后，又拜阴兴为卫尉，“亦辅导皇太子”。(12)建武二十八年，刘秀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反对说：“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13)刘秀欲以阴识为太子太傅，是想依靠阴氏保护和辅佐太子。在阴、郭两家暗中对峙的情形下，这是必要的。群臣对此心领神会，也大多认可，故皆推荐阴识。张佚之言冠冕堂皇，却不得要领。于是，刘秀拜张佚为太子太傅以示“为天下”，同时“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此后，“帝每巡郡国，识常留守京师，委以禁兵”，(14)实为太子的保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