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帝自幼为窦太后所养，但与窦氏并不亲近，对窦氏拥其夺嫡为帝也不领情。《后汉书》卷五五《清河王庆传》载：和帝代庆为太子后，“特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即位后“待庆尤渥，诸王莫得为比，常共议私事”。同书卷二三《窦宪传》载：窦氏意识到和帝日后会对自己不利，遂“共图为杀害”，企图另立新帝。和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永元四年四月，窦宪率军还京。六月，和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备南、北宫，闭城门”，夺窦宪兄弟之权，“皆谴就国”，“迫令自杀”，其“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郭璜、郭举、邓迭及弟邓磊，“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在这场宫廷政变中，和帝除了依靠郑众等宦官外，也得到清河王庆的支持。《清河王庆传》载其事曰：“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得入省宿止。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和帝诛窦氏后，一方面亲理朝政，直接掌握朝廷大权，另一方面又立阴氏之女为后，以求阴氏集团的支持。《后汉书》卷一〇《和帝阴皇后纪》：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这位阴皇后是刘秀阴皇后兄阴识的曾孙女，故曰“先后近属”。
窦氏当权，使郭氏集团一度重新凌驾于阴氏集团之上。但和帝与清河王连手推翻窦氏，又扭转了局势，使后宫主导权回到阴氏集团手中。在阴、郭两大集团的这次较量中，阴氏集团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这一结果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和帝没有站在郭氏集团一边，反而倒向阴氏集团。和帝之所以如此，除了窦太后非其生母、窦宪兄弟过于跋扈等因素外，阴氏集团在朝廷中根基更深、影响更大，应当也是重要原因。
和帝阴后身材“短小，举止时失仪”，又无子，“素妒”，(56)致使“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故和帝对阴后“爱宠稍衰”，转而宠幸邓氏。邓氏永元七年“入宫”，八年“为贵人”，因“恭肃小心，动有法度，承事阴后，夙夜战兢”，为和帝“深嘉爱焉”。阴后“恚恨”，曰：“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遂“挟巫蛊道”，“欲以为害”。永元十四年，巫蛊事发，阴后被废，忧死桐宫，邓氏立为皇后。(57)然而邓氏家族也是阴氏集团的重要成员。邓氏与阴氏世代通婚。明、章以来，邓氏“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仍然站在阴氏集团一边。(58)邓后与和帝阴后更是近亲。邓后祖父是建武元勋邓禹，从兄邓乾、邓藩皆尚明帝女，父邓训又娶刘秀阴皇后从弟之女，邓后即其所生。和帝阴皇后父阴刚则娶邓氏女，阴后即其所生。《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阴皇后巫蛊事发，乾从兄奉以后舅被诛，乾从坐，国除。”卷一〇《和帝阴皇后纪》：“后外祖母邓朱……及二子奉、毅……考死狱中。”据此，阴后之舅邓奉、邓毅即邓乾从兄，亦邓后从兄，阴后之母则是邓后从姊。由此上推，阴后外祖父应是邓禹之子。禹“有子十三人”，其中震、袭、珍、鸿、训五人见于记载，但皆未提及与阴后的关系，(59)阴后外祖父当在其余八人中。所以，和帝废阴后立邓后，并未背弃阴氏，也未改变阴氏集团支配后宫的局面。
和帝崩，长子胜“有痼疾”，(60)少子隆“生始百日”。邓后立隆，是为殇帝，而封胜为平原王。不久，殇帝亦崩，邓氏又立清河王庆长子祜为帝，是为安帝，时年十三。邓后以皇太后身份“临朝”。(61)对邓氏舍胜立隆及安帝，朝臣颇有异议。《后汉书》卷三三《周章传》：“和帝崩，邓太后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宗庙，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之。”“及殇帝崩，群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安帝。章为司空，“以众心不附，遂密谋闭宫门，诛车骑将军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胜。事觉，策免，章自杀”。“痼疾”即经久难治之疾。群臣所谓“胜疾非痼”，是说胜虽有疾但非顽固不可治。周章密谋政变，说明群臣在这一问题上与邓太后的对立相当尖锐。同书卷三〇《杨厚传》：“永初三年，太白入斗，洛阳大水。”邓太后以问“晓读图书”的杨厚，“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太后从之”。此事透露出，“诸王子”对安帝也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安帝势必更加依赖邓太后。邓太后“称制终身”，执政长达十五年，这是基本原因。
但邓太后迟迟不肯归政于安帝，也使二者之间渐渐产生矛盾。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62)
卷一六《邓骘传》：
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弘、阊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
平原王德（得）是千乘王伉孙。永初七年，平原王胜薨，无子，邓太后乃立德（得）为平原王，奉胜后。悝及弘、阊皆邓太后兄弟。弘卒于元初二年，悝、阊卒于元初五年。他们若有密谋废立之事，必在永初七年至元初二年间，即邓太后执政中期。王圣、李闰谮之在前，宫人诬告在后，安帝皆信以为真，可见安帝与邓氏之间早有嫌隙。《邓禹传》载：太后从兄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谏；“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遂谢病不朝”。此事表明邓氏子弟对家族面临的危险有所察觉。果然，邓太后死后，邓氏一门都被免官夺爵，邓骘父子及悝子广宗、阊子忠等皆自杀。
安帝亲政后，扶植清河王一系外戚。“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嫡舅耿宝，“宠遇甚渥，位至大将军”。(63)但势力更大的还是皇后阎氏一家。《后汉书》卷一〇《阎皇后纪》说：“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阎氏得为皇后，除“才色”外，家族背景也是重要因素。阎后是河南荥阳人，祖父章明帝时为尚书，章二妹为明帝贵人，故其家族也可算作阴氏集团的成员。阎氏与邓氏又是姻亲。同书卷一六《邓训传》载：邓太后死后，“宗族皆免官归故郡”，“唯广德兄弟以母阎后戚属得留京师”。《后汉纪》卷一七《安帝纪下》则作：“唯广德母与阎后同产，故得免。”《通鉴》所载同《后汉纪》。(64)邓广德是邓弘之子。由此可知邓弘妻是阎后的亲姊妹。
阎后无子，又“专房妒忌”。安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阎后“鸩杀李氏”。(65)永宁元年，邓太后立保为皇太子。次年，邓太后崩，阎后与阎显兄弟、王圣母女、大将军耿宝、宦官李闰、江京、樊丰、刘安、陈达等，“煽动内外”，“更相阿党”，废保为济阴王。(66)一年后，安帝崩，阎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史称少帝。阎显又讽有司奏耿宝、樊丰、王圣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或死或徙。阎氏兄弟遂大权独揽，“威福自由”。(67)但少帝立二百余日而崩。阎氏正欲另立新帝，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发动政变，立保为帝，是为顺帝。阎氏兄弟及党羽皆伏诛，阎太后迁离宫，次年崩。
孙程等十九人因功封侯，使宦官势力进一步抬头，但尚未达到专权乱政的程度。永建元年，孙程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三年，“帝念程等功勋，悉征还京师”，拜骑都尉或奉朝请，但仍不得干预朝政。(68)可见，顺帝仍能有效控制宦官。顺帝生母李氏被尊为恭愍皇后，但家族成员未获荣宠，盖因出身微贱。故顺帝初年，朝中亦无当权外戚。然而顺帝显然离不开强有力的外戚的支持，故于永建三年选立数贵人，其中包括窦章之女及梁商二女。
窦章是窦嘉孙，窦嘉则是窦穆孙，窦勋弟，章帝窦皇后叔父。梁商是梁竦孙，和帝生母恭怀皇后弟之子。窦、梁两家原来都是郭氏集团的成员。章帝时，梁竦与樊氏联姻，(69)开始向阴氏集团靠近。章帝窦皇后谮杀梁贵人及梁竦后，两家结怨，(70)促使梁氏进一步脱离郭氏集团。安帝时，梁商又娶阴氏为妻，(71)从而成为阴氏集团的成员。顺帝立贵人后，“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多交构其间”，似在暗中争夺皇后之位。《后汉书》卷一〇《顺烈梁皇后纪》载：“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以示“不专”，“由是帝加敬焉”。同书卷二三《窦章传》载：章女“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死后，“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看来，顺帝更宠爱窦贵人。但梁氏依傍樊氏和阴氏，在朝中根基更深，势力更大。也许正是这一情形使顺帝对皇后人选犹豫不决，一度打算抽签决定。《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四贵人当包括窦贵人和大、小梁贵人。(72)“莫知所建”说明顺帝并不想立呼声较高的梁氏，“以神定选”则意味着为窦氏保留最后的机会。尚书仆射胡广等以不符“祖宗典故”而上书谏。史称：“帝从之，以梁贵人良家子，定立为皇后。”《顺烈梁皇后纪》载有司奏曰：“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梁小贵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极。”梁氏终因家族背景而获胜。
顺帝崩，太子炳即位，是为冲帝，年仅二岁，梁太后临朝。数月后，冲帝崩，皇统再绝。群臣主张立清河王蒜，太后与冀不从，立乐安王子缵，年八岁，是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斥冀为跋扈将军，冀遂鸩杀之。群臣再次提出立清河王蒜，梁冀又不从，立蠡吾侯志，年十五，是为桓帝。对顺桓之际群臣与梁氏的这番较量，《后汉书》有如下记载：
卷五五《清河王庆传》：
冲帝崩，征蒜诣京师，将议为嗣。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质帝，罢归国。蒜为人严（庄）重，动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不听，遂立桓帝。
卷六三《李固传》：
冲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质帝崩，固等“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竟立蠡吾侯。”
清河王蒜“年长有德”，颇得朝臣拥戴，即位后势必对梁氏和宦官不利。后者因而“恶之”，两次阻止他即位，而立质帝和桓帝。这一情节大致可信。但清河王蒜“属最尊亲”之说是可以质疑的。
据《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章帝共八子，长子千乘王伉，次子平春王全，三子清河王庆，四子和帝，五子济北王寿，六子河间王开，七子城阳王淑，八子广宗王万岁。平春、城阳、广宗三王皆早卒，无子，国除。其余五子中，清河王庆为宋贵人所生，和帝为梁贵人所生，济北王寿和河间王开皆申贵人所生。千乘王伉“不载母氏”，恐出身微贱。根据时人普遍认可的“子以母贵”的原则，这五子的尊卑顺序可大致判定。和帝一支最尊，自无疑义。清河王庆曾为太子，当然仅次和帝。济北王寿、河间王开亦贵人所生，又在其次。千乘王伉虽是长子，身份却最低。
自和帝以降，“外立诸帝”大致是依上述顺序获得皇位继承权的。殇帝死后，和帝一支除有痼疾的平原王胜外无其他继承人，安帝作为清河王长子自然是第一人选。安帝初年，清河王庆及其另外二子先后卒。及安帝崩，太子被废，新帝便应从济北王寿或河间王开两支中选。安帝元初六年，邓太后诏征“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73)可见邓氏对济北、河间二王之子异常重视。济北王寿薨于安帝永宁元年，史称“时唯寿最尊亲，特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74)而阎氏所立少帝正是济北王寿之子。少帝崩，阎氏“征济北、河间王子”，仍欲从中选立新帝。(75)后来梁氏所立桓帝便是河间王开之孙，窦氏所立灵帝则是河间王开曾孙。
千乘王伉之后分为乐安、清河、平原三支。伉卒，子宠嗣，改国名乐安。宠卒，子鸿嗣，质帝即鸿所生。是为正嫡。宠另有两子，一名得，一名延平。得被邓太后立为平原王，奉平原王胜之祀，立六年薨，无子；延平被邓太后立为清河王，奉清河王庆之祀，清河王蒜即延平之子。是为旁支。显然，在章帝诸子中，千乘一支不如济北、河间“尊亲”；在千乘王系统中，清河王蒜又不如质帝“尊亲”。这一点对清河王蒜及群臣不利，对梁氏和宦官立质、桓二帝则是颇为有力的依据。
在济北、河间子孙中，桓帝及其父翼与外戚们走得最近。这也是桓帝得以入继大统的重要原因。“邓太后征济北、河间王诸子诣京师，奇翼美仪容”，及平原王得薨，遂立翼为平原王，奉胜之祀，且不之国，“留在京师”。大概在此期间，翼娶马氏为夫人。(76)这位马氏应是明帝马皇后家族的成员。桓帝为侯时，又受到梁氏青睐，被征至京师，与太后之妹为婚，“未及嘉礼，会质帝崩，因以立帝”，次年立太后妹为皇后。(77)
桓帝即位后的处境，与安帝相似而又过之。在梁氏姊妹兄弟的控制下，他完全沦为傀儡。梁氏则成为东汉历史上势力最大也最跋扈的外戚。史称“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直至十三年后的延熹二年，梁太后和梁皇后已卒，桓帝才依靠单超等宦官发动政变，将梁氏一网打尽。《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冀与妻（孙寿）皆自杀。卫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卷三四《梁冀传》：“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弃市。（冀弟）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后汉纪》卷二一《桓帝纪》：“黄门令瑗将虎贲士千人，与司隶共捕冀宗亲洛阳狱，无少长皆诛之。”
梁氏的覆灭使整个外戚集团遭到沉重打击，从此失去了朝廷主导权。桓帝诛梁氏后，又先后立邓氏和窦氏之女为皇后。桓帝邓皇后是和帝邓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但其母改嫁梁冀妻孙寿之舅梁纪，邓后“随母为居，因冒姓梁氏”。孙寿见其貌美，送入宫中为采女，“绝幸”，因立为皇后。桓帝“恶梁氏”，改其姓为“薄”，后经有司奏，得知其为邓香女，才“复为邓氏”。(78)故《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称：桓帝“立掖庭民女亳（薄）氏为皇后”。可见桓帝立邓后是因其貌美，而非因其家族背景。桓帝窦皇后是章帝窦皇后从祖弟之孙女。《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载：“及邓皇后败，而田贵人见幸，桓帝有建立之议。奉以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上书谏……帝纳其言，竟立窦皇后。”卷六六《陈蕃传》亦载：“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故窦皇后不受宠，“御见甚稀。”(79)可见，桓帝不再需要强有力的外戚。邓氏和窦氏虽再为皇后，却未能重掌朝廷大权。
外戚势力衰落后，宦官取而代之。单超等五人以诛梁氏功皆拜中常侍，封列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80)桓帝崩，无子。窦太后与父窦武定策禁中，迎立灵帝，时年十二，武以大将军辅政。为了夺回朝廷大权，窦氏与太傅陈蕃连手，“谋诛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败。窦武自杀，“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窦太后被软禁，家属徙日南。史称：“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81)灵帝皇后宋氏，乃章帝宋贵人之从曾孙，“无宠而居正位”，当然也无力干预朝政。宋皇后在位八年，光和元年，因灵帝幸姬及宦官谮毁而被废，忧死暴室，“父及兄弟并被诛”。(82)至此，以阴、郭两家为核心的外戚集团终于退出政治舞台。其后的外戚，如灵帝皇后何氏、献帝皇后伏氏和曹氏等家族，都不是该集团的成员。
何氏一家甚至大多站在宦官一边。《后汉书》卷一〇《何皇后纪》：“家本屠者，以选入掖庭。”注引《风俗通》曰：“后家以金帛赂遗主者以求入也。”此处“主者”当是宦官。何氏入宫后，生皇子辩，拜贵人，“甚有宠幸”。但她能以微贱出身立为皇后，是靠宦官的支持。《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载：“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又载进弟何苗语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至贵富。”“省内”亦指宦官。因此，何氏与宦官沆瀣一气。灵帝曾因何皇后鸩杀王美人而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83)及何进联合袁绍等谋诛宦官，何太后一再阻挠。太后母舞阳君与何苗也“数白太后，为其障蔽”，(84)极力保护宦官。最终，宦官杀何进，袁绍等勒兵攻入皇宫，尽诛宦官，舞阳君及何苗亦被杀，何太后则被董卓鸩杀，何氏与宦官同归于尽。
从章和二年（88）窦太后临朝，至中平六年（189）何氏覆灭，首尾一百零二年。其间，阴、郭两大外戚集团与章帝子孙紧密结合，共同执掌朝廷大权。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但总体上是相互依靠和利用的关系。阴、郭外戚集团只能在章帝子孙中选立皇帝，章帝子孙也必须在阴、郭外戚集团中选立皇后。大权多次易手，却不出既定范围。太后临朝之时，皇帝形同傀儡，皇帝亲政之后，仍离不开外戚的支持，故权力重心多在外戚一边。而当皇帝依靠宦官摆脱了阴、郭外戚集团后，东汉便加速走向灭亡了。这就是东汉中期外戚政治的基本格局。
五、从“四姓”及“小侯”之制看东汉外戚政治的历史意义
“四姓小侯”之称始见于明帝时。《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袁宏《后汉纪》卷一四《和帝纪》：“永平中……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曰四姓小侯。”后世史家皆沿袁氏之说，以樊、郭、阴、马为“四姓”。不过有证据表明，明帝时“四姓”可能有邓而无马。邓氏是阴太后的母家，明帝时也甚受尊宠。《后汉书》卷一〇《光武阴皇后纪》：“永平三年冬，帝从太后幸章陵，置酒旧宅，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卷二三《窦宪传》：“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迭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可见明帝时邓氏是被视作外戚的，因而其子弟也可为小侯。同书卷一六《邓禹传》：“禹少子鸿，好筹策，永平中，以为小侯。”卷三三《虞延传》：“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邓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于众。”延时为南阳太守，“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案同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三年二月“己未，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甲子，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由此可知，邓衍为小侯在马氏立为皇后之前。卷四二《东海王强传》：永平元年薨，“诏楚王……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小侯皆会葬。”此时马氏尚非皇后，其家族肯定不在“四姓”中。明帝一朝，阴、邓贵盛。章帝即位后，马氏才取而代之。故马皇后的兄弟至章帝建初四年才得以封侯，马氏子弟为小侯不会早于此。同书卷二四《马防传》：“子钜，为常从小侯。六年正月，以钜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马钜为小侯，正在章帝时。可能由于邓氏当时毕竟未出皇后，故马氏取代邓氏成为“四姓”之一。《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建和二年赐群臣帛，其中包括“四姓及梁、邓小侯”。邓既单列，肯定不在“四姓”中。此处“四姓”应指樊、郭、阴、马。
小侯制度，史料记载不详。后世史家的解释，多为猜测之辞。如颜之推曰：“谓之小侯者，或以年小获封，故须立学耳。”(85)胡三省曰：“《东平王苍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意四姓小侯亦犹是也。”(86)王先谦赞同颜、胡之说，并认为“小侯所带印，亦必有朝侯、侍祠侯、隈诸侯之别”。(87)照此说法，小侯就是年龄尚小的列侯。但颜之推又曰：“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李贤亦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88)与前说不同。今案《邓禹传》：禹薨，明帝“分禹封为三国，长子震为高密侯，袭为昌安侯，珍为夷安侯”，又以少子鸿为“小侯”。震、袭、珍皆为列侯，死后子孙袭爵，传中载之甚详。而鸿先后出任将兵长史、度辽将军、行车骑将军，和帝时出塞追叛胡，“坐逗留，下狱死”，其间不见由小侯转为列侯及因罪夺爵等事，可见邓鸿始终不是列侯。又《马防传》：“防为翟乡侯”，子钜“为常从小侯”，防卒，“子钜嗣”。如果小侯就是年龄尚小的列侯，马钜成年后便应成为正式的列侯，马防之爵便应由其它儿子继承。马钜即嗣父爵，可见之前亦非列侯。至于“侍祠、猥、朝侯”，《邓禹传》注引《汉官仪》曰：“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者，位特进，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土小国侯，以肺腑亲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师，亦随时朝见，是为隈诸侯也。”《续汉书·百官志五》列侯条所载略同。显然，朝侯、侍祠侯、猥诸侯都是列侯，与小侯无关。
从现有材料看，小侯是专为皇后家族设立的制度。其意义除了使“四姓”等后族子弟得豫朝会及依例拜官外，(89)还意味着他们是宗室贵族的成员。《续汉书·礼仪志下》载东汉大丧之礼曰：“谒者引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诸侯、四姓小侯在后，西面北上。”此外，公卿百官及列侯皆北面西上，皇后、贵人、公主、宗室妇女皆东向。“四姓小侯”和“诸侯王”、“宗室诸侯”在一起，表明他们是被视同于宗室贵族的。“四姓”如此，窦、邓、梁等家族亦同。《后汉书》卷一六《邓骘传》载：安帝诛邓氏时，“宗族皆免官归故郡”；顺帝即位后，“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骘宗亲内外，朝见皆如故事”。宗正所“复”应是邓氏属籍。东汉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90)后族宗亲亦归宗正掌管，应是“宗室亲属”的一部分。所谓“朝见皆如故事”，当包括恢复邓氏子弟的小侯身份。(91)牟润孙曾指出：西汉帝室“保有相当浓厚之母系遗俗”，表现之一便是“外戚称宗室”。(92)从上述史实看，东汉也一样。
“四姓”贵盛之时，照例出任卫尉、执金吾、五校尉、中郎将、侍中、黄门侍郎等禁卫亲近之职；又都有数人封侯，如“樊氏侯者凡五国”，“郭氏侯者凡三人”，“阴氏侯者凡四人”，马氏侯者亦三人。(93)但官职不可世袭，侯爵也常因犯罪或无子而被夺。唯有小侯，不仅人数颇多，且可世代为之。刘秀时，刘昆“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94)其中“太子及诸王”即刘秀诸子，不过十一人，“小侯”应是“四姓子弟”，多至四十余人。明帝专为“四姓小侯”立学，人数也不会太少。安帝时，邓太后模仿明帝，为济北、河间二王子女及“邓氏近亲子孙”立学，后者“三十余人”，(95)可能也都是小侯。顺帝以降，“四姓小侯”仍屡见记载。质帝本初元年，令“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试家法。(96)桓帝建和二年，赐“四姓小侯”帛。(97)此时去明帝朝已七八十年。这些“小侯”应是“四姓”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了。
小侯制度虽未赋予“四姓”太多特权，但使“四姓”的贵族身份得以长期维持。《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吕强传》载其上疏灵帝曰：“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东观汉记》：“皇甫嵩上言，四姓权右，咸各敛手也。”(98)嵩亦灵帝时人。可见“四姓”直至灵帝时仍是“贵幸”、“权右”的代表。他们聚居洛阳，同其姻亲窦、邓、阎、梁、宋等家族一起，构成庞大的外戚集团，通过垄断皇后之位，长期盘踞朝廷之上，影响和控制朝廷大权。
“四姓”都不曾临朝执政，权势不及后起的外戚家族显赫，但他们是东汉外戚集团的中坚，影响更为深远。和帝至桓帝年间，窦、邓、阎、梁等家族先后执政，权重一时，“四姓”则若隐若现，虽未出现重要政治人物，却暗中影响着皇后人选。皇后应从“四姓”及其姻亲家族中出，是时人普遍认可的原则。所谓“《春秋》之义，娶先大国”，“微贱”者“不宜超登后位”，都是为这一原则辩护的。因此，东汉皇帝在选立皇后时并无太多自主权。皇帝与皇后的婚姻主要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对刘氏与“四姓”之婚姻关系的反复确认和强调。
据史家所言，东汉皇后大多受到皇帝的宠爱。如明帝马皇后“见宠异”，章帝窦皇后“宠幸殊特”，和帝阴皇后“有殊宠”，和帝邓皇后“帝深嘉爱焉”，安帝阎皇后“甚见宠爱”，顺帝梁皇后“帝加敬焉”，桓帝梁皇后“独得宠幸”，桓帝邓皇后“绝幸”，灵帝何皇后“甚有宠幸”，唯有桓帝窦皇后“御见甚稀”，灵帝宋皇后“无宠”。其实东汉皇帝真正“宠幸”的多是其他女性，皇后恐多“御见甚稀”。东汉皇后自马氏至宋氏凡十人皆无子，或与此有关。东汉皇帝对皇后的“宠”，应从政治意义上去理解，主要指对皇后的家族及其背后以“四姓”为中坚的外戚集团的尊宠和依靠。
我们知道，刘秀统一天下的战争遇到各地豪族势力的顽强抵抗，致使其权威和号召力先天不足，也使东汉王朝的统治缺乏深固的社会基础。这一情形不仅迫使刘秀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强化皇权，大力宣扬谶纬以神化自己，督责官吏严格执法以抑制豪族势力，还使刘秀及其子孙不得不依靠“四姓”等外戚家族，即扎根于豪族社会之中，又凌驾于豪族社会之上。同各地豪族相互通婚并操控州郡事务相似，刘氏与“四姓”等外戚家族结成的豪族婚姻集团，构成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和帝以降，朝廷大权又多掌握在外戚手中。因此，我们说东汉的外戚政治是豪族社会的产物，是豪族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无大过。至于桓灵之世的宦官专权，不过是外戚政治的衍生物。孤儿寡母当朝现象长期存在，必然使宦官逐步介入权力中心。因为幼主居深宫，“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女主临政”也“不得不委用刑人”。(99)
东汉当权的外戚和宦官，不大干预朝廷大政方针和政治发展方向，未出现像弘恭、石显那样“独持故事”反对改革的宦官，也未出现像王莽那样领导激进改革的外戚。在东汉主流政治文化的裹挟和推动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尚能循规蹈矩，为巩固东汉统治出力。(100)但也有一些人滥用权力，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外戚、宦官滥用权力，主要表现在干预选举和搜刮财富两个方面。马氏贵宠时已露端倪，马防、马光“奢侈，好树党与”，“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101)窦氏当权后更甚，兄弟“俱骄纵”，“奴客缇骑依倚形执，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刺史守令多出其门”。(102)梁冀则登峰造极，一门之内“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妻家孙氏“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及梁氏诛，“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自然多是梁氏的亲信党羽。这些人“贪叨凶淫”，甚至“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赀物少者至于死徙”。后朝廷斥卖梁冀财产，“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103)宦官在桓灵二帝的包庇纵容下更是“无所忌惮”。单超等“五侯”，“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张让等“十常侍”，亦皆“封侯贵宠”，“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搉财利，侵掠百姓”。(104)
外戚、宦官的上述行为，除了满足其野心和贪欲外，也是为了扩大其家族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马、窦、梁氏都来自西北，加入刘秀集团较晚，不是核心成员。在阴、郭相争的复杂局面中，他们因缘际会成为外戚，并贵宠一时，但又先后遭到沉重打击，故其势力不及樊、郭，更不及阴、邓。在豪族社会强者为王的政治生态中，他们一旦成为皇后家族，尤其是临朝执政后，自然会产生扩大家族势力的强烈冲动。三家之中，梁氏最弱，又曾两次遭受打击，其当权后的表现最为极端恐与此有关。宦官的微贱出身和“刑人”身份与其煊赫权势反差更大。他们安插亲属宾客为官，并大肆敛财，主要目的是使其家族跻身豪族阶层，挤入权贵行列。在这些现象背后，显然有某种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
外戚宦官干预选举和搜刮财富，严重破坏了东汉的吏治，使本来就很严峻的吏治危机雪上加霜，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如“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因“前后二千石多肆贪暴”而“怀愤相聚”，“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105)又如“安定太守孙俊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尊法度”，致使羌人反叛，“寇钞关中”。(106)灵帝曾问讨虏校尉盖勋，“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答曰：“幸臣子弟扰之。”灵帝顾问宦官蹇硕，“硕惧，不知所对”。(107)黄巾起义爆发后，郎中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108)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官僚士大夫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主张限制外戚和宦官的权力。如第五伦提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109)李固认为，对外戚可“尊以高爵”，不可委以重权，应“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又主张“设常禁”，令中常侍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110)冯缗则要求恢复“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的“旧典”。(111)在皇权不振的情况下，这些主张不可能被采纳。于是，许多士大夫奋起弹劾制裁违法的外戚宦官及其党羽。如司徒袁安、司空任隗针对窦宪兄弟“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之情形，“举奏诸二千石，又他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112)守光禄大夫杜乔“徇察兖州”，表奏“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113)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在“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的情况下，“条奏牧守以下……五十余人，或死或免”。(114)不过，在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皇帝大多站在外戚宦官一边。因此士大夫们每每遭到打击报复，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名士百余人“皆死狱中”，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皆“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15)事实证明，外戚宦官专权问题积重难返。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彻底消灭他们。故灵帝时，陈蕃、陈球、阎忠、张玄、袁绍等先后“谋诛宦官”。(116)及袁绍消灭宦官后，局面才得以从根本上扭转。此后，皇帝沦为董卓、曹操等军阀的傀儡，官僚士大夫集团则成了朝中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汉末政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东汉已名存实亡，历史进入了酝酿新王朝的过程。但官僚士大夫集团在消灭外戚宦官势力的同时，并未否定和推翻豪族政治格局，他们只是在原有格局下取代了外戚宦官的位置而已。因此，豪族政治并未就此终结，它还将以士族政治的形态存在和发展数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外戚政治正是魏晋士族政治的前身。后者是在前者的母体中孕育而成的，因而携带着前者的某些基因。
（原载《北大史学》第15辑，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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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邢义田、林丽月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40、141页。
(2)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作“共王普”。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7页。
(3) 《后汉书》卷二一《刘植传》，第760页。
(4)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真定王条：“绥和二年，王杨嗣，十六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第417页）
(5) 《后汉书》卷一〇《光武郭皇后纪》，第402、403页。
(6) 《后汉书》卷四二《广陵王荆传》，第1446页。
(7)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61、68页。
(8) 《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第1031页。
(9) 《后汉书》卷四二《东海恭王强传》，第1423页。
(10) 《后汉书》卷一〇《光烈阴皇后纪》，第405、406页。
(11) 同上书，第406页。
(12) 《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第1131页。
(13)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第1251页。
(14) 《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第1130页。
(15) 《后汉书》卷一〇《光武郭皇后纪》，第403页。
(16) 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二三《窦融传》引钱大昕、周寿昌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第296页。
(17)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808页。
(18) 关于刘秀对马援的猜忌，参祝总斌：《马援的悲剧与汉光武》，《材不材斋文集》上编《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7—113页。
(19)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0) 据墓志所记马姜卒年推算，章帝出生时，她年仅二十四，似不应有外孙。故学者颇疑章帝生母贾贵人非马姜所生，罗振玉认为是“贾武仲前妻子”，杨树达则认为是马皇后“前母之姊之女”。（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页）其说可参，但证据都不充分。
(21) 《后汉书》卷一〇《光烈阴皇后纪》，第406页；《光武郭皇后纪》，第403页。
(22)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永平三年“起北宫”，八年十月“北宫成”。此前，皇帝及后妃居南宫，郭氏“失职”后“别守北宫”；此后，皇帝及后妃居北宫，“失职”后妃则“徙居南宫”。《后汉书》卷一〇《马皇后纪》：明帝崩，章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仍居北宫，而“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有所赐。是其例。
(23) 袁宏：《后汉纪》，张烈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2页。
(24)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76页。
(25) 《后汉书》卷四二《东海王强传》，第1424页。
(26) 《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第1429页。
(27) 《后汉书》卷四二《济南王康传》，第1431页。
(28) 《后汉书》卷四二《阜陵王延传》，第1444页。
(29) 《楚王英传》和《济南王康传》都说颜忠是渔阳人，《耿纯传》说他是楚人，当以前者为是。
(30) “王平”，原作“东平王”，刘颁以为系“传写之误”，甚是。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第285页。
(31) 《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李贤注：“阜成属渤海”。《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幽州渤海郡有“阜城”。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下同）引宋祁曰：“阜城，南本作阜成。”《续汉书·郡国志二》：冀州安平国有“阜城”，本注曰：“故昌城。”
(32)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涿郡有“安平”县。《续汉书·郡国志二》：安平国有“安平”县。本注曰：“故属涿。”
(33)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平原郡有“楼虚”，本注曰“侯国”。王先谦《补注》引齐召南曰：“当作杨虚……光武封马武为杨虚侯，即此县也。”
(34) 《后汉书》卷二一《刘植传》李贤注：“东武阳，县，属东郡。”《续汉书·郡国志三》：东郡有“东武阳”县。
(35) 《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卷二四河南道密州莒县条：“汉海曲县城在县东百六十里，属琅邪郡，有盐官。《博物志》曰：‘此地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
(36) 《后汉书》卷一五《王常传》李贤注曰：“石城故城在今复州沔阳县东南也。”但同书卷八二《方术高获传》李贤注又曰：“石城在今苏州西南。”恐皆误。今案《续汉书·郡国志四》，丹阳郡有石城县，王广徙封或在此。
(37) 《后汉书》卷二二《杜茂传》李贤注曰：“乐乡属信都国。”又曰：“修，县名，属信都国。”（第776、777页）《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信都国有乐乡和修，（第1633页）中山国有“苦陉”。（第1632页）
(38) 《续汉书·郡国志二》，第3424页；《郡国志四》，第3475页。
(39) 《续汉书·郡国志三》济北国（和帝分泰山置）蛇丘县条本注曰：“有遂乡”。（第3454页）《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泰山郡蛇丘县条本注曰：“隧乡，故隧国。”（第1581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通鉴胡注举正》条提要认为，耿建所封即在此。（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1页）
(40)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550页）、《续汉书·郡国志一》（第3398页）都有“濩泽”，属河东郡。《资治通鉴》卷四五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55页），认为邓鲤所封濩则侯国即在此。
(41) 参《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