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进行海战的工具是有桨战船，可能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开始时，由叙利亚沿岸的腓尼基人根据当地早期的模型，甚至是塞浦路斯人的模型发展起来的。到薛西斯的时代，腓尼基人已成为波斯帝国的属民，但他们的技术早就传到了希腊。雅典的三列桨船长120英尺，宽15英尺，船身沉重，船头的撞角包着厚厚的铁甲，桨手分上下3层，划动起来船速飞快，足以一举撞沉敌舰。36雅典的水手来自比重装步兵社会地位低的阶级，他们是船上的战士。当与敌舰咬住，短兵相接的时候，桨手可能也参与进来，战斗即从船对船转为人对人的搏斗。37
雅典之所以建立强大的海军并高度重视海军的军事作用，是由之前两个世纪中它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所决定的。在斯巴达充分发挥建立在排他性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一跃成为伯罗奔尼撒强国的同时，雅典则发展为贸易大国，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土壤太过贫瘠，难以养活国内的人口。同时，雅典也日益成为政治上的帝国，与它结盟或托它庇护的城邦远及小亚细亚。雅典被这个联盟推选为盟主，带领盟友在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海战后继续与波斯作战；公元前460—前454年间，雅典甚至投入了海军并派出远征军与波斯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国土安全且自给自足的斯巴达退出了战争，而雅典作为由较小的城邦组成的提洛联盟的盟主却力战不休，主要靠要求盟友支付越来越多的补贴；最后，纳贡的城邦多至150个。
到公元前448年，波斯的斗志被雅典消磨殆尽，和平终于得以实现。但外部的和平并未带来内部的和平。雅典人的索求无度在提洛联盟各城邦的纳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雅典插手有些地方的事务，有时甚至挑起革命来建立雅典式民主制度；在这些地方，雅典的勒索、政治颠覆和它不断扩大的战略和商业霸权，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与雅典的反目。先是科林斯，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和雅典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在冲突中，斯巴达与科林斯和底比斯结为盟友。此即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在公元前445年结束，双方均未遭受太大的损失。但雅典后来的所作所为却不可避免地再次挑起了战火。它修建起“长城”，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都围在里面，使陆上来犯的敌人无法进入；同时，在精力充沛的领导人伯里克利的极力怂恿下，雅典集中财力军力向海外扩张；它自认高人一等，对原来提洛同盟中的盟友以势压人，毫不留情，咄咄逼人地威胁着其他大商业城邦的利益和斯巴达作为陆上军事霸主的地位。公元前433年，雅典和科林斯开战。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加入了战争，还带来了皮奥夏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成员。38
这场战争才是真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它持续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斯巴达得胜而告终，但希腊城邦制度因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战后小型冲突仍然接连不断，使希腊对外敌全无抵抗之力，结果被马其顿征服并强行实现了统一；马其顿人在血缘上是希腊人的兄弟，但在希腊人眼中却是半野蛮人。独立希腊是身处一个大肆扩张的亚细亚帝国边缘的自由人民引以为傲的文明。被马其顿征服后，它终于失去了辉煌，这一文明所启发的知识和艺术生活也光彩不再。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是陆上和海上这两类迥然不同的力量的冲突，结果谁都没能压倒对方。战争初期，斯巴达几乎每年都侵入雅典的内地破坏庄稼，企图用饥饿法使雅典就范；雅典破解斯巴达这一封锁战略的办法是任乡村的居民自生自灭，城里的人靠从海上进口的粮食存活，主要经由接通黑海岸边产粮区的航道运来。当斯巴达在公元前424年派兵攻占位于这条航道之上的色雷斯港的时候，雅典不得不寻求停战。本来可能会通过外交的折冲樽俎达成持久的和平，但斯巴达人的外交努力却没能成功。它的一些盟友脱离了同盟，这使雅典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以为最终仍然有可能获胜，于是他们在公元前415年扩大了战争的范围，以求制造一场大危机。雅典对西西里的锡拉库萨发动远征，希望占领全岛，以此获取一个供应中心，彻底消除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西西里远征的确造成了危机，但远超雅典的预期。斯巴达看到，现在的问题是哪个城邦能在希腊成为执牛耳者，于是放弃了它自从温泉关以来一直坚持的爱国立场，去寻求波斯的帮助。公元前412到公元前404年间，在远至黑海入口的一系列陆上和海上的战役中，斯巴达陆军和波斯海军让雅典人连吃败仗，最终赶得雅典军队逃回长城内。波斯舰队在公元前405年的羊河战役（Aegospotami）中打败雅典海军后，出现在比雷埃夫斯外的海上；公元前404年4月，海陆两边均遭封锁的雅典被迫投降。
马其顿与方阵战术的登峰造极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之间就此休战。无论是对希腊大陆还是对希腊的海外殖民地来说，公元前4世纪都是一段悲惨的日子：争霸之战旷日持久；交战方结盟改盟越来越随意无由；出于一己之私去请求波斯的帮助，把过去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大流士和薛西斯的爱国精神抛到九霄云外。公元前395到公元前387年间，雅典及其同盟与波斯结盟对抗支持小亚细亚地区希腊城邦的斯巴达，雅典—波斯联合舰队在公元前384年的尼多斯战役中一举摧毁了斯巴达的海军。雅典的力量因此骤然剧增，波斯于是惕然不安，遂暗地里又向斯巴达提供支援；由此造成的僵局迫使希腊人承认了波斯对希腊以及希腊以外地区名义上的宗主权。尽管如此，斯巴达仍锲而不舍地企图维持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决定，甚至出兵攻打它在陆上的主要对手底比斯。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和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战役中，底比斯都大获全胜；它天才卓越的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das）表明，方阵战法在对敌时可以调整，做出决定性的战术调动。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在对方的兵力是11000人而己方只有6000人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伊巴密浓达把左翼的力量加强了4倍；为掩饰右翼兵力的薄弱，自己率部发起冲锋。斯巴达人还以为战斗会按照方阵战的老规矩进行，兵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分配，结果没能及时加强己方比敌军力量薄弱的那部分，方阵被打破，损失惨重，而底比斯方面却几乎未损一兵一卒。虽然斯巴达人吃了大亏，但9年后，他们在曼提尼亚又重蹈覆辙，再吃败仗。伊巴密浓达指挥军队打了胜仗，自己却在胜利时身死沙场，他的死部分是因为调整方阵战法后加大了指挥官身处的危险；危机尚未过去，底比斯却痛失主帅。
至此，希腊的力量正从南部和中部确立的城邦向北转移，北面的马其顿在励精图治的新国王腓力二世的统治下，正逐渐发展为地方霸权。腓力二世认识伊巴密浓达并对他钦佩备至，他自己重组了马其顿的军队，重点加强其战场调动能力，打败了西面和北面边境地区的敌人后，转而介入希腊的事务。在第三次神圣战争（公元前355—前346年）中，他打败了雅典，占领了许多和雅典结盟的小城邦，成为近邻联盟（东北）理事会的领导。他的地位一经巩固，把征战范围扩大到希腊以外后，就获得了进一步扩展权威的机会。狄摩西尼向他的雅典同乡和其他希腊人呼吁说，面对马其顿的威胁，他们应该像当初抗击波斯一样团结起来，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话。公元前339年，雅典和底比斯重整旗鼓，向近邻联盟理事会宣战，但在喀罗尼亚一役中（公元前338年）被腓力二世打得溃不成军。第二年，腓力二世召开了所有希腊城邦的大会，会上除斯巴达以外的其他城邦都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并同意和马其顿一起对小亚细亚发动远征，推翻波斯对希腊土地的控制。
腓力二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参加了喀罗尼亚战役，他带领左翼的骑兵奋勇作战，给了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两年后，亚历山大即位；时至今日，传记作家仍然就他是否参与了弑杀腓力二世的阴谋一事猜测不休。亚历山大即位后，维持了马其顿的既有政策。事实上，他对“征讨”波斯比他的父亲还要起劲儿。他彻底征服了马其顿北面边界上与腓力二世作对的宿敌后，又镇压了底比斯的叛乱，然后点起马其顿的大军，再加上由因希腊战争结束而无所事事的大批士兵组成雇佣军，在公元前334年春天渡海到达亚洲，开始了推翻当时的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战争。这是一项大胆得令人咋舌的行动。波斯占领了中东所有旧帝国的领土，版图所及不仅有波斯本土，还囊括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叙利亚和希腊殖民地所在的小亚细亚。波斯军队的中心力量虽然仍然是战车部队，但也包括重装骑兵和人数众多的希腊雇佣步兵。
亚历山大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波斯军队一样。虽然没有战车，因为战车在希腊已经不再时兴，但有重装骑兵，战马是在马其顿山脉另一边的草原上养育的；还有亚历山大自己的近卫突击队，这支队伍是骑兵（仍然没有马镫，马鞍也非常简陋），身穿铠甲，武器是长矛和剑；再有就是强大的步兵方阵，这是军队的核心，士兵身穿传统的希腊护身甲，但使用的长矛（sarissa）比过去更长，这样可以使方阵的纵深比过去增加一倍。方阵中小队的组成以部落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马其顿士兵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同时亚历山大还相当成功地在被他带到波斯的希腊人中间培养起了一种共同的爱国感。他的大军主力为步兵，总数约50000人，就连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大战役的参战人数都与其相差巨大；当时斯巴达仅召集起10000人。39
亚历山大在亚洲转战12年，在永无餍足的征服欲的驱使下，他的足迹甚至远至印度北部的平原。不过，他刚到亚洲不久就对波斯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他和波斯的军队打了3仗——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公元前334年）、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一步步摧毁了波斯帝国军队的抵抗能力，最终击败了波斯军。格拉尼库斯河战役是两军的初次交锋，它值得注意主要是因为亚历山大在指挥骑兵作战时显示出了生龙活虎的领导能力。为他作传的阿里安写道：“那是一场骑兵战，虽然采取的是步兵战法；马匹紧紧相挨……使劲儿把波斯人向后推下河岸，推到平地上去，波斯人则尽力不让他们登岸，把他们扔回河里去。”40亚历山大选择攻击点时，观察到波斯人纷纷躲藏到河岸的后面，显然这表明了他们的胆怯，也说明他们仍然保持了躲避这种“原始”的战术；我们知道，在下一个千年中，这种战术在中东的军队中仍然非常普遍。以希腊方式思维的亚历山大不耐烦别的战法，只喜欢面对面的厮杀，所以他专拣波斯军队兵力最强的地方冲锋。事实证明，他此举虽然冒险但完全值得，因为波斯士兵见他冲来吓得纷纷落荒而逃。第二条战线上的希腊雇佣兵方阵“被这天降的灾难惊得如木雕泥塑”，结果被包围起来惨遭砍杀。41亚历山大自己也受了伤，但战役大获全胜，那点儿伤不算什么。他以实际战果表明，希腊式方阵和披甲骑兵联手作战，是有可能深入波斯领土作战并发挥优势打胜仗的。第二年在伊苏斯，他更强烈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敌众我寡，敌我比例为三比一（如果大流士带领16万大军御驾亲征这个最可靠的估计准确的话），但亚历山大再一次选择攻敌之最强，看得出敌军哪里最强是因为“（波斯人）在一些地方树起了栅栏，（所以）亚历山大的参谋认为大流士是胆小鬼”。42亚历山大冒着波斯人用复合弓射出的箭雨，率领骑兵队纵马飞驰过弓箭的射程所及，直扑大流士所在的一翼。在战场中心，他的方阵和由希腊雇佣兵组成的波斯方阵迎头撞上，受到了阻截，但亚历山大把大流士赶得落荒而逃后，带领马队转过头来攻击敌人步兵的侧翼，一举击败敌人，赢得了胜利。
第三次对抗与前一次相距较久，因为亚历山大在忙于入侵并占领波斯帝国被大流士放弃的那些地方，包括叙利亚、埃及和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伊苏斯战役23个月后，公元前331年10月1日，亚历山大才再次在高加米拉与波斯军队遭遇。至此，马其顿人已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把供应给养的舰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因此可以说后勤几乎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极限。大流士盘算，如果能固守顶住亚历山大的进攻，就可能赢得此役，或者迫使马其顿人后退，那样马其顿的军队就可能解体。他把高加米拉的阵地修得异常坚固，在底格里斯河的一条支流处清出一片8平方英里的地方，使他的战车——可能是用木头砍削成的轮子——能自由活动，还修了3条并排的道路以便冲锋（我们前面看到，中国人也认为应这样准备战场）。大流士的军队不仅有战车（他自己就保留了中东皇帝乘战车巡视的传统），还有来自24个民族的部队；有的是波斯帝国治下的民族，有的是外族雇佣兵，包括一些残余的希腊兵、大草原来的斯泰基骑兵、一些印度骑兵，甚至还有一队大象。如同在格拉尼库斯和伊苏斯一样，波斯军队的人数远远多于马其顿军队——至少有40000波斯骑兵参战，而且占据了自己选好的有利地形。43似乎此役波斯人胜券在握，若非亚历山大先用拖字诀，然后又出奇兵，他们本来真的可能如愿以偿。亚历山大让波斯大军在阵地上干等了4天后才出动迎敌，他的布阵和大流士一样，步兵居中，两侧是骑兵，但接下来，他创造性地采纳了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的策略，率兵从波斯阵前掠过，进击敌人的左翼。波斯人猝不及防，没能立即反攻，马其顿人已经到了眼前才采取行动；等到波斯人终于开始冲锋时，亚历山大带着他的近卫骑兵队已经驰入波斯人留下的空当，直冲大流士而去，吓得他夺路而逃。
又过了10个月，亚历山大才追到这位波斯皇帝，但他已是一具尸体，是被卑怯的廷臣行刺而死的。亚历山大已经自封为埃及法老和巴比伦国王，又为自己加上了波斯皇帝的称号，现在他开始称自己是亚洲之王。在国内，永远不满的斯巴达人和雅典人起来叛乱，遭到了镇压，希腊联盟再次任命亚历山大为终身最高统治者；他现在要开始真正行使他的各种头衔赋予他的权力了。他把自己面临的各种选择看得很清楚：
或摧毁波斯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后，撤到幼发拉底河一线；或就此停手，像图拉真后来所做的那样，只保留对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控制；或继续征服波斯帝国其余的地方。亚历山大选择了第三条路。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十分相似，它富饶的平原极易受到北方剽悍山民的攻击，它远方的省份形成了阻挡好战的游牧民族的防线。
简言之，亚历山大无意中继承了河谷地区历代君主的战略忧患。那些忧患和中国与黄河河套以北民族的关系、罗马和拜占庭在亚洲边界上的战争，以及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确定并守住它东临大草原的边界的努力同属一类的问题。面对他继承的这些问题，亚历山大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绝妙的积极东进政策，通过把控制线不断向东推进，使可能入侵波斯腹地的敌人无立足之地。然而，他率军远征，足迹遍布中亚和印度北部，其实是在追求一个虚妄的幻觉。每打败一个敌人后，总是又出现新的敌人，直到士兵们厌倦了无休止的征战，军心浮动，迫使亚历山大整军回国。他留下了一连串表面上希腊式的卫星国，在他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去世后分封给他手下的各个将领。但那些国家基础不牢，统治者之间又发生龃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它们大多舍弃了希腊式的政治形式，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
亚历山大的征战占了天时。作为他主要目标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扩张过甚，鞭长莫及，边缘地区防卫虚弱。马其顿方阵的战士个个勇猛，善于肉搏，而亚历山大的披甲骑兵，如阿里安精辟地指出的那样，就是马背上的重装步兵；迎战的波斯士兵却大多仍属于中东的传统作战文化，习惯于避免近身肉搏、依靠弓箭和投枪、借地形阻挡敌人的前进。亚历山大还有一个好运：他征服了波斯的中心地区后接着挥师中亚，那里的人在后一个千年间从伊斯兰教那里汲取了力量，并积聚了丰富的马上作战经验，但当亚历山大来袭时，这些都尚未发生。亚历山大的一生的确是史诗般的一生，然而，后来他在拜占庭的继承者在守卫帝国北面高加索边界和南面尼罗河边界的努力中未能重现他的丰功伟绩，却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亚历山大的意志、能力或资源，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棘手得多的军事难题。
罗马：现代军队的孕育地
亚历山大带来的希腊精神不仅在东方土崩瓦解，在本土也荡然无存，虽然并非因他的继承者之间的不和所致。马其顿王室在马其顿本土和希腊的权力最终被在亚历山大时期尚微不足道的罗马人所推翻。罗马的崛起多亏了希腊。公元前6世纪，罗马不过是河岸上的一个小村子；国王下辖3个部落，部落的名字都是伊特鲁里亚语，说明北面的伊特鲁里亚影响巨大。公元前580—前530年间，在塞维·图里乌国王的统治下，罗马的人口似乎组织为5个军事阶层，都来自有产阶级，还有一支民兵，肯定练习过重装步兵的战术。44后来，罗马人声称他们的战术来自伊特鲁里亚，但似乎更有可能是来自希腊；当时南部意大利居住着许多希腊人，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大约同时期，罗马的君主制改为共和的政府形式，初展拳脚扩大势力范围的罗马就是共和制的罗马；罗马人先是与受到北部意大利的高卢人夹击的伊特鲁里亚冲突，然后直接和高卢人交锋，最后是和南面的萨莫奈人打仗。公元前3世纪，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的希腊殖民地发现罗马的南征军兵临城下，遂立即向亚历山大在希腊建立的一个王国的国王皮洛士求援；皮洛士虽然带兵打败了罗马军队，但代价惨重，尤其是在奥斯库卢姆（Ausculum）战役（公元前299年）和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战役（公元前295年）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震恐之余，撤出了战斗。
至此，罗马军队已大大改进了原来重装步兵的组织格式。在和战阵松散但作风强悍的高卢人作战时，罗马将领发现己方军队密集的方阵反而成了掣肘。于是他们改变了制度，让方阵中的分队［称为“中队”（maniples）］在战场上独立运动，并逐渐抛弃了用长矛戳搠，改用掷投枪（pilum）的办法；战士掷出投枪后，随即持剑冲上前去。公元前4世纪期间，罗马军队中由几个中队组成的师开始被称为军团；战士也逐渐弃用重装步兵的沉重装备，换成轻便的椭圆形盾牌，最终采用了轻便得多的标准铁环护身甲；这种铠甲挡不住方阵战中长矛的刺击，但足以抵御刀剑和箭矢。装备和战术的改革对罗马军队长远的作战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罗马人建立了新的兵役制。希腊城邦经常使用雇佣军，公民自备武器上战场这条原则因此大打折扣，有的城邦甚至不得不花费公款给战士配武器、发军饷。到公元前440年，雅典的海军和海外驻军已全部靠公款维持。不过，人们仍然认为重装步兵有义务自己出钱打仗。45公元前4世纪，罗马放弃了这个观念，改为按天给军团战士发放津贴。这标志着罗马和希腊的军事制度最重要的分别。罗马的小农在越来越强势的政治阶级的命令下，切断了和土地的联系，不再靠土地吃饭，变成了职业军队的兵源；罗马的军队年复一年，征战的路途越来越远，使共和国的土地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罗马帝国。46
罗马从共和国变为帝国的动机是学术辩论的一个重要题目。传统的观点以罗马的资料做依据，认为肯定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罗马不像希腊，需要找到粮食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因为离罗马城不远就有肥沃的良田可以吞并。另一方面，罗马靠征战大发横财，帝国的扩张无须自己出资，而是靠抢掠被征服的人民。在扩张初期，罗马人一定非常热心地在意大利夺取新的土地，统治阶级可以获得庄园，农夫可以获得耕地；一旦征服了一个地方，绝不愁没有买地或租地的人；罗马建立的农耕殖民地很快巩固下来，通常都兴旺发达。然而，说罗马打仗是为了俘获奴隶，让他们在统治阶级不断扩大的庄园上干活，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牵强；认为罗马历届政府还抱有抢夺战利品这种原始的想法也似乎证据不足。罗马在意大利征服的地方基本上无钱可赚，既没有贵金属或矿藏，也不出产高级手工艺品。尽管如此，“罗马人赢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不可能不期望得到物质上的收获”。二者在罗马人的观念中并驾齐驱。古典历史学家威廉·哈里斯（WilliamHarris）说得好：“经济收益对罗马人来说……是军事成功和权力扩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7
罗马人的战争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民族和邻国的战争的最大特点不是作战的动机——作战动机与众不同的要数桀骜不驯、个性鲜明的希腊人——而是他们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凶猛。48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的罗马战士的凶狠勇猛只有1500年后的蒙古人或帖木儿的骑兵差可比拟。罗马人和蒙古人一样，把敌人的抵抗，尤其是被围城内军民的抵抗，作为借口，对战败者杀无赦。罗马早期军事历史研究领域中最权威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描述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统帅大西庇阿在公元前209年一举攻下新迦太基（西班牙卡塔赫纳）后，
根据罗马的习俗，（挥军）转向城里的人民。他要士兵见人就杀，鸡犬不留，但没有命令不准抢劫。这样做是为了在人的心中造成畏惧。所以，在罗马人攻陷的城里不仅能看到被他们屠杀的人的尸体，还有被劈成两半的狗和砍下来的别的动物的腿。这一次，屠杀的范围特别大。49
新迦太基的惨剧在许多地方多次重演，有时有的城池希望主动投降能使自己免去一劫，但罗马人照样大开杀戒。他们甚至在战场上也如法炮制。公元前199年，罗马人曾和马其顿人打过仗；马其顿人后来发现他们战死的战友们肢体残缺，尸体遍布战场，惨不忍睹。这在希腊人眼中是亵渎，希腊人认为，作战者有义务掩埋战斗中牺牲的战士，无论是敌是友。如果在多塞特郡的梅登城堡考古发现的屠杀遗迹可以用作证据的话，那么可以确知罗马人这种大肆屠杀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公元1世纪。
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
在许多方面，（罗马人的）行为与古时候许多其他非原始民族的行为大同小异，但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在战斗中表现出如此极端的凶猛，同时却又达到了如此高级的政治文化程度。罗马帝国主义基本上产生于罗马人的理性行为，但它也有着黑暗的非理性的根源。罗马战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经常性，几乎每一年，罗马人都会出动大军进行大规模暴力行为，这种经常性给他们的暴力行为涂上了病态的色彩。50
从比较军事史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我们已经看到，暴力的冲动有许多表现形式，虽然多数人当知道表达暴力冲动会给自己带来人身危险的时候，会抑制这种冲动，但少数人不会这样做。尽管方阵战动作迟缓，因此限制了暴力冲突的效果，但是两军接触时爆发的暴力仍然十分可怕；方阵中的战士不仅要背离自我保全的本能，还要违反许多文化中对面对面杀戮的普遍禁忌。希腊人以一种方式表现出他们学会了克服人的本能和文化的禁忌，罗马人这方面的表现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尽管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水平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们似乎保留了祖先的原始狩猎者心理，把人看作要捕猎的动物，杀人时丝毫不考虑生命的宝贵，如同野兽对待其他野兽那样。
然而，罗马人的战争固然间或有极端的暴力发生，但从未像后来蒙古人和帖木儿的军队那样惨无人道，所到之处焦土千里。罗马人是一点一点、零敲碎打地吞并土地、巩固领土的，恺撒征服高卢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布匿战争后，他们并未像帖木儿一样横冲直撞、烧杀抢掠。他们没有堆起骷髅的金字塔。他们在领土边界处建起军垦区，如公元前3世纪在利吉里亚建立了殖民地，但罗马公民是自愿去那些地方定居的，不像由亚述人开始，后来被蒙古人、突厥人，最终是俄国人所效法的那样，把治下的人民强行迁移离开故土，作为对他们不忠的惩罚。
罗马人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相对克制，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罗马军队没有马背上的民族那么高的机动性。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军团中还包括相当大的一支骑兵部队，但自那以后，由于社会和物质的原因，骑兵逐渐缩减到小型的附属部队。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无法放养太多马匹，而原来的骑士阶级又逐渐放弃了军旅生涯，转而留在城里从事政治活动。51罗马军团自扩张时代开始，就显示出出色的行军能力，可以连续多日以正常速度行军；国家则负责提供军饷和军需。然而，步兵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稳步前进，不能像游牧民族的军队那样疾驰。因此，罗马的扩张是积聚性而非爆发性的。
另外，决定罗马扩张的积聚性格式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军队本身的性质。它很早就变成了“常备”军，成为官僚体制，到和迦太基打布匿战争时，它的形式已经固定，一直保留到3世纪罗马帝国遇到了条顿蛮族挑战的时候。历史学家认为是亚述创立了常备军制度。的确，亚述的一些做法，包括给全职军人定期发饷、建立武器库和军需库、修筑兵营和集中制造武器装备，可能为后来的帝国树立了榜样。这样的做法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期间，部分地通过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接触，部分地通过需由国库负担的雇佣军市场的兴起，从中东逐渐渗透到西面战事频仍的地区。然而，没有任何军队达到过罗马共和国那样有法律、有规则的招募、组织、指挥和供给的水平。从布匿战争开始，自信自立的罗马军队即独立于文明世界的所有其他制度，可能唯有中国的官僚统治能与它相比，尽管官僚统治是无形的。
罗马的战事绵延不断，有抗击外敌的战争，也有罗马人自己发起的战争；罗马的军队在无休止的征战中能够坚持下来，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国家解决了所有中央政府都头疼的问题，即如何确保既可靠又得力的兵源。到布匿战争的时候，虽然民兵的义务在理论上依然有效，但实际上已经不再援用，而是经选拔（dilectus）招募军团士兵，在报名的公民中择优录取，服役期6年（可能延长到18年）。采用选拔制度反映了小农境况的恶化，实际上，富人庄园的不断扩大正逐渐蚕食小农经济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再务农，人们似乎很愿意志愿入伍领取军饷，因此，直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之前，一直不需要通过法律缩短服役期。52高级军官不需通过选拔，因为那时罗马的政治制度规定，出身好的年轻人要想作为候选人参加包括执政官在内的任何政治职位的选举，首先必须担任一段时间的军团司令官，每一个军团有6个这样的位子；候选人一般都有10年的从军经历或参加过10次战役。罗马变为帝国后，尤其是在3世纪的军事危机期间，这方面的资格要求放松了，但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都认为，统治的权利最终要通过显示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才有合法性。53
1000年后，欧洲的君主制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燃起了研究古典知识的热情，依照罗马军队的模式建立起了伟大的现代军队，但罗马军队的力量以及使其成为后人样板的特点既不在于它的招募制度，也不在于它的高级指挥，而是在于它的军团干部制度——百人队长制。罗马的百人队长都是从行伍中选拔出来的身经百战的优秀军人，他们是历史上第一批专业军官。他们是军团的脊梁，是他们把纪律守则代代相传，是他们积累保存了罗马军队在连续5个世纪几乎没有间断的战争中百战百胜的战术精华的宝藏。
罗马史家李维为我们留下了一位罗马共和国百人队长的服役记录。它准确地反映了这群卓越非凡的人的特质，它突出表明百人队队长制在当时不啻一场革命。在那以前，参军打仗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应急的活动，或是由雇佣兵做的事；事实上，如果加以适当调整，百人队队长制其实就是任何伟大的现代军队中的准尉制度。斯普里乌斯·利古斯提努斯（Spurius Ligustinus）告诉公元前171年的执政官说：
我是在（公元前200年的）执政官任期期间参的军。我跟随部队去了马其顿，当了两年小兵，参加了对腓力国王的作战；第三年，我因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百人队队长，在青年兵（hastati）第十中队服役［青年兵以及成年兵（triarii）和壮年兵（principes）最初是根据财产的多寡所排列的中队级别，一直沿用了下来］。腓力国王死后，我们解甲归田，回到了意大利，但我马上作为志愿兵跟着执政官M·波西乌斯（公元前 195年）去了西班牙。我受到指挥官的赏识，被任命为青年兵第一百人队的队长。对埃托利亚人和安条克国王作战时（公元前191年），我第三次志愿当兵入伍。到马尼乌斯·阿奇利乌斯（ManicusAcilius）任执政官时，我当上了壮年兵第一百人队的队长。我们赶走了安条克，打败了埃托利亚人后，又回到意大利。后来我两次参加军团作战，每次服役期一年。然后，我在西班牙打过两次仗（公元前181年和前180年）……我和省里其他的一些人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在弗拉库斯（Flaccus）执政官的带领下参加了凯旋仪式。几年内，我4次担任首席百人队队长（primuspilus，成年兵第一百人队的队长），共有34次因作战勇敢受到上司嘉奖。我6次被授予公民冠，在军中服务了22年，现已50多岁了。54
利古斯提努斯有6个儿子和两个已出嫁的女儿，他想申请继续服役或晋升；根据他过去的出色表现，他被任命为第一军团的第一百人队队长。
罗马的军官团里有许多像利古斯提努斯这样的卓越人才，他们把从军作为终身的职业，绝不想跻身于统治阶级；他们的抱负就是在自己从事的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受人尊重，并可借以维生的职业中取得成功；有这样的军官团，罗马的疆界得以从大西洋扩张到高加索应是意料中事。无论罗马用了什么手法，它都把一个小城邦的武士精神转变成了真正的军事文化。那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为罗马社会各阶层所共有，但它却植根于并表现为一个单独的从属性专业群体的价值观。这个群体成员的生活在物质上绝非优越。尽管罗马军团是高效的作战机器，但战争仍然十分血腥和危险。百人队队长和军团战士一样和敌人近距离作战，经常是近身肉搏，他们把负伤视为自己所选择的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危险。比如，尤里乌斯·恺撒在写到他公元前57年在现代比利时的桑布尔河对内尔维人作战时，描述了如下的紧急时刻：
士兵们挤得太紧，无法放手搏斗，因为第十二军团的旗帜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第一批步兵队的所有百人队队长都已捐躯，旗手也牺牲了，旗帜不知所踪。在另一个步兵队中，几乎所有的百人队队长非死即伤，首席百人队队长塞克斯提乌斯·巴库卢斯（SextiusBaculus）那个勇猛过人的好汉浑身是伤。他伤得如此严重，连站都站不稳。55
这是对军团战争淋漓尽致的写照。军营中的生活一成不变，要站岗，要劳动，按时开饭，按时洗澡——和距今100年前欧洲军营的生活完全一样；但一旦投入战斗，这样按部就班的生活一下被打乱，战士要面对一群挥舞着致命武器咆哮着冲上前来的敌人，他们须发蓬乱，可能脸上还涂着各色颜料，尘土满身，散发着竭力打斗造成的汗臭，同时也难掩心底的恐惧。无须多言，光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罗马的职业战士不是为了钱而从军的。56他的价值观直到现代仍然为军人所奉行：为自己与众不同（男性特色鲜明）的生活方式而骄傲；注重自己在战友当中的名声；自豪于标志着事业成功的象征性标记；希望得到晋升；期冀光荣退伍，以及退伍后过上小康的生活。
随着帝国的扩大，军队也修改了招兵条例，开始招纳非意大利人，或是做军团战士，或是做骑兵，或是做轻型步兵附属部队；军事职业遂出现了多民族的特点。把军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主要是对罗马的责任和义务。在对10位罗马战士生涯的一次调查中，他们的墓碑表明，他们都是在1世纪和2世纪期间在为帝国的征战中为国捐躯的。这次调查发现的结果令人吃惊：一个来自毛里塔尼亚（现代的摩洛哥）的骑兵死在哈德良长城上；奥古斯特第二军团的旗手出生于里昂，死在威尔士；第十双子军团的一位百人队长出生于博洛尼亚，在日尔曼条顿堡森林的惨败中战死；同一个军团的一个老兵出生于莱茵河上游附近，死在多瑙河边，现代的布加勒斯特；还有一个第二附属军团的战士出生于现代奥地利，死于埃及的亚历山大。57显示罗马军团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的殡葬记录中最感人的可能就是哈德良长城两头分别安置的两块墓碑了：一块是妻子的墓碑，另一块是她做军团战士的丈夫的墓碑；她是本地人，他却出生在罗马统治下的叙利亚。
然而，罗马军团作为常备军，是用来按部就班地建立帝国，而不是突飞猛进地推进扩张的。自罗马和迦太基的布匿战争开始，军团越来越频繁地远离本土在外作战，并接纳各个民族的人作为成员，其中许多人来自罗马向着帝国的方向发展初期的“蛮夷”地区。迦太基城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首次和罗马人发生冲突适值罗马在和周围意大利各国的交战中摧枯拉朽，一路向南，兵临西西里，那是迦太基心目中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罗马和迦太基的敌人皮洛士的冲突大大削弱了皮洛士在西西里岛上的力量。公元前265年，罗马和迦太基两强相遇，争夺对西西里的统治权，在海上和陆上都开辟了战场，战局迅速扩大，直到迦太基人被迫认输，罗马确立了对西西里岛西部的控制。至此，罗马的海外帝国雏形初具。接下来，罗马又把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收入囊中，并开始试图进入高卢人的土地，与此同时，迦太基则沿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征讨和罗马结盟的城邦，以此来反击罗马的扩张。公元前219年的萨贡托之围[1]再次挑起了战火；战争持续了17年，最后迦太基战败，但罗马人也险些崩溃。战后，罗马登上了地中海地区霸主的宝座。
迦太基的海军舰队实力强大，但陆军主要靠从北非沿岸招纳的雇佣兵，饷金由国家开支负担；迦太基是贸易帝国，触角远及不列颠的产锡区。刚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出了两位名将——汉尼拔和哈斯德鲁巴两兄弟。他们的带兵能力和战术创新克服了因使用雇佣兵而对远程作战的能力造成的限制。第二次布匿战争甫一开始，汉尼拔就打了个开门红，那一仗也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他从西班牙闪电般穿越南部高卢，翻过阿尔卑斯山直插意大利中部，随身还带着一队大象。公元前217年，他在特拉西梅诺湖打败了罗马的一支军队后，绕过罗马城，在南方找到了盟友，顶住了费边·马克西姆斯的拖延战，把大军驻扎下来，希望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位继承者、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国王能前来与他会师。至此，罗马人不再愿意实施费边的拖延战术。公元前216年，罗马的野战军开到阿普利亚附近的坎尼准备和迦太基人作战。8月2日，16个军团的75000名战士开始进攻。罗马主将瓦罗把步兵大部队摆在中间，骑兵分在两翼，这是标准的传统列阵法。汉尼拔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步兵的精锐排在两翼，中军力量反而比较薄弱。罗马军队冲上前来后，马上遭到包围，退路被迦太基骑兵切断，50000残兵在逃跑中惨遭屠杀。19世纪的法国战术分析家阿尔当·迪皮克（Ar-dantduPicq）就是根据坎尼会战的例子首先提出了军队在撤退时最有可能遭受惨重损失这一重要论点。
罗马人靠牵制战略才没有因在坎尼的惨败而崩溃。在后方，一般免服兵役的没有财产的人，甚至奴隶，都被征召来组成新的军团，因此得以提供足够的军力把汉尼拔限制在迦太基的盟友所在的南部意大利。具有先见之明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执政官在西班牙驻扎了两个军团，防止汉尼拔从那里调集增援部队，罗马就用这两个军团发起了进攻。公元前209年，西庇阿的儿子，后来著名的大西庇阿，对卡塔赫那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他的部队在卡塔赫那犯下的暴行吓得附近原来置身事外的城邦纷纷归顺。当哈斯德鲁巴带领的军队且战且退，沿着他哥哥汉尼拔11年前走过的道路回到亚得里亚海边时，罗马大军在梅陶罗河追上了他们，把他们打得大败。在西班牙接替哈斯德鲁巴的迦太基将领也叫哈斯德鲁巴，他在一次战役中被西庇阿打败。尤其丢脸的是，西庇阿使用的正是迦太基在坎尼会战中制胜的战术。西庇阿乘胜前进，渡海到了非洲，逼得迦太基急召汉尼拔回国。两国大军于公元前202年在地处现代突尼斯的扎马遭遇。迦太基的大象冲锋奈何不了西庇阿摆的棋盘阵。罗马军队开始反攻后，把迦太基军队一举压倒，汉尼拔自己侥幸脱逃。
迦太基的最后灭亡是50年以后的事，其间罗马主要忙于对希腊和受希腊影响的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公元前196年，希腊各城邦接受罗马摄政；当希腊化的叙利亚王国插手干预，企图扭转形势的时候，罗马军团先是移师叙利亚，然后又开到小亚细亚，很快控制了所到的大部分地方；亚历山大的几位将军各自统治的王国中最重要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到公元前30年也告陷落。
至此，最著名的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经过从公元前58年—前51年的一系列战役，已经把高卢纳入了帝国的版图。罗马自公元前121年把高卢人的部落赶出北部意大利后，又通过扩大在西班牙的省份进入了高卢人的地盘。公元前58年，罗马人遇到了第一次有记录的大规模入侵，入侵者是住在现代瑞士的赫尔维西亚人。为了阻挡赫尔维西亚人的前进，恺撒在罗讷河谷修建了拦阻工事，并和高卢人联手抵挡他们。恺撒击退了赫尔维西亚人之后，发现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领导的条顿部落正对他刚到手的地方虎视眈眈，于是他以攻为守，北渡莱茵河击败了敌人。他的成功虽然使南方的高卢人欢欣不已，却令莱茵河以北各日耳曼部落的人警惕不安。恺撒和这些极端好战的部落打了4年的仗，虽然中间因他要讨伐布列塔尼的维内蒂人和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不列颠凯尔特人（公元前56—前54年）而一度中止，但恺撒最终成功地在全高卢实现了名义上的和平。接下来，高卢人为避免被纳入罗马帝国，孤注一掷，于公元前53年在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的带领下发动大规模叛乱；恺撒只得再次对高卢用兵。高卢战争这个最后的阶段持续了一年的时间，高卢人在战斗中使用了大量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战术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到韦辛格托里克斯退到塞纳河源头附近的阿莱西亚，在那里的巨大城堡里据守。他的这个决定是一着错棋：罗马人在围城战方面的经验和技术无人能及，也许他们的有些围城技巧是通过几个世纪以来遍及中东的军事技术国际传播渠道，几经转手，从最初发明者亚述人那里学到的。罗马军队迅速断绝了阿莱西亚得到救援的任何可能性，围着它建造了一圈碉堡（“壁垒包围”和“围城工事”线），每个碉堡周长约14英里。罗马军团战士个个是用锹能手，军团在敌人领土上行军时，每天夜里都自动建起式样一致的带壕宿营地。当据计人数在25万以上的凯尔特援军到来时，恺撒用储存在围城工事里的给养供应自己的55000名战士，顶住了敌方援军的攻击，同时继续围困阿莱西亚城堡。韦辛格托里克斯三次突围不成，最终被迫投降。他被恺撒带回罗马，在举行了凯旋式后被处死。韦辛格托里克斯一死，高卢人抵抗并入罗马帝国的斗争群龙无首，遂告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