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创痛使好几代美国人不再迷惑于军装和军训营那虚假的浪漫。然而，南北战争表明，非职业军人的志愿兵照样可以成为铁军。这鼓励了其他地方想要成为公民—战士的人们踊跃“报名参军”，特别是在英国；它也为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提供了根据，证明它们逐渐扩大由服役期满的士兵组成的预备役以便随时动员入伍是有道理的。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主旨是尚武强军，而它们在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成功更助长了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大陆从1815年到1914年战事寥寥，虽然1848—1871年间爆发过国际冲突，还有一些内战，但那个时期仍然被称为“百年和平”；但是欧洲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在印度、非洲和中亚及东南亚十分活跃，他们打赢的战争规模虽小，获得的利益却大得惊人，使他们的国民得意非凡。然而，促使公众支持军事化的最重要的推手也许是军事化过程本身使人感到的兴奋和刺激。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最具吸引力、最令人激动的思想之一是人人平等。在欧洲人内心深处，平等意味着有权携带武器，因此人们相信，当兵能使自己成为更完全的公民。大革命消灭了雇佣兵现象，也废除了过去的武士阶级对军队指挥权的垄断。法国大革命的军队以及后来法兰西帝国的军队被视为促进社会团结，甚至提高社会平等的工具——也许那只是自欺欺人，因为过去的武士阶级一直在顽强地捍卫自己任命指挥官这一硕果仅存的权力。军队中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希望晋升军官，因此而提高社会地位，而所有入伍的年轻人身上穿的军装就是他们被完全接受为社会平等一员的证明。雇佣兵和常备军的招募方式尽管不同，但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屈从和奴役；相比之下，普遍兵役制给人带来的是体面，甚至是远大的前途。威廉·麦克尼尔写道：“这听起来像是自我矛盾，但放弃自由经常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特别是对于身处千变万化的环境之中，尚未成年的年轻人来说。”45
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欧洲狂热的军事化趋势中有一定的幼稚心态，此言或许不虚：“幼稚”（infantilism）和“步兵”（infantry）的词根是一样的。若果真如此的话，幼稚的欧洲就是一个会思想的孩童。聪明人和负责任的政府找出种种理由，长篇大论地说明政府的行为是多么正确。所以，当1905年法国为进一步扩军而大举征兵的时候，法国下议院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理念……必然受到法国大革命崇高思想的激励：一个多世纪过后，当立法者能够要求所有公民，不分财富、文化或教育水平，在没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情况下把同样的一段时间献给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证明民主的精神再次跨越了流逝的时间。46
这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在光明之城（指巴黎）所说的话，时值建立大规模公民军队的后果显现出来的9年前。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天，巴伐利亚各大学的校长联合发出了如下的呼吁：
同学们，缪斯沉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斗，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奋起保卫德意志文化，它受到了来自东方的野蛮人的威胁；我们必须保卫德意志的价值观，它们引起了西方敌人的嫉妒。条顿之火再次熊熊燃烧。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圣战就此开始。47
发出呼吁的这些德国高等教育的领袖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只有德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可以与之相比。从他们这篇令人惊讶的咆哮中，看得出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中五六个半原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原始的要素，之前它们一直被掩藏在表面下。理智和学问抛到了一边（“缪斯沉默了！”）。宣扬来自大草原的威胁（“来自东方的野蛮人”在这里指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德国自己的野蛮过去突然成为可敬的东西（“条顿之火”摧毁了古典文明，后来还主要是靠德意志的学者重新发现并恢复了古典文献）。圣战的概念是穆斯林的概念，不是基督教的，甚至不是西方的概念，可是这里发出圣战呼吁的那些人无疑认同欧洲普遍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所到之处，唯一的作为就是通过教授《古兰经》来散播腐败和落后。
巴伐利亚——可以说是全德国——的大学生看不到个中矛盾之处。尽管他们从未受过军训（兵役法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免服兵役），但几乎所有大学生都报名参军，组成了新的第22和第23军团；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开赴比利时伊普尔附近的前线与英国的正规军交锋。结果这些天真的大学生惨遭屠戮（德国称那次战役为“对孩子的屠杀”），时至今日，那里还矗立着纪念那次战役的惨状的纪念碑。朗厄马克（Langemarck）公墓设有一座神祠，上面雕刻着德国各大学的校徽，公墓中一共葬有36000名年轻人的遗体，全部死于那场历时3周的战役；这个数字几乎等于美国军队在7年越南战争中阵亡人数的总和。
火药和普遍兵役制的文化
有一个人逃脱了埋身朗厄马克公墓的命运，在由大学生组成的部队中，他是个异数；因为他脾气暴躁，没能上大学；这个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部队表现良好，尽管几次受伤，但仍继续服役，直到大战结束。他能活下来也是异数。他所属的第16巴伐利亚预备队在伊普尔打了一个月的仗后，原来的3600名士兵中只有611人没有受伤。一年之内，队里的老兵几乎无一幸存。如此严重的伤亡在所有交战的军队中司空见惯。这在两个方面代表着空前的流血死亡：总的伤亡人数与任何战争相比都绝对是最高的；从所占适龄人员的百分比来计算，伤亡率也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比例的人口投入过战斗。确切的伤亡人数难以断定，任何军事史学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就像沼泽地，越想找到出路，陷得就越深。在19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从来没有准确的平民人口的数字，所以且不说大多数情况中对军力的估计不可靠，即使可靠，也很难确定所报告的——通常也是不可靠的——战死的人数占全国符合当兵条件的总人数的比例。比如，虽然普遍相信罗马共和国在坎尼战役中投入的75000名战士折损了50000名，但我们无从得知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能够参军的总人数是多少，所以无法把那场灾难与公元1世纪条顿堡森林一役的失败相比较。
不过，可以保险地假设，所有国家在普遍兵役制实行之前，军队都只占人口很小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口为2910万，军队人数是15.6万（虽然到1793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队扩大到98.3万人）；我们也知道，战斗中的死亡人数除极少数例外，一般不超过参战部队总数的10%；我们还知道，战争中真正打仗的时候不多（法兰西共和国从1792年到1800年间，陆上和海上加起来一共打了50场战役，也就是一年6场，按照早年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48由此可以认为，19世纪以前，家中接到亲人战死的悲痛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拿破仑打仗动用的野战军规模庞大，有时相当于旧制度下法国军队的总和，战士死亡的人数亦随之升高。在莫斯科外的博罗季诺一役（Bordino，1812年）中，他胜得极惨，12万大军损失了28000人；而在几乎是首次有精确统计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72000人大军死了27000人，威灵顿的68000人中有15000人阵亡。
美国南北战争的数字（可靠数字是根据领取抚恤金的阵亡者遗孀的人数算出来的）显示出阵亡人数的上升：4年战争中打了48场大仗，南方军队的130万人死了大约94000人，北方的290万士兵有约11万人阵亡。南方军队比北方的阵亡率高，大约是7%对北方的3%；原因有几个，包括开小差的人较少，军队总人数少，因此战士轮到上战场的机会更多，等等。491860年，美国总人口才3200万；4年的战争造成20万年轻人的死亡，这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创伤，使他们痛恨战争；战争期间疾病和困苦使另外40万人丧生，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50
到1914年，过去战争中的主要杀手——疾病——已经不再是军队的克星。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英军打的最后一次战士死于疾病多于死于子弹的战争。但这使得1914—1918年间的伤亡更加令人心碎。从军成了有利健康的生涯；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导致的产量提高，士兵个个身体好，吃得饱；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如此之多，直接反映了前一个世纪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平民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增加，结果是大批士兵被派往前线去送死，死亡人数连年剧增。到1915年9月，在马恩河、埃纳河（Aisne）、皮卡第（Picardy）和香槟的几次战役中，法军前线作战的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之众，其中1／3为阵亡。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法军有50万人死伤（一般死伤的比例为一比三），德军死伤超过40万；同年7月1日打响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英军就阵亡20000人，几乎等于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由于受伤和疾病致死的总人数。
到1917年，法军已经阵亡了100万人；4月在香槟地区发动了又一次灾难性的进攻后，法军的一半作战部队拒绝执行再次出击的命令。这一事件被含糊地称为哗变，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难以承受的伤亡概率面前的大规模罢战；到大战结束时，法军作战部队中9个人中就有4个或死或伤。1917年底，自1915年5月开始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大利军队也拒绝再战；他们在阿尔卑斯发动了11次劳而无功的进攻，遭受了100万人的伤亡后，在奥德联军的反攻面前一触即溃，直到停战也没能恢复元气。俄国军队的死伤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但那时俄军士兵也开始，用列宁的话说，“用脚投票支持和平”。若不是俄军在东普鲁士、波兰和乌克兰遭到惨败，无力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回头看去，伤亡率的激增很容易找到技术上的原因。比起火药造成战争“胜负难分”的18世纪，无论是士兵手中的枪支还是辅助作战的机关枪和大炮，火力都增加了几百倍。据统计，死亡人数与发射的子弹的比例（不算大炮）从1／200下降到1／460。51但是，火枪手最多每分钟发射3次，对垒的两军军力很少超过50000人；即使如此，几分钟的交火造成的伤亡通常也会引起一方或另一方惊慌后退，指挥作战的将领也正是希望通过造成敌方的惊慌来夺取阵地。52到1914年，步兵的步枪每分钟能发射15发子弹，机关枪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大炮每分钟能射出20发装满钢珠的炮弹。当步兵掩藏在战壕里的时候，大部分火力都白白浪费掉了，但他们一旦发动冲锋，如此猛烈的火力就有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消灭整整一个营的1000人。1916年7月1日第一纽芬兰团就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许多其他部队的损失也同样惨重。而且，在这样密集的弹雨中逃无可逃，因为需要经过几百码宽的死亡区才能逃回战壕。因此，士兵被猛烈的火力紧紧地压制在地面上，如果受了伤，经常只能慢慢等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级指挥官想方设法在其他地方采用间接的方法来克服火力在前线造成的僵局，但均告无效。尤其是自60年前铁甲船取代了木制船以来，投入了巨额资金建造海军舰队，但舰队在大战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看到，木船组建的舰队借助欧洲的火药技术，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耀武扬威。欧洲的海洋大国驾驶着木船舰队征服了远方的民族，那些人即使获得了火药武器，在文化上也不适应面对面地抵抗欧洲人。
在欧洲的近海，各个海洋大国——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英国——不仅建立了对贸易通道和关键战区的长期统治权，而且娴熟掌握了有效支持陆上军队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封锁敌方和为己方运输后勤供给。德国就是怀着这个目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英国展开了建造无畏级战舰的竞赛，结果两国的海军各自增加了几十艘战舰（1914年，英国有28艘无畏级战舰，德国建了18艘），能够在20英里开外互相摧毁。德国海军参谋部希望在北海攻英国海军于不备，给英军以毁灭性打击，以此打通从北海出海的通道，攻击大西洋的贸易航线，破坏英国的商业。德国为此做的努力，特别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没有成功，自那以后只能在自己的基地附近航行。在使用其迅速扩大的潜艇舰队对英国进行反封锁方面，德国倒是屡屡得手；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前连警告都不发，但后来英国海军部恢复了18世纪的做法，用军舰为商船队护航，限制了德国潜艇的活动。
英国企图重新起用传统的两栖战略，用海军把远征部队运送到敌人海防薄弱的地方，并从那里给自己的部队补给，可是在它唯一试用此法的地方——土耳其的加利波利（Gallipoli，1915年4月）——却遭到严重败绩。新近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守军表现出了他们300年前令基督教欧洲闻风丧胆的勇猛，也证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新的火力技术。在加利波利，岸上的火力打败了海上强国。
在协约国和德国在法国西部战线上的猛烈交火中，海上战略力量最终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确保美国的增援部队安全渡过大西洋。1918年，美国军队的到来使斗志消沉的法国人和难以支撑的英国人重新燃起了信心，却使德国人大为沮丧，他们那年春夏时分发起的5次“赢得战争”的攻势都被匆忙组织起来的防卫抵挡住了。1918年10月，德国人终于显示出前一年弥漫于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英国人中间的厌战迹象。德军所有的步兵部队和敌人一样，兵员业已换补了两遍，甚至三遍。尽管他们在东方战线上打败了俄军，在其他战线上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击败西方国家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他们不再愿意做更多的、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牺牲。11月，在士兵无力再战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德军最高指挥部签署了停战协定。
事实上，所有交战国都已师老兵疲。他们的苦难有敌人带来的，也有自找的。1914年大战爆发时，民众都热烈拥护；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前线，相信他们不仅会打胜仗，还能赢得荣誉；相信战士们一定会头戴桂冠凯旋，那将证明他们对普遍兵役制的信任和对战争的投入是多么明智。战争彻底打碎了这个幻想。“全民皆兵”这个作为征兵政策基础的理念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潜力的根本性误解之上。
尚武民族也许个个都是战士，但他们作战时非常小心地避免与敌人直接或长时间接触；如遇敌人顽抗，就会脱离战斗或后撤，认为那是可以允许的合理做法；不执迷于展示无谓的勇气；仔细衡量暴力是否有实际的效用。希腊人表现得更加勇敢，但他们虽然发明了面对面作战的方法，却并没有把作战的道德守则提高到必须达到克劳塞维茨式完胜的程度。后来继承了他们衣钵的欧洲人也对作战的目标有所限制，罗马人作战是为了巩固自己文明的地盘，主要通过确立可以防守的边界——这也是中国人军事思想的实质，而罗马之后的欧洲尽管战事频仍，但基本上是为了争夺在界限分明的领土内部的权力。到了火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仍然以争夺权力为目的，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宗教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宗教上的分歧固然加剧了争斗，但新教徒只是对已经存在的权利提出质疑，并未为自己要求新的权利。另外，在所有的争斗中，交战方从未幻想过要动员起全体男性国民参加战斗。首先，劳动力密集的农业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即使在物质上可以做到，1789年前的社会也一致把当兵视为极少数人的职业。人们正确地认为，打仗这么残酷的事情只有少数人干得了，包括因社会地位决定天生要做武士的人，还有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无奈只能从军的人；无论是雇佣军还是常备军，都是无业贫民，甚或不见容于社会的犯罪分子麇集的地方；他们被认为适合当兵，因为他们在和平生活中也会遭受同样的困苦。
勤劳肯干、有技术、有学问和有一定财产的人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反映了对于战争对人性影响的一种通达的了解。过惯了舒适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受不了战争的严酷。法国大革命在实现平等的狂热中，粗暴地把这一观念扔在一边，要使多数人也能享受之前少数人的特权，即贵族的武士地位所带来的享受充分的法律自由的权利。这样做并不能完全算错。许多正派人的父辈对当兵避之唯恐不及，但他们自己却成了出色的军人，无论是做士兵还是做指挥官：拿破仑手下最大胆敢闯的元帅缪拉（Murat）原来是学习神学，准备做神父的，贝西埃（Bessieres）是医学院的学生，布吕内（Brune）是报纸编辑。53不错，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曾分别做过神学院学生和报纸编辑，但他们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且本身就脾气暴烈。缪拉、贝西埃和布吕内在他们的时代都算是体面的资产者，他们对军旅生活的纪律和危险安之若素，这完全是他们的脾性碰巧使然。即使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他们也是例外。100年后，他们的情况就很常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里从士兵到将军，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间许多侥幸活下来或没有受伤的人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地在军中服役了两三年，甚至四年。但是，步兵200%～300%（原文如此，疑有误，当为20%～30%。——编者注）的伤亡率，伤亡人数越过100万大关，这些足以粉碎一个民族的斗志。到1918年11月，4000万人口的法国损失了170万男青年，意大利3600万人口中有60万人丧生沙场，大英帝国战死的军人更是高达100万，其中70万来自英伦三岛上的5000万国民。
战前人口为7000万的德国虽然损失了200多万人，但居然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更加不同寻常。德国也付出了感情上的代价，但和流行于战胜国的情绪迥然不同。对战胜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担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了。“我不敢相信和平就要到了，”公公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辛西娅·阿斯奎思（Cynthia Asquith）这样写道，“我想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结束后，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了。”54当然，对千百万家庭来说，1918年11月意味着终于不再需要像之前的4年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来敲门的邮差会送来报噩耗的电报，但阿斯奎思的感觉没有错。伤亡数字如此巨大，几乎每一个家庭圈都有或死或伤的人，这种痛苦是终生无法磨灭的。即使在今天，英国报纸的“纪念”栏目里还有回忆近80年前死在战壕里或无人区的父亲或兄弟的文章。如此之深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记忆的模糊而愈合。它们继续在人们的意识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国民意识里化脓溃烂。
法国为了防备痛苦的壕堑战重演，建起了实实在在的高墙，沿法德边界修筑了一道水泥工事——马其诺防线，第一期的造价（30亿法郎）就赶上了英国1906—1913年间建造无畏级军舰计划的总预算。这条防线犹如一组巨大的内陆舰队，是为了阻拦未来的德国军队，使其永远不能踏上法国的领土55——根据和平协定，德国当时的军队等于被解散了。英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对再次打仗反感憎厌，但没有他们那么现实。1919年，在曾任英国海军部部长及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为制定（国防）预算之目的，（应当假设）以任何日期为据，10年内将不打大型战争”，而且这条“十年规则”每年顺延，直到1932年；即使在那以后，尽管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信誓旦旦地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但英国在1937年以前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重整军备。56与此同时，希特勒重新建立了普遍兵役制，开始在新的一代德国青年中重振武士文化。
终极武器
对希特勒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57所有军队里都有和他一样的少数老兵，感到战壕里的刺激令人振奋，就连危险都使他们豪情满怀。希特勒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勋章，也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他在维也纳的背巷中过了几年潦倒艺术家的日子后，现在加入了军队中战友的圈子，这更坚定了他关于日耳曼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狂热信念。《凡尔赛和约》割走了德国的领土，把德国陆军减至区区10万人，夺走了海军的现代化军舰，干脆把空军整个取消；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仅仅是因为那时协约国对它进行的海上封锁终于显现出了战时没能产生的效果，使得它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看到《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奇耻大辱，希特勒怒火中烧，许多别的老兵也和他一样愤愤不平；当希特勒在1921年投入极右翼政治的时候，就是这些老兵组成了准军事政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20年代期间，几乎在每个战败国以及认为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被别国骗走了国家中，准军事政党都大行其道。土耳其是个例外：军事领袖阿塔图尔克拯救了土耳其的中心地带，在协约国褫夺了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地盘后，成功地引导好战的土耳其人首次转向温和。在俄国内战中胜出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建立一个号称是平等的政权，但其实它比法国大革命极端得多，把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私人生活的大部分都置于上级的指挥之下，辅之以任意的处罚和无孔不入的内部监督告密制度。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代表与他意见一致的人大声疾呼，说虽然意大利人在大战中照样流血牺牲，但胜利后大部分好处都被英法两国拿去了。1923年，他领导的党索性篡夺了政权，那个党的党员身穿军装，模仿军人的举止，把政治对手或流放或监禁，自己建立了民兵，与国家的军队平起平坐。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深为钦佩，一直将他比作尤里乌斯·恺撒；对于墨索里尼采用的一些罗马军团的象征，包括罗马军团的旗帜和“罗马式”敬礼，希特勒领导的革命团体也全盘采纳。然而，尽管德国政府因战败而力量虚弱，但事实证明还是比意大利的政府更顽强。希特勒在1923年企图发起的政变被巴伐利亚警方轻易地粉碎了，那场行动中军队是警方的后盾，因为军队不容许一群身穿拙劣的灰色仿制军装耀武扬威的乌合之众挑战自己在国家中的作用。希特勒坐了16个月的牢，其间他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决定再也不直接对抗军队了。出狱后，他一边努力争取军方领导层的好感，一边着手创办一支强大的穿制服的民兵队伍，叫作“冲锋队”（这支队伍到1931年达到10万人之众，和德国军队的人数一样多）；同时，他决定通过选举爬上权位。581933年1月，他勉强获得了多数票，被任命为总理，立即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恢复德国的军事强国地位；2月8日，他秘密通知内阁，“今后5年内必须集中精力使德国人民再次获得使用武器的能力”。59第二年，战时最高统帅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安排要所有士兵宣誓效忠他本人。1935年，他宣布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把德军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条款，恢复了普遍兵役制，下令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1936年，他同英国谈判了一项新的英德海军条约，准许他建造潜艇；同年，他不打招呼，径自派德军重新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他已经在建造坦克了，1934年1月，德军的坦克之父古德里安（Guderian）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erf）向希特勒展示了几个法律不允许建造的坦克模型，使他大喜若狂：“我就是需要这个！我就要这个！”1935年，德军开始列装3个坦克师。60到1937年，德国陆军有了3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1933年仅有7个步兵师），加上预备役军人，作战兵力达到300万人；4年之内军力增加了30倍。到1938年，新生的德国空军有了3350架战斗机（1933年时为零），并着手训练空降部队作为陆军的空中力量。海军则开始建造一系列超级战舰中的第一艘，还计划要造一艘航空母舰。
重整军备大受欢迎，不仅因为它为失业的青年提供了工作机会，并把莱茵兰收归了德国，到1938年又把奥地利的一小部分和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地区纳入了大德国的版图，而且还因为它使得德国人民重拾民族自豪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打赢战争的代价使人民决心再也不要打仗；在德国，战败的代价似乎只有通过扭转上一次大战的结果才算没有白付。希特勒对此坚信不疑。虽然德意志帝国垮台后，官方努力宣传国际主义理念，但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掩藏在漂亮的言辞表面下的民众的怨愤；在他15年的政治煽动蛊惑中，他一直刻意挑动这种怨愤。他指控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人犯了叛国罪，坚称要复仇，这些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法国人加固马其诺防线，英国人坚持拒绝重整军备的同时，年轻的德国人却争先恐后地穿上战壕中穿的灰军服，得意地享受着老百姓投来的钦佩目光；1914年之前的那几十年中，当征兵入伍的军队是象征德意志国家的主要符号的时候，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也得到了同样的赞赏；同时他们也因坦克、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这些现代化的装备而兴奋激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愿景是受了“未来派”艺术的启发。在财政窘迫的法西斯意大利，未来只能停留在希望的层面上，但在希特勒的德国，它却成了令人陶醉的现实。到1939年，德国社会不仅重新实现了军事化，而且上下同心，一致坚信德国有能力打败那些只在口头上奢谈“全民皆兵”的衰败邻国，洗刷21年前的耻辱，赢得本应属于它的胜利。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对波兰，因此也就等于对法国和英国作战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他在战壕里的经历。他说：“没有德国人比我更坚定地决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几年报效国家……从现在开始，我只是帝国的一名士兵……我再次穿上了我视为最神圣最宝贵的军装外衣。我会一直穿着它，直到我们取得胜利。不成功便成仁。”61此言一语成谶，五年半后，希特勒躲在柏林废墟下的掩体中，头顶敌军倾洒而下的炮弹，饮弹自尽。然而，战争开始时，德国战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希特勒的将领警告说，对波兰也许不能迅速取胜，这是职业军人在把作战计划付诸实施时的共同口径。结果，没有装甲部队的波兰陆军一共40个师，从一开始就陷入德军62个师，包括10个坦克师的重重包围之中，打了5个星期即被制服；波兰空军的935架飞机几乎全部老旧过时，开战第一天就全军覆没。将近100万波兰人被俘虏，其中20万人落入苏联手中；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秘密协定，使德国不必像1914年那样，有两线作战之虞。根据这一协定，一旦战争开打，苏联即从东入侵波兰，吞并该国的东部领土。
德军在波兰之战中显示了它的新战术，德国的陆军和空军的装备及训练都以执行这一新战术为目的。这种战术叫作“闪电战”，是新闻记者的用语，但非常准确传神。它把坦克师的坦克集中列成进攻的方阵，上有俯冲轰炸机组这种“飞行的大炮”支援。使用这样的组合来攻击防线的薄弱环节时——事实上，任何遭受如此压倒性打击的地方都是薄弱环节——就会打出缺口，突破防线，然后一拥而上，造成敌军阵脚大乱。这个手法由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首创，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用它对付过大流士，拿破仑在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韦格勒姆也使用过。然而，过去作战是骑马冲锋，也靠马传递命令或战报，将领攻击得手后乘胜出击的能力受限于马匹的速度和耐力；闪电战却能够达到过去的将领无力取得的结果。坦克不仅比步兵的速度快得多，而且，只要燃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得到保证，可以连续24小时以30英里，甚至50英里的时速前进；坦克配有无线电台，指挥部因此可以随着行动的发展随时接到情报，发出命令，这在战争中称为“实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试验过使用无线电台，但早期电台的电源笨重榔糠，只在海上比较好用。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减少了耗电量，于是坦克和指挥车都安装了可靠的电台，同时，德国人在用机器把电文译成电码方面也大获成功。在无线电台的基础上，军事进攻发生了革命。德国空军将领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在战前一次讨论闪电战术的会议上一语道破天机：“俯冲轰炸机将形成飞行的大炮，通过良好的无线电通信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坦克和飞机都将（由指挥官调动）。真正的秘密是速度——高速通信导致高速进攻。”62
形成进攻方式革命的各个因素使希特勒和眼光较远的德军将领相信，德国国防军能够做到打败西边各敌国仍按常规方法组织的军队，同时保证自己基本上毫发无损；另外也可以不必把德国的工业全部投入军需生产，因此而避免难以承受的沉重经济代价。德国军方把1918年协约国的胜利归因于那些国家在“军需战”中略胜一筹；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并未真正被打败。闪电战使用的武器相对便宜，这样德国人民既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又不必做出从前发动全面战争一定会带来的经济上的牺牲。
1940年5月到6月间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斗似乎证明了这一估计的先见之明。德军的坦克师秘密集结在马其诺防线以北的阿登（Ardennes）森林，经过3天的战斗，突破了法军的防线，于5月19日推进至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Abbeville）。此举把同盟国的军队切成了两段：法军和英国远征军的精锐被截在北边，南边只有缺乏机动能力的二流部队防守着法国的腹地。随着英军大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德军于6月4日拿下了同盟国军在北边的地盘，此后不久即突破并粉碎了南边的防线。6月17日，法国政府要求停火，自6月25日起开始生效（那时意大利加入了德国一方，所以停火也包括法意之间）。“法国大战结束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写道，“这场仗整整打了26年。”他流露出来的感情和希特勒不谋而合。7月19日，希特勒在柏林举行庆功会，把12位将军晋升为元帅；他已经决定让陆军100个师中的35个师复员，好为工业提供必要的人力，把消费品的生产维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
因此，在1940年的夏天，似乎什么好事都让德国占了：战争得胜，经济富足，战士还能复员回家。为防冲突重起，希特勒命令继续生产新式武器；坦克师的数目将翻一番，要增加潜艇的数量，先进战斗机将从模型进展到生产阶段。然而，好像看不到冲突爆发的威胁。苏联按兵不动，正忙着把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战前达成的协议中分给它的东部土地吸收入自己的领土，并按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德国输送原材料。英国被赶出了欧洲大陆，但英军几乎所有重型装备都扔在了大陆，因此没有发动进攻的手段；它最多只能保卫海上通道或领空。无论怎么看，按常理英国都应该求和。希特勒就是如此认为的，从6月到7月，他一直在等待丘吉尔的恳求。
他没有等到。相反，战局发生了变化。当时希特勒已经开始思考，对于地处德国开阔的边界以东的苏联，是否可以放心地和它相安无事。苏联边界上没有天然屏障，它辽阔的西部大草原适宜坦克驰骋，是打大规模闪电战的绝佳战场；对苏闪电战如果成功，德国将获得巨大的物质和工业资源，使它借此永远成为欧洲无可置疑的霸主。如果英国同意停战，就不会发动这样的闪电战，那就可以避免刺激美国像在1917年那样，插手欧洲的战事以扭转力量平衡。然而，英国人异常顽强，即使在8月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空战，他们仍不肯投降。于是，希特勒一边等着看英国的防空能力还能支持多久，一边决定停止曾在法国作战的部队士兵的复员，作为预防性的举措，开始把坦克部队向东调动。
回想起来，希特勒恐怕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战争领导人，因为他的思想结合了三个可怕的相互契合的信念，这些信念经常有人执其中之一，但从未有人三者皆备。他沉迷于作战技术，因自己掌握所有细节而自鸣得意，并毫不动摇地坚信优越的武器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他的信念与德国军队的传统大相径庭，因为德军强调士兵的战斗力和参谋人员的专业技能，相信那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63另外，希特勒也相信武士阶级的卓越，在他对德国人民的政治演讲中，他还给武士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无情的种族主义的内容。最后，他是个坚定不移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真心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甚至不把战争和政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活动。虽然他轻蔑地拒斥马克思提倡的集体主义，因为它要不加区分地帮助所有种族摆脱经济奴役，但他和马克思一样，认为生命就是斗争，因此战争即顺理成章地成为种族政治实现其目标的手段。1934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大会上对听众大喊：“你们没有一个人读过克劳塞维茨，即使有人读过，也没有学会联系当今的现实。”1945年4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中，当他在柏林的地堡里坐下来撰写给德国人民的政治声明的时候，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来为他曾企图达到的目标辩解，那就是“伟大的克劳塞维茨”。64
革命性的武器、武士的道德守则和克劳塞维茨把军事和政治目标合二为一的理念，这三者加起来，使得欧洲1939—1945年的战争在希特勒手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决绝，其程度是此前的任何领导人，无论是亚历山大、穆罕默德、成吉思汗还是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的。开始时，希特勒默认了英法两国政府宣布的不对平民目标进行直接空袭的声明。这一禁令一旦被打破，所有的顾忌就全部扔到了九霄云外。65打破这个禁令的碰巧是德军，1940年5月10日，德国空军弄错了目标，袭击了德国城市弗赖堡；为了权宜，把责任推到了法国人头上。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早已提出，只靠空中力量就有可能赢得战争（无论巧合与否，意大利是率先为军事目的使用飞机的，在1911—1912年间的战争中，它对利比亚的土耳其人进行了空袭），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方用飞机和飞艇对敌方城市进行的轰炸造成的伤亡很少，破坏也不大，但是希特勒相信他的新式空军拥有的1000架轰炸机如果集中力量给予雷霆一击的话，一定会打败英国皇家空军，粉碎英国民众的斗志。661940年9月7日至今在伦敦仍被称为“轰炸的第一天”，那天，德国空军投下的炸弹把伦敦所有的码头以及泰晤士河两岸城区的大片地方烧成白地；12月31日，德国空军摧毁了伦敦金融区的大部分地方；1941年5月10日，西部战线上发动坦克进攻的一周年，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和威斯敏斯特宫，连下议院在内都被摧毁。德国空军只在1940年一年内就造成13596名伦敦市民丧生，尽管如此，最终遏制德国空军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它自己的损失——8、9两个月内，德军600架轰炸机被击落，迫使它放弃了把“以空中力量赢得战争”的杜黑理论付诸实施的努力。67从1941到1943年，它只能偶尔在夜间对英国的目标进行空袭。
希特勒企图通过空中轰炸使英国人就范，却没能如愿，遂将注意力转回使用他的另一种革命性武器系统——装甲部队——来争取他梦寐以求的在欧洲战场上的全面胜利。到1941年春，他完成了把装甲师调向东面的预防性部署，下决心进攻苏联，因为苏联拒绝默认希特勒通过外交改组南欧版图的努力。他先对不肯俯首称臣的南斯拉夫和希腊开战，征服了它们之后，于6月22日命令装甲部队挥师苏联。
在对苏作战的头6个月中，闪电战术的成效如同1940年春天在西方一样令人目眩。1941年12月，德军坦克横扫苏联的农业中心和工业与采矿业重镇乌克兰，兵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当时看来，希特勒使用他热情推崇的革命性军事技术执行他信奉的克劳塞维茨理论似乎达到了目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并非唯武器论者，他并不认为武器的优越与否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为希特勒所狂热倡导的武士道德守则也发挥了作用，可以说作用大得过分了。虽然在西方作战时，德军遵循了普遍的战时法律规范，但他们在东方的行为却十分野蛮；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把关于大草原匪帮的民间传说和民众头脑中红色革命獠牙利爪、鲜血淋漓的形象编织在一起，捏造出东方野蛮的印象，这似乎成了德军对红军士兵残忍野蛮的理由，就连战俘都不放过。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包围战后，德军俘获了数十万红军士兵，对他们极尽虐待之能事。德国国防军俘虏的500万苏军士兵中有300万死于虐待和冻馁，多数死亡发生在战争的头两年。68
至少在德军于1942年秋在大草原深处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泥足深陷之前，闪电战在陆上一直势如破竹。但在其他地方，希特勒依靠先进武器和极端战略推进的战争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系列阻碍。在海上，他期冀用潜艇封锁英国，完成1917—1918年间德国海军因潜艇数量不足而未能做到的事，但1943年，同盟国对跨大西洋商船队的整个航行区实现了远程空中覆盖，用护航的航空母舰为商船队提供局部空中保护，并比德国的密码编制人员技高一筹，破译了德国海军指示潜艇截击商船队的电文，因此改变船队的航线，使潜艇扑空；这一切使得希特勒的期冀化为泡影。69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希特勒的敌人正在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根据德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军工产业只生产在战场上直接产生效果的武器，如坦克、俯冲轰炸机、步兵的自动化武器等等，所以空军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战略力量。即使在战争打响之前，希特勒对闪电战概念的痴迷就已经迫使空军放弃了早先制定的制造大型远程轰炸机的计划。70英国和美国的空军政策却恰好相反。事实上，英国政府在战前很费了些力气才迫使皇家空军从制造轰炸机的资金中分出一些来生产战斗机，因为空军的领导人对杜黑关于“通过空中力量赢得战争”的理论坚信不疑。早期的英国轰炸机有战略概念，却没有战略能力，但1942年开始到达英国和皇家空军共同进行对德战略轰炸的美国空军具备了战略能力。它的B－17轰炸机达到了所有要求：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大、精确度高，并可自我保护，抵御战斗机的攻击。
希特勒撕毁了不轰炸平民目标的不成文协定，于是英国在1940年间也开始轰炸德国的城市。那一年和后来一年的空袭没有产生多少效果，但1942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换了新领导，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空军中将抛开了只对可辨认的军事目标进行直接空袭的政策，开启了“区域轰炸”的做法。1903年发明了真正可用的飞机的莱特兄弟曾经预言，飞机将成为使人类大家庭更加亲密的手段；抚今追昔，世事的发展实在太讽刺了。2月14日，英国空军参谋部的一份指示规定，空军行动“现在应集中打击敌国平民，特别是工人的士气”。71很快，英军就开始对选定的德国城市倾泻装有高烈度炸药的炸弹，一次投下的炸弹达上千枚之多；在1943年7月24日到30日的夜间空袭中，汉堡80%的建筑被破坏或完全炸毁，30000市民被炸死，街道被4000万吨瓦砾堵得无法通行。美国空军与英军协同作战，在白天继续轰炸。美国空军一旦获得了护航的远程战斗机，轰炸机飞进德国领空即如入无人之境。
